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醉舟》《回忆》以及《灵光集》中的有些诗一样，《地狱一季》是兰波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本书里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段落，其本身就是散文诗，如果从语境中独立出来，也可以以散文诗的形式单独发表。
1873年8月，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痛苦之后，兰波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并不知道在他7月底从布鲁塞尔回来时还剩下多少内容要写，也不知道他在伦敦完成了多少其中的内容，更不知道在他悲惨的经历之后，又有多少已经完成的内容需要重写。经过对初稿——初稿只有两章的内容——和终稿的比较，我们怀疑他只做了风格上的修改，主要为了简化他的观点，并把非必要的内容删除，而不是对最初的灵感进行修改。
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点毫无疑问——《地狱一季》就是他从4月开始写作的作品，即他在5月给德拉艾的信里提到的“《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在他和魏尔伦一起前往英格兰时，他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三个章节。也许他在后来删除了这三个章节，但这个可能性并不高，否则他不会在成书上标注日期为“1873年4-8月”。因此，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假设《地狱一季》的写作始于4月；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计划与过去一刀两断，放弃所有他迄今为止珍视并以其为基础构筑希望的东西。这一点需要再三强调，因为我们很容易认为他对在地狱中度过一季的想象和对文学告别的行为的源头是布鲁塞尔悲剧。当然，在比利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可能带来了新的张力和痛楚，让他的痛苦雪上加霜。但这本书中悲剧色彩更强烈的一章，《地狱之夜》，却是7月在伦敦写成的。
《地狱一季》由九个长短不一的章节组成，除了第一章《坏血统》之外，每一章都与诗人正在经历的挣扎的某个方面有关。帕泰尔纳·贝里雄在1912年《法兰西水星》发表的版本中，将一首描述基督所行第一个神迹的散文诗作为引子，但这其实并不具有合理性，仅仅是因为它被写在书中一个章节的初稿背面。兰波曾亲自安排过《地狱一季》的出版事宜，如果他确实希望把这首诗作为引子，就会在出版时加入这首诗。德拉艾告诉我们，无论如何，这首诗属于他正在计划的一个系列，题为《逝去时光的照片》。[409]
对于炼金术师而言，坠入地狱象征着坠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可怖的体验，并伴随着心理上的危险：人性可能会完全消散、解体。兰波在《地狱一季》中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种向自身内心世界的坠落，他也遭遇个性解体的风险，但最终他获得了胜利，坚强地站立起来。对炼金术师来说，经历这一坠落的赫尔墨斯秘义者将成为“救赎者”。兰波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救赎者。
对《地狱一季》进行整体上的阐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兰波在书中同时描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他隐去了所有的时间关联。困扰他的各种问题的“主导动机”[410]依次出现、消退，然后在作品后面的一部分中以新的力量再次爆发出来；或者，它们会混合在一起，形成一首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赋格曲。这些问题主要来自精神层面，因为正是因为精神层面的理想导致他采用了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失败也是精神层面，而不是艺术层面上的失败。因此，许多评论家关注的问题——他当时是否还有意继续诗人的生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比前者要重要得多。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对上帝的态度；他过去的艺术理论也和宗教观息息相关。当他发现自己所有的理想和希望都建筑在谬误之上时，他放逐了曾经欺骗他的艺术和哲学观念，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继续做诗人，做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诗人。
《地狱一季》中的三个主导动机分别是罪孽的问题、上帝的问题——他是否有信仰上帝的个人需求——和生活的问题，即对生活的接受。这些问题贯穿作品始终，但诗人只在作品的最后才得出了完整的结论。
在兰波过去的想象中，他曾认为他的艺术让他飞升、进入了超验的领域，但此时的他发现自己进入的并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对他而言，那确实是地狱一季。他的骄傲和自大引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让他在罪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这让他不得不面对有关恶魔的问题。罪孽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真的存在？在灵光第一次出现时，他曾以为善恶树终于可以被砍倒了。
但这只是幻觉，和他看过的所有幻觉一样；因为善恶树向他伸出吸食血肉的枝芽，它们是如此巨大，几乎能毁灭他的存在。“这邪恶自从进入理性之年就将它痛苦的根须延伸生长在我的胸膈之间——这邪恶在上升，在鞭挞着我，它把我打翻在地，把我拖来拖去。”[411]
兰波开始创作《地狱一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彻底地解决善恶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最初拟的标题《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中，这两个标题说明他希望能够回到基督教诞生之前，那时不存在对错之间悲剧性的矛盾。那时，异教徒和黑人仍然能生活在喜悦的无知中，他们对善恶之间的问题一无所知；知识之树那病态一般沉重的树荫还没有遮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坠入黑暗之中。兰波拒绝接受基督教的理想，并希望回到由含[412]的子孙后代统治的真正的王国。[413]“教士啊，教师啊，律师啊，你们押我去审判，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属于这类人，我从来就不是基督徒；我属于肉刑下引吭高歌的那个族类；我不懂法律；我没有道德意识，我是一个粗胚，你们搞错了……”
“是的，在你们的光照下我只能闭上眼睛。我是一匹兽，我是黑奴。但是我可能得救。”[414]
这些都写于这本书创作的早期。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和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发现——这也让他十分痛苦——自己最终还是和其他人别无二致，他无法逃避祖先留下的污点，无法抹去身上受洗的痕迹，西方世界没有人能够消除基督教两千年来留下的印记。他的整个天性、心灵和灵魂都被西方文明所塑造，他曾以为自己已经逃出了文明的掌控。他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的空气，这些都让他吸取被基督教玷污的理想，成为他存在的一部分。早在他被孕育之前，一切就已被决定：他生而为西方人，无论他的愿望多么强烈，他都绝无可能逃避这一致命的污点。基督徒和西方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对罪孽的意识。波德莱尔用他的诗歌来表达忧郁和理想之间的冲突。现在，兰波的作品展现出了对相似的冲突的表达——上帝和撒旦、善良与邪恶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有时会一同出现，混合成一首奇怪的二重唱。我们对波德莱尔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毫无疑问；但我们并不知道在兰波的心中，究竟哪一种声音更强，也不知道哪一边代表了神圣的力量，哪一边是上帝，哪一边是撒旦，就算是他自己也不甚确定。
第二个主导动机来自兰波对上帝和信仰上帝的向往。他对上帝的需要是他天性中基础性的需求；但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接受天主教教义所描述的上帝，在找到能够满足他精神理想的上帝之前，他必将不眠不休。他将自己的一切都赌在对上帝和无限的描述中，他渴望自身能够成为与上帝肖似的存在。当这一信念倒塌时，他只感到困惑和迷失。现在，他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还能重新做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恭顺的基督徒。从始至终，《地狱一季》焦灼地表达了他对找到一个能让他心甘情愿失去自我的宗教的向往，但他无法接受失去个性和自由，渴望“在得救中保持自由”，他的宗教向往因此而减退。他无法简单地归信魏尔伦的信仰；他不愿做上帝谦卑的仆人，也不愿做主那耐心的小驴子。他看到自己心中对信仰的渴求，他高呼道：“我童年所受的肮脏教育，这下我终于弄懂了。”[415]
与信仰天主教的评论家的观点相反，兰波走出了地狱中度过的一季，决心忘记对上帝之爱的向往，不计一切代价坚持个人自由。在书的最后，他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这也是胜利的一部分；尽管他憧憬着放弃，但他没有投降；上帝用全知全能的说服力和神之臂膀的重量与他战斗，但他坚定地站到了最后，毫发无损。虽然后来他的事业证明，这次胜利让他伤痕累累、残缺不全；在扼制上帝的声音时，他也受到了惩罚：他余生的精神世界必将残缺扭曲。
书中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对尘世生活的接受或忍耐。兰波看待和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说明，他从根本上就无法接受生活的原貌，也无法像他轻视的普通人一样生活。《地狱一季》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在尖锐地展现被丑恶所伤害的青春之理想；理想遭遇了丑恶，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因为它还不够老练——还没有经历人生必经的、最苦涩的教训——没有学会妥协理想和原则，并接受次优的选择。兰波也从来没有学会妥协；除了真正的人生之外，他无法接受其他。在他还抱有骄傲、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时，他拒绝被赋予自身的生活；他想要依据自己的意愿来创造生活。他将毁灭一切自然地存在于他身上的东西；他将重建一切、转化生活。因此，他摒弃、拒绝一切对于普通、简单的人类来说令生活变得愉悦的事物——工作、爱和希望。他说道：“至于现已建立的福祉，不论它是否驯服……不，不，我不能。”[416]他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摧毁了一切让他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挣扎，他带着受虐的喜悦，自愿地成了一种新的殉道者。但这一殉道之路最终让他走投无路；不可避免地，他必须怨恨地接受事实和永恒的奴役。他属于奴隶的种族，因此他本就不该诅咒生活。“奴隶们，生活，我们不要诅咒生活。”[417]
兰波的《醉舟》并没有带他进入永恒之海的中心，也没有像波德莱尔的船那样，至少带他航向无边的大海；它只能沿着一个闭环航行，带他回到他所逃避的现实中。他曾以为自己已经逃开，能够反抗现实；这是他最后的港湾，船载着他驶过所有的暴风雨，但还是踏上了艰难的归途。无论他怎么说、怎么想，现实中的兰波从未——以后也不会——有能力接受现实。“已经是深秋！……我们的航船在静止的雾霭中转向苦难之港，朝着沾染了火与污秽的天空下的都城驶去。”
此时的他迫切地需要找到某种哲学意义，让过去的一切变得可以被理解，赋予他周遭的混乱一些意义，为未来指引方向。这一点会在后文中讨论。
总而言之，这些就是兰波在创作《地狱一季》时关注的主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作品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已经抵达了某个确定的终点的人，他也并不是在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脚步、展现这一路上的成就。在开始写作时，兰波并没有抵达任何里程碑或终点；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的痛苦和悲伤，并确信自己过去的人生和艺术都不过是妄想罢了。因此，在阅读《地狱一季》时，我们对诗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们与他一起对问题苦思冥想但又半途而废，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头看这些问题，并放弃一切之前提出的答案。《地狱一季》是兰波人生中的一刻，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这所有焦灼、紧迫的痛苦究竟何时才有尽头。和大多数艺术不同，这一作品并非意在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中，不是“在平静中重拾的情感”。这一点导致了书中不时出现不一致性和某种程度上的犹豫不决；作者本身也并不是总能辨明自己前行的方向。
《地狱一季》的第一篇序诗是整本书的引言，兰波在1873年7月从比利时回到家乡后，在焦灼不安和痛苦的状态下进行了创作。序诗对兰波向过去人生进行回顾的方式和原因做出了解释。文中弥漫着悲剧性的苦涩，对兰波的人生、幻想和妄自尊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带着现下的幻灭和绝望，他回望自己的童年，认为那是在他了解善恶之分前度过的美好、公正的时光。“过去，如果我记得不错，我的生活曾经是一场盛大的饮宴，筵席上所有的心都自行敞开，醇酒涌流无尽。”接下来，他描写了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时的经历：他爱上了美——和艺术——然后，他让美坐在自己的膝上，与她欢爱。对美的激情让他忘记了其他一切。但这份爱被证明是苦涩而令人失望的，于是他转而与她对立，对她进行辱骂。这便是他与传统之美的决裂。他反抗所有曾欺骗他的美好、善良、法律和秩序，他自身成为法。他挥霍了所有青春的财富、信任和理想，把所有的财富都扔给了女巫。他认为自己可以超越他人，他也不需要那些让其他人觉得生活美好的东西；并且，他尝试去过犯罪、邪恶的人生。“我终于使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脑子里彻底破灭。我像猛兽一样跃起，把一切欢喜通通勒死。我叫来刽子手，垂死之际，紧紧咬住他们的枪托。我召来种种灾祸，我在黄沙、血水中窒息而死。灾难成了我的神明。我直直躺在污泥浊水中。罪恶的空气再把我吹干。”但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只能为他带来苦涩。于是，当他在不久之前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他对自己刚从中逃脱的死亡进行了思索；他好奇自己是否再一次找到了通往童年时快乐的钥匙。“我想要寻回开启昔日盛宴的钥匙，在那样的盛宴上我也许能恢复食欲。”他想着，也许仁慈就是这把钥匙。当他在夏尔维勒中学接受宗教教育时，在所有基督教的美德中，仁慈最受称颂。[418]仁慈是神学美德中最伟大的一个，代表着上帝之爱和对邻人的爱，源自我们对上帝和以上帝之形态被创造出来的人类的爱。据说，所有没有仁慈之心的人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引入罪孽之途，因为仁慈是纯洁无瑕的必要条件。仁慈不仅仅是善意和利他。若要进入仁慈的状态，则必须牺牲自身的某些东西，必须自我牺牲，达到克己。兰波曾以为自己即是仁慈，但他发现这也只是他的幻想，和所有其他幻想并无分别。但现在，也许他能够真正获得仁慈之心，这也可能是再次为他打开伊甸园之门的钥匙。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牺牲个人的自由，也没有准备好进入完全自己牺牲的状态中。因此，他说道：“仁慈就是这把钥匙。——这样的灵启证明我是做梦！”他已不可能再回头，因为他不愿抓住这唯一的钥匙。“‘你还是做你的豺狼去……’魔鬼叫着，给我戴上如此可爱的罂粟花环。‘带着你的贪欲，你的利己主义，带着你所有的大罪，去死吧。’”
这首序诗写于1873年7月底。当时兰波已经开始全书的写作，并坚信自己再无被救赎的可能；然而，在这本书完成之前，他还是改变了这一想法。很可能他在选择《地狱一季》的标题时，计划创作的是一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最终成书的内容不同的作品。那些之前意在描述自己关于爱、艺术和哲学的妄想的章节，现在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无法挽回的诅咒；他把所有序诗之后的章节都称为“几页可悲的纸片”，来自“被打入地狱的人的手记”。
这本“手记”中的每一页“纸片”都构成书中的一个章节，每个章节自成一体。第一章《坏血统》是最长的一章，最初，兰波可能意在把它作为全书的核心，它也的确可以自成一体，因为它更为全面，比其他章节涉及更多的内容。单独来看，这一章本身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只有在放入全书的结构中才能看出冲突。兰波在其中对自我进行了剖析，文中的结构也是他努力想要理解自身失败原因的体现。他研究了自己从先祖那里继承的过去和现在，尤其研究了当他被自大冲昏头脑的时期。他认为自己确实是民族之子，是“那个时代最荒谬、最低能的”[419]人。无论他看向何处——在许多前人的经验中——他都发现自己只属于那个低贱的种族。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来自先祖的所有邪行——他们的谎言、欺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懒惰。他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种致命的懒惰；他懒于进行体力劳动，甚至不愿进行智力劳动。迄今为止，他通过无所事事并找到捍卫自己的理由而成功地保持了这种闲散。但这种懒惰只会进一步证明他属于低贱的种族——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一样低贱，永远的低贱。他现有的、令人难以承受的对自己毫无价值的意识代表了他的摇摆不定，是他对过去确信自己是等神的信念的反应。
最明确证明他低贱的信号就是他那无法餍足的对上帝的渴望。无论他做什么、去到何方，他依旧依赖上帝，依赖为拯救人类而死并因此成为人类永远的救赎者的基督，他把人世间所有的罪孽都变成了自己的负担。“我贪婪地等待着上帝。我是永生永世归于劣等种族了。”
他曾试着从低贱的毁灭中逃脱，他追求知识、哲学和科学；所有这些却只被证明是“偏方草药”。他对上帝的渴求无法平息。
有一段时间，他曾想象，如果他能从被基督教渗透、腐蚀的文明中逃脱的话，也许他就能获得自由。自基督降临、福音崇拜起，欧洲就再也没有了希望；也许离开这座“古老的围墙”，归信新的宗教，然后再带着新的活力回归才是更好的选择。他梦想从欧洲腐朽、陈旧的泥沼中逃脱，远航去寻找新的事物。“我现在在阿尔摩里克海岸”——梅林是布列塔尼人——“让都城在暗夜里放出光华吧。我的一天已告完成；我要离开欧洲。海风会熏炙我的肺腑；遥远海外的气候将把我晒成一身棕黑皮肉。……我还会回来，肢体如同生铁铸就，皮色黝黑，眼睛如狂如怒；人们从我的面具将能断定我是出自一个强悍的种族。我将拥有黄金。”
但这一梦想最终消逝，而他也被带回了现实。“现在，我依然是个被诅咒的人，我厌恶祖国。最好是横身躺在沙滩上昏昏入睡。”
对他而言，逃避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希望逃去新的世界，但他尤其无法逃避邪恶这个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继续疲倦地在旧路上流浪，因为罪孽的重压而抬不起头；从他最初的童年开始，这些罪孽就已经在他的生命中生根发芽，现在已经能直达天堂，阻碍他的每一个脚步，压迫着他，扼住他的咽喉。为了获得平静和休憩，他此时不得不接受所有的教义，牺牲自己的自由和信念。“——啊！我被抛弃到这种程度，简直可以向任何圣像奉献出我追求完美的狂情。啊，我的自我牺牲，啊，我的绝妙的仁慈之心！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de profundis, domine！[420]”于是，他过去的讽刺再次倾巢而出，他加上了一句：“我蠢极了，蠢极了。”
于是，他好奇救赎是否会在他自愿牺牲一切后出现。如果他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一切，那就没有人能够再从他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了。即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十分敬慕那些在总是紧闭的牢门之后的犯人；他曾拥有过的一切都已经离他而去，包括他的自由；再也没有什么能被他人夺去了。如果他要像那个罪犯一样放弃一切，他必须拥有比圣徒更强大的力量，只有他独自一人将成为自己力量和荣耀的见证者。
当他回望过去，他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孤单一人，像一个罪犯一样被人们所舍弃；当他看向未来，前路上只有孤独。没有人曾真正地理解他的观念，或欣赏他的梦境；他像圣女贞德和梅林一样受尽迫害。没有男人曾真正成为他的朋友，而和女人产生友谊对他而言更是不可能。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只看见他的邪恶，并不再继续寻找他的品质——没有人曾窥见他的内心。他们只是以邪恶之名称呼他，但他并非邪恶。他的信仰与他们不同，他的梦想也不与他们相同，但他们从未允许过他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希望把他转变成为自己中的一员。这是一个老旧的故事：无知的白人用刀尖抵着那些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人，并为他们受洗。
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所过的人生不过是愚蠢和错误；邪恶是愚蠢的，放荡也是愚蠢的，它们只能为他带来悔恨和病态。也许他会再被允许得到一次机会，去修补所有犯下的错误；也许他会获得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他所有的谬误都会得到纠正，他所有的梦想都会得到实现；也许他将像幼童一般被劫走，“以便忘却一切苦难在天堂中嬉戏”！
带着这样另一个世界可能出现的想法，他的心中再次激起了希望，从那条载着他安全远航的船上——一条像米舍莱笔下那样的船[421]，一条自由精神之船，载着所有航行者前往自由、希望的新世界——天使的声音升起，他们在歌颂着神的爱。“理性在我身上产生。世界是好的。我要祝福生活。我要爱我的兄弟。这不再是童年的许诺，也不是希望逃避衰老和死亡。上帝给了我力量，我赞美上帝。”
这种对生活的暂时屈服，对上帝的神圣之爱的暂时接受，似乎让他肩上的重担突然消失。“激怒，放荡，疯狂，它们的种种冲动和祸害，我都清楚，——我所有的重负都可以解除。让我们清醒地估量我清白无辜的程度。”然而，在信仰带来的平静中，怀疑再一次袭击了他，他的自尊和理性开始反抗。“我说过：上帝。我希望在得救中保持自由，如何求得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他必须独立使用这种理性；兰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性，但又希望保持自己在“良知架起的天使之梯”顶端的位置。此外，在他的心中，宁静和满足的快乐并不能吸引他；他不愿接受它们，也不愿接受那些据说能获得它们的劳动。“至于现已建立的福祉……不，我不能。我太分心，太软弱了。繁荣的生活来自辛勤的劳动，这是由来已久的真理；我么，我的生活不够沉重，我的生活飘飘摇摇，远远地浮荡在行动之上，在世界这珍贵的一点之上。”但当他看见面前这种独立而毫无他人援助的生活中的困难时，他的勇气退缩了；他很明白，他常常十分怯懦，时刻准备好举起投降的白旗，乞求“恩典的一击”来终结他的苦难。“开火吧！对准我开火！对着这儿！要么我就投降。——懦夫们！——我要把我杀死！我要投身到马蹄之下！啊！”
“我会习惯的”为这一章画下了句点。和所有人一样，他将会成长、习惯这无意义的闹剧，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在其中扮演角色。“也许这就是法国的生活，通往荣誉的小径！”
这一章是全书中最长的一个章节，写于1873年的春天，当时他还没有再次回到和魏尔伦的交往之中。这一章展现了书中关注的问题的全面复杂性，但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法。后续的章节对这一冲突中不同的时刻和面向进行了分析。
接下来的一章于6月或7月写于伦敦，一开始的标题是《虚假的转变》，后来改为《地狱之夜》。在开始写作《异教之书》时，兰波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清除了过去，将自己对邪恶的迷恋统统放逐，回到了纯洁无瑕的原始状态中。但这一转变半途而废，和魏尔伦重修旧好后，他又开始吞下那带来焦渴的毒药。[422]就算地狱并不存在，就算地狱只是他的想象，但他确实身在地狱之中。“我相信我已经落入地狱，所以我是在地狱里。”他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智慧，但父母废弃了他所有的努力。通过洗礼，通过让他确信人必须消除原罪，他们将他放逐到自身的地狱中，他们在他身上种下了善恶树的种子，它的根须已经蔓延至他的整个生命。地狱无法触及异教徒，因为他们不承认地狱的存在；异教徒不会受到善恶之争的折磨。
这一章节全文都在疯狂地表达他无法承受的痛苦，并解释了在1873年6月和7月间魏尔伦和兰波在伦敦度过的惨痛的几周内两人之间那剑拔弩张的关系。
我的头皮在干裂。主啊，怜悯吧！我怕。我渴极了，渴极了！啊！童年，绿草地，甘霖，岩石上的碧水蓝湖，钟楼敲响十二点出现的月光……在这个时刻，魔鬼正躲在钟楼上。马利亚！圣母！……我真愚蠢，可怕，可怕。
随后，他过去的生活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的一生不过是几次轻微的疯狂，真是遗憾。”然后，他历数了曾经拥有的所有才能。“我什么本领都有！……想听黑人之歌吗？想看仙女之舞吗？要我也消失隐去，潜入水中去寻找那个指环吗？要吗？我可以变出黄金，拿出疗救百病的药石。”
但所有这些都是罪恶的，而现在，他身处地狱之中，那不仅仅是一个地狱，而是许多个地狱，他的每一个邪行都对应着一个地狱。在神秘学的教义中，地狱有七层——每层都是一个独立的地狱——每层都有一个恶魔，代表着邪行中的一种；这个恶魔的作用就是折磨那些在人世间沉迷于他所代表的邪行的人。除此之外，每一层都会再被分为更小的地狱，里面的恶魔代表着其他的罪行。兰波说道：“我应该有为我愤怒而设的地狱，为我骄傲而设的地狱，——还有爱抚的地狱；一首地狱协奏曲。”
在绝望中，曾以为自己依旧保有自由，仍坚持依附在常识之梯顶端上的他，终于说出来绝望的祷告，望能终结自己的痛苦。“我厌倦极了。坟墓在此，我将要委身于蛆虫，恐怖中的恐怖！……我抗议！拿起长柄叉，叉起来，再滴上一滴火。……还有这毒药，该诅咒一千次的吻！我的软弱啊，人世的严酷！我的上帝，怜悯吧，把我隐藏起来，我支持不住了！”
章节在这里结束：“是火焰，火焰卷着罪人升腾而起。”
然而，随着火焰升腾而起，从火焰的中心传来声音，那是痴愚童女，也是他地狱中的伴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她的告解。[423]题为《谵妄》的两个章节代表着兰波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爱和艺术。在《谵妄（一）》中，通过痴愚童女之口，他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分析；文中不时出现认罪的语言，仿佛是他自己在恳求宽恕，尽管他并不推卸任何责任。这一章的结尾处，他和自己的伴侣一样，不确定迎接自己的将是天堂还是地狱。“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不可思议地消失不见；如果他也飞升到某一处天界，应该让我也知道，让我亲眼看着我的亲爱的心上人得道升天！”[424]
在《谵妄（二）》中，他对自己艺术上的愚蠢和谬误进行了批判，这也是导致他失败堕落的最重要原因。[425]他曾经以为邪恶和堕落是艺术必需的材料，他也可以从中提炼出美。他就像以秽物和腐物为食的苍蝇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的本质。“喜欢琉璃苣的蠓虫小蝇在客栈的小便池上飞舞，快射出一道白光把飞虫驱散！”[426]除此以外，炼金术师和秘仪术士都相信，恶魔和恶灵都寄居于腐烂邪祟之处。
他在艺术上的所有试验都是愚蠢、疯狂的；愚蠢到让他狂妄、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让他近乎疯狂。“任何狂妄的诡辩——这被深藏起来的狂妄——我都没有忘记：我可以将它们从头至尾复述一遍，那个体系我已了如指掌。”[427]
接下来一章题为《不可能》，它向我们展示了兰波在哲学和宗教信仰上的失败。在《灵光集》的初期阶段，兰波的文学理论中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就是认为童年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使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来重新获得直觉的智慧，童年也是上帝直接和人类灵魂对话的时期。但这一观念和兰波之前所持的其他观念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妄想。“啊！我的童年生活，在任何时间[428]都是一条大路，超于自然的质朴，比最好的乞丐还要无私，没有故乡没有朋友，这是可以自豪的，又是多么愚蠢。——我看只有我才是这样。”[429]
突然之间，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似乎从迄今为止束缚它的一切中解放了出来；对他来说，如果他的心灵因此获得了自由，那么他此时也应该在光芒中飞升，并且不会再屈服于低等的本能。“如果我的思想此时此刻复苏，我们立刻就能获得真理，也许真理正率领它涕泪滂沱的天使在我们四周站立！……——如果思想真的正好在此时此刻醒来，那说明在那古老得无法追忆的时代我不曾屈从于毒害身心的本能！……——如果思想一直保持清醒，我一定在智慧之海上自由航行！……噢，纯洁，纯洁！”
在这完美无瑕的纯洁的幻象中，他意识到，只有通过精神才能触及上帝。于是这一章在此结束：“真是万难忍受的不幸！”这确实是“万难忍受的不幸”，因为他无法，也不会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闪光》这一章中，在他面前又出现了另一种解答，它以肉身的形式出现。劳动也许能为他提供救赎，就好像许多前人曾做过的那样。“人类的劳动！这就是时时照亮我的黑暗深渊的那种爆发。”[430]但这对他而言依然是一种效果不佳、起效缓慢的解药——他是多么希望一切能快速解决啊。他说道：“祈祷却在快步向前，阳光也在怒吼。”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接受这么普通的一个答案，来解决他的问题。“我懂得劳动……这太简单了，而且天太热了；人们不需要我。我有我的责任，我要效法多数人，照他们那样放弃责任，我为此感到自豪。”不！劳动对于他的骄傲来说过于轻率，不足以支撑他对自身脆弱和失败的告解。他无意于如此轻易地屈服，在最后一刻，他要向左右两面发动进攻。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他将永远丧失永恒。“那时，——啊！——可怜的亲爱的灵魂，我们也许不会将永恒丧失。”
此时，兰波进入了他在地狱一季中的至暗时刻，那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穷尽了所有语言来描述他的失败，他已经无话可说；他没有能力做出比无休止地诵读《天主经》和《圣母经》更有力的自我表达。[431]直到此刻之前，我们都只看到了他的失败，却完全不知道如何解决。但在这最后的两章中——《清晨》和《永别》——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兰波决定选择逃避和希望，这样将对他日后的行为做出解释。
清晨来临，拂晓结束了地狱中的长夜，但当光明触及他之时，他已经变得脆弱、疲劳不堪。《清晨》中没有战斗，只有无穷的疲劳和困倦。但希望和阳光一起升起，他的双眼向上凝视，他看到银色的星辰，那是夜晚最后一颗星正在缓慢地黯淡下去；那颗银星和很久以前在伯利恒照耀第一个圣诞的星辰一样，它遣来一位信使，代表着永恒的希望和新的重生。接下来是《地狱一季》中最美的段落之一。
同一沙漠，同样的黑夜，我倦怠不堪的眼睛总是在银星照耀下醒来，总是这样，而生命之王，朝拜耶稣诞生的三博士，心，灵魂，思想，却不为所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穿越远方海岸和山岭前去致候新的劳动、新的智慧，欢呼暴君、魔鬼的逃亡，迷信的告终，第一批去崇仰人世上新的圣诞！
如果我们不了解兰波所经历的转变，那我们就不可能欣赏这一段落——以及下一章《永别》——隐含的意义。如果没有重拾希望和信心的理由，那么清晨天空中的星辰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暗夜天空中的一颗银星而已。
从孩童时期起，兰波就追随、仰慕米舍莱；现在，在他抛弃魔法和炼金术时，他转而向米舍莱的理念寻求支持和希望。米舍莱相信，通过科学和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人类可以不断向上，直至成就人类更高的形式；最终，在科学时代，人类将抵达自由精神、神圣精神的顶点。在《人类圣经》的结语中，他写道：[432]
我们必须转过脸去，迅速、坦白地反对中世纪这一可怖的过去。即便在它并没有主动行动的情况下，它也造成了可怕的影响，让死亡在人群中蔓延。我们不需要战斗，也不需要批评，只需要忘记。让我们忘记过去，继续前进！
让我们向着生活的科学、博物馆和学校前进。让我们向着历史和人类的科学、东方的语言前进。让我们在这许多近期的旅行中质疑古老的神灵和他的意愿。在那里，我们将使用人类的理性。
人类，我恳求你们继续这样存在，让我们提升人类那难以想象的伟大的高度。
在他的笔下，人类正远离东方哲学中宿命论的观念；通过利用科学来观察自然现象，人类正在创造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世界；人类的灵魂将从宿命论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433]米舍莱受到了许多来自维柯（vico）的影响。“我只有维柯这一个老师，”他写道，[434]“人类自我创造论是我的圣经、我的导师。”通过阅读他翻译的《新科学》——兰波开始接触维柯的理论，但似乎他并没有理解超过导言的内容，而米舍莱正是在导言里用充满图像的描述性语言总结了全书的重点。这整本作品——即便米舍莱的译本对意大利语版本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太过枯燥、咬文嚼字，对于兰波来说过于无趣；它也过于复杂，过于拘泥于自身的论点；其中包括了太多法律上的知识，一般人并不能理解，因而造成了障碍。但米舍莱让这些观点变得生动、可以理解。维柯认为，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诗和创造的时代；这是属于神学诗人的时代，他们是异教时期最古老的智者。第二阶段是英雄时代；第三阶段是人类时代，它属于理性、善良的生命，他们承认良知的法则、理性和责任。米舍莱把第三阶段称为文明时代或人类时代；他相信——在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即将迎来这一阶段。他在其他作品中写道，[435]新世界将不仅仅是属于工业的时代，进步也意味着爱与同理心，未来的基础将是无所不在的万能之爱。
此时的兰波已经放弃了魔法和炼金术，放弃了回归东方世界的想法，他正面对着十九世纪那唯物主义的未来图景；他看见银星在天空中闪烁，它象征着新生和新的圣诞，那时，暴君将被废黜，迷信将会死亡；那时，只有科学带来的确定性和理性的信念存在。他向新的作品和新的智慧致意——《新科学》——这是让他重拾生命的希望所在。米舍莱说过，[436]新的世界面对的将全部是现代的理念，旧世界的所有痕迹都将被消除：“让我们与旧事物一刀两断，不要蹒跚地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中去。”兰波也说过相同的话：“绝对应该作一个现代人。赞美诗，一句也不要：走一步算一步。”米舍莱在《新科学》的导言里说道，伟大的城市将出于善意而被建造在地球之上，它们由上帝亲自管理，是“宇宙共和国”。换言之，这就是兰波口中的“辉煌灿烂的都城”。
兰波的清晨来临时，正值秋天；秋天是冬天的序曲，是人们寻找庇护的季节。他抬头望向破晓的天空，看到自己的船再次载着他返回了现实，那是他曾试图通过艺术来逃离的现实：
秋天。我们的航船在静止的雾霭中转向苦难之港，朝着沾染了火与污秽的天空下的都城驶去。
啊！衣衫褴褛，雨水浸坏了面包，酣醉，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我又看见我的皮肉被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头发、腋下生满蛆虫，心里还有更大的蛆虫在蠕动，我躺在不辨年龄、毫无感情的不相识的人中间……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可怕的回忆！我憎恨贫穷。[437]
随后，他的思绪再次转向了他所珍视的希望中，转向了能够让他逃避现实的梦想，他曾认为这些梦想就是更高层次的现实：
有时我看到天空中有一望无际的海滩，布满了洁白如雪、欢欣鼓舞的国度。一艘金色的大船，在我上空，有彩旗随风摇曳。我创造了所有的节日，所有的胜利，所有的戏剧。
他曾经以为自己能够创造新的花朵、星辰和语言；他曾想象自己能够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但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现在他只能埋葬自己的想象和梦想，即便它们可能是“艺术家和说故事人的荣耀”。他曾以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是来自超验世界的信使，但他再次被放逐到土地上，甚至比路西法还要低贱。“我呀！我呀，我自称是占星术士或者天使，伦理道义一律免除，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回归土地吧！农民！”
说出了这些话语，他终于拥有了仁慈和克己，而在他写作序诗时，他以为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继续写了下去，怀疑又再一次席卷了他，他也恐惧会在牺牲一切后得不到任何回报。“我受骗上当了吗？仁慈对我是否也是死亡的姐妹？”但他还是放下了怀疑，以刚获得的谦逊乞求着原谅，原谅他长久以来以虚假谬误和自我欺骗为生。“最后，因为我是靠谎言养育而生，我请求宽恕。好了，好了。”
战斗如此艰苦，但他终于获得了胜利。梅林与他的父亲撒旦战斗，为了不让世界落入后者的手中；为了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他战斗了整整一夜，其艰险更甚于雅各与天使的角斗。这同样也是兰波的命运。“严峻的黑夜！斑斑血迹已经晒干，我的脸上还在冒烟，我身后一无所有，除去这令人胆战心惊的丛丛灌木”——丛丛的善恶树将无法在新世界中茂盛地生长。“精神上的搏斗和人与人之间的战斗一样激烈残酷；至于正义的幻象，那是只许上帝享有的乐趣。”尽管战斗艰辛，但他最终取得了胜利。哭泣哀嚎、咬牙切齿都已经成为过去，噼啪作响的火焰也已经消灭；一切下流不堪的记忆都已经逝去，包括一切悔恨和嫉妒。“我可以说，我胜利了。”他战胜了自己的傲慢和自大，战胜了自己的欲望和对信仰的渴求；他战胜了自己对罪孽的迷恋和接受生活的无能。他不再与众不同；他并不想成为上帝，也不想进入超验。正义的幻象只能是上帝的特权。他将一直为做一个普通人类而感到满足——他当时还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奴隶，他不再诅咒生活；他不想从现实中逃离。他将放下自尊和利己主义，成为恭顺的现代人群中的一员，不再妄自尊大地试图掌控其他灵魂。他将继续活完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寿数。“走完我二十年的路，既然别人也走完了他们的二十年……”其实，他只剩下十八年的时间。他战胜了自我，代价是牺牲自己成为神的美梦，接受自己那属于世代相传的粗鄙农民一族中的低贱位置。最艰难的胜利是他克服了自己对信仰的渴望，他扼制了直觉的声音，把最后的一句话留给了理性。他成功地“在得救中保持自由”。他充满了喜悦，希望“辉煌灿烂的都城”能为他敞开大门；他问自己，为什么还要等待友谊之手的帮助呢？他可以嘲笑虚伪的友谊和旧形式的人类之爱，“我可以嘲笑往日骗人的爱情”——这可能指的是他同性恋的时期——“羞辱那些谎话连篇的夫妻伉俪，——我在那里亲眼看到女人的地狱；——而且，在一具灵魂、一具肉体中真正占有真实，对于我是可以自行决定的。”以上便是《地狱一季》中最后的内容，诗人自己为其中一些文字加上了斜体以示强调，读者可能为它们的意思感到困惑：“我将能够在一具灵魂、一具肉体中真正占有真实。”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如果我们能回忆起兰波一直以来把自己看作一个鳏居的灵魂、失去另一半的灵魂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他认为，自己终于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了。此时的他能够嘲笑世俗的爱情和友谊，那是“骗人的爱情”；他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爱情：“爱情还有待于重新发明。”在他去过的七层地狱中所有的地狱里——每一个地狱对应一种邪行——他见到了女人的地狱，属于那些被夺去了灵魂伴侣的女人；失去了另一半的她们变得不再完整，成了寡妇。在神秘学教义中，我们知道，决定守贞——或被迫守贞——的男人将他们的“女性灵魂”放逐到地狱中，因为放荡、邪恶而受到折磨，它们也是恶灵的猎物。兰波现在要从这种命运中拯救自己的“灵魂伴侣”，再自行成为完整的整体。
当我们放下《地狱一季》时，我们很容易受到诱惑，认为这就是兰波对文学和精神生活的告别，从此以后，他将过上以行动为主导的人生。这种想法很轻松——或者说，至少能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认为他在写作《永别》时抱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图，所谓的胜利就是牺牲他那“说故事人的荣耀”；我们可以认为他日后再也没有新的任务，只需要为自己生命中的这一页画上终点；然后，他烧毁了所有的书和手稿。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实并非如此戏剧化。事实上，他直到完成《地狱一季》后三个月，在他出版这本作品之后才烧毁了自己的手稿——她的母亲支付了出版的费用——这件事发生在他把出版的书寄给朋友们之后。相信前一种说法的人们也认为，他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写作过，并从结论反推出《地狱一季》的用意，并依据这一结论来分析书中的内容。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不甚清晰，因此书中的段落不应该被用作论据。此外，持这种想法的人认为他们读到的兰波对诗歌的告别，可能仅仅是兰波针对自己“魔法师”时期所写的特定文学种类的告别，并不一定能够说明他以后将不再写作，也不能说明他的文学事业已经终结。这仅仅说明，他日后的诗歌将以不同的品质和风格呈现。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确实意在与艺术彻底告别。他的告别仅仅针对那些疯狂的灵感，是对“通灵人理论”和“言语炼金术”的告别。在这一章的初稿中，他不就已经这样写过了吗？“现在，我憎恨神秘的冲动和奇诡的风格”；在最终成书时，他又写道：“这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知道向美致意。”德拉艾告诉我们，兰波曾在1872年到1873年的冬天对他说起过自己即将创作的新的散文诗；他指的并不是前一年创作的短诗，而是拥有更雄伟规模的诗歌，比米舍莱的作品更加鲜活生动。[438]他为这些诗所拟的总标题是《美妙的故事》，其开篇作品的标题为《逝去时光的照片》。根据德拉艾的说法，这一系列作品中有一些已经写好了，他也听过兰波的朗诵，但之后他只能回忆起其中有一个中世纪遭遇光和色彩的洪水的场景。他记得文中有一个十七世纪的场景，法国天主教在其鼎盛时期以象征的形式出现，代表它的是一个头戴金色主教冠的人，他身后是一幅宏伟壮丽的背景。德拉艾声称，这首诗描写的是基督所行的第一次神迹，它属于兰波提及的那个系列。
如果兰波确实有意在《地狱一季》之后放弃文学，那他为什么还要出版这一作品呢？这是唯一由他自己安排出版事宜的完整作品，他也十分谨慎地对出版稿进行了校对。为什么他还要把出版的书寄给他的朋友和那些他仰慕的巴黎文人，并希望他们能在出版物上留下正面的评价呢？事实就是，在这本书出版时，他和其他作者并无不同，十分关注对自己作品的评价，焦急地希望它能大获成功。“我的出路就靠这本书了！”在他写完三章时，他曾这样对德拉艾说道。[439]他并没有改变这一想法，因为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让这本书扬名并获得正面的评价，但最终，这本书并没有受到欢迎，这让他感到苦涩和失望。
如果他确实有意放弃文学，那他为什么在一年后，也就是1874年，在伦敦为自己的诗歌做副本呢？这展现了他对自己所作的散文诗有充足的兴趣；为什么在1875年他又试着出版这些诗作呢？如果他确实有意放弃文学，那为什么1873年10月他去布鲁塞尔取《地狱一季》时，要在警察局以“文人”的身份注册呢？[440]最后一点，为什么他在1875年的夏天又一次展现了自己对作家声誉的兴趣，要求德拉艾把一本《地狱一季》还给他呢？他在这本书出版时送了德拉艾一本，现在他索要，是想用来取悦一位曾经在意大利友善待他的寡妇。
很明显，兰波创作《地狱一季》的目的是审视自己的过去，并与其一刀两断；他要结束过去的艺术形式；结束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信念。这一切都拖垮了他的健康、他的精神天性和他的心灵。他与魏尔伦的关系此时也已告终，并且他再也没有重拾这段感情。他放弃了魔法、炼金术和迷信。他对未来的构想是一个属于唯物主义和理性的世界，他将在其中继续民主的事业。他放弃了东方哲学；他将成为一个现代人，“走一步算一步”，不为告别唱赞美诗。他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做一个十分谦卑的普通人，不要求任何特权；他认为自己就像奴隶一样谦卑。他曾经尝试做的事不是一个奴隶应得的，是自由人的特权，而他不属于这一行列。弱小的人、无法管理自己的人是不能接受魔法的。但也有希望，可以让一个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约瑟夫就曾经做到了这一点，他用知识和经验赢得了从奴役中的解放。第二年，兰波在伦敦，当他在大英博物馆申请新的读者证时，他署名“让·尼古拉·约瑟夫—阿蒂尔·兰波”（jean.nicholas.joseph-arthur rimbaud）。约瑟夫这个名字不符合他出生证明上的记录，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见到这个名字。兰波很少在没有隐含意义的情况下做出行为，他加入这个名字的举动一定另有深意；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这个名字后面有一个连字符，和他自己的本名，也是他一直为人所知的名字阿蒂尔连在一起。神秘主义者相信，名字对一个人有神秘的影响；也许，兰波认为约瑟夫这个名字最终能够成功地让他重获自由，这是一个通过学习让自己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名字，他后来成了一名先知。
洛匈认为，[441]即便兰波在《地狱一季》之后还创作了其他作品，这些作品也一定失去了所有意义。如果他在创作《灵光集》时写作的是超验类型的诗歌（那是他当时正在拒绝的艺术形式），那这一说法的确是准确的。但很可能，他计划创作的——也的确创作了，即便不是在《地狱一季》之后也是在同一时期——是能够体现他对生活的新看法的诗歌。此时，他的理论认为文学应当是散文式的，充满理性，不包含象征主义，这才是更适合现代世界的形式。米舍莱在《宇宙史》的导言中说过，散文是思维最新、最完美的呈现形式，它距离模糊的白日梦最远，又离行动最近。他认为，从静默的象征主义向诗歌的转变、从诗歌向散文的转变是面向灵光和公平的进步过程；这是智力的调和——un nivellement intellectuel，有着正面的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中民主的天才在平凡的品质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展现，他相信，通过这一点，法国必将提升世界的整体智识和公平性的标准。当时，兰波深受这一理念的触动，尽管之后他对民主的希望也幻灭了。
兰波相信他的新信念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能够拯救世界；他知道自己的动机诚恳而纯净；因此他无法想象其他人可能会对他产生误解。他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都已经无比清晰，其意义不言而喻。他并没有意识到，想要理解其中的内容，读者需要对他的思想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有人问起这一作品象征着什么，他就像回答他那为这本书感到惊讶的母亲那样回答：“这本书的意思和我说的完全一致，在所有方面，字面上已经给出了完整的解释。”如果这本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的话，那么他在第二年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感到沮丧和幻灭。但也许他对过去的放弃并非完全自愿；也许他那新的诗歌形式最终让他无路可走；也许他在不再相信自己能和上帝面对面时，就无法继续写作了。给予他作品如此强大力量的正是那令人无法承受的、神秘的自信。也许他无法找到配得上他才华的材料——就算他拼尽全力，他也一向不懂得调整自身来适应世界。也许他已经无话可说，因为他不再能够描述灵魂中的发现。在他创作的鼎盛时期，文学表达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性高潮；也许在没有这种释放的情况下，他也丧失了创作的能力。
兰波对自己作品的出版进行了审慎的监督，并在1873年10月亲自前往比利时去取出版的样书。在布鲁塞尔的警察局有这样一项记录：“阿蒂尔·兰波，文人，居住地布拉瑟街1号，10月24日私自搬离，未告知新住址。”也许他在小卡姆监狱留下了一本题赠魏尔伦的复本，当时后者正监禁在那里，第二天就要被转到蒙斯（mons）监狱。
在给熟识的人们寄去《地狱一季》后，兰波出发前往巴黎，去打探书的发行情况；他很可能受到了十分冷漠的对待。距离布鲁塞尔事件刚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很少有文人不知道魏尔伦那份医学报告的详情，他们也清楚了解到这份报告在他获得严苛刑罚的过程中造成的影响。尽管很少有人赞同魏尔伦的行为，但许多人都很喜欢他；所有人都认为兰波是一个怪物，是他的邪恶天才怂恿了魏尔伦，并将他引入歧途。1875年魏尔伦出狱时，他的许多密友都认为他“卑鄙可耻”；1873年，兰波比他更要臭名昭著，毕竟悲剧刚过去不久，而人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他们会怎么看这个疯子的作品？很可能，迎接他的只有敌意和冷落，他的书根本无人问津。兰波的自尊和敏感因此受到了他在以后的日子都无法忘却的伤害。他来到这里时只怀抱着谦卑——即便那是带着自豪的谦卑——他为过去的错误而忏悔，放弃他迄今为止所珍视的一切，但他们还是拒绝了他。自豪的谦卑是比任何其他都更容易受到伤害的情感。
诗人阿尔贝·普桑（albert poussin）提到了1873年11月1日他看到兰波的场景。当时，兰波坐在塔布雷咖啡馆里，那是一间文人聚集的小咖啡馆，他曾经和魏尔伦一起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晚间时光。当天是节假日，咖啡馆里挤满了一起快乐谈天的作家。但兰波独自坐在一边，沉浸在深深的绝望中。所有其他的桌子前都挤满了人，但他身边谁也没有，尽管在场的许多人都至少和他打过照面，应该记得他：就算他不是那样臭名昭著，他的面孔也令人十分难忘。普桑当时刚从外省来到巴黎，他不认识兰波；但他看到那个苍白、阴沉的年轻独坐一旁时，他友好地走上前去，说要给他买一杯酒。兰波用空洞、目不视物的双眼看着他，然后沉默地转过身去。普桑离开了，因为他不想再进一步打扰他，他的悲伤是如此的深刻，他无法理解。[442]
咖啡馆关门后，兰波沉默地离开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那是万灵节的早晨，他立刻动身，步行回到了家乡夏尔维勒。据说，他回到家后，就像对手中所有的手稿，他对全部印书进行了杀戮般的销毁。
这一献祭一般的举动导致了诸多猜测和评论。很可能他确实烧毁了手稿和书稿——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伊莎贝尔还记得当时的火焰——但他不太可能把书也烧掉。书本不易起火燃烧，并且他的母亲也一定会阻止这种暴行。此外，除了作者的签名赠送本外，这本书的全部印书于1901年在印刷厂的阁楼被印刷商发现，兰波从来没有对其坚持所有权，也没有支付相关的费用。[443]布扬·德·拉科斯特在他编辑评论的《地狱一季》中，引述了兰波的作者样书，兰波很可能收到了这些书。可能的情况——也很符合兰波的性格——是他烧毁手稿的行为是为了表达对当时文学界的拒绝和厌恶，而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对波德莱尔的又一次模仿。在《人造天堂》中，波德莱尔对德·昆西的《深处叹息》做了增补，当时他深受诱惑，借由这一做法来展示自己对当时文学界的厌恶，他在其中写道：
一个天才、忧郁、厌世的人，想对时代的不公进行报复，曾经将他所有的手稿都投进燃烧的壁炉之中。当他因这一由怒火导致的可怖的杀戮（这次牺牲也毁灭了他所有的希望）而受到批评时，他回答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它们一开始曾被创造出来；它们被创造出来了，因此它们存在。”[444]
又或者，兰波听说了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相似的举动——他在第二年，1874年，出版了《恐怖夜之都》。1873年1月至7月，他都在伦敦，兰波和他是两个相似的灵魂，他们也许曾经见过面。汤姆逊记录了自己在1869年11月4日烧毁所有手稿的举动。“烧掉所有的旧纸、手稿和信件，留下了书的手稿，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印刷好了。我花了五个小时才把它们全都烧掉，我守卫着燃火的烟囱，确保它们被烧了个透。我很悲伤，也很愚蠢——几乎没有看它们一眼；如果我开始读它们，我可能就无法完成对它们的销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长绳上爬了一半的人，把脚下的绳子统统切断了；他必须继续向上爬，若想再碰触土地，他只能致命一跃……这可怕的一年之后，我不能再继续消费过去。现在，我最好面对未来，无论它如何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