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学观——汉代诸作家的文学观——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批评的产生——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齐梁的伟大的时代——反切法的输入——四声八病说——其反动——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为艺术的艺术论之绝叫——其反对者

一

在建安以前，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批评。孔子对于文学，一方面只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像“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一方面却抱的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故屡屡地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诗的应用论了。却也还够不上说是“人生的艺术观”。他又有“思无邪”之说，但其意义却是不甚明了的。总之，孔子的诗论，只是侧重在应用的一方面的。这也难怪，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外交上的辞令，几乎都是称“诗”以为证的，便可知“诗”的应用，在实际上已是很广大的了。

汉代是诗思消歇的时代，文学批评也不发达。专门的辞赋家，像司马相如，只是说，赋是天才的产品，其奥妙是不可知的。扬雄则倡读千赋则能为赋之说。那都不过是随意的漫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序是比较得很有系统的批评，其见解却也不脱教训主义的色彩。后汉时代最有怀疑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里曾有很重要的发现，那便是“艺增”一类的倡论；但与其说是属于批评的，还不如说是属于修辞的。

真实的批评的自觉期，当开始于建安时代。当时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觉的意见，大胆无忌地评骘着当代的诸家。像曹丕《典论》里的《论文》，及《与吴质书》里，都把文章的价值抬得很高。他也许是最早的一个人，感得“文章”具有独立生命与不朽的。他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他一方面又批评孔融、王粲、徐干等七人的得失；这有些近于作家的批评了。同时还要探讨文体的分类与特质。“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论》）这里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大约是最早的一种文体论的尝试了。他又说：“文以气为主。”这乃开创了后人论文的一条大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也评论着王粲、陈琳、徐干诸人。唯他却薄辞赋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为急。假如不是有激而云然，则其批评见解是远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陆机在晋初写了一篇《文赋》，那是以赋体来论文的一篇伟大的东西。对于著作的甘苦，他是颇能阐发之的。在文体论一方面，他虽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类，比曹丕多出若干，其大体却仍是就曹氏之论而放大了的。关于文章做法的一边，那是他自己的特色。但也偏重于修辞、谋篇的部分。他主张，言辞与理意是应该并重的，而其本却还为理意。“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他是那样的具有开拓一个宗派的雄心。

与陆机同时的有挚虞，他编集了号为第一部总集（该说除《诗经》《楚辞》外）的《文章流别集》（本传说，三十卷，《隋志》云，四十一卷），专选诗赋。又有《文章流别志论》，有遗文见存。其主张也是说：以情义为本，以辞藻为佐；和陆机差不了多少。东晋时，有李充作《翰林论》，宋时，有王微作《鸿宝》，颜延之作《论文》，他们的遗文都已不见只字，故这里不能说及（颜氏《庭诰》中有论文语，当非即所谓《论文》也）。

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也是一篇论文章得失的大作，其主张仍是：“尝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二

齐、梁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大时代。出现了好几部伟大的批评的著作，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批评见解。我们的批评史，从没有那样的热闹过。第一是沈约、陆厥们的关于音韵的辩论。这是一场极大的文学论战。一方主张着韵律的定格的必要，一方则主张着自然的韵律论。易言之，也便是受了印度文学洗礼过的文人和本土的守旧的文人间的争斗。原来，随了译经而同来的，便是梵文的拼音字母的输入。这把中国古来的“声音”“读若某”的不大确切的“谐”音法，根本打倒了。代之而起的，是拟仿着拼音文字而得的反切法（始于魏、孙炎）。后沈约更取之，而倡为四声八病之论。同时谢朓、王融、周颙等皆相与应和。陆厥虽极力地反对，其声音却若落在旷野中去了。

第二是钟嶸《詩品》的创作。也许是受有《汉书古今人表》的若干影响吧，故他把五言人们分别为上中下三品而讨论之。虽有人对于他的三品之分，表示不满意。但像他那样的统括着五言诗诸大家于一书而恣意批评之的气魄，却是空前的。他在序里阐发着，诗以性情为主，及“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的主张，是很足注意的。为了反对过度的格律的定式，故他对于“平上去入”“蜂腰鹤膝”之说也表示不满。

第三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梁时，为步兵校尉兼舍人。后来出家，改名慧地。他的《文心雕龙》也是空前的伟作，共有五十篇（其中《隐秀》一篇是伪作），可分为三个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及《序志》是文学通论。《辩骚》《明诗》《乐府》，以至《诸子》《奏启》《书记》等二十一篇是文体论。《神思》《体性》《风骨》，以至《知音》《程器》等二十四篇是修辞的原理和方法论。其主干的见解是“因文而明道”，和陆机所论相同；而其大体，也不出《文赋》的范围以外。然而，从《文赋》到《文心》，是如何的一种进步呢！

第四是“为艺术的艺术观”的绝叫。文艺久成了功利主义的俘虏，但这时，则被解脱了。萧统的《文选》，首先排斥经书、史籍及诸子于文学的领土之外。徐陵的《玉台新咏》更严“纯文学”的门阀。萧子显的自序道：

风动春期，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萧绎也道：

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金楼子》

这是古所未有的大胆的主张。虽裴子野尝作《雕虫论》以纠之，北朝也屡有反抗的运动；然运会所趋，终莫能挽。能给纯文学以最高的估值与赏识者，在我们文学史上，恐怕也只有这一个时代了。

参考书目

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辑，有黄冈王氏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

二、《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诸书，传本皆甚易得。

三、《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日本铃木虎雄著，孙俍工译，北新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