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幼受了一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于《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先父曾经写一篇经义，发挥得十分尽致。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事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有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态度。
鲁迅很明白地说：“我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一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是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做过小京官，把政治泥潭中的黑暗面，看得很透了。他心目中的政治，便如他在《现代史》那杂感文中所写的，他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再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杀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一部他所看见的现代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鲁迅在《野草》有一篇《好的故事》的散文诗，也是描写这样的境界的，不过不及这一篇杂感的明白。）
有了“政治永远是一种骗局”的看法，鲁迅乃有“政治与文艺的歧途”的说法。他曾经这么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鲁迅是学医的，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诊断与解剖，可说是冷静而深刻的。（他的处方如何，且不去说；也许他从未处方。）笔者且介绍他谈大内档案的故事。他说：所谓“大内档案”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寒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叫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他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随时发感慨。他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正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是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用意如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样。其他的人，鲁迅认为都是上了罗振玉辈的骗。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么？（这正如败落大户人家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那时候，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
关于大内档案的处理，鲁迅告诉我们是官僚主义的最好例证。这一大批档案，民国元年，便已装八千麻袋，塞在孔庙敬一亭里。（其时孔庙中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胡玉缙任处长。）久而久之，胡处长有些担忧了，只怕工役们会去放火。他是博识前朝掌故的，知道清朝的武英殿，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把档案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他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会被烧掉。他曾建议教育部，要想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可是专管这一类事情的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氏，他是有名的中国史学家。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见。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躺了十来年。
后来傅增湘做了教育总长了，（傅氏，湖南人 ，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他就开始要发掘宝贝了，派部员几十人大举清理，他要在麻袋里找寻好的宋版书，于是y次长，c参事，j处长，都变成考古家了。大家把所赏识的东西都留了下去。他们把这些档案分成“保存”和“放弃”两种，保存的留在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不要的部分，还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他们还邀请有关的各部派员会同再行检查，于是各部派来的穿洋服的留学生，也都变成考古家了。经过这回检查的后文，还是把不要的部分留着。因为傅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那些废纸，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说这些档案都是国宝了。因小喻大，那时，中国政府当局的处事，便是如此的。鲁迅的结论是这样：“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从历史观点来解剖政治社会，原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手法，所以唯物史观的论据，在中国不一定得之于马克思派的学说。儒法两家，原是注意社会的经济条件的，自古是唯物论派的见地。唯心论的观点，从印度东来，虽风靡一时，但宋明理学家即复归于儒家，而明末清初，那几位经学家，如黄宗羲、顾亭林、王夫之，都是史学家，其解释世变之迹，远在马克思之上，也在马克思之前。鲁迅一生所钦佩的现代史学家夏曾佑，他便是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最早的一个学人。（唯物史观也可以说是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在人类社会的适用。）所以鲁迅的政治观，早年已经成熟；他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自比马克思学院的继承人，深刻得多。
1918年，鲁迅替《新青年》写《随感录》，已经着重政治病态的诊断。其中有一点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标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他们身历的世代以及中华民国的政治史，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从他的祖父那套读高头讲章的八股头脑到鲁迅的写实主义小说，其间也有几个世纪的文化距离。）
鲁迅当时曾引用了一位政论家黄郛（膺白）的话：“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鲁迅补充着说：“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大抵五四运动前后的有识之士，都有这样的觉悟。他在另一段《随感录》中，说到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他引了法国彭氏（g.le bon）的话：“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他说：“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