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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

四八 建炎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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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地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黄、汪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义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地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式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顶上蔑视祖训的罪名。后来,高宗对陈东之死,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小朝廷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驻地)。岁末,高宗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政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完颜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地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完颜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招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作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疏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安居扬州,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治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长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妒忌王渊骤然迁升,又疾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理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出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也。”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继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之间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随即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三月,兀术军队从平江府撤军,准备在镇江渡江北上。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或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临安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大体以绍兴二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做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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