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五世国王陛下$

graphic photo union$

乔治五世的统治将被看成整个英国历史和英帝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令人怀念的时代之一。没有哪个类似的时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横扫整个世界，没有哪个时期的制度、习惯和观点经历了如此断然的改变；没有哪个时期的知识、科学、财富和人类力量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迅速扩张。确实，社会变革发生的速度无与伦比。这些大震动、大骚乱对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帝国、王朝和政治组织造成了致命打击。维多利亚时代还沐浴在法律和宁静阳光下的世界，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为无政府的风暴所侵袭。在19世纪获得自由，并且充满希望地建立起议会来保卫自由的强大国家，有的倒下，有的屈服在独裁统治下。与在野蛮国家一样，在最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居住的广大地区，所有个人自由的享受，所有反对国家的个人权利的要求，都完全终止了。民主轻率地抛弃了经过多少世纪的斗争和牺牲获得的财富。一声野蛮怒吼，不仅旧的封建主义，而且所有自由思想都被一扫而光。

然而世界上还有一个伟大的制度，法律在此得到尊重，自由盛行，普通公民可以无所畏惧地向政府声称他的权利，批评它，选择它的代理人和政策。在不列颠帝国的中心有一个机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庄严的机构之一，不仅远远没有废止或衰落，反而与时俱进，甚至从压力中获得新的活力。没有为地震所撼动，没有为瓦解一切的大潮所削弱，虽然一切都随波逐流，英国王室却屹然挺立。如此斐然的成就，如此惊人并且与整个时代趋势截然相反的事实，与优秀、聪明并且真正高贵的国王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虽然他的工作已经结束。

这位已故国王的父亲死于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宪法危机的时刻。[2]大议会在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承认并欢迎乔治五世为国王，看到这个人谦卑地面对上千年的世袭合法继承加在他身上的责任。很少有人对如此令人不安的荣耀不为那个未经检验的继承人心生怜悯。一些人——也许很多——对未来疑虑重重。然而那一刻，没人预见到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飞速奔向那场令人震惊的可怕灾难。连我们自己土地上的命运都充满了困难和争议。各党派互相发泄着怒火。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着上院否决权、《爱尔兰自治法案》、社会主义的兴起。很少有人想到大战正逼近他们。

我们得转向细节。上院已经否定了在下院由自由党多数通过的预算案。似乎他们挑战了几代人慢慢建立的关于资金案的惯例。通过在一场大选中就这个直接问题求助于选民，同一个政府通过充分多数的选票回到台上。如果第二次选举让同样的政治势力重新上台，为了实施所谓的民意，创设四五百个贵族头衔就似有必要。

这是新政权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尘埃落定，从现实进入历史，因此低估它的严重特性是容易的。许多年后的一天，我斗胆问陛下他经历的最坏时刻是什么，是宪法危机，还是大战？“对我，”他说，“最艰难的是宪法危机。在大战中，我们全都团结一心，我们应该同生共死。但那时，我任国王第一年，民族的一半走向一个方向，另一半向着另一个方向。”你也许能想象，大部分国王的私交、军队、国王跻身的社交圈子，都对荒谬然而可能无法避免的数百名新贵族的创设心怀怨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有过先例，但只是创设了十来个，而且只是为了贯彻一个明确政策的目的。现在则是批量制造世袭贵族，这样的规模对整个贵族制度显然是致命的。然而，体制必须运转，如果下院再也不服从上院的无限否决权，这一不幸的权宜之计必须承受。

1910年末，首相阿斯奎斯先生向国王要求解散议会——一年内的第二次，另外还要求一个保证，即如果下院——连续第三次——对否决权的限制达成一致意见，国王将同意用一群新的贵族充实上院，压倒巨大的保守党多数。国王无疑经受了极大痛苦。他最强烈地感觉到，首相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上院内阁领袖克鲁侯爵来见他的。阿斯奎斯先生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克鲁侯爵是国王的私交，他认为这场痛苦的讨论有侯爵在场会更容易。最终，国王给出他要求的保证。如果他不这样做，内阁就会辞职，在随后的选举中，他们无疑会得到选民多数支持。他的同意当然只是他本人和主要大臣间的秘密。

大选随之进行。新的下院以150票多数通过了《议会法案》。上院做好了顽强抵抗的准备，在某个时刻，国王允许在辩论中声明，他将同意那次势成必然的创设。在这份暗示下，上院让了步，《议会法案》得到王室批准。它是《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前奏，并且也打算作为那个前奏。

回头再看，我们必须认为，国王就一个公认为宪法最边缘的事务采取的果断行动是明智的，正确的。《议会法案》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法律。自此，随后的保守党多数拒绝改动它在两院间建立的这层新的法律关系。爱尔兰走过了比当时似乎可行的道路更加灾难性的道路，获得了管理或弄糟自己事务的权力，失去了管理或弄糟帝国事务的权力。

我准确描述了这一历史性交易，因为我们必须将它看成君主在解读宪法方面的个人裁量权的最重要实践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实践；因为它在他的统治开始之际落到他头上；也因为它证明了他的远见和忠诚。怀着这样的远见和忠诚，他在英国宪法的文字构不成全面指导的时期奉行了它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政治纷争激烈的时期。北爱尔兰威胁要武装反抗任何将它与都柏林议会联系起来的计划，无论这些计划多么可靠。北爱人订立了盟约，从国外采购了武器，军事组织也在北方发动起来。

民族主义的爱尔兰也在做反击准备。橙带党和绿带会（green）在新教与天主教对立的推波助澜下互相威胁，强大的保守党与大部分有钱有势的人和英国领导层的同情都投向北爱一方。而且，他们甚至做出援助承诺。按人们的描述，对皇家常规部队动向的误解导致受到直接影响的团的军官集体辞职。尽管它不是任何基本意义上的兵变，而是良心上的消极抵抗行动，这一事件还是以“卡拉兵变”一名传了下来。你可以想象国王这个军队首脑的痛苦。

与这些痛苦的事件和民族生活的分裂趋向并肩而行的还有其他动荡迹象。女性选举权运动转向了暴力。好斗成为司空见惯的倾向。街道和公共集会成为疯狂斗争的现场，妇女们激动得忘乎所以。这些目标有力地将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起来。一个不幸的家伙在德比马会日自寻死路，倒在马蹄下。预示并且伴随着工党的崛起，对劳工的煽动持续进行着，罢工和工业骚乱盛行于国内各地。接着，可怕的警告和低语盖过所有这一切，宣布了海外危险和一场世界大战的到来。

正是在这些年里，在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在一个为最激烈的政治纷争所撕裂甚至有时似乎要走近内战边缘的国家，君主制度和不断增长的对国王本人的尊重维持了团结。在这片国内动荡和日益增长的海外危险中，国王体验到他最深切的焦虑和痛苦。到他长期统治末期在王室和自己个人身上聚集的有力影响，当时还没有，但他坚定地遵守了宪法。他努力平息各政党的怒气，完好地保存不列颠民族恢宏的共同传统。他静静地，耐心地强化自己，稳步赢得各阶级臣民的尊重和信心。那支当时无疑是世界最强大的伟大海军的力量和备战水平也在稳步增长。他早年曾在海军度过，指挥过它的舰艇，熟悉它的粗野黑暗的一面，认识它的官兵。

接着突然之间，在一般人看来晴朗无云的夏日天空划过世界大战的闪电。

此处不适合争论大不列颠的一份明确声明是否会推迟德军的猛攻。在爱德华·格雷子爵建议下，对庞加莱总统那份饱含激情的呼吁，乔治国王肯定满怀内疚地签署了他的不承担义务答复。当然，他与他的任何一位大臣都明白，让不列颠帝国团结一致地加入这场战争极其必要。在听取公众意见前就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务采取行动是极大的冒险，同样肯定的是，他的整个统治都表明了对和平——尽管不是不计代价的和平——的热爱，是这份热爱导致他避开这样的危险。英国的冷淡甚至明显的犹豫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但通过全国和不列颠帝国高涨的坚定决心，我们十倍地赢回了这个代价，这份决心消耗了每个对手的意志力，不熄不灭地持续了超过42个可怕的月份。一旦确立，这个民族怀着这样的决心加入了这场战争。

我们看到，在大战前，国王用上他到当时为止能够聚集的一切影响力，来推动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来使英国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团结起来。他的白金汉宫会议本来只是各党派谈判的开始，各派政治家努力寻求的一份协议本来可能在会议上达成。但大战让所有这一切暂时落空了。

国王和忠诚的王后投身到各种形式的战争工作中，为所有人树立了榜样。国王不知疲倦地检阅了不断增长，但可惜在许多个月里都没有武器的军队。日复一日，他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上鼓励和协助他的大臣们。他的长子一到年龄，他就让他去了前线。在那里，作为近卫团的一名低级军官，那位王子——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在战壕里屡次暴露在炮火和步枪火力下。“父亲有四个儿子，”他说，“为什么该我困在这里？”但国王的次子——当今乔治六世——也处在危险中。他在海上服役，参加了海军遭遇战中最大的日德兰海战。乔治国王本人经常访问战区，他戴着钢盔的照片见证了他处于敌方炮火下或射程内的无数场合。在一次这样的检阅过程中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他的马被部队响亮的欢呼声惊吓，直立向后倒下，将国王压在身下一顿暴踩。几个月后，我从内阁辞职，向他告别时，我对他严重的病情和明显虚弱的身体大为震惊。这些当然都瞒着外面的世界。

大战的痛苦在继续。政府和大臣们被战争压力搞得筋疲力尽。国王随时准备在组成新联合方面施以援手，该联合旨在释放和更自由地表达他的人民和帝国不屈不挠的战争决心。所有人都立场坚定，链条上没有一个环节断裂，但英国力量全部的锚都固定在世袭君主和他深刻理解的王室功能上。胜利最终到来，绝对的、最终的、无可置疑的胜利；一场完整性罕有其匹，重要性无与伦比的军事胜利。所有与他交战的国王和皇帝，不是逃之夭夭，就是被推翻。白金汉宫再一次被包围在如海的人群中。那不再是1914年8月那种忠诚、狂热但稚嫩的热情。带着憔悴的欢乐、难以言表的轻松和深深的感激，他的人民和帝国向君主欢呼，他建立在法律和自由基础上的王位如此雄壮地挺住了最可怕的攻击和危险。

胜利的阴影是失望。极大努力带来的反应是虚脱。即使战争取胜，战后时期也是漫长而苦涩的。大战和盛怒的民主国家使其政治家制造的那种战后的和平岁月是动荡和萧条的岁月。在炮火和全民努力的嘈杂中听不到的尖锐声音，现在成了最响亮的音符。为大战危险所阻的颠覆进程又重新开动。在英国盾牌的保护下免遭征服或入侵的弱小民族，用他们得到呵护并积聚起来的力量反对成功保护了他们的人。但国王保持了他的分寸感。当劳合·乔治先生带着胜利和约从巴黎回国时，国王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亲自到维多利亚车站迎接他的功臣，用自己的马车载他到白金汉宫。历史不会忽略这一举动的重要意义。

我们自大战以来的国内政治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者对自由党的吞噬，以及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政府，这支强大但庞杂力量的展示。这些社会主义者有破坏性的理论，梦想着一种与我们通过数世纪的尝试和失败才得以发展起来的唯一文明根本不同的文明。乔治五世与拉姆齐·麦克唐纳及社会主义者的关系构成了他的为王之道的重要篇章。再一次，宪法和议会政府机制一起成为他的指导和工具。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表现出对所有政党在宪法上的绝对中立，不管他们的教条或主义，不管谁能在下院获得多数。确实，就算是需要倾斜天平，它也是偏向新来者一方，他们必须得到王室的帮助和偏爱。

高居于阶级冲突和党派纷争之上的国王有一个在我们社会独一无二的视点。作为全体人民的君主可以是他唯一的野心。他必须培养有助于全民团结的每一种倾向。所有遵纪守法的臣民都应该有机会根据宪法程序承担王权之下的最高职责。每个统帅着下院多数的政治领导人，甚至通过其他政党的分裂而得以维持自己在下院的政治领导人，都有权在最全面、最慷慨的程度上得到王室的支持和协助。国王很可能一再重复那句老话，“相信人民”。他从不害怕也从不需要害怕英国的民主。他将劳工和社会主义的新力量与宪法和君主政体调和起来，吸收与集合成百上千万被遗忘者的代言人，这个艰巨的过程将由后来的历史学家做细致研究。让海外国家与我们的美国同胞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国王和皇帝与政治家轻松自如、亲密无间的合作，而那些政治家的理论无论如何似乎危及所有现存制度，并且其领导人刚刚组织了一场总罢工。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宪法的基本原则上实现的国民大团结。这是个世界奇迹。这样的发展本来很可能需要波澜起伏的一个世纪，并且在其过程中毁掉我们国民生活的连续性和传统，但乔治五世在他的统治期内实现了。这样做，他在全世界复兴了立宪君主制思想。他给自己和他的国家招来许多土地上的艳羡目光。他复活了国民精神，普及了世袭君主政体，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作为国家真正的仆人，他赢得各种各样的人和各个阶层的忠诚和感情。

爱尔兰是另一个能感觉到国王之手而不影响诸大臣直接责任的领域。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他亲自为北爱尔兰第一次议会揭幕。在这个庄重的场合，他要求大臣们为他准备的讲话要吸引包括爱尔兰北部和南部的所有臣民。这些话激动人心。不管结果好坏——我依然相信，最终是好的——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无法阻挡地走向终点。《英爱条约》签署后的上午，国王在白金汉宫召见相关大臣，与他们合影，以最引人注目、最公开的方式将自己个人与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这一政策依然饱受争议，那些签署条约的人也深感失望。

国王采取的最具争议性的政治行动发生在1931年的财政经济危机期间。他无疑应用了已经非常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来形成一个国民（或所谓国民）政府，以挽救国家于无谓的崩溃和没有正当理由的破产。但他的行动决不会超出王室职责的边界。道德和现实的全部责任都由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和鲍德温先生承担。这些首相、大臣向国王提出建议，承担建议的责任。虽然那个建议与他自己的感觉和愿望一致，但它决没有打乱宪法的位置。国民内阁的成立和它从我们国家有史以来参与投票最多的选民那里获得的压倒性支持开启了一段经济复苏和政治缓和的时期。在这些多事之秋和艰难岁月，没有国家显示出同样的景象。也许有人认为它是以我们政治生活的活力甚至我们政府的效率为巨大代价获得的。但人民很快理解了它的好处，并且四年后，他们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对之前做法的明确赞同。乔治五世统治的最后阶段就这样看到了他的心愿实现。

这最后四年与他开启统治那疾风暴雨的四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那时候，他发现他的国家经历着激烈党派斗争的震动；离开时，它和平宁静，并且基本上团结一致。他打赢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他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可怕危险的岁月里肩负着不列颠帝国的命运。他看到他的庞大版图毫发无损地渡过难关。他看到王室和君主的力量增强到深不可测的程度，与此同时，整个帝国的忠诚与臣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日益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对于无知和不动脑筋的人，以及对前一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王室已经成了纯粹的象征。他看到它现在成为一条不可或缺的现代纽带，仅凭它，整个英帝国（英联邦）就团结在一起。实际上，通过一次与我们自己的过去和时代对立的运动，王室被置于与所有自治领地产生直接关系的位置上，它们的内阁则愿意在重大宪法问题上与君主，并且只与君主私下交涉。

他在我们的习惯、风俗和情绪中看到了太多改变。女性获得了完全的政治解放，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力量。汽车取代马是一场深远的变革。每个阶级的财富和福利都大幅度提升。犯罪、暴力、酗酒和酒精消费下降了。我们的民族更加伟大，更加体面。兴旺发达的自由媒体成了王室家庭的忠实守护人。广播让君主得以向全体子民发表讲话。在一个毁灭和混乱的世界，乔治五世给成为他职责的这个伟大公职带来了辉煌的重生。

他的统治因了某种非凡的完整性和对称性而显得高贵。登基25周年纪念释放出他在世界各地的臣民那逐渐聚集起来的压抑的感情。对君主的尊重和热爱提升了对王室的敬意。我们看到他在威斯敏斯特宫听取议会陈述，四个儿子在他身边。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向治下所有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发出纯朴衷心的鼓舞信息。当他的寿命耗尽，他的统治高潮已经过去时，他迅速而无声地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试图用虚弱的手签署摄政委员会必需的委任书；他在亲爱的人环绕中，在人类的尊敬和臣民的痛苦中去世。他鞠躬尽瘁，给所有与政府有关的人士留下了榜样和启迪。忠实、严格、不知疲倦、朴实而成功地履行的公共和私人职责，以及在重大事务上的一种平静、自豪的谦卑，这些都是给他的名声添光彩的个性特征。

注释

[1]乔治五世（1865—1936），英国国王（1910—1936）。维多利亚女王之孙。曾在海军服役。1892年封为约克公爵。1901年册立为威尔士亲王。1910年继其父爱德华七世（1901—1910年在位）的王位，次年加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数次赴前线视察。1917年起，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改称温莎王朝。1921年赞成《英爱条约》签署。1931年8月麦克唐纳内阁总辞职后，授命麦克唐纳再度组阁，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国民内阁），以图缓解财政危机的压力。⁑

[2]此危机起因是上院拒绝了劳合·乔治的1909年预算案，阿斯奎斯向新国王施压创设足够的自由党贵族，以保证上院能通过下院提出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