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1944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亟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铤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晋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谶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3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筑“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藉，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3世纪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简单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依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藉。即以上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17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伦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中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系应《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地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1973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作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分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的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运动，又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的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身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人身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与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作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形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形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捩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1990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行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在开发她们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宗旨，申请有限度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达姆》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赋予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人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分。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饰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能避免批评。然则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不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的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作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的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机在纸上所截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像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的体念到他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纽普兹

10月16日校排后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