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袪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美文字，与我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抢、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比，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史杂抄》，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若欲备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鉴”之类，则世盖多有。若谓足与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篇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类，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辨也。欧洲记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翦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