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　尧曰篇凡三章。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咨，嗟叹声。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后逊位于禹，亦以此辞命之。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书汤诰之辞。盖汤既放桀而告诸侯也。与书文大同小异。曰上当有汤字。履，盖汤名。用玄牡，夏尚黑，未变其礼也。简，阅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贤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简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请命而伐桀之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实君所为，见其厚于责己薄于责人之意。此其告诸侯之辞也。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赉，来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赉，予也。武王克商，大赉于四海。见周书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诗序云“赉所以锡予善人”，盖本于此。“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周书太誓之辞。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权，称锤也。量，斗斛也。法度，礼乐制度皆是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兴灭继绝，谓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举逸民，谓释箕子之囚，复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丧、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说，音悦。○此于武王之事无所见，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杨氏曰：“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后遂著为不刊之典，故讲章之毒为最烈！

有谓周之未入商也，岂无善人？但未能发帑以为恩，至是而后以商财富之。先生曰：“周未入商，则自富有二之善人[1]，入商则富天下之善人，岂以商财私周人哉？”又曰：“汤武之有天下，公也；后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视，则周为周物，商为商物；以公视，则此非商物，乃尧舜禹汤相传之物，并非尧舜禹汤乃所谓天禄之天物也。”

有谓此时商即散财发粟，亦未必能挽回。先生曰：“后世取天下者以诈力，守天下者亦以诈力，故兵临城下，而讲收拾人心之术，每无济于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汤武之征诛，以德不以力，纣果能散财任贤，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后世诈力相敌，便有不可中止之势也。但纣必不能为，亦自古必无之事耳。”

“四方”句，谓四方之政，由是无不次第举行，是就上三句推广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项，然亦就上项推广至尽耳。盖商失其政，虽政在四方，而废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谨之、审之、修之，于是四方废阻不行之政，皆一一无所不举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谓四方服从而奉事武王也。

“权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尽，故上三句举其大凡，下一句包罗一切，犹云如此等类皆举行也。若俗解将政行另讲做奉行顺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将末句略过，亦未为得也。

使武王生于商室，其行政亦须如此，岂必开国有此规模耶？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说。

讲此节者，不是诬罔武王于鼎革之际，用收拾人心权术，即是侈张奉行新政之速，以颂其勋业之盛大，失论语载以终篇之旨。须知武王兢兢于四方之政，是帝王相传以来道统心法。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为之，天下之民亦只为其理合如此而归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为要天下归心，又惟恐其不归，而曲体以要结之，便都是私心权术，不可语帝王之道矣。

极可鄙者，专主改革立论，谓惟恐天下怀旧，而以此收拾人心，如莽操之征聘封爵作用，纯是篡贼肺肠，岂圣王心事乎！

此节最患以后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圣人情事，自行篡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后世读书谈道者，大约在这肺肠上装饰耳，遂敢于诬谤圣人而不顾，盖其本心先失也。

帝王经营处置天下，未尝不在人情物理之内，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头一公一私处，三代与后世迥然不同，故圣人相传一“中”字，鲁论结以宽信敏公，自尧舜至汤武一也。或曰，谓武王无利天下之心，吾终不信，不知此一点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后隐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难拔，无怪其然。要识三代帝王处置天下原头，只看一篇西铭自得。

读此章可知从来正统之说，朱子所谓“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纲目凡例，所以发明有统无统、大书细书、或予或夺之义，已尽之矣，但自纲目以后，又自有一番变局，当自有一番变例，惜朱子不及论此耳。然能精熟纲目之文，执凡例之义，权之衡之，量之度之，其义亦可知也。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费，芳味反。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于虔反。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出，去声。○虐，谓残酷不仁。暴，谓卒遽无渐。致期，刻期也。贼者，切害之意。缓于前而急于后，以误其民，而必刑之，是贼害之也。犹之，犹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所与虽多，人亦不怀其惠矣。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败，亦其验也。○尹氏曰：“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

后世人主无非自私自利心肠，即有限田、劝农、轻赋、节用者，也只是喻于自利，未尝真实为民起念，此便是汉唐与三代判然必不可合处，便是三代之道汉唐以后必不能行处。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从“因”字着想，在“民”字前一层讲作用，便落汉唐甲里，即使黄金与土同价，要非三代之所谓利也；须先将“民之所利”四字看得亲切，直向盘古鸿荒看到三代圣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开地辟功用。

若说君子自然无为，不是阘茸，便是黄老清净家法矣，几忘却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见君子经略处。

“择”，只是于可劳之事删之又删，至于不可删者，乃真可劳之事也。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择”字，是省得一个人便不多遣一个人。郡守县令，终日坐衙，而东作西成，全然不晓，更说甚“所利利之”！差一隶人，勾当一事，便扰害不中窍，更说甚“可劳劳之”也！

有谓“欲仁而得仁”，指取民说，朱子“治己治人一理”之说，亦自见到。先生曰：“朱子谓：‘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则为贪。’门人问：‘于问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门人之问浅陋，将人与政分作精粗内外看，故云耳，岂谓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从，精一执中，至时雍咸若，皆仁也。汉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谓欲而贪也。只为他内多欲，故虽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为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养渐摩，礼乐刑政，何一非仁，岂止取民货财为政乎？若止以取民讲欲，正朱子所谓欲外物矣，其根本已为贪，何仁之有哉？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说叛道学者，当深以为戒也。”

无敢慢而后众寡大小之分各正，非抹煞众寡大小也。

正衣冠，尊瞻视，不徒在形色上求。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我之当为君子，命之固然也；为君子而有死生祸福之不同，亦命之适然，不可辞也。信命不及，则气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尽者矣，故无以为君子。

知命故能立命。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当然也。知理之当然，一切生死祸福，成败利钝，一齐放下，面前只有我所当为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夹带？故可以为君子。佛氏以因果报应劝人，袁黄窃其旨造为“功过格”，谓足以改命，乃所谓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入庄周瞿昙邪路，浅见则又落三命通会、星平会海，及袁黄“功过感应”等鄙魔，世人说知命，大约不出此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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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　吕子评语卷二十三同，疑当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