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军而派回湖北的三个人，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胡、朱二人参加过当年的科学补习所，朱而且是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武昌日知会的会员。

日知会有两个，在武昌的一个设在武昌府街，其后移入高家巷圣公会；在长沙的一个，从开始就设在吉祥巷圣公会。这两个日知会，均为基督徒黄吉亭所先后创办，是用来帮助传播基督教、供人阅览书报的地方。黄吉亭先在武昌，其后到了长沙，便把武昌的日知会交给胡兰亭负责。甲辰年（1904年）九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被封。所员刘静庵不见容于黎元洪，辞去黎元洪军中的书记职务，在圣公会寄食了一些时，就任日知会的“司理”。他先把日知会的书报，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取得胡兰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书新报，对各界前来阅览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个礼拜天讲演时事，宣传革命。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不仅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所员渐渐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领导之下，便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名称借用这“日知会”三个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选择会员也很严，只让一百多人参加。

这一百多会员，包括朱子龙，而不包括胡瑛，因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汉追踪铁良，于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自杀之际，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与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会的会员，除了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龙、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孙武、季雨霖、张难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牺牲的刘尧澂与彭楚藩两烈士，与发难起义的熊炳昆（秉坤）、吴兆麟、王宪章、蓝天蔚，又有梁耀汉、吴贡三、殷子恒、李亚东，与其后以佛学著称于世的熊子贞（十力），主持上海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伯鸿）。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孙中山便已派遣科学补习所的所员之一余诚（仲勉），从日本回到武昌，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余诚与刘静庵计议，舍名务实，不把日知会的名称更改为同盟会分会，而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日知会会员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续，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分子的，仅为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朱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绍了法国军官欧吉罗上尉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北京、天津、烟台，于五月初八到达武昌，乔义生与邓家彦和他一齐来。

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孟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什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孟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第埃先生（albert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梁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密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陵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绍兴，父亲在湖南候补知县，哥哥在长沙县衙门里面当职员。胡瑛本人在桃源住过（所以在同盟会的名册上，籍贯写作湖南桃源），从十六岁起在黄兴所办的经正学堂读书，濡染了革命学说，几乎被捕。黄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吴禄贞家里，其后加入了科学补习所，进了工程营当兵。他陪同王汉，图刺铁良于彰德。王汉一击不中，自杀；胡瑛去日本，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评议员之一。

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军，不曾带得有钱回来，说出气馁的话。日知会中的一个败类郭尧阶，藉此出卖同志，说有一个刘小霖，是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的经理，愿意贡献十万元。胡瑛约了刘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名利栈会面吃饭。饭不曾吃完，就被冯启钧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栈同时被捕的，有季雨霖与李亚东二人。朱子龙先一天在汉阳被捕。

郭尧阶还领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刘静庵、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与张难先。这郭尧阶领了相当数目的赏。（朱子龙的赏格，是五百元；“刘家运”的赏格也是五百元。刘静庵不是刘家运，但是郭尧阶诬指他为“刘家运”。）

刘静庵是逃到黄陂以后，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潜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刘家运，而他只肯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刘家运是另一人，为会党领袖，其后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处死。）

季雨霖是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这时候在三十一标三营当督队官。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曾任二十九标一营左队的督队官，因革命嫌疑撤职，这时候在师范学堂担任体操教员。吴贡三原名之铨，是黄冈的一个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在家里设帐授徒，又办了一个“日新学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恒，黄冈人，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张难先是沔阳人，在第八镇工程营当过兵，这时候在沔阳东北的仙桃镇办了一所集城学校，在校中被捕。

张难先与季雨霖被保释，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朱子龙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刘静庵与朱子龙死在狱中，其余各人于武昌起义后恢复自由。

日知会的会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闭。刘道一烈士在长沙就义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