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士珍内阁成立。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两路进兵湖南。主战派迫冯下令讨伐西南

汪大燮仅仅承认代理总理一星期，所以冯又去找王士珍，要他实践诺言组织新内阁。王认为在这短短时期一再转手简直如同儿戏，如果接受组阁，仍然不能避免“卖友求荣”的骂名，也断乎不会取得段的谅解。他劝冯不要急躁，承认代冯物色一个能够维持较长时期的内阁，并且说，如果一定要强人所难，他就只得避往天津，闭门谢客。

王士珍所去找的也仍然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大人物”，而一切条件没有改变，那些大人物也还是“敬谢不敏”。冯急了，劝他不要白费气力，自己先到陆军部接事再说。

原来一直到这个时候，王士珍还没有接任陆军总长。他认为接任陆军总长也会引起段的不满。自然段也不好再到陆军部办事，因此陆军部成为一个无人负责的衙门。

事情出人意外，段忽然亲来拜访王，劝其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陆军总长。王才装出十分勉强的样子，答应到陆军部“看几天大门”。

同一时期，冯指使北京军警推举代表到王宅请愿“聘老出山组阁，以固北洋团体”。

十一月三十日，冯又亲自到王宅劝驾。回到公府后，他发表了派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的命令，并以陆徴祥、钱能训、王克敏、田文烈、江庸、曹汝霖、傅增湘、刘冠雄分任外交、内务、财政、农商、司法、交通、教育、海军各部总长，以荫昌为参谋总长。研究系五个阁员同时退出内阁，亲日派曹汝霖仍然留任交通总长。十一月五日又任恽宝惠为院秘书长。

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弄不明白，既然没有人敢于接受段的职务，为什么他自己反去邀请汪大燮代理内阁总理，又去邀请王士珍接任陆军总长？原来段已经知道冯下决心要免他的职，如果坚持不走，就会弄得丧失颜面。如果引起决裂，冯有“拱卫军”这支武力，北京又有外交团，这些情况对他都是不利的。他决定转移阵地，以天津为鼓动政潮的大本营。他早已派徐树铮北到奉天联络张作霖，南到蚌埠联络倪嗣冲，并且曹锟已被吸引到主战阵线来。这些力量已经组织好，随时可以发动。

王内阁成立的一天，曹锟、张怀芝都在北京。第二天，他们忽然结伴到天津去。这时候，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的代表都已齐集天津。十二月二日，以曹锟、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在孙家花园举行会议，这是徐州会议以后督军团的复活。这次督军团会议除长江三督未派代表外，各省北洋军阀几乎全部都有代表参加，所以这次会议比徐州会议的规模更为浩大。徐州会议是徐树铮从中煽动用以反抗黎元洪的，而这次会议也仍然是徐树铮在幕后主持用以反抗冯国璋的，所不同的，只是地点由遥远的徐州改到天津来，曹锟代替张勋做了督军团的盟主。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方主和派两个问题。会议期间，皖系机关报特地发出梧州会议的消息，据称梧州会议议决：（一）迎黎复职，（二）促冯下野，（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督军团看了这个消息，都在会议上磨拳擦掌，大声喊叫，认为西南方面欺负北洋派太甚，一定要给他们颜色看，出出这口恶气。曹锟气鼓鼓地表示：“我愿战至最后之一人！”

事实上，梧州会议是在十一月十日举行的，这是过时已久的“旧闻”。梧州会议压根儿没有议决这些条款。不言而喻，这是皖系政客凭空捏造，用以激怒北洋派和离间直桂两系的假消息。

天津会议决定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领军队由京汉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领军队由津浦路南下，通过江西进攻湘东。关于各省出兵的分配，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两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关于军费，决定由出兵各省自行担负。

这次会议与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前无论在袁政府时期或者在段政府时期，每逢讨论到进攻南方的问题，总是摇旗呐喊的多，自告奋勇的少，而在出兵之前，一定要向北京政府要挟巨额军费，即使军费到手，也仍然迟迟不肯出发。这次自愿出兵，自筹军费，看上去真是“敌忾同仇”，有声有色，颇有与南方一决雌雄的气概。

关于对付北方主和派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付总统和内阁的问题，他们并不采取独立的方式，而是采取变相独立的方式，用实际行动来打击主和政策，以达到瓦解北京政府的目的。他们也并不直接打击冯，却集中火力打击冯的助手李纯，骂他是北洋派的内奸，一致“鸣鼓而攻”。会议决定，以到会各省代表全体名义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旅“援闽”[1]，今后能否与北方各省采取一致行动。

李纯在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下，发出表明心迹的江电（十二月三日），否认阻止冯旅“援闽”，承认催促冯旅即日由浦口开往上海，再由海道开往福建。李纯表示服从北洋派的公意。关于报上所登的梧州会议消息，李纯发出江电，质问陆荣廷有无其事。陆荣廷微电（十二月五日）回答说，完全是无稽之言。李纯又把这个电报转报北方各省。李纯在南京托病谢客，表示消极，但暗中仍和桂系及桂系的代言人岑春煊保持联系。

王士珍是皖系的另一攻击目标。皖系机关报对王内阁大肆调侃，段又嗾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运动。经不起风浪的王士珍，便又向冯表示求去。

冯也被主战派的气焰吓得心神无主。他派段芝贵到天津，询问督军团的最后意见，究竟对西南是否可以谈判和平，或者必须出于一战。如果可以谈判和平，应当提出哪些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如果必须出于一战，各省能够出兵多少？

段芝贵带回来的答复是，必须根据以下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一）南军退出长沙，（二）解散非常国会，（三）取消军政府，（四）西南各省的督军、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命。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和平条件，而是叫西南无条件投降。

十二月六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十人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

天津会议时期，皖系急进派本来还有“军事倒冯”的一种鼓噪。由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就竭力制造紧张空气威胁冯，并且决定迅速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以便达到“合法倒冯”的目的。

二　桂系要求北京政府下停战令。北京政府派出一二两路司令

北军退出后，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先到长沙，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叫他“扫径以待联帅，勿得发生何种名义”。随后程潜到了长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任湖南省长，谭浩明也有电报叫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十二月八日程潜解除省长兼职。十二月十七日谭浩明到长沙，十八日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以前谭延闿下台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只等桂军援湘，驱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桂系军阀从来就是主张谭延闿复职的。赵恒惕在当时是拥谭将领，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赵恒惕首先到长沙，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局势，省议会催促谭复职或者通过选举的形式再选他为督军，所以程潜来电制止产生何种名义。随后程潜到了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督军的目标太大，留待“联帅”进省再行决定。不料谭浩明到省后，竟然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桂系反对国民党系程潜[2]主持湖南军政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并不欢迎谭延闿回湘，这就显然要把湖南划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大部分湘军将领也不拥戴程潜。这说明了在南军占领长沙的时期，湘军内部和湘桂军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和睦的。

桂军为保全两广之门户而援湘，但是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当时岳防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而不进攻岳州，可以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妥协。湘军则认为岳州不夺回，长沙也守不住。这是占领长沙后湘桂军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谭浩明毫不考虑湘军的意见，竟然与王金镜成立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的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使得谭浩明难于应付，因此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北军。桂系不是不知道曹锟否认列名于四督主和的巧电，并已转变为北方主战派的大头目，却仍把他列入直系四督，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动作。何况在北方主战派占有优势的局势下，叫北军自动退出岳州，就更加幼稚可笑了。无怪皖系调侃桂系说：“你们没有资格讲话。如果要讲话，请你们先退出湖南。”

这是督军团举行天津会议以前的事情。当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3]，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冯暗示这是他所能为力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进兵。

桂系对此虽不认为满意，但也并未表示拒绝，只是一再催促冯下停战令，以便实现和平。没有等待北方停战令的发表，十一月二十六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二十八日谭浩明据以发表，不许湘军继续前进。陆荣廷又致电直系四督说：“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已经拟就，忽然接到天津会议的消息，便又搁置下来。随后主战派十人联名电请发表对西南的讨伐令。十二月七日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却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这一措施比他原来的意见又进了一步，是回答督军团拒绝下讨伐令的表示，同时也是回答桂系接受了他们所提出的恢复傅良佐督湘以前的局势的要求。

北方主战派对这个命令置之不理，仍然调兵遣将准备进兵。冯派段芝贵第二次到天津，劝告他们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回答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你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十二月十五日，冯邀请王士珍、段祺瑞到公府举行三人会谈，希望取得一致意见，以避免北洋派直、皖两系各走极端的危机。王士珍在会谈中两面敷衍，言词不着边际，段祺瑞则公开表示除下讨伐令外别无办法。冯本来想在会谈中以两对一的优势说服段，不料他的助手不中用，而他自己反被段吓倒，十六日发表电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司令。

委派两路司令，不采取总统“命令”的形式而采取“电令”的形式，这是冯搜索枯肠想出来的一个避重就轻的办法。他认为总统命令是不能出尔反尔的，而“电令”随时可以变更。这样，就可以应付主战派，同时也不致使南北和议之门完全关闭。其实，这是在公文程式上绕圈子的一个可笑的办法。总统命令也没有什么庄严性，以前“放空炮”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现过。特别可笑的是，不下讨伐令而派出两个讨伐司令，这又怎能作出解释呢？

这个电令发表，曹锟、张怀芝立刻要求南征军费各二百万元，各省北洋军阀也在对南用兵的幌子下，纷纷催索军饷，截留税收，招兵买马，以扩大自己的武力。这完全揭穿了天津会议所谓各省自筹军费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冯的让步还不止此。十二月十八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下了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这一措施意在与段重行划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处理，对内问题由他自己主持，希望彼此各得其所，和平相处。事实上冯所争的只是对内问题的权力，在对外问题上，他并不反对段的亲日卖国政策，即使有时反对某些作法，也是因为牵涉到对内问题而引起的。

这个时期，日本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共同出兵俄国的要求。以前日本政府曾与段内阁约定，中国对德宣战，不必出兵到欧洲。这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俄、德单独媾和之说盛传一时。日本准备对俄出兵，乘机侵占西伯利亚，于是自食其言，又要求中国出兵作为它的仆从军。

段对出兵国外并不感觉兴趣。但是一方面，出兵与否他没有丝毫自主的权力，只能让主人牵着鼻子走，而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对外出兵之名，从日本取得更多的借款和军火，编练一支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的参战军，以供内战之用。以前袁世凯鉴于北洋派的骄兵悍将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难于一手控制，因此在北洋派以外编练“模范军”作为自己的新建武力，现在段也想编练“参战军”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冯的目的，本来想把段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而结果适得其反。参战督办并不隶属内阁，他所作出的决定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执行其亲日卖国政策，因此，形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从军事、外交一直管到内政的“太上政府”。

从参战机构成立的一天起，内阁名存实亡，冯以前所做的逐段下台的一切努力，都化归乌有了。

三　冯发表停战布告。主战派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长江三督拒绝客军假道

以前直桂两系互相约定，直系在北方推倒段内阁，桂系在南方推翻军政府，后来又约定取消北方的临时参议院和南方的非常国会，另行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选举冯、陆两人为正副总统。在直系推倒段内阁以后，北方主战派仍然十分嚣张，直系不能控制北方全局，所以桂系对于取消自主和推翻军政府两件事情不能不有所观望。

现在冯在主战派要挟下讨伐令与桂系要求下停战令之间陷于左右为难。看上去桂系的态度比较和善，所以他通过李纯竭力劝陆荣廷取消两广自主。他认为两广取消自主，主战派就师出无名，南北和局就可能实现。

桂系从来没有做过拒绝取消自主的表示。他们所反对的段内阁已经倒了，自然可以取消自主。问题在于段内阁名虽倒而实不倒，随时可以再起，而主战派正在布置向南方进兵。桂系要求北京政府先下停战令作为北方不进攻南方的确切保证，然后召开南北和会，达到南北统一。陆荣廷向李纯表示，只要北军从岳州撤退，桂军也可以从湖南撤退。

直桂两系之间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先取消自主、后下令停战或者先下令停战、后取消自主的程序问题。

为了又一次测验桂系有无诚意取消自主，十二月二十一日冯下令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他已经知道陆荣廷决定提升广西督署参谋长李静诚为广西省长。命令发表，桂系并不反对，李静诚还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长。这是桂系可以取消自主的一个暗示。同时，陆荣廷、谭浩明通过李纯不断催促北京政府下停战令。

桂系不但先下了停战令，还间接表示了决不继续作战。谭浩明在回答汉口、南昌两商会的电报中强调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江西。同时，王占元也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防司令。一切迹象表明，在此时期，直桂两系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两系希望“和平混一”日益迫切。十二月二十五日，冯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为。

冯不下停战令而发表停战布告，又是在公文程式上绕圈子的一种手法，一方面向桂系表示接受了他们请下停战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北方主战派解释停战布告与停战令有所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仍然应当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前主和派所发表的“先和后战论”的一个实践。

但是，两路出兵的电令并未收回，又发出停战布告，他对这个矛盾却没有进行解释。

尽管停战布告并不等于停战令，桂系仍然感到相当满足，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来，以便举行南北和议。十二月二十八日，陆有勘电致西南各省，声明他对国会问题毫无成见，“请从多数取决，但期早日召集”。这个电报不打给孙中山，是把孙中山看作无足轻重，准备不在南北和会中给以一定的地位。这个电报又说明了桂系求和心切，把“护法”“护国”的旗帜扔在一旁。

十二月三十一日，北方主战派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人发表世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电报说：“旧国会两次召集，两经解散，成绩无闻，名誉失坠，万无恢复之理。请我大总统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提出之选举、组织两法剋日议决施行，以为召集新国会之张本。”

这个电报表面是对南方示威，真意却是对冯示威，因为南方实力派并不坚持恢复旧国会，没有对南方“大放厥词”的必要。可是冯打算在南北统一实现、旧国会与临时参议院同时取消之后，根据旧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再由这个新国会进行总统的选举。根据这个计划，新国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举，皖系不能加以控制，也就不能达到“政治倒冯”的目的。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企图利用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利用南北不统一的局势，一面在北方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一面用指派的方法包办西南五省的选举。因此“政治倒冯”与用兵西南是不可分割的全面计划。这个电报正是根据段的意图而发出的。

电报说：“过渡时期，根据约法，以参议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立法机关有立法权也有选举权，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警告冯不要推迟新国会的选举，否则临时参议院也可以选举临时总统，以终止冯的代理职权。

这个电报列名的人更多。其中有些是两面倒的分子，也有接近直系的分子被拉列名的，并非出于本心。

为了回答皖系的政治攻势，长江三督联名发出支电（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冯又让步同意一俟临时参议院通过关于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即可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他的代职期还有九个多月，他争取在这个时间内实现南北和议，如果能够实现，临时参议院所决定的法案当然可以宣布无效。

这时，主战派对冯的停战布告置之不理，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出兵。曹锟派吴佩孚[4]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这两路人马都必须通过长江三省。如果任其通过，不但主和计划受到破坏，而且军事通过还会带来“伐虢取虞”的危机。因此，李纯和陈光远都指使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假道。这是间接表示态度的一种作法。显而易见，如果主战派的军队不顾及这个因素而强行通过，就会受到迎击，演成北洋派内部的战争。

王占元所处的地位比较困难，因为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他不能露骨地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乃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无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出战区之外。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的局势几乎越出了南北战争的范围，形成了直桂两系联合起来对抗皖系和主战派的一种斗争。

四　孙中山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龙济光残部反攻广东大陆

北方直皖两系针锋相对的时候，南方桂系与国民党也在进行紧张的斗争。

十一月十五日，孙中山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督军的驻地——以驱逐陈炳焜，因程璧光不同意而未实现。十一月三十日，新任督军莫荣新前往江岸迎接来自上海的伍廷芳，被人行刺未中。地方派军人也与桂系发生磨擦，省长李耀汉以辞职为示威手段，国民党程璧光等乘机推胡汉民继任广东省长，但是警卫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更动省长，李耀汉又于十二月一日自动复职。李耀汉以肇庆为大本营，俨然自成一国，与在广州的福军司令李福林、警卫军统领兼警务处长魏邦平等联结一气，桂系没有力量制服他们。

驻粤滇军也发生了分化。唐继尧在四川作战不利，下令调动这支滇军先开回云南，准备再把他们投到四川战场上，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置之不理。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是福建人，想向福建发展，已经移驻东江，准备协助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福建。同时，滇桂两系军阀互相争夺这支滇军的领导权，唐继尧委托李烈钧为驻粤联络员兼驻粤滇军统帅，桂系也委托与滇军有历史关系的李根源督办北江防务，这又增加了北江滇军内部的复杂性。

北方直系不止一次要求桂系取消自主，解散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桂系之所以迄未采取行动，一方面由于北方主战派还在张牙舞爪，不能不留以有待，另一方面孙中山并非手无寸铁，下起手来也有困难。桂系虽然向国民党表示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北方，暗中却在勾结西南各省的实力派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以拆军政府的台。

桂系的两面手腕以及向北方乞和的一切动作，使孙中山感到极大忿怒。孙中山除竭力争取地方派军人为同盟军外，还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莫荣新接到各县报告，并不直接向孙中山提出抗议，却通令各县指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六十九个招兵人员被杀。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下，想另求发展，准备自己带兵打福建，桂系又不肯给以物质支援。十二月下旬，又有两个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立刻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决了。这一事件使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拼一下。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派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击，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接到命令后，按照指定钟点开出广州，向观音山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来，莫荣新急忙传令熄灭灯火，避免目标显露，不许开炮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程璧光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同安两舰传达停止炮击，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兵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响应，又接到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两个舰长都受到撤职处分。

孙中山此举并非盲目冒险，事前地方派军人表示可以一致行动，但在发动时却又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程璧光从来反对广东内部破裂，以前不同意炮击观音山，所以这次孙中山事前不再和他商量。事实上，如果各方面能够采取共同行动，桂系在广州的势力并不是不可以被推翻的。

事变发生时，如果观音山的桂军开炮还击，在沉沉夜幕中就会造成广州市的恐怖气氛，可能牵动各方面投入旋涡。莫荣新应付事变的手腕是高明的，他用冷静的态度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第二天，国民党元老和桂系对这一突发事件一致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

莫荣新回答说，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巡阅使请示，第四至第五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

根据这个答案，可以说孙中山所提的五个条件没有一条是被接受了的，但是国民党既然不能以武力变更现状，只得悄悄收兵。大元帅府新任参军长黄大伟发表了一个文告，公开指斥桂系军阀“戴冯拒段，停战乞和”。接下去又说：“督军勇于觉悟，愿意表示歉忱。”事实上莫荣新并未表示歉忱。

一月九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各界人士说明事变的经过。他首先强调“军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果不承认军政府而又不承认北京政府，岂不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随即指出军政府自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不合作，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前任督军陈炳焜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公然说，要听军政府“自生自灭”。孙中山忿忿地说：“他们不是听其自生自灭，而是只许军政府自灭，不许军政府自生！”下面谈到这次炮击观音山的问题，他的语调转为和缓，表示“莫督军既未开炮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但他对军政府今后有无生路还是表示怀疑，因此建议自己统率一支军队北伐，借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他用十分坚定的语调表示：“宁可在外面讨饭，决不再回到广东来！”

莫荣新没有料到孙中山会把这次事变的真相当众揭穿。在此以前，他发了一个布告，把这次事变说成是龙济光党徒的破坏行为。现在证明这一说法是可笑的谎言。九日下午他又补发了一个布告，仍然一口咬定是“龙党造谣生事，冀起内讧”，但又闪烁其词地说：“本督军年已六十余，从戎四十余年，生平无所畏惧。以后如有叛徒扰乱治安，自应立即剿办。倘夜间变起仓卒，尔商民人等应即闭门静坐，以待解决。”这是对孙中山的示威口吻。

莫荣新这种藏头露尾的说法，引起了龙济光的冷嘲热笑。龙济光发出如下的一个通电：“顷接莫代督支日电称，江夜有龙党在省城内开炮，意图扰乱，经派队探剿，天明时匪党四散无踪等语。查敝军出巡，只在阳江高雷各属，尚未开赴省城。如果江夜有人在省城开炮，其势当亦不小。省城为根本重地，军警林立，何至当地毫无捕获，致令四散无踪。莫代督电称系敝军所为，似系于仓卒之间，未加细察。惟济光负有地方之责，筹防未及，致令匪徒滋扰，阅电之余，惶悚无地。省城兵力不敷，如须相助，请即电知，自当兼程前来，以尽职守。”

龙济光所称“出巡”就是反攻广东大陆的一个代用语。自从上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在琼州发出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两广巡阅使”以来[5]，曾用“巡阅使”名义电令两广督军取消自主。随即派兵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数县。这时桂军正在集中力量在潮梅一带与被段收买的莫擎宇以及由福建开来援助莫擎宇的北军臧致平旅作战。等到潮梅收复，广州又发生事变，所以龙军得以长驱直入，进占阳春、阳江一带。

五　浦口的紧张局势。主战派促冯速下讨伐令

北京政府先后派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曹锟、张怀芝为一二两路总司令，显然都是对南方的挑衅行动。因此，莫荣新、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向北京政府提出严厉的质问。李纯也有电报说，西南各省对两段上台极表愤懑。这个电报发表，皖系骂李纯与南方同一鼻孔出气。

第二路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就被驻浦口的冯玉祥旅阻止他们前进。冯旅原是段内阁倒台以前由廊坊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但是开到浦口就停留不进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的幕后人物，此时也到了南京。李纯电请冯国璋准留冯旅在浦口，拨归他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期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重要步骤。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到来。

浦口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注意：如果施从滨师继续前进，战争就要爆发，而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的内部战争。

李纯的备战行动引起了皖系的极大震动和疯狂叫嚣。叫得最厉害的就是以前受过李纯提拔而此时急于要往上爬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在徐州接连发出支（十二月四日）歌（十二月五日）虞（七日）佳（九日）各电，破口大骂西南，并涉及长江三督。他说他早就准备出兵讨伐南方，只因陈光远拒绝假道，不敢孤军深入。他说傅良佐失败是中了主和派的诡计。他又制造谣言伤害李纯，硬说李纯邀请非常国会议员移往南京开会，将在南京组织政府。

皖系报纸在政争中也尽了造谣挑拨的能事，硬说李纯想做副总统，准备迎接黎元洪到南京组织护法政府。又说王占元已经脱离直系加入了主战派，以离间长江三督的关系。有些报纸断言长江三督在今后南北战争中将宣布中立甚至宣布自主。

由于这一切，皖系军阀燃烧着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主和派的两股怒火，电报上经常透出杀伐之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会议决定由十六省区军阀联名电催北京政府迅速颁发对南方的讨伐令。

冯接到这个集体示威的电报，又找王士珍商量对策。王士珍急得摇头叹气，拿不出一点主意来。冯只得自己出主意，当天回答督军团一个电报说：“无论战和，吾北洋派必须同心协力。各省主战者虽多，必俟全体参加，则团体坚强，不至为人所乘。”

这时冯的代表王芝祥，李纯的代表李廷玉都在南宁。他们都奉到命令催促陆荣廷表示进一步的谋和诚意，以挽救十分紧迫的战争危机。陆荣廷正在调回潮梅一带的桂军讨伐龙济光残部，因此又向李纯提出保证：“闽不犯粤，粤不攻闽。”

冯又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矢于宁，希补救远嫌。”李纯十一日通电否认有在南京召集非常国会和组织政府的企图，解释阻止鲁军假道是出自江苏各团体的请求，现已劝告陆建章离开南京。同时，他电请辞职并解除调人责任。

以上措施，仍然不能和缓天津方面的紧张空气。因此冯又补发一个电报说：“西南主张恢复旧国会，闽鄂犹未停战，应如何解决，希研究见复。”这个电报乍看起来，竟然是主战派的口吻，与天津的督军团站在一个立场，要以武力对付西南。但是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这是转移目标的一个策略。西南方面坚持恢复旧国会的是国民党。桂系已将对闽军事移交国民党主持。湖北自主军的行动也与桂系完全无关。由此可见，冯在主战派的威胁下，又准备好一套新策略，万一主战派非打不可，也决不以桂系为进攻的对象，而将战争压缩在一定对象和一定地区内，以保持直桂两系的联盟关系。

六　局部讨伐与全面讨伐的争论。西南当局对北京政府提出严厉质问。北军决定先向鄂西进攻

南军占领长沙后，北洋派的占领区也起了一些骚乱。十一月二十五日，浙军旅长叶焕华、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十二月一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十六日，湖北第九师师长襄郧镇守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宁波的独立，由于浙军内部不合作，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派兵在隔江曹娥开了几炮，自主军将领就逃走了。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他们打着靖国军的旗帜，是想取得唐继尧的接应。

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地位发生很大困难。他是南北调人之―，不肯与西南为敌，但在他的辖境内发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又不便置之不理。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自主军方面，除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以恶言相加。

虽然王占元不拟进攻荆、襄，但鄂西另有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折罪。吴光新的力量并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的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相下，容易被敌方各个击破。王占元既不愿自己进攻自主军，又不愿别人进攻，因为吴光新进攻如果得手，对他更为不利。但他又不能阻止别人不进攻，处境十分尴尬。

荆、襄自主也给谭浩明带来不少麻烦。湘西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自主军打成一片，自主军既然加入了西南体系，谭浩明没有理由加以拒绝。但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为，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同时，湘军迫切要求进攻岳州，谭浩明也竭力加以阻止，如果北军进攻荆、襄，谭浩明就没有理由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他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北军进攻荆、襄，否则南军也将进攻岳州以资报复。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也列名主战派，但他不是正统北洋派，实际上是个风吹两面倒的角色。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这时，直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由于北方主战主和两派在对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一下，观望风色，再决定下一步骤。通过曹锟、赵倜、吴光新三方面的会商，他们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这个计划无法拒绝。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旅长张联升不肯附和，率领所部移驻南阳。石星川本来不甘居人之下，这时也就和黎天才分家，改称“护国军”，企图靠拢谭浩明。黎天才日益陷于孤立，又不断地接到王占元的劝告，就动摇起来了。他把策动这次事变的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旅长阙龙逮捕起来，随即加以杀害，这是一种取消自主的倾向。一切迹象表明，自主军内部不团结，上层领导意志动摇，从外界也得不到滇桂两系军阀的实际援助，所以不待北军进攻，已经呈现土崩瓦解的趋势。

同一时期，北方主战派对冯的压力步步加强，段的党徒又放出空气说，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就不待新国会的成立，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职。冯在无可奈何之际，忽然“计上心来”，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想出了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出路，企图把对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作战的一股热流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从而达到“大事化小”的目的。但是，即使是“局部讨伐”，他也不愿采取“总统命令”的方式，一月十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的方式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这个方式是向南方间接解释，荆、襄自主军本不属于西南体系，而是地方抗命的军队，北军进攻荆、襄是一种“剿匪”行为，与南北和局无关。

为了避免桂系的误会，冯又通过陈光远向他们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的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决不影响南北和局。”自己又出面邀请岑春煊到北京，商讨南北和平问题。

一月十三日，皖系极端顽固分子倪嗣冲接受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当天十六省区军阀发表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解除李纯的“调人”责任。倪嗣冲的到来，就像火上添油一样，主战派的气焰更加高涨，主和派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

受到攻击的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隐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引。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乎所安。”

这个时候，西南方面也就不能不表示态度了。一月十四日，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十二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两路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两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个电报中没有列名。

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想把对南作战的范围局限在荆、襄一隅，既不能取得西南方面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天津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否则他们就会自动讨伐，并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在北京，段芝贵屡次在国务会议上催下讨伐令，胆小怕事的王士珍只求让他下台。消息传出，徐树铮准备召奉军入关，进兵北京，举行政变。总之，以前主战派虽然不断对冯施加压力，但是这样直接冲击，不留余地，要用冯的手重重地打冯自己的耳光，却还是第一次。冯只能在放弃威信与放弃总统之中选择其一。

一月十四日，冯自己不出面，仍叫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他表示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笫二路军可以开往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

主战派仍然坚持“全面讨伐”“只有桂军先退出湖南，我们才可以不进攻”。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又无可奈何地表示：“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去打湖南吧！等到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也不为迟。”主战派又回答说：“不下讨伐令，师出无名。”

尽管冯与主战派在“先出兵后下令”“先下令后出兵”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主战派已经从一月六日日本所垫付的善后借款第二次垫款一千万日元中，分润到一批军费，所以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和代表们都纷纷回去，准备根据会议的决定调兵南下。

* * *

[1]　当时南北双方都有“援湘”“援闽”这类说法，所谓“援”就是进兵的意思。

[2]　程潜、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原来都是属于以黄兴为首的国民党军人，黄兴死后，又都回到孙中山的旗帜下。

[3]　刘人熙在清朝末年做过广西藩台，与陆荣廷有些旧关系。以前湖南人驱逐汤芗铭时，曾因这个关系推他为都督，现在冯也因这个关系想用他做过渡的湖南督军。

[4]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因得罪仇家逃往北京，后来投入第三镇当兵，逐步升任炮兵团团长和第三师第六旅旅长。这次进攻湖南，曹锟派他代理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

[5]　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后，陆荣廷居然有盐电（12月14日）表示“遵令交卸”。但是莫荣新、李耀汉有咸电（同一天）不承认龙济光为巡阅使，莫荣新、李烈钧、程璧光、陈炯明有联名铣电（12月16日）表示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