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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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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莊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稱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個月以後就守了寡。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內心不免歉然,又因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優遇,由和碩公主進封固倫公主,賜乘杏黃轎。但這些榮典,並無補於寡鸞孤鵠的抑鬱情懷,終於一病不起,在一個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時,已經賜奠過一次,這一次是因為二十七天期滿,金棺將奉移墓園,再度親臨奠酒。事先傳諭醇王,在九公主府傳膳。這是示意要醇王開舉,當然奉命唯謹,但時間過於侷促,府中的廚子備辦不及,只有託李蓮英設法,花三千兩銀子,調集長春宮小廚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現成的水陸珍餚供奉。

這天九公主府中,親貴除了恭王以外,幾乎都已到齊,站過班等候分班行禮,誰知李蓮英傳懿旨:無須進見,各自散去。當然醇王因為還要進膳,是不能走的。

這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便於單獨召見醇王,見面先將盛昱的奏摺交了下來,同時說道:「你看看,該怎麼樣才能讓他們『戴罪圖功』?」

醇王接摺在手,匆匆看完,內心起伏激動,訥訥然答道:「盛昱的話,正是臣心裏的話,『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聽計從,遠者二十餘年,近亦十數年,乃餉源何以日絀,兵力何以日單,人才何以日乏?』別的不說,只說法國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當時大家能夠知恥發奮,整頓軍備,培養人才,到如今又何致於要用唐炯、徐延旭、黃桂蘭這些廢物,又何致於張樹聲要派兵到順化,竟因沒有鐵甲輪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將來亦好不到那裏去。年富力強的時候,不能為朝廷出力,年紀大了,更沒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責成他們『戴罪圖功』,以臣看來,實在很難。」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話要問出來,關係極重,得要仔細想一想,所以這樣說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這個摺子我先留下。」

「是!」

「明兒一早你遞牌子。」

這表示下一天還要召見,進一步再作計議。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傳膳已畢,起駕還宮,趕回傘子胡同的新居適園,吩咐下人:「馬上請孫大人來!」

「孫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京朝大員中,跟醇王親近是出了名的。孫毓汶因為咸豐末年在山東濟寧原籍辦理團練,抗捐經費為僧王所劾,革職充軍,恭王為此深惡痛絕。後來雖以報效軍餉,開復原官,卻始終不甚得意,直到光緒四年丁憂服滿進京,方始遷詹事、升閣學、轉侍郎。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並不諱言,只表示「非楊即墨」,既然恭王對他「有成見」,那麼親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實,他是看準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發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預期的這一天,畢竟到了!「王爺,」他說,「上頭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嗎?這個摺子單單只給王爺一個人看,就是只打算聽王爺一個人的話。」

「我也是這麼想。不過,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說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從次子入承大統,非分的尊榮為他帶來至深的警惕,自分閒廢終身,曾上疏自陳心跡:「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而清議言路,懍於明世宗「大禮議」的教訓,深恐醇王將來會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紛紛建言裁抑,十年以來,彷彿已與實際政務絕緣。如今雖靜極思動,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親貴領軍機,卻決不可能,這就是與「那面不一樣」的地方。

孫毓汶當然知道這層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說法:「朝廷少不得王爺,成憲亦未見得不能變更,只有找幾個肯聽話的人,一樣能大展王爺的懷抱。嘉謨鴻猷,有益於國,為天下共見共聞,三、五年以後,水到渠成,誰曰不宜?」

這番話聽來曖昧,其實不難明白。他是勸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後牽線,隱操政柄。三、五年以後,皇帝親政,大權在握,要請本生父執政,則亦無非就已成之局,化暗為明而已。

想到深處,醇王怦怦心動,他始終認為民氣可用,而選將、練兵、籌餉如能切實整頓,成效自見,大可跟洋人見個高下。只為恭王過於懦弱,誰都知道他沒有跟外敵周旋的決心。既然如此,整頓軍備,毫無用處,自然因循觀望。倘或換一個發揚踔厲的局面,人心一變,鼓舞向上,那時候大申天討,倒要讓大家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想得極美,但做起來不容易,「誰是肯乖乖聽話的?」他說:「只怕連貴同年都未必肯。」

這是指的翁同龢。一想到他,孫毓汶心裏就不舒服,家世彷彿,而才具自問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論功名殿試遜他一籌,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論仕途,為帝師、當尚書、入軍機,又那來這麼好的運氣?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過他亦很機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龢,不敢過分攻擊,因話答話地說:「翁叔平不脫貴介公子的習氣,又自負是狀元,崖岸似高,外謙而內傲。王爺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躊躇著說:「連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難了。」

「是!很難。若要不難,必得走這條路。」孫毓汶的聲音異常沉著:「其實也只有這條路好走。」

「甚麼路?」

「全班盡撤。」

醇王一驚!「你是說軍機全班盡撤?」他問。

「是!」

「從雍正七年設軍機處以來,還沒有全班盡撤的成例。」

「怎麼沒有?」孫毓汶說:「辛酉那年不是嗎?」

辛酉政變是特例,醇王搖搖頭:「那不同!」

「例由人興。」孫毓汶說:「而且也得顧六爺的面子。」

「這話怎麼說?」

「只看咸豐五年的例子,六爺一個人出軍機,那碰的是多大的一個釘子?唯有全班盡撤,算替六爺分謗,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這倒也是。」醇王深深點頭,「不過,對上頭總該有個說法?」

「當然。王爺不妨這麼說──。」

孫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話,還有最重要的硃諭底稿,便由他在適園的香齋中,閉門草擬。弄了一個更次,方始就緒,送請醇王過目。

接到手裏一看,是這樣措詞:

「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巨,政多叢脞,民未敉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實亦法律所不容。」

雖是開脫的語氣,仍覺太重。醇王到底還有手足之情,不比孫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躊躇著說:「似乎不必這樣子措詞。」

「非此不可!」孫毓汶用平靜而固執的聲音接口,「近支親貴尊長,而且前後領軍機三十年,不這樣子措詞,豈不顯得皇太后不厚道?」

這樣一說,醇王不作聲了。接著再往下看:

「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顯,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烈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為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錄其前勞,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為一二品以上的大員有過失,臣下不得妄擬處分,所以從恭王開始,對所有的軍機大臣,都是只擬罪狀: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只為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

兵部尚書景廉,只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

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不無應得之咎。」

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預備讓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處分。接下來又這樣說:

「朝廷於該王大臣之居心辦事,默察已久,知其決難振作,誠恐貽誤愈深則獲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將親藩大臣投閒降級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勵的話,用「將此通諭知之」六字作結。

於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轎進宮,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遞了牌子,等候召見。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週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東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壽皇殿行禮,因此,原來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親政前,應該隨同太后召見臣工,而這天卻缺席了。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傳膳同一用心,為了要避開皇帝召醇王「獨對」,免得洩漏機密。

當然,頭一起還是召見軍機,只談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馳報北寧無恙奏摺。慈禧太后只是連連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傳諭「跪安」了。

等軍機一退,立即傳召醇王,養心殿東暖閣門窗緊閉,殿前殿後由李蓮英親自帶人巡視,深恐有人接近窺探。

這樣嚴密的關防,軍機處自然不知道,但只聽說醇王獨對將近一個鐘頭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劉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來,是甚麼事觸犯忌諱,留中不發?因而寶、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預感,怕要出甚麼大風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趕回京來。

再下一天,何崇光、劉恩溥的摺子都交下來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無甚關係之事,而盛昱的摺子始終未發,這就越顯得有蹊蹺了。甚至連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麼樣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而瞭解政情,善觀風色的還紛紛向他打聽,這是極有關係的大事,他自然隻字不肯透露。

因為如此,他在考慮,有個應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許多人問到他的封奏,不但不勝其煩,而且窮於應付。不去則又失禮,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發會惹起好些無根的揣測。

想來想去,決定還是去。因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懷坦蕩,另一方面實在也想打聽打聽消息,或者可以對自己的這個摺子會引起甚麼結果,窺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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