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考问自身的身份，孜孜以求答案，想要重新发现且质询自己沙皇时代的过往，而此时再版米歇尔·埃莱尔的著作《俄罗斯帝国史》正好起了一个很不错的开头：这部著作1995年完稿，两年后出版了俄语版和法语版，是迄今为止以法语形式出版的最令人振奋、内容最丰富的俄罗斯史著作。

米歇尔·埃莱尔1922年8月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1997年1月逝于巴黎。1941年至1945年间，他在享有盛名的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学习，1946年获博士学位。1956年，他移居至波兰（他妻子是波兰人），夫妻俩在波兰一直待到1968年，才前往法国定居。次年，米歇尔·埃莱尔开始在巴黎第四大学教书，担任助教，同时撰写有关俄语文学的研究生论文(1974)，1982年，研究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

渐渐地，他成了俄国历史的知名专家，除了刊登于历史杂志和政治学杂志上的大量文章之外，他出版的著作也很快获得好评。这些作品如今自然已成为俄国史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作为一位顶尖的研究者，他曾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银质奖章，1990年退休之前，他一直在巴黎第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和文明系教授苏联历史和文学，对学生倾囊相授，他不仅思想出众，而且立论扎实。

1980年，本文作者尚在攻读双学士学位（俄语和历史），有幸成为米歇尔·埃莱尔的学生。那年，他开了两门课，一门教授俄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一门教授俄语文学中讽刺的地位。

要欣赏米歇尔·埃莱尔教学中的精妙睿智之处并不简单，因为他所使用的俄语不仅优雅，而且细腻，需要学生精通这门语言，而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却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我们已下定决心要稳步推进，他的谆谆教诲和对我们这些学俄语的学生的包容之情都在鼓励着我们。他往昔遭受的苦难生活对他内心的冲击，都没有改变他对人类的拳拳之心，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矢志传播的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爱慕之心。他声音低沉，讲课极有见地，上课更像是座谈，甚而是在反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讲课，总是能令人进行反思，所以我们的努力也就得到了极大的回报。这种教学方式对我而言颇具启发性：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投身于外交领域和外交机制的研究之中，而我对俄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持久的强烈兴趣，相继写了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并获得了指导研究的资格。然而，米歇尔·埃莱尔并没有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因为我那时所读的专业是巴黎第一大学的历史系，而非我攻读大学学业时所选择的巴黎第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和文明系，对历史的激情最终在我心中超越了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兴趣；但我仍然持续阅读他的著作。

1990年，米歇尔·埃莱尔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杰作《俄罗斯帝国史》一书，可惜的是，他未能见证法文版的出版。本书的主题是沙皇俄国史，其时间跨度之大，超越千年，对从未冒险涉足1917年之前历史的人来说，挑战极为巨大。但米歇尔·埃莱尔却欣然接受挑战。

《俄罗斯帝国史》旁征博引，令人印象深刻，细枝末节和奇闻逸事与扎实的分析论证互为表里，保持了极佳的平衡。对米歇尔·埃莱尔而言，历史不应抽象，必须使之置身于空间之中，也就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亦即本书中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一环境，他在“时间和地点”这一章中就提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历史还应通过大大小小的人物纠缠交错的命运体现出来。他探幽寻微，下笔如有神，随着书页一页页翻动，拼图也就一块块拼了起来。

《俄罗斯帝国史》的价值还体现在作者游刃有余地运用历史文献的能力上，这儿既有沙皇时代的文献，也有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的文献，既有俄语文献，也有法语、德语或英语文献。他对在他之前的诸多历史学家也熟稔于心，这一能力极为宝贵；这样就可以让米歇尔·埃莱尔对沙皇时期层出不穷的各方论战信手拈来，对数十年来彼此对立的观点进行披露，从而给出自己的论点，比如：对“诺曼人”论题和瓦良格人在俄罗斯建国中所起作用的讨论，对彼得大帝革命的本质及其所遭遇的阻碍进行的反思，以及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及其未完成的特点所作的思考。在论述这些重要的论争和更为细微的问题时，本书的一些思考极为有益，作者敏锐地指出了俄国和苏联时期的诸多撰述者及其合作方，或多或少都在特意对此进行改写和重新阐释。我还要补充的是，米歇尔·埃莱尔的这部著作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将这些不为大众所知的俄语文本节录翻译成法语，也就能使不讲俄语的读者接触到这些很有意思的资料来源。

米歇尔·埃莱尔时常在著作中强调俄罗斯历史各阶段之间连续一贯的特质，并在各个时期之间频繁架起桥梁。这种方式值得称道，因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时间框架之内思考俄罗斯的历史，从而使其具有更充分的意义。

本书文笔精到，语言隽永，极富节奏感。米歇尔·埃莱尔以时间为经线，会在各处引入简短的主题性章节，读者可在此喘口气，休息休息，对作者想要吸引读者注意的地方进行思考，让读者跟随作者一步步进行论证。譬如，他针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概述”，如“欧亚主义”、1825年12月14日彼得大帝的假遗嘱，以及名为“彼得为何必须出现？”的章节，还有鲍里斯·戈杜诺夫、伊丽莎白一世、亚历山大一世等人的政治学及心理学群像……所有这些内容都会令读者惊奇不已，生发发现的乐趣。

《俄罗斯帝国史》处理的基本都是广义上的政治问题，即内政和外交问题，而忽略了其他层面，有可能导致本书无法挖掘更为新颖的材料。因此，书中并没有对俄罗斯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辉煌的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对城市史、物质生活、科技发展、艺术和科学、影像和艺术史着墨甚少。这样的选择很容易得到解释：尽管本书体量庞大，但米歇尔·埃莱尔并无意于撰写俄罗斯帝国包罗万象的历史、“全面的”历史。他创作本书的目的无疑和他的心路历程有关，他要写的是国家的历史、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以期为读者提供钥匙，使之能对后帝国时期有更好的理解。

他的研究向来不曾缺失20世纪的视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专制政体的本质、君主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纠缠交错的关系、俄国社会的运行模式，以及俄国如何变成帝国的进程尤为在意。不过，尽管主要是在进行政治层面的分析，但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本书之中，比如俄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本质，以及它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当然，自本书1997年出版以来，迄今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时间，各方研究成果也能使我们对沙皇史进行有意义的思考。如今，我们对俄罗斯帝国的组织架构、中央和周边地区的关系、俄罗斯人和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国家官僚结构，以及国家合法性的象征体系了解得更多了。但这些新的成果都无法剥夺米歇尔·埃莱尔这部著作的意义：他的研究之深，分析之精辟，文笔之雅致（米歇尔·埃莱尔以俄语撰写本书，安娜·科尔德菲译笔甚佳）皆无与伦比，自当继续成为无可替代的参考著作。

《俄罗斯帝国史》密度极大，概述这样的著作不啻一场冒险；因此，我仅论述几点。

本书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早期俄国史，从最初的基辅一直讲到彼得大帝登基；第二部分从彼得大帝的统治一直讲到1917年2月沙皇政权的垮台。

本书的第一部分毋庸置疑最为丰富，读来也最令人倾倒，因为作者在此引用的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是到那时为止尚未被译成法语的古代编年史，而且文献引用极广。他巨细靡遗地讲述了俄罗斯南部围绕留里克王朝出现的第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精确地展现了这个极具拜占庭特色的中心如何一步一步拥有自己的个性并最终跳脱出来的历程。本书突出了各个君主（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等）所起的作用，强调基辅罗斯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活力，也指出其内部的斗争和危机导致俄国的第一个中心逐渐衰落，以及蒙古与日俱增的威胁。同时，米歇尔·埃莱尔也清晰地讲述了小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过程，中肯地指出莫斯科公国的宗教因素在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尽管公国是由君主的利剑和意志力构成且强化的，但它能在蒙古人的手上幸存下来，之后又获得独立，这一切很早以来就和东正教信仰及东正教教会脱不了干系。

在论述俄国史书中争论不息的“鞑靼桎梏”这个问题时，作者分析得特别清晰：并不否认鞑靼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造成的冲击，但也设法对沙皇时期史书杜撰的黑色传奇进行了弱化。所谓的黑色传奇其实就是不停地诋毁鞑靼人的占领，以使俄罗斯人完全不用对基辅的衰落、俄国日益增长的孤立态势及其从心理与政治层面疏远欧洲的局面负任何责任。米歇尔·埃莱尔并不否认蒙古人入侵时的惨状和蒙古人占领所造成的重负，但他也证明了小莫斯科公国懂得如何从蒙古人的占领中火中取栗，从而很快使自己成为众望所归的新的中心，继而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最终依靠东正教会摆脱鞑靼人的桎梏，自此以后使爱国主义情感和宗教情感变得密不可分。之后，拜占庭的陷落又强化了国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之间的关联，俄国便自诩为“第三罗马”，并演化成国族弥赛亚主义，其后更是逐渐使之成为“俄罗斯理念”的主要建构成分。

本书给伊凡雷帝的统治赋予了合法性，尤其是给他所建立的专事镇压的恐怖政体的模式赋予了合法性；但他也强调了动乱时代的重要性，这是一段经常遭人忽视的时代，占据了整个17世纪初期，米歇尔·埃莱尔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论证，在这一关键时期，若非国族情感的迸发，国家定然无法存活。但至为关键的是，自此以后，国族情感就算没有染上排外仇外的色彩，也至少对欧洲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感：一方面，国家渴望在受到外来影响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保护自己不受西方侵害，因为外来影响乃是不祥之兆；另一方面，求发展的意愿和想要成为军事强权的意愿又促使它向欧洲敞开怀抱，致使成千上万有技能的外国人蜂拥来到俄国，但它让这些外国人远离本国人民，生怕他们会对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造成玷污——既想对欧洲开放，又想对欧洲封闭，其间的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历历在目，而这都是彼得一世统治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米歇尔·埃莱尔也成功地论证了这一点。

本书的第二部分涵盖了从17世纪末彼得一世登基到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之前的俄国历史。

对米歇尔·埃莱尔而言，彼得大帝的统治构成了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许多历史学家也都持有这个观点：国家现代化，良性管理，对外来影响敞开怀抱，以此来提升效率，同时，军队在各条战线上旗开得胜，国家得以开疆拓土，构成了事实上的帝国。然而，改革乃是强迫之举，所以许多人对此持有保留意见，甚至采取抵抗态度，这种态度很早就出现在了皇太子这一悲剧人物的身上，他父亲以国家利益为由，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一段时间以来，彼得一世将儿子置于死地的做法让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但没过多长时间，争议声便又再起，因为彼得大帝想要使俄国成为欧洲大国、使俄国西方化的图谋妨碍了大部分精英人士，这些人并不认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仍然固守原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传统，以及“俄罗斯性”。

1812年，面对数量上占优、经验更为丰富的拿破仑军队，由于爱国主义的黏合力超越了社会和民族的分裂，帝国最终占了上风，精英阶层和政权之间达成了和解。但这个时刻太特殊，持续时间并不久。政权并没有抓住提供给它的机会，推动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所以很快就遭到了新的批评、新的质疑，为了维持专制政体不倒，政权便以武力进行回击。1825年，政府对十二月党人的运动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可是，这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正如米歇尔·埃莱尔所指出的，这样的镇压行为犹如拉开了序幕，终使帝国演化成愈来愈专制的，以军队、教会和警察这三个传统机构为基础的政权。当然，克里米亚战争以惨败收场，暴露出了国家经济和科技落后的现状，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又开始推动改革，终于在1861年鼓起勇气，废除了农奴制。但改革进程虽然不算谨小慎微，却仍然畏畏缩缩：改革并没有使俄国成为法治国家，也没有解决农民问题。

政权无力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专制政体卷土重来，由此便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来，西方化的精英阶层日益愤怒，对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政府形式倍感幻灭；二来，越来越激进、暴力、组织良好的反抗运动开始出现，欲将之置于死地而后生。

与此同时，尽管19世纪中叶之前，帝国名义上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态度（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和俄国历史之初即遭歧视的受害者除外），但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却都相继推行了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化”进程。由此，这种政策使非俄罗斯人的精英阶层产生挫折之感，对政权充满了愤怒，从而愈发削弱了政权的稳定性，米歇尔·埃莱尔就论证了这一点。

最后数十年间，尽管国家踏入了积极的工业现代化阶段，政权却始终拒绝向法治国家迈进，同时还对工人阶级的苦难不闻不问，对农村的诉求也不予回应，1861年的改革和其后斯托雷平的改革也都没有完成。正是在这种普遍对社会不满的背景之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沙皇政体老朽昏聩的特点暴露无遗，从而使之成为一剂催化剂，导致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最终摧毁了罗曼诺夫王朝。

总之，《俄罗斯帝国史》不仅高屋建瓴，文采斐然，而且旁征博引，论证严密，内容不仅扎实，而且颇具启发性，这样一部参考著作终将成为俄罗斯研究中的经典，堪与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的《沙皇与俄罗斯帝国》一书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地位相提并论。

玛丽—皮埃尔·雷伊

巴黎第一大学斯拉夫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俄国和苏联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