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亚历山大沙皇的会晤
皇帝是在生日前夕回到圣克劳的，他的生日庆典还是那么庄严。同一天，元老院在卢森堡花园组织了华美的游园会；所有的剧院都有免费上演的戏剧；为了庆祝圣拿破仑日，皇家卫兵的参谋部在皇家宫殿组织了一场300人参加的宴会。巴黎市向皇帝献上了一场宴会以及之后的一场盛大舞会，皇帝带着皇后和整个宫廷来到了现场。
在接下去那个周日举行的接待会上，俄国大使呈上了礼物，包括玉花瓶、孔雀石的桌子、柱子还有杯子，都特别大。
为旺多姆广场准备的拿破仑雕塑已经被成功铸造出来了，在同一天，这尊塑像被送到了广场上。塑象由肖代制作，使用的材料是我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炮。
从巴约讷归来后，皇帝在圣克劳待了5周的时间。他在那里接见了新任波斯驻法大使，接待仪式非常庄严。这位大使的名字叫阿斯克尔-汗。他是被派来继续维持由米尔扎-里萨在芬肯施泰因建立的友好关系的。大使以波斯世袭国王的名字发表了讲话。他受命向皇帝献上了帖木儿和太美斯普-古里汗[1]的宝剑。他呈上的礼物中，还有一些上好的羊绒披肩，都被以皇帝的名义送给了皇后和她身边的女士们。
在圣克劳居住的这段时间，拿破仑去了几趟巴黎：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庆典，视察公共设施的建设，观察市民生态，还有去杜伊勒里宫参加外交使团的接待仪式。在短暂逗留巴黎的时间中，他去过大卫的工作室一次，为的是去看看那幅关于加冕典礼的伟大画作[2]。当时，皇后携她的廷臣也陪伴在皇帝身旁。拿破仑原谅了大卫，前提是他要全身心地投入擅长的艺术创作中。拿破仑将他任命为首席画家。皇帝视察大卫的工作室本身也是对艺术的一种鼓励。
2万法军在战场上放下了武器，我们在拜伦的这一投降对法国陆军的影响甚至不及乌尔姆投降对奥地利军队的影响。这一投降的消息在马德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光是宣誓效忠约瑟夫·波拿巴并陪同他到达马德里的那些西班牙显贵普遍叛变了，就连他带到马德里去的近侍大多也都叛变了。法国的敌人们，还有那些僧侣散布着最奇怪、最荒谬的谣言，妄图煽动被怒火蒙蔽了双眼的民众，将他们推向极端。乡下和城里闲散而又易被煽动的人群那种暴躁而野蛮的性格更是进一步夸大了这些谣言。他们精心准备这些谣言，触到了人民的痛点：他们的民族自尊、他们的宗教、他们对王室的喜爱。传说，一根新的上帝之鞭降临在他们身上，来摧毁他们的民族；将他们驱离故土；将他们驱赶到寒冷的气候中，驱赶到遥远的战争中，自生自灭；他们会成为吞噬一切的野心的受害者。人们都说，法国军队到来后，就会为他们带来镣铐，将他们两两相连地绑在一起。西班牙民众全盘接受了这些感受，心中升起了对法国人的强烈仇恨。这种仇恨难以平息，并且被煽动地异常凶恶。继续待在马德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约瑟夫国王决定撤出马德里。7月31日，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离开了马德里。这座城市因为他离开的消息而激动万分。他和自己的几位大臣一起，退隐到了维多利亚，身边还有进入西班牙的法国第一军的部分士兵。此后西班牙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个国家的战争逐渐变得愈发充满仇恨和敌意，皇帝决意亲自前往西班牙。所有这一切都让拿破仑认定，必须要保证俄国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他向沙皇提议要举行一次会晤，他要和亚历山大沙皇亲自探讨这件事情。
这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很快就定下了，皇帝在9月22日离开巴黎，启程前往会晤的地点——埃尔福特。
同一天，大军团的先头部队抵达了巴黎。市政团体在庞坦门欢迎了他们，并为他们送上了金冠，这是大家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投票表决献给大军团的。这支部队后面还跟着几支其他的队伍，他们逐一通过了巴黎，目的地都是西班牙。所有这些部队都获得了市政团体的庄严欢迎，市政府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宴会和庆典为他们致敬。
拉纳元帅负责前往法军占领地区的边界线上迎接沙皇。拿破仑先一步抵达了埃尔福特，并在城外一里半[3]的地方迎接亚历山大。两位君主在钟声和礼炮声中进入了埃尔福特城。他们交换了双方的勋章。两位皇帝在埃尔福特驻留的这段时间，拿破仑总是让亚历山大沙皇坐在他的右手边，由此向后者展示自己才是主人，这是他的地盘。两人下榻的宅邸都由法国旧王室的家具装饰一新，此间的花费也全部由法国皇室给付。包括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三国的国王、主教长、巴登大公和大公夫人、萨克森的诸位大公，以及莱茵邦联的大部分王公们都来到了埃尔福特。皇帝每天晚上都会招待亚历山大沙皇、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以及其他君主来共进晚餐。在某一次晚宴时，拿破仑注意到亚历山大忘了带佩剑，还把自己的佩剑给了他。
法兰西喜剧院的头牌演员们奉上了多场精彩的演出，表演的都是我国最好的那些悲剧。第一天演出时，两位皇帝坐在了剧院中间的包厢里。因为亚历山大耳朵不好，所以包厢和舞台之间的距离使得他听不大清楚演员在说什么。拿破仑于是下令在乐池中搭建了一个台子，两位皇帝的扶手椅和其他国王的椅子被放在了上面。正是在这些演出中，亚历山大俯身向拿破仑复述了《俄狄浦斯》中下面这句台词。伏尔泰的声誉都没能让这句台词成为名言，但此次过后，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了：
一个伟人的友谊，是诸神赐予的恩惠！
亚历山大的言行是一致的，他那更多是假装出来的情感驱使他引用了这句话。两位君主在埃尔福特共度了3周的时光，两人之间关系无比亲近，并时常共同骑马出巡，检阅法军的部队。萨克森-魏玛大公在魏玛为埃尔福特的人们举办了许多狩猎派对、宴会、舞会和戏剧表演。两位皇帝还造访了耶拿会战的战场。
歌德和维兰德被引见给了皇帝，后者一直都想见见这两个人。他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了这两位著名的诗人。因为他对这两人才华的认可，他觉得这样的高规格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和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结束后，拿破仑对他们的才华和性格更为尊敬了。他亲手向他们授予了荣誉军团徽章，以证明他对两人的敬重。
返回埃尔福特后，皇帝接见了奥地利特使文森特男爵。维也纳政府此前所做的一系列惹人怀疑的行为在拿破仑心中造成了太多不信任，让他觉得自己不应该邀请弗朗茨皇帝或是他的首相来参加这次在埃尔福特的会面。冯·文森特先生这次来向皇帝呈上了友谊保证书，奥地利政府在其中真是不吝溢美之词。同时他也是专程来看看埃尔福特都在发生些什么。关于这位特使到底身负何种使命来到埃尔福特，而他又期望在这里找到怎样的支持，我之后会讲到。
就在拿破仑返回埃尔福特的这一天，两位皇帝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的目的是要延续提尔西特的联盟，确立对伦敦政府的共同政策，并认可俄国新近征服的领土以及西班牙的现状。解决了这件事情后，两位君主就互相告别了，同时还互赠了临别礼物。亚历山大沙皇对我装出一副非常亲切的样子。作为他对我的喜爱的证明，他还将一个盒子送给了我。盒子上有钻石拼成的他的姓名首字母。这个盒子大概值1万法郎。我是从拿破仑皇帝那里听说这件事情的，他批准我收下这件礼物。亚历山大前来跟拿破仑告别，后者骑马陪同他一直到了他的马车旁边。这一路上，两位君主都在进行单独的谈话。在和拿破仑告别的时候，亚历山大拥抱了他，摆出了一副热情的样子。他们之后还会再度见面的，不过那时就是兵戎相见了！这一系列生动的展示也是这份友谊最后的表达，亚历山大纯粹是出于个人野心才这么做的。此前在提尔西特的时候，双方就同意他们将在此后就土耳其问题再次会晤，这也是沙皇所期待的。不过，随着拿破仑拒绝了亚历山大的要求，又或者说在现阶段仅仅允许俄国吞并瓦拉几内亚和摩尔达维亚[4]之后，这位王公对这个联盟就逐渐冷淡起来。在他看来，这个联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并没能从中获得自己期望的结果。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在亚历山大离开埃尔福特返回圣彼得堡后，过了两个月，普鲁士国王和王后就进入了俄国首都。普鲁士的两位陛下在进入圣彼得堡的前一天（1809年1月6日），抵达了斯特列斯纳的一处皇室度假宫殿，这里和圣彼得堡之间有大概两个驿站的距离。亚历山大急忙赶去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在第二天早上又去了斯特列斯纳，并且在举行普鲁士国王和王后的庄严入城式前，和他们闭门交谈了两个小时。
亚历山大在埃尔福特时，罗曼佐夫伯爵也在他身边。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位大臣获得了他主人的绝对信任，并且将自己展示为俄法联盟的公开支持者。罗曼佐夫先生积极推动着想要实现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对东方帝国[5]的计划。当他细心维持的这一俄法友好关系破裂时，他辞去了自己所有的职务。要么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政策转向意味着俄方放弃了瓜分土耳其的方案，要么是因为他一贯反英，因此他不愿意参加到与英国的联盟中去。即便在退隐之后，他还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以及他君主的敬仰。后者常常以最光荣的话语来称赞他。在退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和文学事业中。作为俄国商业和工业的开明保护者，他将自己巨大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支持慈善事业，资助海洋探索以及出版关于俄国历史的古老文献和资料中去。作为对俄国和外国学者的支持，他向他们开放了自己藏书丰富的藏书楼。
塔列朗先生留下的回忆录已经公开了某些段落，他的秘书们誊写复制了这些段落，有些人甚至参与创作了这本回忆录。在这些公开的段落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引人好奇的章节，我会在下面进一步地讲一讲这一章的内容。它讲到的正是法国和俄国的两位君主在1808年于埃尔福特举行的这场会谈，发生在拿破仑御驾亲征西班牙之前。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塔列朗先生总是会自豪地谈起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因此下面我讲到的东西也不算是泄密了。况且，如果我真的是在他自己设定的解密时间之前泄了他的密，大家也会原谅我的这一冒失行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位重要的人物已经是一名公众人物了，他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
当两位皇帝定下埃尔福特的会晤时，贝内文托亲王已经不是大臣了，德·尚帕尼先生已经接替了他的职位。不过，皇帝还是把两人都带去了埃尔福特。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位亲王的服务，因此在某些场合他还是需要这个人的。他认为这位大臣在外交会议方面的技能以及他对于自己政治观点的熟悉都能给自己帮忙。这个人此前就参与过反对拿破仑的活动，而拿破仑也正确地阻止了他囊括外交事务大臣、副大选侯和侍从长三个职位的图谋。如果说皇帝这种不谨慎之前就伤害过自己的话，这次将塔列朗带去埃尔福特则是他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埃尔福特时，拿破仑专门任命贝内文托亲王担任自己和亚历山大沙皇之间的机密联络人。那时，塔列朗几乎每天都会在看完戏剧之后，大半夜地跑到图尔和塔西斯公主家里和沙皇进行谈话。我不知道皇帝是不是清楚地知道这些谈话的性质。这些谈话到底涉及什么？贝内文托不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解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私下对话里也谈起过此事。
塔列朗先生在埃尔福特时，每天早上都会来参加晨会。当所有人都离开之后，拿破仑会单独把他留下来。他会跟塔列朗讲自己的计划，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对西班牙事件的态度，以及他希望可以跟亚历山大沙皇维持的态度，他期望从这一联盟中得到的好处，以及他打算逐步对亚历山大做出的妥协。塔列朗亲王也承认，他毫不犹豫就把这些信息在夜晚的谈话中都透露给了沙皇。因此，他帮助这位王公提前准备好了应对之后和拿破仑谈话的方案，并且也针对后者谈话中的各种暗示警告提醒了亚历山大。在埃尔福特时，亚历山大总会讲起自己是多么想要访问巴黎，多么想要出席拿破仑主持的参政院会议，以及能在这样一位治国大师的身边，自己是多么愉快。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里有几句是真心实意的。我听说沙皇在讲到这些事情时，总是显得非常真挚，但塔列朗对他说的话肯定有所影响，让他没有进一步发展和拿破仑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要承认，这位前大臣并没有丧失其主人对他的信任，我们这时候就很好理解下面这一点：这样的信任总是关于一些敏感的事情。这份信任如果没有恰当的时机，并被非常审慎地处理的话，就会被人误解，造成糟糕的结果。
贝内文托亲王并不满足于仅仅滥用拿破仑对自己的信任来为俄国提供帮助，他还向奥地利提供了服务。冯·梅特涅先生当时是奥地利驻法大使，他没能为自己的君主获得一份去埃尔福特的邀请函。奥地利政府不能接受自己在埃尔福特一个代表都没有，于是弗朗茨皇帝派出了一名特使。这位特使表面上的任务是去祝贺拿破仑再次来到德意志，并且打消他对奥地利政府的那些正当的疑虑。实际上，这个特使的任务是要观察埃尔福特的形势，并且刺探会议上针对奥地利在计划些什么。冯·文森特男爵被奥地利派来执行这一任务。他之前是在相似的场合被贝内文托亲王在华沙介绍给皇帝的，我们之前讲过这件事情了。他获命要去面见塔列朗先生，并听听看后者对他有什么说的。关于贝内文托亲王和沙皇以及奥地利特使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有一套说辞，我之后会讲到。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是完全被动参与到这个关系中的，但是奥地利到底为他的这些宝贵建议付了多少钱，我没有证据。至于亚历山大沙皇给了他什么好处，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沙皇对他怀有感激之情的诸多证明之一。
贝内文托亲王把拿破仑和他的谈话中提到的信息都用来做了什么，我们前面已经都知道了。就是在某次和拿破仑的谈话中，皇帝告诉他，在自己和亚历山大的谈话中，后者提起了关于自己将来肯定是要离婚的，并且再婚的对象很重要。就在这时，亚历山大向拿破仑提议，后者可以迎娶一名俄国女大公。
塔列朗先生立刻就发现其中蕴藏的对自己的好处。他向亚历山大沙皇表示了祝贺，并且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既然陛下您正在安排这么一场幸福的婚礼，请您允许我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最近不幸失去了我的侄子，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人[6]。我还有另一个侄子，我想要给他定门好婚事。但是我在法国是找不到的，皇帝把所有富有的女继承人都留给自己的侍从官了。陛下您的子民里有一个家族，能和他们联姻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能牵上库尔兰的多萝泰公主的手，那就彻底满足我的侄子埃德蒙的心愿了。”亚历山大沙皇此前曾多次表示想要和贝内文托亲王友好相处，他马上就向他许诺自己会协助他完成此事。他还告诉亲王，他本来就打算回到圣彼得堡后去拜访库尔兰女大公的，他会将埃德蒙·德·佩里戈尔带上一起去的。后者当时是法国驻俄国大使馆的随员，正陪同维琴察公爵在埃尔福特。亚历山大沙皇还向塔列朗表示，自己会确保女大公接受他的侄子，他权当此事已经办妥就可以了。
在听完塔列朗自己绘声绘色讲述的那些他和沙皇以及奥地利特使之间发生的故事之后，人们肯定想知道他当时到底用了什么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举动。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是这样的：他觉得拿破仑获得的权力已经太大了，他觉得这样很危险。贝内文托亲王因此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怀才奋力地要限制拿破仑突飞猛进的发展，才奋力地要阻碍他实施那些冒险的计划。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拿破仑回归稳重和适度。他假装相信，通过引起俄国和奥地利对此的警惕，他首先是为了拿破仑好，然后才是为了法国和欧洲好。这样的辩解让人想起了此前那些背信弃义的军队主计官的说辞。他们被帝国政府惩罚，等到波旁王朝复辟后，就把自己说成是帝国的受害者，并辩解称自己当时贪污腐败也是为了让那个篡位者丧失战争的活力，这样一来就可以让篡位者挨饿，并捆住他的手脚。直到很久之后，皇帝才了解到塔列朗先生和亚历山大沙皇在图尔和塔西斯公主家里的那些夜谈到底是什么性质。
皇帝是在埃尔福特听说了《辛特拉协议》[7]签订的消息，这个协议确保法军可以携带武器和行李搭乘英军船只回国。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败。不过，尽管拿破仑对此很是悲伤，他却没有对阿布兰特什公爵有任何的怨恨。这位公爵是一名勇敢而又忠诚的军人，他有罕见的勇气，并且对拿破仑忠心耿耿。此后不久，法军在罗什福德上岸了。德·布尔蒙先生也在其中，是朱诺将军在葡萄牙把他找到的。鉴于布尔蒙先生在里斯本为我国做出的贡献，这位指挥官向皇帝请求给布尔蒙一个职位。拿破仑拒绝了这一请求，把这位旺代叛军领导人随军带回来本来就是违抗他命令的行为。
朱诺将军回国后，有人向皇帝抱怨说阿布兰特什公爵在葡萄牙时有过度的掠夺行为，被掠夺的物品就包括此前保存在贝伦修道院的那本著名的圣经。为了理解这本圣经对葡萄牙政府的意义，我们必须简略地讲一讲它的历史。当年，在越过好望角发现通往东印度的道路时，瓦斯科·达伽马向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8]送去了从这些富饶国家获得的第一批成果，包括黄金、珍珠和钻石。根据当时流行的习惯，唐·曼努埃尔认为自己应当将第一批宝物献给教廷。作为回报，当时占据教皇宝座的儒略二世将一本圣经送给了葡萄牙国王最为回礼。这份圣经手稿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而闻名：手稿的书写几近完美；书上的装饰图案美轮美奂，而且用黄金描边；封面也非常华丽；书的搭扣上更是镶满了珍贵的宝石。这份手稿是一份四开本的圣经，总共有七卷。书中还配有唐·托马斯·德·里拉[9]的点评。唐·曼努埃尔那时刚在贝伦修建了一所圣热罗姆主保的修道院，极尽奢华之能事，那时大家都很看重修道院的建设。他将这本圣经保存在那里，并派人精心呵护。即便到了近些年，这本书也只是在极其重大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展示。修士们要想移交这本书，必须获得国王亲自手写签名的许可。朱诺将军听人们说起这些传奇后，宣布此物品为战利品，将其借走了。他当时承诺三天之后就会还回去，但此后他忘记了自己的承诺。随着事态的发展，爆发了威梅欧战役[10]，此后各方签署了《辛特拉协议》，法军必须撤离葡萄牙。为了重新得到那本圣经，圣热罗姆主保修道院的院长请求英国将军介入。一名军官被派到了朱诺将军那里，要求他将圣经物归原主。将军声称这本圣经放在向皇帝报告《辛特拉协议》消息的那艘护卫舰上，已经被送去法国了。他对于无法归还此书表示遗憾。这本圣经就这样留在了巴黎，存放在这位将军的藏书楼里。在他死后，他的家具、藏画和藏书都被卖掉了。但是这本书并不在清单上，它被保留下来以私下出售。一位法国人被指派就此事写信给皇帝，这位法国人此前在葡萄牙生活了12年，刚刚返回祖国。皇帝当时正在德累斯顿。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皇帝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并寻求他的支持以将此书物归原主。皇帝写了一封信给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后者按照拿破仑的指示处理了此事。当时，可怜的阿布兰特什公爵刚刚因为精神错乱而去世。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成了遗孀，也没有从先生那里继承任何的财产。出于对她的考虑，再加上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可能他们对这个战利品的占有也合理化了，皇帝并没有继续坚持他此前发出的要求物归原主的命令。更何况，他当时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没多余的精力处理这件事情。因此，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此后，波旁王朝复辟。葡萄牙驻法国大使帕尔梅拉侯爵，还有葡萄牙驻罗马大使丰沙尔伯爵开始谋求让法国归还这部珍贵的手稿。丰沙尔伯爵请求了一次面见路易十八的机会，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份命令，要求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将那本圣经物归原主。但是，考虑到这位公爵夫人不稳定的状况，国王坚持葡方应该为她支付8万法郎，这也是这本圣经的估价。得益于这一安排，这本带有唐·托马斯·德·里拉点评的圣经回到了那个圣热罗姆主保的修道院，直到今天，它也还在那里。那位可怜的修道院院长，因为自己同意将这本手稿借出，还被流放了3年，但他当时又有什么力量说不呢？
拿破仑亲征西班牙
皇帝从埃尔福特归来后，仅仅在圣克劳待了10天。在那里，他获悉罗马纳侯爵的军队已经在西班牙登陆了。此前，在8月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支军队已经离开了他们在那些丹麦岛屿上的营地。这是一个精心计算过的登陆行动，他们希望可以进一步鼓舞半岛上的居民，并增强他们反抗的信心。此前和平亲王领导的那个西班牙政府，曾经在皇帝的要求下派出了15000人的军队加入法军，作为对他1806年10月3日那份带有敌意的宣言的补偿。关于这份宣言，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这支由罗马纳侯爵率领的军队本来是要被派到北德意志去的。在蓬泰科尔沃亲王（贝尔纳多特）的指挥下，这支部队被派去驻防菲英岛[11]。这位西班牙将军在听闻了巴约讷发生的事情后，决定筹划带领他的部队返回西班牙，不再辅助法军，并且打算让他的部队支援叛军部队。带着这样的目的，他开始和英国海军将领济慈接触，后者正率领舰队在波罗的海游弋。作为传话人的是一位名叫罗伯森的苏格兰裔西班牙神父。然后，他就开始着手把自己的部队都收拢到海岸的某处，当然是找了各种瞎编的理由，英国的舰队已经做好准备在那里等待他们了。贝尔纳多特对拉罗马纳是如此放心，以至于这位指挥官的卫兵里都有一部分西班牙士兵。通过谎称是按照参谋部发出的命令行事，他成功地让自己的部队在一年中日照最长的一段时间里完成了行军，正常来讲，这本应会引起怀疑的。如此这般，那些分散在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部队得以聚集到朗厄兰岛上，丝毫没有引起怀疑。朗厄兰岛也是此前决定的集合地。那些部署地靠近哥本哈根，此前犯下了一些暴行的西班牙军队被丹麦人缴了械。其他的西班牙部队在3天之内就完成了集结，扬帆起航。这些部队在路上停靠了英国的港口，英国政府用公币为他们购置了武器和装备。经过一段漫长的航行，拉罗马纳将军在10月的第一天于桑坦德[12]登陆。登陆的军队有9000人，他们随即壮大了布莱克将军在比斯开地区的军队。
皇帝于10月29日启程，前往西班牙御驾亲征，我们还从德意志地区调来了新的部队。他只在马拉克住了一晚，就策马前往维多利亚了，约瑟夫国王正住在那里。他在那里逗留了5天，这样其他士兵可以跟上他的步伐，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确保通信畅通，以及安排部署比斯开、纳瓦拉和阿拉贡地区的军队。我在第二天离开了巴约讷，和皇帝的常任外科医生伊万一起全速前往维多利亚，行李都没拿。我们惊讶地在维多利亚发现了近卫部队的那些精锐老兵。他们都是步兵，仅仅比我们提前一天离开巴约讷。也就是说，他们在两天之内行军将近25里[13]，简直和罗马兵团没什么两样了。此前，奥亚尔特孙[14]的驿站站长和他的夫人强制让我们等到天亮才重新上路，这大大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在路上看见了携带武器的农民。在距离奥亚尔特孙一里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名被杀死的法国军官横尸路边。在经过蒙德拉贡时，我们看到当地欢腾的场景，稍微放了心。但是，在路上的另一个地方，我们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征召兵。当时，他们正在站岗放哨，都异常紧张。最终，我们还是平安抵达了维多利亚。我让人从巴黎给我寄来了几把小手枪，我把它们带在了身上。当皇帝听说我如此谨慎后，他告诉我说我做错了，这样人们会认为他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但我跟他讲了我这一路上看见的场景后，他也就没有继续责怪我的警惕。我这样做的确仅仅是为了在落单的时候保证安全而已，皇帝和他的家庭一直都非常安全。
11月11日时，皇帝在布尔戈斯[15]。他刚刚在城市的外围打了一场遭遇战，缴获了一些敌军的旗帜，他把这些旗帜都送到了立法团。这座倒霉城市的公共设施和教堂都被我们洗劫一空。皇帝居住的主教宫中的营火，是由折断的家具碎片点燃的。军官们坐在镀金的扶手椅上，环绕着火堆取暖。修道院在布尔戈斯城外，熙德和希梅娜[16]就葬在那里，许多人都去拜访了那座修道院。我是和德农先生一起去那里的，他从那里带回了希梅娜的一颗牙。他将那颗牙放进了自己的遗骨盒里。他此前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上名人的骸骨残片。
皇帝在布尔戈斯逗留了10天或12天。之后，他经由阿兰达朝着马德里的方向进发。我们在路上经过了漂亮的莱尔马城堡。这座城堡的酒窖里保存了大量的美酒。我们将这些酒分发给士兵们。他们用这些酒在营火的灰烬上烤了烤饼。士兵们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地泼洒着这些红酒，这就是他们的性格。当我说空气中都弥漫着红酒的味道时，我可没有半点夸张。
西班牙人重兵把守着索莫谢拉的狭路，妄想这样就可以拖住法军，并且关闭通往马德里的道路。蒙布兰将军领导下的波兰轻骑兵卫队发起一次勇猛的冲锋，攻下了这条1万人和15门大炮守卫的狭路。菲利普·德·塞居尔在战斗中受了重伤。扫清了这一障碍之后，我军迅速就到达马德里城下。12月2日，皇帝来到了马德里的城墙前，那天正是他加冕4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奥斯特利茨战役的3周年纪念日。约瑟夫国王在当天傍晚来到了大本营。
此时的马德里掌握在一群疯子手里，他们争吵着要不要放法国人进城。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被派进城里和他们谈判，却在城内遭到了暴民的袭击，险些被杀死。鉴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加固，皇帝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马德里的。但他希望可以让城内的居民免遭攻击的灾难。他和这些疯子进行了两天的谈判，但是他的人道精神反而让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一些西班牙战俘被带到了营火旁，我也在那里。其中有一些年轻的僧侣，身着长长的黑色大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那里。他们一开始打算装作士兵，还装出了一副军队的派头。但是当我们要求他们向我们展示日常的操演时，他们却表现得像是从没有摸过任何武器的人一样。因此，他们被要求报告自己的军队番号。当我们调戏够了他们之后，摘下了他们的帽子，看到了他们刚刚剃过头发的脑袋。虽然他们自己感到很困惑，但是这一点就足够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我们占领了丽池宫，这座皇家城堡处于高地上，俯瞰马德里的一座城门，其中也有一些防御措施。占领这座宫殿后，拿破仑拥有了攻占这座城市的能力。但是，他却再次尝试了劝降。作为回复，守城的委员会派出了托马斯·德·莫拉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当年在贝伦毫无人道地对待我军士兵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他原本是前来请求法军先暂时撤退的，这样好给委员会安抚民众的时间。但是皇帝严肃地接待了他，把他吓坏了。皇帝对他的讲话充满了正义的呵斥，击垮了他，他顾不上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被吓跑了。我们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在12小时内投降的话，我们就会对他和他的部队开火。
皇帝下令所有人缴械，马德里的长官们前来表明他们的臣服，并且承认了约瑟夫国王，后者拒绝接见选择留在马德里城中的所有西班牙显贵。那些最具危害性的显贵已经跟随西班牙部队从我们没有占领的城门那里溜走了。其他人则被我们逮捕并送到了法国。马德里遭到军事占领，约瑟夫国王也没有居住在宫殿里。他下榻在普拉多，一座距离马德里1里左右的皇家城堡。皇帝同样拒绝居住在马德里，他选择下榻在查马丁[17]，一个距离马德里大概1里的乡村宅邸里。这座宅邸是因凡塔多公爵的产业。查马丁是一座小型的城堡，并没有任何附属的建筑物。此前一般是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作为小居所使用的。当皇帝住在那里的时候，天气还是很冷的，但是那里的房间里一概都没有壁炉。唯一可以用来取暖的就是一些露天的火盆，也就是在大铜盆里放上炭火，然后置于房间的中央。人们急忙在他的卧室和工作室里修建了临时的壁炉。因此，至少在他居住在那的两周时间里，这栋房子是可以忍受的。我在这里顺带提一句，一般来讲，他对于冷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他很怕热。纵使是这样，他在最热的天气里也不会打破自己的习惯，还是穿着他的制服，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处。
在待在查马丁的这段时间里，拿破仑为保证西班牙的完全臣服，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安排。他颁布了数条法令，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些欠缺的机关。而且，他每天都会在城墙上检阅自己的部队。
我们在查马丁发现了一些那不勒斯王后卡罗琳寄给自己的女儿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的信。这些信件被遗忘在了一个柜子里。
这些信里有一些是由秘密墨水写的，上面的日期是1806年1月，正好是法军准备进入那不勒斯的时候。这位王后在信中表达了她对盟友英国的怨恨，她指控后者既背信弃义又懦弱（这是她的原话）。因此，皇帝决定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同时，这些信件也并没有证明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王室之间是和睦一致的。自然地，这些信的内容都充斥着浓烈的反法情绪。我们在其中还找到了一份那不勒斯宫廷1802年的小年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和那不勒斯公主正好是那一年大婚的，两人的婚礼在巴塞罗那举行，非常壮丽豪华。这份年鉴大概就是上述这场婚礼的纪念品。上面有12幅漂亮的水彩画，描绘了那不勒斯城、皇宫以及两西西里地区的众多王室宫殿，每个月都配有一幅画。
皇帝在查马丁逗留期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严厉，一件宽大。在会议上，皇帝下令要按照最严格的纪律来治军。此前，我们的军纪逐渐散漫，也让人们在执行军法时愈发地不严格。两名帝国卫队的轻步兵，因为犯下了掠夺、偷窃以及其他针对当地居民的可恨暴行，被判处死刑。两人在市民的眼前被枪决了。尽管这两名士兵此前的种种贡献本可以为他们争取到宽大处理的，但是出于维系军纪的考虑，皇帝拒绝了赦免两人的请求。讲到这一实施严峻刑罚的行为，我就不得不反驳一下那些控诉拿破仑放纵军队肆虐的人。他们说，他和他的军队之前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他的军队就是一群毫无纪律可言的中年男性，而他们之所以追随他们的领袖，就是因为后者会容忍他们过分的行径。但是，那些参与过帝国陆军的人都知道，拿破仑是多么小心地在控制军队掠夺的行径。如果他听说在自己军队的后方有土匪在肆虐的话，他总是会专门派出一支部队去解决他们。同时，他还会依次去治堡垒指挥官或保卫沟通线的驿站指挥官的罪。他的这些命令赢得了有产者的尊敬，也让那些容忍混乱的人闻风丧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城市的居民都目睹过对犯下劫掠罪行的士兵的判决和行刑过程，这些士兵中既有皇家卫队的成员，也有普通军团的成员。
圣西蒙侯爵是一名在西班牙军中服役的法国人。他此前在指挥一支反叛部队时，被我军当场俘虏，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拿破仑赦免了他。这位流亡者的女儿，此前被皇宫中的一些军官保护起来。他们都被她的孝心深深触动了，尤其是担任副官的迪尚队长。因此，她被安排在了皇帝的必经之路上。一看到皇帝，她就扑倒在他的脚边，恳求皇帝赦免她的父亲。看到哭得梨花带雨的圣西蒙小姐，拿破仑也无法拒绝她的请求。况且，他本来也觉得圣西蒙侯爵已经学到教训了。
皇帝在查马丁逗留了15天，一直在急切地等待有关英军的消息。终于，他获知英军已经从葡萄牙进入西班牙，经过了萨拉曼卡，正在向巴利亚多利德进军。拿破仑于是即刻起程去迎击敌军。他穿越了瓜达拉马，这是坐落于马德里东北方向的一条山脉。我们在翻越这条山脉时遇到了暴风雪。这场暴风雪差点就把我们都吞噬了，冰霜般的寒冷空气摧垮了军中的一些士兵。在跨越这条山脉时，我们的军队提前体会到了一丝之后我们在可怕的莫斯科撤退时体验到的折磨。在那样的暴风雪中，继续骑马是不可能了。皇帝被迫下马，并且命令他的轻骑兵卫兵也要下马和他步行。他们一起为身后的步兵部队探出了一条路。到达山脚后，他停了下来，等待军队重新完成集结。当时英军听闻他出发的消息后一直在后撤，尽管皇帝迫不及待地想尽快赶上英军，但他还是被迫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停留了两天，等候部队的到达。他在圣克莱尔修道院的一座建筑里设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那座房子本来是供当地主教在到访的时候留宿用的。
拿破仑在这座修道院里留宿时发生的事情，是德·埃杜维尔先生告诉我的，他是皇帝在西班牙时的副官以及翻译官。
当晚在晚餐时，拿破仑命令这位军官将修道院的院长修女带来。一开始，她拒绝跟着德·埃杜维尔先生出来，她表示自己不能打破戒律，不能踏出修道院的大门。前者向她解释受君主之命不算破戒时，她才同意。一路上，她都忐忑地扶着德·埃杜维尔先生的手臂。当他们走到修道院的大拱门那里时，她脚下一软摔倒了。德·埃杜维尔先生不得不把她扶起来。她对他说，自己在60年前进入这所修道院，当时她只有6岁。整整60年里，她从来没有踏出过修道院一步。当她被引见给皇帝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跪下来。但是，拿破仑使了个眼色后，德·埃杜维尔先生连忙把她拉了起来。皇帝身上的勋章是最吸引她目光的。这位贫寒而简朴的修女忍不住伸出手去摸摸它们。德·埃杜维尔先生及时提醒了她，并向她点明了这样的好奇行为实在很不得体。皇帝向她提了几个问题。首先，他问她是不是这座修道院的女院长。她回答说自己只是修道院中的二号人物，还补充了一句：“我可真是幸运！”拿破仑很是好奇，于是接着问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她回答说，相比发号施令，自己更希望做接受命令的那一方。这样更加值得赞扬，她的良心也更加安宁。听到这么一个天真的回答，皇帝按捺不住嘴角的笑意。他接下去问道，卡尔五世[18]的母亲疯女胡安娜就死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她是不是被埋葬在这座修道院里。修女思索了一会，回复说地下墓穴里埋葬着许多公主和王后，但是她并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当皇帝问起她对于西班牙的历史有何了解时，后者表示自己除了祈祷书和圣经的段落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也是她的神父唯一允许她阅读的书籍。皇帝发现，虽然她已经是一名老妪，但是她的眼睛依旧炯炯有神，于是问起她年轻时是不是非常漂亮。她非常坦率天真地回答说，她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她从没有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样子，也没人跟她说过她很漂亮。谈话就这样继续进行了一会，这位修女的回答总是带着一种天然的机敏和幽默。拿破仑对她的纯洁和天真很是满意，因此告诉她自己愿意满足她的一个愿望，她想要什么都行。当旁人告诉她皇帝言出必行后，她请求皇帝赦免修道院的总管。他此前手持十字架耶稣像率领一群起义民众，被抓走了。拿破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是也表示，这位修士以后须小心不要再牵扯进这种事情里，因为自己无法赦免他第二次。这位修女保证，自己会看着他，不让他再踏出修道院半步，并为他负责。皇帝接下去说到，他虽然满足了她的一个愿望，但是帮助的是一个和她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而他本来是希望为她个人做一件事情的。看她踌躇着没有回答，皇帝于是派人问她家里还有没有亲人。她回答说自己还有一个兄弟，是一名教士。“你希望我把他任命为主教吗？”拿破仑说道。面对这一意外之喜，她跪了下来，向他表示感谢。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拿破仑没法完成自己的这个承诺：她的兄弟被监禁在萨拉戈萨的监狱里了。在这位女修道院院长返回修道院之前，拿破仑派人给她送上了一些咖啡。她不喜欢咖啡的味道，她只习惯巧克力的味道。这位贫寒的修女，再次感谢了皇帝对她的亲切接见后亲吻了他的手。德·埃杜维尔先生将她送回了修道院，她心中充满了感激。
在皇帝离开托尔德西利亚斯之前，德·埃杜维尔先生来找到了我，并以皇帝的名义要走了100个拿破仑金币，是拿去给修道院女院长的。这位女院长已经向院内的其他修女描述了自己和拿破仑见面时的场景，因此，德·埃杜维尔先生进入修道院时，修女们既好奇又亲切地接待了他。她们都跑出来想要看他一眼，或是摸摸他的手。她们看他的好奇眼神，就像那些第一次看见欧洲人的岛民一样。当德·埃杜维尔先生将这100个拿破仑金币交到女院长手中时，她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她觉得这样一来，这座修道院就将失去它的一个小小的美好品质：好客。但是，人们在她此前和拿破仑会面时就多次告诉她，她是不能拒绝君主的赏赐的，这次也是一样。她这才决定收下这笔钱。但是她表示，这笔钱将被存放在教区的金库中，并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样，皇帝的这份好意的证明就可以被保存很长的时间。
修女这时问德·埃杜维尔先生，金币上是不是印了皇帝的头像。后者打开纸卷轴，拿了几颗金币出来。她赶忙把金币拿到手上，饶有兴趣地检视起来。一边看，她还一边向身旁围观的修女们保证，她觉得金币上的头像和皇帝本人非常相似。
回到拿破仑身边后，德·埃杜维尔先生向他描述了修道院中发生的事情：在见过这位修女后，皇帝对她燃起了不小的兴趣。他觉得她很有分寸。但是，她没有耕耘这些天资，反而从小就受到了修道院的教育，他对此很是惋惜，毕竟修道院教育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这些天资都扼杀。不过，虽然她成长于这样无知的环境中，虽然这个质朴而轻信的灵魂见证了这么多宗教世界的可怕，虽然她整日投身宗教事业让她无暇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她性格中的那份和善与讨喜还在，她的卓越天资抵御住了这些不良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他补充道，“这个善良的灵魂对于她现在的处境很是满意。如果说修道院摧残了很多人的话，它也护佑了很多人。”拿破仑之后发表了一番关于修道院作用的长篇大论。由此可见，他其实经常会考虑这些到冥想和祈祷中寻求庇护的人。他表示，有些时候，修道院的生活也有它的优势。他还表示，我们应该确保修道院一直是这样合适的场所，可以接待那些柔软的灵魂、那些不堪世俗烦扰的人。同时，他还觉得我们可以开放一些专供人们退隐的场所，这样对很多人都有利。举个例子，对于那些上校或军官的遗孀来说，她们因为丈夫的逝世，失去了此前一直享有的那份薪水。但是，她们可以集结起来，将津贴和其他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依旧可以承担得起马车和其他维持舒适生活必需的开支。如果她们单打独斗的话，肯定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的生活。他还表示，他觉得不应该再让人们立下那种持续终生的誓言。同时，修道院也不应该招收40岁以下的人，等等。
就像这样，他那热忱而充满想法的灵魂总是会第一时间迸发出许多与人为善的想法。此后，这些想法会随着时间逐渐沉淀，调整，成熟。如果经验显示这些想法在实践过程中很是危险的话，它们就会被抛弃。
拿破仑在向贝纳文特进军的过程中，距离英军的后队越来越近，马上就可以看见他们了。这时，他收到了信使带来的一个公文包，当时的邮局局长把给皇帝的信件都放在那样的公文包里。只有我身上有公文包的钥匙，但是我离皇帝还有1里的距离，拿破仑没那个耐性等我赶过来。他直接把公文包撕开，取出了自己的信件。其中有一封外交事务大臣尚帕尼的信，还有一封巴伐利亚国王寄给纳夏泰尔亲王（贝尔蒂埃）的信。这两封信内容一致：奥地利在重新武装后备部队，巴伐利亚诸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奥地利军队正在为跨过因河做准备，同时也向德意志地区人民发出了反叛的号召。这样的消息并没有让皇帝感到惊讶。从奥地利刚开始准备密谋时，他的眼睛就盯上奥地利了。他一直在静待下次战事的重开，他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同样地，他对巴黎的那些阴谋也了如指掌。这一点，我们从他此后对贝内文托亲王的呵斥中就可以看出来。因此，他决定要加快脚步返回法国。他一直行军到了阿斯托尔加，并在那里检阅了身后陆陆续续抵达的军队。他指派苏尔特元帅继续追击撤退中的英军，并且向他口述了自己的指示。随后拿破仑就返回了贝纳文特，从那里，他又马上启程返回了巴利亚多利德。在巴利亚多利德城中，他接待了一个由马德里的主要市政官员和市民组成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恳求他不要阻止约瑟夫国王返回首都的，他们展示出了对这位新国王的无上忠诚。皇帝和他们进行了非常开诚布公的谈话，并且检视了他们的忠心，最终许诺他会给国王写信，建议国王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他在巴利亚多利德逗留了一个星期，等待着他的兄长返回马德里的消息，同时也处理了一些紧急的公函。
拉纳元帅这时正在从长期卧病中逐渐恢复，他专门追随皇帝来到西班牙，并且已经在大本营中跟了几天了。但是，健康状况依旧不允许他骑马，因此皇帝将自己的马车交给了元帅，他本来也没有使用那辆马车。我陪同元帅坐在马车里。皇帝在离开巴利亚多利德之前，将拉纳元帅派去指挥萨拉戈萨的围城战了。当时元帅觉得自己的健康还不足以承担更加大开大合的任务，皇帝也想让他再休养一段日子。
在我们驻留在巴利亚多利德这段时期，出于好奇，我去拜访了一个隶属于道明会[19]的修道院。此前有法国军官在那里被杀死，所以皇帝下令把修道院撤销了。在这座献给宗教裁判所的主保圣人的庇护所里，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院内满墙的圣像中，我发现了圣拿破仑的画像：头顶戴着桂冠，身上穿着罗马骑士的服装。画像一角有一段西班牙语的描述。
在这短短两个半月的战斗中，皇帝重新占领了马德里，像扫除灰尘那样轻易扫清了他前方的西班牙军队。这群乌合之众在被打散之后，总会后退30里然后又集结在一起。但是，我军取得的胜利本来是可以一扫拜伦的灾难给西班牙人带去的印象，如果我们可以乘胜追击的话。但是，因为拿破仑被迫要快速地离开西班牙，前往巴伐利亚迎击奥地利，因此他再也没有返回西班牙，我们最终也失去了这些胜利的果实。
拿破仑回国对抗反法同盟
皇帝离开巴利亚多利德后，全速策马前往布尔戈斯，沿途不停地换马，最终在路上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布尔戈斯，他也只停留了两个小时，就继续启程前往巴约讷了。他前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他的随扈都跟不上他。从巴约讷到巴黎的这一路上，他依旧保持了这样的速度，并在1月23日抵达了杜伊勒里宫。
拿破仑在抵达巴黎之后，马上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做各种准备。他命令自己的军队，以及莱茵邦联的仆从部队都必须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征。他将贝尔蒂埃元帅派往多瑙河畔组织邦联的部队，并担任他们的临时指挥。
他返回巴黎后不久，就召开了一次枢密院会议。皇帝当时对于贝内文托亲王有诸多不满，理由都很充分。不过在会议的过程中，他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但是，最终还是决堤了。拿破仑在讲话时的语调越来越激烈，在怒火的影响下，他丧失了对自身的控制：他积攒了许久的愤怒就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机会。他以最严苛的语气对贝内文托亲王说了一番话。得益于他的种种信息来源，皇帝已经听闻了许多关于塔列朗先生的消息。大概就是这些消息，使得在枢密院会议中现场见证了这次暴力争吵的人们都和皇帝站到了一边。此前，在贝内文托亲王和拿破仑针对西班牙的事态进行的多次谈话中，我曾经听他说起马拉格里达和亚历山大这两位耶稣会会士。在告知皇帝他必须亲自前往西班牙后，贝内文托亲王又告诉皇帝，他必须要提防疯子修士的毒药和匕首。拿破仑很确定，预见到他很可能因为毒药、匕首或是胜利游行中西班牙游击队的一颗子弹而殒命的贝内文托亲王，当时已经产生了组织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想法。他甚至已经挑选好了未来新政府的成员。没有人知道，富歇和塔列朗出于某种目的已经达成了和解。但是，拿破仑还是没有对前者表示出不满。皇帝也很清楚塔列朗先生公开或私下发表的关于西班牙的事情，以及关于昂冈公爵审判的看法。他知道后者不认同这些做法，也否认和这些事情有任何瓜葛。在枢密院会议上，后者一言不发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激起了皇帝的怒火。他是如此的愤怒，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身为皇帝的庄重形象，举起拳头威胁塔列朗。“你竟敢，”他大喊道，“你竟敢否认自己对昂冈公爵审判的参与！而且你竟敢公开表示，并四处散布消息说你和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也毫无关系！”等等。说完这番话后，这股喷薄而出的怒火自然地消散下去，看着眼前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拿破仑也疲倦了，他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贝内文托亲王很了解皇帝，他知道皇帝每次越是被情绪牵着走，事后就越是希望大家忘记这件事情，这是皇帝的本性。塔列朗本来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说，但是他认为假装忘记这次争吵对自己是有好处的。翌日，刚好是周日，宫中要举行一场觐见。作为一位大臣，加埃塔公爵（戈丹）本打算趁着这个周日把此前皇帝指派给他做的事情做完。但是，他又想起来拿破仑总是希望他的大臣都能参与宫中的觐见，因此加埃塔公爵决定他可以从履行职责的时间里牺牲1个小时。于是，这位财政大臣就早早来到了杜伊勒里宫。他打算站到门边，而皇帝就是要从那扇门进来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跟皇帝打个招呼，然后回家继续做事。这位大臣是第一个抵达杜伊勒里宫的，当时用人们还在熄灭宫中的照明。他想要快点穿过觐见厅，给自己找一个好位置，方便自己之后按计划脱身。当他看见贝内文托亲王独自站在壁炉边上时，他是多么惊讶啊。这个人这么快就忘记了昨天经历的羞辱，让加埃塔公爵也为他感到害臊。再加上加埃塔公爵觉得，在目睹了昨天的争吵后，跟这个人独处一室实在太过尴尬，因此他急忙退回到了觐见厅旁的会客室里。待到觐见厅里的人逐渐多起来之后，他才进去，为的就是在穿过觐见厅的时候不和踱步的贝内文托亲王打照面。之后，因为站的位置，他是第一个和皇帝打招呼的，然后他本就可以离开了。但是，他的好奇心驱使他留了下来。他看到，拿破仑按照惯例，手持自己的鼻烟壶，和大厅里站在第一排的人说着话，时不时地闻几下。贝内文托亲王此时还是站在一开始的那个位置，在壁炉旁。皇帝向站在他左边的人说了几句话后，径直从塔列朗的面前走过，停在他右手边的那个人跟前。接下去的那个周日，塔列朗再次站到了皇帝跟前，没有一丝惊慌或者不安。当他看见站在旁边的人回答不上皇帝的问题时，他还帮那个人回答了问题，从而强迫皇帝关注到他。两人之间的坚冰被这样打破之后，塔列朗更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吸引拿破仑的注意。尽管人们总是说科西嘉人记仇，但是拿破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自身的强大力量和他卓越的思想都自然而然让他不会去斤斤计较。贝内文托亲王也依旧时常来参加晨会，并且还是那么勤勉，仿佛他还没有失势。而皇帝呢，针对某些事情，他在公开场合对你越是苛刻，私下里就越是不跟你计较。要么是被这个人的耐心说服了，要么是大家的保证动摇了他的信念，拿破仑从没有想过要禁止这个人出入自己的宫廷。虽然他没有足够的证据把这个人送上法庭，但是，在拿破仑眼中，这个人的罪行足以让他以后不再就任何事情向这个人征求意见。
以上这个轶事，前半部分是我当时从枢密院成员那里听来的，他们都在场目睹了贝内文托亲王经历的事情。后面的细节则是由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加埃塔公爵先生，帝国财政大臣告诉我的。既然我提到了他的名字，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在所有的大臣里，他是最尽职尽责而且最富有技巧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比他更清白、更诚实、更坚定。私下里，没有人比他拥有更多踏实且讨喜的品质。他是一个深情的好人，谦谦君子。他思想开明但从不四处炫耀，并且忠实地保存着那些优雅礼貌的传统。如今世风日下，还保有这份传统的人越来越少了。
因为枢密院中的这次争执，贝内文托亲王丢失了侍从长的职位。这个位置被交给了德·孟德斯鸠先生。当时的确是密谋四起。圣日耳曼城区被迫流亡了包括德·舍夫勒斯夫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皇帝在日后召回了其中大部分人，但有四五个影响力超群，或是冥顽不灵的人则不在赦免之列。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讽刺以及恶毒的话语触怒了拿破仑，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做了什么事情。他大概可以选择无视这些跳梁小丑，他也足够强大。他惯用的复仇手法比流放要更加优雅：他会时常恢复一些旧贵族的权利或是向他们施舍恩惠。一些前朝家族的成员甚至从他这里收到了津贴。奥尔良公爵夫人、波旁公爵夫人和孔蒂亲王当时都隐居在西班牙的菲格雷斯，享受着督政府时期颁发给他们的一小笔津贴，这笔津贴附加的约束和普通终身年金一样。在孔蒂亲王的好友康克劳将军的请求下，拿破仑还将王室的这三位成员的津贴提升到了6万法郎。这笔津贴是由和国库联系的一名银行家付给三位旧王室成员的，宅邸也是他们自由选定的。这次的津贴更是不附加任何的约束或条款。
在百日政权期间，皇帝把这笔津贴再次翻了倍。同时他还允许奥尔良公爵夫人和波旁公爵夫人继续居住在巴黎。她们向皇帝和奥坦丝王后都表达了谢意。后者以信件的方式，担任了皇帝和两位夫人之间的斡旋人。
当时，有一位叫作普瓦特里娜的夫人，她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手下的乳母，哺育了上一任王储，王储的名字我记不住了。这位夫人也获得了帝国慷慨发放的津贴。
虽然拿破仑会把那些变得危险或者有害的异议人士赶出巴黎，但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并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他也不是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的人。当时在人们交给他的建议流亡名单中，出现了热斯夫雷公爵夫人的名字。当皇帝听说这位女士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时，怜悯之心压倒了他心中所有严苛的想法。此后，他更是发现，这位公爵夫人是杜盖克兰的后人，这触动了他作为法国人的心弦。拿破仑不但禁止任何人去打扰热斯夫雷夫人，考虑到她年事已高，他还专门过问了她的健康状况。皇帝还坚持要为这位杜盖克兰的后人颁发一笔津贴，以补充她的微薄财富，使得她可以雇得起一辆马车。
从西班牙战场上返回巴黎后不久，拿破仑就搬进了爱丽舍宫。这是一座漂亮的宅邸，是他从缪拉亲王手上买来的。当时，后者“被提拔成了那不勒斯国王”，我们的士兵就爱这么说。作为补偿，缪拉获得了散布在那不勒斯王国各处的一些产业，都是皇帝在征服这个国家时为自己留下来的。爱丽舍宫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舒服而宽敞的住所。在这里，他可以随时走进宅邸附属的花园里，不用担心有人突然跳出来要和他讲话。他也可以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地离开爱丽舍宫。在这里，他觉得自己终于逃离了杜伊勒里宫那个华丽的牢笼。此后，只有在周日的时候他才会回到杜伊勒里宫，去参加弥撒或者接待仪式。
皇帝刚在爱丽舍宫安顿下来，就获知了萨拉戈萨投降的消息。之前，在图德拉战役中被击败的西班牙残军，和其他散落各处的军队集合起来，总共5万人，他们把自己关进了萨拉戈萨。在高墙和热情高涨的武装民众的保护下，他们狂热地保卫着自己。在背后支撑那股狂热的是他们的领袖，以及城内的僧侣。这座城市并没有修筑防御堡垒，但是有一堵厚实的砖混花岗岩城墙围绕整座城市。为了加固城墙，人们还在上面加盖了胸墙。在城市的内部，每一个街口都建起了街垒，每一个街口都进入了防御状态。城中有许多为守军提供补给的仓库，守军手上还有200门火炮。守军的总指挥是帕拉佛斯将军，当时他困守在萨拉戈萨城中，被选为守将。这是一个亲近群众的人，很能感受到民众的热情。同时，他也深受那些熟练而狂热的僧侣的影响。他曾经发誓，自己就是被埋在城市的废墟下，也不会向法国人投降。城中一直矗立着绞刑架，威胁着所有胆敢提议投降的人。1月20日，拉纳将军正式抵达并接过了我军的最高指挥权。此时我军开始挖掘战壕，已经过去了3周的时间。指挥工兵行动的是皇帝的一名侍从官拉科斯特将军，在他身边辅佐他的还有罗尼亚上校和阿克索营长，这两位军官此后都出了名。拉科斯特将军壮烈地牺牲在萨拉戈萨城下，拿破仑深深地悼念了他。拉纳将军在到任六天后，带领军队对城市发起了总攻。我军夺取了城市的所有外围工事，本来到了这一步，城市投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城里那一小撮狂热的民众大肆地制造恐慌，让所有人都不敢说出“投降”这两个字。这之后的战争，就是在街道和房屋中进行了。在战斗中，僧侣和妇女的抵抗最为激烈。即便是一寸土地，双方也要激烈争夺。我们夺取每一座房屋，都要依靠镐子和坑道。我们的士兵们被暴露在各种危险下，还要忍受多种物资短缺的痛苦。他们都极其厌恶这场骇人的争斗。面对饥饿、疾病和我军士兵的进攻，悲惨的萨拉戈萨居民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帕拉佛斯本人都已经处于濒死的状态了，但是僧侣和教士们还是以他的名义统领着守军。此后，我军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城区，也摧毁了守军驻守的修道院和主要建筑。如此一来，任何继续的抵抗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是，防御委员会却还抱着继续抵抗的疯狂念头。他们还派出军官，想确保萨拉戈萨不会获救，还要求我们放这些军官出城。拉纳元帅拒绝了所有请求，并要求该城无条件投降。2月21日，法军占领萨拉戈萨的废墟。这次围城战吞噬了该城超过一半的人口，在整个战争史上大概也只有两三个例子可以与之匹敌。元帅出于怜悯之心，对城中剩下的人都特别仁慈。他保护了该城的居民，保护了他们的财产，还保证了他们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守军放下武器，成了我们的战俘。旅人的游记中总是会描述圣柱圣母主教座堂[20]中无数的财宝。法军士兵在进入萨拉戈萨后，根本就没有看见传说由各个天主教君主送来的金银财宝。这些财富肯定是被用来应付围城战或是建设城市外围的工事了。又或者，他们在法军入侵前就把宝贝都藏起来了。我记得在杜伊勒里宫见过人们带来的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是一些装饰的残片，做工很粗糙，都是银质、银镀金或是铜镀金的，上面镶嵌着一些廉价的宝石。这些残片就来自著名的圣柱圣母主教座堂。
在同年（1809）举行的画展上，皇帝表示希望画一张展示自己在书房中的全身像。他还命令我也要出现在这幅画里，以正在书写他的口述命令的形象出现。画师加尼耶受命创作这幅肖像画。当这名画师在创作时，我刚好不在巴黎。我当时正陪同皇帝出巡。伊萨贝画师热心地用他的回忆帮助加尼耶克服了这个不利的条件。在我回到巴黎后，加尼耶还请求我到他那里去坐了一会，由此他可以完成画作的最后几笔。我不知道皇帝是从谁那里听说，这幅画作的效果并不很好，他还就此让迪洛克将军给博物馆总监德农先生写了一封信。德农先生站在了画师这一边。最终皇帝接受了这幅画，并把它挂在了杜伊勒里宫内。1814年，这幅画和所有那些描绘了“篡位者”的画作一样，被转移到了屋顶的储藏室里。又或者，人们是把这幅画退回到了它的创作者那里，当时有很多画就是这样被退回到了各自的画师那里。1839年，我的一位挚友，勒马鲁瓦公爵的儿子在一个画商那里找到了这幅画。他把这幅画买了下来，既是出于对皇帝的感情，也是为了纪念我和他父亲之间的友谊。
在1809年的年初，皇帝总算决定要填补1804年创立的那两个内阁秘书的职缺了。新上任的其中一名秘书主要负责翻译外国的报纸和期刊，他进了拿破仑的内阁，但他其实大部分时候都不在那里。这位秘书就是穆尼耶男爵，参政院的助理办案员。在1806～1807年的那场战争期间，他负责管理西里西亚诸省。穆尼耶先生是一名国民制宪议会成员的儿子。是拿破仑将这位成员从流亡中召回。作为对后者的能力和长处的奖励，在后者回到法国后，拿破仑就将他任命为雷恩的省长。之后，更是将他召进了参政院。皇帝对父亲的尊敬也顺带传到了儿子这里。他是一个聪慧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人们对他的未来有很多期许，他在日后也实现了这些期许。
第二位内阁秘书则专门负责处理关于火炮和工程方面的事宜，他就是德·蓬东男爵，当时他是工兵部队的上校。他此前参与过那场令人难忘的埃及远征，在自己的领域也享有很高的名声，这是他应得的。这位军官日后晋升成为中将，并且成了工程学委员会的一员。
此后，皇帝将巴克莱·德·阿尔布上尉任命为地图室的长官，从而正式完成了内阁所有职位的任命。德·阿尔布上尉日后会成为一名将军。他是意大利军事地图的作者，极有艺术天赋，并且心中总是跳动着拿破仑口中的“神圣之火”。德·阿尔布的身旁有两名出色地理工程师的辅助，他们是拉莫先生和迪维维耶先生。
迫使皇帝全速从西班牙返回后，反法同盟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阻止我国处于和平状态，以及分散我们的部队。通过电报，皇帝获知卡尔大公在4月12日进入了巴伐利亚。后者的军队没有正式宣战就跨过了因河。他们入侵之后的第二天，才派人就宣战一事知会了边境的哨所。4月13日早上四点，拿破仑离开了爱丽舍宫。他一路上以闻所未闻的高速前进，出发后第五天就抵达了多瑙沃特[21]的大本营。路上，他在路德维希堡和迪林根做了停留，会见了符腾堡国王和巴伐利亚国王。
皇帝在多瑙沃特见到了贝尔蒂埃元帅。他在这里得知，出于对他命令的误解，勒费弗尔指挥的巴伐利亚军团和达武元帅指挥的部队之间的交流被切断了。为了弥补这一失误，他天才的大脑又转动起来。他一系列聪明部署的结果就是，莱茵邦联军队赢下了托伊格恩和阿本斯贝格战役，达武元帅赢得了埃克米尔战役。此役过后，达武元帅获得了埃克米尔亲王的头衔。因为拿破仑前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他的随扈都跟不上他。在此期间，拿破仑过的就是一个军人的生活，骑的马也是借来的。
我时常听皇帝抱怨我们和古罗马人比起来差远了。但是，根据那些最杰出的军事作家的说法，他不需要羡慕那些古典时代的英雄。既不用羡慕他们行军的快速，也不用羡慕他们排兵布阵的准确。这次战役的一开始，拿破仑就将这两个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次胜利的进军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差点让我们的军队失去统帅。拿破仑当时坐在一个可以观察我军对雷根斯堡的进攻的位置上。他正在用自己的马鞭抽着地，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脚趾。这颗子弹应该是由蒂罗尔制的卡宾枪里发射出来的。他受伤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军，他不得不翻身上马，让士兵们看到他，证明他没事。尽管他的皮鞋没有被击穿，但是他受的伤还是很痛的。不管拿破仑当时在现场表现得有多不以为然，自然法则还是无法违背的。在结束这次短暂的出巡后，拿破仑退到了一个小屋子里，这里距离他被射伤的地方有大概几个步枪的射程。进入屋子后，他终于撑不住了，当场晕倒。幸运的是，这次受伤并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这次战役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我军以无可比拟的勇气攻克了传言中那坚不可摧的埃博思贝格阵地。那是一座600尺长的木桥，周边有一个堡垒，还环绕着高地。高地上部署了人数占优的军队，还有100门火炮。科埃奥恩将军[22]攻下了这里。我们轰开这座城市的城门后，紧随而来就是残暴无比的遭遇战。有一些伤兵和战士被逼进了一座房子里。房子着火了，一个人都没逃出来，都在大火中和房子一起化为了灰烬。这座可怜的城市当时呈现的景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场景之一：大街上散布着被大火吞噬了一半的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皇帝看到此情此景，非常悲痛。他不由自主地称赞了科埃奥恩将军的勇猛，但他也谴责了这次战役中的损失，如果马塞纳元帅下令绕开这个阵地的话，我们本不用遭受这样的损失的。
皇帝第二次到了维也纳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君主曾于1805年，在萨尔-乌什茨磨坊旁那场难忘的会晤中宣誓不再对拿破仑宣战。这次，维也纳决定守城。拉纳元帅此前曾派出了自己的侍从官马尔博上尉带着命令前去劝降。这位年轻的军官遭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甚至还受了伤。马克西米利安大公认可了这些卑劣的行径，他还把我们派去谈判的这位使者关了起来。经过这次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再加上大公拒绝开启城门，我们决定炮轰维也纳。许多人传说，玛丽·路易莎女大公当时因为抱恙，正在皇宫中。他们还说皇帝因此专门下令大炮不要往那个方向射击。这都是胡说八道。人们总是过度迷信地认为伟人们都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神话般的预言能力。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此后匆忙离开维也纳，渡过多瑙河，没有留下任何命令，大概是被自己肩上的重任给吓跑了吧。皇帝当时把大本营设在了美泉宫。维也纳专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美泉宫面见了皇上，请求他派军占领维也纳。5月12日，一支法国军队在维也纳投降后占领了那里。皇帝向代表团成员保证，他会保护他们，也会像1805年时那样尊重维也纳这座城市。
皇帝在美泉宫逗留了8天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军占领了距维也纳城两里运的洛堡岛。多瑙河在此处被分成数支，我军打算在这里建设渡河点。三座桥梁被架起后，托它们的福，5月20日，我军开始渡河进攻河流左岸的敌军了。但是，马塞纳元帅还没怎么接触奥地利军队，这几座小桥就开始断裂了。原来，奥地利人掌控着多瑙河的上游，他们释放了很多满载着石块和炮弹的小船顺流而下。这段时间河水暴涨，水流速度也加快了不少，这些小船借着水流高速撞击我们的桥梁，就把很多部分都撞断了。马塞纳的不屈不挠以及拉纳的勇猛，弥补了我军第四军团的人数劣势。后者在桥梁断裂后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但是他迫不及待地要参与攻击，因此跑到了布代的部队那里，以出众的勇气领导了那支部队。两军在当天晚上进行了正式交战，我们连夜修好了渡河的桥梁。第二天一早，第二军团、卫队以及重骑兵部队得以渡河。后面跟着的是达武元帅的部队，以及其他陆续抵达的队伍。前一天打了一半的艾斯林战役，此时又继续上演了。正当我军的努力马上就要获得回报，即将宣布胜利消息时，军队里突然开始疯传一个坏消息：跨河的主桥垮塌了。因此，我们当时能做的只剩下坚守阵地，并在晚上撤回艾斯林岛。雪上加霜的是，皇帝和我们的军队沉痛地失去了拉纳元帅。一颗乱射的炮弹打断了这位骁勇军人的两条腿。当皇帝看见躺在担架上的元帅时，他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他命令人们将担架放置在一边，自己快步走上前去，扑在了这位濒死的英雄身上。他抱着后者，哽咽着，不停地哭泣。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令人心碎的场景给我留下的印象。皇帝是如此悲痛，以至于两天之后，他还是无法抑制住自己眼中的泪水。元帅被运到了一个叫作埃伯斯多夫的小村庄，一周之后，他在那里伤重不治。
失去拉纳元帅对皇帝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创伤。他是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战场同志之一，对于他的才能，皇帝从不吝惜各种溢美之词。每一年，这位元帅都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才能、审慎以及对兵法的理解，这让皇帝禁不住啧啧称奇。即使不将他视作一名军人，芒泰贝洛公爵也很有独创精神。针对他说过的那些妙趣横生、生动有力而又充满表现力的话语，简直都可以写一本书了。光看他这个人，你肯定猜不到他可以说出这么俏皮的话来。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他跟塔列朗先生说，胜利用剑削尖了外交的笔头。对于塔列朗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他总是说，即使有人从背后踢了塔列朗一脚，后者的表情也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他对塔列朗的总结语虽然过于军队化，但还是很到位的：“他就是个……包裹着烂泥的丝袜！”
顺着这个轶事，我打算讲一下我遇到的一个小意外。当然，和刚刚夺走了我军一个伟大领袖的那场不幸事件比起来，我遇到的这个意外根本算不上什么。当时我正在多瑙河的左岸步行，刚好走到连接洛堡岛的那座桥的面前。我看见皇帝远远地走过来，他爬上了一座磨坊的顶棚，想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我正在注视着他的时候，突然感觉被一股力量拍打了一下（一匹马踢了我一脚），我当场就趴在地上了。拿破仑在从房顶上下来的时候刚好看见我摔倒。他以为我受了很重的伤，于是马上命人把我抬起并转移到岛上去。但其实我只不过是因为事发突然稍微有点头晕罢了。看到我的样子，他放下心来，并说：“您快走吧，您刚刚真是吓到我了！”这次意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后遗症。
指挥重骑兵部队的埃斯帕涅将军被一颗炮弹杀死了。圣伊莱尔将军受了重伤。我们本以为迪罗斯奈尔将军和富勒将军这次也在劫难逃，但后来我们欣喜地得知，前者根本就没有受伤，后者也只是受了轻伤。他们被敌军俘虏了，在瓦格拉姆战役后，敌人把他们送回了我军大本营。
被围困在洛堡岛上的部队，尤其是伤兵，在刚开始的那几天饱受物资匮乏的困扰。不过，仓库和野战医院很快就在岛上建了起来，皇帝并没有下令疏散岛上的人群，相反，他命令贝特朗将军在岛上修筑了可以和古罗马媲美的工事。拿破仑在埃伯斯多夫待了12天，这个村子正好和洛堡岛隔河相望。他的精力都放在了救护伤兵，以及为岛上的部队提供物资这两件事情上。看着各项工作都有序展开后，他命令剩下的军队就地扎营，自己则回到了美泉宫。
皇帝对奥地利的夏斯特勒将军在蒂罗尔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愤怒，后者放任叛军杀害了700名法军征召的士兵以及1800名巴伐利亚士兵。皇帝当即下令，这位将军（他当时刚刚被我军俘虏）必须被推上军事法庭并处以枪决。奥地利皇帝在听到这个命令后，宣布奥军将把迪罗斯奈尔将军和富勒将军扣为人质，作为对我军处死夏斯特勒将军的回应。当拿破仑听到这个宣言时，当即做出了必要的部署：派人逮捕当时还留在维也纳城内的科勒莱多和梅特涅两位亲王，还有培尔根以及哈尔戴克两位伯爵。同时，作为报复，这些人被逮捕后都将被带回法国。皇帝同时准许维也纳市的一个代表团出发前去找到奥地利君主，并向后者讲述在蒂罗尔屠杀法军战俘的种种细节。弗朗茨皇帝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决定撤回他此前针对两位法军将领下达的命令。
在4月和5月期间，英国和反法联盟的爪牙们都在四处活动，密谋在此前属于普鲁士或是依附于普鲁士的北德意志诸省引发叛乱。这些省份充斥着大量的退伍老兵、返回家乡的战俘，或者是从战场上逃跑的残兵败将。一名叫卡特的普鲁士军官集合了一大批这样的人，占领了当地的库房，切断了对外交通，想要在当地引起叛乱。在威斯特伐利亚军队的追击下，他逃到了波西米亚。在那里，他带着身边的残兵加入了布伦瑞克-奥厄斯公爵的队伍，后者正在那里组织奥地利志愿军。这位王公是前任布伦瑞克公爵（在耶拿殒命的那位）的儿子，出于为父报仇以及为家族报仇的心理，他自封为德意志各地反叛秘密社团的领袖。他手下的士兵都身着黑色军装，佩戴象征死亡的徽章。
大概4月底的时候，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手下一个叫作德·恩贝格的侍从官举起了反叛大旗。他率领着一群走私客、一群半军事半民政的职员，还有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招募的武装农民。他率领这一群人向着卡塞尔进军，希望可以打这座城市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他在马格德堡城下遭遇了失败。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在处理这次暴动时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展现出的魄力，在他的军队将领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德·恩贝格还是带着几个残兵成功地跑到了布伦瑞克公爵那里，后者那时是所有革命运动的灵魂。
不久之后，1806年战斗时还在打游击的那位普鲁士少校席尔，率领麾下的500骠骑兵，以军事部署为借口离开了柏林。在城外，一个步兵营加入了他，这些人都是以前他手下的游击队员。在尝试攻击北德意志的堡垒但彻底失败之后，他退回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去帮助德·恩贝格叛党的残余势力。当时的席尔觉得自己手上的部队足够多了，因此他尝试了去帮助围攻马格德堡的叛军。失败之后，他来到了易北河的下游地区。同时，布伦瑞克公爵正在缓慢地进入萨克森，想要和这位普鲁士游击队长会合。但是，后者此时正在向波罗的海沿岸移动，以期可以和英军舰队搭上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自己缺乏的武器和弹药。席尔在尝试入侵马格德堡后，带着五六千名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中逃出来的马格德堡士兵，以及许多来路不明的人，进入了施特拉尔松德。他围绕着施特拉尔松德修筑了防御工事。格拉蒂耶[23]将军率领一支荷兰军队，在丹麦军队的辅助下，抵达了施特拉尔松德，并且迅速攻下了城市外围的工事。当时，两军在市内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席尔为了掩盖自己逃跑的路线，还打算放火烧城。不过，最终他没有得逞，包括席尔在内的所有叛军都被杀死了。
这边，布伦瑞克公爵进入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他还期盼着自己公国原来的臣民会如潮水般涌向自己，争相为他而战。不过，他最终只不过是招募到了几个村民而已。奥地利因为自身的战局不利，也根本无暇关注这位公爵。他在四面八方的军队的夹击下，只得落荒而逃。最终他带着几个支持者一路跑到海边，被英国舰队给救走了。
这些暴动的尝试，获得了上述省份反法情绪的滋养，因为我军的征服改变了这些省份的形势，伤害了它们的利益。这些暴动是此后德意志整体暴乱的先声，反法同盟一直期盼着会发生这样的大暴动，但是大暴动真的发生，要到很久之后了。如果卡特、德·恩贝格、席尔以及布伦瑞克公爵那些组织恶劣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话，我们当时对北德意志的控制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奥地利战役及善后
总督指挥的意大利法军，在大军团取得的辉煌胜利的帮助和鼓舞下，得以一雪前耻。在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被迫撤回到了阿迪杰河。在帕维亚会战和其他几场遭遇战中，约翰大公指挥的奥地利军队丧失了半数士兵，意大利军团为此前的失败报了仇。我们的尖刀一直追赶着逃跑的大公，他直到跨过分割北意大利和奥地利世袭领土的边境线时才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总督依旧在对自己的敌人穷追不舍，他在5月26日抵达了布鲁克和大军团胜利会师。意大利军团的信使们纷纷出现在西梅林[24]，可算是一件大事。皇帝知道意大利军团离我们很近了，便提前派出自己的侍从官洛里斯东到那个方向去。意大利军团第9军的一名猎兵遇到了洛里斯东将军派出侦察的第20军的一名猎兵。两名士兵先是互相打量了一下，当他们发现彼此都是法军士兵后，就热情地拥抱在了一起。欧仁亲王在两天之后抵达了埃伯斯多夫，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并好好地表扬了他一番。这些表扬堪称实至名归。
约翰大公率领部队和自己的兄弟普法尔茨大公的军队会合了。欧仁亲王于是向着他们的方向开始进军，并在拉布[25]附近与之相遇，拉布是位于匈牙利的一个堡垒城市。6月14日，他对这支合军发起了攻击，后者人数上比法军多出了1.5万人。敌军被彻底击溃了，死伤超过6000人。我军缴获了大量的旗帜和大炮。拿破仑向总督表达了自己对6月14日取得的大捷的满足，他将这场大捷称作“马伦哥会战的孙女”，以示对其的纪念。8年前，正是在同一个地点，我们赢得了马伦哥会战的胜利。24日，我军进入了拉布防御严密的要塞，里面的2500名守军成了我们的俘虏。
洛堡岛已经成为马塞纳元帅的军团守卫的一个巨型加固营地。或者，我应该这么说：洛堡岛成了一个环绕着防御工事的要塞。守卫它的是炮兵阵地中的120门大口径火炮、臼炮以及攻城榴弹炮。我们在那里修筑了三座坚固的桥梁，足以抵御任何威胁。桥头的防守区域有1600托阿斯[26]那么宽广，由棱堡组成，还环绕着充满水的壕沟。皇帝在美泉宫逗留的那一个月里，还是像以往那样忙碌，经常来到埃伯斯多夫巡视：主要是针对修筑桥梁以及在维也纳周边准备足够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拿破仑对医院的惦念也有所体现，他派出自己的侍从官造访那里。他们收到的命令是，为病床上的每一位士兵准备60法郎，为每一位军官准备120法郎。
当军队已经休整完毕，火炮重整完毕，各种弹药和军需物资也都准备妥当之后，皇帝离开美泉宫，并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埃伯斯多夫。7月4日，大军集结在洛堡岛上。当天晚上，尽管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军队还是以极好的秩序，跨过6座事先准备好的桥梁，走出了洛堡岛。出于对士兵的保护，我们还在河面上准备了防栅，那是在2个小时内以惊人的准确度准备妥当的。
大军渡河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对外事务大臣德·尚帕尼先生待在一起。我们待在皇帝位于埃伯斯多夫的住所的一个房间里，焦急地等待大军渡河的结果。听到屋外撼天动地的雷声，以及仿佛要把我们淹没的大雨的激流声，我们都有点气馁，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的条件对我们的行动是有益还是有害。终于，在天要破晓的时候，我们听说这个勇敢的任务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那个可怕的夜晚过后，迎来的是一个美丽的白天。敌人本来被河流另一边的形势误导，觉得我军肯定过不来。当他们看见15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埃伯斯多夫的原野上时，别提有多惊讶了。他们本来以为这支大军，还有配属的400门大炮都在遥远的另一边，这下却突然像变魔法一样，来到了自己跟前。当天晚上，我军开始攻击一个战略要地。这场战斗就是瓦格拉姆那场大战的序曲，大战的打响是在6日，即第二天早上。我那一整天都在战场附近，骑马陪伴在采尔尼切夫和戈尔戈利两位上校身旁。他们两人都是沙皇的侍从官，是被派到皇帝身边来的，碰巧在大本营里。对于自己没有在战斗中被皇帝召唤到身边担任随扈一事，这两位军官还有些许不满。其中一位还发牢骚说皇帝把他们排除在外，肯定是因为他们佩戴的白色羽饰。
当天晚上，我来到了皇帝的营地。拿破仑刚刚来到营地旁，就听到有人大喊：“自求多福吧！”这引发了营地的一阵恐慌。不过幸好，人们很快就平静下来。原来，有一支迷路的敌军碰巧撞上了我军的哨卡，引发了这起闹剧。
瓦格拉姆会战是一场血腥的战斗。奥地利军队丧失了2.5万名士兵，奥军还阵亡了3名将军。我军的损失虽然要小一些，但是我方也阵亡了3名将军，其中包括拉萨尔将军。他是我军阵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在战斗的前一晚，不知道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拉萨尔将军给皇帝写了一封感人的信，拜托皇帝以后要多多关照他的孩子。
战斗结束后，拿破仑骑马在战场上来回奔驰，嘱咐人们转移并照顾伤员。这项工作他从来都是亲自去做的。他还会时不时地命令大家都安静，这样他好分辨伤员的呻吟声。当他手头上没有其他士兵要照顾或者没有其他紧要事情的时候，他会亲自骑马前往呻吟传来的方向，如果他当时很忙，他也会派人去帮忙。他时常会让自己的随从四下散开，为的就是可以更好地搜索和帮助伤员。
人们经常会谈起有关乌代的事情。他是第9步兵团的上校，在这场会战后因为伤势过重不幸殉国。那些专注于军中的秘密团体，或是军事阴谋论的历史学家们搜集了许多毫无根据的流言，把这位上校塑造成了这些臆想出来的团体的领袖，还说他是被人奉拿破仑的命令处决的。之前已经有人轻易就证明了这样的诽谤是空穴来风。不过，这件事情的荒谬程度本身就足以将其证伪了。
瓦格拉姆会战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皇帝正在视察军队，封赏有功之人时，遇到了麦克唐纳将军。他向后者伸出手，作为和解的象征。麦克唐纳将军是莫罗的朋友，此前很长的时间里都不受重视，被从军队里剔除了出去。在他申请重新为国效力后，拿破仑出于对他才能的重视，派他去指挥意大利军团的右翼，隶属于欧仁亲王。麦克唐纳将军和乌迪诺将军以及马尔蒙将军一起，被皇帝晋升为了法兰西元帅。
法军在瓦格拉姆的大捷并没有摧毁奥地利军队。后者尽管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还是有序地撤走了。要等到8月11日，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才以停火谈判代表的身份来到兹纳伊姆[27]，他还表示，自己甚至获得了开启和谈的授权。提议进行停火谈判的是卡尔大公，他当时享有无限的权力。但是，已经撤退到布达[28]的奥地利皇帝拒绝批准停火协议，还撤掉了卡尔大公奥军总司令的职务。拿破仑向后者送去了一枚荣誉军团的骑士勋章。5天后，弗朗茨皇帝幡然醒悟，接受了停火协议。当时他心里的小算盘是，接受停火协议后，他可以在停火期间做好撕毁停火协议的准备。拿破仑皇帝将部队都安排到停火协议指定的区域后，动身前往美泉宫。和会在阿尔滕贝格召开，双方派出的代表分别是德·尚帕尼先生以及冯·梅特涅先生。谈判的进展异常缓慢，因为奥地利代表一直在拖延时间，肯定是一心指望着英军对瓦尔赫伦岛[29]的进攻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皇帝干脆就把自己的对外事务大臣召回了维也纳。拿破仑的坚定终结了奥方的躲躲闪闪。10月14日，在拿破仑的注视下，德·尚帕尼先生和列支敦士登亲王签署了和约，后者那时已经接替了梅特涅的职务。
尽管拿破仑想尽办法隐藏自己的感受，但他当时遇到了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促使他加快了签署和约的步伐。10月的某一天，中午时分，拿破仑在美泉宫检阅部队。这时一位年轻男子突然朝着皇帝走来。他手上拿着一张纸，当时人们都觉得那是一份陈情书。旁人告诉他，他应该把陈情书交给当值的侍从官拉普将军。但是他坚持要当面和拿破仑说话。不管我们多少次把他赶走，他都会跑回来。他的这份坚持显得很是可疑。他那坚定而冷静的表情，他的眼神，还有他一直藏在胸口的右手，都引起了拉普将军的注意。将军下令把他抓起来，并带回宫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完成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此后，我们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搜出了一把硕大的厨房刀。他是埃尔福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名叫施塔普斯。当人们问起他想用这把刀做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想杀死拿破仑。皇帝在返回宫中后得知了此事，他命令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会客厅来。当时，纳夏泰尔亲王、贝尔纳多特、迪洛克将军和萨瓦里将军都在大厅里。施塔普斯坚毅且决绝地朝拿破仑走去。他向拿破仑承认，尽管法国君主没有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自己就是打算要杀死他的。他宣称他坚信，如果杀死了皇帝，那么他就是为自己的民族，为欧洲做了一件大好事。最后，他还补充说自己既不疯也不傻，而且自己也没有把这个计划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科维萨尔医生也在美泉宫，皇帝马上派人把他找来，并问后者这个年轻人身上可有一点疯了的迹象。医生在测量了他的脉搏之后表示，自己没有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找到任何神经错乱的症状。拿破仑被这个人的狂热震惊了，同时，他的心中也充满了对这个早熟的杀人犯的怜悯。他提出，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就自己打算犯下的卑劣罪行真心悔过，他愿意赦免后者的罪过。施塔普斯拒绝了所有对他的赦免，他还说自己对于没能执行计划感到很是懊悔。“但是，”拿破仑说道，“你还有家庭，你这么做会毁了他们的。你会让深爱你的少女心中充满绝望。如果我饶你一命的话，你会感激我吗？”“就算这样，我还是会杀了你的。”拿破仑没有回答他的话，就下令把这个年轻人带走。他希望在这个年轻人筋疲力尽后，他可以表示自己的悔恨，并透露一些有用的信息。施塔普斯在此后的3天里不吃不喝，并且一直一言不发。他走上刑场的时候，口中还在高喊着：“德意志万岁！杀死暴君！”拿破仑在从维也纳去往慕尼黑的路上获知他已被处决。
与奥地利达成的和约中，公开和秘密条款加在一起，总共让这个强国割让了350万居民的领土，其中大部分领土都落入了和法国结盟的国王和亲王们手中。秘密条款还要求，在法英战争期间，奥地利要将自己的陆军规模限制在15万人。同时，奥地利要遣散自己的军队、政府和宫廷中雇用的所有出生在法国领土上的人。最后，奥地利还要支付850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
和约的一个条款为华沙大公国增加了150万人口。我们又向重建波兰这个方向迈出了崭新的一步。为了就此获得俄国的支持，我们将乌克兰边界处的一块领土及其40万居民划给了俄国，后者也参与了和约的签订。俄国这次也欢欣鼓舞地收下了这片领土，就像当年在提尔西特愉快地接受了盟国普鲁士的比亚韦斯托克那样。人们可能会认为，俄国这只是在临时为其盟友掌管领土，等到形势允许的时候，是会还回去的。不过，虽然此后在1814年和1815年发生了那些事情，但俄国从没想过要把这些领土还回去。
俄国政府在此次战争中的表现，看起来是认可了我们给华沙大公国画下的边界。亚历山大正是在华沙警告奥地利不要再次对法国动武。虽然拿破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俄国政府会真的解放自己统治下的前波兰省份，他也知道，进一步谋求解放波兰人在俄国人眼中会显得很有威胁性，因为他们在瓜分波兰时抢到了很大的一块。但是，他依旧有从充分的理由认定自己对亚历山大沙皇已经没有任何的义务了，后者根本就没有履行他们在埃尔福特许下的承诺。拿破仑此前还希望俄国可以像之前在反法同盟内部帮助盟友那样与自己合作，但是，他这次彻底失望了。俄国派出的部队只有1.5万人，由戈利岑亲王率领。他拒绝和法军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合作。这支军团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波兰人已经取得了权威的地方重新确立奥地利政府的权威。同时，他们还出人意料地抢先波兰人一步进入了克拉科夫，并且拒绝波兰人入城。当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威胁要强行攻城之后，俄国人才同意和波兰人共同占领克拉科夫。这样的态度让拿破仑看清了自己完全无法仰赖与俄国人的盟约，不过他将自己的恼怒隐藏了起来。如果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施瓦岑贝格亲王前往圣彼得堡所担负的任务，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这位特使此后担任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并负责在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公主的婚姻之间牵线搭桥，之后他还在1814年的时候担任了联军的统帅。当时，这位特使身负的任务是敦促俄国加入奥地利一方，加入那场刚刚结束的战役。亚历山大的确拒绝了这些提议，但是动机可不是他告诉我们驻圣彼得堡大使的那些：沙皇当时向我们表示，他对于维护提尔西特联盟有坚定的决心，并且他会和我们合作击退奥地利对其盟友那不义的进攻。亚历山大沙皇真正的动机是要为未来那场不可避免的大战争取更多时间来做准备。当时，他的军队一支在瑞典，一支在土耳其，都距离本土太遥远，因此他暂时无力对我们发动战争。后面这个才是促使亚历山大拒绝维也纳政府发来请求的唯一且真正的动机。他的回复并不代表俄国背叛了奥地利，在拿破仑倒台后，从俄国政府发布的宣告中，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个回复根本不是真心的。毋庸置疑，如果在1809年，俄国真的想要阻止奥地利对我们宣战，只要知会维也纳政府一声就足够了。很不幸的是，这就是亚历山大沙皇真正的想法。人们都说，穆斯林不会把他们对异教徒许下的诺言当回事，而联军对我们的态度，大概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吧。
双方此时互相都有不满，而我接下来要讲到的拿破仑的婚事，更是进一步毒化了本已紧绷的法俄关系。法国认为自己出于道义也必须重建波兰王国，而俄国则对此怀有明显的敌意。两个强国之间的利益分歧让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政府在经历了一系列口舌之争后，最终分道扬镳。
一个匈牙利代表团来到美泉宫面见了皇帝。他们是来请求皇帝的保护，并争取后者支持他们和奥地利完成分割的。当时，拿破仑曾经想过要将维尔茨堡大公扶上维也纳的皇位，但是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匈牙利暴动和奥地利继承人变更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他没有让自己卷入到这些事情中去。考虑到上述这些事情，再加上他已经离开法国太久，国内又出现了使人生疑的形势，都促使他草草签署了和约，尽管他那时对这份和约并没有什么信心。此后，拿破仑经常会为两件事情而埋怨自己：一是他让奥地利保存了太多的实力，无法保证未来的安全；还有就是当年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他没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他没有忘记12年前当法军在莱奥本的时候，奥地利匆忙和法国求和[30]。但是，当他去往埃及后，奥地利就马上重新拿起了武器，直到输掉霍亨林登战役后，才同意签署《吕内维尔条约》。此后，当奥地利发现我们正在全身心地准备对英国的远征时，又忙不迭地对我们宣战。直到输掉了奥斯特利茨战役后才签署《维也纳条约》。那次，弗朗茨皇帝在萨尔-乌什茨的会面中保证不再对法国宣战。但此后当皇帝在西班牙的遥远角落追逐英军时，奥地利又想来个出其不意。等到我军第二次攻占维也纳后，奥地利政府才同意签署和约。
而英国人看到皇帝的注意力都放在德意志战场上，同时指望着艾斯林战役的结果会给后者带来大麻烦，于是尝试着对瓦尔赫伦岛发动了攻击。他们发动这次攻击并不是为了缓解盟友的压力，而是想要夺取安特卫普的船队，并一把火烧掉它们，摧毁船坞的设施：这实在是很有英国特色的战略目标。拿破仑的远见卓识确保了我们在岛上的巨大海军船坞获得了充足的保护。当关于瓦尔赫伦岛受到攻击的第一份报告传递出来时，周边数个省份各阶级的民众就都自发行动起来。还没等陆军大臣下达命令，人力、马匹、马车、补给和草料就被提供给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后者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调整分发这些物资。国民卫队也快速组织起来。当时，贝尔纳多特元帅已经被剥夺了他在德意志领导的第9军的指挥权。皇帝以送他回去泡温泉疗养为借口把贝尔纳多特送回了法国。事实上，皇帝出于种种原因已经对后者很是不满了：贝尔纳多特不服管束，且性格乖张；他还总是喜欢吹牛。之前他总是在信中抱怨自己麾下的萨克森士兵既懒惰又没有活力，但是之后又自作主张地把瓦格拉姆会战胜利的功劳全部揽到了这些萨克森士兵身上。尽管这位元帅知道拿破仑本不会选择自己去对抗入侵的英军，他还是贪婪地抓住这个机会，不顾皇帝的劝告，把自己塑造成了对抗英国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朋友富歇则在皇帝耳旁说，皇帝必须向世人证明，不需要拿破仑的帮助，法军也可以抵御国土并把敌人赶走。因此，在富歇的助力下，贝尔纳多特成功地被陆军大臣送去了安特卫普。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英军事实上已经失败了，他们并没有达成目标。但是，在现场以高亢的热情指挥了战斗的荷兰国王路易，看到贝尔纳多特来了，而自己又没有收到任何更换总指挥的命令，很不高兴地返回了阿姆斯特丹。虽然贝尔纳多特将锣鼓敲得震天响，其实他做的事情和克勒曼、蒙塞以及贝西埃尔三位将军差不多，但是，人们很少谈论起后面这三位将军。各军将士的热忱，士兵们的奋勇，再加上国民卫队以及当地居民的全情投入，还有皇帝从美泉宫下令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及英军指挥官的无能，所有这些要素集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这次计划的彻底失败。被迫夹着尾巴逃跑的英军远征部队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和物资。这一重要计划的不幸失败直接导致了英国政府垮台。每位大臣都极力推诿，并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同僚身上。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想起拉辛在悲剧《伊菲莱涅亚》中写下的那句名言。剧中的两位作者（勒克莱尔和科拉）在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作者资格时，是这么说的：
但是当剧本被写出来，
就成了烫手山芋，没人想要啦！
讲到这次战役，我就要连带着讲一下皇帝是多么注重他的部队必须由勇敢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指挥。提拔人员的名单都是由陆军大臣提交给他的。拿破仑派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侍从官来为名单上的人分门别类，权衡每个候选人的优点，并将最终的分析结果送来给他签字。因为他认识麾下的军官，所以他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很有分辨力的。当各支部队经过巴黎时，皇帝总是会检阅部队，这可不是单纯的空洞游行。他总是会借这样的机会来交叉询问他不认识的军官，并且让他们在自己的眼前指挥部队并执行军事战法。而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战法，总是会让某些学院派的军官感到无所适从。当拿破仑认为一些军官的表现不怎么让他满意时，他就会要求他们学习这些战法，并让负责指挥的上尉和将军督促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总是会亲自验证，看看他们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在检阅军队时，甚至是在战场上的时候，皇帝都会单独拉出一个团，并把其中的军官都叫出来。他会一个个地询问这些军官的名字。他会让这些军官提出他们认为最应该被提拔或最应该获得勋章之人的名字，然后，他会让士兵们也这样做。由同志们提供的这些证词，将各支部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各支队伍都充分相信并尊重对方。由此而来的晋升，是由士兵们自己提出的，因此在他们眼中也格外有价值。这样的军队封赏仪式就像是家族聚会。有一次，大家向皇帝推举出了一名最勇敢、最优秀的下层军官。他的上校虽然同意此人拥有所有好军官所必需的优秀品质，却遗憾地补充说，自己无法推荐此人接受晋升，因为他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什么缺点？”拿破仑马上问道。“陛下，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我任命他为军官，上校，您必须接受这一点。”
在检阅士兵的时候，拿破仑也会趁机了解士兵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们的军服和装备状态如何，他们的口粮质量如何，以及军法执行是否严格。每名士兵都可以离开队伍，直接和皇帝谈话，向皇帝献上武器，向皇帝提出请求，或是向皇帝投诉。皇帝永远不会忽视任何一个请求，他会第一时间对它们做出回复。如果提出的请愿有理有据，一般都会得到满足，除非请愿的性质使得我们必须对其做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如此，大概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场合向皇帝提出过轻率或莫须有的投诉。
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类似检阅中，拿破仑了解到有一些部队收到了质量不合格的服装和装备，还存在侵吞补给和草料的现象。当人们把相关的信息摆在他面前时，他下令要调查此事。此后的报告确认，这些投诉并非虚构，拿破仑于是向审讯罪魁祸首的军事法庭发去了命令。这些人都被判了死刑。皇帝拒绝了所有为他们求情，希望皇帝特赦他们的人，因为他打算杀鸡儆猴。这一严苛的判罚对所有玩忽职守的人都敲响了警钟。
我记得有一天，皇帝兴高采烈地走进工作室。“您想想看，”他对我说，“我刚刚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之前以不光彩的手段偷过我们意大利军团的东西。在督政府时期，上面有人保他。感谢上帝，这次让我又逮到他了，我要好好处罚他。”在最初那几次意大利战役期间，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领兵，这位f——先生[31]则是一名军需商。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严厉的控诉，许多人都向督政府举报他在提供军需的过程中贪污腐败，背信弃义。但是，这位军需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全身而退。自那以后，拿破仑就再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拿破仑是怎么嗅出这个人的味道，发现他重出江湖的。他向我口述了命令，要把这个人抓起来严加审讯。但是呢，要么是这个人找到了某种躲避执法机关的方法，要么是拿破仑想到对这一丑闻的审判可能会牵连一些他不想牵连的人，所以他退缩了。总之，f——先生又一次逃脱了制裁。我讲这件事情主要是想证明，拿破仑真的是反对死刑的。同时，他的个人情感总会使他网开一面。在他这里，这种美德看起来总像独断专行。
在奥地利战役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强行把教皇请出了罗马。除开那些关于教会纪律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教会和世俗政治之间有巨大利益冲突的问题，它们都让皇帝和教皇之间产生了新的风暴。自从教皇回到罗马之后，法国的敌人就在不停活动：因为知道庇护七世对自己的法国之行有诸多不满，因为他本以为自己屈尊前往法国可以获得诸多让步，但最终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无论怎么说，罗马此时都已经成为针对帝国的密谋滋生的温床。我们的各个敌人，尤其是英国的影响力统治着罗马城。当拿破仑要求教皇对亚得里亚海上的英国船舶关闭港口时，后者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教皇还表示，自己作为所有信徒共同的父亲，不应该加入任何针对自己孩子的联盟。这一答复引发了此后双方连续不断的书信往来。在皇帝这边，书信的语气一开始还是偏向和解的，之后就愈发有了威胁的意思。教皇这边，书信的语气则一如既往：固执，总是那么负面，字里行间带着额我略和圣波尼法爵[32]的印记，用的也是过时的语言。这样的言语激怒了皇帝，消磨了他的耐性，他看到自己的提议被教皇一个一个拒绝，自己从教皇那里什么都得不到了。罗马教廷对拿破仑的不满蒙蔽了这个政府的眼睛，让它没有意识到双方的力量多么不对等，于是，它在面对这位令人生畏的对手时继续选择螳臂当车。你可以说当时罗马教廷是要将讨论的内容极端化，并挑战皇帝。拿破仑于是下令我军占领罗马，在占领过程中不干涉教皇国的政府运作，对教皇和他的廷臣也要以礼相待。这一强制性的手段激起了教皇那些顾问的极端反弹。教皇的公使马上就被从巴黎召回了罗马，连告别礼都没有行。罗马对法国举起了自己教会和精神上的武器。在罗马的法军将领则获命要控制教皇国的政府，但是不要干预教皇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也要尽力保证这个国家的平稳。局势逐渐严峻起来：教皇在发布了开除教籍的谕旨后，就把自己关在了教皇宫里。宫殿的周围绕着一圈路障，还有佩带武器的人员把守。当虚假的报告在罗马城中散布法军因为埃斯林战役而处境危险时，城中居民也被调动起来了。教廷支持者们的公开反对，对于占领罗马的法军来说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担心双方之间会发生巨大的冲突，这样一来，庇护七世也会身处险境。教皇此时依旧固执地坚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于总督的要求也是充耳不闻。他也依旧无法安抚已经沸腾起来的大众舆论。因此，我们的总督决定自己行动起来，将教皇请出罗马：我们在7月6日到7日的这个晚上，进入教皇宫中绑架了教皇。当人们在执行这一极端措施时，皇帝正在瓦格拉姆的战场上。教皇在面对皇帝的要求时，一概拒绝，并且愈发固执，这肯定让拿破仑预见到了未来可能迫于情势要采取这种强力手段。但是，拿破仑否认自己下达过绑架教皇的命令。他肯定不希望教皇如此唐突地离开意大利。但是，托斯卡纳女大公和皮埃蒙特总督因为没有接到相关的命令，都不愿意在佛罗伦萨或是都灵接待教皇。皇帝又不希望反对罗马总督，他不能也不想把教皇送回到后者的首都去。因此他下令把教皇送到萨沃纳，因为这条命令发出的时候，后者已经经过了佛罗伦萨和都灵。教皇到达萨沃纳后，居住在当地的主教宫中，受到了大家的礼遇。
瓦格拉姆战役后，皇帝在自己生日那天犒赏全军，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那天的庆祝活动在维也纳举办，所有军团都参加了。贝尔蒂埃、马塞纳以及达武三位元帅分别被封为了瓦格拉姆亲王、埃斯林亲王以及埃克米尔亲王。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麦克唐纳、乌迪诺以及马尔蒙三位将军被晋升为元帅。戈丹、尚帕尼、富歇、雷尼埃、马雷以及克拉克等诸位大臣则被分别封为加埃塔公爵、卡多雷公爵、奥特朗托公爵、马萨公爵、巴萨诺公爵以及费尔特雷公爵。
同时，皇帝颁布法令，建立了金羊毛骑士团。通过此举，拿破仑既希望可以更好地表彰勇猛的士兵们，也希望可以胜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金羊毛骑士团。同时，他还希望借此可以复兴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创立的那个骑士勋位。他希望借此来和西班牙以及奥地利的骑士团竞争勋位，假以时日，他可以消灭后两者的骑士团勋章。所有法国子民都会被禁止接受来自这两国的勋章。获得金羊毛勋章的所有条件集合起来，让这一勋章凌驾于荣誉军团勋章之上。尽管拿破仑颁布了建立这一勋位的法令，但是并没有人真的获得这一全新勋章。不管拿破仑出于什么原因弃用这一法令，事实就是，他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另外一条命令则是要在巴黎新桥对面的土台上竖立一座方尖碑，材料要选用瑟堡的花岗岩。方尖碑上要刻上这样的文字“拿破仑致法国人民”。基座的浮雕描绘的是耶拿和波兰两场战役中的主要场景。
有一次，皇帝犯了一个错误。现在想来，这个错误的结果大概并不怎么危险，但要是没有挽救回来，肯定会很棘手。我没记错的话，那时皇帝应该是在美泉宫，那时我们已经和奥地利签署了和约。皇帝当时写好了两封信，一封给奥地利皇帝，另外一封给沙皇。那天，他想要亲自把这两封信装进预先写好的信封里，权当消遣。在封好了其中一封后，他把它带出去交给了等候在门外的奥地利将军，后者正在等着拿走给自己君主的信。在拿破仑封上另外一个信封之前，出于审慎考虑，我看了一眼那个信封，赫然发现那个信封上写着奥地利皇帝的名号：也就是说，交给奥地利皇帝的信被放在了给沙皇的信封里。我们马上派出一名信使，要全速赶上那名奥地利军官：他身上带着的那封信是给沙皇的。这种“以物换物”[33]，如果再次发生，指不定会产生什么恶劣后果呢。自那以后，皇帝变得异常小心谨慎：他每次想要亲自用那个漂亮的油封封上信件的时候，最终都会把信件给我，然后说，这么重要的事，他还是交给我来做比较好。
又有一次，一位穿着丧服的女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了美泉宫，他们是来向皇帝请求赦免某人的，但皇帝不得不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整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国内有一些出身优越的人，聚集在一起打家劫舍。虽然他们的行径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控诉，但他们自己夸耀说，他们打劫旅人和马车是在继承旺代党人的遗志。有一位叫东布雷或者孔布雷（德·卡昂）的夫人，和这些人扯上了关系。这些匪徒每次都会把打劫的成果带到她位于路边的乡间宅邸中，然后将这些赃物瓜分干净。这些损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让整个省份充满恐慌，拿破仑自然下令严厉打击这样的行为。德·孔布雷夫人因此被逮捕，被判有罪，并处以刑罚。不知道是谁给她出了这个主意，她宣称自己怀孕了，因此获得了缓刑的机会。尽管我们都知道她并没有怀孕，不过她还是借着缓刑的这段时间，四处找人求情，以获得赦免。皇帝对这个人的突然出现很是吃惊，因为此前他既没有收到请求赦免的报告，也没有收到任何可以帮助他做出决定的文件。因此他埋怨了警务大臣：后者竟然允许这个人随随便便就来到距离巴黎400里的地方请求他的赦免，然后这个人又因为没有获得赦免而憎恨自己，但是本来就不可能赦免她啊，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先例。他对这位戴罪的女士解释说，他很遗憾她长途跋涉最终却一无所获。他告诉她，自己的大臣并没有向自己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他还补充说，她牵扯的罪行，不幸属于自己无法赦免的罪行。最后，他说了几句话，表示自己真的无能为力。然后他下令要人们好好对待这位请愿人。我在这里提起这个故事，是因为人们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拿破仑没有人性。我觉得读者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拿破仑在维也纳逗留的那段时间里，维也纳的市民都饱受饥饿之苦。因为奥地利官员禁止人们运送任何补给进入城内，他们害怕法国士兵也能从中分一杯羹。皇帝此前准许维也纳市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奥地利皇帝那里请求他收回成命。但是代表团无功而返。拿破仑被维也纳市民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造访了维也纳的各个郊区。并且和军队的军需主管一起，为减轻他们的痛苦想了很多方法。鉴于冬天马上要来了，他批准维也纳的穷人可以到皇室森林中去伐木。在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一批批拉着在森林中砍的木材的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拿破仑总会在力所能及的范畴里，避免民众遭受战争的困扰。
1809年，拿破仑在维也纳再次见到了那位著名歌唱家克莱仙蒂尼，后者是意大利剧院里的一颗明珠。他欣喜地记得，此前克莱仙蒂尼在米兰唱响过那些歌颂法兰西军队荣耀的康塔塔。尽管这位聪慧的歌唱家已经不再年轻，拿破仑还是将他收入帝国交响乐团，并把他送去巴黎，给了他3万法郎的年薪。自那以后，克莱仙蒂尼就不再公开演唱了。当年岁增长和身体虚弱削弱了他的音色后，皇帝任命他为博洛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他在那里受命创作了一本关于歌唱艺术法则的书。皇帝还为他颁发了铁王冠勋章。虽然他的教授头衔让他可以凭借在音乐上的造诣获得这一荣誉，但皇帝在授勋时其实还有另一个打算。皇帝为克莱仙蒂尼授勋，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因为他想要为塔尔玛颁发荣誉军团勋章。在古典音乐的家园意大利，为一名歌唱教授颁发勋章，作为对他出色才华的奖赏，在意大利引起的反对声应该会比在法国小。即便是这样，意大利各界还是广泛批评了这个授勋的决定，因此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权力尽管很大，但还不能为所欲为。面对舆论，拿破仑认为自己不得不打消授勋的想法。纵使这些反对的声音在原则上都是值得嘉奖的，但他还是很遗憾自己没能向塔尔玛这位优秀的艺术家致敬。他很敬重后者举世无双的才能。
在1809年战役期间，皇帝的首席医生科维萨尔来到了维也纳。他一出现在大本营，人们就以为是不是拿破仑已经病入膏肓了，英国政府尤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皇帝当时的确因为战事操劳，染上一些小病，但并不严重，他依旧可以骑马或是进行会晤。这也不是科维萨尔来到维也纳的唯一原因。这位医生是出于好奇心以及对科学的兴趣主动要求来到维也纳的。他想要参观一下这座首都中的医学机构，同时和奥地利皇帝的首席医生弗朗茨聊聊天。同时，军中那时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痢疾的病例，人们都害怕会发展成疫情，因此我们也很需要科维萨尔的建议。我还记得，皇帝因为科萨维尔做的一个危险举动还开了后者的玩笑：当时科萨维尔正在瓦格拉姆的战场上巡视，刚好有一枚激战时遗留下来的炮弹，他就凑上前去，但那颗炮弹还没爆炸呢。
和约签订后，拿破仑马上就离开美泉宫返回了法国。离开前，他下令摧毁维也纳的防御工事和堡垒。他对于前两次被这座都城的高墙挡住去路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还会第三次回到这里，因此他想到了那时这座城市充足的城防可能会给他带来的麻烦。临行时做出这样的行为，让维也纳的市民很气馁。这一谨慎的预防措施，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羞辱。在和约签订后做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拿破仑出于怨恨在打击报复。
此后，拿破仑来到宁芬堡[34]，在那里逗留了两天，等待奥地利皇帝批准和约。和约一经批准，他就告别了巴伐利亚国王，继续启程返回巴黎。路上，他在斯图加特停留了一天，经过了斯特拉斯堡，没有停留。之后，他在让德尔，乌迪诺元帅的家里逗留了几个小时。10月29日上午9点钟，皇帝抵达枫丹白露宫，他并没有提前通报他的抵达。因为没有提前接到通报，约瑟芬皇后没有出来迎接他，拿破仑以此为借口，发了点脾气。当时他脑海中已经在酝酿那份痛苦的宣告了，他似乎想要在宣布消息之前，先制造一点摩擦。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彻底下定决心要和约瑟芬离婚了。在接下去的3周里，他在枫丹白露宫举行了规模宏大且引人注目的枢密院会议，但关于离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准备的。
在他返回巴黎后，11月16日，拿破仑听闻前伊特鲁里亚王后参与到了各种各样的密谋中。当时，她正和她儿子以养病为由在尼斯隐居。她曾给英国摄政王写信，向后者提出，自己可以去影响那些关押在法国南部各个兵站的西班牙战俘。她还告诉摄政王，自己一旦出现在西班牙，就会给法国带来很大压力。前王后彻底搞错了状况。自始至终有危险的都只有她而已。皇帝不打算让英国人手里有更多可以进一步恶化西班牙形势的砝码，因此下令将她带去罗马。她被塞进了一所修道院，院长刚好是她的亲戚，一位帕尔马女大公。拿破仑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通报了此事，并向后者指出，因为他女儿的卑劣行径，我们都做了哪些预防性的措施，卡洛斯四世当时正住在马赛。
在接下去描述皇帝的离婚和大婚这两件大事之前，我觉得可以简短回顾一下当时西班牙半岛的局势。相比西班牙人毫无组织的起义，奥地利对拿破仑宣战，迫使他离开西班牙这件事更好地帮助了反法同盟。拿破仑的缺席，对我军在半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军此后的行动都缺乏整体感和协同性。虽然我们取得了不少大捷，但都没有及时跟进，没有打出决定性的战果。指挥不统一，以及元帅之间互相攻讦都使我们无法收获胜利果实。为了补救这一状况，拿破仑将约瑟夫国王的少将从儒尔当元帅替换成了年纪更小、更熟悉皇帝本人打仗风格的苏尔特元帅。至于葡萄牙，已经被抛弃了。在东部地区，我们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更大的战果。絮歇将军被任命为阿拉贡部队的指挥后，在当地恢复了秩序和繁荣，并且取得了许多胜利。夺取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诸多堡垒，以及在瓦伦西亚的行动都为这位将军赢得了元帅的权杖和阿尔布费拉公爵的头衔。
我还要补充一件可鄙的事情：费尔南多在看见自己国家的人，曾经也是他的臣民，被打得节节败退后，赶忙来向皇帝和皇帝的兄长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贺词里，他用最卑躬屈膝的词语，展示出对帝国意志的忠诚以及绝对的臣服。
* * *
[1] 本名纳迪尔沙，是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的开国君主。
[2] 大卫就是法国当时著名的画家雅克-路易·大卫。
[3] 约合6公里。
[4] 今罗马尼亚的南部和东部，以及摩尔多瓦。
[5] 指奥斯曼土耳其。
[6] 路易·德·佩里戈尔伯爵被作为信使派去了圣彼得堡，然后没有休息就立刻踏上归途。说话的这个时候，他刚刚在柏林去世，死因是胸部炎症。他是自己把自己害死的。——作者注
[7] 根据该协议，在葡萄牙的法国败军获准和平地撤回法国。
[8] 指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唐是葡萄牙语中对贵族的尊称。
[9] 指葡萄牙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学作家托马斯·德·耶稣（thomas de jesus）。
[10] 法军和英葡联军爆发的战斗，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 丹麦第三大岛屿。
[12] 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
[13] 约100公里。
[14] 靠近法西边界的西班牙城市。
[15] 西班牙北部城市。
[16] 熙德是公元11世纪的卡斯提尔贵族，从穆斯林手中征服了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的民族英雄。希梅娜是熙德的妻子。
[17] 今马德里市的一个区域。
[18]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控制西班牙、尼德兰、奥地利、那不勒斯、西西里。是当时整个欧洲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最具有权势的君主之一。
[19] 又称多名我会，或多米尼克修会。是天主教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
[20] 位于萨拉戈萨市内的主教座堂，相传那里是圣母玛利亚升天前唯一一次显灵的地方。
[21] 位于巴伐利亚境内的城市。
[22] 科埃奥恩男爵的一个女儿日后嫁给了这本回忆录作者的长子。——作者注
[23] 他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存疑。——作者注
[24] 维也纳东南的郊区。
[25] 今匈牙利的杰尔，拉布是德语名称。
[26] 大约等于3000米。
[27] 今捷克的兹诺伊莫。
[28] 匈牙利首都。
[29] 位于荷兰外海的岛屿。
[30] 1797年签订的《莱奥本条约》是大革命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份和约。
[31] 这个名字在原文里就是这样誊写的。——编者注
[32] 两人都是公元6～8世纪时的天主教圣徒。
[33] 原文是拉丁语：quid pro quo。
[34] 宁芬堡宫，位于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夏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