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唐文宗之弟。

初时，唐文宗本立了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为太子，在他弥留之际，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时枢密使均由宦官充任）与宰相李珏以奉承密旨为名，准备推太子监国。可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因太子非他们拥护所立，遂以太子年纪尚幼，矫诏立李炎为皇太弟，发兵将他迎入宫中。

唐文宗驾崩，李炎继位。

在继位之后，唐武宗为报答拥立他的仇士良、鱼弘志，将二人分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为消除隐患，他将李成美以及也曾做过太子人选的安王李溶，一并赐死。为重组亲己的政府，将曾拥立李成美的宰相杨嗣复、李珏一起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京，拜为宰相。

由于争夺拥立皇帝的权力，在宦官内部闹起了激烈的矛盾，刘弘逸、薛季稜趁率禁军护送唐文宗灵柩至陵寝之机，谋诛仇士良、鱼弘志，然因走漏风声，反被对方的势力所杀。仇士良、鱼弘志因甘露之变所积的仇恨，将被唐文宗亲近的宦官、乐工相继诛杀。

许是性格关系，许是韬略缘故，许是在未登位前接受了几代君主的影响，唐武宗的君主行为，既有昏君的昏昧，也有明君的英明，既有唐敬宗般的荒唐，也有唐文宗般的抱负，表现了很复杂的多样性。

唐武宗李炎严惩贪宦仇士良　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后，更是挟持君皇，指令天下。他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武宗即位后，仇士良犹以病退职在家唆其徒党以奢靡娱害皇帝。武宗察觉之后，下令严惩仇士良。

初上台的唐武宗很贪玩，其玩的劲头绝不亚于唐穆宗、唐敬宗。他打猎、击毬、骑射、角抵，将各种武戏玩得极疯。陪他玩的是五坊小儿，在宫内玩，又到宫外玩，玩得高兴，他一掷千金地大量赏赐。时人见得时间长了，以为他活脱脱是唐敬宗的翻版。

带着玩兴，他去拜谒郭太后，他隐去了疯玩之事，从容地问如何能当好天子。郭太后早就知道这个孙儿的所作所为，然只字不提，仅说了一句话，要他纳谏。唐武宗倒也听祖母的话，回去后将高积在案的谏疏，统统阅看了一遍。这些疏文的内容，多是劝他停止游玩。自此，他玩还是玩，但玩的次数明显减少，对五坊小儿的赏赐也有了些节制。

他听说扬州的倡伎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行酒令，由此下令驻在扬州的淮南监军选十七人送入宫中。监军为逢迎君主，在倡伎之外，拉着节度使杜悰，想选些良家美女，教她们练习后一起进献。杜悰说监军要选自己选，他不参加。监军再三相拉，拉不动杜悰，一怒之下打了小报告。

接到小报告，唐武宗沉默许久，半晌才说：“朕要藩镇选倡伎，这岂是圣明天子的所为！杜悰不附监军之意，甚得大臣之体，真宰相之才。朕实在惭愧！”

遂令监军停止选美，召杜悰入朝拜为宰相，并鼓励说：“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朕圣明之意。今以卿为相，如得一魏徵。”

唐武宗想做圣明天子，其目标是平定外患内乱。他在李德裕的大力辅助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有效的经营。

卢龙镇将军陈行泰拥兵驱逐节度使史元忠，让人向朝廷请求节度使之职。唐武宗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奏表留中不发，让其发生内变。陈行泰未得朝廷承认，部将张绛再拉人作乱，杀死陈行泰，又奉表请职。唐武宗还是老办法，不表示态度。卢龙雄武使张仲武上表朝廷，以本部兵讨张绛。唐武宗同意了，结果，张仲武剿灭张绛，平了卢龙镇之乱。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子刘稹擅自为留后。唐武宗因势制宜，拉拢成德、魏博二镇，让他们出兵，由此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昭义镇。

时最大的边境问题，是回纥的侵边。唐武宗以分化瓦解、军事攻势双管齐下，削弱了回纥的力量。他先允准回纥贵族嗢没斯内附，以其为归义军节度使，化敌为友，牵制回纥主力。再令河东节度使刘沔率部攻击回纥乌介可汗。在杀胡山一役，乌介惨败，除他及少数人逃脱外，余众尽归唐朝。

无论是对付方镇，还是对付回纥，李德裕都表现出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杰出才干。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臣给予唐武宗的支持，使唐武宗在其政治依靠上，用朝臣替换了宦官。然而，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崇，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手段，洞若观火。为打击李德裕，重新控制唐武宗，他向禁军将士散布谣言说，李德裕与掌管财政的度支使计划减少禁军的军饷，并怂恿他们在唐武宗加尊号的那天闹事。李德裕闻讯，抢先到唐武宗面前作了澄清和举报。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宣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只得诚恐诚惶地谢罪。

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

在宦官党徒送仇士良归返私第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让他闲着，必须用奢靡来娱他的耳目，且要日新月异，使他无暇顾及他事，然后吾辈才可得志。切勿让他读书，亲近儒臣。否则，他一旦懂得了前代兴亡的教训，将心存忧惧，吾辈定然被疏远，权力定然被剥夺。”

党徒们唯唯承训。

一年之后，唐武宗诏令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但还算手下留情，留了他一条性命。

仇士良一去，鱼弘志成了惊弓之鸟，再也翻不起大浪。故终唐武宗一朝，宦官专权跌落到了低潮。

若是以为唐武宗有了这些政绩，便是个至圣至明的天子，那是大错而特错了。他的昏昧仍在，并不因政绩而消除。他无视唐宪宗、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暴崩的前车之鉴，也求起了长生。求长生得靠道士点教，由是他拜了道士赵归真为师，迷恋于道家的修炼。

李德裕进谏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妄人，不宜亲近。”

可唐武宗回答说：“朕只是在无事时，与他谈道以解理政之烦。至于政事，朕必问宰相大臣，虽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朕。”

嘴说不迷惑，其实，唐武宗已受赵归真大迷惑。为躲避朝臣的指责，他在长安南郊建造了一座望仙台，时常前去接受赵归真的指教。赵归真见朝臣对己多有非议，向唐武宗介绍了罗浮山的道士邓元起，说他有长生不老之术。唐武宗急忙派人将邓元起迎入宫中。

时道、释二家对抗激烈，为取得道教的一尊地位，并打击佛教，赵归真、邓元起二人先后向唐武宗进言，说佛教非中国之教，祸国殃民，应予取缔。并不时向他散布这样的意思：不除佛教，则入道之心不真，难以长生不老。

在道士们的极力煽动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唐武宗颁布诏令：禁断佛教。具体的措施是：长安、洛阳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人三十名；大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名，中等留僧人十名，下等留僧人五名。除此之外，所有寺庙一律拆除，僧尼迫令还俗，寺院财货田产全部充公，拆下的材料用于修缮公廨、驿站，熔化铜像、钟磬铸钱。

由此，天下共毁寺庙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没收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婢十五万多人。

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毁佛”事件。中国历史有“三武灭佛”之说，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加上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毁佛，也有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上矛盾冲突的原因，在措施推行后，政府获得了大利。然而，其实质毕竟是唐武宗的愚昧所致，他毁佛后，道教取而代之，同样开始了与政府争利。故而欧阳修批评道：唐武宗去佛扬道，以求长生，足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

唐武宗追求长生的结果是，和唐穆宗一样，因丹毒发作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