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辛亥）秋天革命发生时，我曾根据教科书中有关法国和美国革命的记载，估计中国革命所需的时间大约要十年左右。如果我留学十年，回国后正好参加革命后的重建工作。但当我拿到护照和船票准备放洋时，我发现事实与我估计的颇有距离。革命已经过去了，南北和议已成，袁世凯继孙中山先生之后出任总统，似乎天下大定了。但我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赴美国，否则，岂非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了。

不久，我发现我的估计并没有错，事实上，我的估计还相当保守。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比美国革命的时间还长。迨我一九二三年春返国时，我甚至担心中国革命的时间比法国还要长。即使离国十一年（美国十年，法国一年）中国分崩离析如旧。而我也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工作。

回国后，上海予我的印象并不太好。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太乱与不调和。街上有现代化的汽车、摩托车、电车；也有落伍的黄包车、牛车和手推车。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穿着巴黎、纽约人都嫉羡的服装溜街漫步，也可以看到妇女穿着最不合时尚的大口袋裤子。

我在上海未作长期逗留，我感到当时留在上海对我实在没有好处。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予我的感受实在无法形容。

正好在我离美返国前我接到一份聘书，聘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西洋史。与我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一位孙伦（sun lun）先生，他也刚在美国完成研究工作，准备到南开去教商业经济，我们从上海搭车赴天津。

南开大学是由南开中学发展来的，南开中学系由张伯苓博士创办。南开就是张伯苓，张伯苓就是南开。张氏曾任北洋政府海军军官。一八九四年张氏脱离海军，不久即在天津一位逊清官吏家中任家教。这位官吏不是别人，他就是逊清学部侍郎严修（范荪）。因为海军军官有相当教育水准，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学识，甚至对新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也有相当根基，于是张氏就成为严家的全科教师。后来学生人数日增，严家的私塾就从严家搬出来，迁到他家一所独立的房子里，渐渐变成了张伯苓学校而不再是严修私塾了。

南开，就我一九二三年所知，有一所男中，学生约有一千人。大学部设在一所旧中学中，有两百名学生，十九位先生。后来，南开又设立一所女中。

南大的房子原是一所中学。但在我到南大以前，张博士即决定迁校。他在天津郊区找到一大片空地，其中部分是沼泽，部分是农田。他和总务人员想出一套高明的办法，在那片荜路蓝缕的荒地上开辟了一个校区。他们挖了一条水沟，用挖出来的土填平了坑坑洼洼的地，再在平地上建起房子。每一栋大楼旁边都有一个水池，因为是用水池的土填补了楼基的关系。为求美化起见，池中再种上荷花。此一设计非但解决了建筑上的困难，而且也极方便，可以免掉许多土方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郊区竟出现了一所广阔的校区。此举相当了不起。了不起尽管了不起，但却一直无法除掉沼泽地区的霉味和附近猪、驴的骚臭气味。张博士对此情形毫不在意。事实上，在新旧交替的中国，南开当时的情形正是一个典型。

欲想道出南开的精神实在是很困难的。首先，张校长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树立学生们的品格。他自己言行一致，向此目标迈进。无可怀疑的，南开学生的品格是负责、值得信任的。

其次，南开教育是求实的。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国家税收都用于十年内战了。因为学校不能按时照规定发薪，于是老师也就无心授课。大多数老师都尽量兼课，因为薪水是按钟点计算的。某些老师成了兼课专家。一位精于此道的教员他可以算出合法缺课的时数，并且上课时又可迟到若干分钟。结果，每周竟有人兼课四十小时的。易言之，教育完全成了破坏道德的东西。这种情形在南开是没有的。张校长很严格。他按规定付酬，也要老师全力授课。南开老师大部分都守规矩，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却是极高的。

第三，张博士在办南开时，他又回到了中国的旧伦理。以中国旧道德来办学校，张博士终身致力于教育，人们对他这一点无不推崇，很多人都捐款给该校兴学。

第四，张氏是一位杰出的实干教育家。他虽身为大学校长，但我认为他对学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他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他所采取的实际作法很简单，遇有问题他就向同事及新从美国回国的博士们请教。例如：我记得某次经济学家何廉（淬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氏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氏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有一天，张氏问另一位学者李济（济之）博士，李在美国是个杰出的人类学研究生，他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氏离开南开。

张氏的真正目的是予青年人以他所理想的教育。他要年青人成为一个负责的人，要社会把他当个大学毕业生看待。根据此种想法，张设法替他所有的毕业生找工作。的确，如果他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会感到极大痛苦。

另一件重要事是张氏本人生活朴实，即使依照中国的标准，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和太太住在一栋旧式中国房子里。他私下从不饮酒，公开场合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出门乘黄包车，从不坐汽车。他的朴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报偿。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圣者，必须过一种类似贫民的生活。任何人生活奢侈，就代表他的道德水准不高。但中国的苦行不似印度那样彻底。张是中国人，因此，他的俭朴也和印度甘地不同。

我在南开教了六年，对张的种种已经深知。由于明了他的为人，所以就更崇敬他。他的伟大并非因为他是校长或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很有人情味。他身材高大，超过六尺。很喜欢北方饮食，爱吃大蒜。他是一个吃家，但不喝酒。我们常谈政治和内战的罪恶。某次他问我：“你知道在中国选择领导人的方法吗？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内战了。”我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种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论我提出什么方法，总是能够接受的人很少。我的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校长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他说：“不错，我对此问题曾经熟思至再，我认为解决领导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选个个子最高的人担任总统。”我告诉他我一定支持，但恐怕其他的人赞成的很少。

虽然人们争权夺利，但张的为人仍为各派人士所敬仰。他是超党派的。他从不支持任何不正当的活动。同时，他也绝不无故去侵犯人，因为他认为任何冒犯人的行为都是会影响到学校，都会影响外界对学校的经济支援。一旦需要，他就设法去找有钱的大亨或是天津、上海的大商人捐钱，他们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别尊敬正直人，这真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我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反倒越来越崇敬了。事实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我想即使张伯苓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张认为如果他从事政治，他可能做了很大的官。但官位是不稳的东西，他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持，于是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建设事业。他如果从海军转到陆军也可能成为中国攫夺大权的军人之一。但是他同样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持官位。因此，他才集中毕生精力，致力于办学。他终生不倦，信守他的原则。他为教育才去交接各方面的朋友，并非因为他自己的光荣和事业。

中国有些伟大事，即使是在那个贫穷、落伍、分裂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在贫穷、残酷斗争的中国社会中，中国人还很讲面子，对正人君子大公无私的人还很尊重，对于慈善事业愿意伸出援手。这是中国历来的遗风，它使中国能在所有的灾难中屹立不摇。

中国政治，从一九二○年开始，发展得很快。先是国民党革命军打倒了北方军阀。接着是对日战争。再接着是国共之间的冲突。在此纷争时期，张氏的学校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共产党占据大陆北方时曾函请张氏继续办他的南开，保证绝对不会干扰他。即使是共产党对他都很尊敬。在这段动乱期间，换过好多军事领袖。有些是胸无点墨的，有些是出身草莽的，但是不论他们的教育背景如何，政治哲学如何，几乎都是崇拜张伯苓的。对他是一种尊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贡献。

当我返国时，我已离开祖国有十一年了。显然的，我有义务去探望我的家人。我本该直接从上海到湖南探视我的祖母、双亲、叔婶、兄弟姊妹和一些亲戚的，但我要赶上南开的第二学期上课，所以未能如愿。后来，我想回家过旧历年比较好。因此，一直延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才回到我一别十一年的老家。

我由天津搭车到北平，再从北平到汉口，从汉口乘船到长沙。在长沙我探望了我昔日的教会学校老师林格尔夫人和我的弟弟，彼时他正辅佐林格尔夫人从事教会工作。他较我先两年回国，留美时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教育。我抵长沙时，彼时大家谈的都是拆除城墙的事。城墙拆后修了很新很宽的大马路，拆下来的废砖修了许多学校教室，大批学生到省城去求学。煤油灯代替了旧时的桐油灯，人们的衣着也改穿机织布。然而就我记忆所及，长沙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大部分还是很古老的都市。没有一家现代化的旅社。街上不见一辆汽车，到处都是轿子、黄包车和手推车。街上的女人比过去多了，学校中的女孩子年纪都很小。

我从长沙乘车到湘潭，从湘潭我要坐轿子。湖南当时正值荒歉过后，万国红十字会发起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公路。我坐在轿中，可以看到新公路正在修筑中。我急于要在旧年前赶回老家，于是我多雇一名轿夫赶路。我答应他们如果四天内走完八十公里送我到家每人另加赏钱。为了帮轿夫们的忙，我每天尽早出发。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就下轿步行最后的几公里。尽管如此，我到家时已经是旧年的大年三十中午了。

轿子大部分是沿旧官道走，旧官道像条蛇似地伴着公路蜿蜒前进。公路很直，而旧官道是按照乡村情况修筑的。旧官道上每隔三四里就有一个市集，每个市集都有小客栈和商店。因为公路在市集旁经过，我可以看出房地产价值降落了。商业已经远离旧官道，那些靠小客栈维生的人不久将失业。时代进步为某些人带来了灾难，这是促使进步的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同时也没有预谋补救之道。

路上走了四天，途经八十公里，三个轿夫轮流抬轿子，我坐在上面，一个轿夫背行李，此行我花了约三十元银元，约合美金八元。若干年后，我又回一次家，改乘汽车，路途远近相同，又有我的堂兄夫妇两个搭便车，再加上我们三个人的行李。午后二时从长沙动身，傍晚五时就到家了，所费不过八块多钱（美金两元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仅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金钱，总之用人力是最浪费的。

在我抵家前，我听说族人要出郭三里来欢迎我。有乐队还有旗帜。他们的意思是表示族人中出了一个留美博士。不论从哪方面说这都和古时庆贺进士、翰林荣归一样。他们要以迎接翰林的仪式来接待他们的族人。我赶紧带信给伯父——他正在家主持此一迎接大典，告诉他我不希望这样铺张。事实上，我也估不准抵达的时间，他们这样费心实在没有用处。于是欢迎大典算是取消了，但其他的传统习惯还是不能免的。

旧年，族人要在家祠中为我举行一个宴会，我婉拒无效。我带兄弟前往，请他权充我的“礼宾司长”。因为谁老谁少，谁是我的什么人我都搞不清楚。在家祠中对每位族人我要怎样表示才能恰如其份？我敢说，我进家祠实在有些恐惧。简直比我在哥大得博士学位还紧张。宴会一开始是大家叙礼。这个项目对我说没有多大困难。接着族中长辈们宣布盛宴齐备，让我就坐。按规定我要坐在第一桌的首席。我举目整个家祠，觉得我实在不能坐在那个坐位上，否则就违反了中国长幼有序的传统，于是我辞不就坐。但长辈们说：“这个宴会是请你的，如果你不就那个位置，别人都不能坐。”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坐在那里，因为，举例说吧，我的伯父在这里，他和家父同辈。还有叔祖某某，他们都是我祖父同辈。在家祠中我怎么可以坐在这些人的上面？”他们似乎认为我说的有理。最后，我说：“我提一个建议，我坐在第二桌的首席，大家可以请一位在座的真正族长坐在第一桌首席。”我走到第二桌，把第一桌首席位置空出来，我站在那里看看究竟谁会坐那个位置。大家都拒坐那个位置。最后还是我的伯父就了第一桌第二个位置，把首席空起来。解决礼俗问题这倒不失为一种聪明办法。宴会终了，族人为了学时髦要我来一段演讲。在旧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家祠中演说的。但当时他们坚持如此。于是我站起来，谈了一些留美的情形，以及中国需要教育等等。如此这般，我完成了那次中国乡间的宴会大典。

这次回老家又惹出了一些其他的麻烦。我哥哥的内弟赵先生旧年来家拜年。我们招待他食宿，藉机我又约了一些族人作陪。饭后，赵先生开讲了。他讲的要点是：蒋、赵两家门当户对，且为多年世交，他姐姐明媒正娶嫁给蒋家，但是始终没有圆房。他姐姐没有别的希望，只求能圆房生个孩子，此外别无奢望。如果我哥哥要娶小老婆也无所谓，但是圆房是必要的。所以，赵先生请我帮忙，促成他们愿望。这件事事先我就料到了，但当我仔细想一下，我实在拿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家兄的婚姻是他的事。尤有进者，按照我国习俗我是弟弟，我不能命令他圆房。再者，我实在不知对家兄从何说起。他曾反对这个婚姻，但是族人硬迫着他完婚，他只是表面服从，一直没有把对方当作太太。他早就告诉过我的父母，在婚姻问题未解决前他绝不回家。我哥哥倒有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他希望我继母能收对方作女儿，她可以以女儿身份住在我家，或是以修女身份住在我家。我既已知道家兄的想法如此，所以无法肯定答复赵先生。更不用说答应他的请求了。我只能告诉他此事无能为力，实在无法帮他姐姐的忙。费了许多唇舌，我只能把当天晚上的情形报告给家兄。至于他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我不得而知，因为我认为实在不该强其所难。我必须再补充一句，我的家人——继母、祖母、伯母——都认为赵家的女孩子是对的，我哥哥理屈。但我不能干预其事。问题只有拖下去。若干年后，那个悲剧性的女孩子死了，悲剧才算落幕。因为当时我们是生在新旧交替的社会中，所以似上述的事情——解除婚姻——实在不是一件小事。人们往往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婚甚至结婚，而自己却不赞成这种婚姻。

当然，在旧年中，我还要给长辈拜年，同时也要接受晚辈给我拜年。我要弟弟列一张名单，上面写上要给我拜年晚辈的名字。名单的次序是按年龄和关系排列的，以便事先我能准备一点小礼送给他们。中国习俗晚辈第一次拜见长辈，长辈应该给一份礼物，一般的都给一个红包。于是我把红包准备好，上面标上名字。如果有晚辈来，我弟弟就把应送的红包交给我。照这样我想一定没错。

那年祖母已经八十岁，出人意料的她仍精神健旺，身体健康，只是不及我一九一一年赴美时的情形而已。

乡间大部分和过去一样。我虽然可以看出某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一九一一年我离家时，乡下人没有抽香烟的。一九二三年我返乡时，我自己是吸烟的，乡间也有好多人吸香烟了。我弟弟当家，他甚至能从附近买到香烟。点煤油灯的人家已经有一半，衣着全是洋布缝制的。许多人都购买新纺织机，旧织布机虽有，但已为数不多。各种铁器大部分都是机器制造的，铁丝则完全是机器制造的，但是种田的方法却如十年前一样不曾更改。

我家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动。但我伯祖父那一股却变动很大，他们的田地变卖了很多，所余已经不足维生。结果，年轻力壮者都去当兵。我亲眼看到经济贫困下的政治措施。内战是贫穷的原因，也是贫穷的结果。人民越穷，越得向军中去找职业——当兵。兵越多，国家越穷。我叔祖的儿子，在乡下无以维生，于是当了兵。有些一去不回，有些音信皆无。若干年后，有的回来了，说他们升了官，升了个什么中尉、上尉的。

家父于一九二三年夏去世。我哥哥和弟弟亲自负责殡殓。但我却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应否请和尚念经。当时我刚离开哥大半年，我认为请和尚念经完全是迷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念经，我的亲戚故旧会以为我舍不得钱。于是我对哥哥和弟弟说，依我的意见，我原不想省钱，但可以用这笔钱来修缮我家附近的一座庙宇，利用庙宇来办一所学校。他俩接受了我的建议。是年冬，我回家给父亲上坟时，邻里和亲友没有人认为我的决定是不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在乡间做了一个进步榜样。

若干年后，大约是五六年以后，我姐姐到北平去看我，我们谈到家务。她突然问我：“弟弟，你还记得叶奶奶吗？”我说：“我记得很清楚。”“ ！”她说，“你该晓得，她在我家住了许多年，你小的时候，她照顾过你的。”“是的，”我说，“不错，她近来如何？”“啊，她死了，但大约在她死的一年前，她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对别人说。”我问：“她说些什么？”“啊，她说的很奇怪，她的口气好像我们的父亲。”“她说：‘峋山（我哥哥的名字），你错啦。不管怎么说你是老大，你应该请和尚给我念经，你居然没有在意，现在弄得我的鬼魂飘荡无依，无法转世。’另一次她说：‘泉清（我的乳名）你也错了，因为你也反对念经。不过，我倒高兴你这样做。因为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照顾你们，替你们消灾解难。’弟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在去世的一年前说这些话？”根据我的分析，而且我认为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乡下人在礼貌上不愿公开批评我们不给父亲念经的事，但另一方面心理却感到不舒服，认为我们违背了传统。他们无法反对、改变我们。但这件事又无法令他们心平气和。他们认为我的违反传统的举措是野蛮的，无论如何都不该那样做。于是我即刻寄钱回家给父亲念经。从此我就没有再听说父亲回来对我们说什么了。

学校并未正式供奉我的父亲，只是大家了解那所学校的创办是纪念一位故世的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设置供桌和任何可供祭祀的东西。我们只是把那所破庙稍事修葺而已。我们聘老师并告诉左邻右舍，从那时起，就有一位老师住在庙里，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免费上学。那是一所日校，类此情形过去不是没有过，只不过不是节下念经的钱兴学而已。

一九一二年元月当我离国时，我连中学都没毕业。我的国学基础很差。去国十几年，令我更感荒疏。显然的，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应该先充实自己。我从六岁时在乡间所读的书开始温习，重读四书五经。我并不想死记这些经文，但反复高声朗诵的结果，大部分过去所学又重入我的记忆。我继续研究文章和诗词以及其他适合我研读的书籍。我首先阅读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中文方面，我回国后发现有一个变化。很多定期刊物已经改用白话，也就是一般人所用的口语，而不再用中国古书上的古典文字。换句话说，中文第一次成为活泼的语言，而不再是过去若干世纪的呆板文字。此一变化，首先使国文教学简单容易。就基本阅读和写作说，无疑的，白话也比文言容易，只是形式和表现方式问题尚待努力而已，可是学起来却方便多了。

在美研究时，我对中国外交极感兴趣。那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标准书籍是莫斯（h. b. morse）的三卷《中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该书是依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丛书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莫斯的书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杰出的外交著作的。因此，莫斯的著作观点是片面的。他对参加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和谈的中国人士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这些人当时对问题的看法究竟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如何？这些问题当我在南开开课时都令我感到困扰。我想根据中国书面资料，来研究中国外交史。

搜集中国资料是无止境的。出我意料之外，资料非常丰富。在努力搜集时，会发生连锁作用，由甲引出乙，由公开资料引出非公开资料。由官方资料，如给皇上的奏折，会引出非官方的资料，如朋友间的信函，甚至家信。虽然我在哥大研究时曾立志尽量搜集编纂此类历史资料，但我最终的目的还是研究中国史。如今面对这一连串的有趣问题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不得不决定先开始整编资料。

当外界获悉我对清代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和收藏家都来和我接头。透过一位朋友介绍，某君带来大批资料。这批资料原标题为《筹办夷务始末》，实则可称之为《中国外交文献史》。就我所见，这份资料几乎包括了满清皇帝所发的每项命令，大臣们所有的奏折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请有关中国外交事务的资料。我发现这简直是一座宝库，因而急于要为南开图书馆弄到这份资料。但物主开价三千银元，南开实在买不起。在结束这段掌故之前，我要插进一段后话。缘于我从南开转到清华时，我可以自由支配经费购买书籍和资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愿望，首先要买上述那份资料。但，事实竟有出人意料者，我到北平清华任教不久，常赴故宫博物院。有一天，和某保管人闲谈，他拿出一份上述资料故宫本给我看。经我鉴定，证明故宫本才是原本。而前述的私人本乃是抄本。我立刻建议故宫博物院当局将它影印。后来博物院采纳了我的建议，发行影印本，每套一百银元。那份抄本，经此一来，竟敌不上影印本的价值。

若干周后，美国某大学图书馆采购人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那份私人抄本的意见。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抄本是我朋友的，我既不想买他的，就不该挡他的财路。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实在不应该建议美国大学图书馆出那么高的代价去买一套抄本。于是我回答对方：我与此事有利害关系，不便建议，请原谅。对方对我的答复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据我所知，他们大约花了四千美金买下那套抄本，至今还保存在某大学的大厅中。这不过是搜求珍本书籍和资料的许多趣谈中的一件而已。

天津和北平知道此类趣事的人很多，如果你喜欢听，他们都能津津乐道。举个例子说吧！有关李鸿章的资料在他代表清廷参加一八九六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以前是齐全的，但自此以后有五年资料，也就是说从一八九六到一九○○年是没有的。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所幸，在平津当年李氏的旧部很多。有的做过他的助手，有的做过他的秘书。一有机会和他们晤谈，我就把话题引到这件事上去。他们对此有很多解释。兹将当时认为最可靠最富戏剧性的一种叙述于后：

负责编纂李氏资料的是著名学者吴汝纶，吴是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当年李氏手稿都送到保定莲池书院去，由木工镌刻字板，以备印刷。后来，有些驻京的俄国使团人员到保定去，买通字版保管人，把一八九六至一九○○年的字版全部毁掉。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早期的间谍行为。因为李氏晚年与俄国驻京使团工作密切。一八九六年他与帝俄签订过《中俄密约》。一八九八年后与帝俄谈判过租借旅大以及同意帝俄在东北建筑铁路事。俄方文献，如联共革命后所公布的，载有一八九八年俄国财长维特（count witte）为了完成上述交涉曾予李鸿章五十万卢布贿赂事。沙皇政府雅不欲此一不名誉事公之于世，这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才设法把中国这部分资料毁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再发现这五年资料，或是原稿或是木版。这样，有关李鸿章的资料就齐全了。

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当时有两件事，均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其一是中文的学习；其二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国际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也似乎非常重要。其中之一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及经济的实质。这些都不是书本上找得到的。是否我应该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与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和经济相比较呢？若然，则我是以不了解的东西与不了解的东西相比。此举将毫无所得。于是我决定与学生们对学校附近的一个乡村进行调查研究。我们研究的方法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这是何廉博士和其经济系同僚开始中国统计调查工作之前的事。我要学生们下乡去接触当地人，调查他们一天赚多少钱，用什么方法，如何生活，住什么房子，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学生们回来都说无法进行。乡下人不和他们谈，他们彼此无法沟通。我感到很奇怪。我决定带几个学生自己去。有些学生比我还天真。他们到乡村，手里拿着纸笔。虽然他们没有把问题一一记下，但他们却满脑子都是问题，希望乡下人回答。他们想写下答案，撰写一篇适于大学教室用的报告。当然，这引起村民的怀疑。乡下人怀疑这些年轻家伙来干什么？他们是搜集征税资料的还是间谍？我要学生们不要带纸笔，只是到乡下随便走走，遇有卖茶的地方就停下来。坐下来泡一杯，大家彼此谈谈。一旦有黄包车夫或是农人来了，我们就设法和他们谈起来。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渐渐就能深入乡村隐秘。我虽不相信对经济和乡村社会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我们却清楚地观察出某些事物的真象。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生活和大学生完全不同。乡下人全神贯注于一件事，说穿了，就是赚钱吃饭。他们谋生的手段，都是沿袭了他们的先人，很少改变。人人都有礼貌，每人都懂得一点点晚辈尊敬长辈和未受教育的人尊敬受过教育的人的道理。到乡下，我们能迅即感到乡人的礼貌、尊敬。他们体恤最穷的人和最被忽视的人。也可以清楚看出乡人的努力、勤俭，以及家人间彼此的热诚。

在学校里，我们自然常谈到乡村、城市和国家。事实上我们对此都有很多迷惑。经过像一九一一年那样的革命，我们采用了一部现代宪法，其中有国会，有总统选举，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一步登天了。但是，革命已经过去十年，较之一九一一年的情形毫无进步。国会，谁还记得国会？谁对国会议员有一点点敬意？宪法，我们能对有枪杆子的人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吗？他对你说的根本不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许多其他令人困扰的问题。例如：那个昏聩无知的山东省长，拥有三十个姨太太还嫌不够，他居然也出钱印行一套精美的孔夫子经典，他为什么要如此？江苏省长遗嘱将他遗产大部捐给南开大学，借用当时一般人的口吻说：“张伯苓是怎么使他着迷的？”吴佩孚将军要他的弟兄崇拜武圣关公，又是为了什么？以上种种都令我们大惑不解。

另一个令人迷惑的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他是道地的基督徒，深得中国教会方面及青年会干事们的赞誉。他治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但，冯将军有许多怪癖。在中国西部有些纪念碑，是唐代竖立纪念杨贵妃的。陕西有个华清池，据说杨贵妃常去沐浴。池边有一个长凳子据说她也坐过。骊山、宝塔、楼台、殿阁据说也是她游息之处。冯将军憎恶罗曼史，特别是杨贵妃的罗曼史。于是他把华清池的长凳子、宝塔都刻上孔夫子的道德格言，要人们远离酒色。这真是既庄严又可笑。虽然中国伦理观念看不起杨贵妃，但将道德格言刻在杨贵妃坐过的凳子上，就中国的审美观念言，也是不伦不类的。下面再叙述一段冯将军的怪行。有时他会充当理发师替士兵们理发。其次，《大公报》发行人胡政之告诉我一段冯在开封的趣事。冯曾任河南省督军，开封是河南的省会。胡拜访冯，冯延胡入内室。倾谈时冯出示一帧他正给士兵剃头的照片。胡对我说：“为了表示关切士兵生活而替他们剃头，我认为倒不必；如果他一定要给士兵剃头，也绝无拍照的必要；如果一定要拍照，也用不着出示给采访的记者。”这又是一件不伦不类的事，令人大惑不解。

在天津，我有一位朋友，他最了解军人。他就是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我常问他：“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责备我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他说这些军人的天赋都很高，糟糕的是他们没受多少教育。有一次，我问他：“那个自封为大总统的曹锟怎么样？他凭什么能当大总统？”文江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他又继续说：“如果阁下是那名士兵，遇到这种类型的长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锟的感受一样？你能不忠于他吗？能不感恩图报于他吗？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依靠的人吗？军队，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二个家。”

另一个新闻人物是孙传芳将军。他一度控制了长江下游五省。他是一个典型但相当开明的军人。他委丁文江博士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负责执行大上海计划。孙是东南大学的赞助人。在孙氏赞助下，几年工夫，该校成为中国最好大学之一。

我急于了解我自己的国家，回国之初，为此我曾到中国各地旅行。我也注意有关国家问题的各种出版物，我急于献身国家，但我深知离国那么久，尤其我离国的时候才十六岁，实在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因此，我在南开时大部时间都用于研究。但到我离开南开之前，已经不能自持，终于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在南开任教授时第一篇，也是仅有的一篇文章。该文由《现代评论》发表。《现代评论》的编辑人和撰稿人大部均系平津的大学教授。文中所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统一问题。我提出两个基本而重要的观念。首先，我认为统一是中国富强的第一个步骤。不统一，一切都谈不到。不统一，一切资源都浪费于内战。第二，我认为中国的统一，和其他国家一样，可以透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合作而达成。任何国家和人民均不能单靠武力而完成国家统一。同时，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任何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尊重的政府。我想，我所说的都是普通道理，但我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我过分强调了军人在中国统一中的地位，实非始料之所及。我的朋友们急于透过宪政会议和裁军会议途径寻求一种和平统一办法。所以只有少数人同意我的见解。但我坚信：中国人必须懂得一面采用适当政策一面运用适当有效的军事力量，双管齐下，国家才能富强。

我在南开任教时，适逢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途中，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在山东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日本志在破坏中国统一，军事冲突发生于一九二八年夏季，地点在济南。冲突结果，全国各大城市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起来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声言不买日货是最有效的报复手段，要求国人都不要买。并且通知售卖日货的商店关门。此一运动是有利国家的爱国行动。但是，售卖日货的商人原本做的是合法生意，因此，我认为要商人关门干受意外的损失是不公平的。我建议学运领导人：应该改采比较公平的办法。我建议学生到售卖日货的商店，详细清点它的存货，作个正确的登记。然后，可以征收日货所有人爱国捐。缴过捐后，可以出售日货，再把出售日货的价款转购国货。学生们认为我的建议很合实际，面面俱到。一星期左右，天津所有的学生都动员调查日货。调查过后，学生团体送给每家商店一份清单，载明应缴爱国捐数目。指示商人到指定银行缴款。一旦商人缴了款，就可以出卖剩余日货。此种方法全国各地很快采行，各地学生纷起效尤。天津一地所收的爱国捐就有五十万元。

收到的爱国捐做什么用呢？这倒是个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训练出一批人员去教导手艺人改善他们的产品。我认为大部分手艺人都不懂化学，都不会使用简单机械，假如我们在城里设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物色一批人担任指导，就可以将所有的制作人送去受训。例如：天津盛产酱油，酱油的主要成份是大豆，依照旧法，大豆发酵的过程需要半年。因此，投资人就要负担六个月的利息。我请南开及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员研究一套加速发酵方法，以减轻投资人利息的负担。当时在天津有一个做辣酱油的人，每个月他要负担约等于他资本额百分之十的借贷利息。用某种化学方法，可以促成发酵过程加快，省掉一半时间。同样的，木材、竹子打成纸浆的过程也需要很长时间。我想：难道我们就不能想出一套用化学方法缩短生产过程的方法吗？经过和各方人士接谈，说明知识分子可以循此途径为中国生产方面做出贡献。于是我们建议用爱国捐创办一个工业研究所。至于负责人，正好，何廉博士堪当斯任。许多朋友劝他辞去南开大学及其他学校的教职，出任所长。当这个研究机构成立时，许多其他人士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应该用这批钱在天津办个毛纺厂，其实平津一带已经有很多毛纺厂，再增加一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将来如果不抵制日货，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国货无法和日货竞争。只有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才能提高国货的品质。一旦我们的产品水准提高，就无需再抵制日货了。这两种看法是彼此冲突的。反对我们的人有政治力量作后盾，而我们没有。尽管我们努力，但终于失败。我们的研究机构被迫关闭。至于毛纺厂，我听说他们利用爱国捐买了外国一个旧工厂的破机器，一直都没有开工。结果，天津北平方面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此次经验令我们感到很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