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论屈原时，已经略略谈到贾谊，司马迁本是把屈、贾合传的。他如此作的意思，是不是因为辞赋一体为他们造成一个因缘（若然，则应知其颇有不同者，因屈原文犹带传说之采色，而贾谊著赋已不属传疑也），或者觉得他们两个人遭逢不偶的命运相同（其实绝不同），或者太史公借着自喻自发牢骚（太史公传古人，每将感慨系诸自己，如《伯夷列传》等等），我们用不着瞎猜谜去；但他两个人都是在文学上断时代的，就他们在文学史上所据的地位重要而论，则合传起来，不为厚此薄彼。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屈原究竟是个传疑的人，贾生乃是信史中的人物罢了。

《史记·贾谊传》说：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诸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迂，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辞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上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辞略）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贾生死时只三十三，而死前“哭泣岁余”，在长沙又那样不乐，以这么短的时光，竟于文学史上开一新时代，为汉朝政治创一新道路，不可不谓为绝世天才。我们现在读他的文字时，且免不了为他动感慨。

骤看贾生的文词和思想像是甚矛盾，因为好几种在别人不能一个人兼据的东西，或者性质反相的东西，在他却集在一个人的身上。第一，贾生兼通儒家思想及三晋官术。我们在读他《陈政事疏》时，觉得儒术名法后先参伍，一节是儒术之至意，一节是名法之要言。《汉志》虽把他的著作列在儒家，然不“亲亲”而认“形势”，何尝是儒家的话？荀卿虽然已经以三晋人而儒学，李斯又是先谏逐客而后坑儒生的，究竟不如贾谊这样的拚合。第二，能侃侃条疏政事，为绝好之“笔”的人，每多不能发扬铺张，成绝好之“文”（此处文笔两字用六朝人义）。贾谊的赋，及《过秦》中篇既有那样的文采，而他的《过秦》上、下篇（从《史记》之序）及陈政事各疏又能这样的密察，不是文人的文字。第三，贾生的政论，如分封诸侯、教傅太子等等，都是以深锐的眼光看出来的，都是最深刻切要的思想，都不是臆想之谈，都不是《盐铁论》一般之腐，却又谓匈奴不过一大县，欲系单于之颈，又仿佛等于一个妄想的书生。贾谊何以有这些矛盾的现象呢？一来，所表示者不由一线而各线为矛盾的集合以成大造诣时，每每是天才强，精力伟大之表显，我们不必拘于能够沾沾自固的一格以评论才人。二来，他初为河南守吴公“闻其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河南守“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那么，贾生大有成了李斯“再传弟子”的样子。李斯先已学儒术而终于名法，贾生成学之环境及时代当可助成他这样子的并合众流。三来，他到底是一个少年的天才，所以一面观察时政这么锐敏，一面论到他不见的匈奴那么荒唐。四来，政治的状态转变了以后，社会的状态，不能随着这政治的新局面同时转，必须过上一世或若干世，然后政治新局面之效用显出来。汉初的游士文人（游士与文人本是一行），如郦食其，不消说纯粹是个战国时人，即如邹阳、陆贾、朱建、叔孙通、娄敬、贾山，那一个不是记得的是些战国的故事，说得的是些战国的话言，做得的是些战国的行事。秦代之学，“以吏为师”，本不能在民间发达另一种成学的风气，时期又短，功效未见而亡国，所以汉起来时，一般参朝典、与国政、游诸侯的文士，都是从头至底战国人样子的，到了贾谊我们才看见些汉朝东西。贾谊死于梁怀王死后年余，梁怀王文帝前十一年薨（西历前169），则贾生当死于文帝前十二三年（西历前168一前167），上距高帝五六年间（西历前202一前201），为三十三年，贾谊纯然是个汉朝的人了。战国时好几种不同的风气，经过秦代的压迫、楚汉的战乱以后，重以太平的缘故，恢复起他在社会上的作用时，自然要有些与原状态不同的分合，政制成一统之后，若干风尚也要合成一个系统，而贾生以他的天才，生在一个转移的时代，遂为最先一个汉文章、汉政治思想、汉制度之代表，那么，贾生之兼容若干趋向，只和汉家之兼有列国一样，也是时代使然。贾生对封建的制度论实现于景帝时，而他一切儒家思想均成于武帝，贾生不是一个战国之殿，而是一个汉风之前驱。但他到底是直接战国的人，所以议政论制，仍是就事论事，以时代之问题为标，而思解决处理之术，不是拿些抽象名词，传遗雅言，去做系统哲学的。以矛盾为相成的系统哲学，很表示汉代风气的，并不曾见于贾谊。

贾谊实在把战国晚年知识阶级中的所有所能集了大成，儒术及儒家相传的故实，黄老刑名，纵横家之文，赋家之辞，无谓不集在他一人身上，他以后没有人能这样了。

论贾生的著作，大略可分三类：一、论；二、赋；三、疏。《过秦论》上节论子婴，中节论秦成功之盛，衰亡之急，下节论二世（从《史记》之叙）。拿他论二世、子婴的话和他在疏中论汉政的话来比，显然见得过秦文章发扬，而事实不切，论汉政则甚深刻。想来《过秦论》当是他早时在洛阳时的著作，尚未经历汉廷，得识世政之实。《过秦》上、下两节文章发扬而不艳，虽非尽如六朝人所谓“笔”，然亦不甚“文”，故昭明不选。《过秦论》之中节，乃是魏晋六朝人著论之模范，左太冲有“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之言，其影响后人不限一时，陆机《辩亡》、干宝《晋记》不过是个尤其显著的摹拟罢了。这篇的中节就性质论实在近于赋体，例如他说：“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并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兄良、王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这些人们时代相差百多年，亦无九国在一起攻秦之事，六国纵约始终未曾坚固的结过一次，然为文章之发扬不得不把事实说得这般和戏剧一样，那么，又和《子虚》、《上林》的文情，有什么分别呢？这类的论只可拿做“散文的赋”看。《文选》于论一格里，《过秦》中节之外，还有东方朔《非有先生》，王褒《四子讲德》（西汉后与此无涉，故不叙举以下）。这两篇虽以论史，其实如赋。古来著论本是敷文，不是循理，以循理为论，自魏晋始（如夏侯太初之论乐毅，江统之论徙戎，乃后世所谓论）。

贾谊的赋现在只存《服鸟》、《吊屈原》两篇，《惜誓》一篇《史记》、《汉书》都不提，《王逸》也说疑不能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古文苑》所引汉赋多六朝人所拟作）。其中字句虽有些同屈原赋，但《吊屈原赋》不谈神仙，而《惜誓》却侈谈神仙，也许是后人拟贾谊而作的。我们拿贾谊两赋与《离骚》、《九章》比，则不特《离骚》重重复复，即《九章》亦不免，而贾赋不这样。这因为屈赋先经若干时之口传，贾赋乃是作时即著文的，所以没有因口传而生之颠倒。又屈原情重而不谈义理，贾赋于悲伤之后，归纳出一篇哲论，这也是文章由通俗体进到文人体时之现象。贾赋的文采都不大艳，都极有气力，这也是因为贾生到底不是专为词人之业的人。屈君还是一个传疑中的词人，贾生已是一个信史上的赋家了。贾赋在后来的影响并不大，后来的赋本是和之以巨丽，因之以曼衍，而贾赋“其趣不两，其于物无强，若枝叶之附其根本”。（张皋文叙《七十家赋》中论贾谊赋语）神旨一贯，以致言词不长，遂不为后来之宗。

说到贾谊的疏，到赵宋时才发生大影响。自王介甫起，个个以大儒自命的上万言书，然而做文章气都太重，都不如贾生论当时题目之切。自东汉时，一般的文调都趋于整齐，趋于清丽采艳，所以他的《陈政事疏》自班固而下没有拿着当文章看他。这疏中的意思在文、景、武三朝政治发展上固然有绝大的关系，即就文章论也为散文创到一个独至境界，词通达而理尽至，以深锐的剖析，成高抗的气力。通篇中虽然句句显出“紧张”的样子，而不言过其情，因为有透彻的思想作著根基，明亮的文辞振着气势。拿他的《陈政事疏》和荀子著书比，荀子说不这样明白；和《吕览》比，《吕览》说不这样响亮；和《孟子》比，《孟子》说不这样坚辟；和《战国策》比，《战国策》说不这样要练；和董仲舒比，更断然显出天才与愚儒之分（仲舒弟子先以之大愚）。这实在是文学上一种绝高的造诣，声色和思想齐光，内质和外文并盛。只是东汉以后，文学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文饰品，这样“以质称文”的制作，遂为人放在“笔”之列了。

贾生的论似赋，赋乃无后；论虽在六朝势力大，现在却只成历史的痕迹了。只有《陈政事疏》，至今还是一篇活文章，假如我们了解文、景、武三世政情的话。

继贾谊后，能把政事侃侃而谈的，有晁错。错无贾谊之文，政策都是述贾谊的。然错无儒家气，所以错所论引更多实在。

贾谊遗文现在所得见的，只有《汉书》所引之赋和疏，《史记·始皇本纪》替所引之论，现在虽有新书流传，不过这部书实是后人将《汉书》诸文拼成的一集，所补益更无胜义，宋人先已疑之，《四库提要》承认此事实，而仍为之回护，无谓也。

◎附录

举目如下

《吊屈原赋》、《服鸟赋》、《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

《谏王淮南诸子疏》（以上见《汉书》本传）

《过秦论》（见《史记·始皇本纪》）

《说积贮》《谏除盗铸钱使民旅铸》（以上见《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