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古文经的中心文章，自然是《汉书艺文志辨伪》。（《书序辨伪》、《汉书儒林传辨伪》、《经典释文纠谬》、《隋书经籍志纠谬》四篇，与《艺文志辨伪》或互相发明，或补所未备，均当参看。）这篇文章，证据详备，驳辨明快，从大体上说，是很精核的；但疏略武断之处亦颇不免。兹就管见所及，按经分述如下：
（ㄅ）《诗经》
康氏之辨《毛诗》，议论最为透彻，吾无间然。他不相信徐整和陆玑说的两种传授源流；他不相信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笙诗”；他不相信《商颂》是商代的诗；他不相信有毛亨和毛苌两个“毛公”；他并且根本怀疑“毛公”之有无其人；他不相信河间献王有得《毛诗》立博士这回事；他确认《毛诗序》为卫宏所作。这都是极精当的见解。我觉得他辨诸经的伪古文，以辨《毛诗》为最好。前乎他的魏源，虽也不信任毛诗，但见解远不及他。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牟庭、崔述，其攻击《毛诗》，堪与康氏相伯仲。
（ㄆ）《尚书》
康氏之辨《古文尚书》，有极精核的议论，也有不彻底的见解，还有很错误的叙述，兹分述之：
《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悉得其书，……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康氏说共王薨于武帝初年，孔安国为武帝博士，也早卒，均不及至武帝末年，遭巫蛊事，年代差舛，故知为伪。又，《汉书·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他说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按：崔君遍考《史记》所载关于此五篇之说，可证其为今文与今文说者凡二十二条，无一从古文说者，足为康说之铁证，详《史记探源》。）他的《书序辨伪》篇中辨《今文尚书》止有二十八篇，《泰誓》确为后得。又说《书序》亦刘歆所伪作，《今文尚书》无序，力驳陈寿祺“今文有序”之说。这都是他极精核的议论。
《史记》载入之《书序》，决非司马迁原文所有，实为妄人所窜入（未必就是刘歆）。有《史记》叙事与《书序》不合而不录《书序》者，如《文侯之命》及《秦誓》等篇是也。有《史记》无其事而仅录《书序》者，如《帝诰》、《女鸠》、《女房》、《典宝》、《夏社》等篇是也。（《书序》中之伪篇以《商书》为量多，故窜入《史记》者亦以《殷本纪》为最多。我们看商代最真实的史料甲骨刻辞中的文句和社会状况，可以断定那时绝对不会有《书序》所说的那一篇一篇的文章。商代历史本极缺乏，故刘歆得以任意增窜也。）有《史记》叙事与《书序》不合而又录《书序》，以致前后文自相矛盾者，如《盘庚》及《高宗肜日》诸篇是也。看第一例，可证《史记》与《书序》无关。看第二例，则增窜之迹显然可见。看第三例，更可明其为不顾文义之妄人所窜入。关于此点，崔君的《史记探源》中考辨最为精详。康氏虽知百篇《书序》为刘歆所伪造，然对于《史记》中的《书序》，尚谓“《史记》与《书序》同者，乃《书序》勦《史记》，非《史记》采《书序》”，其《书序条辨》中屡有“《史记》云，因某事作某篇，即刘歆所本”这样的话，他还是被骗了！这是他不彻底的见解。
刘歆伪造的《逸书》，凡十六篇；又把《九共》九篇分开，称为二十四篇。其篇名、篇次及分合各点，列之如下（用“一、二……”记十六篇，用“1、2……”记二十四篇）：
《舜典》 一 1
《汩作》 二 2
《九共》（九篇） 三 3、4、5、6、7、8、9、10、11
《大禹谟》 四 12
《弃稷》 五 13
《五子之歌》 六 14
《胤征》 七 15
《汤诰》 八 16
《咸有一德》 九 17
《典宝》 十 18
《伊训》 十一 19
《肆命》 十二 20
《原命》 十三 21
《武成》 十四 22
《旅獒》 十五 23
《冏命》 十六 24
康氏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第五栏“十六篇伪古文篇目”所列为——
《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胤征》、《汤诰》、《伊训》、《武成》、《冏命》
之十七篇，而——
《弃稷》、《五子之歌》、《典宝》、《咸有一德》、《肆命》、《原命》、《旅獒》
之七篇均未列入，这是绝无根据的。他的《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引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语叙此十六篇与二十四篇，亦全同旧说并无驳辨之语，可知此表所叙，乃是一时的错误。他偶然误把二十四篇的计算法来算十六篇（就是误把《九共》分作九篇作为十六篇的计算法），于是觉得多出几篇来了，就胡乱的把《弃稷》等七篇删去，这实在太不应该了！而且就照他那么办，他所列的还不是十六篇，乃是十七篇。这是他很错误的叙述。
《汉书·艺文志》叙《今文尚书》的卷数是这样：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
欧阳《经》三十二卷。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案：伏生所传《尚书》，本来只有二十八篇：“《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大小夏侯《经》皆增为二十九篇，其《章句》与《解故》亦皆二十九篇。独欧阳《经》为三十二卷，而其《章句》则三十一卷，又与《经》异，颇难索解。康氏对此问题，搁起不谈，但云“欧阳《经》及《章句》卷数难明”，又云“并难引据”（《书序辨伪》）而已。王引之《经义述闻》以为，《经》与《章句》皆有误字，皆当作三十三卷，盖取二十九卷中之《盘庚》与《泰誓》各分为三，故为三十三卷。王氏此说，因为两处都要改字，才能成立，所以别人都不以为然。陈寿祺《左海经辨》说：
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
陈氏此说，显然错误。《今文尚书》无序，《书序》为刘歆所伪作，康、崔二君之所考明，已成定论。但陈氏之计算卷数，略有可采之处，故先把他这段话引在这儿。
我以为要说明欧阳《经》及《章句》的卷数，应该根据《汉石经》。但是说到《汉石经》，却有一篇很别致的文章，不能不先说明它。原来《汉石经》中竟有《书序》。《汉石经》中有《书序》，不是适足为陈氏“今文有序”之说之显证吗？不然！不然！陈氏说今文有序，是与古文同样的百篇《书序》，故胪举今文家提到今文经所无而只见于百篇《书序》之篇目，以为今文有序之证。但《汉石经》中的《书序》，却很别致，仅有今文经所有的二十九篇之序，此外七十一篇序一概没有，这是计算它的行数字数而可以断定的。这样别致的《书序》，不但陈氏所未知，且西汉人及刘歆等亦从未道及。西汉今文家绝无言及《书序》者，也绝无称引《书序》文句者。刘歆、杨雄、王充诸人皆据百篇《书序》以证《今文尚书》为不全，绝不据百篇《书序》以证二十九篇《书序》为不全。由此可知一定是东汉的今文家就古文的百篇《书序》，删去今文所无的七十一篇，以成此二十九篇《书序》；决非西汉时本有今文的二十九篇《书序》，而被古文家加上七十一篇，以成百篇《书序》。汉代的今文经师，识见甚陋，他们反对古文家，绝够不上说辨伪，只是怕人家来分他的地盘而已。只要地盘稳固了，那经的真伪问题，他们本不想研究，亦非他们的识见所能判断；变更原来的面目以趋时尚，也毫不要紧，《易》增《说卦》以下三篇即其一例。所以古文既有《书序》，他们也不妨把它抄来，加在今文经中。但因当时有“《尚书》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及“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这些穿凿不根的谬论（均见《论衡·正说篇》），若把百篇《书序》完全抄来，总觉得有些不合式，于是就单抄“有法”的二十九篇的序了。先师崔君《史记探源》卷一《序证》“《书序》”节中谓《洪范》与《君奭》两序皆与《史记》不合，证明为刘歆之说。今《汉石经》的《书序》中《洪范序》存“以箕子”三字，《君奭序》存“周公作君”四字计其字数，知其上下文必与古文《书序》相同，这也是东汉今文家抄古文序的一个证据。所以得此二十九篇的《书序》，更可十分坚决的说西汉的《今文尚书》绝对无序！
现在要说“欧阳《尚书》的卷数与《汉石经》”这个问题了。
汉石经所用的本子：《诗》鲁，《礼》大戴，《易》京，《春秋》及《公羊传》严，《论语》张侯，均由吾友马叔平（衡）先生次第证明；惟《书》用何家之本，尚未考定。我从卷数上研究，窃谓是欧阳《经》也。其证有二：
（ㄅ）《隶释》所录《石经尚书残碑》中，有“建乃家般庚既迁”数字。“建乃家”是《盘庚》中篇的末句，“般庚既迁”是它下篇的首句，两句之间空一个字，是《汉石经》的《盘庚》分上中下三篇也。
（ㄆ）最近所出《汉石经》的《书序》残石，凡九行，兹依原石行款，录之如下：
周
同甫公使以堪遂广民
异刑作召箕饥与度
君公子●
首行存一“民”字，系《秦誓》篇末“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之“民”字。末行存“同异”二字，当是校记。把这首末两行除外，其中七行是今文二十九篇《书序》。
此二十九篇《书序》中，有《泰誓序》（应在书序第三行），无《康王之诰序》（《顾命序》在第六行，其下应接《鲜誓序》，方与字数相合，故知无《康王之诰序》），则《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之一，陈寿祺等以《书序》当之，龚自珍等分《康王之诰》以当之，而均不数《泰誓》者，皆非也。旧说以为伏生本二十八篇，加后得之《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实在没有错。《汉志》叙大小夏侯《经》、《章句》及《解故》皆二十九卷，必是如此。《汉石经》分《盘庚》为三，则三十一；又加《书序》，则三十二。欧阳《经》的卷数适与《汉石经》相同，故疑《汉石经》所用的是欧阳经。至于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则因不为《书序》作训之故，陈寿祺之说是也。（其实是西汉经师作训时尚未有《书序》耳。）
兹将欧阳大小夏侯及《汉石经》的分卷异同表列如下：
陈寿祺的“今文有序”十七证，康氏一一驳之，皆是也。但是他的第十三证，对于“欧阳《尚书》的卷数与《汉石经》”这个问题却有用处。他说：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
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东汉习欧阳《尚书》者引《书序》，而《汉石经》有《书序》，这也可以作为汉《石经》用欧阳《经》的一个证据。
（ㄇ）《仪礼》
康氏主张《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孔子改制考》中有《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篇），故认制礼者是孔子而非周公，谓《仪礼》十七篇悉为孔子所作，本书中已发其端，《孔子改制考》中乃大畅其旨。康氏此说，人多视为无徵之臆谈；赞成而采用之者，惟皮锡瑞之《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耳。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徵之臆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礼之中确有一部分为孔子所制，如“三年之丧”，看《论语·阳货篇》，《孟子·縢文公篇》，《墨子》非儒、公孟、节葬诸篇，则此礼制自孔子，实有明徵。惟《仪礼》中如《聘礼》所言，与孔子之主张相背（崔述与姚际恒皆有此说），而升降揖让之繁文缛节，自非孔子所定，且与孔子重礼之意亦未必吻合；其书盖晚周为荀子之学者所作。《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牟庭皆有此说。近见姚际恒之《仪礼通论》，亦谓《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姚书尚未刊行，世所罕见（最近始由吾友顾颉刚先生向杭州旧家抄得），今录其一二要语于此。其言曰：
《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卷前，《论旨》）
又曰：
《祝辞》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卷一，《士冠礼》）
对于《聘礼》一篇，谓其——
前后多规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卷八，《聘礼》）
看姚氏所论，可知《仪礼》的确作于晚周；《五经》之中，当以《仪礼》为最晚出之书。不信康氏之说者，多从旧说，以为周公所作。实则康氏以为作于孔子尚嫌太早；若作于周公之旧说，则离事实更远，真是无徵之臆谈矣。
康氏之辨《逸礼》，其说采自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邵氏根据《礼运》中“冠、昏、丧、祭、射、乡、朝、聘”（今本“乡”误作“御”，邵氏始订正之）之次，证今文《仪礼》十七篇为完书，当以大戴之次序为最合；又谓若取王应麟、吴澄二氏所举《王居明堂礼》、《天子巡狩礼》、《奔丧》、《投壶》诸篇厕于十七篇之间，则不相比附：故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剽取杂书而伪造者。其说极为精当。（姚际恒亦以《逸礼》三十九篇为伪书，说见《仪礼通论》的《论旨》。）
（ㄈ）《周礼》
康氏辨《周礼》之说曰：“《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这几句话，真所谓“一针见血”之论，《周礼》的原形给他识破了。他又取《汉书·王莽传》中莽所措施与《周礼》相证，成《汉书王莽传辨伪》一篇。凡所举证，皆极精核。读了他这篇文章，可无疑于刘歆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为《周礼》，伪托于周公之说矣。现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对于郑玄要“头面礼足”者，以及认“一切古籍皆是真书”之浅人外，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但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之说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我以为从制度上看，云出于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仍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以适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当时实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礼》，无论是本有此书而遭刘歆之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
（ㄪ）《礼记》
康氏之辨《礼记》，有极精之语；但他还是被刘歆骗了，所以支离穿凿之论也很多。
他说：
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
这话极是。他又说：
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
这话也对。
但康氏终不免被刘歆所骗。《汉书·艺文志·礼家》：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又《乐家》：
《乐记》二十三篇。
又《论语家》：
《孔子三朝》七篇。
这五种都是《古文礼记》。《隋书·经籍志》：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经典释文序录》：
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
按：依《汉志》所列五种，其总数当为二百十五篇，而《隋志》谓为二百十四篇者，《记》一百三十一篇少了一篇故也。《隋志》谓刘向检校时已少一篇，但《汉志》本于刘向（实应说刘歆）的《七略》与《别录》，仍说是一百三十一篇，这事究竟如何，现在无从知道了。《释文》引《别录》比《隋志》又少了十篇，为二百〇四篇。我疑心或是传写误脱“十”字，然它下文有“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之语，似不应两处都脱“十”字，疑莫能明。但这二百十五篇，二百十四篇，二百〇四篇的参差问题，与本节所说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不论。我的意思，是要说明《汉志》所谓“一百三十一篇”，《隋志》所谓“二百十四篇”及《释文》所谓“二百四篇”，都是指《古文礼记》而言，与今文无关，与今存之《大戴礼记》及《小戴礼记》亦非一物，决不可把它们牵合为一事，但康氏却认“二百四篇”为《今文礼记》的篇数而被刘歆窜改为——
《记》百三十一篇，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传》四篇。
共二百〇五篇（康云二百〇六篇，今案七种合计只有二百〇五篇）。说二百〇四篇之《礼记》为这样七种书的合计，是毫无根据而为康氏一人所臆造，决不可信。
他于是又异想天开，造出一段“《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的账来，他把《汉书·艺文志·儒家》中选出十九种书以当“《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我现在为使看的人一目了然计，特将《汉志儒家》在《高祖传》以前之三十一种书名全抄于下，其康氏选作“《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之十九种，外加括弧〔 〕以示别：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孟子》十一篇〕 〔《孙卿子》三十三篇〕
〔《芋子》十八篇〕 《内业》十五篇
《周史六弢》六篇《周政》六篇
《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
《谰言》十篇《功议》四篇
〔《寗越》一篇〕〔《王孙子》一篇〕
〔《公孙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董子》一篇〕
〔《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
《鲁仲连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康氏所选的十九种书，合计二百十四篇，但他自己却说“实二百四篇”。他接着又说：
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至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
其实刘歆并没有“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以实二百四篇之目”，倒是康氏忽然去取《儒家》各书以实二百四篇之目了。康氏致误之由实缘误认《古文礼记》为《今文礼记》也。《今文礼记》本无此书，康氏已自言之矣（见上引）。今文礼家或有抄撮儒家诸子中关于论礼的文章；或有他们自己对于礼的讲论，如《曲台》、《后仓》之类；又如《白虎通》中所引之“某某记”等，大多数当亦为今文家论礼之作；即今存之《二戴记》中，也许采了些今文家论礼之作。但这些都是零星散文，在西汉时并没有像古文家那样编成一部丛书式的《礼记》。所以主张今文的人决不该说“七十子后学记原有二百四篇”这样一句话。
至于今存之《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记》三十九篇（本有八十五篇，今残存此数），关于这两部礼记的记载，最早的是郑玄的《六艺论》，他说：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经典释文序录》引晋陈邵的《周礼论序》说：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隋书·经籍志》说：
……戴德删其（指刘向所叙之《记》二百十四篇）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这三种记载，彼此有两点不同：
（ㄅ）《六艺论》说《二戴记》各有所受，彼此不相干，又没有提到《二戴记》的来源。《周礼论序》与《隋志》则均谓《大戴记》是删《古文记》而成的，而《小戴记》又是删《大戴记》而成的。
（ㄆ）《六艺论》与《周礼论序》均谓《小戴记》原来就有四十九篇。《隋志》则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
案：戴圣删《大戴记》之说，陈寿祺和皮锡瑞都以为是不对的。戴德删《古文记》之说，自来学者皆无异议。我以为单就这样一句话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戴德是西汉的今文经师，当他的时候并无所谓《古文记》也。但这是驳这样一句话。若论今之《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这两部书，据我的研究，决非戴德和戴圣这两个人编成的；看它们的内容，虽不见得是删《古文记》而成，但的确采了好些《古文记》，如《大戴记》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采自《孔子三朝记》；《小戴记》中之《乐记》采自《乐记》（《古文记》中之《乐记》凡二十三篇，《小戴记》中之《乐记》采了它十一篇），《月令》与《明堂位》采自《明堂》、《阴阳》，皆有明证。又如《大戴记》中之《盛德》记明堂之事，《朝事》与《周礼》相合，当亦采自《古文记》中。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所以其中今古杂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礼记》已多残缺脱误，所存之三十九篇中，有与《小戴记》相同者，是否与郑玄、陈邵诸人所见者相合，无从审知；又其来源，除郑玄、陈邵及《隋志》所记，亦无其他异说，只可阙而不论。单说《小戴记》。《隋志》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说者，据我现在记忆所及，似乎只有姚际恒的《礼记通论》。康氏亦深信此说。我则以为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别浓厚，说是马融加入，固甚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尝是戴圣所编？《隋志》之说虽略胜于郑玄与陈邵，但尚远不及陆德明之说尤与情事相合。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于引陈邵之说之下，接着就有他自己一段极精核之论，他说：
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这明明说今之《礼记》为卢植、马融所编定，郑玄所注者即是卢、马编定之本。然则无论戴圣曾否编有《礼记》，即使有之，而今郑注之《礼记》四十九篇，则决非戴圣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固为马融所编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卢、马二人编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这样几句极重要的话，自来都把它忽略过了；康氏也不加深察，反谓“此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岂非误欤！
总之《二戴记》都是东汉人编成的，那时古文虽未立于学官，但民间的学者尊信它的很多，它的势力很不小，即立于学官的今文也不免要被它窜乱，《白虎通》中有古文说，《汉石经》中有《书序》，都是极好的例。《二戴记》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今文经师所编，恐怕也不免要闹到今古杂糅，何况《小戴记》的编者是卢、马这两位古文经师呢？《大戴记》的来源，虽以前的记述没有像《释文》和《隋志》那样详明，但就内容看来，其杂乱无纪之状态，实与《小戴记》无异。还有一层，时代愈晚，伪书愈多，伪史也愈多，伪说也愈多。汉代的学者，除了一位极特别的王充外，都是最缺乏怀疑的精神的。（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经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经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他们对于一切真伪的古书，是持“买菜求益”的态度，认为多多益善的。所以《二戴记》这两部丛书所采各篇的来源，除上文所举《古文记》以外，尚有采自《荀子》（《三年问》、《礼三本》、《劝学》、《哀公问五义》），《吕氏春秋》（《月令》），《贾谊新书》（《保傅》），《逸礼》（《奔丧》、《投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及其他秦汉以来伪造的古书（《五帝德》、《帝系姓》、《诰志》、《公冠》、《祭法》、《仲尼燕居》、《孔子间居》、《表记》、《中庸》、《大学》等）。姚际恒之评《小戴记》（见其所作之《礼记通论》，此书载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无单行本），龚自珍之评《大戴记》（见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皆有极精之论。龚氏说：
二戴之记，皆七十子以后逮乎炎汉之儒所为，源远而流分，故多支离猥陋之词，或庸浅无味，敷衍成篇。盖杂家喜依托黄帝，而儒家喜依托孔子，周末汉初人习尚类然。
合两戴所记淘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什之四，究贤于杂家之托三皇也。
又说：
衰周及汉代多至庸极陋之书，而善依托，《周书》中之《太子晋解》，《大小戴记》之《五帝德》、《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其尤者也。
扬雄《法言》，王通《中说》，是其嫡传。
这两段话，很精核，很公允。
（ㄉ）《乐记》
“乐本无经”之说，亦发于邵氏《礼经通论》。那位十三岁就瞎了眼（《汉志》颜注引桓谭《新论》）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岁的窦老头子来献什么“《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这件奇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为可疑，且有更进一步，认“《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为即“《乐经》”者。吾友黄季刚（侃）先生说：
乐本有经，盖即《周官》大司乐“二十职”。或谓《乐经》至秦燔失，或谓乐本无经，殆皆不然也。（《六艺略说》）
黄氏极端崇信古文，崇信刘歆，但此奇论，实刘歆所未言，《七略》所不载。其然，岂其然乎！《汉志》又说：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
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
又要搬出河间献王和《周官》来了，而且又来了一位毛老先生！是毛亨？是毛苌？还是另有一位姓毛的？何毛氏之多才也！
（ㄊ）《周易》
康氏书中，以辨《易》的部分为最坏，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主张《经》皆孔子所作，故非说孔子作《卦辞》、《爻辞》不可。其实《五经》之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以前的，有成于孔子以后的；内中如《尚书》，大部分的《周书》及《商书》之《盘庚》当成于孔子以前，而《虞夏书》及《周书》之《洪范》等当出于孔子以后：皆非孔子所作也。《易经》明明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说：
窃疑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其可通处，极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答吕伯恭书》）
这话极精。《易经》所写的生活是渔猎和牧畜时代的生活（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及周初之际的史事（看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可以证明它是作于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预先创作了这样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易经》，而到卜筮之时检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时撰成的繇辞，所以有好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实而言，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个人搜集了这许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辞编纂为此书，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贯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没有关系的。大概前者是编此书的人所特撰的，后者是他将旧繇卦杂凑而成的。李镜池氏的《周易筮辞考》（亦载《古史辨》第三册）发挥此意最为精详，今引其第四节的三个结论：
（1）《卦爻辞》中有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散体的筮辞与韵文的诗歌——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2）《卦爻辞》之编纂，有大部分是编录旧有的筮辞，有小部分是编者的著作。
（3）《卦爻辞》的编纂年代，当在西周初叶。
其第五节起首说：
《周易》中有故事，《周易》中有诗歌，《周易》中还有格言。
其篇末的结论凡八条，今引其三条：
（一）从《卦爻辞》中筮占贞问等字，可以证明《易》是卦筮之书，由卜筮而成，为卜筮而作。
（二）从《卦爻辞》的著作体例及其中的格言及诗歌式的句子，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三）从《易》辞中所表现的时代性及所叙的历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编纂年代是在西周初叶。
郭沫若氏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
他的《金文所无考》（见《金文丛考》中）中说：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且《易》之为书虽诡谲悖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统，乃于著述意识之下所构成之作品，与古代自然发生之书史不类。其经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后，即孔子亦未必及见。
《卦爻辞》为卜筮之用，《易经》为编纂而成之书，李、郭二氏之说彼此相同。惟对于编纂之时代，李氏谓在西周初叶，郭氏谓当在孔子以后，我以为郭说近是。
至康氏以《易经》为孔子所作，则大谬不然。孔子时代的生活断不是那样简单，孔子自己的思想决不会那样野蛮。说孔子作《卦爻辞》，未免太看低他老人家了。以此尊孔，翩其反矣！（“作”与“编”不同，“作”是发表自己的思想，“编”是集合过去的材料。若云孔子编《易》，还可以说得通；但康氏系坚主“《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之论者，照他所说，则《易经》里那种野蛮思想一定是孔子的“大义微言”了。）康氏既以《卦爻辞》为孔子所作，又不肯把《彖传》、《象传》送给七十子后学者，于是皮锡瑞就造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的妙论，还要说与杨雄作《太玄》同例了。（皮说见《经学通论》。康氏《伪经考》中辨伪的精核之论，皮氏皆不能——实在是不敢——干脆采用，独此万不可通之“孔子作《易》”说，皮氏反深信不疑，且从而为之推波助澜，殊可异也。）
康氏不但认《卦辞》、《爻辞》及《彖传》、《象传》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认郑玄、王弼以来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之改编本为今文《易》之本来面目，于是力斥《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语为刘歆所伪托，可谓凭臆武断。惟其云《说卦传》为焦京之徒所附入，却是特见。我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撰《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亦载《古史辨》第三册），有讨论康氏辨《易》一段，现将彼文节录于后：
《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这句话，清中叶诸经师，除戴震以外，是没有人对它怀疑的。但《论衡·正说篇》云：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又《隋书·经籍志》云：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案：《论衡》所云河内女子所得之逸经，惟《逸礼》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书》，则东汉末之房宏（《尚书正义》卷一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皆云是《泰誓》。《泰誓》之确为后得，非伏胜传《书》时所有，今已成为定案。那么，《逸易》是《说卦》以下三篇（说详下），亦经《隋志》证明，亦当确定为后得，非田何传《易》时所有了。“河内女子发老屋”，与“鲁共王坏孔子宅”虽同样是不根之谈，然亦同样可作为汉人造作伪经之证，故所谓“《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者，实均为西汉人所伪作，无疑也。
首疑《说卦》以下三篇者为戴震。（宋人虽有疑之者，但其立场与此下所说者不同，故不举及。）其《周易补注目录后语》云：
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泰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
这明明说《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不与《彖》、《象》、《系辞》、《文言》同时了。
及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则云：
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卷三上）
康氏又辨《史记·孔子世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中“说卦”二字为刘歆所窜入，云：
《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卷二，又卷五，卷十，卷十一，及《孔子改制考》卷十，亦有关于此问题之驳辨，与此二条大意相同。）
案：康氏直断《说卦》为焦京之徒所伪作，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可谓巨眼卓识。至以《序卦》和《杂卦》为刘歆所伪作，则未必然。我以为《论衡》所云“《逸易》一篇”和《隋志》所云“《说卦》三篇”，其内容实相同，盖《说卦》与《序卦》、《杂卦》本合为一篇，故《隋志》虽云三篇，亦但举《说卦》以赅《序卦》和《杂卦》也。戴震云，“《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严可均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说卦》一篇，不数《序卦》、《杂卦》者，统于《说卦》”（《唐石经校文》卷一）；其说甚是。故韩康伯注本，《序卦》和《杂卦》均附《说卦》卷内，直至《唐石经》还是这样。康氏谓“《序卦》肤浅”，诚哉其肤浅也；然意义肤浅，不能作为刘歆伪造之证。刘歆造了许多伪经，固是事实，然其学实不肤浅；肤浅之评，惟彼焦京之徒适足以当之耳。
《杂卦》仍是说明卦义，与《说卦》、《序卦》性质相同，与训诂之方法根本有异；说它“言训诂”，实在不对。即使言训诂，亦不能即断为刘歆所作。刘歆以前言训诂者多矣：《诗》之《鲁故》、《齐后氏故》、《韩故》，《书》之《大小夏侯解故》等等，都是言训诂的；《春秋公羊传》中言训诂处亦甚多。
据上面所说，则《汉志》谓施、孟、梁丘三家之《易》为十二篇之说就发生了问题。盖《说卦》三篇既是西汉人所伪作，则三家之《易》似不应有十二篇，因为三家同出于田何，田何所没有的，似乎三家也不应该有。于是康氏以为田何所传之《易》但有《经》上下二篇，而《彖》、和《象》都在《经》内，其言云：
此志（《汉书·艺文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新学伪经考》卷三上）
又云：
《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同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
至于《系辞》，康氏则云：
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又卷十与《孔子改制考》卷十略同。）
《文言》，则《康氏》没有提到它。我想，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传》都合在上下《经》之内，康氏既以《彖传》和《象传》合在上下《经》之内为原本《周易》之面目，想来他把《文言传》也算在里面了。那么，康氏意中之三家《易》大概是这样的：经，上下二篇（其内容与今本相同）；传，《系辞》（或是一篇，或如今本那样，分为上下二篇）。或如《崔君》所说，他没有把《系辞传》算在内（见下）。
康氏所说的三家《易》，其内容的排列和篇数的多少，均与《汉志》绝不相同。如果三家《易》的面目诚如康氏所言，则《汉志》决不能这样的瞎造谣言。《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不可信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造了好几部伪古文经，说“这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古本”，那样说法，是可以矇得过人的；他又利用一部晚出的《春秋谷梁传》，来与《春秋公羊传》对抗，那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因为那时立于学官的《春秋公羊传》，与他利用的《谷梁传》都没有“今文”之称，他只说，“你们读的《公羊传》之外，还有你们没有见过的《谷梁传》，与《公羊传》或同或异。”但是他只能在立于学官的书以外去造假书，决不能把立于学官，大家都看得见的书来瞎造谣言，改变内容，增加篇数。假使他竟那样办，他的作伪不是立刻就败露了吗？刘歆不至于那么的蠢吧。即使他真那么蠢，竟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目，瞎造那样与事实全不相符的谣言，难道东汉的四家《易》博士（施，孟，梁丘，京），人人都是头等傻子，会齐心协力的遵守刘歆“《易经》十二篇”那样一句谣言，反将远有师承的“《易经》上下二篇”这样一件实事抛弃了吗？这不是情理上万不会有的事吗？还有，《卦辞》、《爻辞》是术数，《彖传》、《象传》是玄理，两者的思想和文章全不相同，而认为一个人所作，这也是极讲不通的。
所以，先师崔觯甫（适）先生起而驳之云：
《彖传》解说《卦辞》，谓与《卦辞》共篇，犹似可通。《大象》与《卦辞》自明一义，已当分篇。《小象》全体用韵，原本必不与《爻辞》共篇。……是则《大小象》皆当各自为篇，则《彖辞》可知，而《易经》无从合为二篇矣。康氏又以《系辞》……为孔门弟子所作，……此说诚是也。但《系辞》纵非孔子手笔，犹是弟子述孔子之言。……若《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为孔子作，而《系辞传》二篇既不得入“《易经》二篇”之内，又不得与周王孙以下六家皆有《易传》二篇，丁宽《易传》八篇，同列《班志》之内，此亦事理所必不然者也。惟《文言》亦有“子曰”，则亦孔门弟子所作，亦当为传，康氏不言，此由遗漏，姑不待辨。然则《系辞》、《文言》必当在十篇之内，《易经》不止二篇又明矣。（《五经释要》卷四）
看了崔君这一段话，则康说之谬自显然了。
我以为刘歆伪造古文各经，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礼》，特改《国语》为《春秋左氏传》，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尚书》和《仪礼》，都伪造逸篇，又伪造百篇《书序》和《古文礼记》二百十五篇（这二百十五篇，自然不能说全是刘歆伪造的，如《月令》采自《吕氏春秋》，即其一例，但刘歆伪造了以作《周礼》之证者亦必不少），这也是他很注意的。此外则《诗》之毛氏，《易》之费氏，《春秋》之谷梁氏，窃疑或在刘歆以前本有此一家，（《书》之张霸，《易》之京房，皆西汉晚出之家派，有心立异，冀分博士之地盘，盖禄利之路然也。《毛诗》、《费易》、《谷梁春秋》，殆亦此类。）刘歆但利用之而加以窜改，以抗当时立于学官之今文家而已。至于《论语》和《孝经》，本为《六艺》之附庸，故仅言壁中有古文本，与今文相较，只是篇章有分合，文字有异同罢了，这是他本不看重的。故今文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凡十二篇，古文费氏之《易》亦十二篇，所谓不同者，就只在什么今文“或脱去‘无咎’‘悔亡’”这一点。《周易》篇数的变迁，我看是如此的：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前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传》。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后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这七篇传分成十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计，凡十二篇。《刘略》、《班志》之今文孟、施、梁丘与古文费氏皆据此本；《汉石经》亦即据此本，最近发见的《汉石经》、《周易》残字，《下系》、《文言》、《说卦》三篇相联接，是其证。但“《十翼》”之中，《系辞》以上如何分法，却还待考。《孔疏》：
……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
可见“十翼”的分法自来并不一致。今文施、孟、梁丘、京四家是否与《孔疏》所引者相同，今不可知。将来若再发现《汉石经》、《周易》残字，或有解决此问题之希望。
郑玄、王弼以后 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中，遂成今之通行本。惟朱熹之《周易本义》复《孔疏》所引十二篇之旧。
又，《易传》亦非孔子所作。《说卦》以下不用再说了。《系辞》与《文言》非孔子所作，为欧阳修与叶适所考明。《象传》非孔子所作，为崔述所考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列《易传》，说：
陈直斋振孙《书录解题》曰：“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兹亦不详。
据此，可知赵、姚二氏皆谓《十翼》全非孔子所作，较欧阳氏、叶氏、崔氏更彻底。赵书固不传，姚书今亦未见；但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姚氏的《仪礼通论》与《春秋通论》，则此《易传通论》将来或亦有发见之可能也。今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诸氏，对于《易传》都有非孔子所作之说，而以李镜池氏的《易传探源》最为详审精密（李文载《古史辨》第三册中）。至《论语》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其中“易”字明明是古文家所改，《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是其铁证。康氏亦认《论语》改“亦”为“易”是古文家所为。但他以为《易》是孔子所作，故《论语》中不应有“学《易》”之文；我则以为《易》与孔子无关，故《论语》中不会有“学《易》”的话。因为我与康氏的观点不同，所以结论恰恰相反。
（ㄋ）《左传》
“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刘逢禄发挥得最为精核。他的《左氏春秋考证》，考明《左传》的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刘歆所增窜，非原书固有，其原书体例当与《国语》相似，系取《晋乘》、《楚梼杌》等书编成，与《春秋》没有关系。他这部《左氏春秋考证》之辨伪的价值，实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埒。阎书出而伪《古文尚书》之案大白，刘书出而伪《春秋左氏传》之案亦大白。康氏之辨伪《左》，亦本于刘氏。惟刘氏尚未达一间，他虽已确知“左氏不传《春秋》”，而尚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句增窜的伪文所骗，说左氏之书原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其实“《左氏春秋》”这个名称，与“《毛诗》”、“《欧阳尚书》”、“《费氏易》”、“《鲁论》”一样，不得谓其意义不同于“《春秋左氏传》”这个名称也。康氏于此更进一步，谓《史记》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刘歆所增窜，《左传》原书实为《国语》之一部分。（见《史记经说足徵伪经考》。此意康氏仅发其端，崔君《史记探源》详加考辨，证明《史记》此语确系为刘歆之学者所窜入。）《汉志》所谓
《新国语》五十四篇（原注：刘向分《国语》）
者，乃左丘明《国语》之原本；而《汉志》所谓
《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
《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
这两部书乃刘歆取《国语》原本瓜分之而成者也。他说：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这真是他的巨眼卓识！这个秘密，自来学者都没有注意，现在经康氏一语道破了。我觉得他下的断语，实在是至确不易之论。
《左传》与今本《国语》既证明为原本《国语》所瓜分，则瓜分之迹必有可考见者。此事当然须有专书考证，我现在姑且举出一点漏洞来：
（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2）《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父文伯的记载竟有八条之多。
（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4）《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6）《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
（8）《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你看，《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近来瑞典人高本汉氏（bernh 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一书，由吾友陆侃如先生译为汉文。高氏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高氏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总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左丘明决不是鲁人，决不与孔子同时；他是战国时代的魏人，这是在《左传》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参用郑樵与姚鼐二人之说）。
（ㄌ）《谷梁》
《汉书·艺文志》论《春秋》，有“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之语，又其记录《春秋》今文经、云“《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故自来言《春秋》今文者，必兼举《公》、《谷》二家。虽以康氏之精思卓识，而其对此述义不同之《公》、《谷》二传，亦毫不怀疑，且从而弥缝之曰：“《公》、《谷》以义附经文，有同经同义，同经异义，异经同义；而舍经文，传大义，则其口说皆同。”（见所著《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发凡）这话实在是讲不通的。要是《公》、《谷》“同经异义”的还可以说二家大义相同，则虽谓《公》、《谷》、《左》三家大义相同，亦何不可？因《公》、《谷》、《左》之彼此各异，也不过是“同经异义”罢了。刘逢禄虽作《谷梁废疾申何》，但意在为何休作干城，并非辨《谷梁》之真伪，所以这书的价值远不及他的《左氏春秋考证》。首疑《谷梁》者为先师崔君。他著《春秋复始》，其首卷《序证》中有“谷梁氏亦古文学”一节，辨《汉书·儒林传》叙述《谷梁》传授及废兴一段为非事实，疏证极精。崔君后又编《五经释要》，较《春秋复始》所言又稍加详。今将《五经释要》中辨《谷梁》之语全录如下：
《汉书·梅福传》：
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
《后汉书·章帝纪》：
令群儒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
此于《谷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
《汉书·儒林传》述《古文尚书》曰：
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以明《谷梁春秋》，为部刺史。
案：西汉儒者无一人兼授今古文者。胡常所传《尚书》《左氏》皆古文，则《谷梁》亦古文明矣。
《传》又述《谷梁》学曰：
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王莽时为讲学大夫。
正与胡常以《古文尚书》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亦见《儒林传》），其事相类。案：王莽时所立，皆古文学也。璜、恽以《古文尚书》贵显，则萧秉以《谷梁》贵显，《谷梁》为古文又明矣。
古文为刘歆所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刘歆、班固皆有《汉书》，后人杂之，遂成今之《汉书》（说详《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节注），故其言多矛盾。以全书互证之，洞见症结矣。
《儒林传》曰：
瑕丘江公授《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案上文，“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则此“授”字当作“受”。然西汉人单称《春秋》，专谓《公羊》；且八家经师无一人兼传二经者，申公既授《鲁诗》，未必复授《春秋》。若江公尽传《春秋》及《诗》，何以《谷梁春秋》传子孙，《诗》不传子孙耶？误矣。）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复弘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闻卫太子好《谷梁》，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侍中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会千秋病死，徵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保宫。甘露元年，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望之等十一人（案，以上止有九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大盛。
案：此传宗旨与《六艺略》同，亦刘歆所作也。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谷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谷》则右《谷》。谓江之屈于董也以呐，而董又藉公孙丞相之助，以见《谷》之非不如《公》；其后荣广论困眭孟，以见《公》之不如《谷》；谓《谷梁》鲁学，则其新炙七十子之徒，自广于《公羊》齐学矣。
但如此大议，岂不视傅太后称尊事重要相若？彼时媚说太后者为董宏，而弹劾董宏者师丹、傅喜、孔光、王莽也，四人传中皆言之。《后汉书》，光武帝建武二年，韩歆欲立《左氏》博士，范升、陈元互相争辩，二人传中皆言之，《儒林李育传》又引之，何以廷议《谷梁》，屈江公，申董生，《仲舒、公孙传》中并不言；对宣帝问，《韦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传》中亦不言也？
江公之《谷梁》学既为公孙丞相所不用，武帝因尊《公羊》而诏卫太子受《公羊》，则卫太子复安所问《谷梁》？且公孙丞相薨于元狩二年，尝逐仲舒胶西，则用董生又在其前。董生用则江公罢，太子果问《谷梁》，当在江公未罢以前，即使同在一年，是时太子甫八岁，未闻天纵如周晋，安能辨《公》《谷》之孰善？宣帝尊武帝为世宗，谥卫太子曰戾，抑扬之意可知；独于经学则违世宗而从戾园，亦情理所不合者也。
谓贤、胜、望之皆右《谷梁》，更始、向且为《谷梁》学家。乃考其言，贤子玄成，少修父业者也，玄成为丞相，与谏大夫尹更始《陈罢郡国庙议》曰：
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萧望之《雨雹对》曰：
季氏专权，卒逐昭公。
《伐匈奴对》曰：
大士匄不伐丧。
刘向《上封事》曰：
周大夫祭伯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公羊传》曰：“何以不称使？奔也。”《谷梁氏》亦曰，“奔也。”《公》《谷》文同，未见其出于《谷梁》也。张晏注引《谷梁》而不及《公羊》，遍矣。）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惟下引“卫侯朔召不往”，文出《谷梁》而意同《公羊》。凡《公》《谷》意同，多由《谷梁》拾袭《公羊》，则向之言仍未见其不出于《公羊》也。）
（玄同案：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羊》曰“奔也。”《谷梁》曰：“来朝也。”刘向用《公羊》义，与《谷梁》大异。张晏注误，刘攽已驳之矣。崔君以为《公》《谷》文同，仍沿张晏之误。）
所引皆《公羊传》文，而无引《谷梁》者。惟胜言于《公》《谷》皆无所引。若韦、尹、萧、刘明引《公羊》尚不足为《公羊》学证，岂不引《谷梁》转足为《谷梁》学之证乎？
然则《儒林传》谓《公》《谷》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而已矣。
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
《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是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故也。
《史记·儒林传》末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一节，崔君《史记探源》中谓亦刘歆所窜入，其说极是。传首叙汉初传经之八师中，传《春秋》者止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添出一个谷梁家的江生来？又，此节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叙公羊家董仲舒的传授，把这些话记在江生节下，亦觉不伦。
最近吾友张西堂先生著《谷梁真伪考》，大阐崔君之说，谓《谷梁》之义例自相乖戾，文词前后重累，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详于琐节，略于大义，证明它出于《公羊》之后。张氏援引该博，辨析精详。《谷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两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了。
我一向觉得《谷梁》释经，不通可笑的话触处皆是，现在随手举它几条：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克之者何？杀之也。
（《谷》）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案：《公羊》解为“郑伯杀段于鄢”，这是通的。《谷梁》欲与《公羊》立异，知“克”又有“能”义，加了一种训诂，于是变为“郑伯能段于鄢”，文理实在太不通了！若训“能”为“能杀”，则又成了“增字解经”的办法。
隐公二年，冬，十月，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谷》）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案：“纪子伯”三字，或与“伯于阳”同例，文有脱误，《公羊》未知其审，故云“无闻焉尔”。这是阙疑的谨慎态度。《谷梁》异想天开，竟将“伯”字解作动词，穿凿可笑！试问《春秋》他条有这样的文例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案，此四字不通！），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案：桓公十八年中今本《三传》之《经》于元、二、十、十八年皆书“王”，其余之十四年皆不书“王”。这本来有些古怪。《公羊》无说。《谷梁》遂望文生训，凭臆凿说，甚可闵笑！且依其于二年与十年所说之义推之，则“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也该书“王”才对。何以不书“王”？难道鲍之卒就不必正吗？十八年无传，大概这位谷梁子想不出理由来了，所以只好不说了。何休作《公羊解诂》时，却想出一个理由来，他说：“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这种见解，与谷梁子真是“半斤八两”，不幸何休之生也晚，其说不及为谷梁子所见。惜哉！（何休对于元、二、十年之书“王”，也说出理由来，而与谷梁子不同，其穿凿可笑则一也。）这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据我的猜想，大概早一点的《春秋》本子并不如此，所以《公羊》无说。质言之，即《公羊春秋》此十四年本有“王”字，传写脱去耳。若本无“王”字，《公羊》乌得无说？假使不解，也应该来一句“无闻焉尔”，如“纪子伯”、“夏五”、“宋子哀”之例。若知其为脱误，也应该如“伯于阳”之例，加以说明。今乃无说，是《公羊传》著作之时，此十四年皆有“王”字也。至董仲舒时，已脱“王”字，故《春秋繁露·玉英篇》有“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之说。我相信《公羊传》的话，最能得《春秋》笔削之旨（但亦只能说大部分如此，不能说绝无后人羼入之语）；而董仲舒、何休的话，则可信者甚少，不能与《公羊传》同等看待。今之《公羊春秋》，凡文句有些古怪而无传者，恐多数都是后来的脱误。如桓四年与七年之无“秋”“冬”，昭十年与定十四年之无“冬”，桓十二年之两书“丙戌”，庄廿二年之“夏五月”，《公羊传》皆无说，我以为这都是后来的脱误。或疑：如系脱误，何以三家皆同？这是极容易说明的。《春秋经》本来只有《公羊》一个本子，《谷》、《左》均系汉代的伪经；伪经本依真经而造，真经有脱误，伪经自然也跟着脱误了。刘歆伪造《古文尚书》，把汉人伪造了而加入《今文尚书》之《泰誓》，也依样画葫芦的造了一篇壁中本的，这是很好的旁证。
我疑心《谷梁传》乃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如取《公羊》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下“大居正”之义，改系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取隐公六年“秋七月”下“《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之文，改系于桓公元年“冬十月”之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馋，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耳。
还有，“《公羊传》”这个书名和“谷梁”这个姓，都是极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称《公羊传》即谓之《春秋》，董仲舒始称为《春秋传》，从刘歆《七略》起乃改称为《公羊传》（详崔君《春秋复始》的序证）。其实只是传中两引“子公羊子曰”而已，如何可以就说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那更是东汉人所臆造，刘歆《七略》尚无之，与徐整、陆玑二人所言《毛诗》传授源流同样是无稽之谈，决不足信。“谷梁”这个姓更古怪，“谷”与“公”是群纽双声而韵部又是屋钟对转，“梁”与“羊”是阳部叠韵而声纽又是来定同阻，照我假定的古音读法，“公羊”是〔guŋdʌŋ〕，“谷梁”是〔ŋuklʌŋ〕。我颇疑心“谷梁”这个姓就是从“公羊”两字之音幻化出来的。
（ㄍ）《论语》
刘歆伪造的《古论语》，没有多出什么逸篇来，只是分《鲁论》之二十篇为二十一篇而已。但又分得不甚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尧曰》分成《尧曰》和《子张》两篇；鲁论的《尧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尧曰”和“子张”两章，《古论》把“尧曰”一章就算一篇，又在“子张”章后加“不知命”一章（康氏《论语注》以“不知命”章为出于《齐论》，无确证），把这两章算成《子张》篇，没有想到篇名又与第十九篇之《子张》篇重复，盖草率为之，聊以立异罢了。至于内容的增窜，自必有之。康氏举“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谓为刘歆伪造，我看是极对的，左丘明决不能与孔子同时，况照《论语》所记，竟似此公还是孔子的老前辈，那更说不通了。“五十以学《易》”，《鲁论》本是“亦”字，《古论》改为“易”，《经典释文》有明证。此外如“凤鸟不至”一语，顾颉刚先生疑心也是刘歆所窜入的，因其与《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中“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之语相契合，《左传》中此类传文必是刘歆所增窜，故《论语》此语亦大可疑。诸如此类，大概还有。康氏《论语注》中所怀疑之各章，其辨证之语亦可供参考。
《论语》之出，后于《五经》，至汉宣帝世始有鲁、齐二家之传授。《鲁论》只有二十篇，《齐论》则有二十二篇；而《齐论》之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见何晏《论语序》）。盖此书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历战国以至秦汉，诸儒各记所闻，时有增益。其来源不一，故醇驳杂陈；本无一定之篇章，故写定时齐多于鲁。康氏谓“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论语注序》）。这是很对的。但《鲁论》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崔述《论语余说》云：
《论语》后五篇，惟《子张》篇专记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至于《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
又，他的《洙泗考信录》中，说《论语》之文有自相复者，有复而有详略者，有复而有异同者，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案，崔氏所论，皆甚精核。
（ㄎ）《孝经》
《孝经》是汉代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修身教科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杨椿《读孝经》（见《孟粼堂文钞》卷六）皆谓是汉人所作，谅矣。俞曲园先生的《九九销夏录》卷五有“古书有篇名无章名”一则，他说：
古书但有篇名，如《书》之《尧典》、《舜典》，《诗》之《关睢》、《葛覃》，皆篇名也；《礼记·乐记》一篇分十一篇，亦是篇名。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
按，俞氏所疑固有道理，然尚未尽也。《开宗明义》等章名，始见于郑玄注本，邢昺、严可均、皮锡瑞皆如此说，故章名非西汉时所固有。但西汉时虽无章名，而实分为十八章，《汉书·艺文志》可证。不满二千字的《孝经》而分为十八章，正与不满二千字的《急就篇》而分为三十一章相同。《孝经》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十八章，亦与《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三十一章相同；此不但与《乐记》分篇之性质不同，亦与《论语》分章之性质不同也。这样短短的一章一章，各章字数的多少大致差不多，正是适合于教科之用的体裁。
今人吕思勉氏不信姚际恒之说，其《经子解题》中说：
《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姚际恒以为伪书。然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之，则姚说未当。此书虽无其精义，而汉儒顾颇重之者，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
黄云眉氏《古今伪书考补证》驳之，说：
后汉荀慈明对策，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之语（《后汉书》本传），而汉代诸帝又始以“孝”为谥，可知《孝经》之产生必与汉代最有关。思勉既知汉代之重视《孝经》，而犹以《吕览》有《孝经》语（《孝行览》言孝，与《孝经》有相同处。又《先识览》《察微篇》引《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信为先秦之书，未免不充其类。（黄震亦以《吕览》有引，信《孝经》为古书。汪中《经义知新记》同。）
《吕览》亦不可全靠；且高诱注《孝行览》，亦引《孝经》语，则《察微篇》所引《孝经》，安知非高诱之注而误入正文耶？
案：黄氏此论甚精。至吕氏所云“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则更不足据信。《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等所记传授，十有八九皆不可靠也。
这样一部汉人所作而伪托于曾子问与孔子答之书，居然也有什么孔壁古文之本，则孔壁古文经之为伪造，又添了一个好证据了。
《孝经》全书不满二千字，今文分为十八章，每章的字数已经很少了。古文还要把它再多分四章，成为二十二章，也不过聊以立异而已。这书自身既是伪书，而伪中又有伪，伪本最多，过于他经。第一次伪古文本出于汉之刘歆，第二次伪古文本出于隋之刘炫（唐刘知几所议行及宋司马光作《指解》的，皆即此伪本），第三次伪古文本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中）。郑玄注《孝经》，用的是今文本，因唐玄宗新注出而渐微，至宋初已亡，于是又有伪郑注，出于日本之冈田挺之（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中）。又宋真宗时，日本僧奝然（奝音ㄉㄧㄠ）以郑注《孝经》来献，此本不传，是真是伪，今不可知。
（ㄫ）《尔雅》
康氏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古书》、《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详下），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者，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我以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们增益的部分；但康氏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窃疑此书当是秦汉时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清《四库提要》说：
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
此论最确。据我看来，《释亲》至《释畜》十六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们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们所增益的。
（ㄏ）《小学》
康氏之辨《小学》，甚多特见。他说：
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
案：王国维氏以大篆为秦文，说：
《史籀》一书殆出……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史籀篇叙录》）
其说甚确。他又说：
班固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亦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奓，𠟭，意”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取诸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同上）
看王氏这一段话，足证小篆即是大篆，但有一小部分字笔画稍有省变，自战国时已然。及秦并六国，以小篆统一文字，颁行天下；因文字之用日广，于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再把小篆的笔画渐渐省变，以趋约易，即所谓西汉之“隶书”是也。故秦汉文字有大篆、小篆、隶书之异体，实与现行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之异体相同。康氏谓“《史籀篇》为汉今文之祖”，这是很对的。
康氏又说：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仓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仓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仓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仓颉篇》，本合《仓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案，当云一百二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案，当云六千一百二十字），骤增两倍之数。《仓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仓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案，此语有误，辨三章，见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康氏这段话分别今文经的真字与古文经的伪字，大体不错。但尚嫌疏略，今再申言之。大篆、小篆、隶书是一种文字，故《史籀》、《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这五部书一线相承，这里面的文字，是秦汉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经中所用的字，但今文经中之字未必全备于其中。及刘歆造古文经，杂取六国讹别简率之异形文字（详下）写之，伪称“古文”，以与当时通行的文字立异。《汉书·平帝纪》：
（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又《王莽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纲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这两段记载是一件事（纪与传相差一年，当有一误）。这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但对于“古文字”之造成和发表的经过没有说明，当以《汉书·艺文志》及《说文解字序》补之。《汉书·艺文志》：
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
《说文解字序》：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看班、许所记，知刘歆之伪“古文字”是在平帝时由爰礼发表的，后由杨雄记录的，而班固又增补杨雄之书。班书凡六千一百二十字，较《仓颉篇》增加了二千八百二十字。此增加字中，当以刘歆之伪古文字为主，其今文经中所有而为《仓颉篇》等书所未收者，及《六艺》以外之“群书”所载，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亦必收了许多。及许慎作《说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康氏谓许之九千余字系合《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及班固书之六千余字而成，误也；因班书之六千余字中，已将《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合计在内，故许书实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此许书所增之三千余字，固亦必有采自今文经，群书，鼎彝，汉律，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但采自伪古文经者亦必不少；因杨、班所录，必未完备，许氏以“《五经》无双”之古文大师，所搜集之伪古文字必远过于杨、班二氏也。（今看《魏三体石经》残字，知许氏所录仍不完备，但必多于杨、班无疑。）
至于《说文序》所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及《汉志》所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这一件事，必是刘歆所伪托，其不可信之点有四：
（1）我们知道《仓颉篇》是西汉时闾里书师所编以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所录，都是汉代通行的文字。这种学童必识之字，何以竟至无人能懂，而必特别征求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来解决？
（2）《仓颉篇》一书，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既据之以作《凡将篇》，元帝时的史游又据之以作《急就篇》，成帝时的李长又据之以作《元尚篇》。可见终西汉之世，大家都把它看做一部极平凡的书，人人可以利用它的字来改编新本。何以单单在武帝后与元帝前之宣帝时，它忽然变成艰深古奥之书，只有这位“无名氏”的齐人能够了解？
（3）《仓颉篇》是西汉的书，其时只有今文经，其训诂必与今文经相合而与古文经无关。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既是宣帝时人，亦必仅知今文经而不知有所谓古文经。但是经他传于张敞，敞又传于其外孙杜业，业又传于其子杜林，林为传“漆书《古文尚书》”之人，是一个纯粹的古文经师，他所作《仓颉训纂》和《仓颉故》，必是古文说而非今文说。试问古文说与这位齐人有何渊源？
（4）《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乃经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数传而至爰礼，忽然增加许多古文字，被杨雄收入《训纂篇》。试问这些古文字从何而来？如说是这位齐人所传，则宣帝之世只有今文经，何以会有古文字？如就是爰礼所增加的，则与这位齐人何涉？
所以这位“无名氏”的齐人，也与“毛公”一样，无是公而已，乌有先生而已。刘歆要说《仓颉篇》中有古文字，有古文训诂，宣帝时就有这位齐人能通之，正与说“司马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一样，其实并无那么一回事。
康氏对于“程邈作隶书，施之于徒隶”之说也不信，他说：
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
他又说：
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
这两段话，真是颠扑不破之名论。王国维氏疑“史籀”非人名，说：
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书”犹言“太史读书”。汉人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者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史籀篇叙录》）
王氏此说，极为有见，可以作康氏“古无‘籀’名”的说明。“篆”字《说文》训为“引书”，《段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那么，“篆”字之义就是“写字”；窃谓“大篆”、“小篆”，犹今言“大写”、“小写”耳。康氏文中又列举从“石鼓”到“魏碑”，就是从大篆到楷书，都是自然渐变，证明它们决非一人改造，实足以摧破二千年来“某人作某书”种种不根之谈。
但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刘歆伪造的古文，今尚可窃见一斑，《魏三体石经》中之“古文”一体是也。《说文》中明说为“古文”者，必有大多数的字出于古文经，即《说文》之“正篆”中亦必有许多古文经中之字。此外如《汗简》、《古文四声韵》、《隶古定尚书》（存《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盘庚》上中下、《说合》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顾命》诸篇，罗振玉均有影印本），《书古文训》，这些书中也保存刘歆的古文字不少。拿它们来和尊彝铭文相较，大不相同：实因尊彝铭文是周代的真古字，而古文经中所用的字则是刘歆的伪古字。我以为要打倒刘歆的伪古字，尊彝铭文实在是最有效的武器。岂可反认尊彝铭文为伪字，而拿它来与刘歆的伪古字混为一谈！至于康氏所举的杨慎伪撰的《峋嵝》之碑，梦英伪作的《垂露》诸体，“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这些固然都是伪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哪里有丝毫像真的尊彝铭文呢？
刘歆写古文经所用的“古文”，王氏曾考明其来源，极为精确。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后所作），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又说：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喝；兵器，货币，则几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同上）
又说：
余谓欲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同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同上）
王氏这几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
（1）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
（3）这种文字的字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
根据这三件事实，更可证实“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之确为伪造，足为康氏考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盖刘歆伪造古经，当然要用古字来写。但他那时甲骨固未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时必尚有存者。
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拿这种“古文”来写了。康氏对于伪经，举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诸端，无不知之明而辨之精。但美犹有憾，即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故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伪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反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但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太小，他是决不敢“疑古”、“惑经”的，所以有那么明确的好证据，他还要说“世人……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这样一句话，这实在太可惜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或曰：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曰：不然。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澂用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岂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尚书》，宋之《书古文训》，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些书中的“古文”，便可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康氏辨《汉志》的《小学家》，还有一点也是错的，他说：
《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
这却冤枉刘歆了。《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是汉代学校诵习的科目，故七略中把它们专列为一略，与今古文问题并无关系；即使今文家来编书目，也要这样排列的。这一点也是王国维氏所发见的，他说：
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论衡·自纪篇》：“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换。”《后汉书·皇后纪》：“郑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汉魏传士考》）
案：王氏此论，发前人所未发，前人研究《汉书·艺文志》最有心得者为宋之郑樵及清之章学诚，皆未见到此点。我以为王氏所见，极为精核，惟文中提及《尔雅》，则我不以为然。我虽不主张康氏的“《尔雅》为刘歆所伪作”之说，但认为其书厕于《六艺》之林，则实始于刘歆，且其中亦实有刘歆增窜之部分（说见前），在刘歆以前，并非学校诵习之书也。吾友余季豫（嘉锡）先生亦极以王氏所论为是，但又有匡正之处，他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有信给我，说：
王静安先生论《六艺略》语，援据精博。惟其以今世学制相譬况，以为《小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中学科目，《六艺》则大学科目。鄙意于此尚有所疑。盖大学，小学，为汉世所固有，不必以今制相况；而中学，则遍考群书，当时并无名目。大抵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至《论语》则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无意升学者，此书可不读，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此为弟所考与静安先生不同之处，证据亦甚多。最强有力者，莫如崔寔《四民月令》（见《齐民要术》及《玉烛宝典》），明以《孝经》、《论语》、《篇章》（原注：六甲，九九，《急就》，《三苍》）同为幼童入小学所读之书。故窃以王先生说为未安。
案：余氏此论更精。观此，可知《小学》在汉代学校中实为人人必修之科目，就教育上说，其重要尚远过于专经也。
我所见到的《新学伪经考》中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