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的性质

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流行很广，它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在图书目录里通常列入传记类，也有时列入文学类。爱读这部书的人不只有文艺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史家，还有关心一般文化的普通读者。一般爱好者多半把它作为传记来看。歌德这个人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高峰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西方发生过深广的影响，《谈话录》对他这个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读了这部书，对于恩格斯屡次评论过的“伟大的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的两面性格可以有较具体的认识。对于文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专门学者来说，《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谈话录》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

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化背景

在歌德时代，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都很落后。拿破仑战争中德国被占领，诸小邦各自独立、互相倾轧的局面才受到冲击，为将来的统一开辟了道路。但是拿破仑失败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分赃会议，把德国三十几个小邦组织成为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归奥地利帝国控制，在政治上是一次倒退。后来德国各小邦以普鲁士为中心形成一个自主的统一的国家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歌德逝世已三十多年了。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恩格斯为英国刊物《北极星报》撰写的《德国状况》一文中曾做过简明扼要的论述。在描述政治经济落后之后，恩格斯还说到当时德国文学的繁荣：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一七五〇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1)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封·伯利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2)

在另一篇描述当时德国状况的文章里，恩格斯又说：

这个最屈辱的对外依赖时期，正是文学和哲学领域最辉煌的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最兴盛的时期。(3)

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提到的文艺发展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不平衡，马克思举了古希腊为例。(4)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一个近代的例子。

怎样解释这种不平衡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长久争论的重大问题。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和哲学之类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述发展不平衡是否就要推翻这个基本原则呢？决不能推翻。歌德的例子最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上引《德国状况》中那段文字的末尾，提到歌德和席勒到晚年都丧失了早年的叛逆精神。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第二部分《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恩格斯对歌德的两面性做了最精辟的批判：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5)……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我们并不像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6)；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7)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 plaisirs(8)。……(9)

接着恩格斯举歌德的一些名著为例，驳斥了格律恩赞扬歌德代表“真正的人”的说法。“真正的人”指的是“人道主义者”，实即德国小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恩格斯在写此文之前曾于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俗市民习气看作人道的而加以赞扬，他把作为法兰克福市民和官吏的歌德称为‘真正的人’，而把歌德的全部巨大天才方面都忽略了或玷污了。结果这部书就以最明显的方式证明了人＝德国小市民。(10)

由此可见，歌德的两面性格中德国“庸俗市民”的一面，正反映出当时封建割据的德国各小邦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歌德作为小朝廷臣僚的政治地位，所以才足以证明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德国庸俗市民何以竟能成为伟大诗人呢？对这个问题单从社会经济基础本身的范围来看还不够，还要从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看。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决不应只着眼于同一社会中某个孤立的地区，还要着眼到这一地区与其他互相往来和互相依存的各个地区的总的局势，在世界市场已形成的资本主义时代尤其如此。《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话，是研究文化史的人必须牢记在心的：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

因此，歌德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基础，决不应单从德国乃至其中一个小邦来看，还应从与德国有密切来往的欧洲各国整体来看。歌德时代是近代欧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歌德亲眼看到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过程。对这次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大搏斗，歌德像当时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一样，先是热情欢迎，到了雅各宾专政时代，就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的庸俗市民的“恐惧心理”，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厌恶暴力革命。但是法国革命这样一场大变革毕竟使歌德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深刻影响。这场大变革在欧洲经济基础方面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改革，具体地说，即产业革命；而在文艺乃至一般文化上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则是浪漫运动，歌德本人就是德国浪漫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从早期标志“狂飙突进”的《葛兹·封·伯利欣根》，中经《威廉·麦斯特》，到临死前才完成的《浮士德》第二部，无一不贯穿着浪漫运动的基本精神。恩格斯所说的歌德的叛逆性和对环境鄙俗气的厌恶这个进步的一面，不能不归功于法国革命。(12)

接着法国革命便是震动全欧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占领了德国，德国受到外国的统治和掠夺。当时一般德国人出于爱国热诚，掀起了爱克曼也参加过的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歌德不但没有写过反对法国侵略者的诗歌，而且始终把拿破仑当作一个伟大英雄来崇拜，在埃尔富特和魏玛两次受到拿破仑的接见。他经常津津乐道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携带的书籍之中有他的《少年维特》，并以此为荣。当时德国人对歌德这种态度极为不满，连爱克曼也有微词。歌德在《谈话录》里进行过多次自辩，说他身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对法国人恨不起来。我们对歌德的这种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呢？恩格斯在《德国状况》里对拿破仑也有所肯定，因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他“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还“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13)恩格斯是就对历史发展的效果来看本来具有侵略性的拿破仑战争，肯定它对推动欧洲革命的功绩的。歌德当然不可能站在恩格斯的高度来看历史发展。他崇拜拿破仑，毋宁说是像当时法国大诗人贝朗瑞一样(14)，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澄清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所以他特别推崇拿破仑活力旺盛，当机立断，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从不停止或休息。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巨大骚动在歌德身上孕育了崇尚实践和行动的种子，造成了由《浮士德》第一部到第二部的转变，即由“太初有言”到“太初有为”(15)的转变，由苦思冥索、向恶魔出卖灵魂的学究到开垦海滨荒滩为人类谋幸福的领导者的转变(16)。这种从造福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得到灵魂解放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还是值得称道的。

其次，歌德作为伟大诗人的发展和形成也显然得力于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在一般资产阶级文化史家以及修正主义文化史家之中，流行过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有独立发展线索即“纯思想”线索的说法。考茨基是个显著的代表。(17)这种说法当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不过只用社会经济基础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讳言文化遗产的作用，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里说得很明白：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18)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19)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制造须利用过去已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仔细追溯各种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线索，尽管在这些事例中他们都强调“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20)。毛主席在一系列关于文化的指示中都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决不能割断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这也给我们研究文艺史的人指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来看歌德作为伟大诗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就必须充分估计到各时代、各民族文化遗产对歌德的影响。在文化思想方面，歌德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和启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作为文艺复兴的继承者，他特别推崇希腊古典以及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莎士比亚。作为启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和他的前辈莱辛和赫尔德尔一样，受到英国和法国一些启蒙运动领袖的深刻影响。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那里，歌德接受了重视感性经验的基本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即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中有不少的科学家是倾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在他们影响之下，歌德以一个诗人而毕生致力于自然科学，这就使他的世界观颇接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文艺观侧重现实主义，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在文艺观点方面，他特别推尊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亲自译出狄德罗的《画论》《谈演剧》和《拉摩的侄儿》。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前辈中，歌德特别推尊莱辛和赫尔德尔，这两人帮助他展开视野，使他接触到德国乃至东方的民间文学，尤其是继狄德罗之后莱辛所提倡的市民剧。由于歌德对古代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有深湛的研究，知道真正的古典主义是怎么回事，他对十七世纪法国的所谓古典主义（亦称“新古典主义”或“假古典主义”）不大重视，对十八世纪它的德国追随者高特舍特派更是鄙视，骂他们是“学究派”，因为他们虽挂着“古典主义”的招牌，而实际上内容浅薄，矫揉造作，是与真正的古典主义背道而驰的。不过法国古典主义三大剧作家之中，喜剧家莫里哀却是歌德十分佩服，毕生钻研不休的，这是因为莫里哀是从现实出发的，他的作品颇有些市民剧色彩。歌德特别推尊希腊古典、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其用意就是针对学究派的新古典主义，提出一个补偏救弊的方剂。

歌德尊崇希腊，“厚古”是事实，却不因此就“薄今”。而且他明确地反对复辟倒退，他鄙视学究派的新古典主义，就是一个明证。从《谈话录》可以看出，歌德对当时欧洲文艺动态是经常密切注视的。一部值得注意的刚出版的新书他往往立即阅读，有时还没有出版他就托人借得原稿来阅读，例如杜蒙的《回忆录》和英国功利主义开山祖边沁的著作就是这样到达他手里的。他不仅多次高度评价和他同年辈的席勒、法国诗人贝朗瑞、英国诗人拜伦和小说家司各特以及意大利诗人曼佐尼，而且还注意到年辈较晚的法国作家梅里美、司汤达、巴尔扎克和雨果，以及德国青年诗人海涅和普拉顿之间的论争。这里还没有谈到他同样关心的哲学、科学、建筑、绘画、音乐等方面；也没有谈到他对印度、波斯和中国这些东方国家文艺的向往。例如他的《西东胡床集》就曾受到波斯诗人哈菲兹的启发。

总之，歌德的文化教养来源是极广泛的。他不只是个魏玛市民，也不只是个德国人，他主要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个欧洲人。他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也正因为他从多方面反映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欧洲文化。

* * *

(1)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原编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3)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德文本第二卷。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　“庸人”，德文原文是philister。这个词原是古代犹太教徒对异教人的鄙称。在德文中最早是大学生对没有文化的市民的鄙称，后来指一般文化低、见解窄狭、唯利是图的庸俗市民。所以这个词标志一定阶层人物的一定性格。过去在中译中有时是“市侩”，嫌稍重；有时是“庸人”，嫌太泛；应改为“庸俗市民”。

(6)　这两个“庸人”，德文原文是bürgerlicher，与上文philister较近，但贬义较轻，应直译为“市民”，表明阶级地位。“市民”在欧洲是资产阶级的胚胎。

(7)　这两个“庸人”，德文原文是bürgerlicher，与上文philister较近，但贬义较轻，应直译为“市民”，表明阶级地位。“市民”在欧洲是资产阶级的胚胎。

(8)　这一句中译与原文小有出入，原意是：“竟能认真卖力，替一个德国小朝廷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寻找一些无聊的欢乐。”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10)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德文本第二卷。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文学”一词，原文是literatur，这里取广义，指“文献”，包括科学、哲学和历史，也包括文学和艺术。

(12)　参看一八二四年二月四日的歌德谈话。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4)　参看一八三〇年三月十四日谈话中关于贝朗瑞的部分。

(15)　参看《浮士德》第一部原文第1224至1237行。

(16)　参看《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幕。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法文本一九五四年版序言。

(18)　指“各种思想”。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歌德《谈话录》中一些基本的主题思想

恩格斯所指出的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的矛盾是歌德性格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谈话录》中一些多次出现的基本主题思想上面。现在撮要介绍如下：

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歌德深受英国经验派哲学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影响，除文艺之外，他还毕生孜孜不辍地钻研各种自然科学，从生物学到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和气象学。在达尔文之前，他根据头盖骨空隙的研究，提出了生物由低级演变到高级的进化论。所以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也受到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很推尊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承认有先验的和超验的纯理性，单凭感性经验的知解力不能窥透自然界的秘奥。但是他又认为康德之后，德国哲学还有一件大事要做，这就是“感觉和人类知解力的批判”，其实这正是英、法启蒙运动中洛克、休谟、霍尔巴赫之类唯物主义倾向较明显的学者们所已做了的事，他们都是反对超验理性的。一方面肯定超验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研究根据感性经验的知解力，歌德始终没有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从他坚持文艺要从具体客观现实出发，反对从理念或抽象观念出发来看，他的唯物主义倾向的比重显然较大。

歌德关心思想方法，首先从自然科学出发。他反对当时流行的以牛顿为代表的“分析法”，即把整体看成是由其中各部分因素拼凑成的机械观，而提出他所说的“综合法”来代替，综合法就是根据“有机观”，不去孤立地分析个别因素，而要考察全体中各个因素互相依存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辩证法。根据这种辩证法，他见出文艺与自然（即客观现实）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反对将komposition（构成）这个词用在文艺创作上。提起辩证法，不免要想到黑格尔。歌德和黑格尔有些私人来往，在魏玛接待过他。歌德赞扬黑格尔作为批判者的判断，却反对他从理念出发的辩证法和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悲剧理论。（参看一八二七年十月十八日歌德和黑格尔的谈话）

歌德对宗教的看法是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我们在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一日谈话的总注里已详细说明他并不相信超自然而主宰自然的神，他仇视基督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他的泛神论（即自然中到处有神，没有在自然之外的神）正如黑格尔把最高理念看成神一样，实际上是一种羞羞答答的不彻底的无神论。我们这种看法可能会引起异议：歌德最大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主题，不正是基督教中灵魂、天堂、地狱、天使、恶魔、犯罪、赎罪之类迷信观念吗？歌德曾在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的谈话里对这一问题进行辩护，说他运用基督教神话的具体形象，只是作为一种避免抽象的方便法门。希腊文艺，像马克思所指出的，植根于希腊神话。此后西方文艺运用神话和传说有过长久的传统，因为神话和传说有深广的民族基础，是人民所喜见乐闻的。中国诗“用典”，也包括神话和传说。从屈原、李白到毛主席，都是运用神话和传说的辉煌的范例。文艺要用想象或形象思维，不能根据某个诗人或艺术家运用过神话，就断定他是个有神论者。就歌德来说，科学的训练使他明确地主张在科学领域里排除目的论（即神造一切事物时都有一个预先安排的目的），这也是他反对有神论的一个证据。但这并不等于说歌德就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天才论

歌德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这特别表现在他对天才问题摇摆不定的态度上。“天才”在西方浪漫运动中是个普遍流行的信念。康德肯定了天才，他说：“在一切艺术之中占首位的是诗，诗的根源完全在于天才。”又说：“天才是一种天生的心理功能，通过它，自然替艺术制定法律。”(1)歌德在《谈话录》里也多次肯定了天才，特别在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一日谈话里。他把天才看作超自然的天生的才能，举拿破仑和一些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为例来论证这个观点说：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

这是天才论的全部要义，可以证明歌德没有割掉有神论的尾巴。

不过歌德对于天才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例如说发挥天才要有健康身体的基础和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气氛，甚至不完全排除酒的刺激力。他教导青年，一般不强调天才而强调勤学苦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七日临死前不久的一次谈话，他举法国革命中著名的政治家米拉波和他自已为例，说明凭个人的天才不能成就大事业，要成就大事业，必须靠集体，靠虚心向群众学习。他说：

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所接触的人之中有蠢人也有聪明人，有胸怀开朗的人也有心地狭隘的人，有儿童、有青年，也有成年人，他们都把他们的情感和思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所积累的经验告诉了我。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歌德在这段话里对天才论作了当时所能做出的最中肯的批判，他多少认识到一个人“所特有的内在自我”（才能和内心生活）是不足凭的，认识到个人智慧的最后根源是群众智慧而不是天或神。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是“集体性人物”，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这实际上不但否定了天才论，也否定了有神论。

“天才”这个词在德文中是genie（英文genius），在起源时指人、地方或职业的护神，确实带有宗教迷信性质。不过语言在发展中往往逐渐失去了某些词汇的原始的、带有宗教迷信性质的意义，而只表达近代流行的意义，例证甚多，genie便是其中之一，它在近代流行的意义上已不是“天赋”或“神赐”的才能，而只是“卓越的才能”。歌德有时用原始意义（例如在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一日谈话里），到后来却侧重流行的意义（例如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七日谈话里）。由此也可见这个词的演变痕迹。

文艺观

一般人对歌德《谈话录》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关于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的部分。译者过去在《西方美学史》下卷第十三章专论歌德的部分曾试图根据歌德的几种文艺论著，做出比较概括的总结；这里为帮助读者理解《谈话录》起见，只举出几个要点。

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爱克曼初到魏玛第一年（一八二三年），歌德就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向他进行了多次恳切的忠告，劝他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特别是在一八二三年九月十八日的谈话里，他说：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作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趁便说一句，德文的“诗人”（dichter）指一般文学创作者，不限于诗歌作者。这段引文除强调文艺应从客观现实出发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提出了两个要点：

首先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一个特殊具体事物经过诗人的处理就带有普遍性，普遍性就是事物的特征或本质。歌德经常强调“特征”这个概念。他在编辑他和席勒的通信集时曾写出一段感想：“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2)他还指出这就是席勒和他自己的分别所在，席勒从“一般”出发，创作出来的是寓意诗，其中“特殊”只是用来作为“一般”的一种例证；而他自己的诗则是从“特殊”入手，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他认为这种程序才“符合诗的本质”。一八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对爱克曼也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这“一般”就是普遍性，也就是“特征”或本质。在“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这个原则后来经过黑格尔发挥，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就发展成为“典型”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3)这里强调的也正是歌德所指出的分别。

其次是文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歌德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根据自然“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即艺术作品），所以文艺对自然不应无所剪裁和熔铸，流于自然主义。歌德在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谈话里说得最透辟。他根据对鲁本斯一幅貌似违反自然的风景画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经过诗人对自然材料加工而“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是生糙的自然原来所没有的，所以歌德有时把艺术作品称为“第二自然”。其次，更重要的是诗人须有“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这就戳穿了“为文艺而文艺”的荒谬观点。我们说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歌德反对这一点，他所说的“较高的意旨”当然只能指诗人的理想，即他要从特殊中显出的一般、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还说，“艺术应该是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要求艺术所处理的自然“在道德上使人喜爱”。因此，他经常强调诗人和艺术家应具有伟大的、健全的人格和魄力，认为近代文艺的通病在软弱，其根源在于作家缺乏伟大的人格（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三日谈话）。由此可见，艺术不但要反映客观现实，而且要反映作者的主观世界或内心生活，这二者还必须融会统一起来，成为“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歌德在上引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的一段谈话之后又说：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

这种“心智”正是作者内心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具有这种心智，才关心到“较高的意旨”，才能使艺术成为“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歌德所说的“道德的”（sittlich）指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实际上还是“政治”范围里的事，但他所了解的“政治”是狭义的，即官僚政客们所干的勾当，因此他鄙视“政治”而重视“道德”，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的倾向。根据他的道德观点，他要求美与善的统一，主张文艺所表现的应该限于健全的、光明的、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反对写消极的、软弱的、阴暗的方面，他反对雨果，就因为雨果爱写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这就抹煞了揭露性文艺推动变革的积极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就是歪曲现实，粉饰太平。不过他侧重健全、刚强、能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文艺这个基本主张却是值得赞扬的。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这三种文艺创作方法的关系和区别是近三百年来经常争论的问题。作为历史上的流派，这三者是顺序出现的，而后一种总是对前一种的反抗和变革。作为创作方法的实质，三者既有分别而又互相关联，单纯地、生硬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免有流弊，所以给文艺作品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总是不妥的。歌德和席勒是首先提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的。歌德在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谈话里说过下面一段很重要的话：

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革涅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4)

这段引文主要只提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分别，即前者从客观世界出发，后者从主观世界出发，席勒把前者称为“素朴的”，后者称为“感伤的”。在这段引文之前，歌德还指出古典主义着重“鲜明的轮廓”，而浪漫主义则不免“暧昧模糊”。在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的谈话里，歌德又指出一些分别：

……我把“古典的”叫作“健康的”，把“浪漫的”叫作“病态的”。这样看，《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

这里所说的“健康的”和“病态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的分别，这种分别在任何文艺流派中都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这里专就实质来谈古典和浪漫的分别，指出这与时代的古今无关。

如论时代古今，西方文艺流派的演变确实是从古典主义转到浪漫主义，又转到现实主义。在歌德时代，“现实主义”这个名称才初露头角。实际上，歌德所推尊的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古典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归根到底，文艺上基本区分只有从客观现实出发和从作者主观内心生活出发这两种。歌德认为这种区分与时代无关，这是不正确的。文艺只能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浪漫运动在西方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强烈要求个性自由、以自我为中心驰骋热情幻想的产物，它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歌德把自己摆在古典主义一边；席勒则说他不是古典的而是浪漫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例如他反对文艺从主观世界出发，而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从《葛兹》《威廉·麦斯特》到《浮士德》，差不多全是利用书中人物来写精神方面的自传，所以基本上还是从主观世界出发的。再如他反对“病态的”和“软弱的”而推尊“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这是考虑到文艺的教育作用，在认识上他是正确的；可是在实践上并没有做到，他的《少年维特》就是“软弱”“感伤”和“病态”的典型代表。在当时诗人中，歌德特别赞赏拜伦，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就已开始暴露弱点和病态。在多数诗人心中悲观失望很突出，颓废主义已在萌芽。浪漫主义在德国初出现，很快就转变为消极的、病态的。耶拿派诗人和理论家便是明证。我们还应记起颓废派祖师爷霍夫曼就是歌德的同时人。上文已提到的史雷格尔还公开宣扬滑稽玩世，把一切看成儿戏。歌德对这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是深恶痛嫉的，所以他提出健康的、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古典艺术作为一种补偏救弊的方剂，用心是可嘉的，尽管他自己没有完全做到。文艺必须从客观世界出发，也必须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情感，这就是现实主义（歌德所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应该结合起来。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让浮士德（代表浪漫主义）和海伦后（代表古典主义）结了婚，就暗示着这种结合。

* * *

(1)　分别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五十三节、四十六节。

(2)　重点是引用者所加。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　耶拿派浪漫派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史雷格尔弟兄先把这个区别在德国传开来，后传到英、法、北欧和俄国。拿这种标签来标志文艺时代和流派，遂成为一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