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恶搞、颠覆、解构盛行的文化生态中，经典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又带给人们哪些文化启示？
《解放周末》约请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撰写此文，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 “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去年年末，国人的 “诺奖情结”因莫言而极速升温。在结果揭晓前，国外还有博彩公司赌这一届文学奖得主到底是村上春树还是莫言。网上传：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并不 看好村上春树，而看好莫言。我由此想起2008年听崔永元讲过的一桩趣事：村上春树在日本有很多粉丝，但大江健三郎并不太欣赏他。有次两位作家相遇，大江 健三郎主动和村上春树打招呼说，请给签个名！村上受宠若惊。大江赶紧板着脸声明， “这是替孩子要的，不是我自己要的！”
我家 “家长”牛运清教授 （编者注：作者丈夫）研究当代小说，我研究古代小说。我们也在议论哪位作家能得诺奖。自从2006年看过 《生死疲劳》，我看好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 《新闻联播》刚一开始，我就对 “家长”说： “你信不信？莫言肯定获奖！他的作品有民族性，而民族性就是世界性；他像福克纳一样有自己像邮票大小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他想象力丰富而且传承了 《聊斋》。如果记者采访，我还想说2007年咱们跟莫言一起吃饭时我说的话：莫言，你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而是你具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潜质。”
2007年跟莫言一起吃饭，莫言对运清说起了他写人物的体会，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运清帮莫言 “上纲上线”道： “这就叫艺术辩证法。”
新闻里一播出莫言获奖的消息，我就赶紧把手机关了。第二天发现有好多未接电话和信息，都是记者要求采访谈莫言的。我凭经验躲过了第一波 “莫言热”，但还是没躲过下一波，而且那次居然是莫言无意中把我 “牵扯”进来的。
常州市委宣传部王志新打电话请我去讲一讲 《诺贝尔文学奖和 〈聊斋志异〉》。他说，想到做这个报告也是受莫言的提醒。原来他查到，有一次莫言在淄博做报告时说：“我的《生死疲劳》开头写一个人在地狱鸣冤叫屈。我写 时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师爷蒲松龄致敬。北京的批评家看不出来，马瑞芳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莫言你这是向蒲老先生致敬呢。山东有位作家批评我装神弄 鬼，我写了首打油诗回应，‘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听了这段趣闻，我对常州的朋友说，文学创作和研究是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当代文学评论家看不出 《生死疲劳》和 《聊斋》的渊源，可以理解；我研究 《聊斋》几十年，自己又写小说，要是我也看不出来，岂不是比狗熊它妈还笨？
■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
其实山东大学最有资格谈莫言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称之为 “小贺”的贺立华教授。他早在莫言起步阶段就和莫言交往密切，做有关莫言的资料收集和专题研究，因此还曾颇受非议。 2001年贺立华开始跟莫言合带研究生。贺立华是有心人，他居然保留着2006年我谈莫言文学的一封电子邮件，而我自己早就忘了。
我在信里写：“小贺：我和牛老师这两天认真地看了莫言发表在 《文艺报》上的长文，牛老师说，‘莫言越来越像大师了’。莫言在我眼中本来是个没有多少学问却相当有才气的作家，现在看来我当初的看法是有成见的。莫言很 喜欢学习而且很善于学习。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莫言好学深思，既学今亦学古，既学中亦学外，这样的作家才会有大 出息。刘白羽是这样的作家，莫言也是。”
贺立华把我的信转给莫言，把莫言的回信转给我。可惜当时因为我的信箱容量太小，没收到。时隔6年，贺立华将这些通信又发给我。我看后对运清说： “我还以为当年我是因为看了 《生死疲劳》大发议论，原来不是。没想到是你预言莫言越来越有 ‘大师像’，并不是我。哈哈！”
2006年让我们对莫言刮目相看的，其实是他在大江健三郎来华时与中国作家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从发言中可以看出莫言的阅读范围、美学追求和 创作趋向。比如他说：“大江先生不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自得其乐的书生，他有着像鲁迅那样的疾恶如仇的灵魂。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 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 ‘绝望中的希望’，是那道 ‘透进铁屋的光明’。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
短短一段话，集纳了多少信息？希腊神话、西方经典作家、孔子、鲁迅。莫言总结说，大江先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立志 “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他写作新小说时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 这难道不正是莫言的追求？
■“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 “讲故事的人”，深受故乡讲故事前辈蒲松龄的影响，他说，“我是他的传人”。
莫言致辞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大意是，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破庙。天空雷声紧、火球滚，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有人说，我们中肯 定有人做了亏心事，咱们把草帽丢出去，哪个人的草帽被吹走，哪个人就出去接受惩罚。草帽丢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走了。另外7个人把他抬起来，丢 到庙门外。此人刚被扔出，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这个故事的范本是《聊斋》故事《孙必振》，英文版译作《东方的约拿》：“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 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 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莫言还不识字时，就听爷爷给他讲《聊斋》故事，讲高密老鼠精、狐狸精的故事。他家的线装本《聊斋志异》，都被莫言翻烂了。2010年莫言在一次 讲座时说：“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莫言十几岁辍学在家放牛，他有首忆往昔的打油诗：“少小 辍学业，放牧在荒原。蓝天如碧海，牛眼似深潭。河底摸螃蟹，枝头掏鸟卵。最爱狐狸精，至今未曾见。”
莫言的家乡有红高粱，更有文学渊源。清代乾隆年间“高密诗派”影响全国，代表人物李石桐、李叔白、李少鹤都是高密人。“三李”诗是中国历史上寒 士诗的杰出代表。高密地方戏曲茂腔（又称猫腔）家传户唱、脍炙人口。高密讲《聊斋》之风尤盛。莫言去台湾演讲，给台湾报纸写《学习蒲松龄》，里面提到： “《聊斋志异》里有好几个故事就是当年我的老老爷爷讲给蒲松龄听的。”后来莫言坦承：“这是我的捏造。”他说，他在农村做社员时参加劳动，常听村人讲妖狐 鬼怪故事，后来读《聊斋》发现这些故事都在里面。看来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读《聊斋》后讲给他们听的。莫言熟悉并赞赏《聊斋》里神鬼狐妖的女性形象，他说， 《红高粱》里“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2007年，莫言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他当时在国外，没法去领奖。后来，他给山东理工大学做讲座时念了两首打油诗：“空有经天纬地才，无奈 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无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聊斋垂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莫言说：“我不自觉地遵循了蒲松 龄先生所一直实践的创作道路，从生活出发，从个人感触出发，但是要把个人生活融入到广大的社会生活当中去，把个人的感受升华成能够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普 遍感情。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
蒲松龄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随处可见。《檀香刑》用“狗肉西施”眉娘和“三爹”的关系——亲爹孙丙、公爹赵甲、干爹钱丁——结撰故事，次要人物小甲 有特异功能，能看出人物原形：妻子眉娘是白蟒；父亲赵甲是黑豹；县令钱丁是白虎……这些描写与《聊斋》故事《梦狼》何其相似：白翁梦中看到儿子在官衙里站 着坐着都是狼；在金甲使者面前，白翁做县令的长子变成猛虎。蒲松龄据此发出“官虎吏狼比比也”的喟叹。
《檀香刑》师法《聊斋》又不局限于《聊斋》，小说分“凤头”、“猪肚”、“豹尾”三部分，是借用元代乔吉作词法概念；“眉娘”名字借自“武媚 娘”，性格像《聊斋》妩媚的恒娘；章前有“猫腔”唱段，像《金瓶梅词话》的写法。莫言学传统不是食古不化，搞杂凑的一锅，而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 《生死疲死》既是小说家写作天才的井喷，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
莫言获诺奖后，西方记者让他向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他推荐了 《生死疲劳》，这非常合乎我的看法。早在莫言因小说 《蛙》而获茅盾文学奖时，我就和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的作协主席铁凝在电话里讲过，莫言该获奖的不是 《蛙》，而是 《生死疲劳》。评 《蛙》是评给该得奖的作家，不是评给该得奖的作品。
莫言的作品是否部部经典？也未必。我觉得 《蛙》稍显单薄并有稍许刻意构思的痕迹； 《丰乳肥臀》稍显芜杂并有滥肆才情的痕迹。我家 “家长”特别欣赏 《透明的红萝卜》和 《会唱歌的墙》，而我认为 《生死疲劳》则是莫言的扛鼎之作。它既是小说家写作天才的井喷 （四十几天写成四十万字小说），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 《生死疲劳》将聊斋式画鬼绘妖、亦兽亦人的奇特想象和 《三国演义》奠定的章回形式融为一体、用以包容当代社会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构思形式和以 《聊斋》为代表的魔幻理念推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不愧是中国小说优秀传统的延续者，是罗贯中、蒲松龄的双重传人。
莫言多次讲到 《生死疲劳》和 《聊斋》里的 《席方平》有直接联系。 《席方平》是鬼故事，讲席父在阴司受豪强陷害被拷打，席方平愤赴阴司替父申冤，城隍、郡司、阎王殿一级级告上去，各级官吏都受贿，对席用尽酷刑。最后二郎神判案，将阎王殿大小受贿官员绳之以法。
莫言最早就是在中学课本里看到 《席方平》的，他回忆道： “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 《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 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变成一头驴，在人间生活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 50年后，重新转生为大脑袋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 《席方平》里学来的，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经典永远值得顶礼膜拜，抛弃、解构、歪曲经典是行不通的
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蒲松龄同样如此。
蒲松龄写 《聊斋志异》的初衷在 《聊斋自志》中表露出来：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一下子讲出来四位经典作家，都是蒲松龄学习的对象：屈原和李贺的执着情怀，干宝和苏轼的写鬼爱好。蒲松龄认 为自己才能不如干宝，但特别乐意写 《搜神记》那样的书。其实，蒲松龄正是站在干宝等经典作家肩上，才超越干宝，站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顶峰。
《聊斋志异》共492篇。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波澜起伏的短篇小说占一半，而能从前人作品找到 “本事” （原型）的大约百篇，也就是说，将近二分之一的聊斋小说不是蒲松龄独创，而是改写前人作品。鲁迅先生曾说 《聊斋志异》“亦颇有从唐传奇转化而出者”。蒲松龄改写前人作品一曰出新，二曰求异。或者将前人作品点铁成金，或者对已是名篇的前人作品另辟蹊径，写出别 样风情。蒲松龄改写传统题材，有几十篇成为名篇，如： 《画壁》、 《陆判》、 《促织》、《画皮》、 《崂山道士》等。
蒲松龄特别崇拜 《搜神记》作者干宝，聊斋名篇 《种梨》的本事恰好见于 《搜神记》 “徐光种瓜”：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及视所出卖，皆亡耗 矣。”原本简短的记录，被蒲松龄改写成兴味盎然的故事：乡人在市面卖梨，道士向他讨梨，他不给；好事者掏一文钱买个梨给道士。道士说，我并不是想要梨，我 只是想用这梨核。接着像电视动漫一样，种梨、发芽、成树、开花、树叶扶疏，硕果满枝。从道士种梨到梨子满树，道士摘下来送大家吃，再到道士叮叮咚咚地砍 树，扛起树干走掉，卖梨人都好奇地当观众，等到他发现道士的梨原来是自己车上的梨再去追赶时，道士已无影无踪，而道士丢掉的树干竟是卖梨人车上的车把！ 1848年，英国传教士卫三畏把 《种梨》译成英语，后来被美国人收进 《少男少女丛书》印了一百多版。
《红楼梦》是经典，更是向经典致敬的作品。宝黛爱情为什么写得那么好？一定程度上是靠借 《西厢记》、 《牡丹亭》之力。宝黛在桃花树下共读西厢，宝玉借张生 “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怎敌你倾国倾城的貌”向黛玉做爱情表白，黛玉在潇湘馆吟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在酒席上不由自主念出 “良辰美景奈何天”、 “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经典常像吉光片羽出现，却可对写人叙事收事半功倍之效。
《聊斋志异》、 《红楼梦》的作者向经典致敬，写出更杰出的经典。经典永远值得顶礼膜拜，抛弃、解构、歪曲经典是行不通的。几年前，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请我与几位朋 友一起讲 《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钱文忠教授说：“有记者问我重拍 《西游记》怎么样，我说只有一条底线，不管怎么折腾，妖魔鬼怪造几个新的也成，就是千万别给唐僧找个妖精女朋友，拜托！”当时惹得全场大笑。哪曾想到，不 久后，孙悟空居然跟小白 （白骨精）眉来眼去了。须知，孙悟空可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父无母无兄弟，甚至连“性”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