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纳撒尼尔·寇松，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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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代政治中，很少有人的职业生涯比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的更值得审视，很少有记录比他留下的更有参考意义。这是一个天赋远超平均水平的人物：装备有装饰着思想和财富的华丽宝藏；被意志、勇气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所驱动；没有特别经历过坏运气；没有被一个较大的计划排除在外，然而他没有实现他一生的中心目标。他为什么会失败，是如何失败的？这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直处于相当牢固的地位，什么样的个人和外部理由剥夺了他一生野心所系的奖赏？在这个有限的领域，无疑没有一份探究比这更富教益。

乔治·寇松一出生就拥有了富裕和贵族门第的所有好处。一个富丽堂皇的家，环境优美，古树围绕，优渥的物质生活伴随着他的青年时期。但与此同时，严格的女家庭教师帕拉曼小姐和严厉的私人教师坎贝尔先生采用了程度最严格甚至苛刻的纪律约束和纠正。严格而虔诚的养育在一种旧世界的高贵氛围和充足资金的基础上进行。如同从这门家庭大炮射出的远程炮弹，这个年轻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伊顿公学。不少于十年的时间慷慨地花在他的教育上。他将在伊顿公学度过的六年当成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写了下来。它们当然是不断的几乎一个接一个成功的岁月。他很快作为一个拥有无穷力量的人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他在伊顿公学快速成长，最终成为该校实际上的学生首领。他收获了数量创纪录的每一种奖项。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历史，特别是英语散文和韵文在他的笔下超乎寻常地流利。在伊顿，他是当时最好、最勤奋的学者。但在所有这些成就之上，他还加上了一种固执、叛逆和轻蔑的恶劣脾性，这让老师们对他又爱又怕。凭着可怕的研究能力和轻松快速的接受能力，他拒绝了所有偏爱，喜欢在不受重视中成功。他退出法文、意大利文和历史学教授的课程，以便通过个人努力从他们最珍爱的学生手里赢得奖励。

但即使有这么多缺点，他的魅力、英俊外表、风趣和天生优势无疑为他赢得同学的接受，获得出丑的老师的尊敬。他当然不是模范学生，但学业优秀，远远超出常人。他以神奇的速度成熟起来。还没到17岁，他就掌握了丰富的词汇，写出感人的句子，拥有了优雅的文字品味。他在“校外寄宿生班长”撰写的事件记录中的条目是供吹牛夸大的学校传奇。他的思想和知识与他流利的口才和写作齐头并进。他激励和启发了伊顿辩论社团，使事业高峰期的格莱斯顿先生为它所折服，向它发表讲话。人人都注意到他现在的卓越，预言他未来的声名。

他在牛津大学的四年同样醒目。他将主要注意力直接投向政治。他的学术研究屈居兴趣之后，只为他在考试中争得第二等成绩。但他很快成为年轻保守党人的意见领袖。他维持着查塔姆俱乐部（chatham club）和坎宁俱乐部（canning club）。他成为学生会主席。他大量写作，不断演讲。他从事一切活动都全力以赴。他的早慧名声传到牛津之外，传遍了当时主导政治舞台的贵族圈子。21岁的他成了臭名昭著的“未来之星”。

“臭名昭著”一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所有这些早熟的光芒里混进了一个无辜但依然严重的污点。他娴熟的口才让他一举达到啰唆的程度；他考究的措辞有一种浮夸的成分；他广博的知识被指浅薄；他天生的优秀伴着一种优越神气。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强劲而充满希望的前进大潮下的一股暗流。

那时候，一个有如此才能和影响力的青年作为一个大选区自由选出的代表进入下院非常容易——实际上现在依然很幸运地容易。但他在此第一次遇到一场与他的天赋不完全适应的考验。19世纪80年代末的下院在社会等级上与今天的议会大不相同。但与现在一样，它也是对一个人最恰当最全面的评论。它发现了寇松的某些不足。它当然无关知识或努力，也无关说服力或举止外表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掌握中。你可以打开他的背包，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记下清单。这份清单什么也不缺，然而不知为何，加起来却不完整。全面考虑了他的年轻和出众才华，下院认为刚当上议员的他无足轻重。他引来欣赏和嫉妒，但既没有多少爱，也没有多大恨。他可以准确地论述一桩事，发表一份有力的反驳。他优雅地挥舞着议会小刀；他工作、旅行、阅读、写作（仅一本关于波斯的书就有1300页），做一切受委派的事，但没有能力影响意见或改变事件。单纯的人拥有粗野的力量和通过经验获得的信念，他们平平淡淡结结巴巴的讲话比他精致优雅的表现更有价值。他在下院遇到了对手；与那时候的议会大人物相比，他即使在全盛时期也从未被看成匹敌的斗士或未来对手。理论上，只要事情可以通过一场考试来解决，他与小皮特就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他却不值一提。

在他得到一个副大臣职位前，保守党已经连续在台上五个年头。索尔兹伯里侯爵在1892年的失败给寇松提供了坐上下院反对党前排的大好机会。可以保险地说，一名一流议员，拥有前大臣的全部优势并且没有明确的不合格，不可能在他的政党三年后重新上台时拿不到一个内阁位置。然而在1895年，索尔兹伯里侯爵无疑即将提议，并且寇松先生无疑也即将接受那个虽然重要但稍逊一筹的外交部副大臣职位。我们肯定会得出结论，尽管有优雅的演讲，不遗余力的周到，对成语和警句的掌握，社会关系和完美的品格，他还是在下院一败涂地。这是一个持久的结论。

说句公道话，他从未自愿放弃这场斗争。他希望战斗，扎营，然后在下院继续战斗。他怀着不满和警惕看到即将到来的继承贵族身份的阴影。为避免这不幸的命运，他尝试过立法。与其他两名贵族子弟一道，他在下院推动一项法律。它将给予议员自由，让他们可以拒绝或推迟不受欢迎的向贵族的晋升。最终获任印度总督时，为了使下院的大门在他回国时向他敞开，他接受了一个爱尔兰贵族头衔。因此没人可以确定地说，他不会如迪斯雷利那样最终获得成功。不管怎么说，他一直将最终被排除在下院之外看成一生最大的不幸。

在他第二次获任次大臣的时候，我第一次用欣赏的目光打量他，并且立即为他谈话中的快活、坦率和充实所吸引。1895年夏，德文郡公爵府上开招待会，庆祝保守党重新掌权，我在那里向他致意。一年后，他任印度总督期间，我数次作为一名少尉军官在他府上做客。他拥有或至少养成了在交谈中与年轻人完全平等的令人称道的习惯。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加尔各答，他的饭桌上，他对密友韦尔登（james edward cowell welldon）主教那俏皮而毫不留情的打趣逗得我非常开心。主教当时是印度都主教，是我在哈罗公学时的校长。“我觉得，”他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听到你在下院侃侃而谈。”我还没有能力以公共演说所需的速度即兴构思，尽管这是个巨大妨碍，我自己依然强烈地怀着同样的看法。

许多人个性中都有矛盾的品质，但很少形成比乔治·寇松的品质更鲜明的对比。世人认为他的举止和内心非常自负。这种广为流传的深刻印象来自许多评价者的经历和报告，但在一个由亲密朋友和地位相当的人或他看作地位相当者组成的小圈子里，你看到的寇松立即打破了这种印象。这里你能看到那个迷人、快活的同伴。他总是随时准备自嘲，随时可以表达同情和理解，让每一个他以敏捷机智触及的话题大放光彩。似乎难以置信，这颗温暖的心和孩子气的快活天性可以如此有效地瞒过他见过和共事的绝大多数人。他最不擅长所有的小事，在私生活的琐碎细节上斤斤计较，甚至与足可信赖的朋友争吵，然而在他各种宫殿般的宅邸里展现他的殷勤好客时，他又是最快乐，最如鱼得水的。一方面，在他交游广阔的圈子里，他在每一个疾病和不幸的场合都伸出安慰和同情之手；另一方面，他是严厉指责下属的高手，在为他服务的人中很不得人心。他似乎用同样慷慨的手一路撒下感激和怨恨的种子。尽管拥有各种迷惑人吸引人的品质，他从未有过一批追随者。虽有庄重的言辞、外表和举止，但他从未领导过。他常常盛气凌人，但从未居于中心地位。

寇松的印度总督任期是他最辉煌的时期。近七年时间里，他威严地统治着印度的广袤地区。从未有继任者超越他给这一工作注入的智慧力量。他对什么都感兴趣，经手的几乎每件事都井井有条。对印度所有民族的真诚热爱，对他们基本尊严和权利的坚持拥护，对他们的遗迹和艺术的深刻了解，孜孜不倦的工作，处理没完没了的文件的一支不倦的刀笔，这些都是他在这段漫长岁月里对英印政府做出的贡献。一份以和平主义为主，包含明确反军阀观点的边境政策，庞大的建设性公共工程计划，在政府每个部门体现出来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倾向，这些合起来使寇松的总督任期成为英印历史上一段难忘的时期。

然而它最终结束于悲伤和愤怒。一场高层不和在总督与总司令基钦纳伯爵间发展起来。[2]事后就事论事，我相信寇松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手腕、阴谋、个性力量、可疑而危险的花招方面，那个士兵每次都胜过了这位政治家。基钦纳伯爵与国内政府和印度事务大臣建立了自己的秘密联系。他有自己的代理人和通信渠道。他以劳合·乔治般的技巧选择作战阵地。在争议的最高潮，寇松自己的朋友组成的政府和几乎是他铁杆朋友的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william st. john fremantle brodrick）先生宣布反对他，并且是错误地宣布反对他。[3]

他愤而辞职，回到英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前同事，主要是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贝尔福先生和布罗德里克先生。但这场可怕的冲突从未发生。寇松从印度回国后，发现保守党的长期统治实际上已经瓦解。张伯伦先生的关税改革运动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保守党政府在1906年的大选中被扫地出门，它所有知名的杰出人物都沦落到默默无闻的破落反对党地位，只在九年后通过大战的动荡才得脱身。他们的私人争论因此不再有公共意义。他们转入休眠，但火还没熄灭。寇松直到多年后才与布罗德里克再次说上话。他们自学生时代起就结下的友谊永远结束了。至于贝尔福，他的沉着是庄严的，他的礼貌和善意是可靠的，他留下的印象无法抹消。这是另一个对寇松侯爵的公共生涯极其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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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到那场大战。在这个阶段，寇松接触到一个个性几乎与他完全相反的人物。你很难想象两个像寇松和劳合·乔治这样完全不同的人。性情、偏好、环境、成长、思维过程都完全不同而且显著对立。当然，两人的分量和力量从来都没法相比。那个威尔士村庄的后代整个年轻时代都在反抗贵族阶层，他曾从驾驶四马马车的当地保守党大佬的路上愤怒地跳下，在夜里拿大佬的兔子发泄怒火。他有一种极宝贵的才能。这正是那位伊顿公学和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学生一直缺乏的才能——他的神仙教母拒绝赐予他的恩惠，没有它，所有其他才能都廉价得惊人。乔治有“透视眼”。他有那种深刻的原始本能，能看透话语和事物的表面。这种视力虽然模糊，但肯定看到了砖墙的另一面，或距人群两块地远就能找到目标。在这项才能面前，努力、知识、学问、雄辩、社会影响、财富、名声、清醒的头脑、无穷的勇气都算不了什么。将两人放在任何机会平等的环境下，一个将吃掉另一个。劳合·乔治为自己的目的利用寇松，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慷慨地回报他，频繁地奉承他，但从未让他进入他的决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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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寇松的信写得很漂亮。写一手好字的劳累对他是一种愉悦。他可以优雅地驾驭一支羽毛笔或钢笔，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速度都快，时间都久。他一天肯定要写上许多小时的信，写到深夜。在支撑着脊椎的钢制紧身衣的支持下，他会一直写啊写啊，写出通常无关紧要的漂亮、严肃、华丽的书信。这对他是一种放松，也许在无意识中是对他几乎持续的疼痛或不适的反向刺激。

我记得在他任印度总督期间的1903年我去看望第一任寇松夫人。她婚前叫莱特（mary victoria leiter curzon）小姐（诙谐者称之为“亚洲的莱特”），是她那个时代最漂亮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当时她在英国，正从最终致命的疾病的第一次发作中恢复。她给我看了正在印度的丈夫写来的一封信。它有100页长！她给我看了页码。全部用他优雅流畅、清楚易读的笔迹写成。整整100页啊！

1915年末，因为看到即将到来的事件，我离开内阁，去了法国。我和寇松在阻止从达达尼尔海峡撤退方面一直密切合作。他写给我一封足有20页长的信，生动地描述了内阁内部关于那个严重问题的全部争斗，反对我在这场讨论中的缺席——“你一直领导了我们”。当这封相当极端的文件送到我手里时，我正在部队。一段时间后，他非常担心，想收回它。虽然我一生几乎都没遗失过一封重要书信，但我永远没能找到它或知道它的下落。然而如果它现在出现，也已经不再重要了。

寇松个性中的弱点之一是对解释自己立场的考虑太多，对做好事情的考虑太少。当他写完令人信服的书信，或者凭他的全部力量和知识将一个问题以全面细致的形式提交议会时，他通常会觉得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尽了力。形势会自己发展。他过多关注对事件的说法，过少关注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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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只有过一次公开争论。1922年，鲍德温先生正计划推翻劳合·乔治先生的联合政府，这场危机于秋天到来，当时所有人家里都开过几次饭桌会议，我和劳合·乔治在会上讨论了与奥斯丁·张伯伦、贝尔福、寇松和伯肯黑德日益加深的不和，尝试找出个解决办法。问题取决于，在没有召集议会或等到即将到来的保守党会议召开的情况下，要求解散议会是否恰当。大家认为，除非保守党内的普遍感觉愿意那样，劳合·乔治先生将不会在大选后继续任首相。我们这些联合政府内的自由党成员底气很足，因为几个月前，我们已经书面提出辞职和支持一个纯保守党的政府。我清楚地记得，寇松是如何在所有人面前起身离去时说出“好吧，我乐意”的。这意味着他将在一次对全国的呼吁中支持我们。

几周后，在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那场重要会议召开时，我们有点惊讶地发现，寇松用他的势力反对我们，而他保留了新政府的外交部职位，全力打击我们。无疑他恨劳合·乔治。但是同时他还有对我们所有人的由衷承诺。这一背叛给我们的选举演讲加入了一丝苦涩色彩。寇松发起挑战，声称发给自治领的电报是在没有问过他这个外交大臣的情况下编造和公布的。那封电报请各自治领在查纳克危机（chanak [crisis]）中支持我们，反对土耳其再次入侵欧洲。我几天前做了一次大的阑尾炎手术，但我不会放过这件事。因此我详细写道，“不顾这一重大形势，寇松侯爵于周五夜离开伦敦，前往他的一所乡间别墅，并且提出要直到周二才返回。星期天，劳合·乔治先生和张伯伦先生（即首相和他自己的党派领导人）明确要求寇松先生返回伦敦。他答复说他留在乡下，因为他在伦敦的房子还没有为他入住做好准备。他最终被说服于周一返回。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侯爵阁下在伦敦的住处问题是如何最终得到解决的”。他不喜欢这个，他不会喜欢它。他在《泰晤士报》回复，说我的声明漏洞百出，充满了恶意，并且给出了他病得有多重的详细解释。我们之前没听说过他这场病。我声称他承认了对他不利的论点。

直到九个月后，我才再次见到他。我们在伦敦一次大的私人宴会上见了面。他是位重要的大臣，我们则下了台，因此我没有刻意接近他。但在女士们离开宴会厅后，他走到我身边，以最高贵最迷人的姿态伸出手，将以往的所有不和一扫而光。这是那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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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春，博纳·劳先生健康恶化。一次地中海巡航没能恢复他的体力，他决定辞去首相职务。

几个关于宪法惯例和礼节的问题出现了。当反对党的领导人职位空缺时，它会在各种合适的人物中自由选择。但一个政党如果在台上，君主的选择也许预先确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预先限制了该党的决定。这是绝对的君主特权。任何政党都不可以向君主提出首相人选。一旦首相有了组阁的委任，他可以自由行事。然而，国王在选定任何特定的人之前让执政党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也许与宪法的精神更加协调。君主不应被卷入一个可能有争议的决定，这是英国政治制度的固有传统，除非在出现僵局或紧急情况下，这个传统没有例外。举例来说，如果新首相不被拥有下院多数的政党接受为领导人，国王会招致无谓的打击。即使出于对王室决定的尊重，但有违执政党的本身倾向，它接受被提名的首相为其领导人，很可能首相的地位会很尴尬，而政府也会很短命。等上几天，让有争议的主张自己解决，这对王室没有任何损失。王室这时将依据一项确定的事实，而不是不管对情况多么了解的估计来行事。

当然，即将离职的首相作为多数党和下院多数派领导人，向国王提出对继任人选的建议是合乎惯例的。这样，王室做出一项不被接受的选择的风险大大降低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君主都受到他是依据负责任的建议来行事这一事实的保护。如果出了问题，即将离职的首相会承担责任。大部分情况下，建议的内容都显而易见。但也会出现形势比较含糊的情况。这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博纳·劳先生只在几周前才得出寇松不适合的结论。这里必须提及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事件。

英国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正式和约签订前，一个投资人希望到土耳其开办一家企业，向博纳·劳先生提出申请。首相即将为恢复健康开始他那悲观到近乎绝望的航程，写了封短信，将事情转给外交部。寇松侯爵在这件事上找到一个严厉回击的机会。他写信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投资人的人品，以他最冗长的说教方式论述了其中的不便。这份不便是因为人们被误导，认为他们可以就外交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求助唐宁街10号。他评论说，这样的做法只会恢复前政权最坏的传统之一。首相什么也没做，却无端遭此指责，要不是病得太重，早就发火了。但他无疑意识到，如果一个政府和政党落到一个能写出如此小题大做的文字的人手里，这个政府和政党会有很大麻烦。

博纳·劳先生的病情日趋沉重，他觉得自己去表态不太恰当。他唯一确定的是不会推荐寇松。因此他在5月20日致信寇松，“我理解，在当前形势下，国王让首相推荐继任不合惯例，我估计他不会这样做，但如果他如我希望的那样立即接受我的辞职，他将不得不就我的继任问题立即采取行动”。当然，这是承认了寇松的优先权利，但没有约束力。

博纳·劳先生现在病到连亲口向国王告别都做不到。他的两个密友带着他的辞呈赶到温莎。乔治国王在表达了对这个消息的遗憾之后，问他会向自己推荐谁。两位先生说，他病得太重，承担不了建议之责；于是国王请首相向他推荐一个内阁大臣，他好征询这位大臣的意见。这个消息带给博纳·劳先生后，他起初想提议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作为顾问。他对后者良好的判断能力最为嘉许。但因为张伯伦先生只是邮政大臣，而且是内阁新人，他打消了这个想法，打发人回复说，索尔兹伯里侯爵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听到这个消息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立即赶到伦敦。但与此同时，国王担心自己也许会在和平时期被要求不仅为自己选个首相，还在实际上决定保守党的领导人选，采取了其他步骤。为了让王室的那一重要职能得以在与公众情绪和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履行，他寻求了其他拥有独立地位的年长政治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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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21日，星期一，寇松侯爵在萨默塞特郡的蒙塔丘特庄园度过圣灵降临周。上午的邮差送来了博纳·劳先生的信。他一生追求的时刻来了。寇松通盘考虑了政治局面，没找到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保守派的大人物里没人有望对抗他的要求。贝尔福伯爵已经75岁。奥斯丁·张伯伦先生和伯肯黑德伯爵因他们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忠诚，还没得到原谅。寇松在博纳·劳政府的同事里，只有一个人是可能的竞争者，而寇松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都值得怀疑。这些都合情合理。在官场经历、智力水平、议会地位和名声方面，他都远远超过了唯一能想到的对手。

鲍德温先生那时初出茅庐，还是一个几乎默默无闻的人物。他只当了六个月的财政大臣，进内阁才刚刚三年。他从未在议会或其他地方发表过一次值得关注的演说。寇松则是上院领导人。他在公众心目中占有突出地位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此刻正以他一贯的盛名占据着外交部。星期一一整天，寇松都在等待那次必将到来的召见。它终于来了。至晚，斯坦福德姆男爵（arthur john bigge，1st baron stamfordham）的一纸电报召唤这位大臣去伦敦。星期二去伦敦的旅途是在制定计划中度过的。对这次召见的含义，寇松心中没有疑问——确实也不该有。

他将成为首相。

但随着国王征询的进行，一开始可能似乎很明显的选择中又透出一丝新的怀疑的光芒。贝尔福伯爵的巨大影响被放入反对这位前总督的天平的另一端。他被从诺福克的谢灵厄姆特别招来。他得了静脉炎，医生反对说，旅行会带来危险。贝尔福没给吓住。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履行。到达王宫后，他坚定地表达了现在的首相必须从下院产生的观点。他将自己严格限制在这一论点上，小心翼翼地不使用其他理由。这就够了。当夜晚些时候，贝尔福结束这趟疲惫的旅程，回到谢灵厄姆的病床上时，一直陪着他的一些忠实朋友问他：“亲爱的寇松会上选吗？”“不，”他平静地答道，“亲爱的寇松不会。”

就在寇松正赶往伦敦，一路盘算着在唐宁街10号该干些什么的时候，国王派人去叫鲍德温先生。那天下午，斯坦福德姆男爵造访卡尔顿排屋街时，他只是为了告诉寇松，说鲍德温先生已经在白金汉宫。这次打击是痛苦的，那一刻也是异常沉重的。

历史进程就这样被王室的选择突然改变。如果寇松得到国王的委任，保守党当然会接受寇松作为其领导人。1923年的突然崩溃将得以避免。新选出的议会将度过其正常任期的大部分时间；社会党人也不会在当年秋天以少数选票上台；给议会人员带来极大压力，给公共经济和政府带来伤害的1923年和1924年大选将得以避免。从上院选出首相的做法已经过时的原则事实上得到王室承认。实际上，这个问题只有议会在当事人在场及综合考虑形势后才可以决定。

既然这些事件可以在事后回顾，当时做出了正确选择这一看法不言自明。更值得怀疑的是选择是不是以正确的方式做出的。但如果寇松能预见到形势，他的个人命运也许会改观。新首相急于留住他。一接到委任，鲍德温先生第一个就去拜访寇松，请他留在外交部。寇松立即答应了。他无意放弃外交部。他不会让痛苦扭曲他的行动。他不会让怨恨支配他。他在新团队里忠实地扮演了他的角色。这一正确并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举动尽管是他个性中值得称道的部分，但最终对他的野心造成了致命损害。如果他远离鲍德温政府，在六个月后落到保守党头上的选举灾难之后，他将处于一个比以往远远有利的位置上，这是没什么疑问的。鲍德温被认为犯下大错。寇松没受到那次误算的损害，而且代表了现在保守党不得已再次采用的自由贸易政策，也许会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人。因此他最终失败也是因为他像个绅士一样公平地参与了这场游戏。这是那些求仁不得仁的例子之一。

寇松的最终醒悟来自命运之轮的下一次转变：1924年的政府组成时，他将外交部让给了别人。

经历最初的打击之后，他凭善意和尊严挺过了这些重大反转。但是无疑，它们给他漫长紧张的一生带来了最终的失望。他经历了金色的早晨、青铜色的正午和铅灰色的傍晚。但所有这些都是充实的，每一种都按它自己的风格打磨到闪闪发亮。

注释

[1]乔治·纳撒尼尔·寇松（1859—1925），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1886年作为保守党人进入议会下院。初任印度事务次官、外交部次官。1898—1905年任印度总督，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实行孟加拉分治。外交大臣任内参加策划武装干涉苏俄。1920年红军反击波兰军队时，提出不得越过停火线（即寇松线）的要求。1921年封为凯德尔斯顿侯爵。1924年任枢密院议长。⁑

[2]基钦纳1902年至1909年任印度陆军总司令。寇松想要维持现有安排，即总司令仅有行政职能，同时一些高级军官向总督提出关于政策、供给和花费等军事事务的建议。而基钦纳则想要对所有军事事务的完全控制。⁑

[3]基钦纳获得了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的同情。1907年，寇松离开印度六个月后，基钦纳的主张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