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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得岛起程后，远征队所要面对的种种情况中又添不测，那便是来自死亡的威胁：既可能会死于悄然潜伏不易觉察的流行病，也不排除异国外邦的当地人通常充满敌意的态度和行为；当然还有可能会死于一个男人愤恨至极的绝望报复计划——它本身所投射出的不祥之兆，阴影般地一直笼罩着他们的生活。种种威胁就变成了他们生存处境中赤裸裸的现实所在，（好比）复调音乐[88]，这些存在会与他们对“福地”的追寻“和谐地”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就像那些无意识的动机，或多或少地潜伏在他们意识深处，不被觉察地共存，成为一体的复调。恐惧会与希望交织共存，结为同盟。可想而知，这五个男人会因此而变得率真自然，但与此同时，也变得更温驯听话了。就像令生活稍稍释缓的那一丝阳光，它不仅仅依靠照耀在物体表面所展现出来的光亮，同时还靠阴影，在阴影映衬之下才勾勒出了边缘。因此，在罗得岛之后，远征队的成员会渐渐明白，远征这一路，必定是明灭起伏，明暗交间。
的确，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来自死亡的种种威胁都毫不含糊，影响到很多重要事情的推进过程。从他们在埃及停留的时间说起。起初，他们只是把埃及当作一个必要通道——经由、来去——只作必要停留；而现在由于新情况突如其来，他们就在这里持续逗留了一年多，但除了那些早就想解决的困难仍旧存在且进一步恶化之外，基本上一无所获。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在他们的信件里，在他们的汇报和日记里，这个新处境让他们的情绪波动不断。虽然对环境的新鲜感暂时取代了心中的失望，有关人员的注册登记工作，占据了他们所有精力。但好景不长，新的矛盾和威胁会像不速之客，把他们的热情逼退，让他们看到生活原本幽暗的底色。就像摆锤的一次摆动，故事情节反转后，会刻画出远征队幸存者的形象——但他个人钟摆的摆动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弱，恰恰相反，在现实世界里增强了。
这一程起始于亚历山大。远征队成员来到的是一座业已败落的城市，然而，各种事物的新鲜感涌上心头，很快就驱逐了黯然愁绪。甚至才来第一天，福斯科尔就全神贯注于他的植物学研究了。不然的话，我们这位相当冷漠的学者怎么会沉浸在观察中无法自拔：“当地的植物群是我从没见过的，野生勃勃，无所顾忌，一派茂盛景象。一点都不像家乡那儿的温室空间里所展示的那些植物。人、国家、大自然，万事万物于我都是新的。所有的植物也是新的。除了好好采集观察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眼下福斯科尔已经接连出去很多天了。在海边那一整片区域里，他一边走一边探寻，从清早就出去，一直到日落才结束。有时他也会在城中某植物园里的一个小花坛前站定，俯下身来细细观察，好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他在日记里愉快地记录了亚历山大随处可见的棕榈树——是他生平第一次见。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研究起那种稀有的香脂树，那可是林内乌斯生前极度渴望一睹其状貌的植物。这种树也是此次远征中植物学方面的首要研究对象，因此，在福斯科尔的日记中，我们会看到他是如何期盼，又如何失望。“他们告诉我，这里的确有一棵名副其实的麦加香脂树，但得到这座城外面的一个园子里才能找到。为了寻找这种最为稀有的树，我听罢片刻都没耽误就跑出去了。然而，当我按照他们说的，去到了那个地方时，我面前不过是一个空荡的场地，不过是些刚刚栽好的树。或许是我找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对。后来，有位住在内部城区的犹太人主动要给我带路，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就在一个大石瓮里种了这么一株稀罕物。犹太人都住在他们自己的街区里，到那儿要通过那条街上仅有的一道门；然而后来真正进到那片住宅区时，除了从一户家庭穿到另一户的黑黢黢的通道外什么都没有。我就这么硬着头皮走过了那些相当不靠谱的通道，而最后真的抵达时，我只看到了一株‘花园香脂’[89]，与我要的相去甚远。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一瞬间毫无惊喜可言。唉，我多么想亲眼见到、亲笔描述真正的麦加香脂。”
还好其他考察没被辜负。眼下这里有大量的稀世奇珍可供观赏、记录。在尼布尔的陪同下，福斯科尔参观了历史遗迹，都是亚历山大的不朽杰作。他们从一处行到另一处，就用毛驴代步（这里的大街上满是备有鞍座的毛驴，可租用，随时出发）。他们看到在那些废墟之上的，克娄巴特拉宫殿，庞培神柱[90]，以及著名的方尖碑[91]，更不用说，静躺在这座城市地下的那片墓穴[92]。通往墓室的通道漆黑不见底，他们对着里面打了好多枪，以吓走那些生活在这儿的豺狼虎豹，而后他们才敢往里走。福斯科尔发现，亚历山大的房子都是用同一种石材建造的，而开辟在山坡地下的这座陵墓也不例外，他由此猜想或许早年间这里就只是一个采石场，人们一边在这儿打造一座全新的地下城镇，一边为地表之上的其他城镇开采石材。这位植物学领域的思想家回到了地面上，站在过往的这些纪念碑像面前，他开始不断地沉思人类历史，不免感慨万千：“尽管我对这些历史事件并不知情，但我站在这儿，看着这些壮观雄伟的遗迹旧址，这些作为古人先辈们独具慧心、勤劳不息的最好证明，那种崇敬感便油然而生，涌在心头；我不禁想到，我们当代的这些伟大建筑——令我们备感自豪的建筑作品——或许就会在某个时机成熟之时，轰然变成废墟。并且我们不确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人也会对它们那样崇敬吗？是否会像我们一样，充分地感受到古埃及历史遗迹中的光辉与荣耀？”
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在1761年参观考察的绝大部分遗迹，其实早就被另一位旅行家记述过。此人同样来自丹麦。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六世[93]于1737年派往埃及的，年轻的海军军官f.l.诺登[94]。他曾沿尼罗河而下，远航至努比亚[95]。诺登把他整个旅程的一部分用文字记录下来；一部分通过大批的雕刻版画记录下来——这些画像出现在他死后国家出版的那本书中，即《埃及到努比亚的远航》[96]——曾震惊当世——它是记录那次远航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出版发行的那一年，距离“格陵兰号”从哥本哈根出发的时间，不过六年而已。因此对于尼布尔来说，就诺登已经测绘出的那张亚历山大地图，他决定不对其作任何增添改动，取而代之的是，他要专注于检查这位前辈所完成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测量工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他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时，才发现没有那么容易——他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阻挠重重。事实证明靠近庞培神柱的那块高地，的确适合用来采取方位，虽然只是稍高一点，却可以把老城墙的很大一部分都收入视野之中。这天尼布尔展开工作，正忙于调整仪器的时候，人群突如其来地在他身边聚拢起来：“当时有一个人——一个土耳其商人——注意到我正在调整星盘的方向，对着这座城市。他对此好奇得很，坚持要透过取景器看个究竟，而当他看到一座上下颠倒的塔时，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不安。于是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开，流言四起，说我来到亚历山大，是要倾覆整座城市，让它就像那座塔一样。”
就其工作所激起的这种流言，尼布尔起初并不怎么在意，但是后来镇上开始出现了种种惶惑不安的骚乱迹象。如此一来，整件事就被呈报给了地方长官。这下好了，每当尼布尔把这个“祸国殃民的罪恶仪器”带在身边时，他的土耳其仆人就拒绝陪同出行，于是尼布尔又不得不另找个疑惧心少些的人来替换他。人们多次想把他的星盘从他身边拖走，以便损毁它，让它失灵。没多久，他就只敢在这座城市外使用它，但在那儿也会生出很多误解。有一天尼布尔想测量一下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的太阳高度角：“我正忙着，一个庄稼人——来自附近的黑人聚居区——向我走来，看起来对我手中的物件非常感兴趣。我也想给他看一些他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我就将象限仪的目镜调整到对着城市的方向，但是当他看到所有的房屋都是朝下的模样时，他就吓坏了。他问我的仆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后者则回答说，国家政府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格外不满，遂派我来毁灭它。这个可怜的农民一听，立刻变得非常悲痛，问我是不是不会给他充足的时间，好让他回去带上自己的妻儿、牛群，转移到安全之处。我的仆人就向他保证会给他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农民一听，就飞也似地向家里冲去了。”
接着，从荒唐滑稽到肃穆沉重，从热情四射到错愕不安，故事来了一次彻底的反转。在亚历山大的这段时间里，远征队成员一直住在那位法国领事的家中。有一天傍晚时分，他们登上屋顶，从这儿望向宣礼塔，看着日薄西山，到彻底沉没余晖，他们想在此刻享受一下夜幕降临时的凉爽。然而没想到的却是，目睹了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就突发在他们下面的那条街道上。一批贝都因[97]强盗从沙漠一路赶来，冲到镇子上，对着老百姓下手，有些没能逃掉的百姓，都被他们围困在了法国领事馆的前面，被那些愤怒的强盗殴打致死。这次事件令欧洲学者们望而生畏且心有余悸，也因此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记忆，对他们而言，这是第一次看到东方残暴野蛮的一面，这给他们提了一醒，让他们看清自身危险处境——如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这样一帮充满敌意、群情激愤的暴民。也就从那一天开始，只有在确信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尼布尔才敢使用他的星盘。
环绕在他们周围的诸多危险中，始终有一份是来自冯·黑文的存在。10月初上，尼布尔写信给冯·加勒，再次提起这个丹麦人买砷一事，并详细叙述了此人如何想要掌握远征的经济大权、如何想让自己成为领队等事。从一开始，冯·黑文就与其他人势不两立，尼布尔说道，不光是他不喜欢与之为伍，博朗芬也一样，就连克拉默到后来都向冯·黑文表明态度了——他们与他不想有任何瓜葛。“色厉而胆薄，还被强烈的控制欲念攫住了心识，这样的人如何共事？细思极恐而不可思议。”尼布尔在信末重复自己的坚决意志，若冯·黑文敢轻举妄动，他必一枪崩了他。很明显，他是在寻求冯·加勒的帮助，希望在抵达开罗时，他们可以摆脱掉这个心胸狭隘的同事。而摆脱掉他，的确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致赞同的事。
然而，他们在亚历山大的那段时间里，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大使始终没有书信写来。10月31日，他们登上一艘小型的埃及轮船，离开了这座城市。此船将会沿海岸线一路航行，直到抵达位于尼罗河西部狭长地带的拉希德[98]，也称罗塞塔（rosetta），到了那儿，也就意味着到了尼罗河奔腾汇入地中海的地方。对福斯科尔来说，他们抵达尼罗河三角洲后，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新认知、新经验迎面而来：一直生活在内陆湖畔的候鸟群，不计其数、成群结队地掠过头顶；土地平旷，在高大的棕榈树丛之间，水稻与三叶草欣欣向荣。在拉希德，他们向一些方济各会[99]修道士借宿；过了些日子，其中有一位修道士就随同尼布尔、福斯科尔、博朗芬，一起前往城市外围的那座瞭望塔，望塔上面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俯瞰整个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由此，博朗芬作了一幅画，这幅画也是他在整个远征过程中最成功的画作之一。福斯科尔也极尽文字来描述那片视野：“从这个有利视角向外看去，景色无与伦比，尽收眼底。拉希德整座城市、阿布吉尔[100]堡垒、迈阿迪亚湖[101]、地中海海域、尼罗河宽广流域中的岛屿和河岸，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在埃及的夏日光辉中铺展开来。”
11月6日，远征队重返旅途，继续坐船沿尼罗河行进。下一站就是开罗了。每当途中遇到风力阻碍时，船上就得有五个男人下来，去岸上用绳子拉着沉重的船艇逆风而上。他们以这种方式前行得极为缓慢，但这种平和温柔的节奏让福斯科尔非常满意，因为每当他看见河岸上有某种稀有花朵时，他都有充足的时间跳上岸去，采集，收好，再赶上行船。其余时间里他会坐在甲板上，欣赏沿河变换的风景：棕榈树，房顶平坦的棕色泥坯房，上面有很多苞米堆，每天早上都会引来一群小鸟落到上面觅食；地面上晾晒着大片大片的稻谷，十岁左右的孩童负责用踩踏的方式给稻米脱粒儿，那些女孩全身赤裸，男孩只戴了一顶红色小圆帽；时不时地，会有身穿蓝色破旧外套的男人骑驴而过，或者是头顶陶罐儿的女人从河里向岸边慢慢走去。
日落时分他们会在城镇外不远处抛锚泊定。由于河中强盗频繁出没，他们不得不每天安排一个警卫守夜。这人得在甲板上来回行走，月光之下，与粗壮的桅杆、长长的略有倾斜的帆桁一起，呈现出暗黑色的廓影。只要听见芦苇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声响，警卫便会拿出他的枪来，当空开上一两枪，以此表明船上的人都是有武器装备的，时刻防卫着呢。枪声爆破在潮热逼人的夜里，毫不留情，余音回响。这时，会有一只受惊的鹭鸶振翅飞进夜空，也有一回听到一阵赤脚跑过的声音，就在船近旁。真正是冷月热塘夜更深。警卫收起了枪，看着鸟儿飞远不见影了，此时河滩周围，一切又回归了平寂。
2
1761年11月10日，远征队抵达开罗。冯·黑文给冯·加勒写了一封信，讲了他们在这儿的借宿情况。这封信是在两周之后寄出的，其中着重反映了这位世界级讲究的绅士，是如何执着于住宿的舒适度和那些繁文缛节的。
“第五天夜里，我们抵达开罗海港。第二天上午，即11月11日，星期三，我们在荷兰领事馆的一名翻译陪同下进了城。到那儿之后，我和一位法国人留下看管我们的行李，后来我把它们都搬到了那座房子——位于法国街区的克莱芒特先生租给我们的住处。当真正亲眼见到那座房子时，我尽量克制自己内心的万分惊恐：只有三间破旧的房间，没有任何家具，窗子上也没有玻璃。他们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就是房间里不摆家具，同时窗户上不装玻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给房间配备家具，给墙上洞开的地方都装上玻璃。那个法国人，看到我们处境尴尬，随即提出要给我们供用一些家具。那位荷兰领事也提出我们可以去他那儿住，我想他那儿定会有足够的房间给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医生，克拉默先生，满怀感谢地接受了那里的一个房间。尽管如此，就我个人看来，住在那里并不是特别有利的选择，部分原因是距离太远了，部分原因是这位威尼斯领事（就是上文的法国人）——从他那儿我能看得出来——和那位荷兰领事是死对头。最终，那位法国人向我提供了一间文雅又舒适的公寓，位于贝佐阿尔丹先生的宅邸，后者是这儿赫赫有名的法国商人，因此我就接受了他们提供的住处，这个房子位于法国街区，这点尤其令人满意。博朗芬先生和天主教圣方济会的一些托钵僧住在一起；福斯科尔先生和尼布尔先生两人，则住在从克莱芒特先生那儿租来的房子里。我们在这儿也都有仆人和厨房，所以也会自己准备食物，我们从亚历山大走之前买了一些必要的用品，有燃料、葡萄酒等等。”
冯·黑文最后提到的共享厨房，很快就会引起远征队其他成员新一轮富有戏剧性的猜疑。不过眼下他们还是觉得这种住宿安排，让全体人员都很满意。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坚持要住在从克莱芒特先生那儿租来的简陋房子里，如此一来，这两位朋友终于与冯·黑文隔离开来了。相应地，冯·黑文这边也对自己住的那间舒适公寓十分满意，在这儿他可以和法国外交官以及商人待在一起，和他们进行漫长而文雅的交流，谈论伏尔泰和克莱龙小姐；而对于和事佬克拉默而言，毫无疑问，他很开心住宿是这么安排的，因为他终于能借此机会，远离那位诡计多端的丹麦同胞，同时也远离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令他人心慌不安的旺盛精力和执行工作的各种积极主动。自从离开哥本哈根到现在，克拉默就没做成什么事，也没有做任何收集，更没做什么记录。他需要一个假期。光是眼看着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展露出的旺盛精力——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就觉得心神疲惫厌倦至极。
而这两人正盼望着君士坦丁堡那边的回复——命令冯·黑文和目前远征队的其他人员分开来。但他们却等了好些时日，直到抵达开罗一个多月以后，才收到一封来自那位丹麦外交大使的信，信中充满失望、抱怨和不快。冯·加勒在信里是这么开头的，对于他们在罗得岛上写的那些事，他感到了内心的惶恐，但又随即表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相信冯·黑文真的会有这样令人畏怖的计划。要果真如此，就等于声名扫地且罪大恶极。因此他认为应该这样做比较妥当：目前而言，要尽全力与这位丹麦语言学家以同事关系和谐共处，总之不能让他觉察到克拉默其实早已把他买砷一事告诉他们了。至于对他的愤怒和厌恶，他们必得尽其所能地藏而不露，假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是建立在对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总之，就是这件事——他们已知毒药的这个事实——他们千万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与之相似的任何事情，冯·加勒说，都会惹得国王陛下勃然大怒，随后等着他们的，便是陛下的疏远厌弃甚至处置——这都是一瞬间就可以降临的事。由此，尼布尔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之前写过，如果情况需要，即便不得已，他也要毙了冯·黑文。“诸如此类的暴力举动，将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是最不合时宜之措，也会严重损毁皇室远征队建立起来的名声。不仅如此，还会将整个民族的荣耀以及你所在远征队中这些世界上最出色学者的荣誉，都付之一炬，毁于一旦。”最后，冯·加勒告诉他们，他已经发送了一份密报给国家外交部部长冯·伯恩斯托夫男爵阁下，也对他传达了他们希望冯·黑文远离此行的诉求。所以现在，一切都将取决于伯恩斯托夫对此事所采取的决策，冯·加勒坚持劝他们留在开罗，并维护远征队全体成员的统一。
回复是给出了，但对这种没有最终定论的且倾向于否决的回答，福斯科尔和尼布尔明显备感失望。但必须得承认的一点是，福斯科尔写道，在开罗这里，他们的确不是那么害怕了，部分原因是幸亏冯·黑文觉得他们现在居住的这座房子不够好（而自己出去住了），部分原因是现在他们周围生活着很多欧洲人，如果要采取那种暴力方式解决的话，的确不是理智可取的做法。但不久之后，远征队就会离开欧洲街区向沙漠地区行进，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会被当地视为“蛮夷”，生活在那些狂暴野蛮的阿拉伯人之间。“我们经常不得不自我提醒，我们其实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之中生活着，并且无可奈何，因为这种威胁是出自我们自己人。阁下您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如何寝食难安。这就好似噩梦一般。不久前他恼羞成怒，又要求道——其实是威胁——让我们把远征领队一位移交给他。为此，我们查阅了皇室规定的条约，里面相当明确地说过，我们所有人一律平等，但这一条并没有钳制住他，截然相反的是，他还声称这一点将会很快被解决。据我观察，他所展露出的太多太多迹象都在表明，他是会一不做二不休的。说实话如果没有他在其中，我们这个团体真的会快乐幸福得多。”
尼布尔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要是冯·加勒留给他们的一线希望能够实现，那他们所有人都会备感幸福与快乐。他承认，就他要枪毙冯·黑文的这一决定，大使反对得极是。“但是谁又能做到袖手旁观呢？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害怕的事情，发生在那样一个没有法律管辖的地方吗？因此，我满怀谦卑地表达我的希望，愿阁下您理解我，向伯恩斯托夫男爵阁下禀报此事时，可否不作反对的阐释，只作客观转述呢。我将不胜感激。”
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有“坐以待救”了。福斯科尔曾在罗得岛点燃的那根导火索，如今再也不敢向君士坦丁堡那边展露丝毫。现在，他只得让火星子千里迢迢地一路燃向哥本哈根了，翼望于它能带来希望的结果。福斯科尔、尼布尔、博朗芬三人，一边继续着他们在开罗的工作，一边紧绷着心弦等待伯恩斯托夫的回复。
3
有许多事要做。对丹麦远征队而言，接下来数月是一段忙碌时期。1月初上，埃及短暂的冬天刚刚过去，彼得·福斯科尔开始进入沙漠展开远足考察，夜里留宿于小村小镇上，把稻草铺在身子底下睡去。如此马不停蹄的他正在深入推进植物学的调查研究，其间，身边就只有一对阿拉伯助理陪同。进入1月中旬，他已经抵达塞得港了——走的正是前往苏伊士的商队路线；到月末时，他又出去了，这一回仍是继续开拓考察边界，足迹远至迈塔尔和比尔克地区的村镇，麦加商队通常会在那些地方搭帐篷宿营。待到春暖花开之时，他又旅行返回亚历山大，采集那些在雨季过后迅速生长开花的花儿；而后刚刚迎来3月，他便再次走进沙漠——在迈塔尔附近的谷地——继续埋头于他的植物学研究。
得益于自己似乎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光是不同种类的花儿，福斯科尔就收集到了120多种，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完全不知名的。此外，他还收集了很多种子，也包括当时在土耳其收集的，其丰富程度多达好几百种。与此同时，他也对这个国家的动物群进行了观察研究。每回的考察所得一收集完毕，福斯科尔就把自己关进他那间工作室——在开罗的克莱芒特先生的那座房子里——开始将他各种各样的发现分门别类。1762年的春天过去后，他的工作成果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呈现：一篇是《阿拉伯地区—埃及的植物群综述》，另一篇便是相应的《动物群综述》。到了7月30日，他写信给林内乌斯，说起这些分类编目工作的完成，还有他给在哥本哈根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的莫尔特克寄去的论文。“我给他们发的是急函，恳请他们收到后立即将文章印刷出来。但有一点我不确定，就是哥本哈根那边的人会不会反对呢：毕竟论文是由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写的，而不是出自远征队的那位所谓‘丹麦自然历史学家’之笔。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此为由而心生反对。”事实证明，福斯科尔如此担忧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没办法呐，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除这些全面而详尽的动物学及植物学的工作之外，待在开罗的那段时间里，福斯科尔还专注于另一方面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其实已经超出皇家指派给他的专业任务范畴。在君士坦丁堡，也包括在亚历山大，他被各种各样的独具东方特色的商品货物吸引住了。所以每天一到傍晚时分，他便去集市上闲逛溜达，以作消遣。这个时候刚刚好，一天中最烘人难耐的热浪已经退去，在集市上，他和一些商人交流，弄清楚不同商品的用途，包括它们的成分和成本。在亚历山大时，他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了阿拉伯人烘焙面包的方式；在沙漠里展开植物学考察期间，每天傍晚到小村小镇上宿营时，他都会碰到将要起程的商队，因为那都是他们常会经留的地方，白天他们在这儿歇脚休整，夜晚降临前便撤营起行，在星辰的指引下继续在沙漠里赶路。如此种种都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正在邂逅一个特质鲜明的美丽新世界。是的，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确信，那真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就像他的花儿一样。
那段时间，也就是在克莱芒特先生的房子里，他忙着准备那两篇要发表的学术论文时，他发现，在太阳快要落山时出去，能看到那些刚来不久的商队。对他来说，这无疑是很合心意的发现，这位埋身于各种研究的教授，甘愿为之花上一个钟头的时间徘徊逗留：夕阳余晖下，能看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尘埃，他就在光与尘中，兜转于成包成捆的货物、折膝而跪的骆驼，还有那些沉默不语的人之间。那些人身着及踝长袍，打赤脚走在沙子里。就这样，他发现了那些商队其实来自麦加，其规模之大，足足有几千头骆驼。他们跋涉一路来到开罗，带着翡翠、珍珠、钻石、风信子，麝香[102]、灵猫香[103]，印度的棉布和丝绸服饰，基列的乳[104]。待到莱麦丹结束的一个月后，福斯科尔再一次看到商队，他们正要离开开罗，踏上回麦加的路途。而此时商队一并带回的有：金银丝线混织的丝绸、蜡光纸和普通纸、法国及威尼斯的服饰、蓝色和白色的亚麻布（虽然说的是希腊制造，但其实是产自开罗）、缝纫用具、火药和枪支、糖浆和芝麻油、白色和棕色的蜂蜜、蚕豆、梨子、小扁豆、大米、小麦，以及各种各样的食用谷物，更不用说铁钉、盐、氨水等各类物什了。
在某些夜晚，他拜访了一支商队，他们来自苏丹[105]内地的森纳尔州 [106]，那里的人被叫作“结拉巴长袍”[107]，因为他们身上都围着黄色、蓝紫色或猩红色的大披巾。这些人的头发短而蜷曲。掌权领队的都是“包黑炭”一样的黑人。他们会在老乡——同是“结拉巴长袍”——开的小客栈前勒缰停驻，以售卖珊瑚和琥珀，对方则以珠宝、念珠、镜子、马刀和枪支等物品来换取。他们从非洲一并带来的还有奴隶（包括年轻女奴）：在这些奴隶之中，小男孩大约8岁，只需要花费25马赫布卜[108]；年轻男子则是20—30岁不等，花35—40马赫布卜即可买到；若是阉人，则价格高达110马赫布卜；至于年轻女人，若是处女，则至多需要40马赫布卜，不是处女，最多只需30马赫布卜，如果是会做饭的女奴，价格便可以高达60马赫布卜。不过除了奴隶之外，这支来自苏丹的商队还带来了大量别类货物：一群猴子，每只只需几帕拉[109]；鹦鹉，每只卖2马赫布卜，但若是会学舌的，就要25马赫布卜；乳白色的整根象牙，以及红、黑、白、黄等色的犀牛角，在它们之中，黄色犀牛角当属最佳；还有鸵鸟的羽毛和特殊的鸵鸟油，后者可用于治疗风湿病和关节炎；以及用象皮制成的鞭子，炼金术士需要的金砂，用豌豆制的可穿项链的念珠（做祷告用）；可使烟劲儿更烈的盐，用于催情的药粉，必得烹熟后才能食用的羽扇豆[110]；各样大小的各种瓜果和豆类；能治眼睛疼痛的菜籽儿；还有稀有的阿拉伯树胶，产自科尔多凡州[111]，可用于制成药物、染料和漂白剂；还有秋葵干果，治疗腹部绞痛效果极好，以及名副其实的罗望子果[112]馅饼，如果某人吃下太多秋葵果干而不适的话，这无疑是最佳解药。
即便是当今时代，在沿尼罗河河岸分布的努比亚沙漠地带，仍可看见一直延续下来的那支苏丹商队。傍暮时分，在沙漠远处绵延行进着的骆驼长队，给沙丘镶上了一道剪影组成的流苏边缘；或是某个清晨，在一个黑人聚居的小镇集市上，整支骆驼商队停下来，被小孩子和吠犬团团围观。现在基本上只有那些特定的动物会被带到北部，到索哈杰[113]和开罗的市场上。就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非洲最深处的所有财富都被售卖罄净；那里不再有秋葵水果，不再有金砂，不再有猴子。当然了，也不再有被运贩的“人货”，这或许会让人不禁认为：那儿没有会做饭的女人，却也没有被卖得更便宜的女人——因为她们都不是处女了。
对于彼得·福斯科尔在这段时间的活动，有一点不得不提。无论是在开罗对商队的调查研究，还是他深入沙漠的外出考察，自始至终，靠的都是他相当突出的语言天赋。根据尼布尔的记述，待在开罗的时间里，福斯科尔不仅对阿拉伯语的主要语法形式了如指掌，而且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各种方言也熟悉精通。尽管如此，他的求知心常会让自己陷入各种危险境遇。有一天下午，在迈塔尔附近，他和助理走散了，随后就被一个财迷心窍的阿拉伯人袭倒在地。万幸的是，在最后一刻，他的助理找到这儿来，赶走强盗才救了他一命。因此，对于返回亚历山大的这段长途旅行，他就被警告不要走直线骑行穿过沙漠，而应该选那条相对慢些的沿河路线——但这些话于他不过是耳旁风。结果呢，眼看着离目的地就只剩一小段距离时，他被充满敌意的贝都因人包围了。这次经历让他颇为难堪。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他回到开罗后寄给林内乌斯的一封信中读到：“我知道在返回亚历山大的路上很可能会被强盗围截攻击，对此我也做好了十足准备，所以当时遇到那些人我并没有觉得灰心丧气。除却那些丢了也没所谓的东西之外，我就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在身上，并且就我的穿衣打扮来看，不过就一普通农民而已。一般来说这些阿拉伯人多少还是有些善念的，至少能留人一条活命，只要这人不做任何反抗且将他们所要求的双手奉上就行。于是他们便给我留下了裤子、帽子，一条能包住我上身的披巾。至于我的衬衫，当然是不得不脱下来给了他们。”
可是，福斯科尔即便打消了反抗的念头，但那个顽固执拗、据理力争的他忽然发现，向强盗交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其实是屈服顺从，而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是啊，他忘记了自己的原则，一次次地挑衅那些手持皮鞭而与他一样冷漠倨傲的人，就像他曾经在瑞典面对最高权力机构时的行为。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幸运仍是与他同在的；但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在金字塔旁，当他帮助尼布尔进行测算工作时，他的固执使他俩陷入了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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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科尔专注于外出考察植物的时间里，卡斯滕·尼布尔也一样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如同埃及这座城市一样繁忙。在那部四开本的日记中，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录竟多达149页，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版画插图——都是摘自他自己的和博朗芬的绘画（雕刻铜版印刷而成）。他就在绘制那张详尽的城市地图的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他记录了这座城市不同的街区、清真寺，以及所有的大型广场；对于当地从尼罗河取水的供水系统，包括用于净水的工具，他也进行了一番说明；他讲到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礼仪和风俗习惯、衣着，当地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商品贸易——关于最后一项，他非常仔细地列出了一张进出口贸易的长清单，以作具体详尽的介绍说明。另外在日记本中，对于戽水车萨基亚、磨粉机、榨油机、农耕工具、乐器、硇砂[114]等，他都给出了全面而完备的操作说明。为了便于理解，他还在所有说明上都附了清晰的工作原理图。在这些素描绘图中，有一张画的是一台被尼布尔称为“小鸡的温箱”的设备——从原理上来说，它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体弱或早产婴儿）保温箱没有本质区别。不仅如此，甚至连埃及人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也都成了他深入研究的对象；他写道：“这些东方的原住居民会如何打发他们的休闲娱乐时光呢？我知道了解这些的确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但目前人们仍在玩的那些小游戏，基本上都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因此我想，它们或许可以反映古代的创作者在创作这些丰富多样的游戏背后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而这恰恰也是米凯利斯教授之前的所思所言。
埃及人的水利设施
卡斯滕·尼布尔画的机械设计图，图中装置为埃及人用于灌溉农田的戽水车。
在这几个月里，尼布尔与博朗芬走得很近，因为这位德国教授非常关心阿拉伯人所实行的割礼一事，于是尼布尔就经常得回答他提出的那些复杂问题。为此，他有时会去找阿拉伯学者讨论，但有时也会凭经验给出一种更为直觉的回答。有一回，尼布尔、福斯科尔、博朗芬三人一起，拜访了一位非常杰出的阿拉伯人。这是一次格外难忘的经历。我们且听尼布尔娓娓道来：“我们去拜访了一位在开罗十分有地位的阿拉伯人，他拥有自己的乡间庄园，大约在城外六七英里的地方。就是在这次会访期间，福斯科尔和博朗芬两位先生表示，他们很想看看受过割礼的年轻女孩是什么模样，并且想把她画下来。我们的主人十分慷慨，立即下令将那个大约18岁的年轻农家姑娘带进来。他说我们想看什么，便可以随意看。于是当着在场形形色色的土耳其仆人的面，我们的画家就把姑娘的那个地方完全写实地画了下来。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他很害怕那些穆斯林会对此不悦而有什么冲动之举。他们确实不悦，但碍于这个房子里的主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就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行为。”
卡斯滕·尼布尔在开罗期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要归功于他作为一名测绘员所具备的优秀才干。前面提到的那位丹麦海军军官，f.l.诺登，已经完成了对埃及和努比亚的伟大探索，他绘制出的尼罗河流域地图，从第二瀑布远至开罗，内容详尽；但他却忽略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从开罗到地中海的这一段流域，也就是在这里，尼罗河分成了两条主要支流，其中一条的河口在达米埃塔[115]，而另一条就在罗塞塔。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其小城镇数目也因而极为可观，那么，要测绘出尼罗河流域这一部分的地图，此项任务的庞杂程度，绝不亚于测绘前面提及的远达第二大瀑布的那一长段。而这，就是尼布尔当下正在展开的工作。他一路向北，从罗塞塔到开罗，已经把其中所有小城镇都记入初步绘制的草图中；但尼罗河两条主支流的另一条——也就是从开罗到达米埃特的那一段——他还尚未进行考察。因此，从1762年4月的最后一天，一直到5月15日，他与博朗芬，还有两个土耳其仆人一起，又完成了这段从开罗到达米埃特的河流往返之旅。在所有那些规模稍大的镇上，他都用自己的星盘测量了当地的太阳高度角，收获颇丰也顺利，毕竟地势低平，几乎处处都能看到真实的地平线，所以测定的结果也就精准无误。此外，他也用自己的罗盘测定了尼罗河流经他们路过的每个城镇时的流向；尽管如此，不得不提的一点事实是，只要他进到城镇里面，就必得放弃使用他的仪器。因为他们还是会吸引过去一群愤怒的民众——此种现象仍旧没有改观——后者仍是认为他正在施展巫术。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他用罗盘仔细测量这些城镇的街道及广场的方位，读取数据；此外，他还耐心地踱步于主干道及其周围区域，记下步测出的数据。这样一来，到后面的工作时，他就能凭借这些数据来实现他的计划。
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尼布尔已经考察清楚的城镇，在开罗和米埃特之间多达174座，在开罗到罗塞塔之间多达135座。他在记录每一处城镇的名字时，用的都是阿拉伯语和西语两种形式，同时标注好指南针测定的尼罗河经过这个地方时的流向。在他忙于测绘这张地图的同时——这也是他测绘的诸多大比例尺地图中的头一张——他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这是一种建立在简单原理之上的方法。对此，他到后面会给出详尽阐述，但在初期，就是它纯粹的简洁性、原始性，对远征队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只要遵循这套方法，诸事行将顺遂，如若弃置不顾，便有灾难临头。
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尼布尔和冯·加勒待在一起，那时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对于远征队成员来说，穿着阿拉伯服饰旅行是多么有必要，但与此同时，还是有些不对劲，总有什么让他们——作为身处东方世界的欧洲人——看起来与众不同，明显的格格不入。后来，随着在开罗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尼布尔慢慢确信了那些不对劲的事儿：光是穿得像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语，也还是不够；他们必须得照着阿拉伯人的方式生活，饮食、起居都要和阿拉伯人一样，尤其是也要睡那种稻草铺成的床垫。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机会与他们建立起真实的联系，也从而避免那些疾病。相反，如果他们在当下这种全然不同的环境里，还要继续沿用欧洲的那套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被这里的疾病当头一棒放倒在地。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远征队成员必须尝试调整他们自己以适应当地普通人的生活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得放弃那些特权，那些他们凭借介绍信而从当地显赫人物那里可能会享受到的特权。财富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有距离感，尤其是在一贫如洗的阿拉伯城镇上，那看起来简直就是既扎眼又招憎恨。确实如此，在尼布尔还没动身去达米埃特之前，当这种特权转化成实际而具体的事项时，他就见识了这种特权所带来的不靠谱的意图。由此，尼布尔提到，当需要一个当地人做助理时，他更愿意接触一位普通商人，因为可以要求此人来提供某些应需人员，而不是经由某些政要名流所推荐的某某人。“当一个人得知自己是被某位显赫推荐时而来，他会立即陷入一夜暴富的幻想情景里。于是从那一刻起，出于对他的需要，他将不会放过任何能让自己多赚钱的机会，或者说，他会尽其所能使自己在对方面前有着不可或缺的存在感。为了能够恰到好处地展示自己的热心，他会假装当下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带有危险隐患的，即使此刻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总会让我感到，还是用一位诚实可靠的当地商人最好，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对各种情形了如指掌，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否真的需要这样担忧。更不用说，他们还有自己的船夫和骆驼领队，而这些人会更加重视自己与商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因此他们更仰赖商人，而不是那些政要官员，说到底从官员那儿也巴望不着一丝一毫。”于是尼布尔选了一个普通人担任自己的向导，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更愿意“向那些可怜的、只收到一点点馈赠就会很高兴的学生那儿”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相反，他不愿意用那些胡乱施加影响的人，“他们的心被更重要的事情占据着，加之太过骄傲，根本不情愿与一个基督徒聊好几个小时”。
尼布尔的此番评论，是他真实三观的有力证明。他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说偏见。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大部分欧洲人都傲慢放肆且自以为是。在1762年，这种思想观念仍旧很顽固，即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概念之下，始终暗暗传递着的一种认知：欧洲国家是掌控着这些外国人民的。由此出发，他发现如果要获得这些外国人的信任，真正可行的方式，是声明自己已经摒弃人和人之间那种附属与掌控的关系，同时，要和他们说同样的语言，穿同样的服饰，采取他们那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可以这么说，尼布尔的这些想法，已经赶超下一代人的思想。然而，亚洲和非洲最近两百年的历史，恰恰是被迫建立在与之对立的行为准则（道德原则）之上。
还好尼布尔为人谦逊，生活简朴，加之行事低调，使他避免遭遇那些更为戏剧化的事件——那些曾如此频繁地发生在福斯科尔进入沙漠的旅途之中的事件。只有一回他发现自己可能要身处险境，也就是他身边伴随这位信心十足的植物学家的时候。因为后者始终觉得，把那层令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外衣脱掉，是很难的事。那是1762年的春天。福斯科尔之前就曾承诺要协助尼布尔，到吉萨金字塔[116]那里去做一些测量工作。于是某个下午，在两个阿拉伯向导的陪同下，尼布尔带上他的星盘——把它放在鞍子的前面——与福斯科尔一起骑驴前往。他们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沙丘。就在快要到达金字塔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一个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正策马奔腾，仿佛要全力冲出沙漠一样，向着他们冲来。
为了更为真切地感受事发现场，我们必须要声明的一点是，当时那里全然不同于当今时代所呈现给我们的旅游景象。因为那时拿破仑还没远征埃及，也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把金字塔打造得像欧洲各国首都一样豪奢：那里没有带泳池浴缸的宾馆，没有网球场；那儿也没有马术学校或夜总会，没有卖明信片和彩色胶片的书报亭，没有柏油马路——在那上面的某个车载小酒馆中——可以看到奇阿普斯[117]金字塔和哈夫拉[118]金字塔，沐浴在月光下，或是泛光灯下。相反，彼时那里是开罗的偏僻地带（只能骑驴到达），这些体积庞大的金字塔则伫立于沙漠之中，被沙尘风暴席卷鞭笞，与斯芬克斯一同半掩于尘沙，为滚落的石块所环绕。与世隔绝一般，风沙侵蚀，物换星移，它们仍在。头顶上的浩瀚星辰，倒是常来看它们，也仿佛是那里仅有的游客。廊道塌陷了，墓室也早被洗劫一空，而它们还是伫立在那儿。当某位苏丹[119]心血来潮，想在开罗修建一些新建筑时，又或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们需要盖一个新牛舍时，它们就被当作便利的采石场了。
就是置身于这样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福斯科尔和尼布尔看着那个陌生人快马加鞭地飞奔而来，在他们的驴子前面勒紧了缰绳。当这人弄清楚他们是有任务在身时，便主动请缨，要带领他们前往金字塔。但福斯科尔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他们身边有那两位向导便已足够。然而这个阿拉伯人却一本正经地表示，无论他们接受与否，他们是不能够阻拦他跟他们一起走的。于是，他就骑着马和他们一起向前走去。正当他们要绕过一座沙丘时，他忽然加快速度骑到前面，将手中长矛一掷，刺进福斯科尔面前的沙堆里，说，除非给他施舍一些钱，不然别想再往前走。眼前这遭遇不禁令卡斯滕·尼布尔吃了一惊：“福斯科尔先生不仅拒绝给他任何东西，并且拒绝承诺，任何承诺都不行，无论什么。而眼下的真实处境，是我们几个骑在驴上，手无寸铁，可以说对这个酋长一样打扮的人毫无防备，尤其是我们根本指望不上那两位向导帮忙。因此，说时迟那时快，我骑着驴子爬到沙丘顶上，向福斯科尔先生喊道，有很多人在下面的旷野里劳作呢。这个酋长一听见我这么说，立马变得相当客气，好说好商量的。由于这个阿拉伯人之前说他要陪同我们骑到吉萨，但这时我们决定不再往前骑了；相反，我们要往回走，到距离吉萨差不多三四英里的一个村子里。遂在回返的路上，这个年轻的酋长恼羞成怒，然而恐生事端，我们也只得忍耐着。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他再次向我们索要赏金。要是给他一点钱，兴许他也就满意了。但福斯科尔先生态度很明确，不给，就是不给，一点都不给。男人这时意识到，光以口头要求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于是他的手就猛地伸向我同伴的脑袋，抢走了他的包头巾。而我朋友此刻的反应，是感到叹为观止，他真的‘叹服’了。他转瞬间变得冷漠，继而转过身去，向另外那两位阿拉伯人说道：‘你们都是贝都因人；在我们国家，人人都会说，只要我们欧洲人处在贝都因人的保护之下，无论去哪都一定是万全的。因此，要是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你们自己的族人抢劫了，那我回到家乡后，一定会告诉他们，以后万万不可相信贝都因人。’这番话一出，随即强烈地激起了阿拉伯人的自豪感，他俩当即就强行让那人把包头巾归还给他。接着那人便回过身，向我走来，而由于我也不会给他任何东西，他遂飞速地够到了我的星盘--我骑在驴上，紧紧将它护在身前。”
一个骑马的埃及人
博朗芬画的一个埃及的阿拉伯人。根据尼布尔的叙述，在金字塔附近曾试图袭击福斯科尔的那个贝都因人，也是同样的装束（该图时由克莱门斯制作并装裱的版画）。
尼布尔的确是个宽厚包容的人，但也的确无法忍受那双粗鲁野蛮的手放在自己的星盘上。说到底，星盘就是他最可靠的向导，能够给他任何人都不能提供的信息，并且在埃及这儿，它更是完全不可替代的。因此，若不是这个阿拉伯人想要强取他的仪器，性情平和的尼布尔也不会火冒三丈。
“遗憾的是，我却做不到像福斯科尔先生那样，临危不乱、冷静平和地取回自己的东西。我抓住他缠在脖子上的大方巾，此刻他虽骑在马上但双手没有抓缰绳，因此一下子就从马上摔了下去。但这也让我立即陷入千钧一发的境地。由于落马，这个年轻人感到颜面扫地，遂变得气急败坏，毕竟他是当着一些农民的面——这些农民逐渐在我们周围聚集起来——被一个基督徒拉下马来摔倒在地。随即他就掏出了手枪，指向我的胸膛。实不相瞒，在那一刻我觉得死亡已经近在咫尺了——但这把枪里也极有可能并没有装子弹。加之其他在场的阿拉伯人也在尽量平复他的情绪，最后他让我们明白一点：他可以就此罢休，只要给他1/2国家银行达勒[120]。”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在类似于这种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下，尼布尔和福斯科尔继续他们在金字塔的工作。尼布尔借助罗盘，测量金字塔所处的方位，他发现塔身四面刚好对着北、东、南、西——后来更新的测量设备其实也没怎么影响这个测量结果，因为校准金字塔每一面的方位，与罗盘的基本方位（正北东南西）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出入微乎其微。此外，尼布尔还爬到奇阿普斯金字塔和陡峭的哈夫拉金字塔顶上去作测量——此举在当今时代也就只有训练有素的登山者才敢尝试。等他下来时，他深信这两座金字塔应是自上而下被浑然劈成的——这也是大多数专家都同意的一种说法。
最终，尼布尔试图测量这两座金字塔的高度。他自我开解道：“面对这些建筑史上的旷世奇迹，我知道可以用来细细研究的时间已所剩无多，更何况自己还时不时为一些潜在的强盗暴徒所围绕。因此，我也不能总是选择那种最为直接——虽然也是最为可靠——的办法，加之我的测量工具呢，也不总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精准。”让我们来看看他后来选择的方法是什么。尼布尔在地面上继续用自己的星盘测量角度，凭此进行若干巧妙的三角换算。没错，他就是借助数学里的三角关系计算出了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足有440英尺。如果我们假设他正使用的是丹麦尺度，即丹麦的一尺相当于0.31385米，那么由此他估算出的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就变成了138.09米。根据最新的测量工具——一种非常复杂的精密仪器——所测出的奇阿普斯金字塔的高度是137—138米。也就是说，这两者间的差异仅为71公分——几乎不到0.5%的一个误差。对于哈夫拉金字塔的测量，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所得结果比现代数值还是高了一点。而就这两座金字塔的高度来说，事实上，当今时代的是比尼布尔那时所测量的要低一点点的，这是两百年来风沙侵蚀而塔身下降的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虽说如此，但这并不能作为理由来充分解释他手动测得数值所造成的差异，毕竟这个误差是无法忽略的。当时为了测得金字塔的长度——由于上面总有大量石块坠落——尼布尔也只得满足于用步子测量，虽然他尽其所能地精益求精，但这个方法所得结果的偏差还是高达5%。
尼布尔计算金字塔高度所采用的测量方法
尼布尔测量金字塔所借助的三角关系图。
尽管存在这些误差，在吉萨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是成功取得了此次远征的首个重要成果。值得铭记的一件事是，当拿破仑·波拿巴对法国士兵说出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时——“金字塔顶上有四十个世纪在俯视你们”——那个来自北弗里斯兰省沼泽地的乡村小伙子，早已在36年前测出这座金字塔的高度，且误差不超过0.5%。拿破仑的话在整个欧洲产生回响，而尼布尔的测量结果却没有，同样也没有人为此丧命。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似乎唤醒了千百年来那些默默无闻的过去，那些劳动人民挥洒浸透在这些花岗岩石中的汗与血，因此，这里或许真的有某种存在，就在高处俯视着拿破仑。而古埃及人用以表达他们自己的那些最初的想法，仿佛经由卡斯滕·尼布尔，借助他的地理测算这一媒介，再一次了然于世。在沙漠里，在这两座充满神秘与迷惑的采石场，它们重现于奇阿普斯法老和哈夫拉法老的坟墓。
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那些直接用星盘测量就可以得到结果的工作而言，尼布尔在金字塔的测量工作的格局，则显得更为广阔而深远。这是我们第一回看到，他也开始深入思考研究，那些并不是只用简单易懂的几何公式就能够弄明白的事物。他留意到建造金字塔的岩石中的那些小化石，差不多有硬币大小，甚至在当今时代还被阿拉伯人称为“fadda abu el-haun”，即“斯芬克斯的恩惠”。除了这种化石之外，他当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更小的化石——如今在埃及的山地上还有大量分布。尼布尔捡起这些化石中的一颗，或许他是从福斯科尔那儿了解到，这颗化石曾经是一只在海里生活的软体动物。也就是说，在那个远古的时代，它生活的那片海覆盖着现在的整个埃及。尼布尔站在那儿看着这些化石，惊叹地想道：“这种不计其数的蜗牛从出生再到覆灭，究竟用了多少年？那时这座山达到现在的高度了吗？一直到埃及这个地方彻底变干旱，又过了多少年呢？尤其是，如果水的逐渐消失情况是像最近几千年来一样呢，如果就是以这么缓慢的速度呢？那么，后来又过了多久，埃及这片土地才变得人口富足，富足到可以让人们开始梦想建造第一座金字塔？以及时间又轰隆隆碾过多少年，才建成了我们现在仍旧可以看到的这整个金字塔群？然而，即便是现在的我们，仍旧不能够明确指出，究竟是在哪个世纪，是由谁，建成了最后一座金字塔。”
随着在吉萨金字塔的测量完成，尼布尔在埃及的工作也要结束了。数月倏忽而过，他们期盼的伯恩斯托夫的回复仍旧杳无音信，加之他们的起程一次又一次被推延，眼下尼布尔不得不为自己活跃的思维另找一些出口。他决定临摹誊录一些象形文字的碑文。当时是在开罗最繁华的某条街道上，尼布尔看到一座（雕花大理石）石棺上面刻有这种文字，遂引发了这方面的好奇心。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份抄写工作之艰难，起初几乎艰难得令他感到无望；不过，在一点一滴地完成大量练习之后，他觉得埃及文字也没到难于上青天的程度，和希腊文古阿拉伯文差不多吧。
这份工作，用他的话说，全是“个人的兴之所至”，然而从他的日记来看，整个工作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繁复且细致：他复写的大型版纸至少有13份，每份上面都是非常仔细的手写象形文字。尼布尔寄希望于这些誊本，或许能有助于解答埃及文字之谜。然而这种希望到底是徒劳的，因为这谜底一直悬而未决，直到55年之后，商博良[121]天才般地破译了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而抄写古老碑文的尼布尔呢？他的确也会成为破译某一种语言的直接原因，并且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不过不是现在。就我们远征队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要讲到这一段尚且还需时日。
但不管怎么说，这13份誊本还是能给观赏者留下一种强烈深刻的印象，虽然在完成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而从作品本身却几乎看不出那些艰难的痕迹。要知道誊抄的碑文是在一条开放的街道上，熙来攘往，时常会有一些好奇的阿拉伯群众过来围观，他们半是震惊半是愤怒，无奈之下，尼布尔也只得在围观中展开自己耐心细致而又进程缓慢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些人群的纠集，尼布尔很快就引起了当局的反对；于是，这些所谓的“saradsj’s”（其实与普通警察并无二致）就穷尽各种想当然的托词，赤裸裸地向他“敲竹杠”。由于尼布尔为自己选的助理是一名“可怜的学生”，又由于那些叫骂的侮辱和怨愤的骚乱，遂接二连三地，这两个人总是被迫中断他们的工作。有一天下午，一个警察威胁尼布尔，说要是他不立马消失，当街就会给他一顿暴打。那位穆斯林身份的学生就建议他赶紧撤离，因为那个人的威胁已经相当明确，如若迁延后果会很严重。尼布尔被迫屈服于淫威之下，在那群乌合之众的嘲笑声里，他收起纸笔等用具，消失了。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种难言的羞耻笼罩着他，让他忧伤，又深感刺痛。最终他向自己的阿拉伯学生倒出苦水，为什么他就应该忍受这些侮辱呢，何况还是来自这样一群无知之徒，而自己却没能力还击？
继而一阵沉默。他们沿着街道往前走了一会儿。后来那位穆斯林回答他了：“狗要吠你，你还能不让它叫么？再有，驴已经踢了你，难道你踹回去，就能让自己好受吗？”
5
根据当时皇家下达的指示来看，在开罗临摹象形文字这一工作，这一项艰巨的任务，本应是远征队的语言学家冯·黑文教授的分内之事。但如果这位尽享尊贵的绅士也能像尼布尔所做的那样，在相同的情境下，被迫忍受、经历种种不便，那也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总的来看，待在开罗的他并未试图做好本职工作，可以说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那段时间里，福斯科尔对沙漠商队的到来饶有兴趣，尼布尔正忙着测量金字塔的高度，而这位丹麦人呢？在法国街区贝佐阿尔丹先生的宅邸中，过着与世隔绝般的豪奢生活。没想到就是这样，冯·黑文教授还另有其难。
自从在开罗安顿下来，冯·黑文所寄出的手信中，目前仍尚存于世的唯有五封：三封是写给冯·加勒的，一封写给莫尔特克，还有一封写给特姆勒——驻哥本哈根德国大使馆的一位秘书。前四封信都是用法语写就，最后一封是用德语——通篇流利完美，无可挑剔。在这些信中，他以巧妙措辞遮盖自己在开罗玩忽职守的事实，如此，微妙之间，那些根本未完成的工作也就不易被觉察了。
先说说冯·黑文在信里陈述的内容。身为一位教授，应当谨言慎行，断不可轻浮草率才是，但他呢，他将一切社交俗务事无巨细地诉于冯·加勒：他参加了那位法国领事和威尼斯领事举办的招待会。他发现前者“年轻、富有、冷静、沉默寡言，但人人赞他温文尔雅”，然而后者看起来是“年事已高，虽弱不禁风，但性情暴躁易怒，架子十足”。由此种种，冯·黑文一开始觉得自己是参加了一个极为寡淡的招待会；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威尼斯领事（尽管他之前还觉得人家“性情暴躁易怒”）格外和蔼可亲。经过了对两位领事的拜访，接下来便是城中那些颇有名望的欧洲巨贾了；冯·黑文汇报说，这些人他都正式拜访过了，他还说“这些绅士们，加上他们的家眷，总共得有40个人吧”，可想而知，在这段时间里他忙得多么不可开交。
不过以上这些也就算是他讲述社交生活的一段前奏而已。冯·黑文进见穆斯塔法帕夏本尊，也就是开罗的市长大人，在写给冯·加勒的信中，他足足费了好几页的笔墨来讲述这次拜访。市长大人礼貌周到地接待了他；市长大人身穿华美的紫貂色长袍礼服；市长大人向丹麦国王陛下问安；冯·黑文教授发表一小段感恩致辞时，在座所有人无不起立倾听；冯·黑文教授弯腰鞠躬并致以微笑；这所房子里的奴隶及侍婢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给冯·黑文教授供以“咖啡、冰冻果子露，还有甜香四溢的玫瑰露”。
而后他的社交注意力则转向了——西奈的大主教大人；亚历山大的主教阁下；安热利·德阿萨纳西奥先生，一位富有的希腊轮船大亨；尼科洛·帕雷姆布尔先生，另一位富有的希腊轮船大亨——这位丹麦教授备受尊崇悦纳，所到之处极尽精致奢华的迎接与款待，自然也包括那最最甘醇芳香的玫瑰露。克拉默先生倒是还沾上了点光。冯·黑文教授说起这自家同胞兄弟，竟不吝溢美之词。可以这么说，在开罗逗留的那段漫长时间里，若不是他冯·黑文偶尔大发善心地说了这么一段好话，估计连被赞誉者本人——克里斯蒂安·克拉默——都没想到原来他自己还是有所作为的。作为远征过程中的唯一一点凭证，我们不得不把它完完整整地引用在这儿了：“作为一名医生，克拉默先生在开罗很受欢迎。那位威尼斯领事曾请他会诊，奥迪巴斯基帕夏也托他前去给驴群和马匹做检查。”
埃及人的帽子
埃及人帽子的式样，博朗芬画。
然而提及自己参加的学术性活动时，我们的语言学家就不似这般事无巨细地说明了。他只是顺带着对莫尔特克提及，在开罗，他已经弄到的“手稿大概有50份左右”，而后就此打住，不再展开任何相关的细节说明。但数月之后等他再汇报时，数目反而是大幅度减少了，这一点从他写给特姆勒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说在埃及，他“只找到几本珍贵的希伯来文的《旧约》，这些文字少说也是1000年前的，另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书籍”。他的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呢，他告诉莫尔特克，在这一方面，他理应毫无成果可言：“任何人想要研究穆罕默德时代之前的阿拉伯历史，都无异于是让自己误入歧途白费力气，因为在这方面，所有可以研究的内容，都被那位历史学家波科克[122]说尽了。既然如此——就算身处阿拉伯当地——我们还能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信息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法兰西学院也曾执迷于此，而最终所得微乎其微。”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令冯·黑文深表怀疑的，还有远征队其他成员的工作成果——比如在吉萨进行的测量工作。“就拿金字塔来说吧，”他不屑一顾地评论道，“我不相信我们之中有谁可以在那儿研究出新的成果来，因为我们之中没有谁在建筑学方面是行家里手”。
在他写给莫尔特克的信中，冯·黑文最终说起了自己的“口语”研究。但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听起来也是闪烁其辞：“其余时间，我都用于专门的语言学调查研究，但要圆满结束这项工作所需时间是很长的，而目前待在埃及的这段日子根本不够，因此，现阶段的我尚且无法与其他学者进行这方面成果的有关交流。此外，米凯利斯先生也对我提出要求，在埃及也好，在阿拉伯当地也罢，不要太执迷于语言学的调查研究。”
把这些敷衍搪塞借口推诿总结一下。简言之，冯·黑文在埃及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的所有工作活动，就是购买了两本希伯来文的《旧约》。克拉默先生这边，则是治好了一头驴。剩下的呢，都就着玫瑰甘露喝了。
然而基于现状，以上还不算是这位丹麦教授工作上最为严重的疏漏。除了语言研究、誊摹碑文、购买古籍之外，皇家所下达的指示中，还派给冯·黑文一项相当明确的任务，也是远征队待在埃及期间必须完成的。早些年间，有一部分英国人在西奈沙漠里发现了一座小山，当地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卡提卜山”——“铭文之山”。据那些英国人说，岩石上面布满铭文，欧洲学者推断这是出自摩西之手，是他当时引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穿过西奈沙漠时所刻。因此，他们得考察这座山岩，复摹这些铭文，破译这些内容，从而确定这些文字的源起——这也是此次远征担负的所有目标任务中最受密切关注的一项。那么，谁来翻开《圣经》研究的新篇章呢，谁来担任摩西与弗里德里克五世之间的媒介呢？没错，就是这位丹麦人，被赐予此等荣耀的，就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
这位教授，忧心忡忡是他，夜郎自大也是他；洋洋得意是他，怏怏不乐也是他。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在这项艰巨的使命面前，他扭转局势，极尽迂回之术，从某种层面上看，就像一个小矮人非要把一件巨人斗篷穿在身上一样。早在君士坦丁堡时，他就开始展露出惊恐不安。那时他幸运得不行，偶然间听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此人早就试着劝说他不要白费力气——任何深入阿拉伯菲利克斯腹地的尝试都是毫无希望之举，因为那座小山根本就不存在——冯·黑文心急火燎地把这条讯息传达给伯恩斯托夫，还不忘附上那一句，在君士坦丁堡压根儿就没人听说过这座特别的小山。
在开罗，他故伎重演。那位西奈的大主教大人说，这座摩卡提卜山倒是有，但铭文一事却是闻所未闻。在整个高贵优雅的法国街区上，没有一人曾听说过那里有什么碑文，一点点传闻都没有！冯·黑文因而更有理由不相信了，但他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担负起前往那里考察的责任。1761年11月，他向冯·加勒汇报说，由于高温影响，在夏天是无法前往沙漠的，等冬天一到，他必将去考察那座小山。冯·黑文似乎是忘了，他写这封信时正身处冬天，显然这会子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拖延了。他应当立即动身出发。然而两月倏忽又过，在1762年1月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冯·黑文依然没有离开开罗，再一次，他重复相同的话，“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前往西奈山根本受不住啊”。这会儿明明是春天，可听他一讲，踏上旅途仍是困难重重的事：“这个季节里会有一股炽热的气流从南部吹来，直涌进沙漠，如果我们这时进入其中，毫无疑问会丧失所有兴致，且代价高昂。要想对那片灼热地域一探究竟，需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都不一定会有什么收获。因为那些碑文或许压根儿就不存在”。冯·黑文上回草率地下了保证，本该言出必行，在开罗期间抓住任何能够抵达那里的机会，然而一转眼他就犹疑不定畏步不前了。“千真万确，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趟旅程必然会艰险交迭，也会让人身心交瘁。”他提到，据说近来有16位进山朝圣的人，在那里被当地的阿拉伯人囚禁了；更有甚者，一些贝都因人还劫掠了近海的一艘轮船；最近有一位刚刚从西奈沙漠回来的多纳蒂[123]先生，“精疲力尽，经受了严重的侵犯与侮辱不说，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对他态度十分恶劣，根本就不准他在那里采集药草”。冯·黑文总结以上陈列出的各种不幸遭遇，让人瞬间联想到那一回，风帆战舰停留在赫尔辛格时他相似的不安与惊恐：“这些都是近在眼前的实例。我真心希望，我自己不会，不会成为这些不幸中的一员。”
几月光阴走似车，冯·黑文仍旧没有做好让自己接受磨难的准备。4月16日，他写信给特姆勒，专为商议赴西奈的旅行计划。老调重弹，他说只能在冬天成行，又以一贯的措辞夸饰夏日的高温，也少不了说起“铭文之山”地区的不幸遭遇——自然他笔下的这份新闻快报内容又严峻了不少：被抓捕的那16位朝圣者现已扩增到17位；近海地带被袭击劫掠的不只是一艘商船，是三艘，而第四艘还没来得及陷入倒霉境地，就直接在红海遭遇了沉船。最后当然要说的是，在开罗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从未听说过摩卡提卜山。但到末了他却反其道而行——仿佛是以危急形势彰显个人高义——表明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时，他说他坚信有且一定要找到那座小山，“万不得已之时，就算要把连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和埃及之间的那一整片沙漠踏遍，我也要找到它”。
冯·黑文在他的巨人斗篷下晃来晃去，翻云覆雨，大言不惭地凭空瞎吹。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要求给自己卸除这份责任，同时他也的确担心自己会落人话柄——毕竟他一直把反对挂在嘴边——他怕自己不能在哥本哈根那边树立起极为良好的形象。于是，在这封给特姆勒的信中，冯·黑文找到了一个理由，一个不那么容易被反驳的借口。他写道，他几乎可以说是在前往西奈的旅途上了：当时眼看着就要出门了，可恰恰在这一刻，冯·加勒下达的指示到了——远征队成员一律留在开罗，切不能自行分散为小集体，直到等来伯恩斯托夫进一步的指示再说。除此之外，冯·黑文还写道，博朗芬直接拒绝和他一起去往西奈。结尾处他又补了几句：“要是没有别的突发状况，就算一个人我也欣然前往，即便明知有不测我也会漠然视之，一往无前，直到我们再次回到家乡。愿得上帝护佑！”
从他这一通新的理由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哪些是真事儿，哪些仅仅是托辞。冯·加勒是命令过远征队，目前全体应当等留在一处，但这很明显不能解释成冯·黑文的那层意思，后者不过是以此为由，心安理得地拖延自己应赴西奈的重要旅程。那照他这么说，福斯科尔本不该去亚历山大，尼布尔和博朗芬也不能去达米埃塔了。经历过买砷事件以及在“格陵兰号”上的专横无礼之后，要说冯·黑文无法说服博朗芬陪他一起前往西奈，这种情况的确大有可能；但要说他曾制订过任何这一类二人出行的严肃计划，却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封信的最后两行，说只要没有其他突发状况，他独自一人也会欣然规往，那些话也不过是他为自己虚构的故事情节罢了。他所说的话，除了给这次未能成行的重要旅程扯出连篇借口之外，没有任何可信价值。诚然，无论是在他的信件里，还是在别的文件里，冯·黑文总是以这样一种他特有的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来闪烁其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信的内容其实可以反映他的现状。这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绝望买砷事件是有着密切因果关系的。是的，现在他只有自己为伴。其他人都不想与他有任何瓜葛。信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个事实。因此，把所有掩饰一一剥落后，真相就会大白——为什么应赴西奈的旅途始终没有着落。他并没有那种自己带头做事的勇气，同时他也找不到任何人来协助自己。直到几个月之后，多亏了远征队里其他一位成员，出人意料地做出果毅决定，他的处境才得以改变。于是，我们的冯·黑文教授才有了前往西奈的可能。
滞留在开罗的数月里，大家都在等盼伯恩斯托夫的消息，团队内部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善。另外，在冯·黑文和福斯科尔这两个宿敌之间，戏剧性冲突随时随地都可能会上演。3月15日那天，事态恶化升级，以至于尼布尔只得写信给冯·加勒，落款处也有福斯科尔和博朗芬的签名。在信中，他再次请求，将冯·黑文撤离远征队：他讲到他们如何等盼哥本哈根那边的决策，而一直以来又是如何毫无音信；信中再现了福斯科尔与这个神经过敏的丹麦人之间的冲突画面——尽管类似于这样的唇枪舌剑还有很多；这一回仍旧是涉及某些政治方面的谈论，冯·黑文对某位荷兰人评头论足，语言不堪入耳：
已经第十次了，他还是口气轻蔑，出言贬损，而我们的植物学家平心和气，冷静回应。就算当时没有荷兰人在场，那些极为微妙的表达也是很容易让人觉察到的，尤其是一下子提及整个民族的时候。冯·黑文烦时火冒三丈，说彼方根本没有资格来纠正他。自那以后，他就变得怒不可遏，总是说那种毁谤中伤之话，粗鄙不堪，就像当初在风帆战舰上时一样。此人言行之不可理喻，还表现在他会被愤怒冲昏头脑，随手就抓起一个罐子，威胁着要砸向我们植物学家的脑袋。此时此刻，两人之间的冲突到如此地步，事态愈演愈烈，我们赶紧上前抢下罐子，阻止更坏情况的发生，也谨遵阁下您一直以来的劝告与主张，即不能对他施加逼迫，同时那种会让他做贼心虚神经过敏的话，一句也不要讲。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说那些粗鄙不堪的话，尽管我们也提醒他，之前已经有过一回，因为这些类似的话语，他不得不作出检讨道歉，并且还是当着阁下您的面。然而没有用，他一点儿都不吸取那件事的教训。因此，我们植物学家现在只有虔心祈祷，哥本哈根那边能够对这次新的侮蔑事件，给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们远征队其余成员来说，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太困难了。是，他现在确实没和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他却莫名其妙地好多次在晚饭时间前出来，去到我们的厨房里，随后再离开，说是要去和那些法国商人吃晚餐。阁下您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见闻此种情境之后，心情会怎样沉重郁闷，就是晚餐放在眼前，也都没有胃口了。就对此事不吭声吧，或许不需要再担心当时他从君士坦丁堡买到的那些东西——尽管我们这样安慰自己，但他若想伤害我们，还是有很多别的办法的。我们这几个，有的为了寻找植物进行考察研究，曾深陷险境，被阿拉伯人包围；有的为能测绘出那些城镇乡村地图，也曾甘愿让自己暴露在类似危险境地之中。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为了得到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么，派一个阿拉伯人来尾随我们其中一人，然后一个土耳其人来尾随我们另一人，最后用这种方式把我们二人分别解决掉，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于此人阴谋诡计笼罩之下的我们，已寝食难安的我们，恳切地请求阁下，您尽快把我们从其中解救出来吧，此事真的刻不容缓，已是燃眉之急。
记得第一回，是在罗得岛上发出这样的呼救，转眼间6个月都过去了。然而又一个月打马而过，仍旧没有哥本哈根那边的任何消息。迫不得已，福斯科尔只能悄悄传信给伯恩斯托夫，以求得一决策。4月20日，他去信给丹麦外交部部长，在末尾处这样写道：“请阁下您明察，外交大使冯·加勒先生就是我们的公正审判者，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与我们远征队保持联系。同时感谢阁下您的怜悯心与正义感，我们得以满怀信心地期盼，此事无需久待，必将拨云见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封信都在用事实说话。与那封写于罗得岛的信不同，当初的讲述由于出乎意料，多少有些啼笑皆非的语气，但到了现在，他们只想坦陈事实，切切恳求。随着时间一月接一月地过去，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福斯科尔与冯·黑文之间那根紧绷着的弦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只需稍一使劲，便将断裂。整个远征队都无法正常工作，也因此陷入一种动弹不得的状态；他们千等万盼，只求哥本哈根那边给出一个人心所向的决策，以重启这支队伍，让他们继续完成当初的宏伟计划。等到福斯科尔最后的信也寄出后，换来的却又是数月的漫长等待，石沉大海一般。大家渐渐心灰意冷。眼下夏天又要到了，距离曾经在菲斯克船长晚宴上的第一次冲突，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发出的请求仿佛还在回响，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阿拉伯菲利克斯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遥不可及。一切归于沉寂。埃及的炎炎盛夏包围了开罗。尼布尔中断了铭文誊摹的工作，只能和博朗芬一起，在稍有凉意的夜晚吹奏一会儿长笛。无奈之下，福斯科尔的植物学短途旅行也被迫中止，因为在河流枯水期的影响下，基本没有植物继续生长，而几个月前采摘的植物如今也在他手里枯萎凋谢了。
在一切沉寂之中，1762年的6月也行将结束。而后不久，谢天谢地，伯恩斯托夫的决策终于到了，终于。这次总共收到三封信，分别给福斯科尔、冯·黑文，还有尼布尔。话不多说，这三人自然是连忙退回自己的房间，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皇家公函上的印章。
6
东方乐器
东方乐器，博朗芬画。
在哥本哈根大本营。由弗里德里克五世发起这项冒险而富于创新的事业，深深激起了民族荣耀自豪感，人们感到这是在进行一项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伟大事业。在18世纪末期，就如当今时代一样，科学是神圣事业；通过派遣这五位科学人才，国家和民族都感到极为欣慰，因为他们走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然而，这个团队内部有矛盾冲突？他们都已忧心如焚？这些事让普罗大众知道？不必说了，不应该也不可能。何况，《丹麦皇家邮报》（royal danish post）于1761年12月21日（星期一）这天，还发表了关于远征队的首篇新闻报道，行文高奏赞歌，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欢欣自得：
尊敬的国王陛下一如既往地促进科学发展、推动知识进步，为致力于此，在这一年年初，他派遣了一个学术团队前往东方考察——当然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事实上，他们此行的首要目标，是在那个迄今为止对我们而言仍是鲜为人知的国家——阿拉伯菲利克斯，考察三年时间。现在，据我们得到的可靠资料来看，他们在过去的一整个夏天里，不仅仅在君士坦丁堡为这次漫长的远征旅途做足了规划和准备——都是学术界里相当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各类必需品方面，他们也得到了四面八方的供给与支持，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国王提供的通行证，以及来自各驻外大使向奥斯曼朝廷递交的推荐信等，如此一来，这一行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他们到各个地方的通行也已获得准许。后来，他们一路穿过地中海，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全体平安康健，状态极佳。他们获许在开罗停留数月，随后就从这儿沿既定路线前往西奈山。到达西奈山后，由于此地的特殊存在性，他们要专注于研究那些刻在山岩表面上的古老碑文，据说这些文字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出逃时所留，因此这必将是对《圣经》历史至为关键的解读与诠释。未来我们的团队会从这儿继续他们的远征，沿红海顺流而下，终达阿拉伯菲利克斯。
就在《丹麦皇家邮报》刊登这则新闻之前，那封从罗得岛发出的不速之信，彼得·福斯科尔在其中的惊人披露，迫使君士坦丁堡向哥本哈根全盘托出。福斯科尔的信实在是令丹麦外交大使左右为难。冯·加勒立即意识到，那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得间不容发，而信中关于裁办某人的诉求，却令他无计可施——这个决策太过重大而他自己一人做不了主。身为一个外交官，他把能想到的缓和之计也都用了，而此时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自己最不讨喜的这个办法：谦卑谨慎地向外交部部长汇报这件极不愉快的事。
1761年11月17日，冯·加勒决定将福斯科尔的这封信呈报给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随函寄附的还有一份长达数页的汇报，是他用法语写就。这番扣人心弦的讲述，目前就收藏于丹麦国家档案馆。好似故事终于舒展开翅膀，其间不为人知的部分显现出来，聚光灯打在这出戏剧的主要人物身上。一切瞬间明朗。
对于当前始料未及而愈演愈烈的状况，他想瞒也瞒不住了，必须硬着头皮向阁下汇报，在一番扼腕长叹之后，他话锋一转，说起远征队当时待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他讲道，如何在他们初来乍到之时，自己就已觉察到远征队成员之间的不妙氛围，原因就是他们当时很明显地分为两派：“一切一目了然，那位冯·黑文先生拉着同胞兄弟，也就是那个医生，与自己联手；而那个天文学家和画家，则是向着福斯科尔先生这边。”
看到种种隐情吐露，怨诉不迭，又看到双方龃龉于其中，冯·加勒对其追本溯源后，于此刻向伯恩斯托夫道出了个中细节，即发生在“格陵兰号”战舰上的那一出充满戏剧性的晚宴。他并没有如实复述冯·黑文对福斯科尔的侮辱与践踏，只说“冯·黑文说的话粗鄙不堪，出于对阁下您的尊敬，此话我不当讲。但是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得把那话的恶劣性质还原一下。就这么形容吧，会那样说话的人，和那些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懦夫没什么区别，好比是一条小狗被逼急了要咬人。”
沿着必须道出的丑恶，他却以必需的优雅绕道而行。终于讲完这段后，冯·加勒着即说起自己是如何成功说服了他们，让双方互相原谅，并在整个团队的见证下拥抱彼此。然而，不久却听说冯·黑文一门心思要寻求报复，一想到这，他就感到深深的悲哀与痛心。但是，他继续写道，“进一步讲，就算在此人的性格深处或许真的潜伏着罪恶的种子。可话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承认自己的内心想法：我总归觉得这件事是他们的想法太过黑暗，他们是在把设想中的一切归咎于冯·黑文，并让我对此作决断，这样的话就太不人道了，我倾向于相信他不会加害他们。唯一核证过的事是，他的确买了砷一类的有毒药品，而实际上他作为教授的职责范围又用不到这些药品，如此一来，待那位医生向其他人讲述这件事后，就引起了各种可怕的怀疑揣测；而我也立即联系了他们信中提到的那个药剂师，据此人所说，那些药品的总量比起这些学士们所声称的，要远少得多。”
既然杰出的外交官说到这至关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后世的知情人，就不得不插嘴说两句了。不为别的，只是得戳破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的确很遗憾，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冯·加勒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文件中，有一张是药剂师开具的账单——同样也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国家档案馆里——可供我们细细审查。发票抬头是“comptedes médicamentque florentapoticaire eu l’honneur de fournir pour messieurs les voyageurs de la cour de danemark”，即药物说明，“药剂师佛洛伦特很荣幸为来自丹麦王朝的旅客提供药品。”这张单子上写着，冯·黑文实际购买的砷，是价值24阿斯皮尔的分量。我们现在虽然并不清楚这种特殊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度，但我们可以参考账单，联系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注意到砷的总量其实是账单上面数目最小的那两项。要知道即便是在当今时代，就其效力所需的量而言，砷的确是一种造价低廉的原料产品。通常情况下，无须多少便能达到一刀封喉的效果。换句话说，最多5克就足以致命，而放到现在若要买100克砷的话，花费还不到4先令[124]。这就意味着，只需要大约2.5便士就能放倒一个人。就算我们现在对人类生命估值很低，也不得不说这个价格简直是低得离谱了。所以，至关重要的一点，并不是冯·黑文为买这些毒药所花费的金额——而是药的量。福斯科尔汇报说，那个丹麦人买了两包。这是什么概念？足以放倒一个排。再看看冯·加勒在向伯恩斯托夫报告时是怎么争辩的。要是那位外交大使，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药物来源的第一手资料，那他仔细查看药剂师给的这张账单时一定会恍然意识到，福斯科尔所言不假。亨里克·许克[125]有研究表明，那张单子上的药物也可以用重量来计算。据称，冯·黑文拿到的是31duells的黄砷，4盎司的砒霜。若是通过这种货币来对照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两种单位进行一个准确换算：32duells= 1ounce，也就是说，冯·黑文当时买了大约有5盎司的砷而1盎司是30克多一点点，那么由此可得，两包的砷差不多有150克。考虑到一个人用量至多5克就能致命，照这么一算，他买的量足以杀死（至少）30人了。也许有人并不明确一个排大概是多少人，那就这么说吧，冯·黑文买的这些药，再干掉5个去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远征队，也是绰绰有余。
冯·黑文买砒霜的收据单
这是冯·黑文从药剂师佛洛伦特那里购买砒霜的收据单。单据最后所列的两项，分别是“黄砷”和“白砷”。
明明铁证如山，冯·加勒却说了句“远少得多”。他试图以轻描淡写，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接下来的汇报内容中，他依旧秉承这个方式，使伯恩斯托夫根本无从知晓事态的真实严重性——那些从中作梗的话，直接左右了丹麦外交部部长决策的风向标。最终结果便是给远征队其余人员带去了深远而不可测的影响。外交大使继续讲道，他认为他们对立冲突的双方的确是有必要分开的。别忘了冯·加勒刚刚还对福斯科尔信中所言展开了一系列的怀疑及辩驳，但现在他又很支持后者所提出的要求——此举是他所采取的更为灵活的外交谋略，这其中有他作为外交官的一种特殊的思维逻辑方式。冯·加勒接下来会对福斯科尔这个人作进一步论述，这番论述会让我们立即明白过来，此人基本上已经失却那种直言不讳的能力了。
毕竟对于任何当权者而言，“丑闻”的发生一直被视为“不能原谅的罪过”，而冯·加勒也希望能避开这个雷区。远征队应当分开，为了能让这个建议站稳脚跟，冯·加勒随即对远征队各成员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物简评。这就好比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作为读者的我们，则可以借此机会换个角度看看这出戏中早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人儿，在他笔下是如何被刻画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或者说个性，每个人也都有其值得嘉许的才华及成绩。就这个团体而言，各成员也是如此。冯·黑文先生显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就说他在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吧——这也是他的强项所在，我必须承认，没有比他更合适的第二人选了。要是他的品格和性情也能得到如此赞誉，那就更好了。有关这些，那封附信所言太过武断，太过非黑即白。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他并不狂躁易怒，也没发现他有任何暴力倾向。至少在君士坦丁堡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情绪处理得很好，脾气也控制得不错。至于福斯科尔先生，他还是天才一样，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他的思维创造力中时刻闪烁着各种火花，这自然离不开他独一无二的洞察力。但他很冷漠，总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这让我不由得想到，他的品性始终保留着他本国的民族劣根性。所以这二位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两个民族之间源流至今的古老偏见，而他俩都很难从各自的偏见中走出来，所以很明显，即便他们共同承担着远征使命，也永远都不会达成一致。”
前面对于买砷一事他就轻描淡写，这里遂又故伎重施，冯·加勒把冯·黑文病态的虚荣自负，改头换面为一丝丝的“反瑞典情结”。换句话说，以上所言是为了让伯恩斯托夫的眼睛只局限于这二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他要强调的是他俩的私人恩怨，在某个恼羞成怒的时刻尖锐化了，于是气急败坏之下，让人觉得这其中有谋杀企图。基于此念，冯·加勒又对远征队其他成员展开了一番人物简评汇报。他接着说下去：
“尼布尔先生兢兢业业，做事无可挑剔。说起他的品行，当真无愧于‘正直’二字，财务一事就应当交付于他，没有再合适的。说到这儿——在下还有一句冒昧之言——当时没有将财务交与冯·黑文的确是正确的选择，他花钱如流水，而尼布尔是持度节俭的人。这些评价都是基于我以往对他们的观察及接触。尼布尔呢，理想地来说，要是他能比真实的自己再果决、再坚定一些的话，就更好了。至于那位画家，应该说他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最为和善友好的那一类人，与任何民族、国籍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我觉得他既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还有那位医生，人也不错，何况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在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年轻有为。即便他处于完全依附于冯·黑文先生的状态，其他人还是会公平公正地对待他。或许并不是由于自己内心愧疚，他才吐露出整个事件——从而拉响了远征队整体的警报——或许他是另有隐情。没准儿就是这位教授对他太过颐指气使了，而他对这位教授心怀不满也不一定。”
冯·黑文应当与其他成员分开。冯·加勒终于在最后，折回这个提议，说接下来的安排，或许可以让其他人继续按原计划远征到阿拉伯菲利克斯，而那位丹麦人则留下来，在开罗以及大马士革继续深入他的相关研究。通过这个办法，他说，应该可以免去丑闻的散播，防患于未然，阻止学术界人士的说三道四。由此，他建议伯恩斯托夫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无论是对丹麦远征队还是对整个世界。至于他下达给他们分开的命令，就说是哥本哈根这边考虑到术业有专攻，远征目标应当分而取之，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而后就此打住，冯·加勒结束了他的汇报。那些不愉快，他已经向部长阁下一一讲述完毕，且巧妙地自圆其说，最后呢，没有产生一丁点儿不愉快的影响。一方面，他将这二人之间的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微，只是将买砷一事一笔带过，同时将其归咎于无伤大雅的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这场远征还想顺利继续下去的话，二人应当立即分开，为此他高谈雄辩。总而言之，两方面的态度都被他占尽：所有言辞为的便是无论伯恩斯托夫现在作何决断，冯·加勒都可以让自己谦卑地表明，他的态度与阁下完全一致。
后来的事，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哥本哈根那边，伯恩斯托夫不免失望地与莫尔特克商讨此事。1762年2月9日，他去信给冯·加勒，回复说，听闻远征曲折离奇，他感到忧虑，也感到悲伤，毕竟这项事业耗资巨大，经历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开启，如今却开始展露颓败迹象。至于其余事项，伯恩斯托夫也赞同冯·加勒的看法：要是没有其他可行办法，要是群情激愤无法平复安抚，那就只得把那人分隔开了。首相之见亦是如此。此时，伯恩斯托夫在这封加密信里附了一条皇室命令，即以上所说，冯·加勒是可以代为施命的，如果他认为有必要。
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这一句话至为重要。不得不说，伯恩斯托夫，在一语双关的说话艺术上也是很有一套的。就分隔冯·黑文一事，他确实已经放手交给冯·加勒去办理了，但随后他便在信里逐一列举出，由于这么一分隔而可能将导致的一系列不利情况。
首先，伯恩斯托夫说道，这也是事实，即冯·黑文特地为此准备了许久，无论是西奈山之行，还是西奈之后的远征。要是现在就命令他留在开罗以研究历史遗迹——并且这些遗迹或许早就有人研究过——那无异于是把他从一项他曾为之精心而努力准备过的任务中给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给他一份平淡无趣索然无味的工作。那么你可能会问了，西奈山之行就一定大有收获吗？不一定，因为确实也极有可能他们从中发现的只是许多无价值的碑文——但毕竟这些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事。也恰恰是由于未知，国王陛下才派遣一人到那里去，一个能够对这广为人知的圣地进行探索并发现其重要价值的人——冯·黑文便是远征队中那唯一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人。这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之处同样适用于其他成员，派往阿拉伯半岛远征队的每一位成员的任命都是如此，他们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缺一不可。此行要求他们对《圣经》原本的奥义进行新的诠释——这也是重中之重。那么话又说回来，冯·黑文就是最有能力来完成这项重要研究的人，也正是如此，为了协助他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国王才委派给他一名画家、一名医生、一名植物学家、一名天文学家。
伯恩斯托夫的高见，无不揭示出他始终被蒙在鼓里的事实。他对冯·黑文在学术及人文方面的“短板”一无所知，而现在，丹麦外交部部长又继续说道，这其中牵扯的是更为微妙的根本利益关系：
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把冯·黑文排除在远征队之外，那么福斯科尔先生将会取代他的位置，从而成为整个组织的“领头羊”。难道我们就能保证他，一个瑞典人，会和其他人相处得好吗？要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他的同乡同胞。我非常清楚，他们之间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高下之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不自觉地成为领头，这个人也就因而会常常视自己比他人更特殊。那我们现在就假设那个人是福斯科尔先生吧，他在远征队其他成员之间顺承了这个位置，事事做得天才一般出色，然后呢，整个学术界会怎么看？那将只会认可他自己，说尽他一人的好话。就好比是只靠他一人便成就了整个远征队所要实现的所有目标，那样的话，就没有比这再让我们国家民族蒙羞的事了，我们难道要看着一个外邦人，剥夺掉这项功业的所有荣耀吗，不要忘了，这项伟大事业最初可是在咱们国家孕育而生的理想啊，是多亏了咱们自己君主的慷慨助力才得以成行的远征啊。
伯恩斯托夫最后总结时，再次提到冯·加勒有权行使对冯·黑文下达的秘密示命——如果坚信这是避免远征中途崩徂的唯一方式的话，但他随即又在信末附言道，他个人衷心希望冯·加勒能够不行使这道密令而将诸事处理妥当。
很明显，伯恩斯托夫信中的说话技巧与冯·加勒在汇报中的如出一辙。言辞华丽虚饰，真实情境就这样被扭曲歪解。和外交大使一样，对于罗得岛寄信所言——福斯科尔、尼布尔、博朗芬在其中控诉——的真实隐情，丹麦外交部部长几乎不闻不问，只是一笔带过。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之所以充满戏剧性，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对立反差：福斯科尔精力充沛、能力又超群，冯·黑文才知匮乏、却傲慢自负。于是为了将这种敌对合理化，伯恩斯托夫竟就接受了外交大使的看法，即所谓的民族差异性使然，然而据我们所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最终，伯恩斯托夫和冯·加勒一样，视错不错，将错就错，把一切归咎于远征队成员之间这种所谓的民族偏见，相信正是基于此才生出种种事端。
就伯恩斯托夫而言，他会作如此观想也是有缘由的，这要追踪到曾经发生在哥本哈根的那一起激烈冲突——福斯科尔与克拉岑施泰因。那份记忆在他脑海里至今鲜活，更何况冯·加勒又在汇报中扭曲了事实。福斯科尔曾试图将林内乌斯带入丹麦远征队的工作状态中，并希望让那个叫法尔克的瑞典人取代他认为不够合格的克拉默。之前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为学术研究打通便利之途，当然了，事态后来的发展无疑是让这些设定都失效了。可正是由于他妄自尊大而言行失控，曾经为达成那些想法所采取的极为不妥的方式全都被哥本哈根政府看在眼里，从而后者便只会认为，他的种种行为都是瑞典民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不就是想要独占鳌头吗？学术研究特权没有争到，索求不成反赔大本，现在可好，要为曾经的斗争付出代价了，代价惨烈。过去那一场所谓的发生在丹麦人与瑞典人之间的冲突，在远征队内部的闹剧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现在可好，在伯恩斯托夫的信中已然变成那个堂而皇之的动因，那个不希望移除冯·黑文的动因。而真正紧张危险的情境却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在这场远征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他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也会接踵而至，而它却一直都在。
不管怎么说，冯·加勒心知肚明。一个外交官，他必须是一个能够读懂言外之意的人。冯·加勒便是这样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因此对他来说，伯恩斯托夫的信充满了背后深意。坦言之，这封密函与一封空函并无差别。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形式。既然伯恩斯托夫在其中已传达出自己的不安了，那么冯·加勒就要好好利用它。既然他之前的用尽心思就是为了与外交部部长达成一致——不管后者会如何决定，那么再次向伯恩斯托夫的汇报便是小菜一碟。1762年4月17日，他写道“阁下您明鉴万里，罗得岛怨诉而引起的所有疑惑，如今已烟消云散”。冯·加勒承诺，他会立即着手办理此事，对这些怨愤的人提出忠告，劝导他们恢复理性明智，尽量平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他们至少能够容忍彼此的存在，也能够互相帮助彼此完成这项共同承担的使命。
因此，外交大使的说服工作内容，也就是他写的三封信——正如前面提到的，已于1762年6月被送至在开罗的远征队成员手中。这的确是项艰巨的任务，其中两封信尤其能证明这一点。第一封信给福斯科尔，其实是写给整个远征队的，信中只是给出官方回应的信息，即罗得岛信件中所有请求都被回绝了。尽管如此，冯·加勒所写的另外两封，分别给冯·黑文和尼布尔的信，却是精妙绝伦，无不显示其长袖善舞的外交能力。
特别是那封写给冯·黑文的信，给人的感觉就是高空走钢丝。开篇冗长，极尽溢美之词，把这位丹麦教授捧上天后，冯·加勒才小心翼翼靠近正题：
亲爱的朋友，我深知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对此我不得不深表敬意为先。只是有小事一件，扰我心神良久，终不得解，请恕我直言。此事关乎集体的团结统一，关乎品行的端正良洁，关乎心灵的友善美好，尤其还与共同利益息息相关。而这共同利益，自然你也明白，就是你与你的远征队友一起肩负着的远征事业。只有这一切牢固于心，才能让远征稳步前进，抵达荣耀终点。待取得此等成就，方不负国王陛下，其慷慨、其爱国、其求知若渴，另有整个学术界翘首以盼、拭目以待。当下我正要表的，非那微不足道的龃龉过节，自马赛至君士坦丁堡一路上发生的琐碎分歧，你我清楚这其中不过是一点误会。我相信，双方曾在我见证下努力达成的和解，是如我所愿，是真诚而真实。尽管如此，在后来这段时间内，我还是收到一封来自开罗这边的信，信中表示，那次和解似乎并没有保证其稳固长久。这些绅士们倒没有苛责怨诉，他们只是对某些始料未及的事有所耳闻，从而惴惴不安。但我确实得告诉你，我亲爱的冯·黑文，他们对这件事非常关切——还给我列出相关依据来：你萌生过与他们水火不容的心念么？你明白的，整个学术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你身上——即便你不是此次远征的领队——在他们眼中，你也是最杰出最优秀的那名成员。冯·黑文先生，众所周知，你是一名丹麦人。就此一点，远征对你来说，难道不是幸运之至、荣耀之至吗？为了你的君王与国政而奋斗，参与到这样一次使命之中，这使命且是由你的祖国规划发起，是在其王冠的护佑之下，勇攀高峰，使你的祖国人民永垂不朽！以上帝之名，你应当视这项使命为你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事情。想想正等待着你的那份荣耀与称誉，再想想另一方面，任何天灾人祸般的灾难事故可能带来的后果——或许会让此次远征的整个目标功亏一篑。我是担忧，若陷入那种不幸情况之中，任何批评指摘都会径直冲你而去，而国王陛下也会由此落入公众世界的哗然舆论之间。
此事我不必对你隐瞒，出于必要的义务，我也同样对福斯科尔先生讲了这些话：我把这些交代给他，一如我交代于你。就我所在的角度来看，理解万岁，平和万岁，应与所有人和谐与共。总而言之，一个人应当脱掉所有偏见的外衣以防患未然，当留心听从理性的呼唤、铭记对祖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要谨记我们的神耶和华。相信你聪慧过人，无须我再多言。最后我想说的，便是恳求你把我所说的话，当作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来看，不要告诉别人，你要相信，我只是真心实意为你好。
精明圆滑的冯·加勒以一石击二鸟，这次言传意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功。他既夸赞冯·黑文以满足其虚荣心，同时又给他发出警告。他既让冯·黑文知晓自己对他的疑虑，又处处暗示那位丹麦人清白无辜。假若冯·黑文真想要用他从君士坦丁堡买到的砷来毒杀他人，那么他权当是读了一封预警的训斥信；如果他根本就没有那种坏念头，那么这已经被精心粉饰过的威胁，也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冒犯之处。
不用说，当外交大使把笔转向卡斯滕·尼布尔的时候，话风就是截然不同的感觉了。没有赞美客套，没有模棱两可直入正题，就像对大使馆的员工那样直言不讳。不过另一方面，冯·加勒还得要求尼布尔对信的内容保密，于是他在信中对后者写了一句（加了下划线的）话：“读完这封信后要严格保密。”
起初，冯·加勒告知尼布尔——除了他写给远征队其余人员的那封信之外——他必得亲自对后者进行一番单独的嘱托：“你很清楚，之前提出的分隔要求，是不合我们君王的心意的。相反，这个团队要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以继续这场远征，且刻不容缓。因此，现在就看你如何决定。遵循这些示命，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冯·加勒让尼布尔放心，之前他威胁要枪毙冯·黑文一事，并没有像他曾设想的那样，被过分阐释或曲解。“恰恰相反，我向上面所汇报的，全是认可你的评价，凸显你正直的品行，让人感觉你或许是那个最有能力做好的人，即便通过规劝不能完全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那至少也能引导他们文明得体地生活，友好和善地相处。把这个目标牢记在心，那么一方面，你得做到恰当地看待冯·黑文先生的应激性行为；另一方面，也要恰当看待福斯科尔先生并不完全是自然反应的表现，从某种角度来解释，我们姑且认为他表现出的是一种——冷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得时刻提醒自己，得有意识地来看待他所做出的反应，才会觉得，哦，正当反应不该是冷漠（总之就是不要总觉得他就是正确的）。因此，在不失却后者对你的坚定信任的前提下，你必须尽力去赢得前者的信任。说白了就是，你得一碗水端平。”
简言之，是冯·加勒和蔼地拍着尼布尔的背，慷慨地分享着自己屡试不爽的妙招——如何尽善尽美地做到一举两得。但就到这一步为止了。从这一刻起，他等于是申明了推辞的理由，以后远征队成员之间再有什么纷争，都不需再呈报给他。对于最初冯·黑文买砷一事，他毫无意义地断言：“至于备受争议的药物一事，你们那都是无稽之谈，是杞人忧天。在这件事情上请相信我，无须担忧，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邪恶。我对这件事实在已无话可说。”
整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邪恶——这就是那三封信的主旨。6月的那个午后，福斯科尔、冯·黑文、尼布尔，回到各自房间里读信，那句话仿若是埃及的夏天写给开罗的。他们的希望已然幻灭。在他们一次次向冯·加勒、向伯恩斯托夫请求帮助后，在他们逗留于埃及等待近一年后，在那一页页雅致精巧的外交话语后，现在所谓的判决就这样走向事件的高潮，那就是没什么可判决的，一切如常，一切照旧。
7
“对于公民的自由来说，唯一的危险因素，恰是来自于国家中的那些凭借官职、等级或金钱，而拥有无上权力之人”，他曾如此勇猛而无畏地为公民论自由，自那部论著被明令禁止以来，三年已然过去。当福斯科尔收到丹麦政府部门下达的指示时，极有可能就在某一瞬间，他想起了自己写在其中的这句至理名言。与冯·加勒一比，福斯科尔永远都不是那种能用话语来一举两三得的人。在给这位丹麦外交官的回信中，他批驳了丹麦朝政，其沉稳平静，就像他在瑞典时为出版自由而进行的论战一样。这个远征命令是丹麦国王发出的，福斯科尔写道，寄予厚望的初心与企盼，已一落千丈，如今是跌至谷底的忧虑和不安。对冯·黑文买砷一事就这样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他不能接受，他要一针见血地道出实情：丹麦朝廷只是不情愿面对这个男人的无知以及他欺诈的品行。“一旦事实真的证明他就是那样的人，而我们却要容忍这一切，为的是保有这个怯懦者的祖国同胞的声誉，那诚实本分的我们呢，就会被暴露并牺牲在这样一种最卑劣不堪的危险之中。所以就目前看来，我们好像根本不能指望从你们宽厚仁慈的政府那里，得到多少理解和同情。”一语中的。这就是福斯科尔对冯·加勒的禁令的回击，后者不是拒绝弄清楚他们的任何怀疑吗。好，那么就在这一点上，这位外交官将会听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声讨。这么做显然会让事情更好，福斯科尔说，让冯·黑文知道他们其实是在防范着他的，任何妄图伤害他们生命的行为，也定会反过来让他自己身陷险境。在这之前，福斯科尔向上提出办法，预期能够很快除掉他，但是现在，这个希望幻灭，他必须要求冯·加勒严惩那个丹麦人。如果没有达成所愿，他会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来亲手完成它。
在福斯科尔顽强抵抗的背后，是弥漫在罗得岛上的三个签名人之间的失望情绪，清楚分明。就连随和的博朗芬，也因此深感沮丧。尽管他没有福斯科尔的英勇——站到权威面前对峙，但他还是决意将这些失望写下来。“能够接到任命，为国王陛下完成心愿，乃是我荣幸之至”，他给冯·加勒写道，“但与此同时，我必须得承认，这样的一场远征于我和我的两位同事来说，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但远征是国王陛下的心愿，他的命令我们必定无条件地服从。就我而言，我将会尽我所能来维系整个团队之间的平静与安宁——我唯一祈求的是那位黑文先生可以配合我们”。
就是尼布尔，也并没有对那位外交官的论辩感到信服。他在回信中声明，一直以来，这是每个人都有目共睹的，福斯科尔先生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从未见过他暴躁易怒，而且他看待诸多事物的眼光，都是深入、深远、深刻的。以上这些品质与能力，在另一个人身上根本看不到，尼布尔说，“尽管我的法语和意大利语说得并不好（当然我很乐意学习完善），然而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冯·黑文教授的语言方式。他的阿拉伯语水平始终不怎么样，即便是我单独和他待在一起时，他说的大部分话都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所有的政治预言，到现在为止，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他始终顽固不化地坚守自己的观点，同时把所有不赞同他观点的都视为愚人。鉴于此，请阁下您不要再责备我，因为比起后者，我真的更愿意和前者相处为伴”。
这一回尼布尔向冯·加勒表示，无论是在福斯科尔面前，还是在冯·黑文面前，自己都会感到缺乏信心。在这封信的开篇他就详尽阐述了这个问题，至于外交大使非常希望看到的，他担任起这两方中间的调解者一事，尼布尔是这么说的：“我还没能顺利地让他们俩达成一致。况且无论与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相比，我都算不上是一个思想者。而他们俩在哲学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正是如此，比起互相敌对的双方，一直以来我才是那个更为焦虑不安的人，而他们则可以做到用一种哲学上的达观来看待所有事情，他们会直接转过身去，在下一秒钟继续做他们的研究，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还记得那年夏天，他对“学问和真知”燃起的热情，纯真而朴素，令他大声质问自己，能否真正担负起远征使命，是否配得上“卡斯滕教授”这一头衔。而今在其映照下，以上那番充满讽刺意味的话语，正是见证了他在态度上的彻底转变。这期间经历了太多。那个来自沼泽湿地的年轻人，一路自学，怀着青春的热忱，去到格丁根大学，在迈耶教授的指导下，看到了天文学和数学的神圣光辉。自“格陵兰号”从哥本哈根起程以来，18个月的时间已然过去，尼布尔抓住了无数个研究的机会，与“学问和真知”面对面交流。其间他见证了福斯科尔坚持不懈的尝试，以按照林内乌斯的想法重塑这一场远征；他也看到了冯·黑文山洪暴发式的愤怒，就因为对其能力不足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暗示。这一个为了骗过丹麦政府，不择手段到捏造编码的地步；另一个索性买来砒霜密谋。他们我行我素，顽固、傲慢、任性、苛刻。一个精力充沛，另一个好逸恶劳，但两人的共通之处是觉得自己杰出超群，名扬万里，并且对此坚信不疑。即便在整个事件中，这一个要比那一个好得多，但就他优柔寡断的性情而言，与他们为伴仍旧是一件令他深感疲惫的事。好不容易才得以近距离审视这些自称是“学问与真知”的化身之人，他看到了什么呢？——叫嚣的怨诉、无声潜伏的野心、阴谋诡计、不可一世，如此种种，交织一团。
尼布尔对此事产生了全新认知。在给冯·加勒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总结道，自己现在要从福斯科尔和冯·黑文这场纷争中抽离出来看问题：这场纷争早就威胁到整趟远征的久安，并且使每一个成员都要经受无妄之灾的威胁。正如我们起先看到的那个尼布尔一样，有条不紊、沉着镇静地观测金星，任凭风帆战舰上枪支弹药的派布武装。现在他继续自己在远征中的工作，任凭那两位哲学博士的咒骂侮辱横飞过自己头顶。当与穆斯林谈起他们的信仰时，他并不想让对方改宗换教，现在也是一样，他不想改变哪一个——只想从远征队的这场内部战争中抽身而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和另一个一样好，并无差别，他的确愿意把他们往好处想。但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会继续让自己卷入到他们的对立中去。以后他和哪一个都不对立。冯·加勒让他一碗水端平。尼布尔按照他说的做了——不过是把碗放到了地上。
从圆滑处事的角度来讲，虽然尼布尔所采取的态度与冯·加勒的建议不同，但其结果却是一样的。并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结果会如何令人大吃一惊。不过从其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尼布尔真的遵从了外交大使的建议，那后来的形势发展就会截然不同。他在信中告诉冯·加勒，自己无论是对福斯科尔还是对冯·黑文都没有信心。他没有靠近这个，也没有倾向于那个，更没有像他被建议的那样，和两个人都保持好关系。他就让自己独来独往。渐渐地，远征队其他成员好像也和他一样“独立”了，尽管没有他表现得这么明显。若真如此，那这就是伯恩斯托夫干预调和之后的第一个有目共睹的结果。其本身意图不就是让他们都一样，人人平等不搞特殊化吗？好了，看看现在的结果，他们果然是所有人都变得一样了——只不过是一样地孤立。其本意是根除掉内部矛盾，好比是要禁住一条双头恶龙，而制伏手段却是从中间把两个头劈开，结果呢，恶龙仍在。只是所有成员都变得一样孤立了——最终意味着——远征队内部由两派敌对，变成了五人对立。
眼下我们要回到1762年8月3日——整个团队之间弥漫着一种失望而沮丧的气氛。9月末，苏伊士会有轮船出发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吉达。不要忘了冯·黑文的重要使命。他本该从苏伊士前往西奈山的那场考察屡屡被推延，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让他干耗而众人徒等了。一行五人各自都在为行程做准备，不日即随同商队离开开罗前往苏伊士。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期间，坏消息却接踵而至。来自西奈半岛的萨瓦勒哈[126]部族的一伙强盗洗劫了港口附近的整片区域，7月准备出发去苏伊士的那支商队也被劫掠一空，还有许多人被杀害。这大概就是远征队待在开罗的最后几周时间里士气大减的真实缘故。
然而与此同时，远征再次出发的各项事务也都已准备完毕。只是留在开罗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远征队成员之间笼罩着的消沉情绪始终不散——这一点在卡斯滕·尼布尔的日记里得到了直观展现。眼下万事俱备，他们唯一巴巴等着的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何时前往商队的集合点。为了打发时间，他们雇了一些会跳舞的埃及女孩前来给他们跳舞解闷，由于这五位成员都是未婚男子，这些跳舞女孩遂不能在他们的房间里表演：
我们只好让她们在外面的街道上跳舞。在开罗，绝大部分欧洲商人的宅邸都坐落于运河沿岸。这条河蜿蜒穿过这座城市，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期，河水会变清，只要尼罗河还没有涨到使拦河大坝决堤的程度，那些跳舞的女孩便能借此时机从欧洲人这儿大捞一笔。眼下为了尽可能驱散即将到来的旅程所带来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思绪，我们就找来这么一班会跳舞的女孩，让她们在我们居所前面干涸的河床上表演。缓歌缦舞，此起彼伏，聊以忘忧。起初，我们观看这种表演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乐趣，一方面是乐器和歌声，听来都极为凄惨；另一方面是那些女子展露的体态身姿，在任何思想健全的男子看来，都是过分暴露，难免有伤风化。还有，一开始我们觉得她们一律都很丑，黄皮肤的手，鲜红色的指甲，脸、胳膊、脖颈上的黑色或蓝色的装饰物，脚腕上大圈的镯子，还有大耳环和大鼻环，头发上不知抹了多少发油，离得很远也能闻到。尽管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怎么合我们的心意，尽管她们都没有嘹亮美妙的歌喉，尽管吧，尽管所有，我们还是慢慢地感觉到，她们中也有唱得极为动听的，并且平心而论，她们的确都很美丽动人，直到最后，我们完全倾心于她们的歌声与舞蹈之中了，仿佛她们是欧洲最美妙的歌手和舞者。
此情此景，令博朗芬绘出一幅动人画作，毫无疑问，这幅画便是尼布尔日记中提到的迟来的认可——是那些年轻女子光彩照人的美妙写照。画幅前景是一名蒙面的阿拉伯人，抽着一根大约一码[127]长的烟斗，背景是几棵棕榈树，树旁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席地而坐，正奏着手中的古老乐器。继续往前看，便是演奏者和抽烟斗人之间的那些手舞足蹈的女孩：四个赤足的年轻女子舞于沙地之上，没有蒙面，身上一袭柔美的长袍，领口处敞开，露出结实饱满的乳房。
为了驱散即将起程所带来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思绪，远征队成员寻求到的就是慰藉。正是这些年轻女子，随着起程日子越来越近，她们也似乎变得越来越美丽。此情此景，不免令人回忆起福斯科尔和尼布尔的那段经历——在驶向亚历山大的船上和那些女奴相处的经历。一方面，这些年轻女子的目光抚慰了他们，威胁和危险被抛在脑后。另一方面，他们恍惚以为，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只不过是在那儿生活一阵子。
舞女
博朗芬画的年轻舞女素描：在去往苏伊士的前夕，她们在为丹麦远征队表演。
于是他们在开罗的这一段漫长停留，讲到最后，会让人联想起从哥本哈根出发的那段海航的尾声，仿若一弓拉两弦得到的双音效果。不难想象，这位年轻而真诚的天文学家，站在克莱芒特先生的宅邸前面，站在缓缓垂落的夜幕下，沉浸在女孩儿们的舞蹈中，已然忘我。你看，年轻女孩儿赤足在暖热的沙地上跳舞，你听，那音乐悠长绵延的哀悼，不绝如缕，仿若从沙漠里吹来的风，奏响了乐器。尼布尔就这样一直站在傍暮夜色里，耳闻歌声，目睹舞步。或许那歌声唱的是爱情，或许唱的是赴战的英雄；又或许，只是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要去寻找幸福与快乐的人，在路上遇到了死亡，而后死亡就紧跟着他的脚步，一直跟着，直到他抵达目的地实现自己目标那一刻，死亡才跃上了他的肩头，仿佛是好奇一样，想看看他究竟找到了什么。
[88]复调音乐（counterpoint），“主调音乐”的对称。多声部音乐的一种，旧称对位。它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在艺术上有同等意义的各自独立的曲调，前后叠置起来，同时协调地进行为基础。
[89]花园香脂（mormordica balsamina），一种非常脆弱的一年生植物，高达70厘米，具有分枝的茎，叶柄以规则的方式排列，沿着茎的叶腋中有大的不规则的花。
[90]庞培神柱（pompey’s pillar），又称骑士之柱，原是萨拉皮雍神庙的一部分，神庙仅仅存在很短时间就被毁了，只有石柱保存下来，成为航海者的航标。
[91]方尖碑（obelisk），古埃及的杰作之一，是古埃及崇拜太阳的纪念碑，也是除金字塔以外，古埃及文明最富有特色的象征。
[92]地下墓穴（catacombs），即亚历山大地下陵墓，坐落于亚历山大城西南的马里尤特沙漠中，198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3]克里斯蒂安六世（christian vi，1699—2746），1730—1746年的丹麦和挪威国王，是奥尔登堡王朝第一位不参加任何战争的国王。
[94]f.l.诺登（frederic louis norden，1708—1742），丹麦海军上尉，探险家。
[95]努比亚（nubia），非洲东北部一地区，指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的沿尼罗河地带，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下游与尼罗河第四瀑布下游之间。
[96]《埃及到努比亚的远航》（voyage d’egypte et de nubie），1755年出版。在这之前（1741年）也出版过诺登航行中所作的绘画。但由于1742年，诺登死于肺结核，英年早逝的他把文件和绘画等都交给了朋友。这也是这部作品晚了这么多年才问世的原因。
[97]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人的一支，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
[98]拉希德（rashid），也称罗塞塔（rosetta），埃及的海港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距罗塞塔河口约13公里。建于9世纪，是地中海地区与印度贸易的重要中继站。
[99]方济各会（franciscan），1209年由圣方济各创办的天主教托钵修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
[100]阿布吉尔（aboukir），也作“abu qir”，亦译作“阿布齐”，埃及地中海沿岸村庄，位于亚历山大东北21公里，拉希德以西。阿布吉尔堡垒应位于阿布齐湾与历史上的阿布齐潟（xì）湖之间的地区。
[101]迈阿迪亚湖（lake madie），madie，即el-ma’adia，迈阿迪亚，现在的伊德库潟湖（idku lagoon）旁一小村。
[102]麝香（musk），是麝科动物林麝、马麝或原麝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是一种药材，又名寸香、元寸、当门子、臭子、香脐子。
[103]灵猫香（civet），是灵猫科动物（大灵猫和小灵猫）香腺囊中的分泌物。具有行气、活血、安神、止痛的功效。
[104]基列的乳香（balmof gilead），源自《圣经》。基列，约旦河东，在死海以北的一大片土地。那里出产一种香料，称为基列的乳香，可用作治疗伤口，或作为化妆品。
[105]苏丹（sudan），位于埃及下方，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撒哈拉沙漠东端。
[106]森纳尔（sennar），位于苏丹东南部，东邻埃塞俄比亚。
[107]结拉巴长袍（djellabe），伊斯兰教国家男女均穿着的宽敞长袍。
[108]马赫布卜（mahbub），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使用的一种金币。
[109]帕拉（para），一种价值很低的货币。
[110]羽扇豆（lupin），“lupin”在希腊文里是“悲苦”的意思。
[111]科尔多凡州（kordofan），苏丹一州，位于苏丹西部。
[112]罗望子果（tamarind），一种水果，也可作调味料。其果肉可生食，也可做熟后食用。可药用，治疗肠胃不适。
[113]索哈杰（sohag），位于上埃及中部，尼罗河西岸。
[114]硇砂（sal-ammoniac），音“náo shā”，中药名。为氯化物类卤砂族矿物卤砂（硇砂）的晶体或人工制成品。具有消积软坚、化腐生肌、祛痰、利尿之功效。
[115]达米埃塔（damietta），埃及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处在地中海与尼罗河的交汇处。
[116]吉萨（gizeh），现埃及第三大城市，在尼罗河下游左岸，与开罗隔河相望。吉萨金字塔是一个金字塔群体的总称，而不是指哪一座单独的金字塔。
[117]奇阿普斯（前2598—前2566），即胡夫（khufu），全名胡尼胡夫，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希腊人称他为奇阿普斯（cheops）。他曾经远征过西奈半岛和努比亚。
[118]哈夫拉（khafra，约前2558—约前2533），埃及第四王朝的第四位法老，希腊人称他为希夫伦，他继承了胡夫的王位，在吉萨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大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
[119]苏丹（sultan），有别于国家“苏丹”，指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
[120]1/2国家银行达勒（speciedaler），即48斯基令（skilling）。其间换算关系如下：96斯基令=1国家银行达勒，2国家银行达勒=1里格斯达勒。
[121]商博良（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是第一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从而成为埃及学的创始人，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
[122]波科克（pocock，1604—1691），英国的东方学专家和《圣经》学者。
[123]多纳蒂（donati），意大利旅行家，他于1761年参观了埃及西奈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其日记发表于1879年。
[124]先令（shiliing），这里指英镑先令，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便士是最小的货币单位。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先令被废除使用。
[125]亨里克·许克（henrikschück，1855—1947），瑞典文学史学家、大学教授、作家。
[126]萨瓦勒哈（sawalha），生活在西奈半岛上的诸多部族之一。
[127]码（yard），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36英寸）或0.914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