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中最容易引起争执的人物无过于克伦威尔。当代研究克伦威尔的专家以艾诗立（maurice ashley）博士为首屈一指。他写克伦威尔的传记，就出了两本。第一部出于1937年，题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内中对克无一句好话可说。二十年后艾博士又刊行新书，书名则为《克伦威尔的伟大》。不仅前书所叙专横独断见识陈旧的篡位人成了后书中的民族英雄，而且著者也自承过去有眼不识泰山，以致本末颠倒。又在“引用书目”之中将自己旧著提出，称之为反对派的意见。

原来17世纪的英国处在一种前后两端不相衔接的环境里，由于内外交通发达，国际接触频繁，人口增加，政府的功能与职责和以前的不同。要增强军备则需要向全民征税，要维系人心则需要着重教堂的威权。国王查理第一本人信教虔诚，也有为民造福之宏愿，只是在企图扩大职权时，和议会派人士格不相入，又引用大主教劳德（william laud）对清净教徒横加迫害。他又多年不召开议会，独断专行。后来苏格兰和爱尔兰两处造反，国王准备派兵削平，才召开议会。可是议员刚一集会，先不替国王筹饷，倒又提出各项要求，更要撤销主教，并且把军事指挥权划归本身掌握。于是1642年国王出走，内战展开。查理的保皇党称为骑士党（cavaliers）。议会派的军人则称为圆头党（roundheads）。双方血战四年。结果议会派大获全胜，国王于1646年被俘。

克伦威尔是圆头党的领导人物。他首先为议员，由议会授予上尉官衔，招募骑兵连，后来部队扩充，克也以军功升上校，而升中将，掌握全部骑兵，所有重要的战役，无不有他参加，他的部队称为“铁军”（ironsides）。内战结束时，他已是当日英国惟一的军政首脑，其威望远在总司令菲法克斯（sir thomas fairfax）之上。

查理第一虽为阶下囚，克伦威尔仍希望以他为名义上之君主，而以议会掌握实权。他谒见查理时，曾以臣下之礼节吻国王之手，国王也允称来日封克为伯爵。

但是此时议会之多数议员在宗教上属长老会，也算是卡尔文派，他们虽没有国王所掌握之英格兰教堂的禁锢性，却仍有统领全国的教堂组织与教规。克伦威尔和他军中将士则多属独立派，有似今日之公理会，只有各地的教堂，而无上层之束缚，在信教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这种宗派上之参差，也在意识形态之中，代表着社会阶层之出入，随着又影响到政治思想之取舍。只是一切都在微妙之中，即当事人亦难能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其纠葛更不容易廓清。

议会提议裁军，又准备将全部军队遣赴爱尔兰，却又不筹发欠饷。军队则被左翼政治思想迷惑，将士更对当前政治提出主张，也有叛变的可能。被囚禁的国王看穿当中的矛盾，希望坐收渔利，又与苏格兰人密约，也一度企图脱逃。王后原为法国人，此时也在欧洲大陆买马招兵。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乃有第二次内战之爆发。虽然国王仍被看管，勤王派已渗入了苏格兰人士及长老会的信徒。只是他们队伍参差不齐，尚未集结完毕，即被克伦威尔迅速地各个击破。第二次内战在1648年半年之内解决。

战后克伦威尔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判查理第一死刑，于1649年1月执行，至此宣扬了国家最高主权人为全国人民的原则。菲法克斯不同意这种作法而离职，克伦威尔更成为了有一无二的强人。

可是以前查理第一不能掌握全国，至此克伦威尔也不能掌握全国。他最初尚想片面保持原有的议院，只派兵把守议院的大门，不许一百四十多个属于长老会的议员入内，余下议员约九十人，以后逐步减少至五六十人，时人称之为“臀部议会”。然则即臀部议会也不合作，由克伦威尔亲自率兵入院解散。由他另自召开的议会凡反对派都不敢参与，也等于提名指派。到头仍是与政府负责人为难。克伦威尔最后的五年，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协助他的机构为“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委员四十一人，全系他的亲信。全国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各有少将一人督管。他于1658年去世，遗命以儿子黎察为下一任护国公。此人未建军功，也无政治魄力，而人心望治。查理第一之长子查理第二流亡海外，至此宣布除以前参与筹划弑君的人物不赦之外，其他概不追究。于是军中将领拥护查理第二于1660年复辟，英国为民国者只此一次，共十一年。

复辟之后，克伦威尔之尸体被剖棺揪出，与其他尸体二具悬吊示众六小时后又将首级割下。尸体就地草率地掩埋，头颅仍签在有铁尖之长木之上。以后不知如何此头颅流入私人手中，也曾多次被当作古董买卖。迟至1960年才由剑桥大学苏遂丝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收得，今日埋葬在该书院教堂之旁，因1616年至1617年克伦威尔为书院之学生也。

所以克伦威尔无从“盖棺论定”似有历史渊源。不仅历史家前后二十年对他的观点可能改变，有如艾诗立博士者，即我们稍不留心，亦可以在一篇文字内，混淆两种不同的看法。从近距离的观点看来，我们很难对克同情，更用不着说发生好感。他自称因宗教自由发难，可是他掌权之日，虽保障教友会及犹太人之信教自由，其恩泽不及于天主教及英格兰教堂的信徒。当日激进分子之平均主义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曾很轻蔑地说：“他们有呼吸的自由。”他的军士将平均主义者的传单摆在军帽之上，他命令取下，并且当场枪毙不应命的军士一人。他也曾说：“这里需要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士绅（gentleman）一个小自耕农（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此乃事理之当然。”

克伦威尔之民国，对内对外用兵几乎无日无之。在内战时纳斯比（naseby）一役，他的部下即曾杀俘。他的进兵于爱尔兰，更是残酷少恩。他曾向与英国同为新教的荷兰宣战，也曾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结盟，而向另一个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宣战。

克为护国公时，自奉并不菲薄，而极奢华。他除了传位于子之外，几个女儿也与他的将领联姻，声望显赫。他部下也有好几位将领则因内战起家成为大地主。

此人既已身败名裂，照理应为英国人唾弃。可是1899年为克伦威尔三百年生辰，英国议员发起为克伦威尔铸铜像，今日此像尚卓立而面向议会广场，较若干国王之铜像更为雄伟。20世纪的作家赞扬他伟大的更不仅只艾诗立，有如贵族女作家法塞尔（antonia fraser）1973年所作克传也是畅销书，即在结论里写出：“他的伟大，无法否定。大凡了解他的人，是友是敌，不会打算褫夺他这品质。”

其所谓伟大，乃是应付当日艰难局面不顾局部矛盾之气魄。这也只能从长远的历史中看出。英国当日从一个中世纪的组织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政府的功能与职责未备，即社会的基层组织亦未改组就绪。因之才产生了一个多数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克伦威尔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他只重新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所提倡的王权神授说，而使整个组织改变方向。1660年的复辟，表面上一切复原，而实际上查理第一与查理第二所戴王冠业已变质。以后还要经过几次的改变，最重要的乃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才巩固了议会至上，民主制度能在王冠之下繁荣的趋向。克伦威尔不能在17世纪推行今日之自由平等，看样子他也无意作飞越3世纪的改革。可是倒因为他胆敢向历史前猛进一步，今日之政教分离、普及性的民权和自由平等才能进一步逼一步，在事实上成为可能。历史家称扬他的伟大，只此而已。这当然不是说他所作所为完全功德无亏，而更不是一切都应当为今人效法。

1990年12月22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