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农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惟我对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篇，略略有些与先生不同的意见，现在把他写在下面：先生说，“酬世之文，一时虽不能尽废……”我以为这些什么“寿序”“祭文”“挽对”“墓志”之类，是顶没有价值的文章。我们提倡文学革新，别的还不过是改良；惟有这一类的文章，应该绝对的排斥消灭。“寿序”一类，就是《选》学家，桐城派，也晓得不该做，至于“祭文”“墓志”之类，因为中国人二千年来受了儒家“祖宗教”的毒，专门借了死人来表自己的假孝心，假厚道，以为这是不可少的，但是到了现在，总该有些觉悟，有些进步罢。章太炎先生说得好：“靡财于一奠者此谓贼，竭思于祝号者此谓诬。”又说：“封墓以为表识，藏志以防发掘，此犹随山刊木，用记地望，本非文辞所施。”（均见《国故论衡》中《正鶃送》）我的意思：以为这一类的文章，language和literature里面都放不进，只合和八股一律看待。新名词这样东西，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梁任公的文章，颇为一班笃旧者所不喜；据我看来，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晰耳；至于用新名词，则毫无不合。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院的价值；若为此数十年之内暂时应用计，则非将“东洋派之新名词”大搀特搀，搀到中国文里来不可，既然language里采用了，则已成为口头常语，又何妨用到literature里去呢？至于先生所谓“漂亮雅洁”，在我看来，“东洋派之新名词”，又何尝不“漂亮雅洁”？“手续”“场合”，原不必用，若“目的”“职工”，则意义很对，有何不可用呢？我觉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词，比严复高明得多；像严氏所造的什么“拓都”“幺匿”“罔两”之类，才叫人费解哩？至于自造新字，或新名词，固无不可；然使造得不好，像“微生物”一名，某君造了个“百”字（和千百之百同形异字），某学校造了个“ ”字之类，这不是比日本的新名词差得远了吗？“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底下的“朝夕”两个字作“祭”字解，此则近于不通，然《诗经》训大之“骏”，《武成》、《管子》训速之“骏”，似不当以“拙劣不通”讥之，因为经子中常用此字，后世往往变了，别用彼字，于是觉得此字古奥难解。那些无识的文人偷了去造假古董，像苏绰的《大诰》，韩愈的《平淮西碑》之类，这是非骂不可的。若在三代之时，则此等字正是极通行的语言，像《殷盤》《周诰》，后世看了，觉得“佶屈聱牙”，然在当时，实是白话告示，所以如“骏”字之类，在《诗》、《书》、《管子》里，决非是乱用古字。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先生此文最有价值之论，为“造新韵”及“以今语作曲”二事。以今语作曲之说，通极通极。世人多以为作曲须用元语，此与苏绰拟《大诰》何异？我以为现在用“兀的”“么哥”“颠不刺的”这些字样来做曲，和后世述皇帝口气用“都俞吁咈”一样，这是最不通的办法，当然应该革除。造新韵一事，尤为当务之急。今人所用之韵，大约可分三类。（1）做律诗绝句的人，都用什么《诗韵》。这《诗韵》是本于满清的什么《佩文韵》，《佩文韵》本于《平水韵》，《平水韵》乃根据隋唐北宋以来二〇六韵之旧韵而并合其“同用”“通用”之韵；所以《诗韵》虽陋，然和李杜元白苏黄这些人的用韵，也还不差什么。今人做律诗绝句，以为非造唐宋的假古董不可，所以用《诗韵》。（2）做曲的人，是用《词林正韵》一类的韵书。因为这类韵书，起于胡元，元曲所用，就是如此。今人做曲，以为非造元朝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韵。（3）还有那做古诗的人，大概有两派：一派是胆子小一点的，他所用的韵，凡在《诗韵》上可押而汉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诗韵》上虽不可押而汉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诗韵上虽可押而汉魏人不押者，则不用。今人做古诗，以为非造汉魏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韵。换言之，即未见汉魏人用过的，他一定不敢用。至于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一点小学，于是做起古诗来，故意把押“同”“蓬”“松”这些字中间，嵌进“江”“窗”“双”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东”“江”同韵；故意把押“阳”“康”“堂”这些字中间，嵌进“京”“庆”“更”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阳”“庚”同韵。全不想想看，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这“江”“京”几个字读古音吗？我说这三类人所主张，固然都是不对；但是若无“标准韵”，又叫他们怎么用韵呢？所以制造新韵，我是极端赞成。但先生文中引顾炎武的话，归罪沈约的韵做得不好，并谓“在旧文学上已失其存在之资格”，这话恐有不合。沈约的《四声谱》，乃见论诗文平仄之法，并非韵书；即谓其是韵书，然韵书之始作者，为魏李登之《声类》，后有晋吕静之《韵集》，均在沈约之前，亦不可专罪沈约。况今韵古韵，都是因时制宜：李、吕之书，是就魏晋之音而作；沈约之论“四声”，也是据着齐梁的音而定；虽不合于三代，却颇合于当时。我谓李、吕、沈诸人所作，正与我辈在今日想做新韵书相同。顾炎武这个人，学问虽精，思想则不免顽固。他那《音学五书》自序里又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他有了这种顽固思想，所以要责备沈约“不能上据雅南，旁遮骚子以成不刊之典”了。后来江永驳他道：“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举世其谁从之？”又道：“……譬犹窑器既兴，则不宜于笾豆；壶斟既便，则不宜于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笾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窑器壶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笾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模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废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此乃通人之论也。照此看来，岂非不可据顾氏之说以讥沈约乎？又，先生说，“无韵之诗，我国亦有先例。”这话固然很对，但是《终南》这首诗，却非无韵，“梅”、“裘”、“哉”三个字，古音都在“咍”韵，读做mai、kái、tsai，这是从文字“谐声”上，从古人用韵上有的确证据的，与宋人“叶韵”之谬说全不相同。云“古音”者，谓今人此字读甲音，古人则本在乙音也，这是非有证据不能瞎说的。云“叶韵”者，谓今人此字读甲音，古人也读甲音，但在此诗之内，则硬改读乙音，这简直是胡说乱道。朱熹上了吴棫的当，拿起一部《诗经》来硬行改读：把《行露》第二章之“家”读做kuh，第三章之“家”读做kung；《驺虞》第一章之“虞”读做nga，第二章之“虞”读做ngung。此种谬举，到了明朝的焦竑、陈第、顾炎武诸人，才把他廓清净尽，专从证据上去考求古音。满清一代，那些小学家讲求此事，甚为精密。所以如“梅”、“裘”、“哉”之类，知道在古音里的确是同韵，并非叶韵，也并非无韵。《诗经》里有通体无韵之诗：如《清朝》、《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诸篇是也。有一篇之中有一部分不用韵之诗：如《我将》之末三句，《思文》之末四句皆是也。以上拉拉杂杂，写了许多，都是无关弘旨的。先生如不嫌麻烦，幸祈赐教。

钱玄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