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在于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窃谓不然。我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略述鄙见如次：

古文经中必须摒弃的是《笙诗》六篇，《逸书》十六篇，百篇《书序》，《逸礼》三十九篇，《周礼》，因为这是全属伪造的。还有，《春秋左氏传》，虽系取左丘《国语》改窜而成，并非全属伪造，但既改原书之分国为编年，又加上什么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则在“《国语》探源”之工作未完成以前，我们对于《左传》亦只能视同伪书。其凡例等等固必须摒弃；即其叙事之部分，虽非全属伪造，而伪造者亦必有之，故引用时必须审慎，与其过而存之也，宁过而废之，如此，庶不至为刘歆所绐。

其文字之差异，固当以今文为正，但古文倒不是全无可取，也竟有应该用古文改今文的。因为今文虽真，却不能说没有传写之误；古文后起，遇到今文不可通的地方，往往加以修改。改错的固然不少，改对的也不能说没有。试举《春秋》为例：隐公二年之“纪子伯”，《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三年之“尹氏卒”，《左氏经》改为“君氏卒”，这是故意与《公羊经》立异，自不足信。但下举两事，实以改本为长：

（ㄅ）成公“六年，冬，晋栾书率师侵郑”。《谷梁经》及《左氏经》皆改“侵”为“救”，是也。上文“五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娄子、杞伯同盟于早牢。”“六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下文“七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杞伯救郑。”比事而观，知此数年中郑从晋，故楚伐之而晋救之。然则《谷》《左》所改者是也。

（ㄆ）昭公“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左氏经》与《公羊经》同。《谷梁经》改“朱”为“东”，谓即“东国”，是也。不但比事而观，奔楚与卒于楚者可断其必是一人。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言鲁昭公二十一年奔楚者为蔡悼侯东国，悼侯立三年，卒，适为鲁昭公之二十三年。《管蔡世家》略同。是知“朱”实“东”之误字，下又脱“国”字也。《谷梁经》改“朱”为“东”，固是。但他不知增“国”字，而强为之说曰：“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这又与解“纪子伯”同样为可笑之论了。又，“奔而又奔之曰东”一语，文理不通！（又疑太史公所见之《公羊经》，“朱”字盖作“东国”二字，为未误之本，故《年表》与《世家》皆只有东国而无朱。其后伪造《谷梁传》者所见之《公羊经》，脱“国”存“东”，故伪《谷梁经》作“东”，而造伪传者即望文生训，发此可笑之论。又其后伪造《左氏传》者所见之《公羊经》，“东”又误为“朱”，故伪《左氏经》作“朱”，而造伪传者遂臆撰“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使蔡人出朱而立东国，朱诉于楚”之伪事。太史公所见原本左丘《国语》必无此记载，故《史记》与《左传》不同。）

古文家改今文经的文字，除因有作用而故意窜改者外，大可与郑玄、朱熹、王念孙、俞樾诸人之校改古书文字同样看待。古书传写，阙误必多，后人读之而觉其不可通，循其前后文义而增删移易其字句，此为校读古书者所应有之事。古文家造作伪经，固当排斥，然其改正今文文字之阙误，则不当一例排斥也。

至于经说，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两家言作《诗》本义，言古代史实，言典礼制度，同为无据之臆测，无甚优劣可言。因为两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献媚汉帝，希冀得到高官厚禄者，故都喜欢说孔子为汉制法，都喜欢谈图谶纬候。古文家之异于今文家者，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个周公。这是因为古文家的始祖刘歆欲献媚新帝王莽，因周公摄位之传说最适宜于作王莽篡汉时利用的工具，故古文经说到处要抬出周公来，且特造《周礼》一书，凡莽所更法立制，悉在其中；如此，则周公为新制法比孔子为汉制法更为亲切有用，治古文经者当然可以得到新室之高官厚禄矣。经说愈多，则立学之机会亦愈多。西汉之世，今文《五经》博士已逐渐增至十四家。及刘歆伪造古文经，于是《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又得立于学官矣。新室虽不久即亡，而古文经与古文经说则并不随之而皆亡。那时治古文经者方自欣其得此与今文诸家相异之经说，可以获得立学之机会，故东汉之初希望立学者甚多。范升对光武之言曰：

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后汉书·范升传》）

这几句话，把当时那些治古文经者（驺、夹之《春秋》亦系刘歆所伪造者）希望立学的情状说得很明白。为什么希望立学？因为立了学则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也。故古文经说之异于今文经说，刘歆之目的为媚莽，东汉古文家之目的为立学。刘歆既有媚莽之目的，特造《周礼》，又伪群经以证《周礼》，其经说尚可谓有一贯之主张。至于以立学为目的之东汉古文家，则其经说只在求异于今文家：或与今文说相反，或与今文说微异，或与今文说貌异而实同，或今文本有歧说而取其一以为古文说，如是而已。其与今文经说，并非截然两派，各有系统，绝不可合，如廖平之《今古学考》所云云也。（西汉的今文家，本就是用了这种手段来争到立学的，如《书》之大夏侯与欧阳立异，小夏侯又与大夏侯立异，《易》之孟京与施、梁丘立异，所以《五经》博士可以分到十四家之多。）

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故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训故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故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以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故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故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他的《让太常博士书》中有云：“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汉书·艺文志》为刘歆《七略》之要删，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当以此两词归之古文家，方为适当耳。若云微言大义即指《公羊传》所言“《春秋》之义”，则《孟子》、《公羊传》、《史记》、《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之义，皆无微言大义之称。且古文家之刘歆亦曾造有伪《左》的“《春秋》之义”，即所谓“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尝不言微言大义乎？微言大义两词既为古文家所创，则称“五十凡”等等为微言大义，更为切合，大概刘歆亦正指此耳。

或又谓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对于经的来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及《儒林传》所言为今文说，《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言为古文说。两说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远，而皆与“《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不同。考“《六经》皆史”之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其后明之王守仁（《传习录》），清之袁枚（《史学例议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及章太炎师（《国故论衡》的《原经》）皆主此说。陈、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氏则为今文家；惟章君为古文家耳。然则云“《六经》皆史”之说为古文家言者，非也。至于“《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始于廖平（《知圣篇》），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皮锡瑞（《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皆从之，三氏固为近代之今文家（廖氏议论数变，实不能称为今文家，惟作《古学考》及《知圣篇》之时代尚可归入今文家耳），但前于三氏之今文家龚自珍即主“《六经》皆史”之说，后于三氏之崔觯甫师又反对康氏之说（《五经释要》的《孔子述作五经之大纲》）。然则云“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为今文家言者，又非也。

汉之今文家言与古文家言，或墨守师说，或苟立异说，既无系统，又无见解，现在看来，可取者殊少。近代之今文家如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人，古文家之章太炎师（从郑玄以后至章君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戴、段、王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的新解，其精神与唐之啖助、赵匡至清之姚际恒、崔述诸氏相类；所异者，啖、赵至姚、崔诸氏不宗一家，实事求是，其见解较之庄、刘诸氏及章君更进步耳。

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例如《诗》说，不但汉刘歆之伪毛公《诗传》可以采取，即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与伪申培《诗说》也可以采取。又如《书》说，伏生之《大传》，王肃之伪孔安国《传》，蔡沈之《书集传》，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之《书古微》等等都可采取，不必存歧视之见。近代经学大师俞曲园先生，说经依高邮王氏（念孙及其子引之）律令。王为戴震弟子。章君谓“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故能“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章君评俞氏及黄以周、孙诒让语）然俞氏以前诸师，引据旧说，范围甚严，以唐为断；自宋以后，则认为不通古训，不合古义，概从摒弃。故创获最多者，仅在“依古音之通转而发明文字之假借”一端。此外则既不敢创汉唐所无之新说，尤不敢大胆疑经。而俞氏独不然，他是能够决破这个网罗的。章君所作《俞先生传》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嫉守家法违实录者。”此语最能道出俞氏治学的精神。今举其解经五事为例：

（ㄅ）他对于“《周易》的《上经》三十卦与《下经》三十四卦”的说明，采清吴隆元的《易宫》之说（《经课续编》与《九九销夏录》）。因其立论允当而采之，不以其说原于宋戴师愈伪造的《麻衣正易心法》而摒弃之。

（ㄆ）他对于《尚书》的“曰若稽古”一语，谓郑玄训“稽古”为“同天”，伪孔训“若稽古”为“顺考古道”，两说都不对；惟蔡沈训“稽古帝尧”为“考古之帝尧”，最是。（《达斋书说》）

（ㄇ）他说《论语·泰伯篇》“有妇人焉”之妇人，非太姒，亦非邑姜，当为戎胥轩之妻郦山女，事见《史记·秦本纪》。（《经课续编》）

（ㄈ）他解《礼记·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语，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之李生菜小儿药铺、丑婆婆药铺，吴自牧《梦梁录》所载之修义坊三不欺药铺，陈元靓《岁时广记》所载之苏州卖药朱家，谓“如此等类，皆累世相传，人所共信，其药可服无疑”，以证明《记》义。（《茶香室经说》）

（ㄪ）他说：“《中庸》盖秦书也。……吾意秦并六国之后，或孔氏之徒传述绪言而为此书。”又说：“《周礼》一书乃周衰有志之士所为，……非周公之书，亦非周制也。”又说：“《左传》所载当时君大夫言语，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历年二百，国非一国，人非一人，而辞气之间如出一口。”（均见《湖楼笔谈》）又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鲁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后世。”（《达斋丛说》）又说：“古书但有篇名。……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九九销夏录》）——看这几条，可以知道他很能大胆疑经，与姚际恒、崔述诸氏相同。

俞氏这种解经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

公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