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交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有四个炮台。其中的三个，于丁未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被革命军占领。

这一役的最早牺牲者，是广西边防统领之下的总教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他们二人暗中参加革命，担任游说军内的任务，不幸而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在越南的侦探所知，因此被捕就义。

和他们两人有联络的是关仁甫。关仁甫同时也约好了驻扎镇南关（今友谊关）的军官黄瑞兴，相机反正。易、陈二人牺牲以后，关仁甫退到越南，孙中山命令他会同王和顺继续筹备攻取镇南关的工作。

王和顺在十月十五日到那模村，与凭祥的土司李佑卿商谈如何合作。李佑卿也是一位同志，统率有若干游勇。这些游勇，却不愿接受王和顺的指挥。因此，孙中山改派黄明堂负责镇南关（今友谊关）方面的事，叫王和顺向水口关活动。

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率领李佑卿及其游勇八十人，携带快抢四十二杆，突击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清方的守军一百余人在略事抵抗以后，全体投降。守备某人（黄瑞兴？）却不肯反正，被革命军优待，放他去越南境内的同登，由同登折回他自己在谅山的住宅。

清军只剩下东边的一个炮台。黄明堂派了四十人左右续攻，为该台的炮火所阻。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志士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到最后一站同登，步行攀山，于晚间九时到达镇南关。

二十九日，孙中山亲自与狄氏发炮，虽则炮上已经没有标尺（由于清军一向腐败），而终于射达清军阵地。

清军的巡防统领陆荣廷，先以为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看到了革命军竟能发炮中的，大为惊慌，叫一个砍柴的女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

陆荣廷在他的信里继续说：“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孙中山一面回信给陆荣廷，叫他等候革命军大举进攻之时作内应；一面命令黄明堂坚守五天，等他从越南运来大批饷械，然后进攻龙州。

孙中山在二十九日的傍晚，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下山，半夜到达“文烟”，住在同志玛邯的家里。十一月初一，乘车回河内，筹饷购械。有一位法国银行家答应孙中山，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但第一批的款项要等到革命军攻下龙州以后才能交付。孙中山和他继续商谈，希望能立刻交付若干万元，这银行家不肯。

清廷果如陆荣廷所说，从凭祥与龙州调来了几千兵，对革命军猛烈进攻，革命军虽只有二百名左右，却抵抗到十月初四的夜里才突围而出，前后一共只伤亡了五人（伤了三人，亡了二人），而清军的死者超过二百，伤者更多。

陆荣廷与黄瑞兴在实际作战之中，对清廷均极卖力，可见他们当初之求降全是假话，或意存投机。陆荣廷下面的兵，倒真有不少是愿意“过来”的，到了革命军既经放弃了镇南关以后依然如此。不过，他们也只是为了钱！

他们推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叫他们带了枪弹来降，将来打下南宁以后每人赏银百元。他们却要求每人在来降之时，先赏三十元。这一个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然而一时却没有现款。倘若陆部四千人完全投降，则必须发出现款十二万元之多。有了十二万元，也就不怕没有四千人来投降了。

孙中山于是写信给住在南洋（马来亚）的邓泽如，告诉他以如此的情形，准备亲自到南洋一趟，与他共同努力于募款的工作。

这时候，法国政府被清廷一再要求，制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孙中山在河内的住址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清廷也探听到了，写在外交文件之上。越南总督便不得不示意孙中山，劝他自动离境。孙中山把今后粤、桂、滇三省的工作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在戊申年（1908年）二月离开越南，去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