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美两国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本秘密外交的胜利和美国的暂时退却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这样一来，世界大战最后胜败之局更见分晓，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战在这一时期也就更加尖锐起来。北京政府所表现的府院之争，实际上就是这种争夺战的具体反映。段已经走上了亲日路线，美国则想通过亲美分子把黎拉到美国路线来。二月四日，美国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中立国政府，欢迎它们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二月五日，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响应美国这一号召，以加强中美两国的“合作友好”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是主张接受美国劝告的，这位留美博士幻想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取得一定的地位。黎正因段已靠近日本而自己并未取得外援引为忧虑，自然愿走亲美路线，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

段本是盲目崇拜德国的人，此时走上了亲日路线，而日本与德国为敌，他当然不能再亲德了。关于对德绝交的问题，他要取决于日本的意向，二月九日，以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本野外相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一表示，和它以前的态度有所不同。袁政府时期，英、法、俄三国劝诱中国参战，日本竭力反对，向袁表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自无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必要。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一来是怕中国一旦加入协约国，就使日本在世界大战进行时期不能假借理由侵略中国，而在战后也难于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二来因为袁世凯走的是亲英、美路线，不能由它摆布。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它和段的勾结已经成功，正要利用中国对德绝交进而对德宣战，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它所顾虑的，只是美国要和它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同一时期，国务院密电各省军阀征求对德绝交的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征求意见。他们所得的反映，几乎都是反对对德绝交的，孙中山、唐绍仪、康有为、马君武都反对对德绝交。北洋军阀也和段的意见不同，冯国璋受了孙洪伊等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对德绝交；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也有电报反对对德绝交；此外，各省北洋军阀都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继续维持中立。北洋军阀反对对德绝交，当然德国公使辛慈的活动起了一定作用，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军阀害怕抛弃地盘地位，带兵到遥远的欧洲去打仗。全国在野人物反对对德绝交，是由于反对和侵略中国最凶恶的英、日两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各省省议会及商会等团体，以安定秩序、振兴实业为理由，纷纷通电主张坚守中立。全国人民也都反对卷入世界大战旋涡，认为德国潜水艇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没有必要参加国际强盗相互之间的不义战争。

黎、段所走的路线虽然不同，但在对德绝交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黎派熊希龄到南方向孙中山、康有为等进行解释，段也叫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经常向冯国璋解释，并邀冯到北京面谈。

在对德问题上，内阁内部所采取的步骤和目的也是不一致的，段走的是亲日路线，外交总长伍廷芳则主张紧紧靠拢美国。外交部曾就下列问题询问美国公使芮恩施：（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此外，还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后的各项任务。二月八日，美国公使回答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后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二月九日，段内阁决定向德国提出对潜水艇政策的抗议。当天伍又用外交部的名义答复美国公使二月四日的照会，声明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拟进一步做必要的准备。但段所最关心的是与日本的联系，当天下午，就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做了一些说明，同日也派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做了说明。十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政府表示“友谊”，声明“以后待商之事尚多”。日本外相本野对此虽也表示感谢，但在语气之中不满中国政府未于决定对德抗议之前与日本进行协商，希望今后郑重考虑，同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一切准备。显而易见，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对德提出抗议是由美国主动的，今后进入绝交和参战的阶段，就必须离开美国，完全按照日本的意旨行事。

由于日、美两国互相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两国在中国对德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公使芮恩施曾随伍廷芳谒见黎，讨论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后的义务与权利问题，由府秘书郭泰祺担任口译。根据芮恩施的意见，中国至少应派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以及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的途径解决。日本方面，则向段表示中国尚无出兵到欧洲的必要，应当派遣华工到法国。事实上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参战作为烟幕，由日本派遣教官、供给军火训练一批中国军队，用以发动内战而不用以对外。这是日本与段秘密勾结的主要内容之一。

十一日，段又密电章宗祥，叫他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以便与日本“采取同一之态度”。

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已经在中国找到了可靠的工具，因此“日支亲善”的论调高唱入云，而另一方面，却又利用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的紧张阶段，利用英、法、俄等国迫切希望中国参战的这一事实，通过秘密外交，先后胁迫英、法等国和它签订密约，承认它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二月十六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照会日本外相本野，保证英国政府在将来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以及日本对赤道以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本野也照复葛林，保证日本以同样精神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二月十九日，本野又用同样手段要求法、俄两国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问题的密约，二十日取得俄国的同意，三月一日取得法国的同意。日本对意国的同样要求，是由日本驻意大使与意国外相孙理乐在罗马秘密进行的，也取得了同意[1]。令人惊异的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参战，却把交换条件许给日本，而中国反为被害国；日本政府这种偷偷摸摸的外交，是在“中日亲善”洋洋盈耳的气氛下进行的，这就可以说明，帝国主义对弱国表示“亲善”，除了笑里藏刀而外，不能再有别的东西。

由于寺内内阁采取所谓“对华亲善”策略和对西方国家进行秘密外交，巩固了前任大隈内阁用军事恫吓与外交讹诈所获得的成果，但还留下美国这个缺口。后来也用交换条件把这个缺口填补了[2]。

由于西方国家纷纷出卖中国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又占了上风，美国陷于孤立。为了保持美国的在华势力，美国政府只得暂时放弃对中国的竞争，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又害怕中国完全接受日本的支配，因此向北京政府表示，中国对德抗议后没有必要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引起国际纠纷而美国无能为力；关于中国政府所提参战后中国的权利与义务问题，中国应当多与协约国磋商。这就是说，美国认为中国如果对德宣战而不出兵到欧洲，对美国无利，只能便利日本利用中国参战之名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如果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下一步骤，美国只能推开不管。很明显，所谓“多与协约国磋商”就是表示美国没有勇气因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而过分地触怒日本，希望透过中国与协约国的磋商，间接地取得有利于它的条件。

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德问题上采取了虎头蛇尾的态度，就使黎段两人的外交政策走着两种不同的方向，黎转变为对德绝交与宣战的反对者，段则仍为这个政策的坚持者。

二　冯国璋晋京商讨外交问题。梁启超积极支持段的外交政策。黎段因外交问题引起冲突，段出走天津，经冯赴津劝回。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

二月二十日，冯国璋由南京动身北上，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陪同他到徐州，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了一次会谈。冯表示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与倪、张两人的意见完全相同。火车经过济南，张怀芝也上车迎候，并陪送到德州才折回济南。二十二日到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到北京，黎元洪因为他是初次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到北京的，因此给以盛大的欢迎。请他下榻总统府，但冯要避免与黎过分接近，执意要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到禁卫军司令部答拜。德国公使辛慈知道冯是反对对德绝交的，特在使馆内备有盛宴招待，冯却避嫌不往。

冯国璋的到来，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黎认为冯的意见和他是相同的，而副总统的地位也不能与总统有所立异；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到底是一家人，并且经过张国淦不断地用电报向他解释外交问题，他的意见必然已经有所改变。但冯于二十五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宅与徐、段、王（士珍）三人会谈后，知道黎、段两人的外交政策处于两个极端，从此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而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段却真正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帮手，就是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梁本来也是个亲德派，由于他所依附的段坚持对德宣战，他就“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3]，由一个著名的亲德派转变为极端的反德派。他曾写好一部左袒德国的书，竟因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他的老师康有为曾驰函予以切责。

为了“研究外交问题”，段在国务院组织了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每逢星期一、三、五三日各举行一次[4]，研究对德绝交后的外交问题。段自任会长，以外交总长伍廷芳副之。被邀参加的人有陆徴祥、夏诒霆、汪大燮、曹汝霖、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兆铭、魏宸组等。实际主持人为院秘书长张国淦。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偶然也来参加一下。伍廷芳借口年老多病，经常派他的儿子外交部参议伍朝枢代表出席。段把这批在野“名流”和“外交家”“言论家”组织起来，其目的是用以作为内阁推行外交政策的帮手。该会刚成立的时候，每逢星期日，段邀请参加人员同到公府举行聚餐，想借这些人的口舌迫使黎接受他的主张。这样的聚餐会只举行过两三次，以后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在此以前，段曾派徐树铮以考察陆军的名义到德国观察欧洲战争的局势。徐树铮在途中一连写了七封信都是左袒德国的，段只看了两封，因为不合口味，以后就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

二月二十八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段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倒是首先鼓动中国对德绝交的美国，没有采取积极活动。

三月一日，段率领全体阁员到公府举行特别会议，提出对德绝交的问题。黎认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征求国会的意见。次日，段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同一天，协约国七公使又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劝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三月三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日本政府的秘密节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希望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尾有“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的一句话。这个电稿送到公府来，被黎扣留不发。

三月四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提出辞呈没有参加）到公府，请黎在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并将致驻日公使的电报发出去。黎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不可草率从事。这个电报也要多加考虑。”段听了这些话，脸上立刻表现紧张激动。黎接着说：“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对德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再作决定。”段说：“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此时黎实在沉不住气了，不禁声色俱厉地说：“这样，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有自主权的国家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随着，许世英、范源濂相继发言，范的言词更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他说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在台子上击了一下。张国淦劝范对总统应当平心静气，不要感情用事。段也盛气地说：“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没有法子干下去！”此后黎就像木头人一样，不再开口说话。段也一声不响，半鞠躬退了出来，全体阁员也都跟在后面退了出来。

当天晚上，段没有与黎作别，就到车站乘车往天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到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不好共事。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有特权，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我守在这里干什么？”他不肯听从劝告，悻悻地走上火车到天津去了。

此时公府方面，继任府秘书长的夏寿康从来不问事，黎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都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他们对于对德绝交、宣战问题是否有利于中国，是不愿多加考虑的。黎自然也很想排斥段，只是顾虑到去段以后北洋派会有反感，希望由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三月四、五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深切关怀。陆徵祥被派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何变动。德国公使因黎拒绝盖印引为欣慰，要求面见，黎避嫌不予接见。

五日上午，教育总长范源濂单独提出辞职。黎召见各阁员，吩咐他们照常供职。黎想在阁员中选择一人代理国务总理，冯劝他对这个问题应当多加考虑，并自请到天津劝段回来。黎不以冯亲自出马为然，改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同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告密说，段已经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是非曲直。当然，这是段准备利用北洋军阀为武器借以威胁黎的一种手段。值得玩味的是，各省北洋军阀对段的对德政策虽不赞成，对黎的逐段计划则又表示反对，在没有接到段的通电以前，就纷纷打电报主张挽留段。这样，就使黎去段的意图受到打击。

五日晚间，黎召集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时局。黎请徐继任内阁总理，王继任陆军总长，这两人都极力推辞不肯担任。冯把朱家宝的告密电报闪烁其词地透露出来。到此，黎的勇气被打退了，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向段促驾。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听芝泉（段）主持，我完全没有成见。但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到天津，向段说明只要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依法执行，决不加以干涉。六日晚，段、冯同回北京，冯到公府向黎报告，段回府学胡同私宅。

七日，段到国务院继续办公，即将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同日下午，冯陪同段到公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黎也严肃地听着，没有开口说话。

八日，北京政府将对德绝交的咨文提交国会。同一天，章宗祥来电报告已将节略送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事前不必提出条件。

九日，段在迎宾馆招待两院议员，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说明。

十日，德国公使辛慈以德国政府关于中国抗议德国潜水艇政策的回文送达北京政府。回文首先说，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附以威胁词句，而各国对德抗议并未附有此种威胁，不能不使德国政府深感惊异。回文随即说：“德中邦交素称亲睦。中国于封锁区内并无航业利益，德国所持政策对中国毫无影响。”关于中国抗议文内所提“中国人民因战争而丧失生命者为数不少”的问题，回文回答说：“中国政府并未以关于此项损失之事实及申诉通告帝国政府。帝国政府所得报告，中国人民之丧失生命者，乃系受人雇用在前敌开掘战壕或充当其他军役，此等人已不啻为战斗员。帝国政府曾一再抗议派送华工赴欧。……帝国政府愿极力注意中国之航业利益，虽不能取消其政策，然准备考虑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愿望。”回文末尾说：“中国如与德国断绝国交，中国将失去一最真挚之友人。帝国政府授权驻华公使与中国举行保护中国航业之谈判。”

同一天，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院议员以三百三十一票对八十七票表决通过。十一日，参议院议员以一百五十八票对三十五票表决通过。

三　段积极布置对德宣战。陆荣廷到京。黎积极布置倒段后的继任人选

关于对德绝交问题，段在内阁和国会中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派的阻力。内阁中外交总长伍廷芳和海军总长程璧光都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此时在组织上已经陷于瘫痪状态，伍的主张就是与孙中山的主张不相符合的。伍虽是主张对德参战最早之一人，但与段的路线不同，他看见段一步步地靠紧日本，而且黎、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就想脱身于政治舞台，回到上海研究他的灵魂学。由于黎不肯放他走，因此，段所内定的以梁启超继任外交总长的计划不能实现。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锺秀、财政总长陈锦涛也都属于国民党，但张、谷两人所组织的政学会已经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政学会原是反对对德参战并且一向是接近黎的，但由于他们的领导人参加了内阁，就不便与内阁总理立异，因而采取了随声附和的态度。交通总长许世英属于段党，教育总长范源濂属于研究系，他们的态度自然是不消说得的了。

国会中的党派倾向和内阁阁员大体上相同。但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国会中占有优势的已经不是号称为第一大党而实际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而是比较团结的研究系。黎虽然是研究系前身进步党的名义上的领袖，但是研究系的实际领袖梁启超和汤化龙都是崇拜实力的，此时完全站在段的方面，积极地支持段的外交政策。因此，当国会讨论对德绝交案的时候，除了马君武与李肇甫一度发生口角外[5]，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投反对票的只有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两派议员。

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但对德国侨民做了宽大处理，在各地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律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当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回国的时候，黎还赠给他很多珍贵礼物。辛慈乘车到上海时（三月二十七日），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欢迎，兵士举枪致敬，一切都与未绝交以前一样。北京政府将停付的德国赔款和欠款提存中国银行，荷兰公使公然送来照会，声称他受有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华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俄等国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积极准备下一步的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鼓吹对德宣战。但是，全国各方面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比前更加浓厚，除各地人民团体外，北京政府接连接到康有为的元电（三月十三日）、张勋的寒电（三月十四日）、王占元的谏电（三月十六日），都是反对的意见。康有为断然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已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是为了什么！

一直到这时，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马上接口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投向四座，一眼盯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盯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谘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了。

三月二十七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军阀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二十二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二十四日）。张勋和他是往日在苏元春营中的老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人一样，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不胜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6]，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腔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二十八日谒见黎、段，二十九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帮手，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四月五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四月十日发表命令任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官了。

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四月十八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7]，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淮军军阀、著名卖国外交家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8]。黎原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因这两人都不敢上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大军阀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关于财政总长提名案，四月二十七日通过众议院，五月一日通过参议院。这样一个昏庸腐朽的老官僚而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国会，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总之，在此时期，总统、国会、内阁三方面正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北方政局危机已经面临到大爆发的前夜了。

* * *

[1]　英、法、俄、意与日本成立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一直到巴黎和会时才公开。

[2]　1917年9月，日本以协商对德作战为幌子，派石井菊次郎为赴美特使，11月2日成立石井、蓝辛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作为日本不排斥他国在华通商的交换条件。

[3]　这是梁启超自己对自己所下的评语。

[4]　因为星期二、四、六日有国务会议。

[5]　政学会议员李肇甫说，他以前是反对对德绝交的，而现在也赞成了。亲德派议员马君武大呼“放狗屁”，并且用手杖打李说：“打狗打狗”！

[6]　张勋对贵宾都行跪拜大礼。

[7]　4月18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贿案被免职。起因是，商人柴瑞周等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陈锦涛告发殷次长代商人行贿，商人反过来告发陈总长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笔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此案揭露后，黎亲笔批“交院免职，交法庭”七个字。19日，陈被地检厅逮捕，殷则逃走无踪。

[8]　北洋附属军如姜桂题、张勋等军都是由淮军改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