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之中，《阿q正传》可说是代表作，也可说是鲁迅一生作品中的代表作。这一篇小说，已经翻译了好几国文字，足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罗曼·罗兰说：“这是世界的。里面许多讥讽语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那位对鲁迅最反感，却又最佩服鲁迅的笔法的苏雪林女士说：“现在‘阿q’二字还说在人们口头，写在人们笔下。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阿q正传》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究竟是什么缘故？说是为了它描写一个乡下无赖汉写得太像了么？这样文字现在也有，何以偏让它出名？说是文章轻松滑稽，令人发笑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笑林广记》，偏爱读《阿q正传》？告诉你理由吧，《阿q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q正传》也不单单叫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这的确是《阿q正传》最好的注解。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这件事与本文的性格很有些关系。在1921年以前，各报都还没有副刊，《晨报》在第五版上登载些杂感小文，比较有点新气象，大约在那年秋冬之交，蒲伯英（《晨报》社长）发起增加附张，称之曰“副镌”，由孙伏园管编辑的事。蒲伯英又出主意，星期日那一张副刊要特别编得多样出色，读起来轻松，他自己动手写散文随笔，鲁迅便应邀来写小说，这便是《阿q正传》。在这中间有几种特点：其一，为星期特刊而写的，笔调比平常轻松，却也特别深刻。其二，因为要与青年的小说作者有别，署名改用巴人，一时读者多误是蒲伯英所写；他虽是四川人，与“巴”字拉得上，其实文笔是全不相同的。其三，小说里地点不用鲁镇，改用未庄，那里也出现酒店，并无名字，不叫作咸亨了。“正传”共分九节，每星期登载一节，计共历九个星期，小说末后注云：“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我们还是接上作者自己的话罢：“孙伏园……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有人疑心‘巴人’是蒲伯英，以为正传所写的，是其人的阴私。因为他和蒲伯英是熟人。）……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于是只得做，……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以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见，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阿q正传》的创作经过，就是这样的。

从《阿q正传》所发生的社会意义说：“阿q”是一个中华民族“乏”的方面的典型人物，我们中国人，谁都有点“阿q”相，连鲁迅自己也在内。他并不一定讽刺什么人，可是若干人，连我们自己都在内，都在被讽刺之列。高一涵（涵庐）曾经在《现代评论》上有过这么一段闲话：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很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写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的。

可见《阿q正传》所刺痛的乃是一般人的疮疤，而不是特指的某一个人的痘皮。所以，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只能悲愤地说：“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鲁迅又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原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即从对《阿q正传》的艺术欣赏与分析说，既然鲁迅所选取的事迹是用了某人某事的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所拼合的嘴脸，是怎样地甲乙丙丁的来由的，那我们也不妨说一说了。照周作人的说法：在正传里有两三件事情的阿桂，假如真是阿q本人，那么他是有姓的，他姓谢，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谢阿有。可是这正传中所要的，并不是呆板的史实，本文说他似乎是姓赵，这样可以让秀才的父亲叫去打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从第二日起，他的姓赵的事便又模糊了，所以终于不知道姓什么。其实如说阿q姓谢，自夸与谢太爷原是本家，被谢太爷打了之后，不准姓谢，也是可以的，但这样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为什么呢？秀才的父亲是赵太爷，这与那假洋鬼子的父亲是钱太爷都是特别有意义的，这百家姓的头两名的姓氏，正代表着中国士大夫的新旧两派，如改为姓谢姓王，意思便要差得多了。社会上有一种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横行乡里，在他们职业上常有挨打的可能；因此在这一方面需要相当的修炼，便是经得起打。鲁迅的一个本家伯父名叫四七，在祠祭时自述的故事，“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是一个好例，起码要有这样不屈的精神，方才进得他们的一伙里去。在这一点上，阿q却是不够的。他是一个北方所谓“乏人”，什么勇气力气都没有，光是自大，在这里鲁迅正是借了暗指那士大夫的“乏相”。

《阿q正传》中的恋爱悲喜剧，自有一位主人公，原来是桐少爷，他是鲁迅的同高祖的叔辈，是衍太太的亲侄儿，谱名凤桐，号桐生。有一天桐少爷在他们的灶头，不知怎的忽然向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了老婆，你给我做了老婆！”那老妈子吵了起来，伯文（他的族兄）便赶来，拿了大竹杠在桐生的背梁上敲了好几下，这事件便是这样的完结了。至于阿q与小d的龙虎斗，小d也就是指桐生。至于阿桂本人，虽说是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便用种种方法弄点钱用。其一是做掮客，其次是兼做小偷。这都在鲁迅记忆中有点影子的。可是，阿q的真实性，不在真有阿桂其人，而在他代表了中国人的“乏相”。

《阿q正传》，勾画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是鲁迅所表现的最深切的爱，也是最无情的剥露。许寿裳氏说到年轻时，他们在日本，鲁迅就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觉得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鲁迅曾在一篇《论睁了眼看》的杂感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在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看了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阿q正传》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的共同镜子，照出自己的“乏”相来了。

替《阿q正传》写讲义的，有张天翼、苏雪林和周作人，都写得不错；这儿且节引了苏雪林的说法，她以为《阿q正传》所影射的中国民族劣根性，荦荦大端，则有：

一、卑怯——阿q最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挥拳露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

二、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更被充分地利用着。（周作人关于“精神胜利”，也有一段注解：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鲁迅时常引了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

三、善于投机——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们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鲁迅在《忽然想到》的杂感中，也曾说：“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尊敬，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他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在自尊的对面，阿q又那么自卑，给小d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了。

鲁迅赋予阿q以若干劣根性，他若“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富幸得心”“喜欢凑热闹”“糊涂昏聩”“麻木不仁”，也是中国民族普遍存在的病根。他以嬉笑之态出之，其沉痛乃逾于怒骂。茅盾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激，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所以，《阿q正传》的诙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不自安了！”

不过，会做小说的人，既赋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同时也必赋之以“个性”，否则那人物便会流为一种公式主义，像中国旧剧里的脸谱一样。鲁迅另一位敌手陈西滢说：“阿q不但是一个type（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这就是说阿q虽然是个典型人物，同时也是个个性人物。《阿q正传》之所以获得绝大的成功，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张天翼氏，曾在论形象化的随笔中说过阿q之癞，说“儿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庄那伙鸟男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恶假洋鬼子及其哭丧棒等等，这的确是《阿q正传》里的那个阿q才有的花头，这些，只是属于一个阿q的。这些是特殊的东西。但这些只是使抽象阿q具体化，使之形象化的一种手段。这是表现阿q性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段。换言之，那么，这篇作品里关于阿q的这些形象虽然是特殊的，是仅仅属于“这一个”阿q，但它倒正是为了表现一般的阿q性而有的。例如“癞”用来表现忌讳毛病，“儿子打老子”是用来表现“精神胜利法”，而调笑小尼姑则用来表现欺软怕硬，以及排斥异端，诸如此类，所以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又有许多现实阿q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居于主要地位，这是那个典型人物的灵魂，是作者在这作品中所含的哲学，是这作品的内在精神。但那些表现成“这一个”人物的诸形象，艺术家也绝不把它忽略过去。要是忽略了这些，仅仅写出一个不可感觉的灵魂，没有血肉，那么就不像一个人了。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不能使我们当作真有这么一个阿q似的那样感受了。并且，要是忽略了这些形势，或者随意处置这些形象的话，那就连那个灵魂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是不能适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所以，《阿q正传》的成功，在他的表现技术上也是很重要的。朱自清先生说：“没有什么题旨的，当然不成其为小说；虽有题旨，而并不具有其真实性的，不是好小说；题旨虽不错而形象化不够充分的，也不是好小说。”鲁迅的小说，就够上了这个水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