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诗起源之踪迹可以追寻者甚微，因《诗经》以前没有关于韵文的记载遗留及我们，而四言到了西周晚年，体制已经很完整了。五言在这一节上的情形稍好些，因五言起在汉时，我们得见的记载多了。七言更后，所以他的起源更可以看得显明些。至于词和曲的起源，可以有很细密的研究，其中有些调儿也许是受外国乐及乐歌的影响，有些名字先已引人这么想的，如菩萨曼、甘州乐之类；不过这一类的工作现还未开始。作这种研究也不容易。将来却一定有很多知识得到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许地山君《论中国歌剧与梵乐关系》一文，即示人此等问题所在，甚值得一看）。这本来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只可惜现在研究词曲及他样韵文体裁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些上。

我们于论五言诗起源之前，先辨明两种传说之不当。

一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辨这些问题应以下列四书作参考，一《文心雕龙》，二《诗品》，三《文选》，四《玉台新咏》（《文章缘起》题任昉撰，然实后人书也，故不举列）。

《文心雕龙》云：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按：《柏梁》亦伪诗，亭林以来辩之详矣）。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

《诗品》云：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好，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文选》尚无所谓枚乘诗，只有苏武、李陵诗，《玉台新咏》所加之枚乘者，《文选》列入无名氏古诗中。《玉台新咏》除《结发为夫妇》一首与《文选》一样归之苏属国外，所谓李陵诗不见，所谓李陵诗在性质上固然不属《玉台新咏》一格。

比核上列的四说，显然可见五言诗起于枚乘之说实在作俑于徐陵或他同时的人。昭明太子于孝穆为前辈，尚不取此说。自《文心雕龙》明言，“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辞人“莫见五言”；枚为辞人（即赋家），是枚乘作五言一说，齐人刘彦和尚不闻不见（彦和实齐人，卒于梁代耳）。而钟君《诗品》又明明说枚与他人仅“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徐陵去枚时已七百年，断无七百年间不谈不闻的事，乃七百年后反而为人知道的（若以充分的材料作考证，乃另是一回事）。且直到齐梁尚无枚乘作诗之说，《雕龙》、《诗品》可以为证，是此说不特于事实无当，又且是一个很后之说。这一说本不够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必多辩了。

二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比上一说历史较长根据较多的，是李陵创五言之一说。这一说始于甚么时代，我们也很难考，不过班孟坚作《汉书》，大家补成的时候，还没有这一说（可看《李陵传》）。建安黄初时代有没有这一说我们也没有记载可考，而齐梁间人对这还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刘彦和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

我们不信五言起于李陵一说有好几层理由。（一）《汉书》记载苏、李事甚详，独无李陵制五言诗一说，在别处也无五言诗起源之记载。（二）自李陵至东汉中世，时将二百年，为人指为曾作五言者，只有苏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数人，直到汉末然后一时大兴，如五言已始于李都尉，则建安以前，苏、李以后，不应那样零落。（三）现存五言乐府古诗无丝毫为西汉之痕迹，而“游戏宛与落”为人指为枚乘作者，明明是东京（玉衡指孟冬一句，为人指为西汉之口实，其实此种指证，与法国海军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证《尧典》为真，同一荒唐）。（四）汉武昭宣时，楚调余声未沫，此种绝整齐之五言体恐未能成熟产生。（五）最有力之反证，即《汉书》实载李陵别苏武歌，仍是楚节，而非五言，（六）试取《文选》所指为苏、李赠答诗者一看，皆是别妻之调，无一句与苏、李情景合。如“俯视江汉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话。

不过李都尉成了五言诗的创作者一个传说也有他由来的道理。鸣沙山石室发见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论，什七八为佛经及其他外国文籍，中国自著文籍不过什之一，而其中已有关于苏、李故事者四五篇（记忆如此，不获据目录校之），可见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还是在民间很流行的。现在虽然这李陵的传说在民间已死了。而京调中的“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层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关节相合，若杨四郎“在北国招了驸马”等等，又很像李陵，大约这个杨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后改名换姓的（一种故事的这样变法甚常见）。李陵故事流传之长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见，而就这物事为题目的文学出产品，当然不少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是一个民间文学出产品）。即如苏、李往来书，敦煌石室出了好几首，其中有一个苏武是大骂李陵（已是故事的伦理化）。有一条骂他智不如孙权。这样的文章自然不是萧统及他的参订学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选》里仅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这篇文极多的人爱他，却只有几个人说他，也许是李陵作的。大约自汉以及六朝，民间传说李陵、苏武的故事时，有些歌调，咏叙这事，如秦罗敷；有些话言，作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妇。汉末乐府属于相和清商等者，本来多这样，所以当时必有很多李陵的诗，苏武的诗，如平话中的“有诗为证”。《水浒传》中（原来也只是一种平话）宋江的题诗，宣和遗事的宋太宗诗，一个道理。如果这段故事敷衍得长了，也许吸收若干当时民间的歌调，而成一段一段的状态，所以无名氏的别妻诗成了苏武的别妻诗。这些诗靠这借用的故事流传，后来的学士们爱他，遂又从故事中抽出，而真个成了苏武的诗。此外很显出故事性质的苏李诗，因为文采不艳，只在民间流行，久而丧失。原来古代的文人学士本不了解民间故事及歌曲的性质，看见李陵故事里有作为李陵口气的五言诗，遂以为李陵作五言诗；但最初也只是将信将疑，后来传久了，然后增加了这一说的威权。

何以李陵故事这样流行，也有一层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纵使不加文饰也是一段可泣可咏的事实。李氏本是陇西士族，当时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广那样“数奇”，以不愿对簿而自杀。李陵少年又为甚多人器许，武帝爱他，司马迁那样称赞他：“事亲孝，与士信，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在当时的士人看去，李陵比当时由佞幸倡优出身的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不可同年语的。偏偏遭际那样不巧，至于“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而李降虏后，还是一个有声色有意气的人。有这样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种故事的题目。苏属国是个完节的人，是个坚忍而无甚声采的人，拿他和李君亲起来，尤其使这故事有声色。天然造成的一个故事资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东汉的故事现在只可于支支节节的遗文之中认识他的题目，如杞梁妻（《饮马长城窟行》属之）、秦罗敷（秋胡是其变说。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节，将秦嘉为男子，遂为秦妇造徐淑之名）、李陵苏武、赵飞燕（班婕妤故事大约附在内）、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词传到现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学，可惜现在不见了。

三

论五言不起一人

然则五言是谁创的？曰，这个问题不应这样说法，某一人创造某一体一种话，都由于以前人不明白文体是一种的有机体，自然生成，以渐生成，不是凭空创造的，然后说出。诚然，古来文人卖弄字句的体裁，如“连珠”，最近代印刷术大发达后的出版界中文体，如“自由诗”，都可由一个文人创造，但这样的事都是以不能通行于一般社会的体裁为限，都不能成文学上的一个大风气（即使有人凭空创了，到底不能缘势通行）。所有文学史上的大体裁，并不以中国为限，都是民众经过若干时期造成的，在散文尚且如此（中国近代之白话小说出于平话，《水浒传奇》等，尚经数百年在民众中之变迁而成今体，西洋之romance字义先带地方人民性，不待说，即novel，渊源上亦经若干世之演化，流变上亦经若干人之修改，然后成近体也）。何况韵文，何况凭传于民间歌乐的诗？所以五言、七言、词等，其来都很渐，都是在历史上先露若干端绪，慢慢的一步一步出现，从没有忽然一下子出来，前无渊源，顿成大体的。果然有人问五言是何时何人创的，我们只好回答他，五言是汉朝的民间出产品，若干时代渐渐成就的出产品。

五言在汉时慢慢出来有痕迹可见吗？曰：现在可见的西汉歌词中（可靠的书籍所记载，并可确知其为西汉者）。没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诗有一个向五言演化的趋势。

一、《戚夫人歌》（见《汉书·外戚传》）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三、三、五、五、五、五）

二、《李延年歌》（见《汉书·外戚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五、五、五、五、八、五）

（《玉台新咏》已将第五句改成五言，遂为一完全五言诗矣）。

三、《杨恽歌》（见《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短，化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几时？

（四、四、四、四、五、五）

这三篇都不是楚调。戚姬，定陶人；定陶属济阴郡，济阴地在战国末虽邻于楚之北疆，然楚文化当不及此。李延年，中山人。杨恽则明言“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故他这歌非秦即赵。我们不能断定西汉时没有一篇整齐的五言诗（《困学纪闻》所引《虞姬歌》自不可据）。但若果多了，当不至于一首不遗留到现在，只见这三首有五言的趋向之诗。那么，五言在西汉只有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中，逐渐有就整齐成五言的趋向，纵使这一类之中偶然有全篇的五言，在当时人也不至于注意到，另为他标一格。大凡一种文体出来，必须时期成熟，《诗经》中虽有“子兮子兮”一流的话，《论语》中的“凤兮凤兮”一歌，也还近于《诗经》远于《楚辞》，直到《孟子》书中引的《沧浪之歌》，才像《楚辞》，所以《九辩》《九章》的体裁，总不能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物事，西汉时楚调盛行，高帝武帝都提倡他所以房中之乐（如《安世房中歌》），乃至《郊祀之歌》（说详后），都是盛行楚声的。赋又是楚声之扩张体，如果歌乐的权柄在司马相如、枚皋一般人手里（见《史记》、《汉书》数处），则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诗中之五言，没有发展的机会。一种普行的文体乃是时代环境之所形成，楚调不衰五言不盛。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一、中国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词曲本是乐府，不必论；《诗三百》与乐之关系成说甚多，也不烦证明；只论辞赋，五言，七言，无不从乐府出来。《汉志》于《辞赋略》中标举“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话，这话说司马相如是对的，说屈原是错的，举一事为证，屈赋每每有乱，《论语》“《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有乱的文辞不是乐章是什么？赋体后来愈演愈铺张多，节奏少，乃至于不可歌罢了。七言从汉魏乐府中出来的痕迹更显明（后来再论），五言则除见于东汉乐府者不待说外，所谓古诗，苏、李诗，非相和之词，即清商之祖；后来到曹操所作，还都是乐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乐府。填词做诗不为歌唱，乃纯是后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与一般之差别不如后世之大，做诗而不歌，又为什么？所以杜工部还在那里“新诗改罢自长吟”，近代人才按谱填词，毕竟不歌哩（词律之规平仄，辨清浊阴阳，皆为歌时之流畅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谱填，真成雕虫之技，不复属于文章之事，无谓甚矣）。

二、中国一切诗歌之原皆是长短句，词曲不必论，四言在《诗经》中始终未整齐，到了汉朝人做那时的“古体诗”（如韦、孟等及自四言诗出之箴铭等等）。才成整齐的四言，七言五言从杂言的汉乐府出之痕迹亦可见。

三、从非楚调的杂言中出来了五言，必是当时的乐节上先有此趋势，然后歌调跟着同方向的走，这宗凭传于音乐的诗歌，情趣虽然属于文学，体裁都是依傍乐章，他难得先音乐而变。可惜汉代乐调一无可考，我们遂不能详看五言如何从杂言乐府出一个重要事实。

《楚词》不续《诗经》之体及乐，《楚词》在文情上也断然和《诗经》不同，五言不续《楚词》之体及乐，五言在文情上也断然和《楚词》不同。《国风》、《小雅》中的情感在东汉五言诗中重新出现了（应取《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五言乐府等与《国风》、《小雅》较）。

论五言乐府者见“汉乐府”节，论汉季五言诗者，见“建安五言诗”节。

◎附录

《古诗十九首》

苏李诗

拟苏李诗

《玉台新咏》卷一

《乐府诗集》宜为必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