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澂。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社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间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澂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候，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发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经派了谭人凤带了五千元在正月间北上，策动长江各省于广州得手以后响应。谭人凤留下二千元交给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汉，找孙武，交了八百元给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经由胡瑛介绍，谭人凤也见到了蒋翊武，知道了一些关于文学社的情形，却对于文学社的革命潜力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