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占据的空间与欧亚大陆相合。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

1 入侵

当年出现的这些人，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来自何方，讲什么语言，属于哪个部族，信仰何种宗教。

——《拉夫连季编年史》

1223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出现在了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上。在汇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沿岸，罗斯军队和一个神秘的对手发生战斗，结果死伤惨重。罗斯各公国如基辅、加利奇、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的王公联手组建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前去援助波洛韦茨人，因为后者抵挡不住突然拥入他们领土的这些骑兵。

王公们没想到自己面对的是蒙古大军的骑兵，这支军队有2.5万名士兵，是成吉思汗派遣来的。军队由两个军事奇才哲别和速不台统帅。成吉思汗的军队追击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苏丹，穿越波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经过杰尔宾特隘口，拥入北高加索的大草原。他们对沿途城市烧杀抢掠，军队惨败，民众悉灭。

加利奇王公剽悍者姆斯季斯拉夫的岳丈，波洛韦茨汗库坦，向女婿求援，要他帮助自己守卫领土。罗斯各王公齐聚基辅，决定向他提供援助，但是要向侵略者发动进攻，而非等待敌军来犯。蒙古军队首领采取一贯的策略，开始撤退，以逸待劳。姆斯季斯拉夫和波洛韦茨人在基辅的亲兵还未赶到之前即发起进攻，结果溃不成军。基辅君主被围困在自己筑壕据守的军营内，抵抗了三日，之后不得不投降。他和士兵悉数被杀。哲别和速不台将参与反抗蒙古人的切尔尼戈夫王公姆斯季斯拉夫的领地科泽利斯克付之一炬，把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商行洗劫一空，并越过伏尔加河，在卡马河的保加尔人中间引起了恐慌，之后他们便折返进入锡尔河北部的大草原。

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这场骑兵袭击战结束了。蒙古人进行侦察，罗斯各王公对他们发出的这个信息未曾加以重视。在亚洲腹地，还有一场入侵正在酝酿，其规模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成吉思汗在二十年的南征北战和一系列的胜利之中，所征服的帝国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他的领地从朝鲜的边界地区一直延伸到里海，囊括了中国的大部、中亚地区、阿富汗、波斯。“草原帝国”的边界一再被往外推。同时代人称为“上帝之灾”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计划可谓相当具体。

在勒内·格鲁塞看来，成吉思汗就是十二个世纪之久的草原游牧民入侵定居文明的历史的缩影。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身后留下如他那样可怖的名声。这位历史学家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天才征服者的特征：“他将恐怖确立为政府体制，将屠杀确立为有条不紊的制度。”他还说：“从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所处的环境及其种族来看，在我们眼里，他拥有的是沉着的头脑、健全的思维，他处事平衡，兼听兼信，为人可靠，慷慨大度，情深意切，不过，他又很严厉，拥有现实的管理素质，毕竟我们要明白，他管理的是游牧民，而非定居民……”阅读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以为他对蒙古大汗焚毁城市、将抵抗他的居民屠杀殆尽的做法持谴责态度。但有许多证据表明，他这么做有很多理由。况且，在12世纪和13世纪，谁没做过这种横征暴敛的事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消灭对手都是战争期间传统的通行做法。同样，恐怖也是一种调节对手心理的工具，蒙古人对此使用得可谓炉火纯青。据说他们沿途犯下种种暴行，而这样的名声也可以使潜在想要抵抗他们的民众尽快屈服。

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成吉思汗确立，首先这是一种战争组织。游牧国乃是行进中的国度。大汗由忽里勒台（即军事会议）选出，忽里勒台拥有绝对的权力。所有蒙古人一律平等，皆臣服于大汗。习惯法（yassaq，即规章制度）并不由大汗制定，他要求的是民众遵守法律，不得逾越之。军队分成各个单位，名为“十户”“百户”“千户”。士兵服役年龄为十四岁到七十岁。万户负责维持秩序。根本的法律就是铁的纪律；如有违犯，会有两种惩处方式：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亚。

帝国的创建者驾崩之后，这种组织的稳固性又得到了强化。1229年，忽里勒台负责将成吉思汗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并指定由其三子窝阔台继任汗位。1235年，按照传统，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即鄂尔浑河河畔的帝国都城哈拉和林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决定发动世界大战。蒙古军队向三个方向进军：中国南方和朝鲜，波斯和外高加索，罗斯大地。第三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率领，术赤英年早逝，未能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军队的最高统帅被委派给了速不台，他是1223年攻占卡尔卡河的大军中的一员。

拔都手下约有3万名士兵，其中有4000名蒙古兵和大约2.5万名鞑靼人，鞑靼人是大草原上被征服的部族之一。一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我们可以将成吉思汗对我们的统治称为蒙古的桎梏，因为该王朝源起于蒙古；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鞑靼的桎梏，因为绝大多数征服者都由鞑靼人构成；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鞑靼—蒙古的桎梏。”分给拔都的军队（绝不比分给其他子女的军队优秀）负责攻占原本应由术赤攻占的领土，既然他已不在这个世上，那就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术赤的兀鲁思（拔都所占有的土地）囊括了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大草原，其中就包括了富饶的花剌子模，以及伏尔加河以西所有的被占领土。

拔都的军队最先攻打的是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在那儿就打过一次仗，把保加尔人打败了。蒙古人记得很清楚：他们占领了其首府博尔加尔（大城），并灭绝了城内的居民。编年史家写道，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尤里正在庆祝自己两个儿子的婚事，浑然不觉危险已经降临。

1237年底，拔都越过伏尔加河，就这样进入了罗斯的疆域。梁赞的王公拒绝臣服和缴纳贡赋，决定起而抵抗。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和弗拉基米尔的尤里要求的援军尚未到来。梁赞在围城中坚守了五天，第六天陷落。所有士兵和督军悉数阵亡，城市被毁，居民遭到屠戮。其他城市也相继陷落。编年史家写道，梁赞地区唯余灰烬和烟雾。

弗拉基米尔地区的防守也不行：1238年2月，莫斯科以及公国的两座大城市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被付之一炬。由尤里王公统帅的苏兹达尔的亲兵在西塔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王公被杀。鞑靼人向西进军，彻底摧毁了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随后便向诺夫哥罗德进发。但在不到一百公里远的地方，他们又折了回去，也许是受到春季几乎难以穿越的森林和沼泽的阻碍，也有可能是诺夫哥罗德的商人行贿所致。

1238年，拔都的大军在顿河与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重整军备。次年，鞑靼人蹂躏了一遍罗斯南部地区的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1240年，基辅经过激烈的抵抗之后，还是被攻占，整座城市几乎悉数被毁。接下来就轮到了加利西亚。王公达尼伊尔和他之前的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一样，也逃到了匈牙利。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主要城市均被夷平。1241年初，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一路向波兰进军，另一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向匈牙利进军。德国历史学家坎托洛维茨写道：“事实上，整个亚洲第一次被统一了起来，而欧洲由于内部关系紧张，四分五裂，分裂成了好几千个敌对的力量。”1241年2月13日，第一支蒙古大军攻占了桑多梅日，在赫梅尔尼克击败了波兰军队，并向都城克拉科夫进军。波兰君主波列斯瓦夫四世逃往摩拉维亚。居民们弃城而逃，鞑靼人一把火烧了这座城市。4月9日，西里西亚的亨里克仓促组建的由日耳曼骑士和奴隶组成的军队在莱格尼察战役中被蒙古骑兵全歼。第一支蒙古大军夺取了布雷斯劳，向南进发。他们穿过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向匈牙利平原涌去，在那儿的蒂萨河沿岸与第二支军队会合。其间，第二支军队（部队大部）在匈牙利作战，强行夺取喀尔巴阡山的隘口，从那儿进入加利奇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蒙古军队在速不台的统帅之下，于1241年4月11日击溃了马扎尔人。

在诺埃尔附近的蒙古军队从结冰的冰面上越过多瑙河，攻占了佩斯特。匈牙利国王贝拉逃往亚得里亚海海边。速不台派遣分遣队追击他，分遣队一直追到了史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这时候，拔都也正在朝维也纳进军。惊慌失措的欧洲着手防御。1241年5月，日耳曼国王康拉德在埃斯灵颁发了国内和平诏书，呼吁十字军东征，对战当时所说的“鞑靼人”，欧洲人认为鞑靼人都是径直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

拔都在遥远的西方得知窝阔台驾崩。遴选新的大汗需要他去哈拉和林。他命令军队返回伏尔加的大草原。战争结束了。其主要结果就是将罗斯纳入了术赤的兀鲁思和蒙古帝国之中，13世纪中叶，帝国覆盖了广袤的领土，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亚得里亚海海岸。其边界几乎和欧亚空间完全相合。蒙古的桎梏在留里克帝国的古老大地上绵延展开。

蒙古桎梏时期（13世纪至15世纪）在罗斯民众的意识中留下了清晰无误的记忆：陌生的政权，奴隶制，压迫和专断。在民众的记忆中，鞑靼就是敌人，是背教者，是外部的入侵者。俄语当中对一种大翅蓟也称为“鞑靼蓟”。

历史学家对蒙古桎梏时期的看法各有不同。罗斯国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拔都的入侵“使俄罗斯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坚持认为“这巨大的恶也有好处”。事实上，罗斯变成废墟有利于统一。如无拔都入侵，各王公之间的战争还会打上一百多年，最终使国家走向灭亡。尼古拉·卡拉姆津的结论是：“莫斯科应当感激可汗的伟大。”一个世纪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13世纪罗斯北部诸王公也持这样的看法：“他们对自己家世和土地的传统毫无记忆，更谈不上尊重，儿女的职责和公共义务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将罗斯弄得四分五裂，封地东一块西一块，支离破碎，永远都在相争。”但王公们并不是只关心自己，他们还有求于鞑靼人。这位历史学家总结道：“金帐汗国的权力将统一的影子投射到了罗斯诸王公四分五裂的采邑上。”经常写出名言警句的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可汗的权力就是鞑靼的一把利刃，一刀把他们（诸王公）纷纷扰扰的事务造成的死结砍断。”亚·基泽维特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鞑靼桎梏的外在影响……有利于诸王公的联合。”

有一段时期，阶级史观主导了对过去的研究，那时候对桎梏的阐释有一抹特殊的色彩。由于谴责民族主义（被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动机，著名历史学家米利察·涅齐基娜是这么写的：“关于鞑靼人的残忍和‘暴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都不惜笔墨，大加挞伐，而在封建时代，无论什么样的冲突都会如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俘虏被杀，被弄瞎眼睛，沦为奴隶，这样的命运在罗斯封建主之间爆发冲突时也普遍都是。”这位历史学家发现“被鞑靼人统治的土地上的劳苦大众在被征服初期，常常将其视为盟友，盟友是来和他们一道与罗斯诸王公这些剥削者以及波洛韦茨贵族作斗争的，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会向劳动者课税。所以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即群众发动起义，帮助鞑靼征服者”。米利察·涅齐基娜最后强调，“鞑靼人对俄罗斯的习俗、法律、语言和日常生活毋庸置疑造成了巨大的文化上的影响”。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从鞑靼桎梏中看出了正面意义。他们认为那是俄国在莫斯科麾下得以统一的催化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历史学家从鞑靼入侵这段插曲中得出论据，以此来支持俄罗斯中世纪的封建特征以及13世纪至14世纪劳动人民发动阶级斗争反抗压迫者这样的论题。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对欧亚主义理论贡献极大，对他而言，“蒙古的遗产有助于俄罗斯人创建欧亚国的国体”。囊括在蒙古庞大帝国内部的罗斯可以说预示了其今后潜在的扩张性。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列夫·古米廖夫是个坚定的“欧亚主义者”，他甚至断定，“一直维系到1312年的罗斯—鞑靼之间的关系体系应被认定为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对他来说，关系破裂的那一年，就是伊斯兰教成为鞑靼人国教的那一年。可即便同意他对这个极具争议性的日期的看法，那也得注意到“共生共荣”的关系持续了仍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

“桎梏”这个词的含义是明确的。但“鞑靼桎梏”这个概念仍值得做出限定、澄清、评注。迄今为止，这个概念可用来认定罗斯是落后的，可以解释罗斯遵循了一条特定的发展道路。“鞑靼桎梏”这个托词归根结底就是在向西方“表明”，西方因俄罗斯才免遭蒙古入侵。鞑靼的残暴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的意识当中。对入侵时期恐怖岁月的记述充斥着对“无信仰、无法律的鞑靼人”残酷无情的描述。然而，《拉夫连季编年史》却记录了两件事情：“那年，鞑靼人拿下佩列亚斯拉夫尔—鲁斯基，杀了主教，屠戮了大批民众，将城市付之一炬；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带走了大量俘虏和战利品”；“那一年，雅罗斯拉夫向卡缅涅茨进发；他夺下城池，抢走了米哈伊尔王公的妻子和大量战利品。”所以，鞑靼人的行为和罗斯王公对待自己人的做法完全一样。鞑靼人招致的毁灭，为抵抗鞑靼人而发动的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同罗斯诸王公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的损失差不多。

“桎梏”的性质首先和人口相关。成吉思汗将蒙古铁蹄到达的额尔济斯河以东的所有地区都传给了长子术赤。术赤的儿子拔都率领骑兵直抵普里皮亚季河以及多瑙河的入海口。大约800万人就这样臣服在了3万骑兵的铁蹄之下。如今，历史学家驳斥了当时人所说的几万名“异教蛮子”所经之处摧枯拉朽的说法。蒙古人的主要力量，亦即他们的“原子弹”就是马。每名骑兵必配3匹马，一匹换乘，另一匹驮行李。一支军队，哪怕只有10万人（编年史家的说法从25万到30万不等），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在被攻占的帝国内，只有某些地区才找得到这么多粮草。我们发现，发生于卡尔卡河河畔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第一场战斗最终以入侵者的胜利告终。其获胜的原因之一是蒙古士兵人数少（3万人），使得罗斯和波洛韦茨的军队产生对手很弱的错觉。结果，王公们既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协调行动。但也正因为如此，蒙古人人口上的劣势使其无法占据被征服的领土。

“桎梏”的性质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鞑靼人在宗教层面上所显现出的宽容决定的。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特殊且复杂的体系，和所有宗教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对宇宙、人的灵魂、尘世和彼岸的表现进行解释。1253年至1254年在蒙古帝国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的纪尧姆写道，蒙哥大汗是这么解释的：“我们这些蒙古人信仰的是天上独一无二的神，预言家会把天神的意愿透露给我们听。”大汗在一场召集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他们都可以在帝国的民众中间自由传播其信仰）的辩论会上提到了蒙古的宗教。基督徒对大草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基督徒都是聂斯托利派，正是他们在1009年使克烈人改宗，克烈人是当时那个时代讲蒙古语的中亚人中最重要也最文明的部族。自此以后，聂斯托利派又赢得了该地区其他民族的好感，其中就包括讲突厥语的民族。

以弗所公会议之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正教会基督徒归附于遭主教会议谴责的教会牧首(428—431)聂斯托利的教义，于是出现了聂斯托利教会。虽遭谴责，聂斯托利主义还是传播到了波斯、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

12世纪，只有蒙古人没有受洗。但蒙古人对基督教还是有一定尊敬的：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基督徒，聂斯托利派还在自己的帐篷前进行礼拜。编年史家关于鞑靼人在其攻占的城市内摧毁东正教堂的说法并不会受到质疑。我们要讨论的是动机：蒙古人会在不愿投降，非要抵抗的“坏城市”里焚毁教堂，以及其他任何建筑物；蒙古军队里的聂斯托利派信徒人数相当多，他们会将作为“异端”的东正教堂彻底夷平；最后还有罗斯的编年史家以及僧侣更热衷于强调侵略者“心无信仰，目无法纪”的特点，而罗斯的教会受到了鞑靼人的特别关注，鞑靼人赋予其极多的特权。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甚至认为蒙古人是罗斯信仰的真正捍卫者。

“蒙古桎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政府体制。比如，这一点就完全不会使人联想起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人的桎梏。在被占领土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不设驻军；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是因为人数不够多。他们到处设立地方政权。鞑靼—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被占领土的间接管理形式。他们的要求只限于两点：承认可汗是最高权威，缴纳贡赋。为了确保能收到贡赋，可汗会任命自己的代表，即八思哈。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从13世纪末起，照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从14世纪初起，罗斯王公便开始充任这个官职，为可汗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贡赋。

1243年，拔都从欧洲战场返回，军队停留在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儿是东欧的主要商道。那里后来建起了一座名为萨莱的游牧之城，那是术赤兀鲁思的都城，术赤兀鲁思也被称为金帐汗国。另两个兀鲁思也是蒙古帝国的构成部分：一个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的汗国，囊括了中亚地区；另一个是其孙旭烈兀的汗国，旭烈兀继续攻城略地，将自己的版图从突厥斯坦经阿姆河、外高加索、波斯、阿拉伯人的领土，一直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哈拉和林的御座第二年还是空的。由于和法定继承人窝阔台之子贵由向来不和，拔都推称身体欠佳，没有出席忽里勒台大会。政权便由大汗的一个守寡的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

对罗斯王公而言，蒙古帝国的构架首先意味着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者近，萨莱，一者远，哈拉和林。第一个理解这一点的是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的大公雅罗斯拉夫。他自己去了萨莱，将自己的儿子康斯坦丁派往了哈拉和林。距离还不重要：弗拉基米尔和萨莱之间相隔1250公里，而哈拉和林则要相距4500公里。雅罗斯拉夫走这一趟是很有道理的：照编年史的说法，拔都对来客推崇备至，认可其就是整个罗斯的大公。他还把基辅让给了后者。这座城市当时已是一片废墟。若望·柏郎嘉宾在穿过这座古城的时候，算了算只剩下不到两百座建筑，还看到堆积如山的尸骸。尽管如此，但基辅毕竟仍是尚无都主教的“都主教府”的中心所在，占据基辅这个事实仍然可以使大公享有特别的威望。

不过，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待在基辅。他返回到富庶的弗拉基米尔，以此强调弗拉基米尔以后就是“全罗斯”的都城。他向旧都指派了一名督军。

雅罗斯拉夫前往萨莱其实是一种政治选择，这件事将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决定罗斯历史的进程。在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决定改宗东正教，以及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从南方折返至东北方之后，雅罗斯拉夫的选择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效果并未一蹴而就。蒙古人来到罗斯后，找到了三个大公国：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切尔尼戈夫以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这三个公国之间无休无止的纷争是罗斯衰弱不振的一个根本原因。从地缘上看，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罗斯离鞑靼人最近。而且公国大部分都被摧毁，但也许并不像那些编年史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受到的影响不大，和萨莱相距更远，靠近拉脱维亚、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并未被纳入术赤兀鲁思之内。而切尔尼戈夫公国比另两个公国遭了更多的罪：科泽利斯克城及其全部人口被鞑靼人消灭殆尽。

雅罗斯拉夫并不满足于第一个前往萨莱，他还成功说服拔都，使之相信他才是可汗最忠实的附庸。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没有援助科泽利斯克，自己逃到了匈牙利，后又逃往波兰。加利奇的达尼伊尔并没有忘记自己和萨莱之间还相隔1750公里，他有6万人的军队，曾在争夺沃里尼亚的手足相残的战争中击败过波兰—罗斯—匈牙利的联军，所以他并不急着去见拔都。

雅罗斯拉夫的决定成了今后实施的政策之基础，因为这并不只是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大公的选择，它也是可汗拔都的选择，在针对罗斯的政策上，拔都是想要支持弗拉基米尔的。1245年，他召三位王公前往萨莱，三人全都受召前来。雅罗斯拉夫已熟悉这套外交礼仪：他知道在见可汗之前，必须从两个火堆中间走过，以示净化，且要向南朝拜已故的成吉思汗，并跪倒在拔都面前。加利奇的达尼伊尔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和异教的拉脱维亚、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联手，服从蒙古人的所有习俗，也受到了可汗的热情招待。自负的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尔则拒绝鞠躬缅怀成吉思汗，故而被杀。米哈伊尔惨遭屠戮一事是“鞑靼恶徒”所犯下的大罪之一，至今也无法完全得到厘清。专门研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苏联专家仍然觉得这件事充满了迷雾：“杀害王公是有预谋的。后来，东正教会将其列为圣徒，不过，在此期间，苏兹达尔王公总算将自己的一个主要对手扫除掉了。”

拔都的保护是问鼎君主御座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鞑靼人对罗斯的现行体系丝毫不作改变，维持其政治体制，但夺取了任命王公的权力。罗斯各地的王公——可汗只看重留里克王朝——必须前往萨莱接受允许其进行统治的札儿里黑。列夫·古米廖夫将札儿里黑视作互不侵犯的友谊条约，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拔都也向黑海沿岸、叙利亚以及其他依附于他的地方的统治者签发了这样的条约。另一些历史学家参考各类编年史的说法，认为札儿里黑是一种授任证书，可汗以此来允准王公管理自己的领地。蒙古体制为间接管理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所有王公，不仅仅是大公，都可以要求获得这种札儿里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可汗。这种“民主”意愿使术赤兀鲁思的长官成了公国之间的仲裁者，赋予其最终的决断权：王公们前来请求他签发授任证书，向他抱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向他检举揭发。札儿里黑确保了蒙古权力的稳固，这一点优于驻军，不管怎么样，驻军都会很麻烦。

拔都在萨莱的总部是帝国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帝国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尽管拔都的允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不能确保王公之位，所以还必须获得哈拉和林的批准。这个额外的障碍便使得罗斯的王公有机会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折冲樽俎，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蒙古可汗会插手干预罗斯国内的事务，而罗斯王公也会帮助蒙古解决问题。但结果通常都很悲惨。

1246年，临朝称制的脱列哥那要求雅罗斯拉夫大公前来，对其进行委任。拔都的人同脱列哥那及其儿子、被选为大汗的贵由不和，所以雅罗斯拉夫并未被核准为罗斯的首脑。雅罗斯拉夫受邀来到大汗的帐中，太后还“亲手”给其喂食，但他很快病倒，一周后便撒手西去，只比其对手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多活了十天。脱列哥那有意将“其父的土地”授予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亚历山大，于是召其至哈拉和林。继雅罗斯拉夫之后上位的是其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亚历山大分到了诺夫哥罗德、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其他几处领地。他必须经过萨莱，摆在他面前的有一个选择：要么选择拔都，要么选择拔都的敌人，也就是脱列哥那的儿子贵由。他最终选择了拔都，不再对哈拉和林的召请做出回应。

雅罗斯拉夫是最早在政治上与蒙古人进行合作的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会遵循这种政策。涅夫斯基做事有条不紊，而且执着，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会认清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择手段来达成，而且不会轻视任何一种方法，只要能为己所用，他都会使用。押在拔都身上的赌注只不过是亚历山大策略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先是术赤兀鲁思，也就是金帐汗国的可汗，然后是其继承者，都支持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王公，作为交换，王公也会支持金帐汗国。但选择并不止于此。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大及他们的后裔都处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13世纪中叶，博弈当中还有几个主要的参与方：英诺森四世麾下的天主教会，教宗战胜了罗马教廷的宿敌、霍亨施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还使日耳曼人的帝国日渐衰落(1250—1266)；成吉思汗继承者的兀鲁思在1260年至1264年间分裂成的好几个部分，其中一个就是金帐汗国。

既然罗马教廷和蒙古人这两股力量互为敌对，那它们就只能此消彼长地你争我抢。亚历山大的选择并不是：要萨莱，还是要哈拉和林（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要鞑靼人，还是要罗马教廷；要东方，还是要西方。拔都迅疾如风的入侵以及确立对罗斯的桎梏之后，罗斯诸王公都表明他们面前存在三个相当具体的选择。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公国选择与征服者合作。和东北方不同，西南方的罗斯，也就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及其王公达尼伊尔想要走折中之道，在鞑靼人和西方之间迂回行事。第三条道路就是抵抗，首先就是要和罗马教廷建立紧密的联系。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在基辅当了很短时间的领导人，他任命了修道院院长彼得担任都主教一职。达尼伊尔夺取基辅之后，米哈伊尔逃往匈牙利，但1245年他仍派遣彼得前往由英诺森四世在里昂主持的主教会议。“全罗斯主教”（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都主教彼得的）要求在座的高级教士襄助，来对抗鞑靼人。

彼得在主教会议上对鞑靼人的描述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教宗紧急派遣方济各修士若望·柏郎嘉宾前往萨莱和哈拉和林。他的途中见闻汇集成《吾等所谓鞑靼人之蒙古史》一书，此书犹如宝库，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讲述颇详。1246年，柏郎嘉宾参加了忽里勒台大会。他向我们描绘了罗斯王公雅罗斯拉夫、达尼伊尔、米哈伊尔，也见证了切尔尼戈夫王公遭处决以及弗拉基米尔王公的死亡。鞑靼人完全知悉米哈伊尔的计划，他们很清楚正是他将彼得派往了里昂。同样可能的是，他们也了解到了若望·柏郎嘉宾和雅罗斯拉夫之间的商谈，以及后者准备继续和罗马教廷进行谈判的信息。

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则既不迟疑，也不怀疑：在他看来，同鞑靼人的合作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有诸多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强烈担忧西方的威胁。他小时候就和父亲雅罗斯拉夫去了诺夫哥罗德，十六岁的时候成为这个商贸共和国的王公和地方长官。1240年二十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在涅瓦河畔击退了乘坐百条战船前来征伐的5000名瑞典骑士。同年，鞑靼人夺取基辅，而对诺夫哥罗德王公来说，主要的威胁仍然是源于西方的压力。1242年，亚历山大在佩普西湖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这次，他歼灭了立窝尼亚的骑士团军队。

1937年，谢尔盖·爱森斯坦写了一部剧本，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王公在剧本中是这样向民众解释其政策的：“对鞑靼人，我们可以等。有一个比他们更危险的敌人……离得更近，更具侵略性，我们就算缴纳贡赋，也得不到自由，那就是：德意志。”在爱森斯坦的电影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展示了斯大林1937年的策略：西有德国的威胁，东有日本的威胁。电影上映之时，“德国”更危险。两年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遭到禁映：此时，敌人成了盟友。但很有可能，这种对外部双重威胁的考量事实上也出现在了13世纪。况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完全有理由认为“德意志人”（当时把所有来自西方的人都称为“德意志人”）所构成的威胁远甚于鞑靼人。十字军战士会把夺取的土地占着不放，鞑靼人不会这么干；他们会在土地上建堡垒、城市，征服土地。在宗教层面上，十字军战士就是“狗骑士”，这些人迫使被占领土上的民众全部皈依天主教。而鞑靼人则极其宽容，在这一点上和十字军战士截然不同。

还有另一个动机可以解释亚历山大的选择。作为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和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孙子，他继承了独断专行的性格，对专制权力拥有强烈的渴望。他屡次三番和诺夫哥罗德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喜欢和好商量的王公打交道，但一旦有侵略者威胁到他们的城池，他们又只能求助于瑞典和持剑骑士团的军队。威胁一旦解除，他们就会设法从野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手中挣脱出来。鞑靼人的出现和亚历山大的选择将会大大地削弱“大诺夫哥罗德殿下”回旋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只能依赖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王公。

苏联有位历史学家曾写道：“加利西亚的波雅尔是罗斯最反动的势力。”对他而言，那些波雅尔“大肆宣扬要分裂成部族”，反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其反动本性暴露无遗。西南罗斯的邻居匈牙利、波兰、罗马教廷，甚至神圣罗马帝国，都会不知趣地插手干预加利西亚的波雅尔和沃里尼亚的王公之间的争斗。现有的势力都在天主教西方寻求盟友，而此时西方却夹在教宗派和皇帝派、教宗和皇帝之间被弄得四分五裂。西南罗斯，首先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但还有切尔尼戈夫公国，公开反对金帐汗国。1254年，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达尼伊尔由教宗加冕，成了小罗斯的君主。与鞑靼人战斗的重任自此以后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1250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安德烈在金帐汗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既去了萨莱，也去了哈拉和林）之后，终于回国，两人身上都带了任命其为王公的札儿里黑。拔都支持亚历山大，但在成吉思汗御座上临朝称制的贵由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却对金帐汗国的主人充满敌意，自然另有打算。从此以后，君临基辅和罗斯全境的统治者便不再具有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大公的称号了。

兄弟之中最年幼的安德烈在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土地上接受札儿里黑称制，而亚历山大的大公头衔也得到了批准。结果便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导致冲突不断。一方面，亚历山大掌握着诺夫哥罗德、基辅以及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德米特罗夫这些世袭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安德烈得听命于他。另一方面，诺夫哥罗德又依附于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又得听命于安德烈。

安德烈和加利奇王公达尼伊尔的女儿结婚一事又让弗拉基米尔和加利奇结了盟。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兄弟、统治特维尔的雅罗斯拉夫也与之结了盟。哈拉和林发生的事件导致历史之轮出现了即将再次转动的迹象。在拔都的坚定支持之下，临朝称制的斡兀立海迷失被推翻。蒙哥继任大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于是去了萨莱，获得了统治罗斯全境的大公称号。换言之，1252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成了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波洛茨克与维捷布斯克的大公。他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

拔都的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授予亚历山大的札儿里黑上面。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大公上升之路的种种条件众说纷纭。其传记作者就说得很含糊：“亚历山大尚未返回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