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在南渡之前，大抵经历了从准备、草创到繁荣三个发展时期。宋初三朝，是汉唐注疏之学和文章之学的遗留期和宋学的准备期。北宋中期，仁、英两朝，是宋学的草创期。从以孙复为代表的疑传派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疑经派，疑古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局面。紧跟着而起的以李觏为代表的议古派使宋学与生俱至的怀疑精神进一步成长并汇归于实用之目的。拟圣派邵雍、周敦颐等人年代较晚，处于宋学草创期与繁荣期的交接阶段，他们在拟经之作中所体现的创造精神，给宋学繁荣期的到来以更加直接的影响。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也叫王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也叫程学），和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包括它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和斗争，构成了北宋后期宋学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的转变和演进。这一转变，由仁宗嘉祐年间肇端，至神宗熙宁时期完成，并蔚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就中尤其是王学和洛学，两者的升沉和消长，差不多构成了南渡前后近百年之间的宋学发展史。

（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朝鲜活字本，卷二十，《寄赠胡先生》诗“先生天下豪杰魁”句注引王安石《题王昭素易论要纂后》佚文曰：“予尝苦王先生《易论》晦而难读，徐徽生删取其略以示予，又取其义可传及虽不是传而犹可观者存之。”王昭素《易论》二十三篇今已散佚，由王安石此文可知其风格大抵与在宋初撰写艰涩难以卒读之古文的柳开诸人接近。 《宋史·儒林列传》之《田敏传》曰：“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又《李觉传》：“淳化初，上（太宗）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 《韩昌黎诗系年》，卷七，《寄卢同》。 通过上面对北宋一朝学术演进概况的简单梳理可以知道，宋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政治史的段落划分，整整错过了一个时期。在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占整个北宋五分之二的时间里，在学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注疏之学和辞章之学。此即前节所谓宋学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一支，是一种跨时代的模式和流派，并非宋人所造皆宋学。不过作为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学术体系，宋学的产生，并不是靠几个人凑在一起几声大喊大叫，也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可以产生的。在11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学的复兴和宋学的开创之前，已有一些先驱者在那里摸索和奋斗，尽管他们往往流于幼稚或不自觉。以疑古为例。从零星的史料来看，个别的初步的疑传、疑经乃至改经、删经，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过了。如《宋史·儒林列传》载太祖朝宿儒王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未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 ，即“疑传”之一例。又据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九，宋初乐史已谓《仪礼》有五可疑。这是“疑经”的例子。《宋史·儒林列传》载后周旧臣田敏校《九经》时，已有“改经”和“删经”的实例。 但这些史事却很少为两宋学者所提及。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在学术上没有多少价值，而在当时和后世均未发生过足以引起学风转移的影响。实际上更早一点，在唐中期已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即舍传求经的风气。如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此外还有刘知几《史通》外篇第五《惑经》，以《春秋》有所未谕者十二而后人虚美者五。二书均已开宋学疑经惑古之先声，拙稿所谓宋学的准备期，以朝代论，用指北宋初期；依学风言，当将他们也包括在内。

（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 （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 （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宋史·儒林一》。 又如议古、拟圣，宋初学者亦已偶尔为之。如太宗、真宗二朝长期担任皇宫讲读的宿儒孙奭，曾“掇五经切治道者为五十篇，号《经典徽言》” ，通过编书的形式寄寓政论而切于实用。其说经“议论有根柢，不肯诡随雷同” ，又颇近于后世之“自出己意”。当然所谓有根柢，还是强调孙奭训诂方面的学问。一般讲，宋初担任皇家侍读、侍讲之类官职的儒士，仍以章句训诂为正统。如前节提到《论语正义》的编者邢昺，从后来义理之学的立场上看，基本上就不离汉学之范畴。咸平二年奉诏校定《论语》、《尔雅》、《孝经》正义等书，孙奭实与邢昺等同领其事。 可知就基本方面讲，孙奭之学仍沿汉、唐之遗风。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 《长编》，卷一百二十，天圣二年二月记事。 （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比较敢于破除陈规戒律，把自己摆到与圣人平等位置上的倒是一些在地方官任上的儒士。如真宗朝青州临淄（今属山东）人贾同，“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颇类《孟子》” ，已开拟《孟》之风于王安石、张载诸人之前。又如太平兴国三年状元胡旦，“尝谓三代之后，独汉得正统，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 ，撰成《汉春秋编年》。其书“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 。

（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据北宋僧文莹说，柳开知润州时，胡旦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在金山拿《汉春秋编年》给柳开看。柳开未及展读，一见书名，即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邹、郏数子，止取传述而已。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 语讫举剑追杀，胡旦险被砍死。按之柳开《河东先生集》，此事诚不可信，以今人而欲行古圣人之事，柳开实先言之。其自述《补亡先生传》曰：

《河东先生集》，卷二。 夫六经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与今之人无异耳。……王仲淹（通）于河汾间务继孔子以续六经，大出于世，实为圣人矣。

这里指出的王通“续六经”、“为圣人”之志，其实正是柳开本人的志向。此传开篇一段可以为证：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庶几吾欲达于孔子者也。

详《河东先生集》，卷二，《东郊野夫传》，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 为了模拟六经而达于孔子，特地改换名字以明其志，可知决心之强。是传撰于开宝五年， 当时柳开26岁，后十年方知润州。“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之斥，不合柳开勇于拟经、直以圣人之事自任之素志，即此可见。《补亡先生传》又曰：

先生又以诸家传、解、笺、注于经者多未达穷其义理，常曰：“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

柳开最瞧不起的汉唐注疏是郑玄之《诗》笺，至谓：“若玄之是笺，皆可削去之耳！”（同上）可知柳开不独富于拟圣之雄心，复有因疑传而企图重新遍注六经之壮志。其重在义理之意，已略同于后来之宋学。可惜柳开只有豪言壮语而无实际行动。正像他是宋初较早提倡古文的作家之一，而无值得效法的古文作品可以传世一样。

详《河东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 柳开年十六七时曾取名肩愈，字绍先，以继承韩愈、柳宗元（以同姓故曰先）的古文事业而自任。 “肩愈”本是美名，为什么过十余年又改掉呢？这一举动实际上反映了柳开治学思想的变迁。从开宋学之先的角度讲，唐代的王通与韩愈，以及柳宗元、李翱等人，都是重要的人物，但各人的侧重面不同。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曰：

幼之时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韩之文，故欲肩矣。逮今长而成，所以志者在乎执用先师之道也，故亦将有所易矣。

《河东先生集》，卷一，《应责》。 这里柳开把王通作为“执用先师之道”的象征，韩愈则只是“文”一方面的代表。但这并不是他早先的意思。当柳开的名字还叫肩愈的时候，韩愈在他的眼中，兼有“道统”和“文统”两方面的意义：“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也；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这一提法也是宋初古文家之所同。如王禹偁早年还将韩愈与王通相提并论，一起作为道统和文（言）统的中介：

《投宋拾遗书》。按：此文《小畜集》、《小畜外集》（残本）均失载，此据《圣宋文选》，卷七，《王禹偁文》。 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从而学者有若赵郡李翱、江夏黄颇、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

《圣宋文选》，卷九，《孙明复文·信道堂记》。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说》（中）。 宋学初期如孙复、石介诸人都接受并宣扬过这一提法。如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 而石介反对佛老与杨亿的目的，也申明是为了使世人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 。至于身兼宋学疑古派首席代表和北宋古文运动之首脑人物的欧阳修，以韩愈氏之再世而见许，就更不必提了。

《居士外集》，卷七，《赠王介甫》。 《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五，《奉酬永叔见赠》。 《应诏集》，卷十，《韩愈论》。又：苏轼门人秦观作《韩愈论》，以昌黎文积众家之长，犹杜子美之于诗，而无一言及其道。（《淮海集》，卷二十二）张耒《韩愈论》则明言：“韩愈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柯山集》，卷三十八） 但宋学繁荣期的大儒却是另一种看法。早在嘉祐元年，欧阳修赠诗王安石，即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为期。“吏部”即韩愈。王安石答酬则表达了另一种愿望：“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弦外之音，对韩愈的精于文而疏于道，已不无轻视之意。重孟而轻韩，大抵是北宋后期宋学家的共同看法，二程、张载不必说，即便是欧阳修的忠实门徒苏轼，后来也对“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颇有微词。

于是，北宋初、中期古文家那一串合道统、文统为一的从周公、孔子直到韩愈的名单遂被拦腰砍断，在孟子后面直承上去的，成了宋学家自己。

柳开在26岁时把自己的名字由“好尚韩之文”的“肩愈”改成“执用先师之道”的“开”、“仲涂”，不仅预示了真、仁之际知识分子从文章型向经术型的转变，而且差不多是北宋中后期所发生的道统与文统逐渐分离之倾向的缩影。更有意思的是，柳开临死时由门人张景笔录的《默书》，开篇即是“夫有命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静”云云，比之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更接近于后来王学兴起之时“为士者非性命之说不谈”的性理之学。可知宋学虽然直到仁宗时期方始勃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早在太宗、真宗之际就已经在个别知识分子中露头，只不过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队伍还不够壮大，知识分子个体的知识储备还不够充分，植根于北宋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包括文化本身在内的各种推动宋学产生的积极因素还不够成熟等方面的原因，使宋学变成一朵迟开的花朵。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见于《长编》卷五十九，景德二年（1005）三月甲寅条所载，并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中引用的一段史料：

上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举人，得进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

“当仁不让于师”，乃《论语·卫灵公》一篇的成句，贾边应试以“师”为“众”，不为无据，《尔雅·释诂》即作：“师，众也。”但因为他没有照咸平二年诏定的《论语正义》关于此句的训诂立论，即使“有声场屋”，终被斥逐。宋初三朝之学风，举此一例，可以概见。

由这个例子可以了解到自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开始，在御试进士之常格诗、赋二题之外加进了适合于发挥个人见解的论题，对宋初青年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只不过处于掌权地位的，还是重诗赋轻策论（据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载景德二年御试《当仁不让于师》乃赋题而非论题，可补《长编》、《通考》之失）、“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的汉唐训诂之学和文章之学。但一代敢于舍弃注疏、自出议论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开始成长和壮大，宋学之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崛起，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