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　文

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和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此文之原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者志之所之，而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润色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尽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杂故文。《国语》曰：物一无文。（《左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外传》作注曰：“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谓：“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为文。《朱子语录》，称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此文之体也。盖天下之美术，莫不始于自然，中于思化，终于成美，而文亦美术之一也。推所由起，必依二性：一曰所纳，一曰所生。如人呼吸，自然相须，不得而离，云露花鸟，动寂殊致，见者知之。既住见中，即名所纳，感于动寂，而为忻叹。凡此忻叹，见所生也。即名所生，所生缘纳，而由微之著，由隐之显，厥序以五：一曰契象。云露花鸟，触为忻叹，忻叹既著，所纳益坚，由纳生生，由生复纳，生纳双凝，是为契象。二曰模效。契象既深，取而不舍，雕缕成貌，涂坿为形，凡此之伦，咸拟真似，虽始朴疏，美实基斯，是为模效。三曰选择。模效既彰，有其优劣，复由爱否，而决趣舍，是为选择。四曰思化。众技毕陈，优者有甚优，劣者有甚劣，或优劣时糅，可以节取，于是斟酌损益之虑生，遗貌求神，超然独悟，旧之契象，且从迁失，是为思化。五曰创作。思化既周，玄解方新，辞必己出，卓然有成，是为创作。综斯五者，可以成文矣。然而未尽美也，夫文之至者，不必执迹以求之，若感兴一至，悱然有动，则出之洸洋而不可遏。唐李德裕《文章论》曰：“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然而来，不思而至。”宋陆游《文章》诗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此何谓也？感兴至也。感兴之孕育，有内品者，有外品者，内外合而情文相宣矣。惟其合也，可遇而不可求。宋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譬之风之于水，适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为涛，含之而为漪，蹙之而为縠，澄之而为练，激之而为珠玑，非水也，风也，二者适相遭而文生也。然感兴之散也，何以凝之？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则有构想。构想而后修饰，修饰而后备，备而后美，至美而文之能事尽矣。”

第二节　正　义

文有二义焉。（甲）文者，述作之总称。凡可写录，箸为文字，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章，靡不为文矣。（乙）以文为述作之殊名。非可漫喻，惟当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而其行文尤贵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序》，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其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后可也。准斯以谭，则所谓文者，其范畴属于情感，不属于事实。其主旨在导人之意旨使高尚，非欲以之濬发智虑，凡楚词之骚，扬马之赋，南朝之诸体文以及唐人之诗乃属之。《文心雕龙》称“无韵者笔，有韵者文”，则文乃述作之殊名审也。然情文要期相宣，岂惟韵文为然。《史记》称，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又曰：“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于羑里，演《易》；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凡厥所指，皆散文也，而太史公书必推言之于穷愁意有郁结发愤之所为作。明太祖谕詹同称，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读之感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则甚矣情之不可以已也。古人论文明必情深，固不必专指韵文言之，其不可通一也。且《文心雕龙》一书，为后世论文之祖，而其论文，必原于道，征圣而宗经。宋周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元史·儒学传》称“六经者道之所在，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是文固不徒以抒情，而乃云主情感。其不可通二也。且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因刘向《七略》，总群书而条其篇目；其中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非不以艺文标目，而诗赋不过其中一略，正不必昭明《文选》，独为不刊。且即以昭明《文选》论，其中如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序、史论、史述、赞、论之属，凡十八类，何莫非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而未尝不以入选，乃必曰有韵者文。其不可通三也。故曰：文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言语兼发知情，知以治教，情以彰感，譬如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斯为合矣！

第三节　审　美

刘勰著《文心雕龙》论文之美，曰秀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言其取义无常），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翫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镕，深浅而各奇， 纤而俱妙，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绘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绘，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推其所论，意境之美曰隐，字句之美曰秀，义取众喻，道贵自然，此其旨也。李德裕论文章，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如新”，此语亦善喻文之美者。然文之美，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美。盖《易》贲卦、彖传言：“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卦传》又言：“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文章之体之本于阴阳刚柔，其来远矣。顾后世文家，未有论及之者。惟《宋书·谢灵运传论》，言：“志动于中，歌咏外发，尝推本于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文心雕龙·镕裁篇》云：“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皆以此为言而未畅厥旨。及至胜清桐城姚鼐《答鲁絜非书》言之，乃详其说。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人其时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岩，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一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盖阴阳刚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必刚柔相错而后为文。故阳刚之文，亦具阴柔之美，特不胜其阳刚之致而已。阴柔亦然，止可偏胜而不可以绝无。《礼记·乐记》云：“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则是犷悍不可为阳刚。而柔靡不振，亦非阴柔也。是后湘乡曾国藩演之而摹文境之美，厥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何谓雄？曰：“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何谓直？曰：“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何谓怪？曰：“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何谓丽？曰：“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何谓茹？曰：“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何谓远？曰：“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何谓洁？曰：“冗意陈言，颣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所监。”何谓适？曰：“心境两间，无营无待，柳记韩跋，得大自在。”此曾氏之说也。间尝比而论之，以为曾氏之所谓直，所谓茹，所谓远，所谓适，于《文心雕龙》则有当隐之义焉。所谓雄，所谓怪，所谓丽，所谓洁，于《文心雕龙》则有当秀之义焉。而曾氏之言又曰：“文之为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能成体。”夫所谓奇横之趣，即秀也。然而必得自然之致以成体，是其论文以自然为归，要与刘勰同旨。武昌张裕钊《答刘生书》云：“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为文者若左丘明、庄周、荀卿、司马迁、韩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厉而气雄，然无有一言一字之强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为最难。知其难也，而以意默参于二者之交，有机焉以寓其间。此固非朝暮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于其心，是则其至焉耳。至之之道无他，广获而精导，熟讽而湛思，舍此则未有可以速化而袭取之者也。”夫道贵自然，不易之理也。（博）衡榷众说，而以为斯文之美可以六者衡之：（一）文以娱志为主。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之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盖主事实，必传信，科学之职也。通情感，导人意所高，美术之职也。夫思之浅者，能导之使深；感之细者，能充之使大。文之摄于美术，固已！主惟美者曰：“美术无他务，独在娱人心耳。文亦然。”主惟化者曰：“文非仅娱人心，盖将化人，使知所趣。”由是观之，就其所娱，因而成化，可以治情而合道，文之时用大矣哉！然文之所以化人者，必其感发于人为至娱；而至娱之感，常出于至美。此至美者，或独得之，或共喻之，然必纯粹精白，皭然无垢。绘画雕刻之工者，人之见之，若与美触，文学之娱人志，犹是类也。（二）文以众喻为主。盖文以娱人，尤必能喻于人人，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夫所谓达者，盖己欲达而达人之谓，即众喻之意也。倘我自作文，自明之，而人不能达我之旨焉，则是于我之情不宣，而于人之志亦无娱。乃高明之士，好标僻异，如唐樊宗师官绛州刺史，即守居构园池自为之记，文僻涩不可句读，好奇者多为之注，然第推测以求通，而众说纠纷，终无定论。此施之哲学，犹或厌其玄晦，况文者，所以抒情达意，与诩独知，宁求同喻。而理愈深者，索解人愈难，是故阐理即不厌精深，然措之辞必不可不务于显；深入者尤贵显出，要期于众喻耳。顾众喻之者，辞达之谓，非浅陋之谓也。即如《诗·小雅·采薇》卒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明白如话，而一往情深，令人低徊往复不已，安在其为浅陋者哉！（三）文贵表示新颖。文以众喻为主，固已。然谱记表录，非不易于晓悟，然未可谓之文也。文以娱志，必有所以动人者存，而表示新颖尚焉。夫表示新颖之道，莫大于因时。上元梅伯言所谓“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祐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文亦已陈矣。萧子显曰：“文非新变，不能代雄。”正谓此也。（四）文贵情至。科学以治物者也，文以治思者也。由思成绪，由绪生情，情至而文亦至焉。夫情深则文明，情真则语挚，理之自然者也。余姚黄宗羲曰：“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入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五）文贵能镕裁历史科学之事实。夫文者，或由思生，或由情立。思情所依，必缘事物，莫不采诸科学历史矣。然选择之际，不可不慎。要当关于性灵，有其滋味。略彼专识，求兹同喻。西方文士，颇擅此意。吾国作者，亦矜运用。成规具在，匪假一二谈也。（六）文贵能发扬不朽之盛美。夫所谓美者，若仅炫时采，殁则已焉，斯何足深算！故文之极至，岂徒称于一世，虽百世千世，仰之炯然。何也？文既以情为主，情则人之所同。夫以同喻之文，标不异之情，虽代有迁变，而感无殊科，固宜歌颂通于古今，安可朽也。纵其制作，或因想象，或亦实经，而描写之工，揽之无不如身历其境。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善叙友朋聚散之感；昆山归有光《先妣事略》、《项脊轩记》等文，善叙家人骨肉之爱。此情未泯，即文亦不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