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湘军总司令程潜被迫出走。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蓬勃开展

在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南方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斗争也更加露骨。国民党指责桂系勾通北方的直系，桂系则反咬国民党与北方的皖系已经秘密妥协，双方互相把“通敌”的罪名加给对方。六月下旬，湖南发生了一场内讧，是南方两派斗争在湖南的具体反映。

湖南南部属于西南势力范围。在这个窄小的地盘里，湘军有两个互不相下的统帅，一个是驻郴州的湘军总司令程潜，一个是驻永州的湖南督军谭延闿。程潜属于国民党，谭延闿的后台老板则是桂系军阀。谭延闿久已蓄意排斥程潜，使自己成为湘军的唯一统帅，而桂系也把程潜当作眼中之钉，经常予以攻击，谭延闿就是桂系招来用以抵制程潜的。

六月上旬，有一个久在北京的湘籍政客陆鸿逵忽然出现在衡州，自称奉有重要使命，要到郴州去会他的老朋友程潜。吴佩孚电告程潜派人前来迎接。十日傍晚，陆鸿逵和程潜所派的迎接人员，在马田墟被粤军马济的部队[1]扣留，程潜电请马济予以释放。马济闪烁其词地说：“此案与广东有关，但与湖南无涉，其内容尚待查明，此时未便公布。”随后陆鸿逵以“敌探”的罪名被马济枪决，据称在陆的行囊中搜获薛大可、曾毓隽等致程潜的密函一件，请其联合南方将领，通电响应“和平”。此案揭晓，程潜被认为“通敌有据”，湘军将领纷纷通电与之脱离关系。六月二十九日，程潜被迫出走。

显而易见，此案虽有其人其事，但是骨子里却是直桂两系设下来的一个圈套，借以打击异己势力。属于国民党的李烈钧发表鱼电（七月六日）替程潜辩护。程潜也有通电替自己洗刷说：“马军搜获函件，系由北方带来，潜未有丝毫笔迹。倘使北方有意离间，得三数不重要之人如陆鸿逵者，各携函件，分投西南群帅，而我西南一如所以待潜者待之，则北廷不折一兵而使西南大局一朝瓦解，岂非至危之事！”

谭延闿在程潜出走以后统一了湘南，就想进一步统一湘西。原来湘西辰沅一带虽也属于西南范围，但是湘西各军另树“靖国军”的旗帜，不接受湘南统帅的命令。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称为湘西军政处长兼靖国联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辰沅道道尹张学济自称为湘西民政处长，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则又自称为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靖国军”是滇系军阀使用的旗帜，而“护国军”则是桂系军阀使用的旗帜。由此可见，湘西南军不但与湘南南军不相统一，在湘西一隅之地也是不统一的。

由于派系之争，湘西南军发生了政治凶杀事件，周则范部团长廖湘芸叛周独立，改称靖国军，周则范被杀，另一部分周的部将蔡巨猷、刘叙彝等起兵讨廖，廖湘芸兵败逃走。蔡巨猷等向谭延闿表示输诚。由于这一变化，谭延闿指使湘南将领赵恒惕等通电指斥湘西当局田应诏等不奉督军号令，俨然另成一国，拟即大兴问罪之师。谭延闿派吴剑学带兵向湘西移动，准备武力统一湘西。但因驱张战事不久爆发，谭延闿用兵湘西的计划被打断了。

一九一七年首先在衡州宣布自主反抗北军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本是谭所信任的将领，但林与国民党接近，又为谭所忌，调他到广州担任湘军驻粤代表，削去其兵权。程潜被逐走、林修梅被调开以后，谭延闿在湘南才站稳脚跟。

同一时期，属于北军势力范围的湖南北部也是不统一的，在衡州的吴佩孚、在常德的冯玉祥都不接受督军张敬尧的号令，而在张敬尧力所能及的窄小范围内，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与张敬尧不睦，湘东鲁军、安武军也都各霸一方，形成独立王国。

在北京政府大倡裁兵和张敬尧热烈响应裁兵的时候，张敬尧搜刮民脂民膏，购买外国军火，把他的直属部队扩充到三、四倍之多，除自兼第七师师长外，又派吴新田为暂编湖南第一师师长兼岳阳镇守使，田树勋为暂编湖南第二师师长兼长宝镇守使，张敬汤为湖南第一混成旅旅长。吴新田和田树勋都是第七师的原任旅长。因此，在张敬尧势力所及的地区内，遍地皆兵，而兵即是匪，每天都有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暴行，湖南人民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张敬尧不但搜刮民脂民膏扩充自己的实力，同时还强派捐款以供个人的挥霍。九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九年）是他的四十初度，他授意湘江道尹王丙坤、督军署副官长杨开甲组织“帅座大庆筹备处”，在督军署大兴土木，在教育会空场搭设戏台三座，派人到北京、汉口等地邀聘名角前来演戏三天。城内八大旅馆均被指定为来宾招待所。寿筵定有四百席。定制湘绣万民伞八十柄，绣旗三百二十面，所付定洋达十万元。寿仪分为福、禄、寿、喜四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均由“帅座大庆筹备处”指名分派。

张敬尧的寿期尚未到来，外间就发生一些传说，有的说吴佩孚将率领第三师全体官兵前来为督军拜寿，有的说张的直属部队也将向督帅贺寿“讨赏”。这些消息传到段祺瑞的耳朵里，曾用老师的口气来电加以切责，张敬尧才十分扫兴地拆卸戏台，停止做寿。但在二十一日的前后三天，张敬尧颁布了戒严令，委派省垣临时警戒总司令正副各一员，省垣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城内城外稽查司令各一员，并出动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全部人马，检查行人及旅馆，驱逐无业游民，夜间非有口令不许通行。督署辕门架设机关枪及水龙，全体卫队一色都上刺刀，惶惶如临大敌。二十一日，送万民伞和锦旗的队伍还是排成一二里，送金山、金佛的也有多起。

湖南人民在黑暗统治下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因此驱张运动逐步展开。开始参加的只有少数学生代表和各界人士代表，向上海和会请愿提出撤换湘督的问题；继而省议会、教育会、农会等团体也有代表参加，各省湖南同乡和湘籍学生一致响应，请愿地点扩大到北京、广州、衡阳等处；随后这个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全国和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各省人民团体纷纷表示支援。

张敬尧曾保荐熊希龄为湖南赈灾督办，想利用这个“大名流”替他收揽人心。熊是支持谭延闿的，并且知道张敬尧早晚必倒，不肯受他的笼络，来电规劝他停止聚敛，爱惜湘民，勿为己甚。张敬尧老羞成怒地质问他为什么血口喷人，叫他提出贪赃枉法的证据来。熊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执事一年来在湘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三十余万，盐税私加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二十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充支出，仅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之军饷。……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开始本想拉拢一些湖南“名流”做他的装饰品，当这些“名流”不受拉拢的时候，他就反咬他们是私通南军的“乱党”，是湖南学潮的幕后策动者。另一“名流”范源濂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在呈文中沉痛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把这个诉状亲自递交徐世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这个消息传到湖南，气得张敬尧致电徐、靳、段等，大骂“范源濂构词诬陷，请严加惩究，以儆刁风”。

十二月十八日，湖南请愿代表四十人到了北京。他们分作两组：一组为学生请愿团，控告张敬尧纵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款；一组为公民请愿团，控告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各款。徐、靳二人都拒绝接见。后来由范源濂、郭宗熙带领他们走进国务院，靳云鹏才接见了他们，并且打拱作揖地说：“政府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考虑到，只因湖南为军事前方，倘有调动，恐将影响大局。政府准备退一步先派一位省长到湖南来，而一时也没有办到，我对湖南人实在抱愧之至。”郭宗熙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不应该谈到抱愧两个字。”靳又连连拱手表示“领教”，并且说一定想办法。

靳云鹏想调张敬尧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而以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由于段祺瑞不答应，又想另派一个省长，而张敬尧也不答应。靳所谓“想办法”是一句骗人的话。

正当湖南人民请愿驱张的时候，张敬尧的罪行更有发展。十二月二十四日，粤汉路鲇鱼套车站站长游泳告发张敬尧从奉天运来鸦片烟种子四十五袋，每袋重一百斤。湘籍学生前往车站拍照，湖北学联要求王占元予以扣留。在真凭实据之下，王占元不便包庇，保证不予放行，并且派兵前往监视。其实，张敬尧贩卖鸦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人都是鸦片鬼，湖南烟禁早已大开，他还勒令长沙农民广种罂粟，每亩抽收捐税二十元。张敬尧得到烟种被扣的消息，就以“此项烟种系作军医制药之用”为词，要求王占元予以放行。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深夜，张敬尧命令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派兵到鲇鱼套车站，威迫站员交出此项烟种，偷偷运走。

根据各方揭露，张敬尧擅自征收米盐捐和运米出口的护照费，拍卖湖南第一纱厂于日本兴业株式会社，又将湖南矿砂向外国商人抵借巨款，他的搜刮手段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肆无忌惮的地步。同时，张敬尧的兵士公然白昼行劫，众目昭彰，无法隐瞒。军政执法处只得欲盖弥彰地委称：“此项劫案，皆由革兵游勇购穿旧残军服，使人畏惧，本地痞徒又多与之勾结”，因此张敬尧通令禁止各衣店出售旧残军服，以资掩饰。长沙商会曾因商人不能安居乐业而准备组织商团自卫。这些情况，可以想见长沙社会秩序混乱到什么程度。

一月九日，到衡州请愿的学生代表请求谒见吴佩孚。吴不便亲自接见，派人代接见并且表示了同情他们的态度。十日，吴电请张敬尧维持学校，勿再干涉学生的爱国运动。

一月十三日，军政府电请北京政府迅速撤换张敬尧。同时，北京安福国会的湘籍议员也都加入了驱张运动，表示不达目的，即全体辞职以谢湖南三千万人民。

一月二十八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联合起来，手持各种旗帜到新华门大举请愿，随后又到棉花胡同靳宅请愿，但都没有得到结果。

二　莫荣新下令通缉李耀汉。滇桂两系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引起破裂，李烈钧负气出走。岑春煊到韶关调停滇军争端

当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时候，南方桂系与国民党及广东地方派军人的三角斗争也在逐步升级，滇桂两系又因争夺北江滇军的统率权引起破裂。

广东桂系与地方派军人的斗争，已在前文述及。地方派首领、前广东省长李耀汉被桂系逼迫下台赴港“养病”后，仍然保存肇军总司令的名义，他的部将翟汪代理省长，古日光继任肇阳罗镇守使，说明他的势力并未消灭。此外，地方派军人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卫军统领魏邦平仍与李耀汉保持秘密联系，所以桂系对广东地方派军人的戒心并未解除。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进一步下令通缉李耀汉并没收其财产，调古日光为高雷镇守使，派桂系健将林虎继任肇阳罗镇守使，同时军政府下令罢免李耀汉的肇军总司令。十四日，林虎到肇庆布置军事，这是桂系准备以武力铲除李耀汉势力的具体步骤。在桂系压力之下，翟汪辞去代理省长，派粤海道道尹张锦芳暂行护理省长。桂系排斥异己企图独霸广东的行动，引起了广东人民及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广东人民曾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表示抗议，广九、广三铁路火车停驶，广州市电灯不明，形势极度紧张。广东人民企图选举伍廷芳为省长以对抗桂系另派省长。魏邦平、李福林暗约国民党粤军由闽南开回广东，以便里应外合地驱逐桂军出境。此时桂系在军事上仍处优势，并且做好准备，所以这些计划未能实现。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虽然通电否认粤军开回广东的谣言，却于六月二十五日与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成立粤闽划界停战协定，这是北方皖系与国民党结合的初步表现，也是粤军回粤的准备步骤。

滇桂两系军阀在反对国民党的问题上本是相互合作的。驻粤滇军共有两师，自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移驻西江后，留在北江的滇军仅有第三师师长张开儒一师。这支滇军以前由李烈钧带到广东来，后来李烈钧改任军政府参谋部长，莫荣新便以广东督军的名义委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滇军。这支滇军具有双重领导，系统上应归云南督军管辖，事实上又归广东督军管辖。一九一八年五月，张开儒因为倾向国民党被莫荣新免职，由唐继尧电派郑开文继任师长。李烈钧虽属国民党，但与政学系首领岑春煊的关系很密切。李根源则系岑的幕后军师。由于滇桂两系的合作关系，唐继尧又加派李根源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统辖驻粤滇军。因此，北江滇军有一个靠拢桂系的军长，又有一个直接由滇系委派的师长。

一九一九年秋天，国民党人张继到了昆明，在唐继尧的面前放了一把火说：“驻粤滇军今后将变质成为桂军。”唐正在感到滇军在四川战场上兵力不够，又因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对他颇不忠诚，顾和李根源的关系很深，便也怀疑顾、李结合对他有所不利，因此有调回驻粤滇军、更调该军军长的意图。

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莫荣新命令李根源将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与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将一个由滇系直接委派的师长调开，而派一个与唐继尧没有关系的人物接收兵权，这显然是桂系想把这支滇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先发制人的手段。这一措施事前并未征求唐的意见，所以唐大为生气，即于二月八日、十日连下两道电令，解除李根源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一职，改派为云南参加军政府建设会议的代表，并在电令中声明，“驻粤滇军由本督军直辖，并就近秉承李参谋部长（烈钧）办理”。这样一来，滇桂两系军阀就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由合作的关系转变为敌对的关系。

北江滇军由于第四师方声涛部调往西江改编为“援闽军”，脱离了该军系统，所以另外成立了新的第四师，以朱培德为师长，保持该军原有的编制和番号。滇军将领大多数是愿意服从李烈钧的，二月十一日杨晋接任等三师师长后，他们密谋扣留李根源，并表示了反对桂系宰割滇军的态度，只因朱培德与李根源也有师生关系，认为应当不为己甚，所以当天李根源未被扣留，得以脱险逃回广州。十三日，滇军师长朱培德、旅长杨益谦、鲁子材等通电反对莫荣新更调第三师师长的命令，另有原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及所属旅长盛荣超、鲁子材，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及所属旅长张怀信、杨益谦联名通电，表示“愿遵唐督命令办理”，因此李根源通电辞去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及南韶连镇守使各职。

北江滇军反对更调命令，不仅严重影响桂系的威信，而且严重影响他们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十四日，莫荣新下令慰留李根源，并以新任第三师师长杨晋及第五旅旅长盛荣超、第七旅旅长张怀信、第二十旅旅长杨益谦的联名通电，反对李根源解除职务。事实上，这个电报是桂系强拉列名以壮声势的，例如杨益谦就不是站在李根源方面的。

从十四日到十六日，莫荣新派兵源源北上支援李根源。十六日发出通电：“所有滇军两师部队，仍应由李督办根源节制指挥。”十六日，莫又正式表示：“驻粤滇军军饷军械都是由广东供给的，因此一向由本督军管辖节制，今后仍然如此。”二十一日，李根源通电复职。二十三日，莫荣新竟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双重身份，下令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两师的番号，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这样，就把这支滇军与云南的关系完全割断了。

二十四日，李烈钧到军政府找到了岑春煊，十分气忿地质问军政府，对桂系消灭驻粤滇军的阴谋，为什么要表示同意！这位傀儡总裁只得空言敷衍，因此李烈钧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离开广州，准备集合滇军反抗改编。同一天，李根源在桂系支援下，也由广州回到韶关，劝告滇军服从改编。二十六日，唐继尧电请李烈钧责成滇军第三师官兵拘捕新任师长杨晋，并即就地正法。这时，北江滇军显著分化，除一部分留在韶关表示服从李根源外，大部分接受李烈钧的密令，由韶关向始兴集中，准备以武力抗拒改编，因此广州的局势十分紧张，桂系宣布了戒严令，粤汉路火车停开。二十八、九两日，桂军沈鸿英部在新街、太平市一线布置作战任务，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李福林等部也在桂系强大压力下出发布防。

北江二李之争，岑春煊感到惶惶不宁，便派刘德裕为代表，沿途追赶李烈钧，将他劝回广州。二十六日，李烈钧行抵花县属之平山镇，即向源潭出发，当天到达花县的刘德裕没有联络得上。三月四日，李烈钧通过重重难关行抵从化县属之麻墟，才接到军政府派员前来调停的电报，他表示愿意接受调停。

从三月上旬到中旬，滇军两部在韶关、始兴之间曾小有接触，于最滇桂两系相互笔战，云南省议会、各团体及云南全体军官先后通电申讨李根源，对莫荣新也表示了不满的态度。由于岑春煊出面调停，莫荣新表示让步，承认恢复滇军的名义，改派不愿改编的杨益谦、鲁子材为驻粤靖国军第一军总、副司令，两部均移驻湖南边境，军饷仍由军政府负责，但须接受军政府陆军部的指挥。三月二十五日，北江战斗停止。二十七日，岑春煊亲自到韶关迎接李烈钧，李烈钧答应由始兴到韶关与岑相见后，即偕同回到广州。三十一日，岑忽然接到伍廷芳从广州出走的消息，不禁大为吃惊，他来不及等待李烈钧，就先回广州去了。

三　孙中山辞去军政府总裁。唐继尧揭露岑春煊秘密求和。伍廷芳携印出走，军政府解除其所兼外交、财政部长两职

早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军政府改组案成立，由单一的大元帅制改变为合议形式的总裁制以来，军政府实际上是桂系一手把持的傀儡机构，七个总裁只有四人行使职权[2]，而主席总裁岑春煊就是一听命于桂系的政治工具。但是，所有未在广州的总裁，仍然派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所以这个破碎不全的军政府仍能保持形式上的完整。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之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十一日，广州国会开会议决挽留孙中山。从这时起，广州旧国会政学系与照霞楼[3]两派议员的斗争更加尖锐。照霞楼策动第二次改组军政府，首先提案查办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杨是政学系的内幕军师之一。随后，照霞楼又建议撤回南方议和总代表，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对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照霞楼议员提出了不信任主席总裁一案，岑因此忿而辞职。由于政学系不得人心，旧国会各党派又与国民党联合起来，改组军政府一案得以通过。九、十月间，军政府和国民党占有优势的旧国会，已经处于对立的地位，军政府的命运摇摇欲坠。

这一时期，滇桂两系军阀仍然合作，所以唐继尧、莫荣新、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谭浩明纷纷通电挽留岑春煊。

前节已述及，一九二〇年年初，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关系破裂，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此时局势为之一变，滇系与国民党有了新的结合，桂系陷于孤立。国民党决定以云南为新根据地，将国会移往昆明，并在云南组织新的西南政府。当北江滇军问题发生的时候，广州国会议长吴景濂、林森秘密由广州到香港，旧国会议员也一批一批地前往香港集中。

同一时期，唐继尧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相约，两面进兵夹攻桂系，因此粤军回粤之谣盛传一时。陈炯明已与福建督军李厚基秘密妥协，并与亲桂系的滇军军长方声涛部在粤闽边境发生冲突。桂系仇视粤军也日益露骨，粤军在广州东堤惠州会馆设有驻省办事处，莫荣新派兵前往搜查，少数军火被提去，粤军驻省代表邹鲁逃往香港。以上情况说明：南方军阀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快要爆发的阶段。

三月二十四日，唐继尧揭露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和平的内幕，把南方的政治危机引向高潮。原来，从上海和会破裂以来，南北军阀从来没有停止过秘密议和与直接议和，北洋军阀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五项建议，这个建议是由李纯发起并取得曹、张两人的同意的。其条款如下：（一）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中央（指北京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两个新法案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二）西南各省取消自主，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三）成立弼政院，由中央聘请弼政八人，南北各四人，下设参议十六人，均由中央任命。（四）民国六年以后中央与各国所订条约及其附件，均交弼政院审议，如认为有损国家主权，应由中央向各国交涉废止或修正之。（五）事实问题（指各省军阀的地盘地位），由中央与西南各省直接商洽，如未能取得协议，由弼政协商解决之。三月十一日，岑春煊将上述各条密电西南各省当局征求意见。唐继尧因为北江滇军问题怀恨在心，便于三月二十四日用明电揭露出来，并称此项办法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应重开和会决定一切问题。这个电报发表，国民党一致指斥岑春煊既未征求国会同意，也未提交政务会议，甚至同处一室的伍廷芳也被瞒在鼓里，是一种个人独裁和出卖上海和会的不法行为。岑春煊则辩称，他仅照转北方军人的来电，并未附以己意，不算违法。

伍廷芳虽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但他并不事事听命于孙中山。他是坚决主张团结西南以便共同对抗北洋派的，每次政潮发生的时候，他都是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他与岑春煊意气不相投，从来很少接触。留在广州的总裁有岑春煊、伍廷芳和林葆怿三人，可是林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岑也不出席政务会议，所有出席政务会议的，都是各总裁所派的代表，政务会议徒有其名。为日既久，头等代表也都懒得出席，于是又派次等角色充当，一切问题都由岑一人决定，岑又以桂系的意见为从违。伍廷芳对此深为不满。一直到滇桂两系决裂，国民党准备拆军政府的台的时候，伍才决定脱离军政府，乘岑春煊不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不告而到香港。

伍廷芳的出走，使军政府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装饰品，从此岑只能唱独角戏了。三十一日，他惊慌失措地由北江赶回广州。更重要的是，伍以总裁而兼外交、财政两部部长，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百分之十三的关税余款交与南方军政府使用以来，根据协定，这笔税款指定由伍出面领收，现在伍携去了这笔税款，而今后领款无人，因此单从财政上着想，岑也不能不把伍追回来。

岑派人携带亲笔信到香港，信中讲了许多好话，可是伍坚决不肯回来。四月八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军政府发表公报，谴责伍廷芳弃职离省，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并称：西南分得关税余款，由伍经手领收五次，共收到三百九十余万元，除支付外，应存一百八十余万元，均被伍带走。现在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法应付。兹经政务会议议决，免去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携印出走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的时候，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四月十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长的全部职权。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同时，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这在国际间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情。

四　国民党议员纷纷离粤赴沪。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军政府撤换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安福系迫切希望上海和会达成协定

四月一日，广州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也出走到香港，临行前号召国民党议员一律到香港集中。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的指挥下，将两院卷宗打叠好，分批运往香港。四月三日，岑春煊派宪兵搜查两院，才知道国会重要文件早被搬走，因此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六日，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变志违法，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

国民党议员在香港举行会议，有国会迁沪和迁滇的两种不同主张。主张迁沪者认为，上海是皖系军阀的地盘，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不会干涉国会在沪自行集会。反对迁沪者认为，国会是被皖系军阀强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而北京安福国会又是皖系一手所制造的，皖系不可能表示支持旧国会的态度，因此主张国会迁往昆明。但是反对迁滇者又认为，唐继尧虽在反对桂系的共同点上表示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也是个夜郎自大的人物，未必欢迎国会迁滇，而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在政治上也难产生广泛影响。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得上风，由伍廷芳就所携关税余款发给议员到上海的旅费，每人二百元，另汇一百万元存上海汇丰银行为国会迁沪后的制宪经费。孙中山、唐绍仪担任另筹一百万元支援国会。四月八日，吴景濂先往上海筹备国会在沪开会，国会存款五十余万被他带走。

截至四月上旬，到沪旧国会议员已有二百人左右，拟先召开两院联合会。到沪议员和留粤议员互相攻讦对方“通敌违法”。留粤议员仍有三百余人，政学系议员建议如果人数不足，可以改开非常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以代日益没落的军政府。这个办法正是从孙中山方面学得来的。

旧国会解体正中北京政府的下怀。徐世昌、靳云鹏等认为直接交涉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主张撇开上海和会，直接以军政府为对象，根据李纯等所提的方案五款，再加入一款，即“善后大借款如果成立，应依关税余款分配西南之比例，以百分之十三分配西南”，作为谈判基础。说也奇怪，以前极端破坏上海和会的段祺瑞，此时忽又变成了上海和会的极端拥护者，公开表示一切问题应由和会解决，而皖系健将、上海的“东道主”卢永祥也变成了旧国会的“好朋友”，建议新旧两国会合并起来在上海共同制宪。留在上海无事可做的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此时也变得活跃起来，乘机收买旧国会议员，而旧议员奔走其门者亦不乏人。

广州自国民党人纷纷出走后，军政府门前更加冷落，但桂系军阀完全不以为意。李烈钧因不明广州真相，已于四月二日回到广州，当他看见国会和军政府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深悔不该再投火坑，而岑春煊以前所许诺的滇军发饷移防的话，这时也借口关税余款被伍廷芳席卷而逃，不能兑现。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此。四月十三日，改编为边防军第二旅旅长的李根源部将赵德裕，借口追查逃兵，带兵包围参谋部，先放枪示威，然后入内搜查，但是并无所获。参谋次长蒋尊簋因此忿而辞职。就在同一天，警备队队长进入赣军司令部大肆搜索，不知所云而去。这两处都是李烈钧常到的地点，因此李烈钧逃往海珠海军部以避其锋。四月二十七日，他秘密逃到香港，五月三十日由港抵沪。

四月十六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唐继尧已于十四日通电否认军政府政务会议的效力。按照军政府的组织条例，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总裁出席方为有效，现在广州只留下岑春煊、林葆怿两人，而林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当然不应有效。这个消息传到广州，在岑主持下的政务会议还强词夺理地说，孙中山已经辞职，唐绍仪始终未就职，所以军政府总裁实际上只有五人；现在站在广州军政府一边的有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三人，仍为多数，因而是合法的和有效的。

其实，岑春煊及其党徒也因军政府“门庭衰落”，主张索性把军政府改组为桂系军阀清一色的政府，补选广东督军莫荣新、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裁，但是清一色毕竟不太雅观，而莫、谭之流又以“不敢与长官（陆）并驾齐驱”为词，因此五月四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代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熊、刘两人是四川和贵州的军阀，选上了他们，显然具有分化滇系的另一作用。

另一方面，到沪议员在上海召开国会的计划也难于实现，又因军政府派人对伍廷芳提起诉讼，伍所汇到的汇丰银行存款被判决假扣留，也使国民党受到一定的打击。五月四日，到沪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的军政府和国会。

六月二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云南代表在孙宅举行会议，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也都被邀参加，会议决定由孙、唐、唐、伍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并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恢复和谈。当天唐绍仪备有公函送达王揖唐，这是唐绍仪与王揖唐直接通函并承认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的第一次。

六月六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一）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二）通告北京政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裁资格业经取消。同日发出鱼电称：“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和平条件，不能发生效力。……上海租界内所称之军政府，除唐继尧未辞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业于八年八月间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间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宣告免职，另行改选。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

说也奇怪，以前安福系对上海和会极尽破坏之能事，对国会问题是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的，此时他们的态度为之一变。新旧国会合并制宪的意见，就是他们借卢永祥的口提出来的。而唐、王二人在直接通函的一天就相互拜访，谈得极为融洽。以前视若路人，今日亲如旧友。双方虽未开议，但都准备尽可能本着互让的精神，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使协定能够迅速成立。段还直接回答孙、唐、唐、伍四总裁一电，赞成恢复上海和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

但是，徐世昌对这个上海和会表示了极端冷淡的态度。六月七日，他叫国务院致电王揖唐，提出四项质问：（一）唐绍仪之总代表，原系军政府委派，今唐绍仪否认军政府，则唐总代表之资格是否存在？（二）沪上本非西南范围，孙、唐、伍诸总裁或久已辞职，或现已离任，此时仅以私人资格就沪上私邸集议，举凡议定各端，是否确能发生效力，西南各方对于此项集议是否一致赞成？（三）孙、唐、伍诸公既否认两粤机关，将来沪议有成，两粤能否一致奉行而更无激抗之举？（四）唐总代表上年所提七条，中央迭次抗争，和议因之中梗；今少川（唐绍仪）宣言仍以七条为据，遽与开议，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以上统希核复，再酌应付。

十分明显，这是徐世昌不以上海三总裁及唐绍仪为议和对象的露骨表示，这个表示与安福系迫切希望上海和会早日达成协定的目的完全相反。因此，七日下午，安福系推出议员二十余人见徐，质问对上海和会的态度，而徐也就公然拿出对付各省请愿代表的态度来对付他们，一概不予接见。这样一来，气得这些议员老爷们大骂徐世昌轻视国会，破坏和平，一定要当天见面，否则决不撤退。一直纠缠到夜晚十时，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才跑出来作揖打拱地说：“今天元首抱病，请诸位明日再来”。

六月八日，安福系骨干在太平湖开会讨论上海和会及应付徐世昌的问题。曾毓隽认为，徐世昌仅以岑春煊为议和对象，不支持上海和会，便是破坏和平，建议由国会弹劾破坏和平的总统。经大家讨论后，觉得弹劾总统究竟不是明智之举，如果不能通过，反而示人以弱，因此决定推两院议长入府质问不重视上海和会的理由，并由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继续开议，以便早日达成协定。

当天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田应璜、刘恩格会见了徐世昌。徐向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一）政府对王揖唐并无不信任之意；（二）军政府发生内讧，政府当然可以置身局外；（三）军政府改派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政府尚未承认。

这个时候，湖南和四川的战争已经发动，直皖两系的战争也已箭在弦上，一切问题将由战争来解决，大家对上海和会翻云覆雨的把戏也就不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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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济是陆荣廷的干儿子，所统的军队名为粤军，实系桂军。

[2]　军政府七总裁，孙中山已赴上海，唐绍仪也在上海担任议和总代表，唐继尧在云南，陆荣廷在广西，留在广州的只有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人。陆荣廷委派莫荣新代表出席，所以桂系方面认为行使职权的总裁共有四人。

[3]　照霞楼是国民党议员的宿舍，因此成为国民党议员的一种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