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宗棠，這是意外之喜，頓時精神一振。他喜歡攬權，更喜歡獨斷獨行。少年時言志，不望拜相入閣，只願出鎮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寧願做個七品縣官，亦可以一抒抱負。如今既拜相、又出鎮，而且兩江總督必兼南洋大臣，東南防務，要靠自己來經營策劃，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對派去的軍機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於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辦法。
事情就這樣定局了，但卻還不能降旨。因為劉坤一奏對不稱職，他本人鴉片癮大、姬妾又多，也不願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楊昌濬的資望才具，都不夠總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劉坤一的族叔，雲貴總督劉長佑，他是湘軍宿將，早就當過直隸總督，移鎮西北，倒也人地相當。但因法國正在窺伺越南，西南的防務，亦頗並重要，不宜調動。
挑來挑去挑中了一個湖南人，是浙江巡撫譚鍾麟，他是翁同龢的同年，恭王對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與恭王失和，鬧出絕大風波，恭王幾幾乎連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責的人，十九噤若寒蟬，只有譚鍾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陳言，說「廟堂之上，先啟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視聽，增宵旰之憂勞，大局有關，未敢緘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餘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這聲勢，不敢一意孤行，終於恢復了恭王的名位權力。以此淵源，譚鍾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聲不錯，並且當過陝西巡撫，論各方面的考慮，都很合適。唯一不甚妥當的是，他在浙江當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時，楊昌濬當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頂頭上司，現在楊昌濬是甘肅布政使，變成譚鍾麟的部屬，似乎難堪。但朝廷用人，當然管不到這些細節，也就隨它去了。
譚鍾麟的調督陝甘，是出於張之洞的建議，在「翰林四諫」中，他頗得人緣，所以湖廣總督李瀚章，為了籠絡，特地卑詞厚幣，請他去當湖北通志局的總纂。可是張之洞正在培養資望關係，快到了水到渠成，將要大用的時候，自然不肯應聘，轉薦他的門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於李鴻藻的保薦，放了山西巡撫。翰林當到內閣學士，不是內用為侍郎，便是外放為巡撫，循資遷轉，原無足奇，奇的是張之洞升內閣學士還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說是異數。
因此，給他去道賀的人特別多。張之洞興奮得不得了，親擬謝恩摺子，得意忘形，自命為「敢忘八表經營」的話，一時傳為口實，而挖苦他最厲害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堂兄張之萬。一天張之萬帶了兩個掛表，有人便說，表只要准，一個也就夠了。他這樣回答人家：「我帶兩個表不足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極，亦是「天下」的別稱，「八表經營」可以解釋為開國英主力戰定天下。張之洞下筆不檢，用了這句成語，如在雍正、乾隆年間，不丟腦袋也會丟官，但嘉慶以後，文字獄久已不興，而且清流的口氣，向來闊大，所以山西巡撫想經營八表，不過傳作笑談而已。
談笑以外，亦頗有人深為警惕，因為張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視清流的明證。翰林四諫中，專事彈劾的張佩綸、鄧承修、寶廷、以及後起的盛昱，不在四諫之列，卻與黃體芳齊名，好以詼諧語入奏摺的劉恩溥都在朝中，氣焰更甚，不知他們那一天心血來潮，出手搏擊？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為如此，便常有些捕風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說萬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說李鴻藻一系將攻倒王文韶，還有人替新任陝甘總督譚鍾麟擔心，說張佩綸一定饒不過他。
張佩綸曾經彈劾過譚鍾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緒三年，山西、河南、陝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東南漕米一百萬石，賑濟山西與河南，由閻敬銘以侍郎坐鎮山西，督辦賑務。有個縣官侵吞賑米，閻敬銘會同山西巡撫曾國荃，請「王命旗牌」，斬於鬧市，因而經手放賑的，不管是官員還是紳士，沒有人敢於舞弊，山西、河南的災民，受惠的不止其數。
但是，陝西同樣被災，卻獨獨向隅。這年從四月到九月，點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麥下種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經吃草根樹皮了，但左宗棠西征，還在急如星火地催運軍糧。李鴻章大為不滿，寫信給左宗棠說：「西北連年荒歉。民食猶苦不足，何忍更奪之以充兵餉？萬一如明末釀成流寇之亂，誰屍其咎！」
左宗棠接到這封信，當然很不開心。因此也就討厭有人說陝西大旱，陝西巡撫不敢違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屬下報災。朝廷查詢，他答奏說是「全省麥田僅有三成未播種者，餘皆連得透雨，一律下種，雖有偏災，不致成巨祲。」這個巡撫就是左宗棠的同鄉譚鍾麟。
陝西的紳士為求自保，約齊了上書巡撫，請求奏報災情，設局派官紳會辦賑物。譚鍾麟置之不理，陝西紳士只好乞援於言路了。
當時陝西人當御史的，一共有五個人，而陝西的紳士，只寫信給其中的四個。這四個人有一個叫余上華，雖是陝西平利人，祖籍湖北，兩湖一向認同鄉的，所以余上華跟譚鍾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書信往來。這時便跟其餘三個人說：「紳士與巡撫不和，言官又攻巡撫，彼此相仇，吃虧的還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來寫封信勸他，如果他肯回心轉意，奏請辦賑，嘉惠地方，我們又何必再作深責？」
大家都覺得他的話入情入理，應是正辦。便同意暫緩彈劾，由余上華寫信給譚鍾麟。那知道余上華出賣了他的同官，也出賣了他的同鄉，將陝西紳士的原函，寄了給譚鍾麟。
譚鍾麟為了先發制人，連夜拜摺，專差送到京裏，特參「陝西紳士，把持公事，脅制官吏；移熟作荒，陰圖冒賑。」可惜，晚了一步，已經先有人參了譚鍾麟。
這個人叫梁景先，陝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陝西紳士致書言路乞援，而獨獨漏了他的那個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進京時，他做工部郎中，因為膽小，棄官逃回家鄉。這不是甚麼大不了事，但陝西人最講氣節，因此看不起他，後來雖然補了御史，陝西的紳士卻從不跟他打交道。這一次桑梓大事，別人都受託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裏非常難過。想想六十多歲的人，就要告退了，這樣不齒於鄉里，將來退歸林下，還有甚麼面目自居為縉紳先生？倒不如趁此機會，為桑梓效一番勞，晚節可以蓋過早年的恥辱，豈不是極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參了譚鍾麟一本，說他驕蹇暴戾，一條條罪狀列了許多，而且詞氣之間，也隱約談到余上華跟譚鍾麟勾結，「潛通消息」的情事，同時也參了陝西藩司蔣凝學，衰病不足以勝任其職。
他的奏摺一上，譚鍾麟的摺子也到了，陝西的御史預備在京裏參他，他遠在西安，怎會知道？見得余上華「潛通消息」的話，信而有徵。不過由於恭王的從中回護，這兩個摺子都留中不發，只用「廷寄」命譚鍾麟「確查具奏」。
消息當然瞞不住的，陝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動了公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請求代奏：「陝西荒旱，巡撫、藩司厭聞災歉」，一方面在西安幾乎發生暴動。譚鍾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鎮總兵、潼關協副將，調兵三千，將巡撫衙門，團團圍住，一打二更，撫署前後戒嚴，斷絕行人，總算地方紳士出面安撫，不曾激成民變。只是蒲城、韓城等處，奸匪乘機作亂，還殺了兩名官兒，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鬧得很大，但朝廷無意嚴格追究責任，所以等譚鍾麟的復奏到京，才有明發上諭，認為譚鍾麟的復奏，「尚無不合」。梁景先所參蔣凝學各節，既無實據，「毋庸置議」。至於陝西的災情，由戶部撥銀五萬兩，交譚鍾麟核實放賑。
看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不想惱了張佩綸，看樣子他內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給他一個難堪出出氣。
於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復奏，措詞過當，請旨串飭」的摺子。結果發了一道上諭，第一段說：
「前因陝西紳士呈訴該省荒旱，巡撫譚鍾麟有辦理未善之處，諭令該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茲據譚鍾麟復陳，辦理一切情形，尚無不合。朝廷知該撫向來認真辦事，特予優容，明降諭旨，責成該撫經理救荒事宜，不以摺內語句，苛以相繩。」這一段是為譚鍾麟開脫，也為朝廷本身辯護，救災事大，措詞事小，不加苛責。
第二段入於正文，是這樣措詞：
「茲覽張佩綸所奏，『該撫復奏摺內，曉曉置辯，語多失當，恐開驕蹇之漸，請予申飭。』嗣後該撫惟當實心任事，恪矢靖共，於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氣之偏，轉致有虧職守。」
前後兩段的文氣，似斷還續，雖未明言申飭，其實已作了申飭，但此申飭又很明顯地表示出是苛責。合看全文，給人的觀感，彷彿是弟兄相爭，做哥哥的明明不錯，但父母為了敷衍驕縱的幼子，假意責罵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驕子」了。
事隔四年，丁憂復起的張佩綸，依然是「天之驕子」，補了翰林院侍講的原職，謝表中比擬為宋哲宗朝，賢后宣仁太后當國，起用賢俊，再度當翰林學士的蘇東坡，儼然以參贊軍國大計的近臣自許。事實上，三年守制，潛心修養，雖然氣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一逞意氣，便爾搏擊。所以為譚鍾麟擔心的流言，亦畢竟是流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