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当我出使苏联的消息公布后，各方都寄予厚望。朋友、公私团体，予我一连串的招待。每次聚会中，大家都希望我、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是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这些聚会中所表现的，反映出一般人的情绪。舆论日渐主战；而且认为苏联会介入我们的抗日战争。这有很多理由。

虽然中日两国政府尽力制造谈判气氛，但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却继续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挥动他们的铁拳。因为日本不愿减轻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很自然的，中国的舆论也只有主战一途了。

苏联驻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v）很巧妙地煽动了这种战争热狂。他与中国领袖，政府方面的和民间方面的，频频接触，示意苏联准备予中国所需要的援助。他慷慨承诺，特别是对民间领袖，更是满口应承。虽然他对政府人员说话比较谨慎，但也获得相当的成功，使他们都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我的任命正式公布后，鲍格莫洛夫用极肯定的口吻告诉我，苏联甚至可以接受建议，订立互助条约，他并没有谈到互不侵犯条约。

很明显，鲍格莫洛夫希望中国尽速对日作战。他还表示：苏联可以，而且也应该给予中国实际军事援助。我当时，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是蓄意欺骗中国的；不过我当时，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怀疑苏联政府会授权给他，对中国政府作超出互不侵犯条约的承诺。他对苏联介入远东战争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尽量想要达到他的目的。我猜想鲍格莫洛夫和他的同志是认为日苏在远东的战争能够使史达林垮台。我对自己的猜测虽未证实，但也未获反证。我在此处予以说明，其目的是希望日后学者们能想法子找到证据。

一九三五年，中国发生了所谓“统一战线运动”，此一运动有两个目的：其一，停止中国反共运动；其二，对日作战。中国所有的反政府人物，军事的和政治的，都参加了统一战线。大多数加入者都是为了爱国，少数人是想要打倒蒋委员长，阻止中国统一。统一战线公开宣布，中国一旦表示需要，苏联会立即准备对日作战。

尽管有鲍格莫洛夫的保证和统一战线的叫喊，但我对苏联的援助并不寄予厚望。我认为：苏联似乎尽可能的在保持和平，因为他需要在和平中完成他国内伟大的建设。根据一九三四年访苏时所得的印象，我相信苏联可以从保持和平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然而，苏联东西两方都受威胁。一九三六年，我还不能肯定究竟是德国还是日本谁先对苏联下手。我认为史达林一定认为德国的威胁甚于日本，因为苏联在欧洲的地区较之亚洲地区尤其重要的原故，即使日本能够占领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一带，苏联还是一个强国；但是，一旦德国占领了苏联欧洲的领土，苏联的根本就动摇了。这两条战线的重要性可以从苏联的驻军情形清楚看出来。苏联在欧亚两线的驻军人数是三比一，此一事实即可说明重点之所在。

因为上述的轻重关系，我们中国人不能希冀苏联牺牲自身利益来帮助中国。不过，苏联面对自己的危险，一定急于争取友邦的援助倒是真的。因此，我对出使苏联一事，是将成功的希望建立在苏联自身的需要上，而非建立在苏联的慷慨上。在呈委员长的秘密报告中我曾指出：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两国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我们在考虑中国需要时，必须同时要考虑苏联的需要，否则，外交是无从进行的。实际上，我所提的建议乃是成立一个反日联盟。

对中国说，与日本作战乃是生死交关的事。我建议中国要倾全力以赴。我认为：根据苏联的力量估计，他最多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的力量。尤有进者，我很清楚，苏联的援助程度还要视英美的援助情形而定。我并未把法国计算在内，并不是我不希望法国援助，因为我认为法国必须将其全部力量集中在欧洲之故。

我并未异想天开认为中国，乃至于我个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反日大联盟。即使各方面都答应合作也是困难万分的。我对自己的构想并不乐观，但与苏联单独结盟，我认为似乎毫无希望。我的报告除了委员长外只有翁文灏看到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我离上海，二十五日夜抵海参崴。我本想在海兰泡能停留一下，因为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鲁辙（v. k. blüecher，按即加伦将军）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委员长要我转送一帧签名照给他。但，苏联驻海参崴的外交部代表告诉我，苏联政府希望我能按时赶到莫斯科，以便出席红场的革命纪念会，列车长已接到命令，要尽快把我送到莫斯科。因此，我只有打消拜访布鲁辙将军的念头。事实上，虽然我于十一月七日赶到莫斯科，但为时已晚，仍然没有赶上红场庆祝大典。

驻在莫斯科的外交团体成了苏联大海中的孤岛。苏联严禁人民与外国外交人员来往。此种情形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外交人员彼此间越来越亲密。他们好像成了一个大家庭。外交团体普遍反苏。对苏联的政策以及其种种措施没有一个人称赞的。如果苏联政府殷勤招待我们，大家会说：“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屋顶漏水，水龙头不管用，大家都认为是苏联没有行政效率。那些对沙皇时代俄国有一知半解的外交官常常向我描述旧时灿烂的文明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一再警告我不要去上共产党的大当。

当时苏联报上连篇累牍的都登的是西班牙内战的消息。十一月七日革命纪念会中所喊的口号也都表示同情并保证支持西班牙国内的“民主”党派。西班牙内战的孤儿被收养了，许多是苏联人自己的。苏联对西班牙的事有如此高的兴趣，令我感到不解，使我要探听更多的消息。我所得到的回答非常不同。

有一种说法是说苏联想要在西欧挑起一场大战，于是英、法、德、意均会卷入，他们既倾全力于欧洲，就无暇顾到苏联了。另一种说法是说史达林遭到了困难。据说事实上史达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的独裁者。他必须对国内外的意见予以相当顾虑。如果他不管西班牙国内的斗争，苏联的共产党就会谴责他没有遵照列宁的路线，其他国家的共党分子也会对第三国际失去信心，不再将莫斯科当作世界共产主义的圣地。处于这些情况下，史达林对西班牙共和政府至少要予以象征性的援助。但为了避免开罪英、法，他也不敢予以有效援助。

有人进一步认为：某些苏联驻西班牙和西欧的外交人员有意在西班牙煽动革命，以使苏联陷身其中，因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国际动乱，藉机来动摇史达林的统治地位。那些希望苏联保存实力以待异日对付德国的人，均对克里姆林宫的作法表示悲哀。据说苏联在西班牙的政策已经开罪了法国人，严重地影响了法苏互助协定，使法国只有完全信赖英国。也有人说，检讨苏联在西班牙的政策，法国发现他与卫星国之间越来越不协调，因此使他开始认为与德国建立关系可能更符合他的利益。

抵莫斯科不久，苏联外交部邀请外交团到布尔什（bolshoi）戏院去观赏歌剧《卡门》（carmen）。《卡门》的音乐是法国情调的，故事是西班牙的。法国大使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对李维诺夫幽默地说：“嘿！李维诺夫先生，你拿法国、西班牙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哪。”英国驻苏大使契尔斯顿（lord chilston）竟然向李维诺夫告罪，中途退席离去。不久库伦德也提前退席。这时，李维诺夫算是抓住了机会，他说：“至少在交际应酬方面，法国也用不到以英国马首是瞻吧。”

我到莫斯科不久，戴维斯（joseph davis）出任美国驻苏大使。我们很快成为朋友。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戴维斯还是发现了苏联有很多可以称道的长处。不过，他也向大家表明，他认为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策。甚至他发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可厌的。有一天，当我拜访他时，我发现在我们谈话时，他不停地用铅笔击打桌子，很像中国和尚敲木鱼念经。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有些不解，后来他告诉我这是防止苏联特务“格别乌”（gpu）录音和窃听的最好办法。尽管戴维斯已经派美国的电讯专家检查过美国大使馆，但他仍不敢确信墙中没有苏联秘密布置的窃听、录音设备。我对苏联是否在中国大使馆布置录音、窃听设备问题不想去侦破，因为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不是苏联特务的对手。戴维斯和我很想在不受特务及窃听设备干扰的情形下，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谈。起初，我们想可以在乘汽车时谈，但我俩都不敢确定我们的司机是否是特务。最后，我俩决定去旅行，但当我们下车时，马上就有四名特务朋友跟上我们。

我决心不使苏联特务扰乱我平静的思想。我深知：我对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没有资格去批评。因为：第一，我对苏联了解得不够；第二，我自己国家的情况也糟到极点。尤有进者，有些和我接触过的苏联领导分子都予我相当良好的印象。例如：加里宁（m. i. kalinin），苏联名义上的领袖，在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时我们就会过面，而且一起干过杯。他的态度很民主，不分尊卑阶级，待人一视同仁。在向他呈递国书时，我对他和李维诺夫表明我不大喜欢错综复杂的外交。加立刻安抚我说：“不必担心，我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如果搞外交，那是因为事实的需要。以我说，我很喜欢按照我自己的路子去办外交。”过去，他当过铜匠。很明显，他曾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对于我国的资源非常清楚。除了对未来中国表示信心之外，他又很和霭地说：“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

我常与李维诺夫晤面，有时为公，有时为交际。如今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时，我认为李维诺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最伟大的欧洲政治家。可能是他率直而锐敏的个性，令我对他激赏。

我出使苏联是有固定目的的，因此，尽速开始我的真正工作。我对李维诺夫说，我是受命协商中苏两国进一步关系的。开始时他说，他要等鲍格莫洛夫回来，事实上，鲍格莫洛夫已于我抵莫斯科的第二周返抵莫斯科。苏联政府在考虑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时需要就商于苏联驻中国大使，我认为这也是合理的。但，鲍格莫洛夫回国是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直到十二月初，我们才开始正式谈判。

鲍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也和在中国时一样不断地煽动中苏建立进一步关系。我告诉他：中国对单纯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兴趣，因为这种条约不足以符合苏联的真正需要。显然的，两国都不会担心受到对方的侵略。我们不需要互不侵犯条约，我们需要的是积极互相援助的条约。鲍氏同意我的见解。他说他的政府将有限度地采纳我的意见。他的回答似乎非常诚恳。我问他如果德国进攻苏联，是否能迫苏联从远东撤退军事力量。他认为不会。我问他：苏法盟约对此是否有影响。因为我认为法国可能切望苏联将其全力置于欧洲。鲍格莫洛夫说，法苏条约对苏联在远东的行动并无限制。

当我与李维诺夫开始谈判时，我发现他与鲍格莫洛夫的看法不同。李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使苏联遭到更大的困难。尤有进者，他指出：远东的局势需要英美的合作。如果苏联表示积极希望中日开战，必将减弱英美对中国的同情。苏联决不能走在英美的前头。不过，李维诺夫要我相信，如果其他列强同意，苏联也决不落后。

事实上，李维诺夫对局势的分析几乎与我不谋而合。他最大限度是同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基此条约苏联将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军事装备。他提议条约谈判的地点要在南京不在莫斯科。因为我认为这种条约没有重要性，也不想在莫斯科谈判。

从李维诺夫对我个人的谈话中以及根据我自己对情势的了解，我认为互助条约式的中苏联盟已经毫无可能。我将结果报告给委员长，并建议应按我以前建议的路线采取行动，进行与多数国家缔盟。我担心国内其他人士会执着苏联准备对日作战的观念。因此，在报告中，我进一步建议应该派遣其他官员，特别是孙科，尽速到莫斯科来，亲自了解一下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后来，戴维斯自愿说服李维诺夫与中国缔结较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条约。有一天早上大约十一时左右，戴维斯问我是否可以与他共进午餐，因为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午餐前我赶到美国大使馆。落座后，饮料上来，戴维斯说：“今天早晨我和李维诺夫争论得很凶。”戴与李争论的焦点是那一国（苏联或美国），应该首先军事援助中国。我聆听了戴维斯与李维诺夫的谈话内容后说：“你们双方都对，也都不对，我认为你们两国应该同时采取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馆员和他们的太太于晚餐后在客厅闲听广播时，突然有人要我不要说话，注意广播。我们听到蒋委员长在西安为张学良部队所劫持的消息，此一广播令我们感到震惊。午夜我的一位秘书呈给我一份外交部电报，电报内容与广播相同，另外又说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立即对日宣战。次晨，我又接到一份较详细的电报，是由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拍给我的。孔于蒋被劫持后代理行政院长。电报中说，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同时要我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

《消息报》和《真理报》，均以显著地位刊登西安事变消息。他们对中国表示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险，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委员长能领导全国。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的话，恐怕也不会比他们的更好。但在结尾时，苏联记者对西安事变的解释却是莫名其妙的。文中说：张学良是和汪精卫合作的。我熟知他们二人。他们的政治见解，南辕北辙。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我认为：苏联既然想找藉口打击汪精卫，似乎不能，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手段，应该改选一个更好的题目。我认为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用不着解释。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个四不像的解释，非但减低了人们对报导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引起对苏联的怀疑。我将苏方报纸的报导详细电告南京，但有意将汪幕后策动西安事变的报导略掉。我请外交部将我的电文尽量公布。我希望张学良及其同党能知道莫斯科方面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

塔斯社将两篇新闻稿一字不易地发到中国，该社也希望中国报纸能够刊登。其目的无非说明张学良、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都不应该加害委员长。

南京当局未能察觉莫斯科的真正企图。怀疑汪精卫对西安事变的解释有幕后动机，于是将苏方电稿压住不发。

那天早上十一时鲍格莫洛夫过访。他对西安事变一事表示与我一样，感到吃惊。他问我：如果我看过《消息报》和《真理报》的两篇报导，而事实也确是如此的话，我的想法如何？我表示对那两篇报导非常赞佩，不过我提醒他报导中说汪精卫策动西安事变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他说，因为太匆促，所以编辑可能弄错，不过他很欣慰我能了解那两篇报导的真正意思。

在阴霾沉沉愁云四塞中，中国静待进一步的发展。命令雪片飞来，要我尽量在莫斯科设法要苏联协助，促使张学良释放委员长。此种任务不仅困难而且也很微妙。我怎么向苏联当局说？中国政治领袖在本国国土内为自己的军队劫持，苏联能做什么？我去见李维诺夫，向他要求说，因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他能表示一下意见，对事变的解决必然很有帮助。他回答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导事变的真象；他所能做的已经做了。李维诺夫抱怨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中国政府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他告诉我他已训令苏联代理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我又向他解释：中国所以不发表塔斯社的新闻稿实在是因为怕引起麻烦。

过不几天，我又接到南京的命令，再去见李维诺夫。这一次李很愤激，因为京沪一带谣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因而发生的。我俩在那天会晤中争辩得很激烈。当李知道我是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才去找他帮忙时，他立即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政府不该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他断然说：苏联政府与张学良间绝无关系；我告诉他：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他对我的话未加辩驳，但却咆哮起来：“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你过去已经这样说过了，李维诺夫先生。”我回答他说，“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爱相信不相信，”他最后说，“我还是说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

现在，西安事变的解决已成历史。我对解决的内幕一概不知。迄今，我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其二，西安事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独自抗日。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我必须再说一句，我不能证明西安事变是苏联策划的。

西安事变过后，我派一名专人返国，携带一件呈委员长的秘密呈文，文中大意是建议请孙科到莫斯科从事一项特殊任务。此一建议的动机是因为我认为中日之战即将爆发，虽然中国衷心盼望苏联介入，但苏联必尽量设法置于事外。我想：如果孙科能先来看看情形，必然对我的看法极有帮助。但委员长基于他个人的理由，对我的建议未予采纳。

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真正爆发时，苏联对中国在外交及军事物资供给方面都表现得较英美各国慷慨。我在苏联购买武器也未遭到困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辩论远东战争时，或在布鲁塞尔列强所举行的特别会议中，李维诺夫也特别支持中国。在上述两处场合中他都和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倒是与英美代表们打交道时还有或多或少的困难。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生死存亡的战争，究竟能予多大的援助是无法肯定的，要受许多条件的影响。当时，我对他们的袖手倒无所谓，真正使我不安的是他们不断地设法使苏联置身事外，英美对苏联在日内瓦及布鲁塞尔任何谈判中所表现的都认为是要不得的。我认为这实在是没有远见。

战争爆发，苏联答应供应武器后，我国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联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官长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将军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有一次，当我去伦敦去看孔祥熙时（当时孔代表中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杨将军要我对路透社发表声明，意谓苏军将于两周内对日开战。我告诉他我不能作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真正的好处？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苏联也就会抵抗日本，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从他与苏联国防部长伏洛希洛夫元帅的谈话中，杨获得（或许是想当然的）苏方的承诺，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军将对日作战，他对我说他已将他伟大的外交成就电告委员长。我对他丰富的幻想力感到震惊。我电请委员长注意，请他不要完全采信杨的报告，否则会吃大亏。南京即将陷落之前，委员长为事实所迫，曾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达林，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他的要求即是以杨杰所说的伏洛希洛夫的诺言为基础。该电发出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悉内情，直到李维诺夫把史达林的答复交给我，我才知道。我建议李：关于军援的问题过去既然以另一条路线彼此联系，顶好一仍旧贯，无需透过我。李坚持要我传递史的答覆，因为他认为过去的路线不可靠。在答覆中史坦白指出：他和苏联官员从无类似的承诺。同时，史更讲了很多苏联不能对日作战的理由。

一九三七年冬是我最感困难的一个冬天。因为杨将军呈给委员长的电文中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电文中却表示非常失望。南京陷落前不久，德国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孔祥熙将日本和平条件电告华盛顿王正廷和伦敦顾维钧及我本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回答说：和平问题应多方面考虑，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照顾全局，正确决定。我身为驻苏大使，仅能从苏联角度看问题。不过，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中央在决定和战大计时，对此情况，应予参考。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国防最高会议秘密会议中宣读我的电文。事后有人告诉我说孙科曾谴责我，说我误解苏联的意图。也许还有其他理由，我被调回。一九三八年初，孙科以特使身份被派往莫斯科，亲历其境后，他才知道我对苏联意图的说明并未错误。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国政府对苏联又采取另一条外交路线。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从巴黎到莫斯科。他对我说，他是委员长、孔祥熙和宋子文三人共同请他到莫斯科的，但当我向外交部询问李的身份时，外交部又加否认。在中国政府服务有一种困难，一些地位高的人虽无合法身份而去介入公务，结果责任分散，增加许多无谓烦扰。

李抵莫斯科之初，很客气地向我说明他的计划和意图。因为他许多年来在法国和许多激进社会党的领袖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赫礼欧（edouard herrior）和德尔司（yvon delbos），他们当时都是法国统一战线政府中的重要分子。他告诉我说，他这些朋友不仅急于加强法苏之间关系，也急于加强促进中法和中苏关系。法国外交部长曾训令驻莫斯科的考朗德（coulondre）尽量设法帮助李与苏联政府打交道。就个性论，李是个纯理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称他是中国的克鲁泡特金。为了推行他的素食主义，曾在巴黎开过豆腐店，也曾在里昂办过一所特殊中法大学，规定学生每天要以一半时间从事身体劳动。战前若干年中，他与赫礼欧共同努力国际知识分子合作运动。他在北平曾办过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教授法国各派哲学思想。他的父亲（李鸿藻）是光绪帝的重臣。我在清华时曾与他见过好几次面。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谈话他都不是一个健者。他抵莫斯科后，我一直注意他对苏联政府所产生的作用。

李告诉我，他希望先见到考朗德，然后再见李维诺夫。我忠告他，法国大使并不同情法国统一战线，并不重视赫礼欧和德尔司。因为李将哲学和外交混为一谈，所以雅不欲接受我的忠告。他继续努力下去，他告诉考朗德有关他国际知识分子合作运动的梦想，他说透过这种合作运动，他和他的朋友可以使世界和平。考用讥讽而有礼貌的口吻答复他说：“你的哲学是几世纪以后的事，我们的外交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我陪李去见李维诺夫之前，我告诉他法苏互助条约已成具文，即将废除。当时莫斯科认为巴黎那些意志薄弱、心肠软的官员们已经没有用处。莫斯科宁愿一批像傍卡累（raymond poincaré）、巴吞（jean louis barthon）那样较严肃的人来执政。我认为李应该以一个中国老政治家的身份与李维诺夫谈话，不必提到自己的其他渊源。我的忠告因为不合他的哲学，他又没有采纳。

李与李维诺夫谈了许多他对世界问题的一般看法。所谈主要问题是以中、法、苏三国为第一个三角同盟，推行国际知识分子合作运动。为了适应时代要求，三国必须共同对付日本。迨谈到当前的政治问题时，李维诺夫已经忍无可忍。他说：“李先生，作为中国友人，我坦白告诉你：法国不能帮助中国，也不希望帮助中国。不仅如此，法国也不希望苏联帮助中国。”

当我赴莫斯科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他的长公子于一九二五年赴苏，自那时开始，他便一直留在苏联。

在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几天过后，他们夫妇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人，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我劝告他，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

直到我回国以后很久，我才晓得事情的发展情形。我从友人处获悉，不仅是委员长，就是经国先生的朋友们也都欢迎他归来。我获悉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后来，我到江西去看他，当时他在赣南任行政督察专员。他约我到他家吃饭，我发现他的夫人国语已经讲得很流利，完全依照中国旧传统接待客人。他尽力造福百姓，作风民主，操守廉洁，实在是一位标准的官员。

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褴褛、沉默寡言的人来看我。经我再三诘问，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对我说，他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国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后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极非常吃不消。苏联负责官员发觉他虽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因此叫他作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他们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诉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会释放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他十年来，一直把这些话讲给其他犯人听。当他刑期届满时，看守人员告诉他可以自由时，他反而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苏联人派他任正式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但，当他获悉中国已经对日作战时，他急于返国，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帮忙找他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国。我告诉他，一切都无问题，我会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内再来见我。

过了三周他才来大使馆。他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他决定要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要藉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当他闲逛时，治安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员费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我告诉他，这段时期要特别小心，我在三天内可以将车票替他准备好。到约定时间，他又不见面。因为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货窗前去看里面摆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恐怖气氛较一九三四年更甚。我目击彼雅可夫（piatkov）、梭科木可夫（sokolmkov）和拉迪克（radek）的审讯。我也听到有关杜哈切夫斯基（tuthachevski）元帅的谣言。我亲眼看见他于五月出现红场阅兵，再被任命代表苏联赴伦敦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最后在莫斯科被处死刑。我发现再想和苏联人接触已不可能。清党的浪潮汹涌澎湃。报上满载着托派分子阴谋的消息。我个人的结论是（但我未向任何人宣布）：史达林发现强大的反抗力量反对他，为了争取广泛的支持去消灭反对势力，才给他的政敌滥加帽子。反对史达林是真的，但是说他们犯罪则是虚构的。

邱吉尔创出“铁幕”一词，用以说明苏联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尽管苏联政府在防止消息外泄方面较其他任何国家成功，但其控制也非绝对有效。就是中国大使馆有时也能获得苏联所不欲透露的消息。至于那些组织健全、人员众多的其他各国大使馆就更不必说了。

我抵莫斯科不久，外交部通知我新疆有一个代表团到苏联洽谈借款事宜。我奉命抗议此事，并搜集有关情报。我正式向史脱尼可夫提出交涉。我们谈话的内容遍及整个中亚问题，在中亚，苏联帮助“新疆王”盛世才夺得政权，推行莫斯科所欲推行的政策。史说苏联政策是很纯正的。他说，只要新疆是中国的，苏联不必担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国主义想插足其间，苏联一定要首先下手。我说中国也是一样，不希望帝国主义从新疆进入中国。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新疆不再是中苏两国冲突的焦点，而是中苏友谊的桥梁。虽然我的声明双方都很满意，但我却未能从他那里搜集到新疆代表团的情报。史否认有代表团这回事。我说代表团的目的可能是做生意，因此，可能与商业部有来往，和外交部不大有往来。他坚决地说，即使是商业代表团，他也绝对会知道。他既不知道，所以绝对不会有。

经向莫斯科各方查询，我获悉代表团的性质及其在莫斯科活动情形。后来，我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大使馆的宴会。

一九三七年冬，苏联政府决定召回鲍格莫洛夫，派奥莱斯基（uganoff oralsky）为驻华大使。我外交部对奥的背景急需进一步了解，此项资料苏联大使馆既不愿意也不能提供。碰巧罗马一家广播电台透露：奥莱斯基不是别人，他就是苏联前国防部副部长史米洛夫（smirov），他在新任命未发表前任新疆迪化的副领事。这位新任命的大使，我当然知道他曾担任过驻中国的副领事，但是若说他曾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似乎令我难以置信。我想：副部长的照片一定可以搜集得到。经过好几天的寻找，我的一位秘书终于找到一张史米洛夫的照片，照片载在苏联官方的陆军刊物《红星》上。照片下面印有小传，事实上，他在苏联是一位重要人物。原来史米洛夫先生就是奥莱斯基先生，我的部下很容易地予以证明，此事令我感到非常满意。

据报导：鲍格莫洛夫大使和布鲁辙将军以及许多其他部下于一九三八年左右都遭到清算。如果报导不虚的话（我希望它不虚），他们的真正罪名一定是想将苏联拖进远东的战祸中。

我对苏联的军力极有兴趣。德国驻苏武官科特宁（koestring）将军曾提供给我最可靠的估计。他一再对我说：苏军力量不可低估，否则，有一天，它将使世界震惊的。另一个可靠的估计是美国驻苏武官法莫威尔（faymonville）上校，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英法两国武官均认为苏联军人的勇敢不够。

当我任职莫斯科时，正如一九三四年我访问莫斯科时情形一样，我又目睹工业化运动和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原因是史达林集中力量搞国防。军人吃、穿、住比较好，正如军火工厂在机械、工具、原料、工程师等方面比较其他工厂优先一样。在战争未爆发以前，苏联已成为一座大军营和一座大兵工厂。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可以说对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主要的是作军事上的准备。

革命本身有其发展的规律，这是革命领导人所无法预见和控制的，同时也超过了现代科学知识的范围。我们不否认列宁及其同志当年曾有造福人民的愿望，但在一九三○年，史达林却动员所有的人力和资源在准备战争。世界上一般人，特别是史达林的同路人一定都认为史达林有远见，执行政策时有干劲，其结果是直到现在，共产主义在战争方面较和平方面的成就大。这种发展情形，我并不完全归咎于史达林个人；原因很多。第一，在伟大的国际社会中有些事实阻碍，曲解了国际的发展。其次，我认为在人类潜意识中也有某种隐藏的力量，骗使人类去从事摧毁人类的工作。

我承认在苏联革命的当时，我是同情的。但我也承认当我在一九三八年初离开苏联时，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不论苏联革命在历史上具有何种意义，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必须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与苏联建立友善关系当作首务。在进行此项工作过程中，中国要消除自己的偏见。此项工作本身就够困难的了，更不要说再受到西欧和北美反苏的影响了。

问题是：苏联能否让中国单独依照他自己的传统和特殊环境需要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