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多特成为瑞典王储
贝尔纳多特被选为瑞典王储，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将整件事的细节好好讲一下。古斯塔夫四世下台之后，人们将这位国王的叔叔南曼兰公爵推举为国王。因为这位公爵没有子嗣，国会在他提议下选举了石勒苏益格-奥格斯滕堡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作为瑞典的储君。后者很快成为瑞典的全民偶像。不幸的是，1810年1月，他因为急性内出血去世了。当时他正在检阅部队。人们拒绝相信他是自然死亡。因此，瑞典发生了暴乱，宫廷大元帅弗森在暴乱中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奥格斯滕堡公爵的殒命非常让人惋惜。如果这位王公没有死，法国和瑞典本来可以维持友好关系。他曾向皇帝提亲，希望可以迎娶一位波拿巴家的公主。
瑞典人认为他们需要一位军人担任王储，因此将目光转向了法国将军。同时，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也可以取悦拿破仑。他们那时迫切希望和拿破仑交好。
我接下去讲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是从菲利普·塞居尔将军的著作《对1812年俄国战役的批判性检视》中节选来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眼前，因此，我可以保证这些文字的真实性。
1807年瑞典人撤离波美拉尼亚时，两位名叫莫纳的瑞典军官兄弟被带到了贝尔纳多特面前。他们来自同名的一支部队。贝尔纳多特将他们关押在自己家，一个月之后把他们送回了瑞典。1810年6月，这两位军官中的一位来到了贝尔纳多特位于巴黎安茹路上的家中。这位军官此时已经成了上校，他告诉贝尔纳多特，瑞典人希望让后者取代他们刚刚逝世的王储的位置。贝尔纳多特一开始是抱着听笑话的心态听取了这个提议，并没有很当回事。他决定暂时不将此事报告给皇帝，等到瑞典发来了官方请求再说。几天之后，瑞典方面派来了特使瓦雷德男爵，他是专门来见元帅的。他向后者肯定了莫纳上校此前对后者做出的提议，并希望可以获得后者的答复。那天是周六，第二天，贝尔纳多特专程在弥撒前去了圣克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皇帝。皇帝是这么跟他说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接受还是拒绝，您自己决定。我已经委派阿尔基耶去提议建立摄政政权，静待事态发展。之后上一任国王的儿子可能会被召回瑞典，但是，瑞典人已经不想和那个统治家族有任何关系了。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我更希望您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会支持您的，尽管去做吧。”
贝尔纳多特派一个小伙子（他是时任瑞典驻巴黎领事西格内乌尔的亲戚）前往斯德哥尔摩，并在当地和自己的支持者协同合作。贝尔纳多特还授权他可以视情况需要许诺必需的金钱。这里要补充一句，贝尔纳多特的这位使者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打着拿破仑皇帝的名号，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拉拢到了我们这边。未来的瑞典国王手中掌握的所有资源就是拿破仑特批以及热拉尔将军（日后成了元帅）借出的总共200万法郎。贝尔纳多特能当选，完全是依靠拿破仑的支持。在任命他之前，瑞典人专门找到皇帝，获得了他的首肯。
如果说选择这位帝国元帅让法国君主很不高兴的话，他只要张张嘴就可以阻止此事。瑞典人之所以将目光放到了贝尔纳多特身上，也是因为他和皇帝之间有联姻关系：贝尔纳多特夫人是约瑟夫国王妻子的妹妹。同时，瑞典人也希望这样可以和拿破仑达成和解。但是拿破仑其实希望可以让一个对法国更为忠诚的人登上瑞典王位。他对这位元帅的心理也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完全验证了这份不信任。在这种偏见的作用下，在婚庆典礼期间，拿破仑曾经派迪洛克将军去过爱丽舍宫。欧仁亲王那时就住在宫里。迪洛克将军找到了欧仁亲王，并提议让后者未来戴上瑞典的王冠。欧仁亲王请求拿破仑给他一天时间，让他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提议。翌日，迪洛克返回爱丽舍宫。欧仁亲王答复说，他和总督夫人一起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在好好琢磨了这一新安排的利弊之后，他们达成了结论：他们应该满足于他们在意大利的现状。他还补充说，必须抛弃天主教信仰让他妻子很不开心[1]。拿破仑当天回复欧仁亲王说，尽管他很希望后者可以接受这一提议，不过后者的拒绝说不定是正确选择。
想到贝尔纳多特获得的种种命运的眷顾，我们肯定会想要回顾一下这位喜爱结党私营的军人的职业轨迹。他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营房中，走进了革命党的俱乐部，最后还坐上了外国的王座。这一路上，他都受到一位伟人贯穿始终的保护。正是这份保护让他一飞冲天，在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情况下一跃成为一个古老王室的继承人。
他加入王家军队成为一名普通士兵时，只有16岁。此后，他跟随自己的部队来到了科西嘉，这个未来皇帝的摇篮。在皇帝崛起的路上，他也助了一臂之力。他在圣弗洛朗[2]的筑路工地上挥汗如雨，同时还在科西嘉政务会议中担任记录员。花了10年时间当上了中士。当大革命爆发时，他正是这个军衔。如果没有大革命，这大概也就是他军旅生涯的终点了。在大革命初期，军队内部一片混乱，所有的纪律和上下关系都被打乱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贝尔纳多特如鱼得水。人们在马赛的营房里看见他站在床铺上，脸上擦着粉，腿上套着腿套，身上穿着漂亮的军装。他就是这样向自己的同志们讲话的。依靠自己流利的加斯科涅语[3]，他说服了自己的同志们起来攻击他们旧日的领导，并取而代之。他的活跃和他的机智让他快速爬升，1794年，他当上了将军。在领军经历了一系列胜败之后，他被派到了意大利军团中听命于波拿巴将军。在这段时间，他展现了自己的热忱和老练。引起果月政变的部分原因，就是贝尔纳多特在法国旧王室的代理人昂特赖盖伯爵身上搜出的保王党信件被送到了督政府那里。在政变中，这位未来的瑞典国王让自己成了那个带着军队的请愿书前往巴黎让政府惩罚背叛者的人。在巴黎，人们见识到了他的革命热情。他那时拒绝加入远征埃及的英国军团，因为他希望成为意大利军团的指挥官。此后，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的时候，他将共和国的旗帜摆在了官邸大门口。当时维也纳民怨沸腾，民心浮动。他这么一个不合时宜也不合理的举动，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就是要激起某种怒火好威胁到我们和奥地利之间重新建立的和平关系。这一不谨慎的举动，迫使督政府将埃及远征军暂时留在法国等待新的命令，因为害怕欧陆会重新爆发战争。贝尔纳多特被督政府撤职以后，返回了巴黎，加入了约瑟夫·波拿巴的麾下。他迎娶了后者妻子的妹妹，这段婚姻也成了他日后所有财富的基石。依靠他连襟的影响力，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不过，他不久就被西哀士解职，后者觉得他太过激进。下野之后，他对雾月政变是抱有敌意的，不过他又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此后，眼看这一革命大获成功，他又转而开始接受革命的红利。他也同时抑制了自己心中的嫉妒之情。正是这份嫉妒让他一开始没有出手。不过，日后他依靠自己的手段爬上了荣誉的顶点。
1802年《教务专约》发布时，贝尔纳多特和其他将军联合在了一起，重新站到了反对者的一边。他也因此被派回了西部军团中，他此前就是从那里来的巴黎，旨在反对《教务专约》。回到西部军团之后，他还是继续着自己的密谋和诡计。在后面一次针对第一执政的密谋时，他被后者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是靠着连襟约瑟夫为他求情，贝尔纳多特才得以逃过一劫。但是，对于不知感恩的心来说，仁慈只会让它更加愤怒。贝尔纳多特觉得这份感激之情太过沉重，他无法承受。帝国建立后，这位煽动家被任命为帝国的元帅，以及蓬泰科尔沃亲王。在耶拿会战中，指挥一支军队的贝尔纳多特拒绝在奥尔施泰特协助达武元帅：他为了一己的竞争私利，置整支军队的利益于不顾。这一次，他之所以能逃过军事法庭的处罚，完全是因为他和皇帝兄长之间的联姻关系，后者又一次保护了他。在瓦格拉姆会战之后，蓬特科尔沃亲王向自己军中的萨克森士兵下达了一道假军令。他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法军的公信力，这么做同时也违反了军队纪律。他这些出于嫉妒心的欺骗行为，终于迫使皇帝解除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并将他送回了巴黎。但是，皇帝还给他留了面子，只借口说他健康状况不佳。尽管皇帝对贝尔纳多特有诸多不满，但他还是为后者赋予了极高的荣耀并且让后者沐浴在赏赐和荣誉之中[4]。
瑞典的君主被罢黜了。他的继承人没有子嗣，因此他收养了一位丹麦王室的王子作为继承人。这位王子似乎是专门为了让贝尔纳多特可以自由获取瑞典才死掉的。之后，一些瑞典军官提议选举这位元帅为王储。他们此前都在贝尔纳多特的手上当过战俘，后者待他们不错，因此他们想要报恩。同时，他们也希望这样可以获得皇帝的保护，并依靠这位元帅在军事上的名声。说到这里，虽然贝尔纳多特在军事上名声很不错，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出色的军人。法国军队中有许多将领都担任过指挥的职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并不逊色于贝尔纳多特，有一些甚至在他之上。但是在瑞典人眼里，贝尔纳多特是拿破仑的亲戚，这一点掩盖了贝尔纳多特所有不足。为了成为国王，蓬泰科尔沃亲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他还宣称，斯德哥尔摩的布道非常好。
拿破仑对于类似贝尔纳多特、塔列朗以及富歇这样的人的娇纵，是很难用让公众舆论（人们最近都时兴这么叫了）满意的方式来解释的。对这些人来说，拿破仑的宽容只会鼓舞他们犯下新的错误。皇帝肯定会忘记这些错误，他只会记得他们的好。贝尔纳多特这个人一无是处，对于王位肯定没有什么声索权。但他还是撞大运登上了王位。他过去和最近的背叛行为终于修成正果，他的野心终于得到满足。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才对，但他却还是无法控制自己，依旧在国外散布着挖苦拿破仑或者让拿破仑丢脸的言论。拿破仑可是一手为他创造了财富和运气。
终结皇帝这个不幸的奥古斯都统治的灾难性事件，以及对拿破仑那份仁慈的回忆，加上拿破仑对手下的纵容（贝尔纳多特经常能感受到这一点吧），三者合起来都不足以触动一颗天生就不知感恩的心。这颗心总是燃烧着妒火，并且野心勃勃，因此变得躁动不安。
下面这些细节将为贝尔纳多特的性格提供新的特征。他的小气，加上他躲债的时候采取的那些狡黠的手段，为他赢得了“戴着王冠的奥尔恭”[5]的称号。也让他在死后得以留下超过3000万法郎的财富。
反法同盟的各国，虽然此前拒不承认拿破仑在法国领土之外做出的赏赐，但是在最终签订和约后，它们都将此前拖欠的款项支付给了获得这些赏赐的人。只有贝尔纳多特一个人不愿意执行这一要求，拒绝支付他们应得的欠款。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为了让这些人获得他们应得的欠款，为了确立这个其他各国都遵守了的原则所做出的诸多努力，最终都毫无用处。因此，当人们说出下面这句话时，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些获益人都是他的同胞，和他承担了同样的危险，分享了同样的回报。如果他们的权利不被认可，他们本应该可以把他[6]视作他们的支持者，以及他们共同利益的保护人。”
1815年瑞典获得了一笔2500万法郎的资金，作为将瓜达卢普归还法国的酬谢。瓜达卢普是一个法国殖民地，在战争期间被英国交给了瑞典。同时，因为瑞典将波美拉尼亚归还给了普鲁士，瑞典在这里还获得了1200万法郎补偿金。贝尔纳多特使用计谋让议会将持有的3700万法郎都交给了他。在他提交给国内各等级的资产负债表中，这笔钱刚好等于瑞典在1815年前欠下的所有债务。瑞典国内接受了这份资产负债表，贝尔纳多特也开始亲自处理还债的事宜。在获得了三级会议[7]的同意之后，他开始把自己当作优先债权人。他为自己留下了一笔钱，作为失去蓬泰科尔沃封地以及在瑞典的诸多开销的补偿。这两个要求合在一起，他就拿走了1200万法郎。然后贝尔纳多特开始想方设法地从剩下的2500万法郎上获利。此间，他既展示出了会计的狡猾，又利用了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为了减少政府任命他负责清偿的债务的总额，贝尔纳多特使用了许多手法。如果要详细讲述其中种种细节，以及他使用的那些把戏，时间就太长了，而且也要有莫里哀的才华才行。不过，我们还是会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丹麦为瑞典陆军提供了一批装备，因此理应获得一笔钱：在经过协商之后，这笔金额被确定为8万汉堡金币。但是之后瑞典在付钱的过程中各种拖延，让丹麦的债权人苦不堪言。最终筋疲力尽的他们同意仅仅收取37600枚汉堡金币。瑞典还欠美国一笔债务，来自1812年法军在施特拉尔松德收缴的棉花。这些棉花后来是法国委托瑞典销售掉的，瑞典本应将获利交还给美国商人。但是，瑞典拖了10年，最终这笔欠款被砍掉了五分之二。还有一笔债务，是因为瑞典政府此前没收了古斯塔夫四世的私人财产，本来应该要做出补偿。但是，在最终补偿时少还了四分之一。瑞典此前还从热那亚那里借了1200万，主要是想通过货币和外汇交易牟利。这笔债务尽管此前已经被宣布完全合法，但还是经过一系列的坑蒙拐骗，通过付给伦敦9.9万英镑的方式就结清了。瑞典国王紧接着又从这9.9万英镑中砍掉了4000块。他声称，博爱的热那亚人是肯定不会拒绝瑞典将这4000块捐赠给斯德哥尔摩的慈善机构的。最后的一个例子，是贝尔纳多特想要结清从萨克森那里借来的钱。他对所有的债权人提议，还七成的钱就可以了。大部分的债权人都屈服了，并接受了这一要求。至于那些不同意的，贝尔纳多特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强迫他们也同意了自己的要求。我讲的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从官方文件里截取出来的。
亚历山大沙皇是贝尔纳多特强大的保护人，在他去世之后，古斯塔夫·瓦萨亲王[8]进入了俄国政府。这让贝尔纳多特这个王室入侵者很是不安，他害怕俄国政府对这个流亡君主的儿子的兴趣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危险。这位前帝国元帅的脑中升起了对自己的家族能否延续统治的担忧。他这时说了下面这句话，很能反映他的个性：“我的儿子很可能不能拥有一个王国，但他肯定会拥有3000万。”
警务大臣职位争夺始末
我必须要讲一下富歇失势的过程。这件事情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引发他失势的那个原因：荷兰国王已经派出拉布谢尔先生出面开启和谈，但是这位大臣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伦敦开始双重谈判。对于艾斯林战役以及英国的瓦尔赫伦岛远征之后富歇和贝内文托亲王之间达成的协议，拿破仑并不知情。这两位大臣在那之前是公认的互相不对付。而当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和好，肯定会引起皇帝的怀疑。富歇不经过拿破仑就去跟一个敌国的政府直接交涉。这样胆大包天的行为，肯定是要受惩罚的。如果要详细地讲述这个罪恶密谋的细节，那么就太长了。况且，大众对这件事情也很熟悉了。负责这一谈判的特使乌夫拉尔的确曾经写信给皇帝，请求获得后者的授权推进此事。但是，拿破仑很清楚这个人一贯自负，因此觉得这个人想要搅进外交事务是很荒唐的事情。他连信都没有回。但拿破仑怎么也没有想到，乌夫拉尔竟敢在没有获得他同意的情况下自顾自地开始谈判。
圣日耳曼区对于富歇大臣的去职表达出的惋惜值得注意。毕竟这位大臣在此前可是血腥恐怖统治的支持者。他懂得如何说服这个反对派最后的避难所：让他们相信他才是这群人在拿破仑面前的保护者；如果反对团体中的任何人失势，那是因为他没办法挽救那个人；同时他们可以依靠他来清除或是弱化失势的严重后果。人们曾说，富歇把拿破仑彻底迷住了。即便手中已经掌握了开除富歇的最佳理由，皇帝还是在犹豫。有一天，在圣克劳的时候，皇帝像往常一样坐到了我写字台的一个角上。在跟我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后，拿破仑话锋一转：“梅尼瓦尔，我打算让富歇离开。”在我听来，这个表达背后是一颗还在摇摆的心，拿破仑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我情不自禁地大喊：“陛下，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惊讶，那就是您竟然还没把他打发回家！”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没有接我的话。他双手背在身后，在书房里转了一两圈，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了。皇帝的这种忧郁，展示出了富歇是多么善于让他自己看起来很重要。又或者说，这展示出了拿破仑是多么难以将自己和已经适应的人分隔开来。即便他对这些人的信任已经动摇了。
富歇在失势之后回到了他在方桥的府邸中。但是，在此之前，他专门把警务部里最重要的文件都带走或者销毁了。皇帝不希望自己的信件落入一个可能滥用它们的人的手里。他派出纳夏泰尔亲王和他的朋友雷亚尔国务参事去取回这些文件。但是，富歇一直坚称自己没有带走任何文件。尽管富歇这种假惺惺的拒绝让皇帝很恼火，但是他也不希望针对富歇采取进一步行动。在经过思考之后，这位前大臣开始升起对于忤逆皇帝的恐惧之心，他最终决定把所有信件都还给拿破仑。拿破仑不希望让这个危险的密谋者那永远转动着的大脑失去食粮。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让这个人离开法国。因此，拿破仑把他任命为伊利里亚诸省的总督。此后，他对于没有彻底剥夺这个肮脏的人危害自己的权力，还是有理由感到后悔的。
警务大臣的空缺激起了许多人的野心。皇帝在心中已经把这个位置预留给了萨瓦里将军，也就是之后的罗维戈公爵。当时，萨瓦里将军是他的一名侍从官。他迫切想要好好使用这位军官的才能，以及他对自己的忠诚。这一职务也是对萨瓦里将军多年服务的回报。巴萨诺公爵推荐了塞蒙威尔参议员，这算是前者犯下的错误之一。我这可不是在说他的坏话。拿破仑并没有当即表示反对。因此，当他有一天告诉巴萨诺公爵说他第二天就会公布结果时，公爵觉得自己推荐的人选胜算很大。他还秘密地建议后者前往圣克劳。德·塞蒙威尔先生带着一个包裹来到了圣克劳。包裹里放的是他的参议员礼服和佩剑，还有装饰着白羽毛的帽子。他在巴萨诺夫人家里急切地等待了一晚。翌日，结束了弥撒之后，皇帝命人把巴萨诺公爵和萨瓦里将军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后者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交好运了，正准备返回巴黎呢，因为他执勤的那周刚好结束了。将军当时正在巴萨诺夫人家里，他看见一名皇室车马侍从骑马前来，身后还牵着另一匹马。侍从告诉他，皇帝要马上见他。萨瓦里穿着鞋子和丝袜肯定没法骑马，所以他专门找公爵借了一双马靴。巴萨诺的小腿很粗，因此他的马靴在萨瓦里脚上显得大了不少。萨瓦里把自己的鞋子放进口袋，好在见到皇帝的时候换上它们。然后他就翻身跳上了那匹牵来给他的马，向宫殿飞驰而去。皇帝当时等得不耐烦了，在将军抵达的时候，正打算出门。拿破仑指着萨瓦里将军，对巴萨诺公爵说：“这位就是警务大臣。”萨瓦里将军惊讶极了，巴萨诺公爵也是。这可真是个戏剧性的场面。之后，这个戏剧性场面在巴萨诺夫人的家中重复了一遍。公爵带着萨瓦里回到那里，对着德·塞蒙威尔先生和巴萨诺夫人两人说：“这位就是警务大臣。”
与此同时，富瓦将军抵达巴黎。他被马塞纳元帅派来向皇帝解释法军在里斯本陷入的困境。当时是1810年年末。《辛特拉协议》签订后朱诺将军被迫放弃了葡萄牙。拿破仑希望可以重新占领葡萄牙，他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马塞纳元帅。艾斯林亲王以对罗德里戈城和阿尔梅达的占领开始了对葡萄牙的入侵。在经历了布萨库战役的失败后，他来到了托雷斯韦德拉什的前线上。在过去6个月里，英军将领在这里挖出了15里长的防御工事。其中防守的英葡联军士兵是法军人数的3倍。因为他无法正面进攻这道固若金汤的防线，这位元帅被迫将其封锁起来，自己等待增援。然后他决定派出富瓦将军，去向皇帝告知当下的形势并请求后者的指示，尤其还要请求资金上的援助。富瓦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展示出了勇气和才能。但是，拿破仑只知道他一贯反对帝国政府。他是莫罗将军和勒古布将军的朋友。在审判莫罗将军时，富瓦将军很支持前者。当拿破仑成为皇帝时，富瓦将军投了反对票。并且，当同志们统一向新恺撒送去祝福时，富瓦将军拒绝加上自己的名字。富瓦当时是一名炮兵上校。他对原则不屈的坚持并没有终结他的职业生涯。他在抵达葡萄牙之后就被任命为将军，指挥一个旅。但是，富瓦将军先前的这些表现让拿破仑一点都不喜欢他。不过，当拿破仑听完他讲的话之后对这位将军非常满意：他清晰地回答了拿破仑关于法军位置、行动和资源的问题。皇帝因此对这位军官大有改观。听说富瓦丢失了自己的马车，并且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危险之后，皇帝下令给了他2万法郎，同时将他指挥的部队变成了一个师。他对富瓦将军的性格和才能是如此欣赏，以至于他为他预留了一个元帅的位置。他同样为热拉尔、克罗泽尔以及拉马克这三位将军预留了元帅的位置。
直到1814年，富瓦将军在战争中还在展示着同样的勇气和才能。1814年，他离开军队，回归了生活。他将自己的空闲时光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中去。之后，他那个省的选民将他选为众议院代表。这位杰出的将军成为最有口才的演讲者之一。他身处反对派中，成了《宪章》[9]中规定的对权利的保证最孜孜不倦、最老练的捍卫者。他也是复辟政府提出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法律最坚定的敌人。在自己出色的演讲中，他总会在爱国地捍卫公共自由时，攻击已经垮台的帝国政府。这些攻击并不都是公平和公正的。当他的朋友们就此向他抱怨时，他总是说，这样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一贯性。毋庸置疑，富瓦将军是出于真诚的爱国情感在控诉拿破仑。他在控诉拿破仑牺牲了人民自由的时候，也是在间接攻击王国政府那些狭隘的措施。他是在警告王国政府专制统治的危险所在，并控诉王国政府由此会助长反革命组织的秘密发展。要是这样想的话，这位将军就误解了帝国政府施政时的精神。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君主是处在怎样不正常以及非常的形势中。
在富瓦将军逝世后，人们出版了一本关于半岛上的战争的书籍。这本书是这位军人在和平的空闲时光以及他的议会生涯中写成的。总体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但是其中有一些有失偏颇和错误的地方，稍显不足。据说，这些问题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出版者的原因。书中多处关于战争排兵布阵的部分，出版商都显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同时，出版者对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的事也只知皮毛。富瓦将军并没有写完这本书，他只留下未完成的笔记。《半岛战争史》是基于这些笔记写成的。
法兰西帝国扩张等1810年大事记
1810年11月，我们和英国政府在8个月前开始的针对换俘事宜进行的谈判无果而终。代表法国进行这些谈判的是德·穆斯捷先生，他和我在吕内维尔和会上是同事。代表英国进行谈判的则是麦肯锡先生。法国政府此前提出了许多换俘的方式，希望可以从英国那些条件恶劣的废旧船只战俘营里救出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看起来英国倾向的换俘方案是所有本国和盟国的俘虏一起集体交换。当我们开始就安排换俘的事宜起草条款时，问题开始出现了。英方的谈判代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接受了双方此前同意的基础条件，但是他想要插入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这些条款将使得英国政府可以先取回所有英国战俘，然后交换同等数量的法军战俘。这样一来，考虑到法军和英军战俘的不同规模，就会有2万法军留在英国等着交换西班牙战俘。但是，要释放这些西班牙战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和所有的西班牙政治集团开启并进行初步谈判。这些集团相互独立，也没有组成一个正常的政府。因此，我们这些不幸的同胞就会被无限期地关押在英国的废旧船只战俘营里。因为，对于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盟友以及他们以金钱资助的盟友的姓名，英国人一贯毫不关心。法国政府为了达成一个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条约，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英国政府那边一直不为所动。英国的谈判代表中断了协商，取回了自己的护照。面对英国冷漠而自私的政策，我们为那些战争的不幸受害者所做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以上我大致介绍的这些事情，并不是1810年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和帝国的其他年份比起来，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1810年还见证了下面这些事情：汉诺威向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投降；法兰克福大公国建立，后者世袭成了意大利总督的特权；美洲革命[10]开始；加拉加斯与西班牙本土分离象征着革命的到来；帝国合并了瓦莱，汉萨诸城以及奥登堡。
瓦莱是在荷兰之后并入法兰西帝国的。原来的瓦莱领土成为一个新的省份，名叫辛普隆。
英国的商业在北海、波罗的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英国在这两个地方有许多货栈。英国在黑尔戈兰以及其他地方同样取得了极大的商业发展。此处沿海各国对英国明显的优待让大陆封锁系统完全失去了作用。法国为了阻止并纠正串通、走私、某些毫无作为的政府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毫无作用。这促使拿破仑决定无视北海到波罗的海之间不列颠议会的法令，撕碎了欧洲国际法的章程，也授权了人们可以使用最暴力的手段来对抗英国可憎的海上暴政。我们是为了重新解放海洋才采取了大陆封锁的政策。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埃斯科河、默兹河、莱茵河、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的河口都必须完全对英国关闭。成为这些地方的绝对主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们纳入法国的统治范围。因此，在12月14日发出的元老院敕令中，法国政府宣布，汉萨诸城、奥登堡、马格德堡，以及上述河流河口处的区域都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这些新的领土组成了10个新省份。
这些大事件是人尽皆知的。在它们之上，我要讲述一些大众较少关心的事，但也是这个时候发生的。
一件事情的发生让皇帝对塔列朗先生又多了新的不满，并且增加了后者的积怨。塔列朗有一个叫奥古斯特·德·塔列朗的侄子。他想要和奥尔良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这位小姐的监护人坚持这个求婚人必须证明自己有30万法郎财产，不然他不会将自己监护的这位小姐交给他。奥古斯特·德·塔列朗先生于是找到了自己的叔叔，后者同意借给他这笔钱。前者希望自己不久就可以把这笔借款还上。这张借条呢，一直在他叔叔的手上，他叔叔保证不会把借条转给别人。但是，不久之后，塔列朗先生自己手头紧张了起来，他就把这张借条给了第三方。别人就拿着这张借条来要求奥古斯特·德·塔列朗还钱了。他那时是我们驻瑞士的大使。他对于这一突然的要求很是惊讶，第一反应就是控诉自己的叔叔没有信守承诺。奥古斯特·德·塔列朗的夫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她离开伯尔尼，来到巴黎。因为她丈夫是皇帝的侍从之一，所以她参加了皇帝的晨会。在晨会上，她告诉了皇帝塔列朗先生将自己的侄子置于怎样的困境之中。拿破仑在掌握了情况之后，叫来了自己的总理大臣。他让后者去向塔列朗先生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塔列朗的行为让一个在国外代表法国的人遭受到了羞辱。他还要求塔列朗必须马上把那张借条收回来。塔列朗先生被迫从命。但皇帝这次直接干预他的家庭事务，在他看来是一次不必要的挑动。这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怨恨，向他的心中倒入了一剂新的苦胆汁。
在这一命运的非常时刻，两位出身低微的法国女性在东方取得了影响力。此后，她们多次用这份影响力来帮助自己的同胞们。这些当代柔克塞拉娜[11]中的一位，曾经是一名步兵中士的妻子。她丈夫跟随部队参与法国对埃及的远征时她也随君出征，在军队中卖些小商品贴补家用。战争的意外让她落到了耶路撒冷帕夏手上。克莱贝尔将军这时正指挥着在埃及的法军，他命令这位女士回来。但这位女性对自己的新位置以及帕夏对她的宠爱都很是满意。她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回到她从前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去。之后，她就一直待在帕夏位于耶路撒冷的宫廷中。但尽管她锦衣玉食，她也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法国人，是一个基督徒。因此，她利用帕夏对自己的偏爱带来的影响力，保护了叙利亚的基督徒。拿破仑在听闻此事之后，命令我们的领事和她取得联系，并好好利用她的影响力。之后，她为我国的领事们做了一些事情，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另一位法国女人，是一个来自巴拉涅的科西嘉女性。她被巴巴里海盗抓住后，卖给了摩洛哥苏丹。这位苏丹让她成为自己的宠妃。她在法国还有一名兄弟，她认为自己有权将他引荐给皇帝。迫于这位女人奇异命运带来的影响力，拿破仑急切地想要回应他的女同胞对他的这份信任。因此他下令要找到她的这个兄弟，并且已经准备好要为那个男人做一些事情了。但是，听说这个男人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什么都做不了之后，他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
拿破仑那个著名的马穆鲁克[12]鲁斯唐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些不平常的命运差不多。因此，我借此机会就讲讲这个故事吧。有一天，鲁斯唐收到了自己母亲寄来的一封信。我记得，他母亲是在土耳其的一名奴隶。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了她听闻的法国卓越地位，还向他讲了自己现在的状况。听到自己的母亲还活着的消息，鲁斯唐沉浸在了喜悦中。拿破仑命令我回复这封信，并询问鲁斯唐的母亲，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但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我的回信石沉大海。鲁斯唐在格鲁吉亚出生。他的父亲那时当上了帕夏的医生，所以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去和他团聚。他们在旅途中被海盗绑架了。这些海盗私下把抓到的这三个人分开了。鲁斯唐被卖到埃及。他在亚历山大贝伊科莱伊姆的家中长大，被训练成了一名马穆鲁克。这名贝伊[13]此后因为私通英国舰队，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贝伊死后，拿破仑将鲁斯唐纳入麾下，并将他带回了法国。那时，鲁斯唐还不知道自己的姐姐和母亲命运如何。拿破仑每次出行，鲁斯唐都陪伴在身边，一般是担任骑兵侍卫，极少数时候还当过男仆。他和拿破仑形影不离。在所有皇帝的肖像画的背景中，人们都可以找到他的马穆鲁克的剪影。鲁斯唐完全适应了法国的生活习俗。他迎娶了皇帝一位门房的女儿，并和她生下了几个孩子。在1814年皇帝退位时，鲁斯唐没有能够经受住逆境的考验。就在拿破仑将要离开法国前往厄尔巴岛的前一天，鲁斯唐从枫丹白露宫中消失了。他还带走了一笔钱，那笔钱是我们为了补偿他的妻子和他长年分隔两地而给他的。长久以来被迫忍受的焦虑不安的生活使他心力交瘁，再加上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他对于家庭生活的喜爱。这些在他眼中都胜过了他对拿破仑的忠诚，也蒙蔽了他的双眼。他没有看出，就这样抛弃一个如此慷慨对待自己的主人，是多么忘恩负义、不知感恩。
在1810年时，皇帝让人找来了警务部内保存的关于圣日耳曼城区的几个居民的报告。富歇此前在任时曾请求驱逐这些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的罪名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因此他赶忙让人把他们从流放中找了回来。其中，只有四五个人没有享受到这次赦免，其中就包括雷加米埃和斯塔尔这两位夫人。皇帝认识她们，她们恶毒的说话方式令他很不满。其中一个人，总是在密谋反对他的权威。另一个人则是无可救药地充满敌意。皇帝认为这两个人都无可救药。斯塔尔夫人的那个走狗雷加米埃夫人也是一样。皇帝以最严厉的条件禁止她们居住在巴黎，也没有给这一放逐令加上时间限制。
在调阅这些人的报告的同时，皇帝也希望可以了解到圣日耳曼城区内真实的情况。这里的某几个居民，要么是出于偏见，要么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总是想要让大家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他下令搜集关于那些有影响力的家族的信息。这些家族要么是积极的反对派，要么就是喜欢针对新的秩序发一些无害的牢骚。为了这一目标，我还写了一本字典。依靠由塔列朗、塞蒙威尔、迪洛克和富歇等四位先生提供的自相矛盾的报告。不过，我觉得皇帝从来没有来看过这本字典，它现在还在我手上。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虽然拿破仑有充足的理由对富歇感到恼火，但是，他在决定开除后者时，还是很犹豫的。这是因为他念及后者多年来为他付出了许多，尤其是在他上台的那段时间里。拿破仑对于所有能在他面前提起“旧时情谊”的人，都会生起一种本能的善意。布列纳就是另一个例子。即便是对他身边最卑微职位上的人，他的这份善意，这份对别人帮助的牢记也是一样的。如果皇帝没有批准相关报告的话，没有老用人可以被解雇。而一般来说，皇帝只有在人们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提起同一件事情时，才会同意解雇某人。有个倒霉蛋车夫，他总是醉得不省人事，根本干不了活。但是，因为他曾经在马伦哥的战场上帮助军队运过补给，所以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得以逃脱被解雇的命运。
皇帝内阁里的第一门房是一个叫朗多瓦尔的男人。皇帝很喜欢他，也很感谢他多年来忠心耿耿的服务。他在失去了妻子之后，考虑到家里的事情，希望和妻子的妹妹结婚。这样的事情是《民法典》禁止的。朗多瓦尔来找皇帝求情时，皇帝告诉他，自己没法同意他的请求。但是，皇帝最终被这个男人急迫的请求打动了。他找来了大法官，命令后者就此事给他做一份报告。这位大臣在报告的结尾提出的结论是，尽管朗多瓦尔想要迎娶的这个人只是他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禁令就是禁令，如果皇帝要批准这桩婚事的话，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法律。自己这位仆人的痛苦，拿破仑感同身受。所以，他还派人去向后者提议，让后者到某一个《民法典》管不到的邻国去成婚。最终朗多瓦尔到1814年才把这个婚结成，那时候，这样的婚姻已经不再被禁止了。
如果说拿破仑的好意仅仅止于我上面提出的那几个例子的话，那这并不能证明他天生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毕竟，就算是再残忍的暴君，也会有那么几次发善心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他日常就是一个亲切善良的人，并且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与人为善。就算是在拿破仑认为自己必须要严厉地批评某人的时候，他善良的本性也会占据上风。他总是会就自己之前做得不对的事情做出补偿。善意可能会迟到，但是决不会缺席。我不想跑题太远，也不会一个一个把拿破仑念及旧情的例子都说出来。很多这样的例子人尽皆知。我下面只会讲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件比较鲜为人知的事情。1809年时，卡诺将军深陷债务之中。自从拿破仑建立帝国以来，卡诺将军就一直对新政权抱有公开的敌意。因为这位将军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出于个人情感才厌恶拿破仑的，他依旧认为皇帝对他是宽宏大量的。因此焦头烂额的他决定向皇帝求援。他通过自己的亲戚科利尼翁先生找到了我。我之前就认识科利尼翁先生，后者把卡诺将军的一封信交到了我的手上。在信中，卡诺将军请求我向皇帝请求一笔借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卡诺将军对皇帝的信任深深触动了后者，皇帝忙不迭地帮了他的忙。出于一种微妙的情感，皇帝并没有让人告诉他这位将军具体的现状。他也没有让这位将军把收支交给他检查。拿破仑只是找来了陆军大臣，询问后者卡诺将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收到他作为将军的俸禄。他之后下令我们把欠款都交给卡诺将军，最后付给后者的钱超过了后者的债务。同时，他还赐给卡诺将军一笔1万法郎的津贴，待遇和前大臣相同。卡诺将军对皇帝向自己展示出的慷慨非常感恩，他主动请缨要为皇帝服务。之后，双方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客套谈话，谁的面子都没有伤到。考虑到卡诺将军的政治信仰，拿破仑并不希望给他的岗位上会包含有与他的政治信仰相冲突的职责。于是，拿破仑只是要求卡诺将军就堡垒防御战术写一本书，希望后者可以署名支持这个极限的防御原则。最近一些例子显示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这一原则了。卡诺于是马不停蹄地开始实现皇帝的愿望。几个月之后，他寄来了他的著作，同时还有下面这封信：
陛下：
我没法将我关于堡垒防御战术的著作的第一册亲手交给陛下，因此我委托了陆军大臣阁下以我的名义将其呈给您。在这本书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告诉所有想要走这条道路的年轻人真正的职责所在。并且，我也希望让他们产生一种荣誉感，以及对您个人的奉献精神。这肯定可以鼓舞他们。就我个人来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里，我心中对您深深的感激之情一直指引着我。我的才能实在不足以很好地达成您的愿望，希望我的这份感激可以补充我的不足。
陛下，我是您最卑微，最忠诚的仆人和子民。
签名：卡诺
此后，当不幸在1814年降临法国时，当外敌入侵使得保卫我国的堡垒变得愈发重要时，卡诺给拿破仑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在信中，他主动请缨，向拿破仑献上了自己的剑和经验。在我们接受了他的请缨后，他被派去了安特卫普。在安特卫普，他实践了自己此前已经多次熟练并详细地讲解过的理论。
谢尼埃这时候已经成了皇帝的敌人。他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还多次批评过后者。即便这样，他还是为了自己需要的一个职位给后者写了一封信。因为我此前就认识谢尼埃，所以这封信他是通过我转交的。很早之前，在谢尼埃离开保民院后，当时的第一执政曾经想要任命他管理邮局。这是一个闲职，可以让谢尼埃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相比系统性地反对拿破仑，这样的安排绝对会让他处于一个更富足更有优势的地位。此前他在国民公会和一些民众集会中的确拥有影响力。但他在保民院里靠反对拿破仑赢得的所谓影响力不过是虚幻的泡影罢了。尽管他花钱大手大脚，心中笃信共和信仰，过得却是贵族的生活。但谢尼埃还是拒绝了这个肥差。他有一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要自己挣取自己生活所需的金钱。他之后申请想成为大学督查，这份工作更合他的口味，也更合他的天资。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堪忧，他还是勇敢踏上了漫长的监察大学的旅程。他作为诗人的自负使得他难以忍受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时常让他忘记，抱着和解的心态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这份工作。此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他对早年政治激情的回忆，都让他开始秘密地攻击国家元首。富歇到那时为止都是他的保护人，但是之后富歇发了一份报告让他丢掉了大学督查的工作。财务困难的确很让人焦虑。他在丢了工作之后就陷入了财务困境中，由此带来的焦虑战胜了他的自尊。帕利索一直都很喜欢他。在经过长时间努力之后，帕利索终于说服了他，让他去请求皇帝慷慨解囊。帕利索还向他保证，我会很乐意把他的信交到皇帝面前。拿破仑很尊敬谢尼埃的才能。在读完后者的信之后，他看到这样一个人现在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很受触动。他赶忙派人给这位诗人送去了还债所需要的钱。同时，他还任命他继续完成《法国史》。他还让谢尼埃负责了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给了后者一份可观的薪水。谢尼埃并没有享受这份恩惠多长时间。因为死亡不久后就带走了正值壮年的他。那时，他的才能刚好攀上了顶峰，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夏尔·普根斯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也是法兰西学会院士。他不幸失去了自己的视力。虽然他成了盲人，但是他依旧在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大革命剥夺了他所有的资源。但他成功地在之后开了一家出版社。在出版社旁边，他还开了一家书店。拿破仑将军一直知道他。在拿破仑出征前往埃及之前，为他准备随身携带的书籍的人就是普根斯。1803年，一系列的破产毁了普根斯。在重压之下，他想到了向第一执政求助。第一执政那时正在布罗涅。带着普根斯先生的信的信使，带回了给他的4万法郎。这笔钱他需要在4年之内还清。10年过去了，这笔欠款还有一半没有还上。但是，因为拿破仑被这个债务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正直所打动，在1813年4月10日发出的决定中，他免除了剩余的2万法郎债务。这份决定书之所以给普根斯先生提供这样的恩惠，是作为我们查封他的出版社的补偿。同时也是对他在完成自己的巨著《起源大典》中所付出的努力的奖赏。这套书因为作者的逝世，并没有全部出版。普根斯先生只印出了一本对开的样书。这本样书展现出了渊博的学识以及广泛的研究。考虑到作者是一个盲人，能做得如此出色还是很让人吃惊的。
关于拿破仑的慷慨大方以及他在帮助别人时是多么细心，我还可以很轻易地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和证据。不需要再次提起他对手下的将军们是多么的大方，我就可以说，他手下的大臣、参议员，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都享受到了他的乐善好施带来的好处。只要理由合理充分，大家向他求援时，他从来都有求必应。
我曾向皇帝提出过请求，希望他可以从帝国的报刊基金中，给我的老朋友帕利索划拨一份津贴。我和他之间就津贴的数额，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不希望这份津贴超过3000法郎，尽管他最近才给了诗人勒布朗（爱德华）一份6000法郎的津贴。在我们的讨论中，拿破仑还同意和我就这两位诗人的才华进行了争论。最终，他授权我去准备一份政令的草稿，给帕利索一份津贴，但是数额不能超过3000法郎。我知道，在这些他不太关心的问题上，他可以忍受大家反对他的观点，并且他也时常会遵从反对者的意见。因此我告诉他，既然他已经同意了要给我的保护者一份津贴，那么，这份我要为他准备且他也要签名的政令上的数额就不能低于6000法郎。他没有就此做出答复。不过，当我把政令放在他面前时，拿破仑突然喊出了声。他转过身来，就像他惯常会做的那样，揪住了我的耳朵。然后笑着责备我，说我想要这样蒙混过关拿到他的签名。然后他放下笔，再次重申，他认为帕利索的才华远在勒布朗之下。最终，在善意嘲笑了我的固执之后，他决定向我妥协，并给了我值得敬重的朋友一笔4000法郎的津贴。后者一直到逝世都享有这笔津贴：他刚好在复辟政权想要剥夺他的这笔津贴之前去世。
要是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拿破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的人。那些人如此努力地想要污蔑这个伟人的形象，自然是想要从他身上夺走这个代表真正的伟大的最宝贵的特质。拿破仑有真朋友，他也时常会答谢他们的友谊：德塞、拉纳、迪洛克、贝西埃尔、米隆，还有其他人的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不幸是友谊的试金石，有些友谊从中得到升华，大部分的友谊都在其中消失了。但是，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朋友和拿破仑之间有很深的羁绊。他们永远都会忠诚于他，他对他们也是一样。
拿破仑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展示出的关心，证明他也是讲感情的。那时有一位军官，刚刚获得了军中的最高军衔。这位军官从进入军队开始就受到了拿破仑的关照。拿破仑一直精心支持和指导他，并且专门给他提供了许多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机会。拉克萨公爵在受到元帅任命后，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皇帝的帐篷里，向后者致谢。拿破仑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已经给您下达了任命书，我也很高兴可以再次向您证明我对您的喜爱。但很遗憾的是，我可能已经因此招来批评了。批评我在这件事情上更多地遵从了我的情感，而不是您的水平。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您还缺少一些打仗必不可少的品质。您必须要努力获得这些品质。只在我们两人之间，虽然我认为您还没有做出足够的事情，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我很有信心，我将在未来祝贺我自己今天任命了您。您也会在军队的眼前证明我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听完这番话后，拉克萨公爵被这种父亲般的情感深深触动了。他也同意，他这次是因为皇帝的好意才得以荣获这个头衔。他还表示，他会不辱使命，并在未来向皇帝持续展示自己的奉献与忠诚。
我之所以没有在皇帝的朋友名单里提贝尔蒂埃的名字，是因为他在1814年的背叛。但我想错了。虽然当时这位元帅因为一时糊涂离开了皇帝，但贝尔蒂埃对他的旧主还抱着根深蒂固的怀念，完全可以经得住逆境的考验。1815年时，我在瓦尔德斯差一点点就遇到了瓦格拉姆亲王。那是属于符腾堡的一座城市。当时，就像是植物追逐着太阳，追逐着赖以为生的阳光那样，贝尔蒂埃正在和他夫人会合的路上。他把自己的夫人称作是自己的战友，自己在战争中忠实的同伴。这边，皇帝也没法忘记他。他曾经笑着说，等贝尔蒂埃回到自己身边后（拿破仑从不怀疑他会回来这一点），自己对他唯一的报复就是要让他穿着路易十八的卫兵的制服来到杜伊勒里宫。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皇帝肯定不会坚持这么做的。
逆境同样也让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和很多人培养出了亲密的关系。在他还武运昌隆的日子里，他是肯定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的。在这些人之中，我肯定要提一提德·拉斯加斯先生。正是在他的同情和忠诚中，我们著名的俘虏找到了自己在流亡中的慰藉。拿破仑对这位自己落难时的廷臣的感情，在一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丰碑。皇帝给自己忠诚的仆人写这封信的时候，英国正要求后者离开朗伍德。作为对这封感情的回应，德·拉斯加斯先生出版了一本书。虽然书中有不少的错误，不过还是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并且在未来也一定会继续火热下去。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对一个可恨的诽谤系统最初也是最有力的抗议。成王败寇，胜利者们出于自己的愤怒搭建了这个诽谤系统。
《回忆录》的出版让人们逐渐忘记了另一本著作。这本书在当年刚出版的时候激起了整个欧洲的好奇心。我讲的这本书，就是《以未知的方式从圣赫勒拿岛而来的手稿》。这本书刚出版时所有人都贪婪地想要一睹这份自称来自圣赫勒拿岛的手稿。这份公众的热情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原因：这份手稿抵达英国时就笼罩在谜团之中，伦敦最著名的书商们都知道这份手稿一般的背景；人们强烈地想要知道拿破仑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想法；当时市面上出版的针对拿破仑的抨击让民众普遍感到恶心；还有就是拿破仑不幸的陨落激起的人们对他的兴趣。但是同时，人们又对这本书充满怀疑。因为，书里有许多时间混乱的地方。而且，在整本书的那些宏大的思想，具有画面感的描述以及富有个性的描述之间，散布着一些拿破仑不太可能犯的低级错误。有人解释说，之所以手稿的时间轴混乱，是因为这份手稿为了躲避狱卒的检查，被分成了很多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法抵达了欧洲。因此途中有很多混淆，使得重新编排时无法按照正确的顺序编排。人们认为，这种时间上的混乱恰好证明这份手稿是真的，因为没有伪造的作者会犯这样的错误。手稿中的事实错误，则被归咎于散失了几页原稿，因此只能由其他人代笔完成。这些解释，不说好还是坏吧，反正都被接受了。这本书被普遍认为就是拿破仑写的，即便是那些此前出于职务上的要求和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也是这么认定的。但是，经过认真的思考以及对手稿的仔细检查之后，人们又再度怀疑起了它的真实性。人们提出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的名字。一开始有说是斯塔尔夫人的，之后还有说作者是本杰明·康斯坦的。皇帝自己则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国务参事，但是具体的人名他没有说。据他说，这人是执政府时期的常任国务参事。最终，舆论认定这本书的作者是西梅翁伯爵的一个亲戚。这个人在法国南部的财政部门里任职。当人们就此事询问西梅翁伯爵时，后者承认自己的亲戚的确是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此后也终于向自己的家人吐露了这个自己一直保守的秘密。有许多历史上的著作或是行动，它们的作者或是参与者，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朱尼厄斯的来信》[14]就是一个例子。看起来也会这样永远笼罩在谜团中的《圣赫勒拿岛手稿》，其实出自弗雷德里克·吕兰·德·沙托维厄之手。他是日内瓦人，在科学领域已经小有名声了。在缄默了25年之后，这位作者承认，是自己在1816年写了这本书。他自己把这本书带到了伦敦，并把它交给了一个叫穆雷的出版商。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留下的文件里找到了这本书的手稿。整本书的手稿都是他自己写的，上面盖满了他涂改的痕迹。而此前一直被人们认为创作了这本书的西梅翁先生的亲戚也愉快地摆脱了这个名头。
拿破仑喜爱的人中有许多都在本世纪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中一个就是塔列朗先生。后者很早就预见到拿破仑将军未来会飞黄腾达。那时，督政府刚刚把这位欧坦主教提拔为外交事务部长。第一执政以及皇帝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拿破仑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支持塔列朗。即便当皇帝迫于有罪的密谋、财政问题，或者是外国君主发来的警告而不得不解除这位大臣的职务并把他从参政院中赶走时，对塔列朗本能的喜爱还是会将皇帝吸引到他的身边。1803年，皇帝曾经要求教皇世俗化这位前高级教士的身份。出于对礼节的考虑，因为塔列朗已经拥抱了世俗的事业，因此皇帝希望他可以有一个更合适的身份。但是，当塔列朗先生向皇帝表示自己想要结婚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格朗夫人的朋友约瑟芬皇后用尽了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力来帮助她。但是，皇帝对她的所有乞求都装聋作哑。有时候，约瑟芬会走上那个连接她的卧室和皇帝书房的小楼梯，并敲响书房的门。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的时候，我把门打开了。她是来告诉“波拿巴”，格朗夫人到了。她乞求他去听她说一会话。拿破仑终于缴械投降了，他走下楼梯，来到了妻子的房间里。他在那里看到了在苦苦哀求的格朗夫人。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恳求他不要在自己的婚姻道路上放置障碍。拿破仑无法抵抗女人的眼泪和哀求，他承诺自己会在此事中保持中立，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婚礼如期举行了，但是这段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
到了1810年，塔列朗因为银行家西蒙的破产，损失了140万到150万法郎。尽管皇帝对他的这位前大臣真的有很多怨气，他还是伸出了援手。他花200万多一点的价钱买下了塔列朗想要出售的摩纳哥宅邸。购买这座宅邸的同时，拿破仑其实违背了自己一贯的准则：不购买任何需要花大价钱维护的宅邸或庄园。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皇室的产业和宫殿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了。
拿破仑同样是真心实意喜欢过亚历山大沙皇的，他认为后者远胜于当时的其他各国君主们。沙皇的诙谐、他的优雅以及他的亲切都让皇帝很是着迷。而尽管当时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俄国君主对拿破仑的情感从来就不是真诚的。至于后者，尽管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应该让他抛弃这个幻象，但他还是死在了亚历山大狡黠的魅力之下。曾经，拿破仑对这位王公的情感是如此真切，以至于他说过，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只要谈话1个小时就足以抚平所有的不满。在提尔西特和埃尔福特，我都目睹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之间迷惑人的那种亲近感，以及他们两人在每日的私下信件往来中展示出的那种充满感情的亲密。我愿意相信，那些关于提尔西特和埃尔福特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以及圣赫勒拿岛艰苦的画面，是导致沙皇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中饱受抑郁煎熬的原因之一。拿破仑呢，在不影响自己政策的情况下，对亚历山大非常迁就。下面这个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它除了政策之外，还触碰到了拿破仑的军事荣耀。在注意到了亚历山大依旧对自己在奥斯特里茨的战败愤愤不平后，胜利者下令把旺多姆广场柱子浮雕上的亚历山大的首字母图案悄悄抹掉[15]。本来，浮雕上俄军士兵的头盔和胸甲上都是有他的首字母图案的。沙皇在进入巴黎的时候，如果注意了这一点的话，可能会看出，这个首字母图案的消失，正是他这位前盟友对他细致入微的宽容的证据。
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的纠葛
教皇在1809年宣布开除了皇帝的教籍。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影响到皇帝的婚礼，也没有停止教会委员会关于宗教问题及争论的讨论。
到了接近1810年年末时，皇帝听说，关于自己被开除教籍，以及反对我们任命莫里红衣主教为巴黎大主教、反对其他两个主教的任命的《教皇诏书》正在人群中秘密传播。有人甚至会在晚上偷偷地把开除教籍的诏书贴在巴黎圣母院的大门上。我们怀疑巴黎教务会议的代理主教阿斯特罗神父参与了这件事情。对这位神父的文件的检查还有他自己的认罪，驱散了笼罩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有疑问。但是，这其中让皇帝最为恼火的是他听说国务参事波塔利斯也秘密地接受了这些诏书。波塔利斯是前任公共祈祷部大臣的儿子，皇帝对他父亲的恩惠也延续到了他的身上。拿破仑在自己主持的第一场参政院会议上（1811年1月5日）严厉批评了波塔利斯伯爵。在这番呵斥结束之后，他命令后者离开会议室，并且将后者驱逐出了巴黎。此后，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拿破仑对此表示很懊悔，他觉得自己那天让波塔利斯离开会议室太伤后者的面子了。拿破仑这样说大概也没错。他觉得，自己当初已经在整个参政院面前呵斥了波塔利斯，应该满足了。波塔利斯先生那时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上：一边是他的家人，另一边是有权要求他绝对忠诚的君主。我不打算在这里评价他当初是不是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做法。
波塔利斯先生所受的耻辱，我感同身受。我俩一起参加了吕内维尔和会，以及亚眠和会。此后，我俩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甚至还有他从柏林寄给我的信件，那时他是驻柏林使团的秘书。信中有两个互相交织的主题：他对我的友谊，以及他对皇帝的忠诚。当他在1813年被召回，并被任命为昂热皇家高等法院的首席院长后，我第一时间就去向他表达了祝贺。
在我们发现这一宗教密谋之后，根据在代理主教阿斯特罗的家中搜出的文件，我们逮捕了几个教士。参政院的那场争吵之后，第二天，1811年1月6日，巴黎大主教会议觉得他们应该向皇帝发表一番讲话，表明他们对高卢教会的自由，以及对博须埃四条主张的支持。大部分意大利大主教、主教以及教务会议都对巴黎教务会议的宣言表示了赞同。
拿破仑这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对意大利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打算限制教皇对权力的滥用，于是他在巴黎召开了全国主教会议。这次全国主教会议，表面上的目标是要讨论出当教皇拒绝任命主教的时候宗教机构最佳的选择主教的方法。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总共100名主教参加了这次主教会议。在费沙红衣主教主持下，会议于6月17日正式召开。皇帝有理由抱怨这个会议错误的走向。这个主教会议根本没有回应他的期待：他们表示自己无法就选择主教这一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他们建议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到教皇那里去，就如何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的教会这种混乱的局面和教皇陛下取得共识。包括波尔多大主教在内的许多法国主教展现出了教皇至上的态度，和大部分的意大利主教们正好相反。意大利的主教们大部分都更加独立于罗马教廷。
当皇帝得知主教会议决定宣布他们无能为力后，他下令解散了会议。参与会议的大部分主教在几天之后重新集合了起来，这一次他们认可了会议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讨论了我们提交给他们的主要问题，并且确定了教皇有6个月的时间为主教们举行教会授职仪式。6个月过后，大主教就可以举行授职仪式。在大主教缺席的情况下，省份内最年长的主教可以主持仪式。教皇无权干涉。
去年的1月，皇帝曾经任命了一个由9名法国红衣主教、大主教以及主教组成的宗教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在研究了过去的历史后，基于此前的先例做出了决定。他们宣布，在教皇拒绝的情况下，已经获得任命的主教的授职仪式应该由大主教或是他的副主教来主持。之后，这个宗教委员会把这个辩论带到了圣父那里。皇帝把埃梅里神父也加进了委员会里。后者是圣叙尔比斯教堂神学院的院长，皇帝很欣赏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教皇终于同意了这个提案。全国主教会议因此下达了一份与提案相符的教谕，并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带着这份教谕到教皇那里，请求他批准。教皇同意了主教会议采纳的决议，但是他给这些获准主持授职仪式的大主教和主教们加了一个正式义务：他们必须宣布他们是以教皇之名在主持仪式。皇帝本来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主教会议获得超过教皇的权威，并把前者和罗马教廷对立起来。考虑到教皇默许了主教会议的决议，显得好像他才是最终权威，因此这两个目标并没有被完全实现。不过，拿破仑觉得第一步做成这样，他已经满意了。皇帝此时已经计划好要在1813年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这次会议将完成第一次会议未竟的事业。但是，事态的发展最终阻碍了这个计划的实现。
同时，拿破仑也严厉惩罚了3名法国主教，其中有2名是他宫中的主教。他们基于下列罪名被逮捕：参与密谋；非法与黑色红衣主教以及教皇在法国的秘密代理人迪·皮埃特罗通信；私下煽动教士的反抗行为。这些主教分别是：图尔奈主教、根特主教、特鲁瓦主教。其中，第一个主教并不是因为自身品行庄严朴素而受到保护。拿破仑同时还要与他的叔叔，费沙红衣主教的抵抗做斗争。他并没有像他外甥那样系统性反对政府，但是他的确不支持公开与教廷斗争的行为。因此，皇帝通过第一次主教会议，只是取得了部分胜利。上层教士中有许多人，抓住这个机会表达了他们对政府的反抗。来自图尔大主教巴拉尔，尤其是南特主教迪瓦桑的谏言，让皇帝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发火。皇帝完全信任迪瓦桑。皇帝曾经说过，在神学领域，这位南特主教对他来说就像是他不愿遗失的火把。皇帝总是遵循着这位教士的建议，每当南特主教警告他说他可能伤害到信徒或是损害法国教会的利益时，他都会控制自己。那时有人批评拿破仑，说他禁止《箴言报》上刊登一切有关教会事务谈判的文章，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不行。事实上，这样的论争和他的见解是相反的。他并不担心公众舆论被催眠，甚至是被引入歧途。因为他坚信，当他开始实施他一直在斡旋的方案时，公众一定会支持他。拿破仑在回忆录中说过，他不希望刊发任何关于他和罗马之间的协商的东西。当时，协商的进展还不成熟，因此他不能允许任何官方性质的东西被发表。在他看来，这些协商就像是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之前的初期小规模战斗。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他忍受了所有这些协商。但是，他不希望公开这些协商，因为他害怕公布自己个人的看法会影响到他最终希望取得的胜利。皇帝以前常说，他之所以要将教皇赶出世俗的领域，是为了强化以及尊重教皇的精神力量。在拿破仑看来，教皇是非常重要的。他常说，如果世界上没有教皇了，那么我们要创造一个教皇。但是他希望教皇在自己的掌心里，他希望教皇的驻地是巴黎。这样一来，我国首都就可以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首府。将教廷放置在帝国的首都后，拿破仑可以将其簇拥在无数的富丽堂皇及荣耀之中。同时，这也意味着教皇将一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这个远大的理想并不是无法实现的。他大概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和才能来实现这个计划。将教皇迁到巴黎来会在政治上产生许多的成果。并且，教会领袖对整个天主教世界施加的影响力将会成为法国的财产，代代相传。那是一个充满伟大构想的年代。我们的后代在阅读拿破仑的故事时应该会感觉他们被带到了一个英雄的年代。
总结一下，拿破仑热爱自己的宗教。他想要尊敬自己的宗教，并让它可以蓬勃发展。这一点《教务专约》就可以证明。但同时他又希望将其作为一股社会力量来使用：抑制无序和混乱；巩固他在欧洲的霸权；并最终增加法兰西的荣耀，以及法兰西首都的影响力。当南特主教对皇帝指出教会的领袖对维持信仰的统一有多么重要时，拿破仑是这么回答的：“主教先生，您大可放心。我的国家政策和保存以及维持教皇的精神威信是紧密相连的。我需要他变得比以往都更加强大。他永远都不会拥有我的政策让我想要赋予他的那么大的权力。”
法兰西帝国的财政
拿破仑在国家财政以及皇室财政管理中引入的严格秩序让他积累了大量的钱财。这既是他节约的成果（与人们的想法相反，节约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也包括了他支配的私人资金（比如非常产业的收入）。这也使得他可以通过借款或贷款的方式，帮助银行和企业的发展。这些资源同样使得他可以帮助自己关心的家族，如果这些家族有幸地来向他求助的话。无人兑奖的彩票，加上来自游乐场的资金，同样为他带来了一些额外的财源。他一贯是以审慎和富有洞察力的态度管理自己的金钱的。他会通过采购布料的方式来鼓励手工业者和工人们，往往会为此花掉数百万法郎。
为了鼓励工商，拿破仑想出了许多的办法。他计划过在主要的工业中心设立银行的分行，或者是给商人们贴现4%。他还想过要建立当铺，人们可以在那里通过商品获得贷款。在国库大臣和银行经理们的谏言下，他放弃了这些打算。他后来只是给那些偿还信用良好的商人放贷而已。
我对财政事务的了解不足以让我中肯地评价拿破仑的财政系统。关于这套系统的运行机制还有它的优劣，还是让他那些熟练的大臣去评价吧。我在这里只说一点：不考虑时代和形势的差异，拿破仑在债务这件事情上和柯尔贝尔[16]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两人治下的政府都没有赤字。平常的税收和战争赔款就足以应付所有开销了。拿破仑对基于公共信用衍生出的财源很熟悉，但是，他认为法国还没有到靠借债建立财政系统的时候。他常常这么说：“我在一片废墟中建立了这个政府，它的根基还不稳固，我也还要根据外交政策的变化不断地改进它的形式。如果我要把它置于一套绝对的措施之下，一套因为无法修改所以才有效的措施之下，那么面对整个欧洲时我要把自己置于怎样的境地之中呢？”
同时，如果皇帝迫于形势需要借债的话，他既不缺信用也不缺借款人。但是他害怕这样的财源会被滥用，他害怕他会因此在自己的脚下挖出深渊。他不希望为投机者们开启新的游乐场，也不希望将自己暴露在高利贷那些足以毁灭他的条条框框之下。在他看来，偿债基金就是一个错觉，因为他一边在还债，另一边却在继续借钱。还有就是，他不认为人们应该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就让未来的繁荣无限期地担起重负。不列颠飞速膨胀的国家债务让他感到惊恐，他一点也没被英国的例子吸引。拿破仑对于公共信用的作用有其他的想法，和我们今天流行的想法很不一样。
有一点可以证明皇帝的整个财政系统是有效的，对于财政事务的管理是有序且节约的：尽管我们当时不停在打仗，但是为这些战争埋单的其实是敌人付给我们的战争赔款。尽管我们做出了许多看似超出我们能力的努力，尽管我们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灾难和失败，拿破仑还是成功做出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虽然他接手时的法国财政基本就是一片废墟，他在下台时还是为法国留下了一个远胜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
既然讲到了财政的话题，那么我就要讲一下皇帝那时候怎样管理政府预算。每年，皇帝会召开一个所有大臣都参加的财政会议。在会议上，他会根据自己的想法给各个大臣固定一个信用额度。同时，他还会在会上决定各个部门当年的开支。每个月，皇帝都会为大臣们分配本月支出的金额，国库会据此给各位大臣拨款。每个月，这些金额都会被记录在一张划分了很多列的登记表上。这种登记表是我应他的要求设计的。我在这里补充一段布雷松先生的《财政史》中记录的细节，很准确：
每年有十二次，政府首脑会抽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检查所有支出的情况，同时决定接下去的一个月各个部门支出的金额。如果可能的话，他总是希望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同时，根据各个部门获得收入的不同，需求紧急程度的不同，以及面临形势的变化，他会适当地放松或催促某些款项的支付，以及增加或减少某个部门的资金。而且，除非某个大臣已经签署了付款书，并且确认了当年的预算以及每个月他获得的信用额度，否则，国库大臣是不能给那个大臣拨款的。
我要补充一下，拿破仑还把自己的国库大臣任命为了军队财务总检察官。后者会将军队的调动情况以及所有其他下达的牵扯到金钱的行动都报告给他。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这位大臣可以有效进行这项检查及核验的工作。
从来没有一个税收部门像帝国治下的法国财政部这样受到良好的管理。也从来没有一个税收部门像帝国治下的法国财政部一样要求这么精确的簿记。的确，有一些国家公务获得了大笔的金钱，但那都是外国君主的钱，或者是皇帝的赏赐。财政记录是如此有序以及简单，以至于拿破仑可以随时在他的清单中看到关于收入和支出，关于拖欠款项，以及关于常备和非常财源的准确情况。
皇帝并没有忘记鼓励法国生产企业的繁荣。他时刻都在思考着应该怎样将我们的工业解放出来，让它们不再需要向外国人上贡。
我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已然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海上贸易，拿破仑于是全神贯注于促进我国的国内贸易，以及我们和盟国之间的贸易。对于那些我们已经无法从英国购买的进口物资，以及英国的海上优势使得我们无法从殖民地获得的物资，他都要找到替代商品。因此，拿破仑建立了一个工业生产总委员会。他还以各种荣誉和金钱上的奖赏鼓励生产科学和工艺的发展。他鼓励工厂主们去寻找用国产的糖和咖啡取代殖民地所产糖和咖啡的最佳方式。他还将很多注意力放在了寻找靛蓝染料的替代品上。皇帝还设立了100万法郎的奖金，奖励能发明出最优秀的亚麻纺纱机的人。有了好的亚麻纺纱机，我们就可以降低亚麻布的价格，如此一来就可以替代棉布。根据1810年5月12日发布的政令，只要发明出了上述这种机器，就可以获得100万法郎的奖金，发明者国籍不限。我们将政令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发给了我们驻外的各个使领馆让他们在当地张贴。拿破仑禁止人们在帝国宫殿中使用外国棉布或是外国木材制造的家具。他还希望进入宫廷的人全部都穿着丝绸做的衣服，这样一来就可以支持里昂的工厂。他还对印度羊绒宣战。不过，面对时尚的暴政和习惯的力量，他还是太弱小了。皇帝曾经威胁皇后说要把后者的羊绒披肩都扔进火堆里，不过毫无作用。皇后对此的回答是，如果人们可以给她像羊绒那样轻便保暖的东西，她肯定会很乐意穿的。因此，皇帝鼓励生产法国披肩。他还委任伊萨贝设计一种类似羊绒的优质白色羊毛织物。我们用这种织物做了一条披肩和一条裙子。玛丽·路易莎略带抵触地穿上了它们。现在这些制品已经很柔软了，但当时还不是这样的。皇后总是抱怨说她的衣服一靠近火堆就会起皱。
皇帝在圣克劳、朗布依埃、特里亚农、巴黎和枫丹白露交替着度过了1810年剩下的时光。朗布依埃的宫廷生活是最灿烂的。狩猎、戏剧表演、音乐会轮番上演，会客室里热闹非凡。11月底，皇后怀孕的消息被宣布了。我们向元老院发去了一封信，向他们通告了这个消息。皇后怀孕既达成了皇帝的心愿，也达成了整个国家的愿望，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主教们组织了祈祷仪式，乞求上帝保佑这位母亲。皇帝派出自己的一名侍从德·梅斯格里尼先生，前往维也纳，将一封信交给了奥地利皇帝。信中向后者宣布了他女儿怀孕的消息，那时候她已经怀胎5个月了。11月13日，德·梅斯格里尼先生回来了，带回了奥地利皇帝和皇后的回信，信中满是祝福。宣布皇后怀孕的喜讯时，我们在宫中组织了一场戏剧表演，还在宫中的各个大套间中举办了聚会。
12月2日，皇帝接见了元老院成员，纪念加冕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元老院成员是来感谢皇帝告诉他们皇后怀孕的消息并对此表示祝贺的。当天，举行了戏剧表演，到处挂起了彩灯。我们参加了弥撒仪式，还在杜伊勒里宫的教堂里咏唱了《赞美颂》。12名年轻的女性，在各个市长的引导下，来到了大主教座堂的祭坛前。她们的嫁妆都是皇后提供的。我们还向慈善机构捐出了大笔的金钱。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公布了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伴随这一公告的是最庄严最严肃的仪式。
当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德·迈利夫人获准享受帝国高级将领夫人的地位和荣誉。她是同姓元帅的遗孀。她也同时获准恢复她元帅夫人的尊号。因此，我们向德·迈利夫人发去了一封邀请，邀请她参加1月1日举行的庄严仪式。她也在那天前来接受了赐给她的身份。大概在同样这段时间里，内政大臣将一个里昂商人组成的代表团介绍给了皇后。这个代表团为皇后献上了一件里昂人制作的华丽的裙子。皇后在新年的第一天就穿上了这条裙子。
皇嗣的诞生
我们公布了皇后怀孕的消息之后，皇帝就建立了一个母亲福利协会。这个协会创立的目的是帮助将要生产的贫穷妇女们，为她们的生产和育儿提供帮助。拿破仑将皇后任命为这个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则是德·塞居尔夫人，总理大臣的妻子，以及帕斯托雷夫人。协会由1000名皇后指定的妇女组成，其中有15名显贵的夫人。这个协会的大委员会设在巴黎，在各省都有执行委员会。还有一名由大神父担任的秘书长，以及一位财政官。皇帝之所以建立这个协会，除了慈善方面的考虑之外，还因为他迫切地想要将皇后推上前台，为她赢得大众的支持。协会每年进账50万法郎，主要来自政府债券的固定收益、非常产业的收入，以及大众的捐款。大众捐款的数目超过了我们为之设定的目标。
皇帝任命了一位法兰西皇子女教师，他选择了宫廷侍从长的夫人德·孟德斯鸠伯爵夫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一选择获得了大家的普遍支持。德·孟德斯鸠夫人出身高贵，她为自己赢得了出色的声誉。她那时46岁，是一个名声无懈可击的女人。她信仰虔诚，而且她的奉献是毫无偏见的。她的生活极为简朴，性格坚毅，坚守原则。皇帝出于自己的想法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德·孟德斯鸠夫人。后者身上拥有所有得体地履行这些职责所需要的品质。
皇后的妊娠进展良好。她时常会感到身体不适，这反映出了她怀孕的情况，拿破仑很高兴。他将玛丽·路易莎拥在了自己怀中。他常常把她横身抱起，用最亲切的关怀鼓励她。我时常会目睹这些家庭场景，拿破仑充满爱的本性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才会指责他铁石心肠。当天气不错的时候，皇后会在杜伊勒里宫中沿着塞纳河布置的露台上散步。这个露台的四周竖起了齐胸高的栅栏，通过一个台阶与宫殿的一楼相连。此后，我们在露台的尾端处建了一个漂亮的小木屋。罗马王会在那里度过春天和煦的时光，那时候皇室驻在杜伊勒里宫。
皇后生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拿破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啊。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整个法国都分享了这份急切的心情。3月20日的早上，101响礼炮向天下昭告了罗马王的降生。王子的降生是以101响礼炮来庆祝的。如果降生的是公主，礼炮就只有21响。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在礼炮最初鸣响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焦虑地数着礼炮响的次数。一直到第21响礼炮鸣响时，大家都非常安静。但是，当第22响礼炮声传来时，巴黎的各个角落都同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民众普遍都为此感到激动，这一点没有任何过来人可以否认。不过，分娩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孩子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建立罗马的血脉，是一件如此庞大的工程！[17]
皇后在前一天晚上（1811年3月19日）感觉到了第一波阵痛。这股可以忍受的疼痛一直持续到了破晓时分。之后，疼痛就消失了，玛丽·路易莎也得以休息了一会。拿破仑在前半夜一直陪伴在她的床头。看到她入睡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当皇后开始感受到阵痛时，我们就将皇室成员、各位显贵夫人，以及宫中的主要军官和女官都召进了宫。但是，在大概早上5点钟的时候，助产士迪布瓦先生认为在接下去的24小时里，都是不可能生产的。所以，皇帝就让大家都回去了。芒泰贝洛、孟德斯鸠以及吕赛三位夫人留了下来。当时留下的还有医生、护士、布告女官以及侍女们。在拿破仑返回自己的套间后，过了1个小时，皇后在极度疼痛中醒了过来。她马上就要分娩了。但是，迪布瓦先生预见到了这将是一次艰苦的分娩，是一种很少见并且极为危险的情况。皇帝本来非常平静，这时迪布瓦先生突然打开了门，并且特别气馁地宣布，分娩的最初阶段让他很是焦虑。正当医生开始解释自己为何这么焦虑时，拿破仑听都没听就从心底里吼出了这句话：“先救母亲！”然后，他赶忙跳出自己的浴缸，裹上浴袍，跟着迪布瓦先生下到了皇后的房间里。他藏起自己的焦虑，走到她的床前，温柔地拥抱了她，用抚慰的话语鼓励她。虽然皇帝当时心中急得要死，但是他的表情还是非常冷静。这份冷静，加上皇帝本人的到场，都给了迪布瓦勇气。后者要求叫来最好的大夫，他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皇帝拒绝了这一请求，他告诉这位医生，自己请他来就是因为相信他的能力。皇帝还要求他要像治疗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治疗皇后。迪布瓦于是开始了痛苦的手术。在整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精湛的医术以及沉着的心态，幸好他拥有这两样特质。胎儿的脚先出来了，分娩停了下来。皇后的疼痛变得异常剧烈。她心中开始恐慌起来，并大喊说他们想要把她牺牲掉。迪布瓦认为他被迫要用手术钳来释放胎儿头部。心中焦虑的拿破仑看着这一痛苦的场景，还在以他勇敢的态度鼓舞在场的其他人。终于，经过多重的努力，在剧痛之中，这个万众期待的孩子降临到了世上。是个男孩。他皮肤苍白，毫无动静，看起来就像是死了一样。即便我们使出了这种情况下会使用的所有手段，在整整7分钟的时间里，这个孩子还是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皇帝站在孩子的面前，静静地注视着助产士的一举一动。终于，他看见孩子的胸脯略微起伏，嘴巴张开，呼出了第一口气。他一开始还害怕这会是孩子的第一口，也是最后一口气。不过，孩子的肺中发出了呼喊声，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过来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洋溢着喜悦的拿破仑向着孩子俯下身去，将他抱在怀里。他不由自主地就把孩子抱到了会客厅的门前。他向着厅内聚集着的帝国显贵们展示着自己的儿子，大喊：“这就是罗马王！”然后他返回到产房中，把孩子交还到了迪布瓦先生的手中，口中说着：“我把您的孩子还给您。”冈巴塞雷斯总理大臣和纳夏泰尔亲王贝尔蒂埃都在皇后的卧室中，目睹了这次分娩。皇帝在收到在场人们的祝贺后，坚持要亲自将自己的儿子已经降生的这个消息告诉自己所有的随扈。他当时脑中还满是皇后分娩时那痛苦的景象。他表示自己宁愿站在战场上。这件幸事像施了魔法一样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巴黎。当圣母院的钟声和礼炮的鸣响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时，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皇宫窗户下的花园中了。为了控制人群，也为了避免他们打扰到我们尊贵的病人的休息，从皇家桥的栏杆，一直到钟表厅，我们给整个露台盖上了一层灯芯绒（路易·菲利普国王[18]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花圃）。相比一堵墙，这层薄薄的隔挡给人群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人群的规模尽管每分钟都在增加，但是他们甚至和灯芯绒之间都还保持了一段距离。大家都保持了安静，证明他们都很关心皇后。拿破仑站在自己的套间里凝视着这一场景，满足和喜悦的情感溢于言表。
帝国宫廷中的军官、侍从以及信使们纷纷行动了起来，把消息带给了各个主要的国家机关、国内主要的城市，法国和外国的各位大使以及大臣们。被派去各个城市的侍从们都受到了所在城市的优厚照顾。巴黎和都灵的市议会都投票给前来传达好消息的使者发放了一笔津贴。前皇后约瑟芬并没有被遗忘。皇帝派一名侍从去纳瓦拉找到了她。他还回复了这位侍从带回来的信件。虽然他的回信还是一贯那么简洁，但是其中蕴含着他的感情，那份他永远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保留的感情。
当晚，新生儿在杜伊勒里宫的礼拜堂中由宫廷神父、红衣主教举行了受洗仪式。仪式上使用的是旧法国宫廷上使用的礼节。
第二天，皇帝坐在御座上接受了整个宫廷、元老院、立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主要官员以及外交使团的祝贺。离开这个庄严的仪式后，他专门去看望了躺在华丽的镀金银摇篮里的罗马王。这个摇篮是去年3月5日，由塞纳省省长弗罗绍和巴黎市议会一起，以巴黎市的名义赠送给皇帝的。
荣誉军团勋位总管和铁王冠勋位总管将他们各自勋章的大绶带挂在了摇篮上。几天之后，奥地利大使施瓦岑贝格亲王献上了圣史蒂芬勋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的各种形式都借鉴了旧王室的传统和习俗。在许多严苛的批评者看来，这些形式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还缺乏独立性。不过，它们都只不过是帝国建立的必然结果罢了。毋庸置疑，一个遗世独立的智者，一个脑袋整天胡思乱想的哲人，一个严厉的共和党人，肯定会蔑视这些浮华的仪式，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谄媚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只以抽象的想法来思考皇冠的需求。这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风俗和惯例，即便是在履行它们的人眼中也显得幼稚。但是，在一个世袭君主制中，需要它们来强化人们对掌权者的尊敬和服从，并避免那种随意和不拘礼节的情况发生。尽管人们都更喜欢不拘礼节，但是没有礼法对君权应有的威严来说是有巨大伤害的。更何况，我们搞特殊化，独立于其他欧洲的王室，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我们轻视他们的传统，那么只会增加他们对我们那种本就存在的不信任。法国政府可是很努力地要抹去这份不信任感的。
我已经讲过不拘礼节、不讲礼法的缺点了。事实上，军队中的风俗、共和国的礼仪以及平等思想带来的位阶混乱，让各处的人们都显得没大没小的，不管是在举止还是语言上都是这样。即便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是这样。拿破仑自从成为执政以来就一直身居高位。再加上他的权威带来的人们对他的尊敬都让他无法忍受人们在他面前太过没大没小。第一执政以前还常在马尔梅松参加抓人游戏和捉迷藏，我那时也在现场。他不得不放弃这些游戏，因为这种游戏创造的氛围是那么的亲密，人们时常以此为借口不顾礼节，粗心大意。但是，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很容易变得过于出格，让国家首脑受到大家的嘲笑。下面这个轶事，就可以支持我这个理论。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对拉纳的尊敬和回忆。有一天，第一执政让人将一些此前别人送给他的阿拉伯马带到了马尔梅松城堡的花园里。拉纳提议第一执政和自己来一场台球比赛，赌注就是一匹阿拉伯马。拿破仑同意了。他本来就打算让拉纳赢，因此后者轻松赢得了胜利。“我赢了你啦，”他对第一执政说，“因此我有权进行挑选。”他对第一执政从来都是用“你”，不用“您”的。然后，他既没有请求许可，也没有等待获得许可，就马上跑去逐一地检视起那些马匹。他挑了一匹最好的马，套上马鞍翻身上马，然后说道：“拜拜啦，波拿巴。我晚上不在这吃饭，因为我如果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马拿回去啦！”第一执政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拉纳就已经影子都见不到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拿破仑觉得他应该把拉纳调走一段时间。但同时要让他知道自己和他还是朋友。因此，他就把拉纳任命为了法国驻里斯本大使。
迪塔伊将军还是一名普通军官的时候，对之后成为瓦格拉姆亲王和纳夏泰尔亲王的贝尔蒂埃就是称“你”不称“您”的。第一执政制止了这种没大没小的行为，至少在公共场合不能这样。
如果说，拿破仑意识到了没大没小带来的危害，被迫要禁止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他在日常的谈话中还是很平易近人很放纵的。从原则上来说，他很小心谨慎。但是，他在表示自己的满意时总是会用更富有感情的方式。他的赏赐虽然可能得等一会，但总是会在绝妙的时机抵达。那些或是因为职责需要，或是在特定场合接触过拿破仑的人，没几个不说他亲切的。要把所有支撑这个结论的故事都讲出来，那就太长了。不过，我接下去讲的这个故事将证明拿破仑在严厉地呵斥过别人之后，总是会努力地去弥合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在皇帝亲自指挥的最后几场战役中，有一次，他身边有一个贴身侍从，叫作居丹。居丹是在俄国的瓦鲁提诺不幸殉国的将军的儿子。这位侍从，看到皇帝在上马时身边没人帮忙，就想上去帮帮他。出于心急，这个年轻人的帮忙反而让皇帝伤到了自己：他从马鞍上摔下，不由得大喊了出来。诸如“笨手笨脚的家伙”“蠢货”之类的词语劈头盖脸地倾倒在了这个可怜的侍从头上。出于对自身笨拙的惊恐，他退了下去。皇帝从这个意外中恢复过来后，就骑马奔驰而去了，身后跟着他的护卫。抵达他的目的地之后，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视察了一下当地的形势。环顾四周，他看到了那个侍从那张悲哀的脸。拿破仑朝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过来。皇帝告诉年轻的居丹，说他对于后者的关注和帮忙很是感激。“但是，”他补充道，“你应该换一种行事的方式。当你想帮助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时，你不应该伸出你的左手。你应该用你的右手支撑那个人，直到他在马鞍上坐稳。去吧，小伙子，记得我说的话。”这么说着，拿破仑拍了拍他的脸颊，以示自己的善意，然后就把这个侍从放走了。侍从这时候已经获得了抚慰，心情好了许多。
我还想在这里提起另外一件事情。虽然从时间上来讲，我不应该在这里讲它，但是从写作技法上来说，在这里讲这件事情刚好。我不能跳过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是时候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了。此前，不知是不是出于恶意，人们曲解了这件事情。有一天，拿破仑正在穿过圣克劳的蓝色会客厅。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结实的女人。后者一看到他，就拖着自己肥胖的身躯，一摇一摆地朝着他走来。那大概已经是她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了。她嘴里含混地说着一些话，但是，因为她见到皇帝后太过激动，她在说什么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在询问了她的名字后，得知她是德波小姐，是一名帽子商人。虽然她已经和伊克斯先生结婚了，但是她保留了自己的本名，因为业界的人都是这么叫她的。皇帝此前已经多次下令所有的商人都不能进入宫中，他们都是来影响随和的约瑟芬皇后的。所以，当他发现一个帽子商竟敢进入宫中，还跑到他面前时，他很是生气。因此他马上找来了当值的守卫军官命令后者把德波小姐赶出去。这个军官把命令转达给了两名当值的警卫，他们步行把这个女人带到了连接圣克劳桥和圣克劳宫殿的那个斜坡的坡底。可怜的德波夫人，她太胖了，走路都很困难。当他们到达坡底时，她请求警卫让她登上在那等待自己的马车，因为她累坏了。但是警卫们拒绝了她的请求。在踏上前往巴黎的道路之后，她问警卫这是要把自己带去哪里。后者回答说：“去监狱。”原来，那位军官看到皇帝那么生气，以为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拿破仑本来是要把德波夫人赶出门去，那个军官却听成了送进监狱。一听到自己要进监狱，德波夫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而陪同她一起来的丈夫，这时候对自己妻子的处境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时，一个男人仿佛是救世主一般来到了警卫的面前，命令他们把她放了。是迪洛克将军在听闻德波夫人遭受的严厉对待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拿破仑。拿破仑对于自己的命令竟然被误读而感到很愤怒，命令他的大司马立刻去把那个女人放了。对于手下以他的名义犯下的错误，或者说过度热忱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他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现在，你就可以判断了。那些说拿破仑把这个女人关在比塞特尔关了一个礼拜的人到底有多荒谬。这些故事还说，因为私自进入宫中，还有拒绝服从君主的命令，这个女人还服了一个星期的刑呢。
剧院和诗人们争相庆祝着罗马王的诞生。出版商们借此机会开启了一次竞赛，一次赞词创作大赛，我国最负盛名的诗人都参加了这次比赛。要是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出来，那要花好长的时间。不过，我在这里要提一下两位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他们在这次竞赛中初露锋芒。卡齐米尔·德拉维涅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他创作了一篇赞歌，向皇帝继承人的诞生致敬。这篇赞歌才华横溢，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作者产生了许多期待，日后他不负众望，一一达成了这些人对他的期望。把这篇诗歌带给我的，是那个乐于助人的好人吉亚尔。他是《俄狄浦斯在科洛尼德斯》的作者，这部悲剧在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毫无敌手。正是这位作者见证了我早期在诗歌领域做出的笨拙的尝试。他当时欣然接纳了我的拙作，此后他也一直是我的朋友。皇帝一贯拥有慧眼识人的能力。当我将卡齐米尔·德拉维涅的赞歌展示在他眼前时，他对其做出不错的评价。他的评价远比竞赛评委们的评价要好，也要更为公正。这篇赞歌在竞赛里最终只拿到了一个小奖。皇帝很钦佩这个年轻作家的才华，还下令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以资鼓励。
彼得·勒布朗那时已经是法兰西贵族，还是皇家印刷厂的厂长。他也借此机会向拿破仑送上了赞歌表达自己对后者的感激。皇帝一直喜欢去视察各个主要的高中，就是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中，他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当勒布朗将自己关于耶拿会战的赞歌呈给皇帝时，皇帝是如此高兴，以至于他当即给了勒布朗一份1200法郎的津贴。勒布朗一直保持着这份津贴。当1822年皇帝逝世时，这位诗人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启发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抒情诗。
德·让利斯夫人对拿破仑和他的家庭一直饱含深情。遇到帝国继承人出生这样的大事，她肯定不会保持沉默。这次时间也给了她一个展示自己各种才华的机会。因此，她给皇帝送去了一首童谣。词曲都是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摇篮曲的音符是以小玫瑰花来标记的，都是她细心地亲手画上去的。在这份小小的创作中，德·让利斯夫人保持了她在手工活中一贯的整洁和优雅。
这位年轻的国王的形象通过绘画、雕刻、雕塑、雕版以及钱币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热拉尔为他创作了一个可爱的半身像，浑身上下都是婴儿的特征。普吕东描绘了皇子在灌木中安眠的场景。画中的皇子面对我们躺在花朵之中。这幅画和谐的布局，淡雅的形式，还有皇子优雅的姿势，栩栩如生的睡姿，都非常讨人欢心。
公众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到处灯火通明，各个团体自发组织的庆典，都是大众喜悦情感的证明。大主教和主教们发表了主教信，与我们处于和平状态的欧洲各国都向皇帝发来了祝福，还派来了特使。这些特使中就包括了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是萨克森国王以华沙大公的身份派他来参与受洗仪式的。拿破仑无论是对这位君主，还是对他派来的代表都很喜欢。他特别接待了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还送了他30万法郎，以及波兰的一片土地。西班牙、那不勒斯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诸国的国王都亲自来到了巴黎。
为皇后接生的迪布瓦医生，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他收获了10万法郎以及男爵的头衔。这次的分娩过程太过艰苦，甚至要用上手术器械，因此迪布瓦医生觉得自己必须告诉皇帝，如果皇后再次分娩的话，那么她肯定会有生命危险。这一消息在拿破仑的脑中留下了一个印象，由此产生的结果我们在当时还无法预知。生育更多的小孩肯定会有利于皇后心理的健康。同时，也会增加夫妇之间的纽带，说不定会让他们的分离更加困难。迪布瓦先生遵从自己的信念做出了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大自然的力量要远胜于科学，大自然隐藏着许多科学不知道的资源。8年之后，大自然的这些隐藏资源驳倒了我们这位聪明的医生。
在分娩的1个月后，皇后来到杜伊勒里宫的礼拜堂中举行安产感谢礼。仪式庄严而肃穆。玛丽·路易莎也在这里接受了她所有随扈的礼赞。现在，这个经过多年努力才被创造出来的高位获得了一个继承人。看起来似乎这个王朝的生生不息已经得到了命运的保障。之所以这个孩子的诞生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喜悦，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可以成为和平的使者，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但是，皇帝没有这样的幻想。英国依旧斗志昂扬。她的密谋和她的金钱依旧在对欧陆强权们施加着影响力。在拿破仑的眼中，未来将是充满风暴的。
随着好天气的回归，皇帝和皇后到朗布依埃去住了8天，练习打猎。拿破仑在这座宅邸中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这个宅邸相比其他的地方更为简单，也小得多。不过，他因为公务繁忙，没法延长住在这里的时间。
西班牙国王约瑟夫来到这里面见了皇帝。拿破仑此前派出了自己的一名侍从德弗朗斯将军，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儿子降生的消息，并且还通知了他，他是孩子的教父之一。约瑟夫借此机会和自己的弟弟安排了一次会面，他认为这次会面非常必要。他要在会面中跟弟弟讨论安排西班牙现时利益的方式，还要就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后备部队在西班牙不可避免的出现将把他放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中，因为这些军队的领袖把西班牙完全当成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
此前，出于对军事占领半岛给法国带来的巨大流血和财政牺牲的担忧，拿破仑在这个国家实行了军管，政府的领导者是法国的将军们。约瑟夫国王曾派德·阿桑萨先生和埃尔瓦斯先生到巴黎去抱怨这一举措。埃尔瓦斯先生甚至给皇帝带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国王向皇帝提出自己要交回这顶王冠，并请求后者允许自己离开这个国家。他说，自己在这个国家既不能做好事，也无法避免恶事的发生。国王表示，军事管理的确立在西班牙人看来是对他们王国统一性的攻击。即便是那些最支持自己的西班牙人也是这么看的。这种对他君权的否定，在西班牙人看来，预示着未来他们这个国家会被废除。同时，这种独裁统治除非是暂时性的措施，否则已经摧毁了他此前努力做出的一些好事。
事实上，约瑟夫国王刚刚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使安达卢西亚臣服。他向这个省份的西班牙人表达了他坚定的决心：不会同意任何解体王室，或是可能危害到西班牙民族独立的牺牲。他还向他们承诺，如果英国人离开西班牙，那么法军也会离开西班牙。如果他们不认可自己的话，自己也将离开西班牙。这些保证让这个省份冒泡的民意冷静了下来。人们在安达卢西亚的各个主要城市热情欢迎了他：这份热情是精心计划出来欺骗他的。皇帝向自己兄长保证，军管只是迫于形势采取的临时措施，只要事态允许马上就可以取消。拿破仑就这样说服兄长返回了西班牙。他同时还向后者确认了自己想要让法军撤出的意愿，但是有下面这几个前提：英国政府同意撤出葡萄牙；在西班牙民众认可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的时候，英国政府也要承认约瑟夫的地位；还有就是拿破仑要把布拉干萨家族[19]拉下王位。那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与英国进行协商了，他也有理由期待英国愿意撤离葡萄牙。皇帝同意将军管政府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并且他建议后者尽快召集西班牙议会。约瑟夫国王在7月返回了马德里。他希望我们对英国的谈判可以获得成功，也获得了对西班牙王室完整性与独立性的保证。西班牙大众热情欢迎了返回西班牙的国王，他们认为他是带来了好消息的使者。不幸的是，命中注定，这些好消息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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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是新教国家，王室必须信仰新教。
[2] 科西嘉北部城镇。
[3] 法国南部流行的奥克语方言，今日已经基本消失。
[4] 塔列朗也是一样。——作者注
[5] 奥尔恭是莫里哀的戏剧《伪君子》中的角色，以吝啬著称。
[6] 贝尔纳多特——作者注
[7] 瑞典没有三级会议，作者此处应该是代指瑞典的议会。
[8] 被罢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长子，曾任瑞典王储。
[9] 指波旁王朝复辟后，通过的《1814年宪章》，是复辟政权的宪法性文件。
[10] 指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
[11] 奥斯曼帝国苏莱曼苏丹一世的皇后，此处指代穆斯林统治者那些出身欧洲的妻子。
[12] 马穆鲁克是土耳其对奴隶的称呼。——编者注
[13] 贝伊是中东地区对省长的称呼。——编者注
[14] 1769年至1772年，有人以朱尼厄斯为假名，向伦敦的《公共广告》报纸寄信，批评当时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府。
[15] 当然，这个图案在之后又被重新雕刻了上去。——作者注
[16]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17] 原文是拉丁语：tanta molis erat romanam condere gentem！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
[18] 七月王朝的建立者，1830年至1848年担任法国国王。1848年被革命推翻。
[19] 葡萄牙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