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段拟在河南平原迎击直军。吴佩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张作霖到京担任“调人”。保定提出弭兵条件。总统府的三人会谈

直军在湘南撤防以前，段祺瑞早就估计到这不仅是撤防的问题，下一步骤必然发展为直皖两系你死我活的战争，因此积极采取步骤，准备先发制人。四月下旬，在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段也怀疑奉军目的在于移向河南平原，策应直军北进，他曾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镇嵩军一度与奉军发生冲突，但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这种冲突随即停止了。

五月十七日，段召集党徒在团河举行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留在后方捣鬼，准备派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段的这一布置，其实是“声东击西”的策略，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兵防守京汉路南段，堵塞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敢于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皖系军阀可以出兵侧击直军，对他是比较有利的。可是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奉军开进关来“拱卫京师”。如果北京让奉军来“拱卫”，段只能成为张作霖手中的俘虏，这个争取主动作战的计划，只得被迫放弃。

直军自湖南开抵武汉后，王占元接济军费六十万元，其中四十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的。直军由于京汉路南段车辆缺乏，一直到六月五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七日吴佩孚行抵郑州，十三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同盟各督，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顶头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这个电报在北方反皖同盟各省中引起了很大反感，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态度狂妄。但是由于战争爆发在即，而吴又是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大家只得隐忍不言。这个电报在南方人民团体中却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它们不了解这是吴佩孚用以盗名欺世的手腕，却错误地认为在北洋军阀中还有这样一个懂得尊重民意的将军，因而函电纷驰，称道备至。

直军开到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避免引起皖系的注意，只得三营五营零星不断地开进关来，六月十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坊。曹锟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十五日，吴佩孚偕同直军三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另一方面，段密令济南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做好动员准备，或者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提供战费，日本已经同意，但因英、美两国出面干涉，只得作罢。

此时，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战略上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日本被西方国家缚住双手，不能助以一臂之力；洛阳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信阳吴光新军处于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之间，廊坊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六月十六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十七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徐世昌还想找出一个避免战争、解决时局的方案，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人到北京商量。李纯称病不到，曹锟也借口直军回防须加布置，无法分身。十九日，张作霖以“调人”姿态单独应召而来。这一天，北京城的达官贵人扫数儿都到东车站迎接这位声势赫赫的“和事老”，不减三年前张勋带兵进京担任“调人”的盛况。徐树铮特别讨好他，跑到廊坊车站去迎接。曾毓隽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作奉天大帅的行馆。张下车后，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满面春风地表示此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来说几句公道话的，希望双方互相让步，维持和平。从来态度傲慢的段，也用谦和的礼貌来接待他，而他对段的态度也还是十分恭顺的。

这一天，徐树铮与安福系主要人物在曾毓隽宅举行会议，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证明时局前途大有可为，只要张作霖能够严守中立，他们就有战胜直系的把握。他们决定以副总统一席交换张作霖的中立。张作霖对安福系的态度似乎很冷淡，二十日徐树铮去会他，他托故不见，又拒绝曾毓隽的盛情，不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在北京奉军司令部下榻。

张作霖提出以靳云鹏复职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为调停方案。徐世昌请他到保定征求曹锟的意见。二十二日，张偕同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及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到保定。当天保定举行会议，提出五项条件，请张带回北京：（一）解散安福系，（二）靳云鹏复职，（三）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四）罢免安福系三总长，（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

二十三日，段在团河设宴招待张作霖，席间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作霖可以取得副总统的地位。张也表示了服从督办始终不渝的态度。谈话渐渐引入到保定所提的条件，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但是历年来交通、财政两总长动用许多公款为安福系的党费，这笔糊涂账必须保证继任者不予追查，才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天的会谈没有作出决定。

一连三天，段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让步，反而要张作霖替他设法疏通曹锟。到二十六日，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便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以便离开北京，不管闲事。这是他用以威胁段的一种手段。果然段被他吓得心慌意乱，二十七日跑来会他，提出了一些讨价还价的意见。段说，靳云鹏不肯复职，内阁即将改组，全班人马均须调动，没有三总长先行去职的必要。下届内阁，希望财政、交通两总长不动，至少交通总长能够不动。从段的谈话中看出，段所能考虑的只有撤换三总长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要大打折扣才能接受。

二十九日，徐世昌邀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对保定所提的五项条件，提出了一些折衷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等。关于内阁问题，靳既然不肯回任，徐主张改提周树模组阁，靳在新阁中仍然担任陆军总长。段的话说得最少，对这些问题没有表示反对。

三十日，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昨天公府会谈的情形。徐树铮等都认为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不宜退出内阁，最大限度是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为督办稍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就抬不起头来。”段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这番话，也就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让一步！”

张作霖知道段的态度变得更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作别。段不待他开口，暴躁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同一天，保定传来消息，曹锟、吴佩孚对西北边防军改归段直辖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七月一日，保定发布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声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对敌行为。”又称：“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见，北洋原属一体，何有皖直之分。”这是表明直系所反对的只是安福系和徐树铮，而不是反对“先进泰斗”段祺瑞，显然是在军事布置中安排一着政治棋子，借以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二　徐世昌下令罢免徐树铮。张作霖离开北京，宣布“局外中立”。段用命令口吻要挟罢斥曹、吴。段组织定国军，自称总司令，准备讨伐曹、吴。徐世昌下令罢免吴佩孚

靳云鹏坚决不肯复职，并不是有志“高蹈”，而是由于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如果不罢免三总长，他就是一个寸步难移的赤手总理。同时，在直皖两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旋涡中，他也感觉到左右做人难，并且害怕别人加他一顶“叛徒”的帽子。他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退居新阁中的陆军总长。

七月二日，徐世昌下令正式批准靳解除本兼各职[1]，并将周树模组阁案提交安福国会。可是保定方面所关心的并不是内阁问题，而是罢免徐树铮的问题。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徐世昌对徐树铮本无好感，乃于七月四日发表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接收。

这道命令的发布，徐世昌方面认为是根据二十九日三人会谈所决定的，而段在会谈中并未表示反对。段祺瑞却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过这个决定，徐世昌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政治工具，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的势力，不请命而行，并且徐树铮未经辞职而被免职，显然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不但对徐树铮不留情面，自己的威信也毫未被顾及。因此，命令发表后，段在团河大怒大骂不已。

七月五日，段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中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仗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这种说法，和以前袁世凯鼓励北洋将士对护国军作战所称，“如果我的地位不能保全，大家的功名富贵也都不能保全”，如出一辙。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2]都有电报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倪嗣冲也到了北京，此时他的病势十分严重，不能兴风作浪，随即到北戴河养病去了。

边防军动员引起了北京城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使馆界内外国饭店又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来加强戒备。

六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到团河再作最后一次的努力。这天段的火气很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说：“这怕办不到吧！”段咬牙切齿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你们办不到，我一定要办到！”张作霖劝段冷静点，应当化大事为小事，段就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莫管我的事情！”

七日深夜一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悄离开北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言“局外中立”。

八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议散后，段以呈文一件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达徐世昌。呈文写道：“为揭劾奸凶，呈明拿办，以肃纪纲而振人心事。……曹锟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还，尚无大过。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满，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湘战方亟，授以两湖宣抚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讵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继假吴佩孚转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锟不以为喜，反从而冒嫉之。政府拟任吴佩孚为湖南督军，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今大总统当选时，吴佩孚以曹锟部将，乃敢妄肆诋诽，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吴佩孚驻守衡阳，暗与敌通，受贿六十万元，擅自撤防，逗留鄂、豫。……曹锟勾结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此次湖南出事，全出曹锟奸诈所蔽。……妄造黑白，攻击西北边使，迫挟元首，违法出令。……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费国家一兵，较之丧失湘地，损兵弃械，相去何啻天壤。……其一切奸谋秘计，皆由其弟曹锳为之布画，亦难兄难弟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煞费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纪，牵惹外交，希图动摇邦本。……用特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兵队现已整备，备齐即发。”

这个呈文自称为“本上将军”，吹嘘自己和自己的党徒大有功于民国，当时被称为是别创一格的呈文。这个呈文满纸都是叫骂杀伐之声。也不是向上级请示，而是一纸命令，强迫执行。

此时徐世昌还在段的势力下，不敢不答应，但又不愿全部答应。他同意惩办吴佩孚而不涉及曹锟，革去吴的陆军中将，明令予以申斥，暂不开去师长本职，段当然不肯点头；徐又退一步同意罢免吴佩孚的本兼各职而不涉及曹锟，段也不肯点头。

九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己担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司令。徐世昌在段的严重压力下终于不得不下令斥责吴佩孚“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因此，“吴佩孚着褫夺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曹锟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

同一天，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不得在北京上空飞过。这些限制都是不利于边防军的。但是，意大利公使却将使馆内所存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曾毓隽也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一百万元为边防军的开拔费。

三　江浙两省的新风云。上海领事团干涉江浙备战。江浙成立和平公约。四省公约发展为七省联防

段祺瑞布置在河南中原与直军决战的时候，曾密令卢永祥进攻江苏，马良进攻德州，以牵制直军的后方。又令李厚基接济粤军军饷军械进攻广东，以打击直系的同盟者桂系军阀。但是，卢永祥是皖系军阀中的“稳健派”，不愿首先发动，马良受到山东督军田中玉的劝告，也未发动，粵军则因准备未及完成，不能提前发动。

七月二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卢永祥为浙江督军[3]，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以何丰林继任。这个决定是徐世昌调和直皖两系争夺淞沪地区的折衷方案。这道命令发表前，卢永祥曾电请李纯联名保荐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李纯碍于情面，不便拒绝，只得同意列名。他另有密电向北京政府声明联名电报并非已意，并且建议撤销护军使而改设镇守使。这个密电被泄露出来，何丰林非常忿恨，曾通电揭破李纯的两面派手法，骂他“口是心非”。

命令发表后，卢永祥、何丰林都通电拒不接受。国务院曾致电质问卢永祥：“该督电保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查此席由师长以上军官兼任，何为旅长，资格不合。今徇该督之请，改军使为镇守，以何实授。该督向明大义，近又倡裁兵废督，何致有此！恐系奸人冒名发电，望即查复。”何丰林四日致电北京政府，引举李厚基以旅长升任督军的事例[4]，以驳斥北京政府所谓“不符官制”的说法。同时，卢授意浙、沪两地驻军第四师、第十师全体军官、军警机关以及上海商业团体等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改设镇守使的成命，实授何丰林为护军使。

其实，三个月以前卢永祥通电首倡废督，一方面固然是皖系军阀用以打击“八督同盟”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与淞沪军区问题有关。卢鉴于浙江督军不能节制淞沪军区，想在废督后改称浙沪联军总司令，取得节制淞沪军区的合法地位。这与唐继尧废除云南督军而改称三省联军总司令，以便控制川、黔两省的作法，是不谋而合的。

关于淞沪军区改制问题，第一步引起了李纯、何丰林的电战，第二步引起了江、浙两省互相进兵的战争危机。这个时候，直皖两系的战争就要爆发，同时又有浙军潘国纲一师[5]由海道调回浙江经过上海的事情发生，李纯异常怀疑，便令苏锡镇守使兼苏军第二师师长朱熙于七月九日派兵一团进驻昆山，十日拆毁黄渡到陆家浜的一段路轨，当天沪宁路夜车不能开出。由于李纯调动军队，又引起了卢永祥、何丰林的怀疑。十一日，上海宣布特别戒严，浙军向南翔集中，双方战机一触即发。

上海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苏、沪、浙三角地区在历年内战中始终保持和平。上海发生战争，对帝国主义不利，因此上海领事团借口沪宁路与借款条约有关，向江、浙双方军事当局提出严重警告，限于三日内各将军队撤回原防，恢复交通，否则外国军队将开往铁路沿线保护通车。同时，上海、浙江各团体也纷纷发出“保障和平”的呼吁。在帝国主义干涉和地方团体的协助下，十二日江、浙两省当局成立了“保境安民”公约，十三日南翔沪军、昆山苏军均撤回原防，铁路修复通车。

接着，江浙人士及上海、杭州两地商会发起，仿照一九〇〇年“东南四督联防自保”的成例，由江、浙和平公约发展为苏、浙、鲁、皖四省和平公约，后来又加入鄂、赣、闽三省，成为东南七省联防自保公约。参加公约的有直系军阀，也有皖系军阀。

四　张作霖通告派兵入关。直军与边防军接触，边防军前敌总司令曲同丰被俘。廊坊西北军停止战斗

七月十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这一事实。西方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十四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七月九日，张作霖由军粮城回到沈阳。十日，他致段一电称：“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进谒崇阶，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以为效忠于我督办已深且尽，而若辈反以为负心。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十一日致曹一电，报告他已经派遣第二十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军联合起来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他又通电同盟八省，吹嘘自己在秦皇岛扣留军火的功劳，如果事前没有此举，边防军的力量就要比今天的大得多。十二日又致段一电，说他在奉天拿获密谋起事胡匪八人，持有定国军委任状，显然是定国军以东三省为敌，企图进行破坏活动的证据。他愤慨地说：“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关外劲旅，入清君侧。”十三日，他在致北方各省的通电中露骨地说：“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哓音瘏口，出而调停，原期暂息争端，借以稍纾国难。无如我则垂涕而道，人则充耳不闻。……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铁路，援救我军旅；实偪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是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此时他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不是什么“武装调停”了。

北洋军阀在争夺权位的斗争中有个传统，就是尽管称兵抗命，却又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恶名。过去对袁世凯、现在对段祺瑞都是一样。一直到这个时候，直奉两系军阀还用“清君侧”这类名词来作为自己用兵的遮羞布。只有十三日吴佩孚发出的元电，却露骨地指斥那位“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上将军为卖国汉奸。他愤怒地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钧，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军队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他又竭力解释这次战争并非如外间所传直皖两系的战争。元电写道：“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民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十四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的三大罪状。寒电写道：“……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取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于日人，又将山东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定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这个电报还驳斥外间所传“段生平廉洁自持”的一种说法，指出：“天津意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毓隽）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七月十三日以前，段对战争前途表示乐观，吹嘘五天之内可以攻下保定。对于张作霖的估计，认为这个投机军阀虽与徐树铮不和，但与曹锟、李纯等也具有不能克服的矛盾，因此相信他宣布中立是可靠的。十三日接到奉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大批开进关来分布京奉、津浦两路和马厂、军粮城一带的消息，他才慌乱起来。十四日，他压迫徐世昌发布“各军停战撤回原防”的命令，想推迟这场战争的爆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军组织讨逆军，分为两路，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西路是双方主力军的交锋地区，直军在高碑店，边防军在涿州、固安、涞水。战争是从十四日晚间开始的。前方的炮声一响，在北京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宣传机关马上发出了互不相同的报道，西方国家说直军胜了，日本说边防军胜了。事实是：十四日，边防军第一师以第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同日，东路西北边防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双方胜负未决。十六日，天津开到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外，因此直军防线打开了一道缺口，西北边防军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被阻不能通车。这三天一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了。

但是到十七日，西战场的战况为之一变。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后，率领一部直军绕出左翼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进行突击，这是边防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曲同丰正在做着直捣保定、生擒曹、吴的好梦，不料枪声四起，吴佩孚突然带兵冲进了他的司令部，并且向他行了一个军礼，请老师即刻上车到保定休息[6]。由于曲同丰与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被俘，这一路的边防军和第十五师像潮水退落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第十五师本来是冯国璋的卫队，是被迫前来作战的，现在情况发生变化，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兵士向吴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们进城。

十八日，曲同丰在保定光园[7]向曹锟举行献刀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来双手捧献曹锟说道：“鄙人今天愿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说道：“本使今天愿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当天曲同丰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共起讨贼”。

十七日，东战场也发生了变化，张作霖通电表示了与直军并肩作战的明确态度。电报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8]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毓隽）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树铮议妥，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主，姚系大理院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曾参与会议。”“近见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尚无此公文程式。”最后表示，他决心与直军“共举义旗，拥护元首，讨伐诸奸”。

由于奉军加入东战场协助直军作战，在廊坊指挥作战的徐树铮匆匆逃回北京，驻廊坊的西北边防军也就不战而降。同一天，天津领事团派出英、美、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恢复通车。

五　段祺瑞引咎辞职。北京政府收拾残局和罢免安福系人员的措施

十八日，直皖战争胜负已决，靳云鹏代表段祺瑞派傅良佐到天津，向直军求和，被直隶省长曹锐予以扣押。同一天，前方败兵狼狈地溃退下来，北京城门紧闭，不许他们入城。段自己厚着脸皮去会徐世昌，要求补下了一道“停战退兵”命令。

十九日，段有通电表示引咎辞职。电报说：“顷奉巧日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重要，应令双方即日停战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查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整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躬内疚，良用悚惶。现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原官，即行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这个电报的第一受电人就是“保定曹经略使”。他在电报中不承认自己战败，而把停止战斗的理由说成是出自外交团的警告和徐世昌的“电谕”，并且说成是他自动地命令前方将士停止进攻，至于为什么要引咎自劾，却根本没有谈到，真是“死要面孔”。

边防军战败后，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认为“太上政府”既倒，他以北洋派元老的资格就是北洋派的唯一领袖了。他希望直、奉军不进北京城，关于战后解决时局的一切问题，如惩办祸首、收束边防军、改组内阁等，均由曹锟、张作霖等提出具体意见，交他统一处理。他对段主张“不为已甚”，只要解除其一切职务，使他今后无权无勇，不能兴风作浪，就不妨听其自由安居，并且予以相当的优礼；对皖系和安福系祸首除极少数首要分子外，主张概不株连。他认为这次战争打的都是自己人，只要对方退出政治舞台，战胜者就宜采取宽大政策来对待自己的往日“袍泽”，不要结下生死不解之仇。他的最大目的是想直奉两系军阀保持平衡力量，同时允许各省皖系军阀保持原有地盘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尊”的新局势，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

直皖战争在十八日已经基本结束。一直到二十三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来，二十四日才有大队人马继续开到。他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相约不入城。二十二日，徐世昌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负责解散败兵。二十四日，又派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以代弃职逃走的段芝贵。下令批准安福系三总长辞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二十六日，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二十八日，批准段祺瑞辞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撤销西北边防军名义，西北边防军由陆军部收束遣散。二十九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以上情况就是直皖战争的全部过程。直皖两系的冷战，从冯国璋接任总统的时期算起，共计进行了三年。从吴佩孚与南军成立停战协定的时期算起，也进行了两年。中国内战总是冷战的时期长，热战的时期短。以直皖战争为例，双方进行冷战达二、三年之久，打起来只有三、四天就解决了。段祺瑞出卖国家民族主权利益用以武装起来的边防军、西北军，打不到两个回合就完全被打垮了。

在直皖战争中，各省两系军阀的态度都不十分鲜明，实际参加战争的只有段祺瑞、徐树铮直接指挥的边防军和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其余各省两系军阀均按兵不动。而战争的结果，所消灭的只是边防军，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地位也很少变动。南方桂系和桂系影响下的军阀，都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态度：十六日军政府发布讨段檄文，二十一日林葆怿、熊克武、谭延闿、莫荣新联名通电声讨段与安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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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靳云鹏以前提出辞呈，未获批准，萨镇冰的名义是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2]　西北军又增加了李如璋一个混成旅。

[3]　以前卢永祥是署理浙江督军，署理和实授的性质有所不同。

[4]　李厚基原任第四师第七旅旅长，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袁世凯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到福建，并将第七旅编为陆战队，在福州登陆。福建问题解决后，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督理福建军务。旋因镇守使的地位与督理一省军务的职权不相称，于同年7月改任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1916年3月，又升李为建威将军，督理福建军务。

[5]　1918年，段内阁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到福建援助李厚基。童因病死亡，由参谋长潘国纲接任师长。其后李厚基与粤军陈炯明成立停战协定，又将该师调回浙江。

[6]　曲同丰在武备学堂当过教习，吴佩孚在这个学堂受过训练。

[7]　曹锟自称深慕戚继光之为人，在保定筑有光园为招待外省来宾之所。

[8]　姚步瀛被奉军捕获，8月9日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