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九○五）

一九○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轮到二伯看家。他悄悄地计划办一所私塾。他征得叔祖的同意，把北耳房的客厅当教室。那是一间宽大的空房，长宽各约二十尺。他请了一位王先生任教。又鼓励族人、亲戚们把子弟送来上学。

有一天，二伯对家母说，家兄（按，即蒋嵝）和我明天应该去上学。要她替我们修饰一下，穿得洁净些，同时应该准备一个红包当学费。次日清晨，二伯领我和哥哥去上学。老师已经候在那儿迎接我们。他站在孔夫子供桌前，我和哥哥站在他身后。大家向孔圣人三叩首。二伯把红包递给王老师。我和哥哥坐在桌旁，打开书，展开仿纸，预备好笔墨。一切准备停当，二伯嘱咐我们要服从老师，努力向学，说完离去。从此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活。

私塾中除我和哥哥外，还有其他五名学生，都是我的堂兄弟。他们上学比我稍早几天。我们行过入学礼后，他们开始背书。

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的。所教的课程和教授法全是传统式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像我那样年龄的人能受到那样古老式的教育的还不太多。

开始学的是《三字经》。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虽然我不懂每个字的意思，更不懂每句的意思，但我发现念起来还相当有趣。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为了变换花样，他又教我习字。

在旧式教育中，书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写得一手好字是念书人的门面。字写得不好，立刻会显出书读得也不好。在习字前，我要磨墨。这件工作相当烦人。磨墨往往会弄脏桌子和仿纸。再者，我缺乏经验，不知磨到什么时候才算浓淡合度。习字用的纸上有经纬线，格成约一寸见方的格子。我有一本字帖，要照帖练习。我把字帖放在下面，仿纸盖在上面，照帖描写，老师不时到我桌旁，教我如何执笔和运笔。这种练习既有趣又刺激。我喜欢临摹得和原帖一样。

午餐过后，我再回学堂，和早晨一样，读书习字。老师听我念完第二个四句《三字经》后，再测验我头四句，看我是否忘记。因此，我对已经会背的部分还要不断地复习。

运动和游戏是没有的。因为老师一直都在教室里，所以我们也不能互相交谈。但教室里却是非常嘈杂的，里面充满《三字经》的声音。凡是从小官道上经过的人，听到孩子们的书声，就知道那里是一所私塾。

《三字经》是一本很好的书。其中包括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出修身、睦邻、齐家的准则。总而言之，它为青年人提供了儒家思想的轮廓。

《三字经》的头四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四句“经”文，显然地指出习惯对人的重要性，要人们特别留意，勿染恶习。

除了教导人如何行为外，《三字经》对我国的史地也予概略的说明，并且提供一些动植物的基本常识。书中文字相当古典，但并不太生硬古板。在那段时日中，我们已可做到不用老师逐字讲解，就能明白每句的大意。我认为：背诵也有助于文句的了解。

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社会研究所听福克斯教授（dixon ryan fox）演讲，讲题是哥大历史。演讲时他首先对我们说，过去曾有某教授在哥大前身的金氏学院开过一门课程，这门课程人们称之为“上下古今谈”，内容无所不包。自从那门课程开过后，终金氏学院时代，哥大就没有再开新课。到此，我才了解《三字经》也和哥大早期所开的“上下古今谈”的毛病一样，内容泛而不专。

我的姊姊和堂姊姊都没有进学堂。在当时，女孩子应否进学校读书的问题还没有人去注意。大多数人认为：女孩子不必上学。

我和哥哥入学约一个月，家母病逝。我们小孩子，虽然年幼，也要遵守古礼。我们要陪和尚念经，参加葬礼。坟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在那里休息睡眠，直到丧礼完毕。丧事过后，哥哥和我与祖母住在一起。又开始上学。

二伯时常到学校去察考学生们的进步情形，特别是对哥哥和我察考得更勤。我们在《三字经》和书法两方面的进步都超过他预期的理想。当时我成了天才儿童。

初级教育受过后并不是人人都升学的。并不是每个家长都希望他的子弟升入较高的学堂。大家都认为，事实亦复如此，有些人在若干年后一定会辍学的。一般人认为念书习字虽然很好，但也有人认为超过相当限度会浪费金钱和时间。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我的进步情形激起了我全家人，特别是二伯的雄心。我家老少都说我将来会有出息。有时他们打趣我，说我将来会入翰林院。但对我来说，进步快却增加了我的负担。

由于长辈们都把我看成是一块读书的材料，所以我的行为就必须比别人好。他们说，我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成天玩耍；我的衣服要比别的孩子清洁；我要对长辈更有礼貌；说话要更文雅。那些涉世已深的长辈悄悄对我说，我应该努力用功，时机到来，我可以高中，做大官。他们把中国历史上的成名人物拿来给我做榜样，来鼓励我。但我觉得，这全是小题大作庸人自扰。

但，这对我的长辈们说却是合理的。在古老的中国中，大家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努力方向。一个人必须要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简直没有进身之阶。当然，也有人循其他途径得到地位和财富的，但毕竟是少之又少。事后回想起来，我才了解、才感谢长辈们对我的劝告和鼓励。但在当时，我认为他们太多事；我希望能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

二伯认为我的私塾和老师都不够好，他说服附近一个姓赵的大地主拨出几间房子，成立一个较大较好的私塾。请我舅舅来作老师。他本身虽无功名，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很有学问。一九○二年我和哥哥都转到赵家的学堂。

赵先生是位大地主，大约有二十五亩田。他的房子美轮美奂。是他父亲当年给他盖的，希望将来有一天他的后代能够住满那栋房子，因此，拨出七间耳房来办私塾毫不困难。

全私塾共十多个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赵家子弟优先。在这所私塾里我开始念四书和一些其他的诗文，同时继续练字。

老师姓熊（yung）（家母也姓熊），他用另一种方法来教我们。他不朗诵课文要我们死记。他要我们指出书中不认识的字。他把指出的字高声念给我们听，然后他再把新功课讲给我们听。此种方法似乎比过去那位老师的方法好，因为先明白意思比较好记。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有时老师讲的很不清楚，和没讲一样，可是我也不敢说出来。

我和哥哥读的书较其他学生的浅。熊先生要我们跟年长的学生们一块儿听他讲。他让我和哥哥坐在那儿听，但不考问我们。

私塾距我家虽然不到两里，但我们仍然住校，吃大伙。家里有时送来小菜和腊肉。每隔五六天佣人会送来新鲜蔬菜。

老师也住在校内。其实他家离学校只有一里路。赵先生和熊老师是多年的朋友。他们二人不仅是近邻，而且有些我不懂的关系。赵很富有，熊很贫穷，但多年来他们都处得很好。

我大舅（熊老师）和赵先生是同窗好友。他们有个相同嗜好，都喜欢喝两杯。大舅常去看赵先生。每次赵先生一定会拿出一小瓶四十度的白干，佐以一小碟腊肉，二人就喝起来，他们边喝边谈，能够喝上几个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赵先生就从未请我大舅正正式式地吃过一顿饭。

赵家虽是大地主，但是小气得出了名。如今忽然在他家的房子里办私塾，让别家子弟去上学，这真是一件大新闻。赵家从不穿丝绸或皮毛的衣服，一向穿棉衣。出门从不坐轿，永远步行。如果有人为慈善事向他捐款，他一定捐得最少。对他们的佃户，刻薄到极点。因此，附近的人都称他“守财奴”。

我家的情形与赵家迥然不同。我的家人常穿丝绸和皮毛。出门有时步行有时坐轿。可能我家是受了都市的影响，因为我家在城里做生意。在教育方面，蒋、赵两家尤其不同。赵家和蒋家一样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功名的人。但赵家有钱，人们认为赵家应该让他们的子弟上学，俾使其社会地位提高，但事实并未如此。就以办私塾的赵先生论，也只读了两年书。赵家有一个孩子对我说，他爹认为花钱念书没有意义。他自己也不喜欢念书。

以上所述并不代表赵家无意争取社会地位，只是他们争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的房舍在附近是最漂亮的。房子盖好后又花了很多钱修了一个祖先堂，画栋雕梁，美轮美奂。整个房子用风火墙围起来。墙与房子中间是一片大院子。地上铺着灰砖。在中国的乡间，无论是当时或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像赵家那样阔气的房子。

赵、蒋两家虽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但是后来却成了亲家，因为办私塾的那位赵先生的女儿嫁给我的哥哥。这段姻缘以后我再叙述。

我和哥哥在赵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又把我们转到我家东方约二里处的邓家私塾。那里的老师是我们蒋家的族人。尽管他屡试不第，但却文名藉藉。二伯为什么给我们换私塾，没有告诉我们，但我想是因为蒋老师比熊老师好的原故。

邓家私塾的主人也很有钱。他的家财既非来自继承也非出自田地，而是来自他家附近的煤矿。尽管他有矿产，但他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为当时人们看不起工商界，特别是开采煤矿的。但邓先生却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可以把开矿和种田两者混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了。他把钱尽量买地，给后人建了一栋大房子。当我到邓家时，我发现只有邓先生夫妇和几名长工住在那儿。据我所知，他是没有儿子的。他是否有女儿，我就不清楚了。即使有我也从未见过，事实上我也不应该看见。房多人少，因此，他的房子一半做了私塾。

其他学生是从老远地方来的，年龄也比我和哥哥大。蒋老师认为对二伯要特别负责。第一，因为我们都姓蒋，是同族；第二，他是二伯推荐的；第三，我和哥哥是学堂中最年幼的。蒋老师不仅是我们授业的严师，也是严厉管束我们行为的监护人。他把我们安置在隔壁，我们进出一定都要路过他的房子。

赵家私塾两年加上邓家私塾的两年，我已能背诵五经中的四种，只有《易经》还不曾读。另外还要背一些其他诗文。我读过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而我要自己作文甚至作诗。二伯不时到私塾来，对我进步情形至感欣慰。他越发相信我能求得功名成为一个大人物。

在邓家私塾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虽然老师逐字予以讲解，但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说，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真意。然而，背诵并不太难，每种经书都有它特殊的格调和字汇，我可以一个一个去记。除了新课，旧书也要不断温习。有时下午我要拿着书到老师那里，他可以随意选出一段要我背。

另一门功课是作文。为了作文，我要背很多前人的文章。我的作文题都与四书和历史有关。如果题目是与四书有关的，我就要阐明圣人的原意。如果是与历史有关的，我就要阐明我对那位历史人物的观点。这两种作文方式我都作得不错。老师有时会把我的作文读给年长的学生们听，要他们向我学习。

第三种功课是习字。蒋老师在这方面不太行，因为他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但二伯的字在附近却是素负盛名的。每次他到学堂都要看我练字，并指出某处运笔错误。他对握管运笔之道解说甚详。有时也选些过去老师所写的字给我当字帖。他把这些字帖裱糊得很精美。至于他的解释，我觉得很不切实际。

邓家私塾与其他私塾一样，没有运动和游戏。人们认为游戏有害于读书。换句话说，游戏和读书二者是不能并存的。某日有位客人来拜访蒋老师，晤谈甚久，我和哥哥就私下下起棋来。我们教室有一扇窗子正好对着竹林，竹林与窗子之间是一条小道，老师常从那儿过。我和哥哥把窗子用纸挡起来，窗角留个小洞，俾能看到窗外。出人意料的，客人还在房里，蒋老师竟到我们的窗下，他发现我们正在走棋。他回到房里立刻把我们叫去。他一问不问就说：“你们是要挨板子还是要罚跪？”我哥哥比我勇敢，他选择挨板子。可能他认为短时痛苦比长期受罪好。我自愿罚跪。老师打哥哥时几乎把板子都打断了才罢手，我在地上不晓得跪了多久。我在邓家私塾念了两年，只受过这一次罚。

有时老师回家，期间往往是两天。这两天我们可以尽情地玩。遇此情形，我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别的孩子们的房间里，听他们讲故事。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有一次，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私塾，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报复私塾主人一下。因为学生们希望有钱的主人常供给他们一些鸡鸭鱼肉之类的好菜，但是主人却从不大方地供给他们。于是，学生们决定自己想办法。到夜间，他们把老师的蚊帐当网，到塘里去捞鱼。他们捞到很多肥美的鲜鱼，饱餐一顿。自此以后，他们就经常地来这一手。

另外一个故事也和上述的差不多。老师不在，学生们决定偷附近地主的一只羊。这个计划执行的非常成功。他们把羊牵到私塾宰掉。正好这时候羊的主人来了。为首者立刻把羊藏在洗澡盆里，盆里盛上水，由一个学生坐在上面假装洗澡。然后，为首的学生很有礼貌地把羊主人请进来，对他说，很不巧，老师不在，问他有什么事。羊主人说他丢了一只羊，怀疑是学生们恶作剧。为首学生立刻表示这是一种诬蔑，要陪他到各处去搜。待搜到浴室时，为首的学生抱歉说有一个同学正洗澡，不便进去，但可以从窗子看看。羊主人碍于礼貌，只好不看走了。

这些故事代表乡间私塾中学生们的幻想。

在乡村，有一批人我们称之为“寒生”，事实上他们就是叫花子。他们受过一些教育，本可当老师。但是因为教书的人供过于求，人浮于事，因而他们失业，于是就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当这种寒生到我们私塾时，蒋老师要殷勤献茶。但他们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如果可能，还要再弄几文钱。对付这些寒生，要不失礼仪，这倒成了一种专门艺术。凭经验，每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对付方法。以蒋老师说，如果他自己已穷于应付，就叫学生帮忙。学生不必像老师那样拘谨有礼。他们可以在古书中找一句冷僻的句子去考问寒生，或者出一副对联要寒生对下联。如果对方讲不出或对不上，就代表对方饾饤不文，不值敬佩，更谈不到帮忙了。遇此情形，寒生只好羞愤而去。反之，如果寒生能说明他确实有真才实学，蒋老师就要招待他饭，还可能送他一块银元当程仪。

像蒋老师那样的人，每年可收入三十元学费。此数约等于乡间普通工人五倍的收入。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老师还可能得到十到二十元的谢礼。另一方面，他的声望也可因此提高，不愁将来没人请他当老师。

在邓家私塾那段时日中，我和哥哥每年都放约二十天年假和一个半月暑假。回到家中，继母照看我们。她在未嫁父亲之前是个寡妇。出人意料的，她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方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

我前面已经谈到继母对那位姓贺的英雄的看法。姓贺的英雄若干年后变成了神仙。我在乡村读书时，她对宗教并无偏爱。她只是一个好主妇、好母亲。

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她所安排的拜年次序。先是到我生母家然后再到她自己家。她颇懂先后大小。她训示我和哥哥要尊敬我生母家的人。每年都送礼，礼也很重。每年拜年我和哥哥都坐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走不动，目的是表示外婆家和我们蒋家的崇高社会地位。每次继母都对轿夫仔细叮嘱。有一次，轿夫把我们送到熊家，告诉熊家下午再来接我们，然后又回家去。这种举措都是深具含义的。因为轿夫如果等在熊家，熊家就要备饭款待他们。如果他们当天不去接我们回来，熊家又要准备我们的食宿。在继母的安排下我们依礼到母亲娘家拜了年，但又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

可是当我们到继母娘家拜年时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坐轿去，轿夫整个下午都等在那里。她晓得她家有钱招待我们和轿夫。湖南人的亲切和体贴，继母可以说表现得无遗了。

继母与她的先夫没有孩子，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不幸于三岁时夭折。这可能是她日后笃信宗教的原因。女儿夭折是她人生中的一场悲剧，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在乡下念书只有一个目的：考中后去做官。这种考试没有其他用途，它只给青年人指出一条路：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是作古文。乡村私塾读了五年，我仍然不会写一封报告起居的家信，但我却能作词藻丰富的文章。至于古文的内容，不论是哲学的、伦理的或是历史的，我都是一知半解。乡村的老师对于古文的内容并不计较。

中国旧社会使很多读书人成名。这并不是旧社会的教育制度所使然，相反的，这正是不重视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国旧社会的读书人利用考试求取功名，再以功名换取官位。为官期间，他们在坎坷旅途上体验人生，吸取经验。另一方面视环境许可及个人的兴趣，再去读书思考。到了晚年，他们的书读通了，阅历深了，思考成熟了。有的适时成为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有的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