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文化样式自身发展、盛衰的历史来看，宋词和宋代的儒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共同点。第一，当人们想寻找一个最能体现赵宋时代特征的文化专名而加以概括时，除了“宋学”之外，首先想到的便是“宋词”。南宋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上曰：
三代而降，典谟训诰之后，有董、贾、司马迁、扬雄、二班之文莫可继，曰：“文止于汉。”八分、大隶之余，钟、卫、二王之书莫可肩，曰：“书止于晋。”《三百篇》往矣，五字律兴焉。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蔼然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诗止于唐。”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惟道学大明，自孟子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
这里将宋儒继承孟子为弘扬儒家传统文化（“道学”）所作的努力，和汉代在文章方面、晋代在书法方面、唐代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显然是从广义的文化范畴着眼来推崇宋代儒学成就的。
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曰：
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
又曰：
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
此处楚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连举，则限于文学艺术这一自成系统的历史文化层面。
再说着眼点有大有小，致力于把握时代的特征而努力寻求一个最能体现赵宋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称则一，前者找出的代表是宋学，后者则是宋词。这大抵是南宋以还学术界大体一致的意见，如近人陈寅恪先生以宋学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详拙著前言所引《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王国维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领“一代之胜”（《宋元戏曲考·序》），即分别类同于前引二说。
第二，词产生于唐朝中期，至五代时已十分风行，赵宋建国之后，长期归于寂寞，作者甚少，到11世纪二三十年代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手里，骤然转盛，达到“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南宋初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在时间上，与宋代儒学的勃兴恰好又是一致。
那么，能否根据以上两点，便可作出宋学的繁荣推动了宋词的发展之结论，抑或说它们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偶合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几句简单的话所可回答的。
关于宋代儒学与词曲创作均在真、仁之际崛起，其中自然有许多共同的原因，诸如社会的安定使士子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文化的创造和继承，物质生产的发展使大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等等。而“词”，作为一种配乐演唱的歌辞，就其本义来说，原先便是儒学的附庸，即所谓雅乐，如保留在《诗经》中的《雅》和《颂》，便是上古的乐章。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曰：
自唐天宝十三载（754），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宴乐”也作“燕乐”，指的便是这种酒席（宴、燕）间配乐演唱而昉于唐、盛于宋的词曲，而“先王之乐”——“雅乐”，即是它的前身，它无疑是儒家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为后世朝廷正式宴集的场合所沿用。
南宋初年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引《国朝事始》曰：
乾德四年（966），诏太常寺，大朝会复用二舞。先是，晋天福末，戎虏乱华，中朝多事，遂废之，至是始复。是岁冬至，御乾元殿，始用雅乐登歌。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中原地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衣食足然后知礼义”，一国之中，从上到下，救死扶伤尚且难以遍顾，对于离物质生活更远一点的文学艺术活动，自然更无暇讲究的了。连朝廷用以宣扬儒家礼义的“雅乐”都久废而不用，那种中唐以来主要用以游燕佐觞而配合宴乐（燕乐）演唱的歌词创作之中辍，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初李攸《国朝事实》卷三记宋太宗对皇属言：“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田之乐，内鄙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这种适应国初经济状况而与俭素持国方针相表里的“鄙声色之娱”的做法，大抵是宋初三朝奉行而不改的既定国策。像欧阳修《减字木兰花》词中所描写的“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座迷魂酒中醺”这样的士大夫公余游燕生活，到11世纪中期的仁宗朝十分普遍。在宋初，则只是极少数作为解去兵权的交换条件而获得“歌儿舞女，以养天年”之殊遇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才有可能（详北宋王曾《沂公笔录》、《宋史·石守信传》等）。
不过宋初词坛之寂寥，更为重要的原因乃与政治方面吸取南唐、西蜀亡国的教训有关。东晋以来，地处中国北方的中原，因传统上是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故多战乱，长江以南相对来说比较安定，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就词曲的创作来说，最初是从唐代的政治中心长安开始的，后来逐渐传至南方，但仍然需由集结在京城的文人乐师供给创作好的歌辞和曲子，唐诗“乐工不识长安道，尽是书中寄曲来”（方干《江南闻新曲》），反映的正是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安史之乱，被称为“梨园班首”的风流天子唐玄宗避入巴蜀，原先长安教坊中的乐师也纷纷流落江南一带。杜甫七绝名篇《江南逢李龟年》中提到的李龟年，即其中最著名的一人。五代之时，与北方武夫跋扈、逐鹿中原的混乱局面相比，有长江天险与蜀道之难可恃的南唐和西蜀，还算比较稳定。喜欢过太平日子，相对来说较少冒险精神的文人纷纷迁到这两个地方。再加上江南国主李氏父子（璟、煜），蜀主王（建）、孟（昶），均好声色之娱而鼓励词曲创作，从而形成了南唐与西蜀两个词坛的中心，北方在这一方面也就相应归于沉寂。
1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蜀、南唐相继为北宋所灭，经济上、文化上先进的南方败于相对落后的北方（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十三载宋太祖语：“中国自五代已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江南、广南，则国用饶矣。”），而使赵宋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只能从军事方面的南北传统差异中去找。但宋人往往认为是南方的浮靡文风造成了国力的贫弱。北宋蔡絛《西清诗话》载太祖语：“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家，岂为吾所俘也？”此语未详所本，但反映的思想足以代表北宋当权者的看法。下引一段太祖论后蜀灭亡原因的话则见于正史记载。据《宋史·蜀世家》，为《花间集》作序的欧阳炯，尝仕前蜀王衍为中书舍人，事后蜀孟昶则由翰林学士而官至宰相，是两蜀最受宠信的宫廷词臣之一。入宋后仍居禁林。一天，欧阳炯被太祖召去，令奏长笛数曲。御史中丞刘温 听到这个消息后进谏说：“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回答说：
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司，尚习此伎，故为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验言之不诬也。
直到仁宗朝，田况撰《儒林公议》，仍念念不忘地批评道：
《儒林公议》，卷下。 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江南李坦，时为近臣，私以艳藻之词闻于主听。盖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间，其礼先亡矣！
可知宋兴百年之后，朝臣提起南唐、西蜀的淫靡之音，仍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唐末五代繁盛一时的词坛，至宋初而归于消歇，及其在士大夫心灵中造成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
《宋史·文苑·徐铉传》、《宋史·文苑·宋白传》、《宋史·王禹偁传》。 《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记事。 由上引欧阳炯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窥知宋初南方文臣入宋后受歧视的情况。关于北宋初期统治者重北人轻南士的记载，相传有所谓太祖刻石禁中，令“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之事（详《邵氏闻见录》卷一“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条，又《道山清话》作艺祖御笔“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但这同邵雍天津桥上闻杜鹃而预言“上用南士（按：指王安石）为相，多引南人，事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一样（《邵氏闻见录》卷十九），并出于邵伯温的捏造。不过北宋初期北方官僚排斥南方士人的现象，以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最高统治者提防南人的意向，是存在的。除了上面谈到的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太宗淳化二年（991）因尼道安告讦而动轩然大波的李煜旧臣徐铉的桃色事件。 这种现象至真宗初期仍然存在。据《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1005）五月条载，是岁贡举，抚州（今属江西）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今属河北）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召试。晏殊才思敏捷，为文典赡，深得真宗叹赏。宰相寇准（陕西人）因晏殊是江南人，便欲抑之而进姜盖。寇准以一代名相，尚且如此，余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寇准的这一意图，后来并没有实现，反对这样做的则是当时的皇帝宋真宗。理由为：“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 这几句话反映了进入11世纪初叶之后北宋统治者在用人的南北问题上决策的变化，其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无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从时间上讲，赵氏建国之初，太祖、太宗所用南方文士，多南唐、西蜀、吴越归附之人，其不以重任付之且加以猜忌、打击，乃自然之势，到真宗时，北宋有国，南北混一已半个世纪，人虽南产，材实宋出，其界限从政治上说，已经近乎弥合了。事实上，当时与寇准先后相继或同时为相的王钦若（原籍江西）、丁谓（原籍今江苏）以及签书枢密院事陈尧 （原籍四川），并是南方人。澶渊之盟签订之前，曾有过迁都金陵（今南京市）、成都之议，即与上述数人有关。足知11世纪初年，南方籍的官僚，已进入最高决策机关而与北人同执宰辅大权。晏殊到仁宗朝也登两府，范仲淹的受重用，最初就出于他的拔擢。
关于真、仁之际北宋统治者用人问题上的这一变化，南宋诗人陆游曾在他的《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一文中作过回顾，并以之与此前和此后进行对比说：
《渭南文集》，卷三。 臣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沈抑之叹。
此处论北宋初期、中期和后期在南北用人问题上由“多取北人”到“无南北之异”，到“取南人更多”的变化，与拙著前文所作的分析基本相同。
以上侧重在政治方面。学术文化方面，南宋永嘉学派陈傅良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南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温州淹补学田记》。 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则本朝人物之所由众多也。余掌求其故，三君子皆萃于东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云云。
此论11世纪中期儒家传统文化复兴之时南方学者所起的关键作用，所提到的东南，除江东、江西、两浙之外，还包括湖南（周敦颐湖南道州营道人）。实际上，如果放眼整个南方，把四川和福建等统统包括在内，纵观整部北宋发展史，可以发现，除了10世纪后半叶，即太祖、太宗时期，北宋草创之初文坛盟主由北方籍的白体诗人李昉（河北人）、王禹偁（山东人）先后充任之外，从11世纪初期开始，便一概由南人来承担，如真宗朝独步一时的西昆体诗人杨亿（原籍福建），仁宗初年的晏殊，紧接着是欧阳修，其后则有王安石（原籍江西）、苏轼（原籍四川）以及江西诗人黄庭坚。
由真、仁之际开始的这种南方人士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的趋势，对于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无疑是一巨大的推动。所谓南北融合，如前所述，从政治上讲，是北方征服了南方；从文化上讲，则是南方占领了北方。关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举考试取人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抵从太宗朝开始，每岁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挥麈录》），至仁宗朝及其以后，尤是如此。欧阳修解释这种现象时曾经很委婉地指出：
（北宋）欧阳修：《奏议集》，卷十七，《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1064）作。 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
苏轼则不客气地说：
《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元祐四年（1089）十月作。 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
苏轼此奏，撰于再度守杭任上，由前文知，“他路”云云，主要即指“江浙福建”，亦即欧阳修所说的“东南”。奏状中提到的“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盖指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等东南四路，即今天的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及安徽省的一部分，赵宋混一南北之前，这里是江南（南唐）、吴越、闽三国的疆域，属五代时期相对稳定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所谓北不如南的“南方文化”，主要也就指这四路而言。
两宋东南四路文化精英在全国所占比重统计表
欧阳修的札子，如上所引，还只是就文学方面进行比较。苏轼的奏状，则进一步指出了在文词、经义、声律等一切学术文化方面，东南诸路均较北方为胜。根据有关史料以及近人整理编纂的各种资料所作的统计，有力地证明了苏轼的这一论断。详上表。
由于缺乏《全宋文》、《全宋文纪事》一类现成的资料，理应包括在文学家之中的散文作家，未列入上表，然即此数项，已足以证明东南文化在两宋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说，在宋学这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一段中，约四分之三的精英，出在地偏一隅的东南五路。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两宋”包括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即在浙江临安（今杭州市），临安在当时即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浙江西路、浙江东路、福建路等东南五路的中心，又是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东南人材的偏多是否与此有关？下表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北宋初、中期（960—1068）东南、西北、河朔文化精英比较表
从近人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油印本。按：该地区的文化发达时期，主要在“安史之乱”以前，其后即因武人统治而遭到严重破坏。《新唐书·史孝章传》：“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指的就是后一时期。 上述统计对象的年代，限于宋神宋熙宁元年（1068）以前，按拙著的北宋之期划分法，它正好属于北宋初、中期，与欧阳修、苏轼两奏的时间断限大体一致。用以与东南相比较的两个地区，关中，包括秦凤、永兴两路，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以及山西、河南的西部，在唐代，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地，文化精英的密集化程度，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欧阳修上奏所谓西北，主要即指关中。河朔，包括今天河北省、天津市，以及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以北大部，北宋时分河东、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三路，在唐代则为河东、河北两道，文化方面原仅次于关中，分居第二和第四。 上引苏轼奏议所谓河北、河东，即用旧称，本表复简作“河朔”。
由上表可知，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东南四路已是学术文化人材辈出之地，从各类精英的总数上讲（部分精英，兼属不同角色，如欧阳修，既是学者，又是诗人、词家，上述三地区知识分子均有此类现象，并复计在内），是关中地区的8.2倍（723:88），河朔地区的5.65倍（723:128），后两个地区即便加在一起计算，亦仅及东南四路的四分之一强（216:723）。
这还只是就知识分子文化创造的成果而言，假如仅考虑他们的功名，如欧、苏两奏所着眼的进士出身，南北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悬殊。据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载宋人小传等资料统计，熙宁元年以前北宋所取进士（包括及第与同出身），占籍关中者55人，河朔85人，而东南四路有628人，是关中的11.4倍，河朔的7.4倍。到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距离就拉得更大，取进士数的比率分别是东南（1146）:关中（17）为67.4:1，东南：河北（41）为28:1。这一统计结果，与前引陆游等人的结论，完全一致，足证东南四路成为赵宋时代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自北宋开国不久即是如此，至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差距越益明显。而作为这一转化之枢机的真、仁之际，随着南方士人不断地进入中央权要之地，五代时期在南唐与西蜀形成了中心的具有南方性质的词曲创作逐渐引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与11世纪初期因北方生产的复苏而形成的中原城市经济相结合，开始变得繁荣起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了。其先驱就是仁宗朝两代之文宗、跻身两府而执大柄的晏殊、欧阳修。
近人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曰：
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晏殊）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宋词坛初期发展的脉络和传承关系。将晏、欧两人的词作同南唐词的代表作家冯延巳、李煜，乃至晚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欧阳修《六一词》提要云：
其间多有与《阳春》、《花间》相混者，亦有猥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
《阳春集》即南唐冯延巳的词集，《花间集》为温庭筠以下唐末五代词家十八人的结集，两者风格大抵相类。
晏殊之集有《珠玉词》一卷，其间与《阳春集》、《六一词》互见的亦不少，如《醉桃源》（欧集作《阮郎归》，冯集同）：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林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春睡觉，晚妆残，无人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本篇即并见于三人词集中。《直斋书录解题》所谓猥亵之语一二厕其中，盖指这一类作品。在程朱“道学”占据宋学之主导地位以后的读书人看来，作为宋学的前驱，欧阳修乃一代正人，不该有杯酒光景、依红偎翠而似南唐冯、李之作，殊不知在宋学繁荣期苏轼等人改变词风之前，词曲作为一种适应配合宴乐演唱的歌词创作，初不离酒宴、歌妓而以后者的活动为传统题材，白居易自述词曲创作，亦不离“小妓携桃叶，新歌踏柳枝”（《杨柳枝二十韵》），“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云云（《残酌晚餐》）。可知自中唐词作为一种新诗体兴起之初，即已如此，不独南唐为然。欧阳修的词集中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正好说明了他的词曲创作乃是南唐词风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振。晏殊的作品尤足为证。
北宋刘攽《中山诗话》曰：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292页。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
按之于《珠玉词》，此评甚惬晏殊词曲创作之实况。如“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浣溪沙》），“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玉楼春·春恨》），虽未重出于《阳春集》中，然从情调上看，实与冯延巳的代表作品《蝶恋花》“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之类无异。“年少抛人容易去”的“年少”，即指妇人。这大概是晏殊艳曲中的名句，当时即常被人提到，如北宋范温《潜溪诗眼》，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等。然温庭筠集中亦有《玉楼春》词，与此全同。《玉楼春》全篇凡八句，上引是头两句。其中三四句“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颇同于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山花子》）。末两句“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立意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类。
据上引冯煦的分析，欧阳修、晏殊词风之所以是南唐的嗣响，与他们同是江西人有关（江西即江南西路，五代时属南唐疆域，已见前述）。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中国疆域自古以来非常广阔，因而形成了若干自成特色的区域文化，而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作家，因审美趣向和情感表现方式的接近，常常会形成大体相同的艺术风格。上面提到的是晏殊、欧阳修这两位相继执北宋中期文坛之牛耳的江西人的情况，下引一段对话则发生于两位在北宋后期执文柄的江西籍大家王安石、黄庭坚之间：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斋日记》。 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问山谷（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
至北宋后期，南唐词风早已过时，王、黄两家平生志业与文学亦均别有所成，但作为江西人，对南唐中、后两主自成一代风流的词曲名作，仍心往神驰而不绝于口，“词家遂有西江一派”云云，不为虚拟。
在南方，除了南唐旧地江西之外，本属吴越疆域的浙江，入宋之后，词曲亦甚流行。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
详《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十二月记事；卷一百十五，景祐元年九月记事。 范仲淹原籍苏州吴县，幼孤，随母改嫁淄州长山（今属山东省）。睦州相当于今天浙江省桐庐、建德、淳安三县，范知睦州乃在景祐元年（1034）上半年。 这是他第一次到江浙一带做宫，而前此长期在北方生活（范仲淹对南方文化的认同，大抵即自睦州、苏州等地方官任上渐次强烈）。由这一记载可知，仁宗初期，北方词曲尚未普遍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而南方已深入民间，成为士庶皆所乐闻的文艺形式并施之于实用。
睦州迎神时所唱的《满江红》，乃柳永的早期作品，见于他的词集《乐章集》。据北宋陈师道、南宋叶梦得等人记载，本朝词曲创作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的流行，便发轫于柳永。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柳三变（永）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长编》，卷一百十六，景祐二年六月丁巳条。 柳永景祐元年登进士第， 为举子游东京开封府，当在此年之前，足知在范仲淹知睦州之时，词曲在京畿地区的民间和教坊已开始流行，只是士大夫阶层中尚未普遍而已。
景祐元年，晏殊尚未入枢府，欧阳修则刚刚登上仕途，词曲在他们的倡导下波及知识分子，时间大抵比此略晚，但至迟也不会超过庆历时期。这由下引记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古人重歌诗，自隋以前，南北旧曲颇似古，如《公莫舞》、《丁督护》，亦自简淡。唐来是等曲又不复入听矣。近世乐府为繁声加重叠，谓之缠声，促数尤甚，固不容一倡三叹也。胡（瑗）先生许太学诸生鼓琴吹箫，及以方响代磬，所奏唯《采 》、《鹿鸣》数章而已，故稍曼延，傍迩郑、卫声。或问之，曰：“无他，直缠声《鹿鸣》、《采 》尔。”
上文引自北宋刘攽《中山诗话》，“近世乐府”即前引陈师道所论柳永的“新乐府”，叶梦得所谓的“新腔”，皆宋词的别称，一般称之为“新声”。如欧阳修《西湖念语》自述词曲创作云：
《欧阳公近世乐府》，卷一。 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所谓新声，也便是“近世乐府”，《六一词》编入《欧阳文忠公文集》时，即名《欧阳公近世乐府》。刘攽《中山诗话》上引一则，江少虞摘编于《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九《歌舞》（题作《刘贡父诗话》），文字稍详，其中多出的部分有“自新变声作，日益繁靡，欲令人强置繁声，以《三百篇》为欢，何可得也”云云（按，拙著上引《中山诗话》，据清代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似有脱误）。柳永新乐府，李清照《词论》作“变旧声作新声”，皆可为证。
太学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知识分子高度密集和频繁流动的场所，词曲新声之进入太学而为青年学子所喜爱，其在知识阶层中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胡瑗来太学执教虽自皇祐年间始，但庆历四年太学盛建之初，即下湖州取胡瑗在湖学的教育方法以为太学法。据张载《横渠策问》载，胡瑗在苏、湘间执教地方学校之初，即已将音乐列入课堂：
《横渠策问》今佚，此据（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引。 湖州学兴，窃意遗声寓之埙籥，固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使学者朝夕咏歌。
可见把词曲新声之调引进儒学教育，本来也是从南方开始，随后进入当时设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开封的国家教育和宋学传授的最高机关——太学，而时间正在庆历之年，成其事者则是泰州（今属江苏）籍的学者胡瑗。
关于胡瑗在宋学的开创与传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前章述之已备。此处提到的胡瑗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将“新声”引入大学课堂这一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随着宋学的勃兴，与宋学同具新文化之性质的南方文学，也开始进入并很快占领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证明了宋词新声之调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者）感情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宋学的创造和传播，一开始就具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共存关系。
北宋末年，晁说之在《儒言》论“南北之学”一节中说：
南方之学异乎北方之学，古人辨之屡矣。……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
王安石的学术，被称为“荆公新学”；范仲淹的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欧阳修、晏殊、柳永等人的词曲，称为“新声”。数人者，皆南方之杰，足知北宋中期词坛的勃兴和宋学的崛起，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文化更新，均具有“主新说”的“南方之学”战胜“师先儒”的“北方之学”并取而代之的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学林魁首、文坛盟主的欧阳修一面以“勇断不惑”的精神疑传疑经而打破前此“师先儒者”拘守旧说的传统，一面又以“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的实践将词曲创作引进士林，正是具有逻辑联系的两个统一的表现。
正如宋学作为新儒学很快蔚为一代文化学术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一样，宋词作为新声，在当时也倍受士庶之欢迎。所谓“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南宋刘克庄诗），即此之谓。南宋初年郑樵在《通志》卷四十九论乐府新声，谈到它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时说：
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
类似的意见，也见于前引李清照在《词论》中所作关于柳永词的评价：
《李清照集校注》，卷三。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自北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至庆历年间（1041—1048）将近百年，此处所论宋词新声风行的开始时间，与前引《后山诗话》、《避暑录话》正同。此外，李氏《词论》在指出“新声”因其“声”（音律）之“新”而受称于世的同时，又指出了它在内容方面的鄙俗，即“词语尘下”。假如说前一点因与宋学同具“新”的特点而相与合于时代之潮流，故使两者得以共存并兴，这后一点，则显然表现为严重的矛盾。
所谓词语尘下，即指柳词多写男女欢情，而往往又表现得十分露骨。如《玉蝴蝶》其四曰：
误入平康小巷，画檐深处，珠箔微褰。罗绮丛中，偶认旧识婵娟。翠眉开、娇横远岫，绿鬓亸、浓染春烟。忆情牵。粉墙曾恁，窥宋三年。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
似此类产生于“罗绮丛中”，与“翠眉”、“绿鬓”、“凤衾鸳枕”连在一起的“新声”、“新词”，与以儒家传统伦理为本位的宋学之格格不入，也就可想而知了。诚然，这类产生于“邪游”的“艳曲”，在柳永《乐章集》中俯拾皆是，如“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困极欢余，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情味”（《尉迟杯》），“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犹睡”（《慢卷 》），“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迆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凤栖梧·其三》），等等，较上引《玉蝴蝶》，犹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上文所引晏殊《浣溪沙》、《玉楼春》，欧阳修《阮郎归》的内容来看，似这类以艳情为题材的作品，《六一词》与《珠玉词》中也不少。正如南北宋之际的人整理欧阳修文集时所已经发生的疑问：如此猥亵之词，缘何竟出在宋学复兴儒家传统伦理学说之先驱欧阳修的笔下？他们的解释是：“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序》）。如前所述，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欧阳修词曲创作的实际情况。那么这一明显的矛盾，又将作何解释呢？我想，这同宋学初期一般知识分子对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样式的功能之理解有关。
《居士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 《居士集》，卷四十二，《梅圣俞诗集序》。 从后世的眼光看，诗、词、文，并属中国古典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各有千秋而不可轩轾。在宋人的心目里，其实不然。即以欧阳修为例，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泰斗，这三方面不仅都拿得起来，而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关于三者功能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其论文，有曰：“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穷者之言易工也。” 其论诗，则曰：“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所谓穷人（穷者），也就是有志之士的意思，即儒家传统的“诗以言志”、“文以传道”的意思。谈到词曲创作的时候，如前所引，即明言是为了“聊佐清欢”，也便是以词配乐而宴间演唱的意思，不过游戏笔墨，消遣为之而已，这与其对诗、文创作的态度迥然不同。这一鲜明对比，从《归田录》卷二欧阳修关于钱惟演读书习惯的记载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言曰：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小词”即曲词，侧重指词曲的歌辞部分。经典文章，可以大模大样地摆在书房里坐着阅读，小词，则只能躲在厕所里自个儿欣赏。这种态度，正是北宋士大夫公、私生活不同的典型表现。北宋末年，胡寅作《向芗林〈酒边集〉后序》，说北宋歌词创作热潮初起之时，“方之曲艺，犹不逮焉”，“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可知在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北宋知识分子，对词的创作，大抵均持这种公余消遣即“谑浪游戏”的态度。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北宋词坛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晏殊为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
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
上引轶事，生动地记载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公余生活的一个侧面。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歌乐”（词）与“赋诗”两者是严格分开的。前者只是为了娱乐的需要，绝不能同文人传统的诗歌创作活动混在一起进行，尽管歌伎们所唱的曲辞，许多就是文人们包括晏殊自己写作的。
了解北宋知识分子自宋学初兴以来所持对待诗、词的这一不同态度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读宋人的集子，正如前此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过的，词曲之什中还有许多由《诗经》、六朝民歌以及唐诗中一脉相承得来的描写爱情的篇章，古近体诗歌部分则绝难见到，原因即在这里。换句话说，宋代诗人并不是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在感情生活方面突然变得麻木而无所追求，只不过这一方面的内容不再通过传统的诗歌形式，而是通过新兴的词曲来表现。关于诗的功能，中国古代最权威的解释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六朝陆机则提出过修正的意见叫“诗缘情”（《文赋》），其实“诗言志”本身就包括了诗歌是人类感情生活的记录这一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一层意思《诗大序》的作者早就阐述过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清人焦循论唐宋以来言情文学之嬗变曰：
（清）焦循：《雕菰集》，卷十四，《与欧阳制美论诗书》。 ……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
所谓吟咏性情，本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自然不只限于男女情爱方面，但也无可否认后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清人对宋诗的批评，固然别有旨趣所在，但我们从后者作为传统诗歌题材之有无这一点上来理解焦理堂的这句话，无疑会更加感到明白而贴切。而宋代文学创作中的这一巨大变化，正从欧阳修的时代即宋学初期开始，并不像前此论者所解释的受北宋后期才出现的程学（包括后来的朱学）一派之影响。
不过程学对于北宋言情文学所施加的窒息性影响，仍然是划时代性的。要而言之，欧阳修等人虽然在诗歌复古运动中从儒学复振的需要出发取消了五七言诗传统的主题之一——表达情爱，但仍然将它撤退到词曲中去加以表现。二程，特别是程颐对北宋文学的干涉，乃在于进一步将这一影响施加到词，企图夺走言情文学所转移的这最后一块阵地（自然这只是就文人的创作而言，通俗文学如民间新起的话本等形式，则另当别论）。
北宋儒学家从教化的角度意识到词曲与传统文化的矛盾而对“新声”提出批评者，大抵以处于宋学草创期向繁荣期过渡阶段的周敦颐为最早。周敦颐祖籍道州营道（今湖南省道县），但从小寄居舅父陈留（今属河南省开封市）郑向家，治学风格基本上偏重于北方体系。朱熹作《伊洛渊源录》，即以周氏为程学渊源所自。下录一段见《通书·乐上第十七章》：
后世礼法不修……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此处对“新声”的激烈抨击，大抵代表了以后来二程洛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对待宋词的基本态度。程颢关于词曲所发的直接议论不见留传，间接的意见还是可以找到的，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三即载有程颢关于舞蹈的看法，其言曰：
舞蹈本要长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尝观舞正乐，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结在一处。
如前所述，词本来就是供给宴席间歌女演唱用的，而歌、舞则密不可分，此处对“今之舞者”的批评，当亦代表了程颐对“今之歌者”即“新声”的意见。
程颐的意见更加严厉。据《伊洛渊源录》卷四转载《涪陵记善录》纪实，文彦博任河南尹的时候，谯定（号涪陵居士）判西京国子监，某次府中宴会，乐人呈上乐语曲词，请谯氏审定，谯感到奇怪，问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乐人回答说：“昨日得（文）太师钧旨，明日请程侍讲（颐），词曲并要严谨依礼法，故先来呈。”据邵伯温说，文彦博庆历中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时，即以喜歌妓、多宴集而出名，仁宗曾派御史何郯去伺察，也被他巧妙地应付过去（详《邵氏闻见录》卷十）。但对程颐的到来，竟是如此的谨慎，足见后者的严厉之处。
据《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引《震泽语录》记载：
《二程集》，第442页。 一日，偶见秦少游，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
以“天”的意象充作诗语，唐人集中常见，如李贺即有诗题《梦天》，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之句尤著，秦观之句即本此。程颐之责，不免强词夺理，而洛学于词曲文艺的严峻态度，即此可见。
不过，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载，程颐闻晏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邵雍认为，这里程颐欣赏晏词的意思，并解释其原因曰：“程晏三（二？）家有连云。”即是看在亲戚面上的意思。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的话，反映的也是程颐公、私场合态度的不同，这在宋代士大夫阶层，是很常见的。兹录以备考。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二程集》，第301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程集》，第112页。 程颐在男女问题如寡妇再嫁问题上，持“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之苛论，在文学创作方面，基本态度是“作文害道”，连被王安石等人视为儒者道德之楷模的杜甫的诗歌都加以反对，宋词运用文艺形式表现男女情爱，在他更是要视若洪水猛兽而加以激烈摈斥的了。如欧阳修诗：“笑杀颍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程颐批评道：“夙兴趋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说。” 也是“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的意思。对欧阳修那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词句，其严厉之处，更是可想而知了。由此既可以看出宋学初期和繁荣期，也可以看出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宋学进入繁荣期之后，作为南方之学的代表，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以及苏轼等人的蜀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二程洛学仍不相同。据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某日闲暇而阅晏殊小词。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言外之意似是不可。然而王安石本人写作的小词，数量却不小，今传《王文公文集》即载有一卷（卷八十），其余流散的还有。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乐府》即收其元丰间“梦中”所得乐章两阕，其一《生查子》：
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绿叶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
其二《谒金门》：
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遍地落花浑不扫，梦回情意悄。
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带草，泪痕都揾了。
这般作品，虽不似柳永那些“闲拈针线伴侬坐”（《定风波》）的“浅斟低唱”那么浅近鄙俗，但无疑也是“缘情而绮靡”的作品，而出于一代政治家、思想家之手。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第497页。 在宋学几个较大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苏轼是大量作词而仅次于宋词专业作家柳永的人，但平生最鄙薄柳永的花间柳下之词。据南宋初年曾慥《高斋诗话》载，苏门弟子秦观自会稽（今浙江绍兴）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所引见秦观《淮海词》卷上《满庭芳》（山抹微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似这类以细腻而直露的笔触铺写男欢女爱之镜头，的确是柳永歌词的基本特色。秦观一面步柳永之后尘创作这类以“香消梦觉”为主题的艳词，一面又矢口否认自己的词风与后者有类似的地方，正是拙稿上文引用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指出的一边“鲜不寄意于此者”，一边“随亦自扫其迹”的双重心理。
不过类似的作品在苏轼的词中也可以见到，如《雨中花慢》：
嫩脸羞娥，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丹青□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一自醉中忘了，奈何酒后思量。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
其中“乍谐云雨，便学鸾凰”、襟上残黛、“枕前珠泪”等句，亦正“销魂当此际”之意。他如《南乡子》（裙带石榴红）的“愿作龙香双风拨，轻拢，长在环儿白雪胸”，《洞仙歌》（冰肌玉骨）的“人未寝，攲枕钗横鬓乱”，《江城子》（腻红匀脸衬檀唇）的“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等等，也与“柳七语”相差无几。
（北宋）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在宋人的心目中，王安石、苏轼无疑是恪守儒家传统道德的本朝士大夫的典型，尤其是王安石，连夫人为其买妾都却之而不受，私生活方面极其严谨，这一点连不惜以造谣的手段攻击他的邵伯温也不得不承认。 可知现实生活中对待两性问题的严肃态度，宋学繁荣期对立的各派，并无原则性的分歧，所不同者乃在对待文艺创作的态度。
详《长编》，卷七十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记事。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尝载张咏在成都，因家属不在身边，不得已“买一婢以侍巾帻”，四年任满归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之，仍处女也。” 从今天的立场上看，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而有各个不同方面的表现。七情六欲，乃人人之所皆同。政治上符合正人君子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并不妨碍写作出以发泄爱情为内容的文艺作品。如宋初西昆体诗人杨亿、张咏两人，前者因写作了“宣曲更衣宠，高堂荐枕荣”（《西昆酬唱集》卷上《宣曲》，两句用汉武帝昼幸卫子夫事），被作为浮靡诗风的代表加以严谴， 后者则有“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乖崖集》卷一《席上赠官妓小英歌》）之类狎妓之艳曲，但从政治上说，在祥符、天禧年间的两大政治事件即抵制伪造“天书”和反对刘后临朝的斗争中，张氏上书直谏真宗，请斩权相丁谓之头，杨氏拒绝草制而坚定地站在寇准等太子党一边，均以忠正鲠亮立朝而备受士大夫尊敬。在私生活方面，两人也均极严谨而无鲜芥细行。
关于这层意思，宋人曾经认识到，并已指出过了，如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开宗明义便说：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
文中所举本朝实例，除张咏的《席上赠官妓小英歌》外，还有韩琦的小词《点绛唇》和司马光的小词《阮郎归》、《西江月》、《锦堂春》。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韩琦的老搭档范仲淹，作为北宋一代知识分子公认的士大夫模范，从前差不多被当作完人加以推戴，但后期也写有“真珠帘卷玉楼空”，“残灯明灭枕头攲”（《御街行》）一类充满了脂粉气的作品。与前揭杨亿、张咏等人不同的只是，宋初诗人用诗，而此时的文人则用词来表达。如前所述，这一点正与宋学初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在儒学复兴热潮的推动下，随着诗文复古运动的开展，原先也由诗来表现的艳情，全部被赶到词里面去了。前述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写作艳词，可以视为宋学草创期这一显著变化的继续。
不过，宋学在它的繁荣期与宋词的关系远不只限于这一点。以洛学巨子程颐为代表的“北方之学”且不论（除司马光等个别人的个别作品之外，北方学人即使不乏诗文佳什，也倒不作小词），仅就王学、蜀学而言，从振兴儒学的立场出发，对宋词即产生过下列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扩大词的题材。宋学繁荣期，苏、王等人对宋词最主要的贡献是改变了前此“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使它同诗、文一样，具有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儒家传统文学“言志”与“传道”的功能。
北宋末年徐度论本朝词风之变曰：
《却扫编》，卷下。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这里指出在宋词由俗变雅的过程中，北宋学林与文坛的领袖人物欧阳修、苏轼等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无疑是对的。当然，根据拙稿前文所述，“欧（阳修）公”改作“（王）荆公”才算确切。同时照上引文末“然流俗好之自若也”一句的意思，这一划时代的词风变化，似仅限于“文士”即知识分子阶层。而这种变化的实质，也便是把“词”这种新起的文体，摆到与“诗”与“文”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南宋词人兼词论家刘辰翁撰《辛稼轩词序》曰：
《须溪集》，卷六。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
“如诗如文”数语，正指出了宋学繁荣期由俗变雅的实质。
如前章所述，宋诗自仁宗初期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高举复古的大旗，以“未到二《雅》未忍捐”相号召以来，已以反映社会现实、歌唱政治怀抱为主要题材而一洗西昆体雕琢绮靡之气。到此时，则由王安石、苏轼等繁荣期宋学南方一系的儒者进一步扩大而贯彻到词体中。
先举王安石革新词体的实例，如：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本首调寄《浪淘沙令》是王安石的作品，全篇以商、周君臣际会史为题材，抒发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从风格上看，我们感到仿佛在读一首意味深长的咏史诗。从内容上看，又似乎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人才论》，作者采用的却是词的形式。而如此严肃的题材，在以前通常是不以词为体裁加以表现的。联想到王安石在宋神宗一朝的际遇，读者自可进一步体会到，本词咏唱的虽是历史，但表现的却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主题，作者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高尚志趣和非凡襟抱，溢于言表。类似的词作，还可以举出王安石一首经常被人提到的《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歌，《后庭》遗曲。
王安石定居的金陵，在六朝时期，乃中国（尤其是汉族政权）政治与文化的重心，即所谓王气所在之地。此处以辽阔的自然和悠久的历史为背景，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位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无限深长的慨叹。词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沉思考与莫大关切，已经代替了初期宋词那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情场离合和个人感伤。从基调看虽依然以悲凉为主，但读之已令人神往，而不沦于伤感。
苏轼作为革新词风的主要旗手，开拓词境的方面更是众多。像王安石那样将咏史的形式由诗引入词体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四十，《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这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作品，前人指出，词中曲“周郎”，乃苏轼戏以“自况”，并推为“乐府绝唱” 。这一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学繁荣期将“诗言志”的儒家传统文学观推广至词曲的时代特点。这首《念奴娇》在北宋词坛乃至整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正在于以非凡的艺术成就证明了“以诗为词”的可行性，因而为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继录》记载，苏轼对此十分自负，下引即是这一则有名的轶事：
《说郛》，卷二十四引。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永）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柳永《雨霖铃》词中的名句，“大江东去”即指苏轼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
由下引一段东坡书札，可知这种对柳永词风的反对和别成一家的努力，乃出于苏轼的有意追求：
《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 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鲜于侁向苏轼索句，苏轼寄去的不是他所要的诗，而是小词一阕。足知词与诗，在苏轼眼中，已近为一体。这首词即《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与前一类借古讽今的咏史题材相比，这首词的现实性更加强烈而直接。“西北”当指仁宗初期以来一直成为边患的西夏。弃笔从戎，为国排忧，是苏轼自青年时代起便经常在诗歌中表现的主题，如嘉祐七年（1062）所作七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一，末联即抒发过“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的豪情壮志。类似的表现，我们在北宋其他士人如石介、尹洙等人的诗文中也可经常见到。苏轼最敬仰的前辈范仲淹即曾以边塞生活为题材创作有《渔家傲·秋思》之词。其辞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在宋词中继承唐人边塞诗的传统而描写战地风情，当以本篇为最早，但基调上仍微嫌低沉。以高亢的调子抒写爱国情怀而开有宋一代豪放词之新风，则自苏轼的前引一类词作开始。
除了咏史、言志、抒发个人之怀抱以外，苏轼还将儒家古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传统引进词曲的创作之中，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组词五首，实开两宋农村词之先声。兹录其三：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 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本篇上半阕咏“衣”，是写乐景。繁密的麻叶与檾（qing即苘，麻的同类植物）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蚕丝收获的季节，在煮茧的芳香中，从篱笆后面传来缫丝女子（“络丝娘”）的阵阵娇语。下半阕咏“食”，是写哀景。白发老农因乏食而不得不采集尚未成熟的麦炒成干粮来充饥，并一个劲儿地问人，亟盼豆叶变黄而可以收获。全词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晚春青黄不接时节的农村生活，读来倍觉亲切感人。像这类健康清新的作品，颇似传统的以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间疾苦为主题的乐府诗，也是前此被视为“艳科”的小词中所没有的。
王安石的田园词也写得挺好，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以此与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所作的七言绝句等近体诗相比，无论从风格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均极难截然分开。除了格律之外，诗与词的区别，在宋学繁荣期出现的这些作品中，几近于泯灭。
其次，宋学繁荣期学者对宋词的改造，还包括净化词曲的传统题材，使之符合儒家传统文化振兴的需要。
（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所谓词曲的传统题材，诸如花间柳下、歌台舞榭，如前所述，本是宋学勃兴之初，欧阳修等人在肃正诗风的同时给词留出的一席之地，王安石、苏轼等人续有所作。但王、苏等人对这类题材的处理，则与前期词家如“多游狭邪” 的柳永，以及与柳永同时而齐名、“多为官妓作词” 的张先，还有晏殊、欧阳修等人不同，这一点由拙稿本章上文所引王安石托言梦中所作的《生查子》、《谒金门》两词可以见之。即如苏轼，上文所引艳曲数阕，在全部东坡词作中，也是仅此而见的几例，金代元好问在《新轩乐府引》中说：
（金）元好问：《追山集》，卷三十六。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
就苏轼词中绝大部分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来说，这一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如《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定国是苏轼的朋友，在新旧党争的夹击中受苏轼的牵连，远贬岭南五年（详《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寓娘是王定国的私家歌妓，姓宇文，又名柔奴，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条记载，这首《定风波》还有一篇序，其文云：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据知作为本词点睛之笔的结句，原是这首词所赠对象歌妓寓娘的一句口头语。然吴曾在本条记载下面加按语道：
余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东坡偶忘之到。白《吾土》诗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重题》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独可在长安。”又《种桃杏》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从苏轼之序看，“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似是侍女寓娘所初发，而如昊曾之按，则乃白居易诗中之熟典。这样便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寓娘（柔奴）读熟了唐人白居易的诗歌，脱口而出，如同己撰；一是寓娘本未读过白居易诗的有关篇章，但说出了与白诗意思、辞句均所相同的话语。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在苏轼笔下的歌妓，已具有同士大夫一般的爱好，近于相同的思想境界，则从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北宋）李廌《品令》：“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引） （北宋）柳永：《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乐章集》卷下）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如前所述，《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乃东坡写实之笔。足知专力描写艳情的词曲题材与内容至宋学繁荣期之所以能够净化，一反前此的“玉人檀口” 、“浅斟低唱”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 ，正与儒家传统文化复振之后士大夫生活态度的改变有关。而白居易诗中表现达观思想的句子被原封不动地组织进词曲而视同己出，又足证苏轼以诗为词的手法，至此已臻于顺熟并获得成功。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举出苏轼描写春情的名作《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
本篇上半阕“残红”（落花）、“燕子”、“柳绵”、“芳草”，皆是唐诗中抒写春怨的典型意象，被苏轼组合到词中，也显得颇为自然、和谐。尤富意味的是，作者通过下半阕“墙里佳人”荡秋千时纵情而无邪的笑闹声的传神描写，将传统的春愁闺思一股脑儿抛给墙外的异性，变化为多情游人之烦恼，使全词显得轻松、活泼，自出新意而又生气勃勃。
清代王士禛评此词曰：“‘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尝官屯田员外郎）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此评失当。如上所述，东坡词中此类作品，虽然也以男女之情为描写对象，但雅而不俗，健康清新，足以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与柳永那些“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的歌词相比，格调之高下，实有天壤之别。
这种以健康向上的豪气代替黯然销魂之感伤，在苏轼的赠别之作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赠别，本是由汉及唐古近体诗中历久不衰的主要题材，柳永已稍稍引之入词，如上文引用的《雨霖铃》，即以送别为主题。唯数量不多，且格调偏低。大量写作赠别词而使它像在诗歌中一样成为词曲的主要功能之一，则自苏轼始。下引一首《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
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俎豆庚桑真过矣，凭君说与南荣。愿闻吴越报丰登。君王如有问，结袜赖王生。
“髯张”即张弼（字秉道）。末句“结袜赖王生”用《史记·张释之传》处士王生令廷尉张释之为其结袜而蔑视权势事。苏轼《赠李兕威秀才》诗有句：“酒酣聊复说平生，结袜犹堪一再鼓。弃书捐剑学万人，纨袴儒冠皆误身。”（《苏轼诗集》卷四十三）亦用此典。本词抒发的是北宋儒学觉醒之后知识分子从其宗师孟子那里继承而来的“道尊于势”的自豪感，即上半阕所说的“尘心消尽道心平”。过片“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两句，境界绝似前揭白居易诗“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但豪放之慨，有以过之。它使我们想起后来辛弃疾发出的南宋爱国词的最强音：“平生塞北江南。”
这种令人振奋的力量，我们从苏轼的赠别词中经常可以感受得到。如下引《南乡子·赠行》：
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
这里引的是上半阕，过片“帕首腰刀是丈夫”，即“男儿何不带吴钩”（李贺《南园》）之意，与前引《赠李兕威秀才》诗“弃书捐剑学万人”略同，它又可使我们想起辛弃疾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和“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等“豪气词”（南宋张炎《词源》）。
详拙作《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清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此言虽缘“无谓之词”而发，“应歌”、“应社”之区分，实已尽括全部两宋词曲之社会功用。所谓应歌，即配合宴乐演唱；所谓应社，即适应社交如友朋之间赠酬的需要。前者本是词曲的原始功能，后者原先则是由诗歌担任的。 以词“应社”，从内容上讲，无疑大大扩展了词曲创作的题材范围，从写法上讲，则为“以诗为词”打开了方便之门。
翻阅宋初至苏轼的词集（包括一些零星词作），大家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东坡词牌下面，常常另有一个题目，甚至长长的一篇序，如：《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定风波·十月九日，孟享之置酒秋香亭，有拒霜独向君猷而开，坐客喜笑，以为非使君莫可当此花，故作是词》。这在前此晏、欧、张、柳诸人是很少见的。这类特标的题目，即出于以词“应社”的需要。据近人朱孝臧为东坡词所作编年，苏轼词曲创作活动自熙宁五年（1072）第一次左迁杭州通判任上开始。东坡在杭三年，共作词五十首，其中“应社”者三十九首，约占百分之八十。如上揭《江城子》、《诉衷情》及前引《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等词即是这段时间的作品。足见苏轼从一开始创作词曲，即援诗入词而打破了后者历来只用以“应歌”的传统，使词曲从狭巷中解放出来，走上同诗歌一样成为公私社交场合均能接受的康庄大道。从宋词自身发展史的立场上讲，苏轼开“以词应社”而“援诗入词”之先声，无疑是两宋词坛上的一大转折。从北宋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整体文化来讲，这一转折，无疑标志着宋学在其繁荣期对文学艺术的一次巨大而且成功的冲击。
详《东坡乐府笺序》，《月轮山词论集》，第132页。 此外，与“以诗为词”相连的词风改革还有所谓以文为词，如前引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评“词至东坡”云云，即以“如诗如文”而连举。然则宋人之诗，本已如文。如诗之词，除了在题材方面兼有前者原初之专门之外，将宋诗由宋文那里汲取的议论化特点进一步引入词曲创作，也便是很自然的了。夏承焘先生曾指出“杜、韩以议论为诗，宋人推其波以及词”，最早即出于东坡之手。 这是极有见地的。试以《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为例。全词如下：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本篇上半阕“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等句，如果离开《沁园春》词牌所限定的整齐的格律，仅就长短不齐的句式而言，实在酷肖一段探讨人生哲学问题的论文。至于下半阕“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及“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等句，指点江山，表明心志，已是将传统上限于表现男女艳情的词曲加以彻底改造，而引进了宋学初期主要由诗、文承担的议论政治的行列。本篇作于苏轼杭州任满改知密州赴任的途中，时在熙宁七年十月（详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二）。全词毫无儿女之态，从内容上看，“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无疑是儒家知识分子衣钵相传的政治思想，“世路无穷，劳生有限”，则是佛、老哲学中关于人生观的基本命题。而这两者，正是以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形式糅合佛、老性理之说而成的宋学的核心理论。即此可知，宋学到繁荣期不仅以它的“好议论”的时代精神由政治、学术而至诗、文，并进而影响到词，扩展而至文学形式的一切领域，而且使它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性理之学的核心思想，成为后者的重要题材和内容。
在留存至今的三百五十来首东坡词中，还有许多直接宣扬性理之学的作品，如前引《临江仙》别张弼词的“尘心消尽道心平”的“道心”，即是宋学义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见于蜀学之外的其他几个主要学派者如：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256页。 或云：“介甫说以‘一’守，以‘中’行。”只为要事事分作两处。
这段话见于二程语录，乃程颐对《中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宋儒所谓虞廷传心十六字诀的解释。苏轼《临江仙》词中的“道心”，即“正心”。而“尘心”，亦即“人心”，即“私欲”的意思。由这段语录还可以间接了解到，对“道心”、“人心”的阐述，也是王安石所关心的问题。所谓事事分作两处，乃程颐批评王安石哲学时常提的话头。
所谓尘心消尽道心平，在二程的语录中，叫作“灭私欲则天理明”。其言如下：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二程集》，第312页。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这一点观点，便是后来程朱学派奉若金科玉律的“存天理灭人欲”，乃两宋哲学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苏轼词中，杂用庄、禅之语的地方也不少。如《哨遍》（为米折腰）有云：
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
《庄子·外篇·知北游》：“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本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显为坡词之所本。又《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下半阕：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庄子·杂篇·庚桑楚》庚桑教南荣之言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苏轼即用此语。他如《水龙吟》：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君士，龙蟠凤举。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风驭。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其中“赤城居士”，“清净无为”，“云驾”、“风驭”，“八表神游”等等之出于道教常语，更是一望而可知。至于“忘机”（如《八声甘州》“不用思量古今，仰俯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如梦”（如《江山月》“世事一场大梦”，《南乡子·重九》“万事到头都是梦”，《西江月》“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浪淘沙·赤壁怀古》“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永遇乐》“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等等），这一类宣扬老庄思想的典型语汇，在苏轼词集中，更是俯拾皆是。
《坛经》，第八节。 禅语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是六祖慧能夺得禅门衣钵的著名佛偈。苏轼夺胎换骨，仿之而作《如梦令》词二首，以洗澡为喻，其一曰：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如禅宗著作中许多话头一样，本词取譬不甚雅训，然就所表现的主题来看，则不乏脱凡越俗之想。而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也曾指出：“东坡《赤壁词》‘灰飞烟灭’之句，《圆觉经》中佛语也。”《赤壁词》即《念奴娇·赤壁怀古》。释典《圆觉经》，苏轼曾亲手抄写其下卷，事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李琮书》。
另如本节上文所引《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的结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有白诗在前，然溯其本源，则亦出于禅宗之常语“随所住处恒安乐”，以及庄老之“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燕处超然”。类似的境界亦见于东坡的另一首《定风波》（沙河道中遇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本篇作于苏轼谪宦黄州期间，时在元丰五年（1082）。“一蓑烟雨任平生”作为自我形象的描绘，亦即“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意思。
同一境界，也见诸熙宁七年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后所作的《超然台记》。“超然台”云者，即取《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而不累于物之意（详苏辙《栾城集》卷十七《超然台赋并叙》），苏轼在《超然台记》文末解释这一意思说：
《苏轼文集》，卷十一。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无所往而不乐”亦即“一蓑风雨任平生”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意思，只不过一是词，一是文而已。
苏轼一生中所受贬谪之最严厉者，莫甚于海南，下引四句是左迁海南岛之时写作的七言古诗《独觉》之末段：
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世也晴。
由最后两句看，本诗不仅在意境方面，而且连词句也与上引《临江仙》词相同。
上揭《临江仙》词和《超然台记》、《独觉》诗三例，不唯证明了“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作为苏轼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形诸笔端，而且充分说明了诗、词、文三者在苏轼手中几已融为一体。
正像苏轼的一些理趣诗能够做到形象与哲理的有机结合而避免别的许多宋代诗人写作的理学诗枯燥鄙浅之弊病一样，苏轼的理趣词也大抵能体现诗歌以形象思维见长的特点。如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被清人王闿运称扬为“三语掾”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以及《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等等，无疑都是宋人议论中之珍品而充分体现了宋学进入性理之学阶段后兼融佛、老而富于思辨精神的时代特点。
王安石这方面的词作可以《诉衷情·和俞秀老鹤词》五首及《雨霖铃》（孜孜矻矻）为代表。俞秀老名紫芝，浙江金华人，少有高行，不娶不仕，得禅门心法，见重于王安石。《全宋词》录俞词三首，《鹤》词今已不传。由王安石的和词看，大抵作出世之言，下录其五：
莫言普化只颠狂，真解作津梁。蓦然打个筋斗，直跳过羲皇。临济处，德山行，果承当。将他建立，认作心诚，也是寻香。
“普化”、“真解”、“心诚”、“寻香”皆佛门之常语，“羲皇”、“临济”、“德山”，亦道释人物、地域之专名，全词意趣所在，可以说是一望便知。以下引王安石的《雨霖铃》与柳永的同题之作相参，更是饶有趣味：
孜孜矻矻，向无明里，强作窠窟。浮名浮利何济？堪留恋处，轮回仓卒。幸有明空妙觉，可弹指超出。缘底事抛了全潮，认一浮沤作瀛渤。本源自性天真佛，只些些、妄想中埋没。贪他眼花阳艳，信道本来无物。一旦芒（茫）然，终被阎罗老子相屈。便纵有千种机筹，怎免伊唐突！
柳词中描写情人依依惜别场景的那无限缠绵的瞬间：“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在王词中变成了无常索命的可怕场面：“浮名浮利何济？堪留恋处，轮回仓卒。”“轮回”乃佛学由古印度婆罗门教所沿袭并加以发展了的关于生死循环观的著名教义。柳词终篇关于别后思念之遐想的无限韵味：“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则变作声色俱厉的警世钟：“一旦芒然，终被阎罗老子相屈，便纵有千种机筹，怎免伊唐突！”
以上我们主要就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学大家与宋词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北宋末期，承王安石、苏轼之后，将宋学义理纳入词曲创作者不乏其人。如著有《演山文集》六十卷、仕至端明殿学士而又素喜道家玄秘之书、自号紫玄翁的黄裳（1044—1130），像下引《瑶池月·烟波行》这般直接宣扬性理之学的词作，即不在少数：
扁舟寓兴，江湖上、无人知道名姓。忘机对景，咫尺群鸥相认。烟雨急、一片篷声碎，醉眼看山还醒。晴云断，狂风信。寒蟾倒，远山影。谁听，横琴数曲，瑶池夜冷。这些子、名利休问。况是物、都归幻境。须臾百年梦，出来无定。向婵娟、留住青春，笑世上、风流多病。蒹葭渚，芙蓉径。放侯印，趁渔艇。争甚？须知九鼎，金砂如圣。
本词上半阕的中心意象“忘机”，下半阕的中心意象“幻境”，充满了庄、禅之学的情趣，而前者的“群鸥”、“横琴”、“瑶池”，后者的“渔艇”、“九鼎”、“金砂”等等，并是宣扬性义命理的典型意象。全篇在写法上，也体现了思想与艺术和谐、理窟与形象兼具的特点，当亦北宋宋词进入繁荣期之后臻于成熟之时作家们所创作的理趣词的成功代表。
继承王、苏传统，在写诗的同时大量创作词曲而能融诗、文、词和宋学义理于一炉者当以苏门首座弟子黄庭坚为最杰出，如《渔家傲·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四首其一：
万水千山来此土，本提心印传梁武。对朕者谁浑不顾，成死语。江头暗折长芦渡。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只履提归葱岭去，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
本篇以禅宗始祖达磨见梁武帝以及“一花五叶”、“面壁九年”和六祖慧能传得衣钵回岭南的故事为题材，类似前文所列举的王、苏咏史词，只不过这里咏唱的是佛氏宗派史，宣扬的是禅门之教义罢了。
由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翻新以宣扬性命义理之学而表现了理趣的代表作品如《清平乐》：
休推小户，看即风光暮。萸粉菊英浮盌醑，报答风光有处。几回笑口能开，少年不肯重来。借问牛山戏马，今为谁姓池台？
唐末诗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有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庭坚此词下半阕即化用此意。“牛山”典出《晏子春秋·内篇·谏上》“（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事。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后来朱熹亦曾据以隐括，敷为《水调歌头》一词，用意与黄庭坚正同。足知诗与词的相通，宋学义理与诗歌形象的结合，乃是宋学进入繁荣期之后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和时代的必然趋势。
诚然，假如把上引以及与上引类似的表现理趣的词作放到整个北宋后期的词集中，自然只占一个不大的比重，甚至不免曲高和寡，但它们无疑代表了宋词在经过王安石、苏轼等人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继续朝着与宋学结合的方向前进的时代趋向。换言之，作为11世纪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宋词同宋学、宋文、宋诗一样，贯串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北宋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