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尽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十分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泰来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说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一）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我们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末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灏、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谈”、“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诗歌　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望、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的《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一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于绝无仅有。

（四）短篇小说　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马燕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绝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笔记小说　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杂记掌故的，有许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史书传记　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论文　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余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记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不可。

（二）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哪里去，都是非经过这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惟一的批评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厉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时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的桎梏，说什么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喓喓草虫，趯趯飞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一首诗明明是“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话）之意，汉儒却把他当做“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之意，当做叙述妇人适人，未见其夫与既见其夫的心境变化之文，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第一段“未见君子”，解做“在途时”，还勉强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则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做什么？下边紧接着“未见君子”。“在途时”则更说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奇怪的！诗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明明是言未见其夫，故而悲痛，汉儒却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如果要是说女思相离的话，那末见夫前与见夫后总是一样的相思，为什么见了夫后，便“我心则夷”呢？这种曲解强释，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礼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许有怀春之士，不许有思夫之妇，而非把他们拿来装饰儒家“礼教”的门面不可。其实孔子选诗的本意，岂是每首都含有宣传他的主义的意义在内么？

《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的受了这种曲解的灾祸。自《史记》有“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言，为是后之注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魏，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为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是奸谋，是恶行。评《红楼梦》者竟有逐回斥责贾母为祸首的。评《西游记》者，则有以此书为言医药之书，逐回都是谈论医理的。如此附会之处，几于无书无之。中国人的儒教的文学观因此养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了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劝书惩淫”。这种文学观，是我们所必要打破的。还有一种无谓的文学正统的争论，如言古文者鄙骈体为不足道，言骈体者亦斥古文为淡薄，言宋诗者遂唾弃别时代的一切作品以为不足学之类，我们都应一概打破。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绝无佳构。而中国文学则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屈子有《离骚》，扬雄则作《反骚》。枚乘作《七发》，而《七启》之属，遂相继而产生。言诗者不言此诗家之性质何在，独哏哏然举某诗似杜子美，某诗似黄山谷，一若学古人而似，即为诗人之最大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评者莫不以摹学左、孟、《史记》、昌黎为荣。这种奴性，真非从根本上推倒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工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要问我：“旧的既然要打破，那末新的呢？新的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说一说。

我们的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便是建筑在这“近世精神上面的”。

这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是怎样的呢？b．g．noulion在他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一书里说得很详细。他以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

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当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的文学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

“归纳的观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初步。无论我们做个人的研究工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工夫也好，我们必须应用这“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研究个公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

所谓“进化的观念”，便是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许多人反对讲“文学进化”，以为文学是感情的结晶，人类的感情，自太古至现代，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荷马的史诗，我们还是同样的赞赏。如言进化，则荷马之诗，必将与希腊的幼稚的科学知识同归消灭了。其实这是不然的。“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的，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

这种研究的趋向，是整理中国文学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万不可不求其一致。至于各人要做什么工作，则尽可以凭各人兴趣与志向做去，不必别人代为预先计划。不过据我的意见，中国文学的整理，现在刚在开始之时，立刻便要做全部文学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详确。局部的研究，可分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个作家的研究。（三）一个时代的研究。（四）一个派别的研究。（五）一种体裁的研究。但这种局部研究，有时也要关涉全体的。如从事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必须研究的。他的性质，他的作品风格，他的人生观，都是要细细的观察的。从事一个作品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研究他的风格与所抱含的思想外，至少还须知道他的作品的历史与性格，及这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因为时间关系，这篇短文便如此的匆匆结束了。还有许多话，只好待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