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查理·卓别林$

一个垂死的人躺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一间病房。他度过了美好而丰富的一生。他曾是音乐厅的宠儿。他品尝了舞台成功的果实。他作为歌手赢得响亮的名声。他拥有过快乐的家庭生活。现在，死神找上了他。在他依然正当盛年，成功依然香甜可口的时候，大幕正在拉下——永远拉下。

这家医院的其他窗户一片漆黑。只在这扇窗户里，一盏灯亮着。窗下，一个打着冷战，吓得一动不动的孩子站在屋外的黑暗中哭泣。他听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即使在他等着那盏灯熄灭，等着那慈悲的犹豫告诉他父亲已经不在的时候，他狂乱的心依然祈祷着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那个垂死的人和窗外的孩子有同样的名字——查尔斯·卓别林[2]。

命运将我们在生命的棋盘上挪来挪去，我们不知道这些移动背后的目的。父亲的死将一个安全舒适的世界在查理·卓别林的头边摔得粉碎，让妈妈、哥哥和他本人陷入贫困。但贫困不是死刑判决，而是挑战。对一些人，它还有更多意义——它是机会。对这个剧场的孩子就是这样。他在肮脏的伦敦街头万花筒般的生活中发现了悲剧和喜剧，而且知道了它们的源泉就在一起。他知道穷人的问题，不是社会调查员那样的远望，而是第一手知识。它们是他妈妈的问题，也是他自己的。但生活的挣扎本身给了他对普通事物的新热情。人性在生存边缘难得不暴露出来；相比在受荫庇的环境下，它会显露得更清楚、更充分。因此查理敏锐的眼睛每天都注意到身边展开的生活画卷的一些新方面。

多年前，在类似环境下，另一个男孩在伦敦生活的繁盛富饶中发现了通往名利的关键。他也曾一贫如洗。他也缺乏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一切。但天才这个炼金术将悲伤和痛苦转化成伟大文学的黄金，给我们带来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我认为，这两人间有个基本的共同点。两人都经历了艰难的童年，都将不幸变成通往成功的垫脚石。他们沿不同的行业发展，选择了不同的表达媒介，但两人在同一座普通生活的丰富矿藏中开采，发现了笑声和戏剧的宝藏，给全体人类带来快乐。马克·吐温12岁丧父，虽然背景不同，但经历大同小异。如果他年轻时，生活对他好一点，他永远写不出哈克贝利·费恩。

因此我们不必为笼罩在查理·卓别林早期生活上的阴影感到遗憾。没有它们，他的才能也许不会那么闪光，整个世界也将更加贫瘠。天才本质上是一株蜡梅。它在北风中怒放，在温室里凋零。我相信，那一点适用于各行各业。历史悠久的英国家族走出那么多的杰出人物，原因在于，总体上，他们承担着重大责任，而不是享受了巨额财富。尤其是他们除长子外的儿子通常需要自己闯荡世界，自立自足，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我很高兴从年轻时起，我就需要自己谋生。如果我是成百上千万财富的继承人，我无疑会过上不那么有趣的生活。

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一离开学校，年轻的查理·卓别林就在舞台上找到了工作。21岁时，他签了一份合同，随弗雷德·卡尔诺喜剧团来到美国和加拿大。在某些方面，这次美国之行对我们所知的卓别林的发展与他在伦敦的早年生活一样重要。这是形成他事业的重大经历之一。我们英国人喜欢将查理·卓别林看成一个英国人，但美国给了他的品质一个新方向，一份新影响。它为他打开了人物和环境的新领域。

25年前，这位年轻演员渡过大西洋时，美国生活的变化比英国更快——也许比它今天还快。它还没有成形。个性比传统更重要。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现实。当今天的雇员常常是明天的雇主，专业人士大多数自己工作来支付大学学费时，阶级差别的重要性相对较小。

即使贫困在美国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不是查理在伦敦贫民窟经历的那种痛苦而折磨人的贫穷，而且因为社会事业的扩张，伦敦贫民窟大多已经消失。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刻意选择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贫困。

每个电影观众都熟悉卓别林式的流浪汉，但我不知道其中多少人思考过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美国多么典型。在数量日少的英国流浪汉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人——从事业结束于毁灭和耻辱的大学毕业生，到打小就没工作过的低能文盲。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他们属于那支失败者大军。他们依然维持着在找工作的假象，但他们并不指望找到工作。他们精神垮了，失去了希望。

25年前的美国流浪汉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多半，这些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弃儿，不如说是反抗它的叛逆者。他们既不能在家里，也不能在一份工作上安定下来。他们讨厌乏味的普通工作，喜欢路上的变化和机会。他们的流浪背后有一种属于旧式冒险冲动的东西，就是它让大篷车隆隆穿过大草原，走向日落。

在过去的繁荣时代，美国公路上还有许多完全不属于寻常意义上的流浪汉。他们是流动的手艺人，会在一个地方工作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再上路到其他地方，寻找另一份工作。即使今天，工作不再那么容易找到，美国流浪汉依然拒绝承认失败。

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银幕上的查理·卓别林的精神的一个必要部分。他对失败者的描绘绝对是美国式而不是英国式的。英国工人有非凡的勇气，但那些被长期失业赶到路上的人如今通常都是垮掉的绝望的人。而卓别林式的流浪汉有一种反抗和蔑视的品质。

但美国的状况——它的多样性，它的色彩，它的活力，它奇怪而惊人的对比——作为一个整体影响了卓别林。而合众国为这个英国小演员做的还不止这些；他还不知道，它提供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它将他领进适合他才华的理想媒介：电影。

1913年7月一个闷热的日子，百无聊赖的电影巨头a. 凯塞尔漫步在百老汇大街上。在哈默斯坦音乐厅停下来与经理聊天时，他听到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这声音吸引了他，已经很久没人让他发笑了。

“我想引来咯咯大笑的是卓别林那个小伙子，”经理说。“他相当有趣。”

于是凯塞尔先生去看弗雷德·卡尔诺喜剧团演的《伦敦音乐厅之夜》（a night in a london music hall），顺便考查考查年轻的卓别林。

他很快就跟着其他观众笑上了。但是当凯塞尔先生在一个公共表演场所发笑时，他的快乐意味着生意。他绕到后台，被领到卓别林的狭小化妆间，并且立即开出每周75美元的薪水，让他参演基斯通的喜剧片。这比他以前挣过的都要多，但查理说了“不”。

那反而坚定了凯塞尔的决心。他把出价提到每周100美元。查理依然说“不”。这位电影巨头暂时丢下这事。但现在，他再也不感到无聊了。他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兴趣。他需要卓别林。

他当即回到这场进攻。这一次，他的出价是150美元。查理依然在犹豫，但是最终，他接受了。就这样，他来到好莱坞，开始了电影史上最惊人的事业。

卓别林先生的梦想不光是扮演喜剧角色，还有悲剧角色。他的精彩戏谑让《从军记》（shoulder arms）成为战壕里厌倦了战争的老兵的最爱，但他还想向世界重新演绎拿破仑。他还想表现与为他赢得声誉的人物截然不同的人物。

那些对这些野心不屑一顾的人还没看出卓别林的天才的真正价值。不管多么优秀，没有一个纯粹的小丑曾如此完全地赢得大众的喜爱。他作为一个明星的至高地位要归功于他是个伟大的演员，他能够如逗我们发笑一样可靠地拨动我们的心弦。他的一些电影中就有那些几乎无法忍受的辛酸时刻。

这是个伟大的成就，一个只有能同时控制眼泪和笑声的完美演员才可能实现的成就。但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笑声。卓别林先生渴望出演严肃悲剧的机会，这也情有可原。直到他这样做了，他的感染力才不致被看成只是牙刷小胡子和滑稽鸭子步的副产品。

我相信，要不是有声电影的到来，我们应该已经看到这位巨星扮演的严肃角色。他是过去无声银幕的人物，对于他，有声电影的胜利既不意味着开口，也不意味着灭绝。和以往一样，他依赖的是一种比说话更有表现力的哑剧。尽管查理·卓别林的沉默没有失去任何之前的魔力，但若是查理·卓别林先生扮演一种观众完全陌生并且几乎无疑会强烈不满的角色，他还能“侥幸成功”吗？

坦白说，我不奇怪他会像凯塞尔先生给他第一份电影合同时那样犹豫不决。但他现在冒的风险不会比那时候更大。因此我觉得他不会永远犹豫。他挥洒自如的哑剧能表达各种情绪，能传递最微妙的细微含义。一个能用整个身体表演的人，不管扮演什么角色，都不需要语言。

卓别林先生在现代时期复兴了古代世界的伟大艺术之一，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项艺术的秘密如凡·艾克兄弟[3]赖以成名的鲜艳颜色的秘密一样彻底失传，似乎再也无法找回。直到今天，那对兄弟的作品依然如同刚画上时一样新鲜生动。

哑剧的黄金时代是诸罗马皇帝政权的早期。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本人有时被认为是其发明人。作为肉欲、纵火和贪吃这些更危险的追求之外的放松，尼禄在写诗之外，还表演哑剧。但最伟大的“pantomime”——这个名字在古罗马表示哑剧表演者而不是他们擅长的这种艺术——全身心奉献给了哑剧表演，直到他们穷尽了动作和姿势的表达潜力。

基督教获胜时，哑剧表演者逃之夭夭。他们喜欢的主题在神父看来是赤裸裸的肉欲，而他们还没适应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寻找新的主题。但如果他们认识得到，那些主题一直都在。卓别林在《朝圣者》（the pilgrim）中表明了那一点。你记不记得那个镜头，一个逃犯伪装成教士，在讲坛上讲述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这是一段精彩的哑剧表演，我们从中理解了戏剧冲突的每一个细节。

卓别林重新发现这门在1900年前迷住七丘之城[4]的艺术纯属偶然。年轻时，他是一个杂耍演出团的演员。该团巡回表演的英吉利海峡群岛是一个强悍民族的家园。对于这个民族，英国国王依然是诺曼底公爵[5]。这些岛民主要讲祖先的诺曼法语方言，理解不了演员的伦敦方言说法，结果他们最好的笑话成了对牛弹琴。

最后，在绝望中，演出团决定试试用动作和姿势来达到表演效果。这个新条件下的仅仅一场表演就显示了查理作为一名哑剧演员的天才，同时向他展示了这种不开口的表演可以对观众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从那时起，他发展了他在哑剧表达方面的天生才华，无意识地为整个世界都成为他的观众那一天做好了准备。

但他的艺术之花在他开始电影事业后才完全盛开。他将他的技术应用于电影，并且随着他开始同时理解银幕的局限和可能性，他对这种崭新表演形式的掌握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认识到，“姿势可以比声音更强烈地感染人”。

美国电影当时总体上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们比当时最好的欧洲电影更简单，更直接，因此也迎合了远远更为广大的观众的需要。要是它们的制片人和明星向卓别林和欧洲同行学习，默片也许能经受住有声片的冲击。有声电影依然还会到来，但不会一手通吃。

如果我们全面理解了电影艺术，我相信，刻意限制我们现在滥用的机械辅助或有必要。我愿意看到他们再次拍出无声电影，但这次该由察觉到哑剧潜力的制片人制作。有声片的观众必然受限于语言因素，而默片可以把它的故事讲给整个人类听。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这样的电影也值得一拍。哑剧是真正的通用语言。

世界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电影院没装上声音设备，这成了无声片的一个市场。我们也不能肯定这是一个萎缩的市场。还有许多国家缺乏拍摄自己的有声片的资源。还有成百上千万人的母语从未在任何电影院里听到过，而他们根本不理解其他语言。随着亚洲和非洲各地生活水准的提高，新的电影院将拔地而起，新的电影观众群也将诞生，哑剧则可以最有效地服务于这些观众。

英语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个极大的机会和一份极大的责任。落后的人用画面思考比用语言思考更容易。百闻不如一见。长远来看，在热带非洲的宁静夜晚和亚洲的天空下放映的电影也许会决定帝国和文明的命运。它们将提升或摧毁白人的威望。正是凭着这威望，白人在大量黑色、棕色和黄色人种中危险地维持着统治地位。

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再等上四年才能看到下一部卓别林电影。但如果他可以打造一支能有效应用哑剧的男女演员队伍，那也值得一等。通过《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的拍摄，和《淘金记》（the gold rush）在描绘克朗代克[6]的先驱的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严酷现实主义，他已经显示了他激励其他人的能力。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如果他可以训练出这样一支队伍，为什么就不该实现扮演阿科莱[7]的胜利者的野心呢。我觉得他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个年轻的拿破仑形象，它将会是最令人难忘的电影画面之一。

我们在想象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方面的困难，是我们把他想成了他出现在银幕上的样子。我们特别会想到他的脚。拿破仑根本不会有那样的脚。

卓别林也没有。那双脚是一份“财产”——那著名的步子是一个聪明的演员暗示人物和环境用的把戏。它们实际上是一个老出租马车车夫的脚和步子，查理·卓别林年轻时偶尔会在伦敦的肯宁顿路遇到他。对于它们的正主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幽默。但这个男孩看到了那艰难行进中的喜剧潜力。他观察老人，模仿他的举动，直到他掌握了那套凄惨节目的每一个步骤，将它变成欢笑。

同样的观察力，同样的耐心完全可以用于——也会用于——给予我们令人信服的严肃角色刻画。查理·卓别林的脚不是缺陷，它们代表了一种资产——将所见转化成所现的力量。

真实的卓别林性情温和，文质彬彬。按他年仅五岁的稚子西德尼·厄尔·卓别林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大家对爸爸有个错误印象。

扔馅饼不是好作风，但他只在电影里这样做。他在家里从不扔馅饼。”

因此我相信，查理·卓别林的前途主要在于对默片中的严肃人物的表现和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上。

他不必完全忽视声音。他的画面可以与音乐结合。自然的声音也许可以采用。但那些声音效果只是辅助的，电影可以在不严重弱化其感染力的情况下，在没有安装声音设备的电影院里放映。

如果卓别林先生拍摄这种电影，我认为他不仅会提高已经很响亮的名声，还会为其他人照亮一条道路，大幅增加电影艺术的广度。

讨论有声电影时，电影评论员最喜欢的一句陈词滥调是我们无法回头。实际上，他们是在暗示，因为技术进步给了我们声音，所有电影都必须是有声片并且将永远这样下去。这样的说法泄露了对进步的性质和艺术的性质的一个根本误解。这还不如说，因为有了油画，蚀刻版画就不能有了；因为语言是舞台剧的一个必要部分，对话也应该加到芭蕾舞里。探索默片的潜力，将它打造成一种新的和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

今天，许多聪明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与电影联系在一起。但没人比卓别林先生更适合这个试验。也许没有别人敢做。

我祝他好运，愿他拥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和自己的强大力量。但我也希望他不会忘记世界对笑声的需要。让他尽管去演悲剧，让他向我们全面展示他的表演天才。但是让他——至少偶尔地——回到让世界快乐了20年的喜剧风格上来。

注释

[1]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电影导演、演员。生于伦敦穷苦艺人家庭。1909年加入卡尔诺剧团，从事哑剧表演。1913年在美国开始电影活动。1919年建立独立制片厂，编导并主演《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影片。1952年因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定居瑞士。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充满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讽刺。曾获奥斯卡特别荣誉奖。⁑

[2]查理·卓别林父子都叫charles chaplin。charlie（查理）是charles（查尔斯）的昵称。⁑

[3]弗兰芒画家胡伯特·凡·艾克（1370—1426）和他的弟弟扬·凡·艾克（1385/1390—1441）运用油画达到了新的标志性的成就。丘吉尔于1915年开始认真作油画，此处他是在以艺术家的欣赏眼光看待。⁑

[4]指罗马。⁑

[5]即使统治英国的是一位女王，如伊丽莎白二世，她在海峡群岛依然被称作诺曼底公爵（不是女公爵）。⁑

[6]克朗代克，坐落在克朗代克河畔附近的一座城市，因1896年至1897年的“克朗代克淘金热”而闻名于世。该地区的黄金开采业一直延续至今日。⁑

[7]阿科莱，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以西80千米，是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1796年的阿科莱会战战场。战役中，时年27岁的年轻将军拿破仑包抄了一支奥地利陆军，切断了它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