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欧洲学术史的人，知道科学方法不是专讲方法论的哲学家所发明的，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所发明的；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倍根（bacon）、弥儿（mill）一般人提倡出来的，是格利赖（galileo）、牛敦（newton）、勃里斯来（priestley）一般人实地试行出来的。即如世人所推为归纳论理的始祖的倍根，他不过曾提倡知识的实用和事实的重要，故略带着科学的精神。其实他所主张的方法，实行起来，全不能适用，决不能当“科学方法”的尊号。后来科学大发达，科学的方法已经成了一切实验室的公用品，故弥儿能把那时科学家所用的方法编理出来，称为归纳法的五种细则。但是弥儿的区分，依科学家的眼光看来，仍旧不是科学用来发明真理解释自然的方法的全部。弥儿和倍根都把演绎法看得太轻了，以为只有归纳法是科学方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的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我们试看古今来多少科学的大发明，便可明白这个道理。更浅一点，我们走进化学实验室里去做完一小盒材料的定性分析，也就可以明白科学的方法，不单是归纳一项了。
欧洲科学发达了二三百年，直到于今，方才有比较的圆满的科学方法论。这都是因为高谈方法的哲学家和发明方法的科学家向来不很接近，所以高谈方法的人，至多不能得到一点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趋势，所以创造科学方法和实用科学方法的人，也只顾他自己研究试验的应用，不能用哲学综合的眼光，把科学方法的各方面详细表示出来，使人了解。哲学家没有科学的经验，决不能讲圆满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家没有哲学的兴趣，也决不能讲圆满的科学方法论。
不但欧洲学术史可以证明我这两句话，中国的学术史，也可以引来作证。
二
当印度系的哲学盛行之后，中国系的哲学复兴之初，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方法论，就是一种逻辑。那个时候，程子到朱子的时候，禅宗盛行，一个“禅”字，几乎可以代表佛学。佛学中最讲究逻辑的几个宗派，如三论宗和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经不起少许政府的摧残，就很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禅宗，仍旧风行一世。但是禅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顿悟，决不是多数人“自悟悟”的方他法。宋儒最初有几个人，曾采用道士派关起门来虚造宇宙论的方法，如周濂溪、邵康节一班人。但是他们只造出几种道士气的宇宙观，并不曾留下什么方法论。直到后来宋儒把《礼记》里面一篇一千七百五十个字的《大学》提出来，方才算是寻得了中国近世哲学的方法论。自此以后，直到明代和清代，这篇一千七百五十个字的小书，仍旧是各家哲学争论的焦点。程朱、陆王之争，不用说了。直到二十多年前，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里，还争论“格物”两个字究竟怎样解说呢！
《大学》的方法论，最重要的是“致知在格物”五个字。程子、朱子一派的解说是：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补《大学》第五章）
这一种“格物”说，便是程朱一派的方法论。这里面有几点很可注意：（1）他们把“格”字作“至”字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小程子也说：“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倘宋代的学者，真能抱着这个目的做去，也许做出一些科学的成绩。
但是这种方法何以没有科学的成绩呢？这也有种种原因：（1）科学的工具器械不够用。（2）没有科学应用的需要。科学虽不专为实用，但实用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小程子临死时说：“道著用，便不是。”像这种绝对非功用说，如何能使科学有发达的动机！（3）他们既不讲实用，又不能有纯粹的爱真理的态度。他们口说“致知”，但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物的理和那个物的理，乃是一种最后的绝对真理。小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说：“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自然豁然有觉悟处。”朱子上文说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都可证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这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而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丢了具体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决没有科学！
再论这方法本身也有一个大缺点。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如小程子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天下哪有“不役其知”的格物？这是受了《乐记》和《淮南子》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那种知识论的毒。“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法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一句话里，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朱子一生，有时颇能做一点实地的观察。我且举《朱子语录》里的两个例：
（1）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事凝了。
（2）尝见高山有螺蜯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蜯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
三
起初小程子把“格物”的物字解作“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又解作“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像这个“物”的范围，简直是科学的范围。但是当科学器械不完备的时候，这样的科学野心，不但做不到，简直是妄想。所以小程子自己先把“物”的范围缩小了，他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处其当然。皆穷理也。”这是把“物”字缩到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三项。后来朱子便依着小程子所定的范围。朱子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他的一生精力，大半都用在“读书穷理”、“读书求义”上。他曾费了大工夫，把四子书、四经（《易》、《诗》、《书》、《春秋》）自汉至唐的注疏细细整理一番，删去那些太繁的和那些太讲不通的，又加上许多自己的见解，做成了几部简明贯串的集注。这几部书，八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莫大的势力。他在《大学》、《中庸》两部书上用力更多，每一部书有《章句》，又有《或问》，《中庸》还有《辑略》。他教人看《大学》的法子：“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复寻究，待他浃洽，既逐段晓得，将来统看温寻过，这方始是。”看这一条，可以想见朱子的格物方法在经学上的应用。
他这种方法，是很繁琐的。而在那禅学盛行的时代，这种方法自然很受一些人的攻击。陆子批评他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支离事业”，就是朱子一派的“传注”工夫。陆子自己说：“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又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所说的“本”，就是自己的心。他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
朱子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是说“理”在物中，不在心内，故必须去寻求研究。陆子说：“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心就是理，理本在心中，故说“理不解自明”。这种学说和程朱一系所说“即物而穷其理”的方法，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
后来明代王阳明也攻击朱子的格物方法。王阳明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我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阳明这样挖苦朱子的方法，虽然太刻薄一点，其实是很切实的批评。朱子一系的人，何尝真做过“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工夫？朱子自己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来之。”从“天下之物”缩小到“圣贤之书”，这一步可算跨得远了。
王阳明自己主张的方法，大致和陆象山相同。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又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又说：“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他把“格”字当作“正”字解，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他把“致知”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故要人“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这就是格物。
陆王一派把“物”的范围限于吾心意念所在的事物，初看去似乎比程朱一派的“物”的范围缩小得多了，其实并不然。程朱一派高谈“即凡天下之物”，其实只有“圣贤之书”是他们的“物”。而程王明明承认“格天下之物”是做不到的事，故把范围收小，限定“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但是陆王都主张“心外无物”的，故“意所在之事”一句话的范围，可大到无穷，比程朱的“圣贤之书”广大得多了！还有一层，陆王一派，极力提倡个人良知的自由，故陆子说：“六经为我注脚。”王子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像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学问革新的动机。
但是独立的思想精神，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陆王一派的学说，解放思想的束缚，是很有功的，但他们偏重主观的见解，不重物观的研究，所以不能得社会上一般人的信用。我们在三四百年后观察程朱陆王的争论，从历史的线索上看起来，可得这样一个结论：“程朱的格物论，注重‘即物而穷其理’，是很有归纳的精神的。可惜他们存一种被动的态度，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贯通的最后一步。那一方面陆王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照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的格物法。而程朱的归纳手续，经过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学术史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探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四
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而“朴学”一个名词，包括甚广，大要可分四部分：
（1）文字学（philology） 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
（2）训诂学 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3）校勘学（textual criticesm） 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4）考订学（higher criticesm） 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因为范围很广，故不容易寻一个总包各方面的类名。而“朴学”又称为“汉学”，又称为“郑学”。这些名词都不十分满人意。比较起来，“汉学”两个字，虽然不妥，但很可以代表那时代的历史背景。而“汉学”是对于“宋学”而言的。因为当时的学者不满意于宋代以来的性理空谈，故抬出汉儒来想压倒宋儒的招牌。因此我们暂时沿用这个字。
“汉学”这个名词，很可表示这一派学者的公同趋向。这个公同趋向，就是不满意于宋代以来的学者用主观的见解来做考古学问的方法。这种消极方面的动机，起于经学上所发生的问题，后来方才渐渐的扩充，变成上文所说的四种科学。现在且先看汉学家所攻击的几种方法：
（1）随意改古书的文字。
（2）不懂古音，用后世的音来读古代的韵文，硬改古音为“叶音”。
（3）增字解经。 例如“致知”为“致良知”。
（4）望文生义。 例如《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本有错误，故“而”字讲不通。宋儒硬解为：“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却不知道“而”字是“之”字之误。（皇侃本如此）
这四项，不过是略举几个最大的缺点。现在且举汉学家纠正这种主观的方法的几个例：唐明皇读《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觉得下文都协韵，于是下敕改“颇”为“陂”，使与义字协韵。至顾炎武研究古音，以为唐明皇改错了。因为古音“义”字本读为我，故与颇字协韵。他举《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信如何也”，又《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证明“义”字正读为我，故与左字何字颇字协韵。
又《易·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说当作“弗过遇之”。至顾炎武引《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证明“离”字古读如罗，与过字协韵，本来不错。
“望文生义”的例，如《老子》“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与河上公都把“施”字当作“施为”解。王念孙证明“施”字当读为迤，作邪字解。他举的证据甚多：（1）《孟子·离娄》：“施从良人之所之。”赵岐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2）《淮南·齐俗训》：“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诱注：“施，微曲也。”（3）《淮南·要略》：“接径直施。”高注：“施，邪也。”以上三证，证明施与迤通，《说文》说：“迤，衺行也。”（4）《史记·贾生传》“庚子日施兮”，《汉书》写作“日斜兮”。（5）韩非子的《解老》篇解《老子》这一章，也说：“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以上两证，证明“施”字作邪字解。照这种考证法，还不令人心服吗？
这几条随便举出的例，可以表示汉学家的方法。他们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可以分开来说：
（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
（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看上文所举的三件事，便可明白“例证”的意思了。
（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倘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induction）了。而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
（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这是他们和朱子大不相同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如上文所举的第一件事，顾炎武研究了许多例，得了“凡义字古音皆读为我”的通则。这是归纳。后来他遇着“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个例，就用这个通则解释他，说这个义字古音读为我，故能与颇字协韵。这是通则的应用，是演绎法。既是一条通则，应该总括一切“义”字，故必须举出这条“义读为我”的例来，证明这条“假设”的确是一条通则。印度因明学的三支，有了“谕体”（大前提），还要加上一个“谕依”（例），就是这个道理。
五
我现在且举几个最精密的长例，来表示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清代汉学的成绩，要算文字学的音韵一部分为最大，故我先举钱大昕考定古今音变迁的一条例。钱氏于古音学有两大发明：一是“古无轻唇音”，一是“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前一条，我已引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了。现在且举他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一条。舌上的音，如北方人读知、澈、澄三组的字，都是舌上音，舌头音为端、透、定三组的字（西文的p、t两母的字）。钱氏发明现读舌上音的字，古音都读舌头的音。他举的例如下：
（1）《说文》：“冲，读若动。”《书》：“惟予冲人。”《释文》：“直忠切。”古读直如特。冲子，犹童子也。字母家不识古音，读冲为虫，不知古读虫亦如同也。《诗》：“蕴隆虫虫。”《释文》：“直忠反。”徐：“徒冬反。”《尔雅》作爞爞，郭：“都冬反。”《韩诗》作炯，音徒冬反。是虫与同音不异。
（2）古音中如得。《三仓》云：“中，得也。”《史记·封禅书》：“康后与王不相中。”《周勃传》：“子胜之尚公主，不相中。”小司马皆训为得。
（3）古音陟如得。《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
（4）古音赵如。《诗》：“其镈斯赵。”《释文》：“徒了反。”《周礼·考工记》注引此作“其镈斯”，大了反。《荀子》杨倞注：“赵，读为掉。”
（5）古音直如特。《诗》：“实惟我特。”《释文》：“《韩诗》作直，云：相当值也。”《檀弓》：“行并植于晋国。”注：“植或为特。”《王制》：“天子犆礿。”《释文》：“犆，音特。”
（6）古音竹如笃。《诗》：“绿竹猗猗。”《释文》：“《韩诗》作，音徒沃反。”与笃音相近，皆舌音也。笃、竹并从竹得声。《论语》：“君子笃于亲。”《汗简》云：“古文作竺。”《书》：“笃不忘。”《释文》：“本又作竺。”《释诂》：“竺，厚也。”《释文》：“本又作笃。”《汉书·西域传》云：“无雷国比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因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搉天督。”注：“即天竺国。”然则竺、笃、毒、督四字同音。
（7）古读猪如都。《礼·檀弓》：“洿其宫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大野既猪。”《史记》作“既都”。“荣波既猪”，《周礼注》引作“荣播既都”。
（8）古读追如堆。《郊》：“特牲母追。”《释文》：“多雷反。”枚乘《七发》：“逾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
（9）古读倬如菿。《诗》：“倬彼甫田。”《韩诗》作“菿”。
（10）古读枨如棠。孔子弟子申枨，《史记》作申棠。因枨有棠音。可悟古读“长”丁丈切，与党音相似。正是音和，非类隔。
（11）古读池如沱。《诗》：“滮池北流。”《说文》引作“滮沱”。《周礼·职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礼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即滮沱之异文。
（12）古读廛如坛。《周礼·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为坛，司农读为廛。”
（13）古读秩如豑。《书》“平秩东作”，《说文》引作豒，从豐，弟声。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蛈、，皆读舌音，则秩亦有迭音，可信也。
（14）姪娣本双声字。《公羊释文》：“姪，大结反。娣，大计反。”此古音也。《广韵》姪有“徒结”、“直一”两切。
（15）古读陈如田。《说文》：“田，陈也。”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同声。
钱氏所举的例，不止这十五个，我不能全钞了。看他每举一例，必先证明那个例，然后从那些证明了的例上，求出那“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大通则。这里面有几层的归纳和几层的演绎。他从《诗》释文、《檀弓》注、《王制》释文各例上寻出“古读直如特”的一条通则，便是一层归纳。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寻出“古读竹如笃”、“古读猪如都”等等通则，便是十几次的归纳。然后把这许多通则贯串综合起来，求出“古读舌上音皆为舌头音”的大通则，便是一层大归纳。而经过这层大归纳之后，有了这个大通则，再看这个通则，有没有例外。如字书读“冲”为“虫”，他便可应用这条大通则，说“虫”字古时也读如“同”。这是演绎。他怕演绎的证法还不能使人心服，故又去寻个体的例，如“虫”字的“直忠”和“都冬”两切，证明“虫”字古读如“同”，这又是归纳了。
这是汉学家研究音韵学的方法。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都能有这种科学的精神。
六
我再举一个训诂学的例。清代讲训诂的方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方才完备。二王以后，俞樾、孙诒让一班人，都跳不出他们两人的范围。王氏父子所著的《经传释词》，可算得清代训诂学家所著的最有统系的书，故我举的例也是从这部里来的。古人注书，最讲不通的，就是古书里所用的“虚字”。“虚字”在文法上作用很大，古人没有文法学上的名词，一切统称“虚字”（语词语助词等等），已经是很大的缺点了，不料有一些学者，竟把这些“虚字”当作“实字”用。如“言”字在《诗经》里常作“而”字或“乃”字解，都是虚字，被毛公、郑玄等解作代名词的“我”字，便更讲不通了。王氏的《经传释词》全用归纳的方法，举出无数的例，分类排比起来，看出相同的性质，然后下一个断案，定他们的文法作用。我要举的例，是用在句中或句首的“焉”字。
“焉”字用在句尾，是很平常的用法。例如“殆有甚焉”、“必有事焉”，都作“于此”解，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焉”字又常常用在一句的中间，或一句的起首，他的功用等于“于是”、“乃”、“则”一类的状词，大概是表时间的关系，有时还带着一点因果的关系。王氏举的例如下：
（1）《礼记·月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天子焉（于是）始乘舟。”
（2）《晋语》：“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于是）始为令于国。”
（3）《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焉（于是）始为舟战之器。”
（4）《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焉（于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坛有祷，焉（则）祭之，无祷乃止。”
（6）《三年问》：“故先王焉（乃）为之立中制节。”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礼·王言》篇：“七教，修焉（乃）可以守。三至行，焉（乃）可以征。”
（9）《曾子制言》篇：“有知，焉（乃）谓之友；无知，焉为之主。”
（10）《齐语》：“乡有良人，焉（乃）以为军令。”
（11）《吴语》：“吾道路悠远，必无有二命，焉（乃）可以济事。”
（12）《老子》：“信不足，焉（于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胜无非义者，焉（乃）可以为大胜。”
（14）又《揆度》篇：“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乃）不穷。”
（15）《墨子·亲士》篇：“焉（乃）可以长生保国。”
（16）又《兼爱》：“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汤焉（乃）敢奉率其众以乡有夏之境。”
（18）《庄子·则阳》篇：“君为政，焉（乃）勿卤莽；治民，焉（乃）勿灭裂。”
（19）《荀子·议兵》篇：“若赴水火，入焉（则）焦没耳！”
（20）又：“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乃）止矣。”
（21）《离骚》：“驰椒丘，且焉（于是）止息。”
（22）《九章》：“焉（于是）洋洋而为客。”“焉（于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阳焉（乃）下招曰。”
（25）《远游》：“焉（乃）逝以徘徊。”
（26）僖十五年《左传》：“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晋语》作：“焉作辕田，焉作州兵。”则是“焉”与“于是”同义。
（27）《荀子·礼论》篇：“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而《史记·礼书》用此文，焉作则。《老子》：“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天下。”又在《淮南·道应训》引此则作焉。则是“焉”与“则”同义。
照这种方法，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的方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看起来，这种方法实行的时候，决不能等到把这些同类的例都收集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而当我们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心里已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有了这个假设的通则，若再遇着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他们，看他能否把所有同类的例，都解释的满意，这就是演绎的方法了。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照这样的办法，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否真能成立，这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假设的用处，就是能使归纳法实用时，格外经济，格外省力。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宋儒的格物方法所以没有效果，都因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用假设，完全用一种被动的态度。那样的用法，决不能有科学的发明。因为不能提出假设的人，严格说来，竟可说是不能使用归纳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归纳的方法，并不是教人观察“凡天下之物”，并不是教人观察乱七八糟的个体事物。归纳法的真义，在于教人“举例”，在于使人于乱七八糟的事物里面寻出一些“类似的事物”。当他“举例”时，心里必已有了一种假设。如钱大昕举冲、中、陟、直、赵、竺等字时，他先已有了一种“类”的观念，先有了一种假设。不然，他为什么不举别的整千整万的字呢？又如王氏讲“焉”字的例，他若先没有一点假设，为什么单排出这些句中和句首的“焉”字呢？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学，有科学的价值。道光年间有个方东澍，做了一部《汉学商兑》，极力攻击汉学家，但他对于高邮王氏的《经义述闻》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说“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可见汉学家的方法精密，就是宋学的死党，也不能不心服了！
七
吾在上文已举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例，我现在再举清代校勘学作例。古书被后人钞写刻印，很难免去错钞错刻的弊病。譬如我做了一篇一百字的文章，写好之后，我自己校看一遍，没有错字。这个原稿，可叫做“甲”。我的书记重钞了一篇，送登《北京大学月刊》，因为“甲”是用草字写的，钞本误认了一个字，遂错钞了一个字。这篇“乙”稿，拿去排印，商务印书馆的排工又排错了一字，这个印本可叫做“丙”。这三个字本子的“可靠性”有如下的比例：
“甲”本100；“乙”本99；“丙”本97．02。
这一个本子，只经过三手，已比原本减少．0298[1]的可靠性了。何况古代的著作，经过了一两千年的传钞翻印，哪能保得住没有错误呢！校勘学的发生，只是要救正这种“日读误书”的危险。但是这种校勘的工夫，初看似乎很容易，其实真不容易。譬如上文说的“丙”本，只得寻着我的“甲”本，细细校对一遍，就可校正了。但是这种容易的校勘，是不常有的。有些古书，并没有原本可用来校对。所有的古本，无论怎样古，终究是钞本。而有时一部书，只有一个传本，并无第二本。校书的人，既不可随意乱改古书，又不可穿凿附会，勉强解说（说详本篇第四篇），自不能不用精密的方法，正确的证据，方才能使人心服。清代的校勘学所以能使人心服，正为他用的是科学的方法。
校勘学的方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根据是校勘时用来作比较参考的底本。根据大约有五种：（1）根据最古的旧本子。例如阮元的《论语注疏校勘记》，引据的本子是《汉石经残字》、《唐石经》、《宋石经》、皇侃《义疏》、高丽本（据陈鳣《论语》古训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补的）、闽本（明嘉靖时刻）、非监本（明万历时刻）、毛本（明崇祯时刻），共计九种古本。（2）根据古书里引用本书的文句。例如《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引了许多古书，可以用作参考。又如阮元校勘《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句，先说：“皇本、高丽本而作之，行下有也。”这是前一种的根据。阮元又说：“按《潜夫论·交际》篇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亦作之字。”这是第二种的根据。又如《荀子·天论》“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这四项是平等的，不当夹一个“则”字。《韩诗外传》有这一段，没有“则”字。《群书治要》引的也没有“则”字。故王念孙根据这两书说则字是衍文。（3）根据本书通行的体例。最明显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2]个“也”字，初看似乎无意思，故毕沅校《墨子》便删了这个字。王念孙后来发见“《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一条通例，故说这个“也”字也是“他”字，“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这就明白了。他的儿子王引之又用这条通例来校《小取》篇“无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无故也焉”一句，也应改正为“无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后来我校《小取》篇“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两句，也用这条通例来把第一和第三个“也”字都读作“他”字。（4）根据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古注自汉以来多极了，不能遍举。我且举两个应用的例：《易》《系辞传》“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议字实在讲不通。《释文》曰：“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而“仪”字作效法解，与拟字并列，便讲得通了。《系辞》又有“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我不懂得此处何故单说“吉”，不说“吉凶”。后来我读孔颖达《正义》，说“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还见过有“凶”字的本子，可据此校改。后来我读《汉书·楚元王传》：“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又可证我的前说。（5）根据古韵。我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训》：“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与万物始终。”按始终，当作终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公、洞为韵，右、始为韵（右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若作始终，则失其韵矣。
又《俶真训》：“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外方据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电公，役考父，妾宓妃，妻织女。”按“宇内”当为“内宇”（内宇犹宇内也。大林中谓之中林，谷中请[3]之中谷矣），内宇与外方相对为文。宇与野、圄、雨、父、女为韵（野古读若“墅”、说见《唐韵正》）。若作“宇内”，则失其韵矣。
《说林》篇：“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案“黍肉”当作“肉黍”。后人以肉与福韵相协，故改为“黍肉”。不知福字古读若“偪”，不与肉为韵也。社、黍为韵（社古读若“墅”。《说文》：社从示，土声。《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与祖为韵。《郊特牲》“而君亲警社”，与赋、旅、伍为韵。《左传》闵二年成季将生卜辞“间于两社”，与辅为韵。《管子·揆度》篇“杀其身以衅其社”，与鼓、父为韵），稷、福为韵。若作黍肉，则失其韵矣。
以上五项，是校勘学的根据。但是这几种根据，都有容易致误的危险。先说古本。我们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经过了多少次口授手写的钞本了，其中难保没有错误。近人最崇拜宋版的书，其实宋版也有好坏，未必都可用作根据。次说古书转引本书的文句，也有两大危险：第一，引书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随意增减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误，后来传钞翻印，难免没有错误。次说本书的通例，也许著书的人偶然变例。次说古注与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究竟应该从哪一个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后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句本当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节），故王弼注云：“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也。”（此据《永乐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这便不成话了。最后说古韵的根据，有时也容易致误。我且引一条最可注意的例：
《易经·剥象传》：“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又《丰象传》：“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这两条的韵，很不容易说明。顾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与“载”、“事”为韵。杨宾实说，两“用”字皆“害”字之误。卢文弨赞成此说，说：“害在十四泰，载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作，故易与‘用’字相混。”这一说从表面看去，似乎很圆满了。后来王念孙驳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亦取相反之义。……非谓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为人之所用，右肱折，则终不可用……折肱，则害及肱矣，何言终不可害乎？今案‘用’读为‘以’。《苍颉篇》：‘用，以也。’‘用’与‘以’声近而义同，故用可读为以。犹‘集’与‘就’声近而义同，故集可读为就，‘戎’与‘汝’声近而义同，故戎可读为汝也。……《剥象传》以灾、尤、载用为韵，《丰象传》以灾、志、事用为韵……于古音并属‘之’部……若‘害’字则从丰声，丰读若介，于古音属‘祭’部（在诸经中与害为韵者）……凡发、拨、大、达、败、晳、逝、外、未、说、牵、迈、卫、烈、目、揭、竭、世、艾、岁等字，皆属‘祭’部。遍考群经、《楚辞》，未有与‘之’部之灾、尤、载、志、事等字同用者。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是害与灾、尤、载、志、事五字，一属‘祭’部，一属‘之’部，两部绝不相通。”（《经义述闻》卷二）
因为这些根据，都容易弄错，故校勘学不能全靠根据。校勘学的工夫，在于“评判”。校勘两字，都是法律的名词，都含有审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ism，译言“本子的评判”。我们顾名思义，可知校勘学决不单靠本子或他种的根据，可知校勘重在细心的判断。上文王念孙校一个“用”字，便是评判的工夫。段玉裁有《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一篇，说这个道理最明白。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乱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贾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欤？“不”者是欤？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两相当也。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圜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而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
我们看了这种校勘学方法论，不能不佩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在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
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音韵学自从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直到章炳麟、黄侃，研究古音的分部、声音的通转，不但分析更细密了，并且系统条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训诂学用文字假借、声类通转、文法条例三项作中心，也自成系统。惟校勘学的头绪纷繁，很不易寻出一些通则来。但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我们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的后序，说他订正《淮南子》共九百余条，推求“致误之由”，可得六十四条通则。这一篇一万二千字的空前长序（《读书杂志》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学的科学方法论。又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许多校勘学的通则，也可算是校勘学的方法论。
八
我想上文举的例，很可以使读者懂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了。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上文举的许多例，大概多偏重求证一方面。我现在且引清学的宗师戴震论《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历史作为最后的一条例，作为我这一篇方法论的总结束。
考《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作显解，何等近情近理，为什么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作辩护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至五致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曰：“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
《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作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这些事实，忽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大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于是更大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一七五五）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一七五七），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一七六二），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寻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
过了许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寻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寻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作“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的学问的真精神。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4]下那个假设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有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
戴震自己论这个字的考据道：
述古之难，如此类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
注解：
[1] ．0298，原文如此，今当写作0．0298。
[2] 二，当作“一”。
[3] 请，当为“谓”之误。
[4] 敢下原有“不”字，据文意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