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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回忆录

十八、记湘行及国立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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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冬[1],太平洋战事起,日军据上海。余时任教于圣玛琍亚女中及光华大学。光大解散,圣校则将于汪伪之上海教育局注册。余不欲留上海,因吕师诚之之介,受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间道入湘。同行者为刘世杰表弟及其姊并姊之子女。时上海旅行社林立,皆以护送赴内地者为业。其人类皆于所经途中有亲识,与敌我两方之乡村主事者相结,故往来得无阻。各旅行社所结连之人与地不同,故取道亦异,然大抵皆经浙东以至金华。

余与世杰等及他客可十馀人,于三月中先至杭州宿,次日渡钱塘江,有小船相候。至一乡村,入一家,其家有瓦屋,有厅甚大,即在其家饭。待至夜半,复乘小舟行。护送者曰:“过此十许里即封锁线,有日寇于山上筑堡守之,然夜间日寇不敢外出,时或鸣枪,乃所以自壮,毋恐也。”既而过一桥,有铁丝网拦之,然网已破裂,船过无碍。桥畔山上日寇之堡在焉。遥闻日寇喧呼,若有所见。护送者又曰:“此皆虚声恫吓,非真有所见。”嘱客勿惊。迳刺船行。又若干里,天明至一地,则为我军守地矣。然实无兵。一便装佩红缨匣子砲者,挟从者数人至,护送者与语,亦不知作何语,其人挥手谓从者曰:“此舟有女眷,谅非奸细,任过可也。”于是复刺舟行至临浦。一宿,易大船行。夜宿船中,至诸暨。一宿,次日晨,以人力车至金华。护送者男子一人,至临浦时已行;一妇人回,随船送至诸暨,次日谓余等曰:“此去至金华,无待护送[2]。”遂亦别去。

余与世杰姊弟至金华,寓一小客舍[3]。世杰有亲识在丽水,往丽水访之。余恐资斧不继,电师范学院汇千元来。待一周,世杰已返而汇款不至。世杰谓若旅资不敷者,彼可假贷,于是遂行。时火车仅至鹰潭,若更南行,必易乘汽车。到鹰潭后,至汽车站,则云登记者多,一月后始有望。鹰潭本小镇,其时旅客纷至,当地人构屋,覆以芦席,聊蔽风雨,余等及他旅客大抵皆寄宿于斯。然膳食颇不恶,面亦佳,价甚廉。在金华时火腿、香肠皆廉,至鹰潭食面亦不恶。旅客或告余,久待公共汽车,不若为黄鱼者。黄鱼者,商人载货之车,司机者私载客,名客曰“黄鱼”。世杰问讯,或者载客已满,或价不谐。候车十馀日。一日有空袭警报,人皆走避。余等伏于田野间,久之无所闻,遂返。经汽车站,见有车在站外,无乘客。世杰入问站长,则曰:“车当即行,而持票者皆避空袭,不能久待,可即购票上车。”余等遂径返旅舍[4],匆促以衣被诸物纳行李袋中,急往车站,则车犹在,遂购票上车,他客亦继至,客满,车即行。

车第一日至南城宿,次日至南丰宿。余见墙上乃有我党标语,盖当日中央苏维埃所书。撤退后,国民党入踞其地,以石灰掩之,久之石灰脱落而标语现。又一日至宁都宿,所居为陶陶招待所,门对翠微峰,明末魏禧等读书处也。次日至太和,时为江西省治。车至太和而止,入湘须易车。太和购票甚易,逗留仅二日即行。第一日至耒阳,次日至衡阳。到衡阳时已昏黑,大雨如注,旅客大都冒雨渡湘江入市。余等衣履皆湿,急欲得栖身之所,讯知近处有旅舍,乃雇人力车往。同行者有吴姓夫妇,及其表弟苏州人张姓。旅舍甚宽大,布置楚楚,自发鹰潭,寄宿之所无如此处,而旅客寥落,颇怪之。后始知机场在北岸,日寇屡炸机场,故旅客不欲居停。

吴姓之妇询知余为吴江人,因言彼本籍绍兴,幼时曾居盛泽。绍兴人寓盛泽者,多开设染坊。余询之,彼笑而不言[5]。晚间张姓少年来我室谈,始知为邵力子之女及婿。其婿在曲江中国银行任职,即当赴曲江云云。

世杰及其姊赴重庆,共渡江购票。移寓南岸一宿,与世杰等别。余乘公共汽车赴邵阳。既登车,邻座一人告余,至蓝田不必至邵阳,可于宋家店下车,距蓝田较近,从之。在宋家店宿。由此至蓝田,行山间无车,途程可百里。余欲雇人挑行李行。店主告余,山路崎岖,视客文弱,不如雇轿。次晨,遂以轿行。闻宿此小旅舍者,有一兵押运油衣,油衣置车上,曝日中,忽自起火,油衣颇多烧损,押运之兵惶惧,谓受罚且不轻。店主及他客愿为作书证明。时方四月,未甚炎热,而遽有此事。此押运之兵不幸遇此,虽有证明,责罚恐不免,甚为忧之。轿行山中过一处,见有木牌上书前数日有客至此遇盗[6],一客被杀,悬赏追捕。乃知此道为盗匪出没之地。荷轿者言,盗初不伤人,但劫财物,或僱所服之衣,名曰“赶羊”,此杀人殆与之抗争。是日行至田家坪宿,次日午前即至蓝田镇。

国立师范学院置于一九三九年[7]。院在安化县属之蓝田镇,镇傍涟水,市多染坊,蓝田之名殆即因此。师院初建大楼一,又图书馆一,学生及教师宿舍各一[8],又赁大宅曰李园及他民房,以居教师。李园者,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之居。宅甚大,然结构皆陋,窗皆纸糊,无玻璃,地无木板。余先所居为金盆院,亦民房也,简陋如之;后移居教师宿舍楼。

院长廖世承(字茂如)[9],前中央大学及光华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故教师多出自此二校。设有教育、中文、史地、公训[10]、数学、化学、生物、体育等系[11]。其教育系有高觉敷、陈一百,其后孟宪承以部聘教授亦来,于时为盛。

中文系有刘豢龙[12]、马□□(主任)[13]、骆鸿凯、锺锺山[14]、钱基博诸公。刘为王壬秋弟子,马为章太炎弟子,骆为黄季刚弟子,锺则讲理学者,钱以古文著称,皆一时名宿,然并汲古而不通今。吴世昌于一九四二年末来,授中国文学史,即用钱子泉讲义[15]。钱之文学史始于《易》[16]。始授课,学生即以八卦质难。吴于卦爻惘然不能对,仅半岁,即不安其位而去。

史地系,余至时无主任。始建校时,即延请吕诚之师,诚之师方为光华历史系主任,谢不应。继又请李剑农先生为主任,剑农先生亦辞。后以谢某任之[17],其人学术不足云,一岁亦去。余至院已四月末,未开课。史地系授中国古代史者为梁园东及姚公书(字琴友),授西洋史者吴某及余文豪[18]。地理则有邓启东、励鼎勋(字则尧)、王炳庭。姚本前中央大学历史系助教,柳翼谋弟子也。久不升讲师,来国师初为副教授,是时已升教授。邓、励、王则皆前中央大学地理系卒业者。梁早岁从事革命,研习马克思主义。是年暑假,去国师至大夏大学。其去也,闻以思想左倾故。余文豪卒业何校,已忘之。其人为青年党人,前主任谢某亦青年党人,荐之,妄言曾留学美国。其时尊重留学生[19],尤重留美[20],不问学业若何,例得教授。然余实不学,学生浸薄之,而留学美国之妄,渐为人所知,同事皆罕与之接。然妄言留学,实出于谢某,余本不知也。吴某不知其所从来。余始至,院中同事皆不相识,亦无人为余绍介。久之,始与同居一宿舍者稔习,而于系内诸同事犹甚疏。

暑期,国师于南岳为中学教师开设暑期讲习班,余亦与焉。与姚琴友同行,因得相稔。初至南岳,余即患痢,旬月始痊,而讲习班已讫事,竟未一上讲堂。讲习班在圣经书院。卧病月馀,将返,始与琴友登祝融峰观日出,并及他胜地。然南岳唯气势雄耳,乏树石林泉之胜。

返校后,李剑农先生及皮名举皆来。皮任主任。剑农先生为一时硕彦,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近百年史,居教师楼,与余相邻,朝夕相接,余一生治学,得先生之益者非浅。皮卒业于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经学家皮鹿门之孙也;以家在长沙,故就国师之聘。此时来国师者尚有熊德基,江西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初至时为教员,次年升讲师。德基能诗,尤与余稔。其时梁、吴及王炳庭均已他去。

国师教师,例皆授课三门。余任本系及外系中国文化史(实即中国通史),又本系中国中古史。中古史者,自秦汉以讫五代,宋元明清为近古史。余本习辽金元史,其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实始于此时。次年,又任近古史,然仅至宋辽金元,而余赴乐山,明清部分未及讲也。

蓝田僻左,报纸数日始至。初至时尚有《新华日报》,其后绝不见[21],音讯闭塞。与上海邮信尚通,逾月乃达。其时法币贬值,物价日昂,国师教师恃工资为生者皆穷困。余孑身一人,膳食外无他用途,故犹得支济。偶亦有馀,则请同事有亲友在沪者汇寄。来时所携服装差备,一二年间无待购制。唯袜破,蓝田但有粗线所制之袜,甚长;又破,则剪去而缝其端。内衣破亦缝缀之。蓝田无电灯,战时无煤油,然有特制之植物油灯,状如煤油灯,而中间贮油处有小孔十馀,灯芯亦如煤油灯,燃之较旧时油灯为明亮。夜间读书及写讲稿皆恃此。

国师为教育部直属之校,控制甚严。梁园东以思想左倾而去。教育系有刘佛年,亦以此解聘。时有人密告国师有共产党甚多,并及教育系教授谢扶雅[22];谢曾留学英国剑桥,其人绝无左倾思想。每周一有纪念周,由院长或他教师作报告。余初至时,随众入场。一日,院长偶言及“蒋委员长”,学生中忽有多人起立,于是全场皆起立。前此余未尝见有此[23],自是余遂不复到场。

自刘佛年解聘后,教师有以入国民党为自安计者。居此令人不乐,遂决意他去。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刘弘度以书遗李剑农先生,请其介绍历史系教师,遂因剑农先生之荐,受武大聘。时在一九四四年春。

余在国师二年,史地系同人皆友善。剑农先生治经济史及中国近代史,为一时硕望,余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实受剑农先生之启迪。邓启东与余交尤深。姚公书、熊德基、励则尧、梁希杰诸君并于此时订交,时相过从。数学系有李修睦,中文系有钱子厚(名堃新)、彭铎(字炅乾),皆同居教师楼,朝夕晤谈者也。启东湖南新宁人,公书江苏兴化人,则尧亦苏北人,德基江西德化人,希杰即蓝田人,修睦淮北某县人[24],子厚扬州人,彭铎湖南宁乡人。

钱子泉之子锺书,曾一至国师,余来蓝田,已去昆明,受西南联大聘。锺书博学,曾作小说《围城》,中言“三闾大学”事。三闾大学者,国师在湘,而西南联大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联合[25],中所述颇多涉国师及联大诸教师事[26]。

* * *

[1] “冬”前原有“冬□”二字,“□”仅写左半,先生发觉有误,即将该二字一并圈涂,在其下重写“冬”字。

[2] “无待护送”四字干写,据印痕补。

[3] “寓一小客舍”与左行“丽水访之。余”原部分重叠。

[4] “余等遂径返”与左行“纳行李袋中”原部分重叠。

[5] 陈寅恪《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先引《盛湖志·物产门》记吴江盛泽盛产吴绫,然后云:“吴江盛泽实为东南最精丝织品制造市易之所,京省外国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见:《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月,第335—336页。盛泽丝业之盛,本书前揭《书秀水王氏事》、《记平望小学》诸文亦尝涉及,可参阅。

[6] “轿行山中过一处,见”八字干写,据印痕补。

[7] 按国立师范学院创立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先生记忆偶误。

[8] “舍各”原误作“各舍”,据文意乙正。

[9] “廖世承”,字茂如,江苏嘉定人,教育家。来蓝田前,原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故先生特别提及。

[10] “公训”为“公民训育”之省称。

[11] “生物、体育”四字干写,据印痕补。“物、体育等系”原与“教育系有高觉”原重叠。另有英文系,钱锺书尝任主任。

[12] “刘豢龙”名异,字豢龙,号隽礼,湖南衡阳人,经学家。

[13] “马”后原空二格,系先生一时忘名,欲留待他日填补者。此公名宗霍,原名骥,字承堃,湖南衡阳人,经学家、文字训故学家。

[14] “锺锺山”名泰,字讱斋,号锺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哲学家、古典文学家。

[15] “钱子泉”即钱基博。基博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国学家,学者钱锺书之父也。先生下文曾专门提及,可参阅。

[16] “文学史”原作“文学学史”,衍一“学”字,径删。

[17] “谢某”应指谢澄平,西洋近代史专家。

[18] “吴某”应指吴澄华,福建同安人,西洋经济史专家。

[19] “尊重留学生”五字干写,据印痕补。

[20] “尤”上原有“凡”字,被圈涂,不录。“重”、“美”二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21] “见”字原被圈涂,但无此字不成文,因保留。

[22] “谢扶雅”时任公民训育系教授,恐非教育系教授也。

[23] “未”原作“未未”,衍一“未”字,径删。

[24] 李修睦为安徽和县人,和县在淮南,不在淮北。

[25] “三校”原作“三校三校”,衍“三校”二字,径删。

[26] 按“三闾”者,楚官也,屈原尝任之。故《围城》所言“三闾大学”者,应指楚地大学也。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在长沙开学;后因长沙连遭日机轰炸,翌年(1938)2月中旬,经批准,长沙临大始分三路南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围城》所记,当为长沙临大及蓝田国师事,与西南联大固无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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