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举是一件大事，这是进入仕途的第一步。明代初期，入仕有三条路：吏员、举人、进士，以进士为最贵。到了后期，吏员入仕这一条路是堵塞了，主要的通途是进士，但是进士必须由举人出身，所以中举还是件大事。录取举人，便得进京投考。陈子龙、夏允彝是同乡又是同科举人，所以崇祯三年（1630），他们一同进京，参加进士的考试。

熹宗死了，继承这个重任的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史家称为思宗。思宗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即1611年1月，天启七年八月即位，实际上他还不足十七岁。这个庞大帝国的重任，连带东北的战争、西南的叛乱、满朝文武百官的贪污腐化，一切都得由这位年轻人处理。

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魏忠贤。熹宗末年的诏书，连忠贤的姓名都不提了，动辄自称“朕与厂臣”，从大学士起没有一个敢和忠贤对抗的人物。忠鲠的人才是有的，但是屠杀的被屠杀了，退居的被忘却了，没有出来做官的有不少的人才还没有被发现，他们对于国事不是不关心，而是由于没有掌握政权，无能为力。东林党其实不是什么政党。继之而起的是复社，确实具有政党的雏形，但是在组织上很不健全，也没有取得政党的地位。因此思宗即位的时候，确实是孤立，孤立到只剩一个孤家寡人的地位。

熹宗去世的时候，魏忠贤和兵部尚书崔呈秀曾经密谈，据说呈秀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只是摇头。这才传信王入宫。宫中的太监多到数万人，这里当然有忠贤的心腹，有些虽然还不是心腹，但是准备随时争取心腹的地位。所以思宗入宫之初，自己带了干粮，准备万一。这不是思宗的过虑，而是当时客观的形势要求。要保证对于国家做一些贡献，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存在；唯有确实认定此路不通以后，才容许对自己做出适当的处置，这是思宗的认识。

思宗即位不久，地位逐步地安定下来，这才做出从容的布置。魏忠贤首先提出请求免去东厂太监的任务，斗争开始了。思宗知道这是以退为进的一着，他没有同意。魏忠贤请求停止为自己建生祠。思宗同意了，但是指出已经建成的一概不动。忠贤的侄儿良卿官至太师，封宁国公；侄孙鹏翼官至少师，封安平伯。至是皆给铁券。铁券本来是封建时代君主玩弄大臣的一种工具，在赐券的时候，都是说明“与国同休”，到了必要的时候，要杀的还是照杀不误。可是在给券的时候，都说是永远不变，而受券的也经常认为这是一种保险的证件。

十月间巡按直隶御史贾继春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不忠不孝。这是一个尝试，思宗亲笔批“知道了”。次日兵部武选主事钱元悫上言：

……迩年以来，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舆厮贱隶，夤缘扳附，立跻显要，玷列卿行，污滥朝署，常伯有续貂之诮，烂羊兴关内之谣，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厂臣魏忠贤以枭獍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列私人，分踞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几如桓温之壁后置人；广开告讦，道路以目，几如则天之罗钳吉网。先帝念忠贤有驱使之微劳，闻誉言之日至，岂料其威权趋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横窃，亦必有以处忠贤矣。即皇上念其劳，贷之不死，宜勒归私第，散死士，输蓄藏，使内庭无厝火之忧，外廷无尾大之虑。魏良卿辈既非开国之勋，又非从龙之宠，安得玷兹茅土，污此彝章，速令解组褫绅，长农没世。至告讦获赏之张体乾，锻炼骤贵之杨寰，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同，号称长儿之田尔耕，宁国契友之白太始、龚翼明等，凡为爪牙，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党肃清，九流澄澈……

这是对于魏忠贤的一道檄文，动员令开始了。

魏忠贤只是一个寻常的地痞恶棍，乘着熹宗的昏庸无知，自己以为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其实他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要做曹操、朱温，这是不可能的。宋元理学对于封建王朝已经铸成了一座钢铁的保险柜，所以童昏如宋钦宗、度宗之流，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动摇。明朝的皇帝，如武宗、穆宗都是昏庸到顶的人，但是也没有人敢于动摇。甚至元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到了汉民族全部奋起、共同给予反击的时候，还有花云、王冕这些人在君臣大义的昏聩思想指导下，对统治者效忠。明代的建文帝和成祖的斗争，其实只是叔侄间的争夺，与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但是铁铉、方孝孺这些人都为之卖命，甚至诛及九族，一些不以为悔。这一切都是宋元理学对于封建王朝的贡献。

思宗和魏忠贤的斗争，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到十一月初完全揭露。最后以魏忠贤的安置凤阳而结束。魏忠贤的死党也被逐步地予以肃清。

魏忠贤的安置凤阳，只是一句表面化的语言。相传忠贤到了中途自尽，他临终的话是：“皇上置我于死地，我是死了，但是最后还是由我置皇上于死地。”

忠贤最亲信的死党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在熹宗去世的时候，忠贤本来想把皇帝的冠冕夺到手里，但是呈秀认为即使控制了北京，四方义兵必起，时机还没有成熟。及至忠贤失败，呈秀回到故乡蓟州，他把姬妾聚在一处，罗列珍异酒器，开怀畅饮，每饮一杯，随即掷毁，最后也终于自尽。

魏忠贤及其死党正被逐一肃清的时候，思宗看到当时在对外战争中，最大的祸害在于用太监监军。当然这是从前代历史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唐代在讨伐安史之乱的时候，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相州，朝廷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其结果造成全面的大崩溃。因此思宗决定撤回各镇太监。他在诏令中说：

……军旅国之大事，必事权一而后号令行，人和协而后胜算得。然势敢则交诿，力均则相击，自非审口以期，何繇出令制胜？先帝于宣宁、关蓟、宁远、东江等督抚外，分遣内臣协镇，一柄两操，侵寻滋弊。比来内外督、抚，意见参商，嫌疑萌构，彼此自命，咸称赘员。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缮，有事却敌，俱听经、督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原领在官器械马匹，如数交督、抚分给诸将以备战守，开数具奏……

这些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选择内阁成员的时候，却有了一个特别的办法。他召集各部大臣，和主管人事的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御史于乾清宫。皇帝对天拜跪以后，把资望较深的大臣姓名分别开列，逐一卷好，纳入金瓶，然后再行拈出，共得四人。这时大臣们指出国事繁重，请求添补人员，结果增补二人，同时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就为选定内阁人员，增加了一重宗教仪式的成分，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一位十七岁的青年决定内阁人选，也实在没有较好的办法。封建社会究竟是不够前进的社会，思宗皇帝只能这样地选择人才。

这一年子龙二十岁，他和当时的社会领导阶层接触了。

晚明的东林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因此实际还够不上称为政党。到天启末年出现了复社，这才逐步地扩大群众组织，由一个地点推向全国，在全面铺开的时候，号称二万余人，有姓名可考的二千余人。这个团体最初是以太仓州的张溥、张采二人为首的复社，同时并起的有松江府的夏允彝、陈子龙为首的几社。及至子龙等和两张结交以后，更扩大了复社的声势。他们最初只是谈论诗文，其后由诗文联系政治。当时的士人，在政治上要取得地位，除了一些歪门邪道以外，主要是由县学生、府学生（那时都称为秀才）去应考，考取了就是举人，然后再由举人应考，考取了就是进士。由进士出身的，有的入翰林院，有的分发各部，由主事、郎中等逐步向上；有的分发各省，由知县逐步向上。这里当然有些人从中央调出各省，也有些人从各省调入中央。总之一切都要从科举出身。这就和清朝有些不同。清代的官制是由明代演变而来的。明代的内阁还有些实权，清代自雍正以后设军机处，逐步掌握了全部政权，大学士只成为空衔。咸丰以后，有些文人参加军事，他们不愿用军衔，由此一部分军人由武官改为文官。及至捐官的制度出来，只要出钱，几乎什么官都可以做。所以清代做官，有文人、武人和捐班三条大路，明代主要只有一条路。这就成为复社的基础。

子龙和苏州的杨廷枢、徐汧成了朋友，他的父辈姚希孟、魏浣初、龚立本、文震孟都激赏他的诗文，交相称誉。次年，他在太仓弇园遇到江西的艾南英，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争执。

艾南英，江西临川人，字千子。当时江西人在八股方面有艾、陈、章、罗四大家，指的是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明代文人主要地分成两派：一是李（梦阳）何（大复）李（攀龙）王（世贞）主持的秦汉派；一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主持的唐宋派。前一派号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一派在散文中特别推崇唐宋八大家。其实这两派都是为八股服务的，而入门的路线完全不同。子龙这时年龄还轻，受王世贞的影响也较大，因此是主张文必秦汉的。这年秋天他和南英会面了。艾南英比子龙年长得多，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声名很大，江西四大家的文笔在科场中是到处闻名的。

崇祯元年的秋天，这两位见面了。他们谈到文章。

子龙说：“弇州先生指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艾南英是一个有名的大近视眼，那时眼镜虽然已经输入中国，但是还没有通行，他瞪着蒙眬的眼梢，才看到这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他老气横秋地说：“什么？足下说的是秦汉吗？秦汉的文章有什么可学的？年轻人，多想一些。不要说秦汉文不足学，就是曹、刘、李、杜的诗，有什么可学的？”

“那么北地、济南两位老前辈都不足学吗？”子龙说。

“哈哈，又是北地，又是济南。这两位李先生懂得什么？年轻人还是多想想，不要被他们引错了路。”

这种教训的语调正引起子龙的愤慨。

“是呀，是呀，还是千子先生说得正确。”大家说。

子龙已经不能再忍耐了。幸亏他的好友夏允彝也在场，他连忙解围道：“论理呢，艾老先生是经验之谈，不过要说曹、刘、李、杜都不足学，是不是还可以商量一下？艾老，你看怎样？”

允彝这一番说，虽然没有明显地袒护子龙，但是也给南英一个警告，要是坐在弇园里菲薄李、何、李、王，那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

在座的都来打圆场，这一餐就此草草终局，但是事后南英和子龙还是书札往返，辩难不休。事实上这都是文人的意气用事，文章到了明代，主要的关键还在八股方面，南英、子龙，谁也免不了这一道关。一切是为八股服务的，那么这里就用不上太多的争执了。可是从大节看起来，在隆武帝（清代抹杀了这个年号，只称为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发动抗清战争的时候，子龙固然是大节凛然，成为抗清的英烈，南英也从江西前往福州，投奔抗清的中心，终于死在福建。这说明了他们两人的人生态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可是并不因为基本上的一致而在议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互相谅解，这是明代文人常有的风气。

在这一年之初，思宗还抱有夺回辽、沈的雄心，当时的愿望是由两路出兵。一路由山海关、宁远、锦州向北进军；一路是由觉华岛、盖套进兵，以登州为后方。四月，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军务。军事重任完全落到崇焕身上。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思宗在平台召见，面加慰劳，问以出兵方略。

“你看建州什么时候可平？”

“出兵方略，臣在疏中已经奏明。臣受皇上特眷，请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焕说。

“好得很，”思宗说，“那时当然不吝封侯之赏。你的子孙也可以实受其福。”说到这里，中间休息一下，思宗退出。

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由于本职关系，他问崇焕：“督师说的五年为期，有什么把握？”

“皇上非常焦急，只能先行安慰一下。”崇焕说。

誉卿吃了一惊。他说：“皇上英明得很，日后按期责效，那怎么办？”

崇焕这才知道肯定得太早了，正在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他再一次见到思宗。

崇焕说：“辽东事本不易言，皇上既然以此委臣，臣安敢辞难。但是要在五年之内见效，还必须各部共同努力。”

思宗紧接着说：“哪几部？要做些什么？”

崇焕屈指说起：“五年之内，户部要按期给饷，工部要按期给军械。还有，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事事相应，方能有济。”

思宗同意，随即传旨各部，共同协作。

一切都在准备着，但是依然是徒托空言。就在这一个月，宁远发生了一次兵变。当兵的把巡抚毕自肃抓起来，向他要四个月的兵饷。毕巡抚说早已申请了，户部还没有发下来。兵士不管这一些，把毕巡抚、总兵官朱梅和其他一些当官的捆起，用拳头的用拳头，用棍棒的用棍棒，把毕巡抚打得满脸是血。兵备道郭广新到了，好话说尽，总算把巡抚放出，共同设法，将各衙门的库底搜空，共得银二万两，再向各家殷实商户暂借三万，凑足五万，这才解决了一场横祸。

这里看得清楚，事情是不简单的。自从万历十年神宗亲自执政以来，一路拖沓，四十多年了，直到这时，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家的艰危，人民的痛苦，不但坏人不管，有时即自诩为清流的好人也不管，所争的都是闲气，没有提出任何值得切实考虑的问题。子龙这时已是复社的一员了，但是复社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他们自许为直接东林，有时人家也称他们为小东林。人数已经上千上万，俨然是一个政党了，但是并不代表人民，也没有为人民说话。即如倪元璐，这是一位老东林党了，在李自成破北京以后，自杀，大家共称为忠臣，那时他是户部尚书，为明王朝又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崇祯元年，元璐官至侍讲，四月请毁《三朝要典》，他说：

……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假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为《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

《三朝要典》的纠纷，直到弘光时候还没有完全结束。宋人多议论，因以亡国，其实明人之多议论，更远过于宋人。

明思宗和袁崇焕急于恢复辽沈，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步骤却没有站稳。明代的岁入和岁出，常常是一个问题，张居正的严考成，施用一条鞭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求国家的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所以在他掌握政权之初，甚至如讲筵赐宴，都要求节约，他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及至神宗亲政，他好像有两本账，一本是公开的，一本是自备的。他在岁入方面多方注意，但是这本账始终没有公开；可是岁出方面，当然是公开的。到魏忠贤专政的时代，国家亏累的问题更严重了。崇祯元年，户部右给事中黄承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二三百万，即登其数，已少百五六十万，况外解、积欠、黔饷三项，实际岁入仅二百万耳，戍卒安能无脱巾，而司农安得不仰屋乎？”这不失为有识之言。戍卒脱巾之言，在宁远已见了，其实这一年的脱巾之变，不仅在宁远。到十一月里，白水县王子顺合东来逃兵，掠蒲城、韩城之孝童、淄川镇。在这一年李自成、张献忠也在陕西吹响了起义的号角。历史记载说这里的主力是耿如领导的勤王军队，在建州军队把他们打败以后，他们溃散了重行集合，于是发动起义；有的记载又说是在明王朝为了节约开支，裁除驿站，于是失业的驿卒起来造反。造反是真的，但是在政治混乱之中，民不聊生，造反是无罪的。这里就有一个造反有罪和造反无罪的课题。

政府是建立在人民拥护这个基础之上的。倘使政府能为人民谋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个政府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倘使政府不能为人民谋利益，甚至危害了人民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府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人民有理由打倒它，重行建立自己的政权。明朝本身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成立的，但是经过了二百多年的腐蚀，这个政府久已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转化成为人民的敌人，那么人民拿起刀枪来推翻它是有充分理由的。

神宗末年，一个弱小的建州卫已经蜕化为一个实力充沛的、发展中的集体，他们发展、壮大，逐步地向四围扩展，成为一个强悍的满洲国（崇祯九年前建州卫自称满洲国），他们曾自称“后金”，当然这只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爱新觉罗氏和完颜氏的金王朝是没有什么直接血统关系的。起初他们仇视汉民族，他们对于汉人第一步是杀、杀、杀，偶然不杀的就把他们作为奴隶。到了皇太极的时代，他们的野心更大了，正在利用一切手段巩固自己，扩大自己。在皇太极最初的时候，那时是四大贝勒的联合政权，由皇太极和两个兄弟、一个叔伯兄弟共同执政。以后皇太极逐步地把其余三位的地位压低了，突出个人，成为一位最高的领导者，政权逐步走向统一。他对于汉人，无论是被掳掠的平民或是被俘获的敌军，一概不杀，甚至吸收到军队中去。西边还有蒙古人呢，他设法联络可联络的，打击必须打击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满洲国的地盘扩大了，他的部下也就有了满洲、蒙古和汉军三支军队。当然，汉军的地位是不高的，因为他们是被俘虏的，或是向满洲投降的。

从另一方面看，明朝的军事地位，也不是完全没有发展。辽阳、沈阳、广宁三座大城是丧失了，但是正如古人常说的那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明朝的大军被逼到山海关以后，本来打算把关外的地面，完全放弃，由于袁崇焕的坚持，才保留了宁远这座孤城。可是后来又逐步由宁远向北发展，他们重行延伸到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仅建筑了三座大城，还在大城的周围建筑了若干小城，用后代的术语，可是说是“碉堡群”。当然，那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规模，可是他们已经发现死守孤城不是妥善的，必须在大城的周围筑起一些卫星城，保卫这些城市。假使当时的明朝能坚持这个办法，他们可以逐步进展，切断建州和蒙古的交通要道，把建州孤立起来。只要发动一次前进的号令，可以向沈阳和辽阳同时进军，彻底摧毁建州奴隶主政权。但是这里需要的不仅是决心，而且还要有耐心。决心要大，但是耐心更要大。从历史吸取教训，西汉时期，赵充国的破西羌正是用的这一策略。

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发兵攻尼堪外兰算起，到崇祯元年（1628）四月以袁崇焕督师蓟辽为止，已经四十五年了。在这四十五年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向明朝不断进攻，明思宗和袁崇焕约定要在五年之中击败建州，收复全辽，这样的迫不及待，是最犯兵家之忌的，但是既经说过，袁崇焕不得不努力贯彻。

当时关外的军队，在大陆上的这一支，是袁崇焕管得到的，但是在海面上的这一支掌握在毛文龙手里。毛文龙是浙江的一位都司，在神宗支援朝鲜的时候，他参加这次战役，失败以后，他逗留在渤海中的皮岛，逐步地壮大起来。正值朝廷混乱当中，他一边扩充军队，一边结交权贵，好在那时无论是神宗的晚年或是熹宗的年代，明朝的中央，始终是混乱的，不稳定的，所以毛文龙的军队就无限扩大了，他部下的将领，姓毛的姓毛，不姓毛的也得姓毛，这算是一家人了。在熹宗年代，他报所部额兵二十余万；以后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编修姜曰广阅视，改报十万。崇祯元年登莱道王廷试阅视，定额二万六千，文龙大为不平。

次年六月一日，崇焕以督师的名义来岛阅视，文龙来会，相与燕饮，常至夜分。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射。崇焕把带来的军队布置好了，在山头上设了军帐，四面安置了带来的军队。文龙来了，可是部下都留在外边，进不得场内。

崇焕下山迎接文龙。他很客气地说：“我明天就要回去，海外重任，完全拜托毛将军，请受我一拜。”

文龙说：“不敢当。”

崇焕拜了，文龙连忙答拜。

崇焕看到文龙左右将领，连忙请教姓名。

“喔，”文龙说，“不必问了，都姓毛，是我的子孙辈。”

“难得难得，”崇焕连忙说，“大家都在海外，为国家吃辛吃苦，每月只受禄米一斛，太辛苦了。说起来也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

督师拜下去了，毛文龙部下的将领也答拜。

袁崇焕把文龙请到后堂宴饮。他们谈得很高兴，慢慢地谈到国家大事。崇焕问起为什么要违背命令。文龙还在抗辩，崇焕脸声一变，把桌子一拍，他大声说：“绑起来。”

毛文龙的部下一看，左右全是袁崇焕的人，众寡不敌，自己又没带武器，因此没有动。

崇焕对文龙说：“本部院节制四镇，恐天津、登莱，受腹心之患，请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直达东江；又欲分旅顺东西节制，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俱不见允。终不然，只管混账过去，费坏朝廷许多钱粮，要东江何用？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不迟。哪知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

说罢，崇焕向西叩头请皇命，剥下文龙衣服，数了他十二大罪，最后和大众说：“毛文龙这十二大罪，你们说该杀不该杀？若本部院屈杀了他，你们就上来杀我。”

文龙部下相顾失色，只有叩头哀告。

毛文龙魂魄俱丧，不能复言，只说：“文龙自知死罪，只求老爷开恩。”

崇焕说：“你不知法久了，若不杀你，这一块土便非皇上所有。”

他向西叩头毕，请尚方剑，令水营都司赵可教监斩，由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把文龙斩了，付他亲人备好棺木安葬。

崇焕把东江军队二万八千人，分为四协，将带来银十万两分发众人。

次日，他备具祭礼祭奠，他对着文龙的棺木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令；今天祭你是本部院的情分。”初七日，登山试演。初九日，开船前往旅顺，十一日抵宁远大营。

袁祟焕是一位胆大手狠的大将，毛文龙的部下一些抵抗也没有。

这一次确实是一件“毒蛇螫手、壮士断腕”的大事。毛文龙在皮岛不是没有一些牵掣的作用，但是他一边勾结魏忠贤的余党，一边侵吞大量的军饷，不得不杀。可是杀他以后，他的一些旧部竟向建州投降，反叛祖国，终于也使国家和崇焕都受其害，这是后话。

崇祯二年的大事就是定“逆案”。这是和《三朝要典》对立的一件重大的事件。《要典》是魏忠贤打击东林的根据；《逆案》便是在弘光时代复社力扼阮大铖的把柄。

事情是由明思宗发动的。正月的后期，思宗召大学士韩、钱龙锡等商量。他说起：“我想定附逆人的罪名，必先正魏忠贤、崔呈秀和客氏的首逆，这件事已经做过。其次必须确定附逆人的姓名，要有根有据。如今发下建祠、称颂诸疏，你们可以和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里仔细讨论一下。倘使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也须谅其初心，责以后效。”

这是一件大事，韩是一位端重厚道的人物，龙锡也是一向谦和，众所共知的。他们不愿广搜结怨，经过数天，开列四五十人的一个名单，向皇帝呈上了。

思宗一看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名字，很感到失望。他吩咐再搜。大臣们搜讨以后，又补上了几十个姓名。

这一下可激动了思宗。他指出逆案中人要分出三大项：称颂、赞导、速化。他又说：“忠贤一人在内，倘若不是外廷逢迎，何至于此。宫内也有和忠贤同恶相济的，也应当列入。”

大臣们说：“关于内廷的事，臣等不知道。”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只是你们怕任怨罢了。”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大臣们看到一大堆黄包袱堆在那里。

思宗指着黄包袱说：“这里都是那时上奏的红本，是魏忠贤谋逆的实迹。”

大臣们看到这里没有再推辞的。韩和钱龙锡等说：“臣等的责任只是票拟，至于按罪定案，其实不知道。”

“那么你呢？”思宗对吏部尚书王永光说。

“臣部主管的是考成，对于法律刑名，实在生疏得很。”永光答。

思宗这才吩咐刑部尚书乔允升按律定罪，及时上奏。

二月下旬，思宗看到定案的初稿，召集阁臣和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于平台。他问：“为什么张瑞图、曹宗道不在逆案？”

内阁大臣回答说：“因为没有逆迹可指。”

“张瑞图的书法，”思宗说，“一向为魏忠贤所爱。曹宗道在崔呈秀的母亲死后，祭文称‘在天之灵’。什么‘在天之灵’？这就是逆迹！还有贾继春为什么没有列入？”

大臣们说：“贾继春请优待李选侍，不失为厚道，其议论亦多可取。”

“什么可取？这是反复。唯其反复，所以确定是小人。”

思宗把原奏和红本未入各官共六十九人，一并交给大臣们，由他们重行审定。最后确定除魏忠贤、客氏外，有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百二十八人，祠颂照不谨例冠带闲住四十四人。这一笔大账，连带魏忠贤、客氏在内，称为逆案。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个逆案之中的阮大铖，后来在弘光时代又搞了一个大反复。最后把南京的一些以东晋、南宋自比的计划完全推翻，为清朝的控制全国创造了条件，这是清人自称为后金的时代完全不能预见的。

是不是满洲王朝最初准备夺取全中国呢？这不可能，因为他们仅以后金自命，金人始终没有拿下全中国，长期停留在淮水以北。他们也曾打过长江，占领杭州，甚至前锋直到浙东的海边，但是他们不能向南前进了。建州的实力不及金人，即使他们以金人自比，但是在他们冲过了长城，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中原掠夺，他们没有预料到明王朝的上层统治阶级竟是这样的腐化无能，以致给他们以一个夺取全面胜利、据有全中国的机会。

这里我们也得提一下明代在东北方面的布置。在明成祖还没有夺取帝位以前，他只是燕王，他的北面还有宁王，封地在后来的热河和辽宁省的西部；及至他决心要和当时的中央、在南京的建文帝作战。他首先花言巧语地把宁王的兵权骗到手，但是他并未能掌握宁王的地盘。在蒙古族夺回自己的疆土以后，他只能放弃三卫——大宁、朵颜、福余三卫，所以在明人筑长城的时候，他们缺了东北一角，而以山海关为通向辽沈的通道。

是不是蒙古族或建州的军队入关必须通过山海关或其他关口，如张家口、居庸关呢？这样的想法就太天真了，他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山坡里冲出来，拆毁边墙，进入内地，所以那一种倚靠长城，信赖长城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们的力量集中了，从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冲出来，要想把这个缺口附近的军队收集，进行有效的抵抗是来不及的，主要应当把力量放在侦察方面，一有消息，立即发动大军，给以有效的反击。可是在整个的明代，除了少数几位将领以外，这样的事是办不到的。这就给建州军队以一个进攻的机会。

袁崇焕正在山海关外着手布置，他和思宗说清楚，要在五年之内收复辽、沈，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崇焕进一步了解到思宗急于求成的心理，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由于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满洲方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努尔哈赤对于辽东的居民是两手政策：他对汉人中的劳动人民是把他们作为奴隶使用，而把其中的官吏、儒生及其他知识分子，一律屠杀。对付努尔哈赤是不难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受到屠杀或奴役，所以只要能领导要生存和自由的人民，就可以反击建州的进攻，这个情况袁崇焕是了解的；在五年之内收复辽沈的计划，是根据这个情况订立的。但是努尔哈赤死了，把建州的领导权交给四大贝勒执政。四大贝勒包括他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和他的侄儿阿敏，这又是一个弱点，因为权力不集中，不易于统一力量对明人作战。现在皇太极正在逐步集中权力到自己的手里；同时对于汉人的应付办法也有所改变——对于奴隶们不说是奴隶而说是给他们生活，当然是没有多大自由的；对于汉人中的聪明强干之士，则说是要量才使用。这便更容易获得汉人的拥护。袁崇焕以督师的身份再出山海关，首先是要了解情况。

袁崇焕是一位英雄，但是当时人和后代对他是了解不多的。英雄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但是不少被埋没了，甚至被屠戮了。历史上的问题，有时真是难于说清。即如袁崇焕派李喇嘛赴辽沈吊祭之事，有人认为这是崇焕收复失地的计划受挫，因此准备求和，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建州和明朝中间因为争夺辽沈，这里已经没有调和的可能，李喇嘛这一次的东行，其实是要借此了解情况。建州是要向中原发展的，而思宗的急于收复失地，也是一望而知的。袁崇焕虽然不会急于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决不会一边在思宗面前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一边又要仓促求和。即使和议可成，建州的军队也不可能自动地退出辽沈。崇焕有什么理由要轻易以自己的性命为儿戏？

果然，崇祯二年的十月，皇太极发动大军，以蒙古的喀喇沁部为向导，十余万的大队人马由喜峰口拆毁长城，冲进关内。思宗命蓟辽总督控扼石门，但是建州的大兵已经进入北京的四围。督师袁崇焕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率同祖大寿、何可纲自山海关兼程入援。思宗命崇焕尽统诸军。这时建州兵的大营在南海子，袁崇焕的大营在沙河门外，两方鏖战，互有杀伤。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当中，思宗命孙承宗以大学士督理兵马，控御东陲，驻兵通州；宣大、保定、河南、山西、山东等巡抚皆率兵入援，同时又命应天、凤阳、陕西、浙江巡抚陆续发兵。形势确实危急，但是畿辅空虚，要求这些地方的大队人马从千里之外匆匆远来，实在也是迫于形势的仓皇。为什么形成这样形势呢？主要因为外边谣传袁崇焕已经勾结建州内犯，不能不作必要的布置。

建州兵到了北京城外，恰巧遇到明皇宫的太监二人，就把他们捕获了，交给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管。鲍承先和宁完我这时是建州的兵官了。他们正在密谈：

“你看为什么我们又要退兵？”

“这是皇上的圣旨。在皇上单骑出帐的时候，看到对方两骑人马，和皇上谈了好久。想来袁督师有密约，这次战争快要结束了。”

他们的话很低很沉着，可是太监们更沉着，把话都暗暗地记在心里。第二天没有经过审问，由他们逃走了。

太监们回到宫中，当然会把机密的信息奏知思宗。思宗得到消息，可是很沉着，没有什么表示。次日赐袁崇焕玉带、彩币，大将祖大寿也是玉带、彩币，其他的将领各赐彩币。

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袁崇焕及其所部大将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请求率兵入城。不许。二十四日崇焕请求和满桂一样，率兵暂驻外城，仍不许。二十六日崇焕攻建州兵于南海子，建州兵稍退。十二月一日召袁崇焕和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正在发兵追击建州兵，听到召见，立刻入宫。

在这个专制王朝统治的年代里，无论袁崇焕平时怎样激昂慷慨，现在也感到天威森严，不禁有些战栗。

思宗问起：“上次袁崇焕没有请旨，擅自把毛文龙杀去，现在建州鞑子来了，又没有狠狠地打一仗，只顾逗留，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句申斥，是一阵炸雷前面的暴雨。袁崇焕是经得起风浪的，他在大军撤退时，不曾死守孤城，终于为收回锦州巩固了前进的基础吗？现在建州的武士冲破边墙，直逼北京，他不曾布置军队，星夜入援，遏制了凶悍的前锋吗？开仗虽然一时还谈不上，稳住了北京外围，便是一种胜利，但是皇上还不足二十岁，他能明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吗？崇焕不敢置答。

思宗的暴怒，不但给袁崇焕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震惊，一旁的大臣都不敢置喙，唯有大学士成基命一再请求思宗慎重考虑。

什么力量能阻止思宗的暴怒呢？他疯狂了。明代的皇帝，除了个别的以外，不是白痴就是疯狂，思宗的暴怒不是成基命所能阻止的。他下令把袁崇焕拿了，解除他的兵权，把他的军队交给满桂和祖大寿。他们都是崇焕的部下，本来互不相安，可是由于崇焕的威慑，他们只能勉强共事，现在崇焕的兵权褫夺了，满桂提升为武经略，大寿出宫以后，不顾一切，带同所部拼命狂奔，从通州直趋张家湾。不久崇焕以通敌的罪名被杀了。

崇焕的被杀，当时一般的舆论是半信半疑。可是在思宗的暴怒之下，谁也不敢置议。甚至在后来谈迁著《国榷》的时候，还是不能认定这里有多大的委屈，而说出：“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死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而崇焕智不出此，岂刃在其颈，不觉冥蹈之耶？至谓召敌胁款，此无心胸者为之，崇焕当不其然。但敌锋方锐，冀盟城下，如唐渭桥之事，稍逭目前，则崇焕微意有在，然亦愚矣。”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建州大军冲破长城的时候，崇焕原不及知，待到敌人进逼北京以后，崇焕才星夜赶到。城下作战，不是崇焕所能预料的，但是遏止敌人的进攻，逐步逼近，以崇焕的报国热忱和他的干练，不是没有把握的。可是思宗却上了一个大当，任这位尽忠报国的大将，背着通敌的罪名，死于北京城下。是谁造成了这个惨案呢？是思宗。他听了太监传来的消息，终于中了皇太极的暗算，坏了自己的擎天柱。这件事直到根据《清实录》写定《明史》，才把这个冤案搞清楚了。

袁崇焕被杀以后，明王朝的大军也自各方赶到了，皇太极看到情势逐渐转变，对于自己不利，率同代善、莽古尔泰退出长城，北京形势稳定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当时的建州体制是四大贝勒共同执政。三位由长城退出后，还有二贝勒阿敏连同部下在滦州、永平、遵化一带迂回作战。崇祯三年正月破永平府，乡绅白养粹、崔及第和当地的官员都降了。白养粹本来做过布政使的，现在升为永平巡抚、都察院右都御史，崔及第授永平兵备道副使，庐龙知县张养初授永平府知府兼知县事，大家都升了官。可能是阿敏罢，吩咐搜括城中财帛，诸生廖师周所献的物事不够格，吃了一顿棍棒，还抄了家；同知杨尔俊奉命剪发，因为辫子不合程式，索性把头也割去了。建州兵的威力是不难想象的。

接下便是贝勒要女人。贝勒究竟是个什么？连巡抚白大人也不很清楚。事实上贝勒的地位也经历发展、巩固和下降的过程。在努尔哈赤的时代，贝勒是建州的最高统治者，可是那个国还在初步形成，地方并不够大。努尔哈赤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连同兄弟的儿子都是贝勒，个别的称为贝子。在这一群人中有四大贝勒执政，白巡抚是投降二贝勒的。待到清王朝的威望不断上升，贝勒又不是最高级的了，最高称汗、称皇帝。皇帝之下有亲王、郡王，郡王之下才是贝勒，所以贝勒是第四级了。一般汉人不了解这个升降关系，因之称为贝勒王、贝子王，后来曾经清朝明令禁止的。

永平府人民还在惊惶恐怖，盛传贝勒要选王妃了。有的人还害怕，可是白大人有阅历，有见识，究竟和一般人民不同。人民中间又传出白大人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大营，据说是最美的。可是贝勒还要人，这就找到迁安县的一位乡绅兵部侍郎郭巩。郭巩一听不妙，拔脚就跑。来人没法，索性把郭夫人带到大营，下文就不得而知了。

建州兵已经退出了一大半，可是阿敏这支人马还盘踞在永平、滦州、遵化、乐平、昌黎这一带。满桂在战争中牺牲了，祖大寿因为袁崇焕无辜被杀，连夜出关，正在徘徊歧途之中，由于孙承宗的劝导，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包围战，终于在五月二十九日由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宣布了收复四路。他在露布中说：

……卢河驼岭，顿还孤竹清风；鹿角龟湾，复见窿山明月。夹碣石而标汉帜，挽天河以洗胡尘。万马骄嘶，一战奏合围之势；六骡宵遁，三方成孤竹之形……

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皇太极的一幅胜利的蓝图，完全扫荡了。但是重大的胜利正意味着崩溃的开始。这是明思宗和孙承宗所没有预见的。在皇太极进逼北京时，思宗看到北京的孤立，京营大兵的不足用，曾经召集各方军队的勤王，这不能不算是理所当然的。勤王的军队来了，后方的供应不能及时到达，这就造成军队的大崩溃。思宗没有看到北京的孤立，因此也就没有考虑到如何巩固国家，特别是北京的措施。这是谁的责任呢？在人民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这个责任不能不落到思宗和他的政府身上，尤其是思宗，因为他是一位领导者，大臣们的行动都要由他指使。但是思宗还很年轻，他没有经过锻炼，没有机会学习；而当时的大臣们中间，还没有培育出高拱、张居正这样的人才。不用说周延儒和温体仁这些贻误国家的人物，即使是成基命、钱龙锡，他们也不是拨乱的人才，那么国家的前途又由谁来担当呢！

六月间，子龙和夏允彝一同到南京去。因为这年是乡试的年份，考试是在八月举行的，他们早一些到南京，便可以有所准备，省得临场忙乱。到达以后，他们在谢公墩住下，读书之暇，他们游遍了南京各处名胜。到了这里，朋友多了，当然也有各色各样的娱乐。挟妓的、打牌的都有，子龙的夜晚却大半花费在刻韵赋诗上面。

“卧子，”大家说，“为什么不玩一下？只顾在诗文方面花功夫，有什么用处？”

子龙回答：“你们认为时间可以等待吗？在我读到终军、贾谊两传的时候，总感到时间不能再来。不趁现在写一些诗文留下来，我们要等待到哪一年！曹操说过：‘壮盛智慧，不可复得。’为什么把时间错过了？”

这一年试官是姜曰广和陈演，诗房房官是京山郑友玄。出榜以后，子龙以第七十五名录取，允彝也同榜录取。

明代中举是一件大事，这是进入仕途的第一步。明代初期，入仕有三条路：吏员、举人、进士，以进士为最贵。到了后期，吏员入仕这一条路是堵塞了，主要的通途是进士，但是进士必须由举人出身，所以中举还是件大事。录取举人，便得进京投考。陈子龙、夏允彝是同乡又是同科举人，所以崇祯三年（1630），他们一同进京，参加进士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