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1908年11月19日），晚上十点钟，熊成基率领了若干同志，在安庆城外起义。

他是江苏省扬州府甘泉县人，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旅）炮兵营的一个队官（连长）。与他同谋的，有该协第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营长）薛哲，工辎营辎重队正目（班长）范传甲，以及田激扬、张劲夫、常恒芳、袁家声、方振武等很多人。

熊是光复会的会员。就现存的史料而论，他与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关系最为密切。倪是安徽合肥人，与熊在安庆练军学堂与南京炮兵学堂两度同学；经吴春阳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吴也是合肥人，在上海策动过万福华刺王之春，于同盟会成立以后担任安徽分会会长。）倪在丁未年（1907年）回安徽，在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营长），积极从事于秘密的革命活动。

不久，倪被上峰革职。在安庆的革命同志公推熊为领袖，虽则熊的官阶，比薛哲低。熊的年龄，也比他小（在戊申年仅有二十二岁）。

清廷于戊申年（1908年）十月，在安徽太湖县举行江南各镇新军的秋操，以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与两江总督端方为阅兵大臣。熊成基认为有机可乘，便邀集了薛哲、范传甲等人，在二十六日会议于十祖寺后的杨氏试馆，大家决定了在当天的晚上十点钟起义。

熊成基　于1907年加入光复会。安庆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自书供词：“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在临刑前又说：“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矣。”

熊发出秘密命令，指定炮营的同志届时举火发难，由南门进城，负责守南门与巡逻城内街道，执行军法；马营的同志由西门进城，负责守西门与东门，占领电报局；工辎营与二标第二营在城内响应，占领军械局，工程队负责守军械局，辎重队负责保护教堂与外国人，二标第二营负责攻巡防营与巡抚衙门，开西门迎接马营，同时占领东门；二标第三营与一标在城内响应，出北门，攻子药库（子弹与火药的储藏库），以二标第三营守库，一标全体攻水师营。

熊本人在炮营发难，全营的官兵除了管带陈镛昌一人以外均听他指挥，当场把陈镛昌用枪打死。马营的官兵，也差不多是全体加入了革命队伍；管带李玉春不肯加入，被他们打伤，于打伤以后逃走。

可惜，薛哲与范传甲二人在城内不能响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由于接到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先后逝世的消息，已经奉了端方之命，在二十六日的上午从太湖县赶回安庆，加意戒备。

熊成基率领炮马两营，攻不进城，转向北门外的子药库，加以占领，也占领了炮台，烧了测绘学堂的步兵营。他再度奋勇攻城，攻到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四点钟，知道城内已无响应的可能，自己的炮兵营盘又被清廷的兵舰轰毁，马营也被清军巡防营与师营合力夺去，只得放弃进攻安庆的原定计划，转向合肥进军。

从安庆到合肥，要穿过桐城、舒城两县。当他走入合肥境内之时，一千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清廷从河南调来了姜桂题的骑兵三四百人对他追击，被他打败。然而，总兵田中玉的大部队，却不是他所能应付。况且，他固守了不扰民的原则，对沿途的村镇秋毫无犯，军誉是好极了，所带的粮食却越吃越少，子弹也用完了。甚至在自己的行列之中，竟有人企图杀他领赏。他灰心之余，下令将革命军解散。

解散了以后，仍有一百人左右在程芝萱的统率之下，继续前进，一直杀到合肥东乡，还剩下三四十人。这三四十人也终于不得不各求生路。

熊成基本人被同志常恒芳保护到寿州，在常的家里住了一些时。其后，熊到芜湖，在芜湖他有一个姑母。姑母是尼姑，给了他一套袈裟，把他打扮成和尚，使得他顺利地穿过安徽、河南、山东，到了烟台，由烟台去大连，由大连去日本。

薛哲于事后被朱家宝逮捕，枭首示众。冯自由说他在熊成基攻城之时，本已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企图接应，“及见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遂逡巡返营舍，不敢发动”，又说“朱归，即于此时以重利诱城内将士，勿为义师所动，对于薛哲尤为笼络。薛为所动，竟临阵退缩，不能为成基之助”。这两段话显然是传闻之辞，不足为据。既然是已经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可见薛哲并不曾接受朱家宝的“笼络”。倘若仅仅是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薛哲有一百多人也不至于怕得畏缩不前。朱家宝在十二月初二与端方会衔电奏清廷：“经家宝督同司道详加查讯，实系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薛哲与炮营队官熊成基、工程队正目范传甲等造意为首，同谋叛乱。薛哲、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业经电奏在案。”

朱家宝说，薛哲与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获在前，范之被获在后。前后的距离，可能为一两天，也可能为一两小时，或一两刻钟。

孙养癯先生（传瑗）亲自告诉过我，范传甲与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着西门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余大鸿。范传甲从薛哲手中夺了手枪，对余大鸿射。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发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孙养癯先生当时住在安庆城内，担任督练公所的文案，参加了熊、范等人的义举。）

除了薛、范两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宝与余大鸿捕杀的另有田激扬、李朝栋、张劲夫、郑养源、周正锋、张志功、张星五、胡文斌等等，几乎近三百人。

朱家宝与余大鸿如此好杀，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愤。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御史石常信、陈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乡立场，支持被害人赴京讼冤的代表龚振鹏，对朱、余二人提出参劾。结果，朱家宝被传旨申斥，余大鸿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点、柏文蔚与袁家声等几位同志，幸免于难。洪承点与熊成基是小同乡，去了香港，参加同盟会在南方的工作。柏文蔚与袁家声均是安徽寿州人，去了东北，到延吉找吴禄贞。方振武也是寿州人，被判押解回籍，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两个差役。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统顾忠琛，在革命爆发之时便被朱家宝撤换，代之以余大鸿。事后，顾被清廷下旨革去头衔花翎，发往新疆充军。

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吴春阳，曾经在南京介绍赵声、倪映典、柏文蔚等几十个人加入同盟会，作他们的“主盟人”。当熊成基转攻合肥未成之时，吴正在合肥韬光养晦，办了一个“城西学堂”。熊成基之所以能够脱险，他与常恒芳均出了力。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吴策动安徽独立，成功，不幸死于赣军的一个败类黄焕章之手。

艰苦卓绝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换姓，自称姓龙，名潜，字望云。他交游极少，只和孙铭（竹丹）、钱兆湘、石德纯、萧翼鲲等几个人来往。他埋头治学，研究军事，制造炸药。

这时候，孙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的，是“庶务”黄兴。庶务在同盟会的组织之中，是“总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协理”。熊成基经由萧翼鲲的介绍，在小石川区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学舍”与黄见面。此后，他常和黄往还，商谈今后大举的计划。他可能在这个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同盟会的现存名册，仅仅有乙巳、丙午两年加盟者的姓名，我们无法查考究竟熊有没有宣誓入盟或是否当年已与赵声等人在南京入盟。他其后在对清吏供词中说：“今年（己酉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舍。勤学舍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又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机关本部津贴”。

他的供词，包含有极多的隐讳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孙铭。钱兆湘在“孙烈士竹丹遗事”中说，熊成基在东京并不曾住在勤学舍，而是和孙铭同住在牛込区市个谷町澄吉馆；也不曾领受同盟会本部的津贴。他所用的钱，大部分是由孙铭供给，小部分是由石德纯与萧翼鲲二人供给。

他在东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去沈阳、长春有所活动，可能是为了实地研究开垦富春岭的方案。这方案是他和商震两人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为革命筹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间，又想出一种筹款的方法。这时候，孙铭已经获得日本的秘密军事计划十几本，交给了他。他于是又到长春，准备把这十几本奇书卖给俄国人，既可以卖得一笔大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战争，替中国革命造机会。

可叹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馆，只得住在一个在东京认识的臧克明的家里。臧克明不曾与他同来，臧克明的父亲臧冠三招待他。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时化名为张建勋），向他一再敲诈勒索，终于在他由长春去哈尔滨以后，和俄国人洽谈卖书生意之时（开价一百万元，交去样本两册，还不曾得到回话），臧冠三突然和一个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说他是熊成基，住在哈尔滨某旅馆，企图对贝勒载洵行刺。那时候，载洵由欧洲乘火车回国，在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哈尔滨。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义。

在他自写的供词中，有这样几句话：“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