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今天重印，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本书所收文章始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有些篇章的写作过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本世纪进入30年代的第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危急。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大学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日寇投降后，北大迁回北平，又三年，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这二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哲学界有两支队伍，一支是马列主义的队伍，他们代表哲学界的主流，预示着未来的方向。还有一支队伍，他们多半是在国民党地区高等学校的专业工作者，研究西方哲学流派，介绍西方思潮，也有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这一些哲学工作者学有专长，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中，如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汤用彤先生、熊十力先生，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专业不同，性格不同。他们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他们共同的抱负。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是坚决的抗战派。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尽理解，对马列主义不理解，有的持怀疑以及反对态度。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看到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穷财尽，怨声四起，对国民党不抱希望，因此，都拒绝了国民党诱劝，没有离开大陆，而是在各自的教学岗位上，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降临，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们各自用实际行动来履行他们爱国主义的心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命运，共忧乐。1959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与全国人民共同受饥饿，极左思潮下的政治运动，他们曾成为批判的靶子，在一般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折磨外，还受到更多的折磨。尽管如此，他们的爱国的初衷没有动摇，而是坚定地继续前进，与国同休戚。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贺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贺先生在北大教学多年，他讲授的课程、大量译著介绍的是西方哲学，并带出了几代攻读西方古典哲学的学者，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黑格尔的道路，这些方面是大家看得见的，并被社会上、学术界所公认的，用不着多说。

如果深入地了解贺先生的为人为学，会发现他是旧中国成长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影响深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有数的专家，而他思想深处更多的儒家入世、救世的倾向，往往被忽视。他治学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见诸实行；他讲学偏重在西方哲学，而用心却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满足于讲论的义理之学，他还要付诸实践，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变革。可惜他所操之术和他的善良愿望未能吻合，以致走了弯路。直到找到马列主义，才算找到了最终归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记载着当年的大学讲坛上，一些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学者们辛苦探索的历程。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国的、西方的）有真实感情，他们追求真理的态度是严肃的。正是由于他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传统文化有真实感情，探索真理有严肃态度，才有可能使贺先生晚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十年来，许多哲学工作者，从唯心主义转变成唯物主义，历尽了艰辛，才找到通向真理之路。《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不失为哲学工作者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旧中国的一些哲学工作者的观察世界的方法。

作者经过长期的考察、比较，最后才从唯心走向唯物主义，虽说步履艰难，但是立足坚实，当初不轻信，既信了就不动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贺先生身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贺先生的这部著作反映着旧中国一批学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局限都可以从中看出来。总结过去，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近三十年来哲学界成败得失，至今尚未来得及很好总结。如果对《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给以适当注意，对以后的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的认识也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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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