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
巴黎圣母院的玫瑰窗。
心灵成长的模式 the pattern of psychic growth
在本书第一章中，荣格博士已经向读者介绍了无意识的概念、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结构，以及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形式。一旦我们看到了由无意识产生的象征符号的至关重要性（疗愈或破坏作用），那么，剩下的难题便是诠释象征了。荣格博士指出，一切都取决于某个具体的解释是否“契合”，对相关个体是否有意义。通过这种方式，他指出了梦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功能。
然而，随着荣格理论体系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个体来说，梦存在的全部目的是什么？在人类最直接的精神结构之中，甚至是在人类整个生命中，梦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荣格通过观察许多人并研究他们的梦（他估计自己至少解释了8万个梦），发现所有的梦不仅与梦者的生活在不同程度上相关，而且也是各种心理因素构成的一张巨网的组成部分。他还发现，作为一个整体，梦似乎遵循着某种排列或模式。荣格把这种模式称作“个体化过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因为每晚梦中都会出现不同的场景和意象，没有留心观察的人就很难注意到任何模式。但是假如有人观察自己多年所做的梦，并研究整个序列，他将看到某些内容出现、消失，然后再次出现。许多人甚至重复梦见同样的人物、场景或情境。假如有人跟随这些，经历一个完整的系列，就会发现它们的变化虽然缓慢，却是可觉察的。如果对梦及其象征内容的恰当解释影响了梦者的意识态度，这些变化就会加速。
因此，我们的梦境生活创造了一种曲折的模式，在这之中，单个的链条或趋势变得可见，接着消失，然后再次出现。如果有人长时间观察这个蜿蜒曲折的架构，就会发现某种隐藏着的调节或指导趋势在发挥作用，创造出一种缓慢的、不易觉察的心灵成长过程，即个体化过程。
逐渐地，一个更宽泛、更成熟的人格形成了，并逐渐开始起作用，甚至可以被外界识别。我们常说“发展受阻”，这就说明了我们假设这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由于这种心灵成长不是由意志力的自觉努力所带来的，而是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所以在梦中常常以树为象征，它自主地生长，缓慢而有力，形成了某种既定模式。
在我们的心理系统中，产生调节效应的组织中心似乎是一种“核型原子”(nuclear atom)。你也可以称它为创造者、组织者，以及梦中意象的来源。荣格把这一中心称作“原我”(self)，并将之描述成整个心灵的整体，以便将它与“自我”(ego)区分开来，后者仅构成整个心灵的一小部分。
上图是“盘延”（meander，7世纪手稿中出现的一幅装饰画）。
个体的梦似乎和图中装饰品所呈现出的细节（上图）一样离奇古怪、支离破碎，但纵观其一生的梦境，就会发现其呈现出一种蜿蜒、盘旋发展的趋势，揭示了心灵成长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心灵(psyche)比作一个球体。它的表面具有一片光亮区域（图中的a），代表意识的部分，而自我(ego)居于这块光亮区域的中央位置（所以只有当事物被“我”所意识到，方才是有意识的）。而原我(self)便是整个心灵球体（图中的b）的核心，其内部调节过程产生了梦。
一直以来，人们都本能地关注着这个内在中心的存在。古希腊人称其为内心的“守护神”(daimon)，埃及人用“巴魂灵”(ba-soul)这个概念来表达，罗马人则将其奉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本能。在更原始的社会中，它通常被当作一种保护神，化身为某种动物或偶像。
如今仍生活在拉布拉多半岛森林中的纳斯卡皮印第安人(naskapi indians)以一种异常纯净、未受破坏的形式实现这个内在中心。这些单纯的人是狩猎者，生活在孤立的家庭群体中，彼此相距遥远，以至于至今尚未形成部落习俗、集体宗教信仰和仪式。在一位纳斯卡皮狩猎者孤立的一生中，他不得不仰赖自己内在的声音和无意识的启示，没有宗教导师来教导他应该信仰什么，也没有宗教仪式、节日或习俗来帮助他。在他基本的生命观之中，人的灵魂不过就是一个“内在陪伴者”，被他称作“我的朋友”或mista'peo，意为“伟大之人”。这位“伟大之人”栖息于内心之中，是永生不灭的，死亡来临之际，或生命弥留之时，他会离开这个身体，之后在另一个生命中转世重生。
那些悉心关注自身的梦，力图发现梦的意义并检验其真相的纳斯卡皮人，可以与“伟大之人”建立更深层的联结。而这位“伟大之人”喜欢这类人，给他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梦。因此，一个纳斯卡皮人的主要义务是遵循他的梦所给予的指示，然后通过艺术为这些内容赋予永恒的形式。谎言和不诚实会把“伟大之人”驱逐出人的内心世界，而慷慨、对邻人和动物的爱则吸引他的到来，并赋予其生命。梦赋予了纳斯卡皮人在生活中找到解决办法的完整能力，不仅在内心世界，还有外在的自然世界中。梦帮助他预测天气，在狩猎中给他无比珍贵的引导，而这些正是他赖以生存的东西。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非常原始的人，是因为他们未被我们的文明思想所染污，他们依然对荣格所说的“原我”的本质保有天然的洞察力。
原我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同于意识人格的内在引导因素，人们只能通过探究自己的梦来领会。这些梦表明它是心灵的调节中心，使人格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心灵这一更大甚至更具有整体性的方面，最初仅仅表现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它可能一闪而过，也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得到相对完整的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自我是否愿意倾听原我发出的信息。就像纳斯卡皮人注意到的那样，一个能接受“伟大之人”暗示的人会得到更美好、更有帮助的梦。我们可以补充的是，比起那些忽视他的人，与生俱来的“伟大之人”在乐于接纳的人身上比起在那些忽视他的人身上会变得更真实，而这样一个人也会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甚至自我似乎并不是自然为了无节制地追随其自身肆意妄为的冲动而创造出来的，而是为了使整体即整个心灵得以实现。正是自我照亮了整个系统，使之变得意识化并因而得以实现。举例来说，假如我具备某种艺术天赋，但是我的自我并未意识到，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这种天赋就仿佛并未存在。只有当我的自我注意到它，我才能使它成为现实。这种虽与生俱来但藏而不发的心灵整体，与那获得充分认识并实现的完整性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一颗山松的种子包含了未来整棵树的潜在形态。但是，每一颗种子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掉落在某个特定的地点，那里有着诸多特定因素，如土壤和石头的质地、土地的坡度、风吹日晒的程度。这棵潜藏于种子之中的松树的整体性通过避开石头、朝向太阳这些方式对这些环境因素作出反应，这样一来，树木的生长便有了轮廓。因此，一棵独特的松树逐渐生长成形，它自身的整体性得以圆满实现，成为真实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棵活生生的树的存在，那松树的意象不过就是一种可能性或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此外，实现个体的独特性是个体化过程的目标。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个过程在人（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身上自发产生，并且是无意识地进行着的。这是一个人活出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天性的过程。然而，严格来说，个体化过程只有当个体意识到它，并因此与它建立起有效的联结时才是真实的。我们无从得知松树是否意识到它自己的生长，它是否会因那些塑造着它的（外在环境的）变迁而感到愉悦或煎熬，但是，人类却必定可以有意识地参与到自身的发展当中。他甚至可以时不时感觉到，通过做出自由选择，他可以主动与之合作。这种合作属于较为狭义上的个体化过程。
然而，人类的体验超出了我们所讲的松树的隐喻的范畴。个体化过程远不只是在天生的完整胚芽与命运的外在行动之间达成的妥协，它的主观体验传达出这样一种感觉，即某种超个人的力量正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积极地介入。人们有时会觉得，无意识正按照某种神秘的规划设计指引着我们，仿佛有东西在注视着自己，有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看得到我们——或许是内心中的“伟大之人”，通过梦的方式将他关于我们的想法告诉我们。
但是，只有当自我摆脱了所有目的性的、一厢情愿的目标，并试图进入更深层、更基本的存在形式时，心灵内核的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积极因素才能发挥作用。自我必须用心倾听，并且不带任何进一步的设想或目的地将自己交付给内在的成长驱力。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试图描述这种状态，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剥离了意识的幻觉：他们径直地走到无意识的门前，却未能打开那扇门。
比起我们，那些生活在更牢固的文化中的人更容易理解到，为了给人格的内在成长让路，有必要放弃进行意识规划的功利态度。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年长的女士，就外在的成就来看，她一生中并未取得什么显赫的成果。但是实际上，她与一位很难相处的丈夫拥有一份美满的婚姻，并且发展出较为成熟的人格。当她向我抱怨她一生中不曾“做出”任何成就，我跟她讲述了关于中国古代的圣人庄子的一则故事。她立即理解了故事的寓意，并感到极大的安慰。故事是这样的：
一位游方的叫石的木匠有一次到了齐国，见到一棵作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栎树大到可以为几千头牛遮阴，树干有百尺粗，树身高及山顶，好几丈以上才生旁枝，可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枝。观赏的人群好像集市一样，但石木匠却不瞧一眼，直往前走。
他的徒弟站在那儿看了个饱，追上石木匠，问：“自从我拿着斧头跟随您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材。您为什么看都不看一眼呢？”石木匠回答说：“算了，不要再说了。那是棵没用的散木，用它做船很快就会沉，做棺椁很快就会腐烂，做器具很快就会折毁，做门户就会流污浆，做屋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这么长寿。”
石木匠回到家，夜里梦见栎社树对他说：“你要把我和什么相比呢，和那些有用之木相比吗？像山楂、梨、橘、柚之类所有长果实的那些树？果实还没熟就遭剥落，树木就被攻击，大枝被折断，小枝被拉下，它们所拥有的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尽享天赋的寿命而中途夭折了。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故我一直以来但求做到无所可用。你这个可怜的凡人！想一想，要是我但凡有点什么用，还能长到如今这么大吗？再者，你与我都是生命，一个生命何来有更高的资格去评判另一个生命呢？你们无用的平凡人类，关于无用的树你们又能知道多少！”
梦醒后，石木匠思考着自己的梦。徒弟问：“为什么就这一棵树要做社树守护地坛呢？”石木匠说：“嘘！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栎树之所以长在这里做社树，是因为如果长在任何别处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么好的对待了。假如它不做社树，可能早就被砍倒了。”
这个木匠显然理解了自己的梦。他看到了，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命运便已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面对无意识心灵的要求时，我们的功利主义观念不得不让步。假如将这则隐喻转译成心理学语言，那么，这棵树象征着个体化过程，给我们目光短浅的自我上了一课。
树下的祭坛（出现于一幅19世纪的中国画中）。通常这种圆形或方形的结构象征着原我，自我必须服从于此，个体化的过程才能完成。
在庄子的故事中，在那棵完成其使命的树下，坐落着一个土地祭坛。它是一块粗糙的、未加工的石头，人们在石头上向“拥有”这片土地的土地神祭献贡品。祭坛这一象征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能实现个体化过程，个体必须自觉地向无意识力量臣服，而不是思考他应该做什么，或去想什么是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或者通常应该发生什么事情。个体必须真正去倾听，以便得知在此时此地这个特定的情境下，我们的内在整体，即原我，想让我们如何行动。
我们的态度必须如上文提及的山松一样：当一块石头阻碍了它的生长时，它不会因此而气恼，也不会做出计划克服这个障碍。它只是试着去感受自己是应该更往左还是更往右生长，是要靠向斜坡还是要远离斜坡生长。如同这棵树，我们应该顺应这种几乎难以察觉却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冲动——一种源自追求独特的、创造性的“原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冲动。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再三寻找并发现某种迄今尚未被人所知晓的东西。这些指引的暗示或冲动并不来源于自我，而是来源于心灵的整体：原我。
此外，妄图借力于窥探他人的发展路径将是徒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实现的任务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人类的诸多问题都很相似，但绝非完全相同。所有的松树都长得非常相像（否则人们也不会把它们归为松树），然而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棵。正是由于这些相同和相异之处，要概括出个体化过程千变万化的形式是极为困难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些不同的、对其而言独一无二的事情。
很多人批评荣格学派不能系统地呈现心灵材料。但是这些批评忘记了这些心灵材料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生活体验，其本质便是非理性的、持续变化着的，它们并不适合系统化，硬要系统化，则只会呈现出最肤浅的面貌。现代深度心理学在此面临着与微观物理学相同的局限，即当我们处理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均值时，对事实进行理性且系统的描述是可行的；但是当我们试图去描述一个单独的心灵事件时，除了尽可能多视角地呈现出真实的图景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同样，科学家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光是什么。他们只能说在某种特定试验条件下，光似乎是由粒子构成的，而在另外的试验条件下它似乎是由波构成的。但是它“本质上”是什么仍不得而知。无意识心理学和个体化过程的所有描述均遇上了同样的概念界定难题。不过，我接下来还是会尽量介绍一些它们最典型的特征。
无意识初探 the first approach of the unconscious
对大多数人来说，逐渐觉醒的状态是青年期的重要标志，在这个状态中，个体慢慢地形成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认知。儿童期是个充满着大量强烈情感的时期，一个儿童最早的梦通常会以象征形式展现出其心灵的基本结构，预示着它之后会如何塑造这一个体的命运。举例来说，荣格曾跟自己的学生讲过一个个案，那是一位备受焦虑煎熬的年轻女性，她在26岁的时候自杀了。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梦见过“冰霜杰克”在她睡着时潜入她的房间并掐住她的肚子。她醒过来后发现其实是自己用双手掐着自己的肚子。她没有被这个梦吓到，她只是记得自己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梦。然而，她对自己与冰冷的魔鬼——冻结生命的魔鬼之间这种离奇的相遇竟然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反应，这本身就很反常，也是个不祥的征兆。后来，她正是用自己冰冷的、毫无感觉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一个梦中就有可能推断出梦者的悲惨命运，这是她童年时的心灵所预示出来的。
有时候不是梦，而是一些印象极为深刻且难忘的真实事件，如同预言一般，通过象征形式预示出未来。众所周知，儿童经常会忘了那些对成年人而言印象深刻的事件，却对别人眼中不值一提的意外或故事保有鲜活的记忆。而当我们深入探索这些儿童期的记忆时，通常会发现它（如果将其作为象征来解读的话）描绘了这个孩子心灵结构的某一基本问题。
当儿童到了学龄期，便开始进入了一个建立自我、适应外在世界的阶段，这个时期通常会带来一系列痛苦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些孩子开始感到异于他人，而这种独自一人的感受会带来某种悲伤，这种悲伤是许多青年人孤独感的一部分。世界的不完美、外在和自身的邪恶都成为意识关注的问题，儿童还必须学会应付紧急（但尚未被理解）的内在冲动和外部世界的要求。
假如意识的正常发展过程受到干扰，儿童往往会从外在或内在的困难中退缩，回到一座内在的“堡垒”。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梦和无意识材料的象征性绘画通常会以某种不同寻常的程度呈现出一种圆形、四边形的“核心”图案（这点我稍后会解释）。这里指的是前文提到的心灵内核(psychic nucleus)，正是从这个至关重要的人格中心衍生出意识的整个结构性发展。当个体的心灵生活受到威胁时，自然而然地，这个中心的意象会以极其惊人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个中心内核（就我们目前所知）引导着自我意识的整体结构的发展方向，显而易见，自我是这个原始中心的复制品或结构上的对应物。
在这个早期阶段，有很多儿童竭尽全力寻找某种生命意义，以帮助他们妥善处理自身及外在的混乱。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人，仍不知不觉地被遗传和本能的原型模式的动力推动着。这些年轻人不关心生命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对他们而言，在爱、自然、运动和工作的体验中蕴含着某种直接的、令人满意的意义。这类人并不一定更肤浅，他们往往顺应生命之流，比起那些更喜欢内省的人，他们更少与生活发生摩擦，也更少受其困扰。当我坐在汽车或火车上，假如我不往外看，那么只有停车、发车和急转弯会让我意识到我正处在运动中。
个体化的实际进程，即有意识地与自己的内在中心（心灵内核）或原我达成一致，通常始于人格的某个创伤以及伴随其而来的痛苦。这种最初的冲击相当于某种“召唤”，虽然人们通常不这么认为。相反地，自我感到其意志或愿望受到阻碍，而通常会把这种阻碍投射在外在事物上。也就是说，自我会把受阻的责任归咎于上帝或经济环境，抑或老板、婚姻伴侣。
一个孩子在逐渐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心理上的冲击。上图，让孩子们感到害怕的开学第一天；
一个孩子被别的孩子欺负，产生惊吓和痛苦；
一个孩子第一次经历死亡事件，悲伤而不知所措。
实际上在这样的冲击下，孩子可能会梦到或画出圆形或四边形之类的核心图形（上图），这象征着心灵的核心部分。
又或许表面看起来一切都良好，而内心深处，这个人备受煎熬，感到某种致命的厌倦，一切仿佛都毫无意义而空虚。许多神话和童话，将个体化过程的这个初始阶段，象征性地描述成一个国王患病或老去了。其他一些为人熟知的故事版本与此类似，比如：王室夫妇无法生育；怪物偷走了王国里所有的女人、儿童、马匹和财富；魔鬼使国王的军队或战舰无法按既定路线前进；黑暗笼罩着大地，井水干涸，洪水、干旱和严寒侵袭了整个国家。因此，与原我最初的遭遇仿佛预先投下了黑暗的阴影，又或者，这位初次到访的“内心挚友”似乎更像是个诱捕者，他用陷阱来捕捉无助挣扎的自我。
人们在神话中发现，可以改变国王以及王国厄运的魔法或法宝，往往是某种极为稀奇之物。一个童话中，为了使国王身体康复，需要得到“一只白色的乌鸦”或“一条鳃上戴有金戒指的鱼”；另一个童话中，国王想要“生命之水”或“恶魔头上的3根金发”或“一个女人的金辫子”（之后自然还要得到辫子的主人）。无论如何，驱散邪恶之物必定是独一无二且难以找到的。
个体生命中的初始危机也是如此。一个人在寻求一些不可能找到的东西，或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这样的时刻，所有善意的、理性的建议，如敦促人们试着负起责任，去度假，不要卖命工作（或更卖命地工作），增加（或减少）与他人的交往，培养一种爱好，就都彻底失效了。它们毫无帮助，最多也是收效甚微。似乎只剩一件事是可行的，那就是，不带偏见并全然质朴地直接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竭力找到它隐秘的目标，以及它想从你这儿得到的东西。
通常来说，迎面而来的黑暗，其隐秘的目标都是极其特殊、独一无二而又出人意料的，因此人们通常只有通过无意识涌现出来的梦境和幻想才能发现它究竟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能专注于无意识，并摆脱草率的假设和情绪化的排斥，就往往会获得大量涌现出的有用的象征性意象，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它会先让个体痛苦地领悟到，他自己及其意识层面的态度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于是，他必须先接受所有这些苦涩的事实，再开始这个过程。
左图是17世纪一篇炼金术文稿中的一幅画，描绘了一位生病卧床的国王，这是（意识中）空虚和无聊感的通常的象征性意象，标志着个体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右图是1960年意大利电影《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的剧照，也展现出了类似的心理状态：一群人在一座破败不堪的贵族城堡内探险。
瑞士现代艺术家保罗·克利的一幅名为《童话》(fairy tale)的油画。它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寻找并发现了法宝——“幸福蓝鸟”的故事，他因此与一位公主成婚。在众多的童话故事中，这样的法宝是抵御疾病或灾难所必需的，它是我们心灵中空虚和无意义感的象征。
阴影的呈现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hadow
不论无意识最初是以积极还是消极的形态出现，通常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意识态度，以更好地适应无意识因素，从而接受那些看似来自无意识的“批评”。人格中的某些面向，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不太愿意过于近距离地去审视，而透过梦境，人们得以更加熟悉这些面向。这便是荣格所说的“认识阴影”(the realization of the shadow)，他使用了“阴影”(shadow)这一术语来指代人格中的这一无意识部分，因为它通常会以拟人化的形态出现在梦中。
阴影不是无意识人格的全部。它代表了自我中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属性和特性——这些方面大多属于个人领域，也能被充分意识到。在某些方面，阴影也可以由源自个人经历之外的集体无意识因素构成。
当一个人尝试去看自己的阴影，他就开始会意识到（并通常会羞愧于）那些他不承认自己有却能在别人身上清晰见到的特性和冲动，诸如自我中心，心理上的懒散和草率，不切实际的幻想、计划和蓝图，粗心大意和胆小懦弱，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过度贪婪。简而言之，所有那些不起眼的罪恶，先前他可能会这样来说服自己：“没关系的，没人会注意到它，况且其他人也这么做。”
当朋友因为你的一个失误责备你，这会让你感到有股势不可当的愤怒涌上心头，这时你可以相当明确，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的一部分阴影，而这是你没有意识到的。当然，当你因为与阴影相关的过失被其他“并不比你好”的人指责时，感到恼火是人之常情。然而，假如指责你的是你自己的梦——你本人内心的审判者，你又能说什么呢？这是自我被逮住的时刻，结果往往是尴尬的沉默。随后，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教育工作开始了——我们也许会说，这项工作在心理上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劳作。这个不幸的英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一天之内把奥吉斯国王的牛舍清理干净，那里堆积着成百上千头牛在数十年中所排泄出来的粪便——这项任务如此艰巨，普通人哪怕只是想想，也会立马感到灰心丧气。
阴影不仅包括了疏忽，它还经常出现在冲动或不经意的行为之中。在人们尚未来得及思考之前，邪恶之语已脱口而出，阴谋已被策划出来，错误的决定已然做出，人们则面临自己最意想不到或最不想要的结果。此外，相较于意识人格，阴影遭受集体的影响要容易得多。比如说，一个人独处时，会觉得一切相对来说都还不错；然而一旦“其他人”做了些阴暗、本能的事情，他就会开始感到害怕，担心如果自己不加入就会被人当作傻瓜。这样一来，他就会屈从于原本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冲动。尤其在跟同性接触时，人们会同时被自己和他人的阴影所干扰。我们的确也会在异性身上看到阴影，但我们通常较少受它扰动，也能更容易原谅它。
因此，在梦和神话中，一个人的阴影通常以与梦者相同性别的形象出现。下面这个梦就是个例子。梦者是个48岁的男性，努力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工作努力、生活自律，对快乐和本能的压抑远超过其真实天性所能接受的程度。
我在城里有一幢大房子，我住在那里。我对房子的各部分还没有完全了解。因此，我就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发现有几间房间（多数是地下的）是我一无所知的，甚至通往其他地下室或地下街道的出口。当我发现这些出口的门有几扇没有锁上，甚至有的根本没有锁，我感到很不安。况且，隔壁还有一些在干活的工人，他们很可能会偷偷溜进来……
回到一楼后，我穿过一个后院，在那儿我又发现了其他通往街道或其他房子的出口。当我试着更近一点去研究它们时，一个男人走到我面前，大笑着，大声说道，我们从小学时代起就是老朋友了。我也记起他。我一边听他跟我讲述他的生活，一边陪着他走到出口，并一起在大街上漫步。
当我们穿过一条巨大的环形街道时，空气中有一种奇特的明暗对比。我们来到一个绿色的草坪，突然有3匹马从我们身边飞奔而过。它们是美丽、健硕的动物，狂野却收拾整洁，而且没有骑手随行。（它们是从军营中逃出来的吗？）
关于“集体传染”事件的3个例子——这种事件可以让人们变成一群失去理智的暴徒，此时阴影（自我—人格的阴暗面）也极易受到影响。上图，一部1961年的波兰电影中的场景，关于17世纪一些法国修女集体“被魔鬼附体”。
左图是布鲁盖尔的一幅画，描绘了一种曾流行于中世纪的被称为“圣维图斯舞蹈症”的疾病（主要是身心疾病）。右图是三k党的“血十字徽章”，三k党是美国南部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秘密组织社团”，其极端种族主义常常导致暴力事件发生。
地下室里迷宫般的神秘通道、房间、未上锁的出口，都让人想起古埃及关于冥界的描绘，众所周知，这是无意识及其未知可能性的象征。同时，它也表明了一个人如何“接纳”无意识阴影面的其他影响，以及如何被神秘和陌生的因素闯入。我们可以说，地下室是梦者心灵的基底。在这栋神奇建筑的后院（代表梦者人格中尚未被感知到的心灵领域），一个老校友突然出现。这个人显然是梦者自身的另一面向的拟人化呈现，这个部分在儿童期就已经是梦者的一部分了，但已经被他遗忘、丢失了。一个人儿童期的特质（比如快乐、易怒，或许容易信任他人也算）突然消失了，而他本人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或是怎样销声匿迹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正是这样一种已被梦者丢失的特质如今（从后院）返回，并试图与他重修旧好。这个人物可能代表的是被梦者忽视的享受生活的能力和他外倾的阴影面。
但是，我们很快就得知为何梦者在见到这个看似无害的老朋友之前会感到“不安”。当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时，马脱缰了。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从军营中逃出来的，也就是说，从迄今为止成为其生活特征的意识纪律中逃离。而马的身边没有骑手，则说明了本能驱力会脱离意识的控制。在这个老朋友身上，在马身上，所有积极的力量都重新出现了，这是梦者以前所缺乏的，也是他迫切需要的。
当一个人遇见自己的“另一面”，这个问题很常见。阴影通常蕴含着意识所需要的价值，其存在形式却使得它们很难被整合到个体的生活之中。这个梦中的通道和大房子也说明了梦者尚未了解自己的心灵维度，也尚未能使其充盈起来。
意大利当代艺术家德·基里科的画作《焦虑之旅》(anxious journey)。这幅画的名称以及画中阴暗的走廊，表达了在个体化过程初始阶段第一次与无意识接触时的特点。无意识通常以走廊或迷宫为象征。
一张莎草纸画（约公元前1400年），描绘的是7扇门，通往埃及神话中迷宫一般的冥界。
上方的3幅图是3个迷宫的图片，从左到右：第一幅是芬兰的石头迷宫（青铜器时代），第二幅是19世纪的英国草地迷宫，第三幅是沙特尔大教堂地板（瓷砖）上的迷宫图案（其路线象征着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
这个梦中的阴影对内倾的人（倾向于远离外在生活的人）来说很典型。如果是外倾的人，则会更关注外部客体和外在生活，其阴影就会截然不同。
有个性格很活泼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走上了成功的事业之路，而与此同时，他的梦坚持要他结束一项已经开始的私人的创造性工作。下面是这系列梦中的一个：
一个男人躺在沙发上，用被子蒙着脸。他是个法国人，一个干得出任何犯罪勾当的亡命之徒。一个官员陪着我下楼，我知道有人已策划了一个针对我的阴谋，那就是，让这个法国男人杀掉我，并伪造成意外事故（这就是外界会看到的情景）。他的确尾随着我们往门口走去，不过我早有提防了。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相当富有，权势通天）突然间感到身体不适，靠在我旁边的墙上。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刺中那个官员的心脏，把他杀死了。“我就只感觉到了一点潮湿而已。”这像是一句评论。现在我安全了，因为那个法国人不会再攻击我了，因为给他下指令的人已经死了。（或许那个官员和那个魁梧的成功人士是同一个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前者。）
那个亡命之徒代表了梦者的另一面，即他的内倾性，其已经到了赤贫的地步。他躺在沙发上（他是被动的），而且拿着东西盖着自己的脸，因为他想要独处。另一方面，那个官员和那个魁梧的富有男人（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是梦者成功的外部责任和活动的人格化表征。魁梧男人的突然病倒，与梦者的现实层面是有关的。在现实中，因为放任充沛的能量在其外在生活中过度爆发，梦者已经数次病倒。但这个成功男士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并不是血液，而只是一种水分，这意味着梦者这些野心勃勃的外在活动并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任何激情，仅仅是毫无生气的机械运作而已。因此，这个魁梧男人被杀死，也不会给他带来实际损失。在梦的结尾，法国人是心满意足的，他显然代表了一个积极的阴影人物，只有当梦者的意识态度与之相左之时，他才变得消极而危险。
“在超过5年的时间里，这个人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寻找那些可以被他点燃的东西。不幸的是，他的那些帮凶一次次为这个国际纵火犯敞开自己国家的大门。”我们不愿正视自己身上那些由阴影暴露出来的不足，就把它们投射到别人身上。例如，投射到我们的政敌身上。上图，演讲中的希特勒，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其实是他对丘吉尔的描述。
投射也能作为恶毒的流言蜚语在大街小巷传播，如上图，英国电视连续剧《加冕街》剧照。
这个梦向我们展示了阴影会由不同的元素构成，比如，无意识的野心（那个魁梧的成功男人）和内倾倾向（那个法国男人）。此外，这个梦者对法国人的联想是他们非常擅长谈情说爱。因此，这两个阴影人物也代表了两种众所周知的驱力：权力和性。权力驱力立刻以双重形式出现，既是官员又是成功人士。官员，又被称作国家公仆，是集体适应性的人格化象征；而成功人士则代表了野心，但两者注定都是为权力驱力服务的。而当梦者成功阻止了这种危险的内在驱力时，那个法国男人的敌意一下子就消失了。换句话说，同样危险的性驱力也被驯服了。
显而易见，阴影的问题在所有政治冲突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这个梦的主人对自己的阴影问题没有那么高的敏感度的话，他很容易把那个绝望的法国男人当成外在生活中“危险的共产主义人士”，或者把官员和富人当作“贪婪的资本家”，这样一来，他就无法看到自己内心中存在着这些冲突元素。如果人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了自己的无意识倾向，这叫“投射”(projection)。所有国家的政治煽动都充满着这类投射，这就跟一些小团体或个体喜欢暗地里传播绯闻八卦一样。各种各样的投射模糊了我们对其他人的看法，破坏了它的客观性，从而破坏了真实的人际关系的全部可能性。
投射阴影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假如我们把我们自身的阴影与某种身份达成认同，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共产主义者”或“资本家”，那么我们人格中的一部分就留在了对手身上，结果是，我们将不断地（尽管是不自觉地）背着自己做一些事情来支持对手，即我们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我们的敌人。相反，假如我们意识到这种投射，并能不带恐惧和敌意地去探讨事情，理智地与他人打交道，那么，相互理解或者至少休战的时机就到来了。
阴影究竟是敌是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正如“未被探索的房子之梦”以及“法国亡命之徒之梦”所表明的，阴影并不一定总是与我们针锋相对。事实上，他完全就跟我们都不得不与之相处的活生生的人一模一样，时而要让步，时而要坚持，时而要付出爱——一切视情况而定。只有遭到忽视或误解时，阴影才变得充满敌意。
有时，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要活出本性中较差的一面，而去压抑自己较好的一面。这不常发生，但在这种情况下，阴影在他的梦中就会以一个积极的人物形象出现。但对一个活出自己自然的情感和感受的人来说，阴影也许是以一个冷漠而消极的理性主义者的形象出现，随后，将那些一向被抑制的充满敌意的判断和消极的念头人格化。因此，无论采用何种形态，阴影的功能皆意味着充当自我的对立面，并展现出一个人最不喜欢的别人身上的那些品质。
如果一个人通过尝试做到诚实和运用自己的洞见，就能够把阴影整合到他的意识人格中，那么事情就会相对简单些。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尝试并不一定总是奏效。人的阴影面中存在着某种相当强烈的驱力，这是理性所无法战胜的。来自外在世界中的某个惨痛经历却可能恰好有用，比如，必须将一块砖头砸在一个人的头上，才能制止其阴影的驱力和冲动。有时，一个英勇的决定也许可以阻止它们，然而也只有在内心的“伟大之人”（原我）帮助个体坚持到底时，这般超人的成就方能达成。
然而，阴影蕴含着无法遏制之冲动的压倒性力量，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始终不顾一切地压抑这种驱力。有时候，阴影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原我的需要也指向同一个方向，因此，一个人就无法了解究竟是原我还是阴影造成了这种内在压力。在无意识中，人们的处境如同朦胧月色，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相互交融，人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究竟是何物或在何处，也无法确定一件事物究竟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这被称作无意识内容的“污染”）。
当荣格把无意识人格的一个面向称作阴影时，他指的是一个相对明确的因素。但是有时候，不被意识自我所认识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些最有价值、最为崇高的力量，都和阴影混杂在一起。比如说，我上文所引用的梦中，那个法国亡命之徒究竟是个一无是处的流浪汉，还是个最有价值的内倾型人格，又有谁能确定？而另一个梦中那些飞奔的马，究竟该不该让它们自由奔跑？梦本身无法给出定论的情况下，意识人格就不得不做出决断。
如果阴影人物蕴含着有价值的、重要的力量，就应当被吸收为现实经验，而不是被压抑。这取决于自我是否能放弃自己的骄傲和自负，去实现一些看似黑暗实则未必黑暗的力量。它所需的牺牲如同征服激情一样英勇，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上。
一个人与自身的阴影相遇，随之产生的道德困境在《古兰经》第18卷中有着精彩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摩西(moses)在沙漠中遇见了被称作“绿神”或“神的第一天使”的希德尔(khidr)。他们一同漫步许久，希德尔担心摩西一旦目睹他所做之事，必然会义愤填膺，而倘若摩西无法容忍他、信赖他，那么他将不得不离去。
不久，希德尔凿没了一些贫苦渔民的渔船；接着，他在摩西眼前杀死了一个英俊少年；最后，他又修复了异教徒的城墙。摩西无法按捺住自己的愤怒，于是希德尔不得不离他而去。但是，在离开之前，希德尔说明了自己所作所为的缘由：之所以沉船，实际上是为了帮渔民们保住它们，因为意图偷窃船只的海盗们正在赶来，而这么一来，渔民们可以将船重新打捞上来；那个英俊少年正准备去实施犯罪，希德尔杀了他，使得他那虔诚的父母免遭恶名；修复城墙，则帮两个虔诚信徒免除灾祸，因为他们的财宝正好被埋在城墙之下。之前满怀义愤的摩西，如今终于看清自己的判断是操之过急，却为时已晚。希德尔的所作所为看上去邪恶无比，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果简单地看这个故事，人们也许会认为希德尔是虔诚、守法的摩西的阴暗面——目无法纪、为所欲为、充满邪恶。但事实并非如此。希德尔更像是神性的一些神秘、富有创造性举动的人格化象征，在由亨利·齐默(henry zimmer)翻译的印度著名传说《国王与尸体》(the king and the corpse)中，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意义。我没有选择梦来阐明这个微妙的问题，这并非偶然。之所以选择《古兰经》中这个著名的故事，是因为它总结了整个生命历程，而这极少能在个人的梦中以如此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
两幅图均为1953年法国电影《白鬃野马》剧照。野生白马象征着无意识中无法控制的本能冲动，而许多人试图压抑这种冲动。在电影中，白马和一个小男孩之间建立了强烈的依恋关系（尽管这匹马仍和自己的野马群一起狂奔），然而当地的牧民们开始捕捉野马。白马和他的小骑手被追赶好几公里，最后被困在海边走投无路。故事的结尾是他们不甘被捕捉，男孩和马一头扎进海中被冲走。故事的结尾象征着以一种逃避到无意识（大海）中的方式来免于面对外在世界的现实。
阴影可以被认为有两面，一面是危险的，另一面是宝贵的。上图是一幅印度神毗湿奴的画作，呈现了这种双重性：毗湿奴通常被认为是仁慈的神，在这里却以恶魔的一面出现，正要把一个人撕碎。
一座日本寺庙中的一尊佛像（759年），同样也表达了这种双重性：观音的多只手臂既握着代表正义之物，也拿着代表邪恶之物。
备受争议的马丁·路德（1961年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戏剧《路德》中的形象，由艾伯特·芬尼饰演）：路德始终无法确定自己脱离教会究竟是受到上帝的启示，还是出于自己的傲慢和固执（在象征层面，可称之为他阴影的“邪恶”一面）。
当阴暗人物在我们的梦中出现，并且似乎在向我们索取些什么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所代表的究竟仅仅是我们的阴影面，或是原我，又或者兼而有之。究竟我们的阴暗面象征着需要克服的缺点，还是需要接纳的生命之意义，提前领悟这一点，是我们个体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此外，梦中的象征通常都如此微妙而复杂，以至于人们并不能对自己的解读深信不疑。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做的只有接受这个道德两难带来的不安——避免做出最终的决定或承诺，而是要始终不断观察自己的梦。这就好像故事中的灰姑娘所碰到的情况那样，她的继母扔给她一堆好的和坏的混在一起的豌豆，让她把它们整理出来。尽管看起来希望很渺茫，灰姑娘还是开始耐心地拾掇起豌豆，突然就有鸽子（在有的版本中是蚂蚁）前来帮助她。这些动物象征着那些带来帮助的、无意识深处的动力，它们也只有在人的身体内部才能被感受到，从而给人们指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内心深处通常清楚自己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为人处世；但难免在有些时刻，我们被称为“我”的那个家伙搞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无法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有时，所有那些理解无意识暗示的尝试都会失败，面对如此困境，我们只有鼓起勇气去做那些似乎是正确的事。而与此同时，如果无意识一旦突然指引出相反的方向，还要随时准备好掉转方向。同样，一个人可能会发现（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寻常），抵抗无意识的冲动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而这样做的代价是感到别扭，但起码不至于过分背离真实的人性状态——这就是有些人为了完全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得不作恶的情况。
为了做出这样的抉择，自我所需要的力量和内在的明确性，其实暗地里来自“伟大之人”。显然，“伟大之人”不想过分地彰显自己。可能是“原我”想要“自我”自由地做出选择，也可能是“自我”依赖于人类的意识及其决定，以帮助他显现出来。当涉及如此困难的道德问题时，其实我们谁也无法真正地评判别人的行为。人人皆须面对自己的问题，力图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这就像一位年迈的禅师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善于以牧牛人为师，他们看着牛时懂得“要用一根棍子，这样牛就不会盯上别人家的草地了”。
深度心理学中的这些新发现，注定会对我们的集体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影响，因为这将迫使我们以更个体化和具体化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所有行为。对无意识的发现是近代意义最深远的发现之一。但是，了解无意识现实需要我们做出诚实的自我反思，也需要对生活进行重新调整，这个事实则让很多人选择表现得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真正地面对无意识并解决它所引起的问题，需要颇大的勇气。大多数人都是懒惰的，他们连自己意识行为背后的道德层面都不去深入思考，那就更懒得去探索无意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了。
阿尼玛：内在的女性 the anima: the woman within
那些棘手、琐碎的伦理道德问题并不总由一个人阴影本身所带来，通常还会出现另一个“内在形象”。如果做梦的是一个男性，他会发现自己无意识中有女性形象的化身；如果是女性梦者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自己无意识中的男性形象。通常，这第二个象征形象会隐藏在阴影背后而出现，带来新的、不同的问题。荣格将内心的男性形态称为“阿尼姆斯”，女性形态为“阿尼玛”。
阿尼玛代表了男性内心当中所有的那些女性心理倾向，比如，模糊的感觉和情绪、预感、感受非理性事物、爱人的能力、对自然的感觉，以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他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古代由女祭司（如古希腊的女巫师）来探知神性和与神沟通，其实绝非偶然。
因纽特人和其他一些北极部落的巫医和先知（萨满）就是特别生动的例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体验阿尼玛作为一个人心灵中的内在形象是怎么样的。他们其中一些甚至穿着女性的衣服，或者是衣服上画上女性乳房的图案，这都是为了显示他们内在女性的那一面，使他们能够与“幽灵之地”（我们所说的无意识）建立联结。
据说曾经一个年长的萨满给一个青年男子举行成人礼，把他埋在一个雪洞里。青年男子在里面陷入了迷离、虚脱的状态。就在昏迷的时候，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女人。后来，她传授给这个年轻人所需的知识，后来又作为他的保护神，帮助他与来世的神奇力量建立联结，以应对事业上的重重磨难。这样的经验说明，阿尼玛是一个男性的无意识的化身。
阿尼玛（男性心灵中的女性元素）通常被拟人化为女巫或女祭司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黑暗的力量”和“精神世界”（无意识）有关联。上图，一个女巫与众多小鬼和恶魔（一幅17世纪的版画）。
一个西伯利亚部落的萨满巫师，是一个身着女性服装的男性，因为人们认为女人更能触及灵魂。
一个女巫师或灵媒，来自1951年的电影《灵媒》，改编自吉安·卡洛·梅诺蒂的歌剧。现代大多数的灵媒可能都是女性，至今普遍的观念仍然认为，女性比男性对非理性有着更好的接受度。
一个男性的阿尼玛角色在个体中的表现，是被自己母亲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如果他觉得母亲对自己有消极影响，那他的阿尼玛的情绪就会呈现出暴躁易怒、郁郁寡欢、多疑猜忌、忐忑不安和多愁善感之类的特征（然而，如果他能够克服对自己的这些消极攻击，就可以增强自己的男性气质）。在这样一个男人的心灵中，这个消极的“母亲-阿尼玛”形象将会无休止地重复类似这样的主题：“我一无是处。做什么都没意义！对别人来说可以，但是对我来说……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些“阿尼玛情绪”会带来呆滞麻木的感觉，会引发恐惧感，恐惧疾病，恐惧无能，恐惧意外事故，他的整个生活会呈现出一种哀伤和压抑的色调。这种忧郁的情绪甚至可以诱发自杀，此时，阿尼玛俨然成了死神的召唤。在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电影《俄耳甫斯》(orphée)中，阿尼玛就是扮演的此种角色。
法国人将这样的阿尼玛形象称为蛇蝎美女(femme fatale)。在莫扎特的《魔笛》(magic flute)中，这个阴暗阿尼玛的形象比较温和，化身为“黑夜女王”的形象。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sirens)、德国的罗雷莱(lorelei)形象也是阿尼玛危险一面的化身，象征了毁灭性的幻想。下面这段西伯利亚民间传说讲述的就是毁灭性阿尼玛的行为：
寂寞的猎人看到一个美貌女子从河岸对面的森林深处缓缓走出来，她向猎人舞动自己的纤纤玉臂，轻声吟唱：
喂！来吧！这静谧暮霭中的寂寞猎人！
来吧！来吧！我是如此思念你啊！我思念你！
就是此刻，我要紧紧地拥抱你！拥抱你！
来吧！来吧！我的爱巢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来吧！来吧！我的寂寞猎人，就在此刻，就在这静谧暮霭中！
猎人急忙脱下衣服，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游着游着，对岸的那个美丽女子却变成一只猫头鹰飞走了，还回过头来不住地嘲笑他。猎人这才回过神来，想要游回岸上找自己的衣服，最终却被淹死在了冰冷的河水中。
阿尼玛（就像阴影一样）具有两面，仁慈的和邪恶的（或负面的）。上图，电影《俄耳甫斯》（俄耳甫斯神话的电影版，导演科克托）中的一个场景：女人可以被视为一个致命的阿尼玛形象，因为是她让俄耳甫斯被（黑暗的“冥界”人物）带到了他的末日。
同样邪恶的还有日耳曼神话中的女妖罗雷莱（上图，一幅19世纪的画）——这些水中女妖的歌声引诱男人们走向死亡。
斯拉夫神话中的一个类似的形象：鲁萨尔卡(rusalka)。这些女妖被认为是淹死的女孩们的鬼魂，她们蛊惑那些路过的男人，把他们淹死。
上图是1930年的德国电影《蓝天使》中的四个场景，讲述了一个古板的教授迷恋上一个卡巴莱歌舞女郎的故事。这个女郎显然是一个负面的阿尼玛形象。这个女郎利用自己的魅力让教授难堪，甚至让他在她的卡巴莱表演中变成了一个小丑。
上图是一幅画，撒洛米手持洗礼者约翰的头颅，她将其杀死以证明自己对希律王的统治力。
在这个传说中，阿尼玛象征那一个关于爱、幸福和母性温暖（她的巢）的虚幻之梦，是一个引诱男子脱离现实的梦。男子之所以会被淹死，是因为他追逐的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永远都不会实现。
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呈现出个人人格中这种消极阿尼玛的部分，那就是当他贬低所有东西时所使用的那些刻薄、恶毒和女子气的言辞。这样的一些言辞攻击往往带有对真相拙劣的扭曲，造成一些不易察觉的破坏。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都会有一个“恶毒少女”（在东方人们这样称呼她）的形象存在。她虽是一个美丽的生灵，在身体里面却藏着武器或是秘密的毒药，在和爱人相聚的第一个夜晚，她会用这些东西杀死自己的爱人。在这种神秘的外衣之下，阿尼玛呈现出大自然冷酷无情、神秘可怖的那一面，也正因此，时至今日，在欧洲许多人仍然相信女巫的存在。
另一方面，倘若男性对自己母亲的经验感受是积极的，这也会影响到他阿尼玛的形成。影响的方式典型但多种多样，结果是他要么变得女子气，要么被女人控制，难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阿尼玛会让男人变得多愁善感，或者变得像老姑娘一样神经过敏，或者是像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那样敏感，连在30张床垫下面压着一粒豌豆都能感觉到。这种消极的阿尼玛意象还有一种比较微妙的表现形式。在一些童话故事中，公主会让她的求爱者们回答一连串的难题，或者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藏起来。如果他们回答不出问题，或者被找到了，那他们就得被杀死——而公主总是能赢。阿尼玛以此作为伪装，将男人卷入一场毁灭性的智力游戏之中。在所有的那些神经质的假智力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阿尼玛的这种诡计的威力，这些对话阻碍了他们直接接触现实生活和做出真实的决定。他们过度地反思生活以致无法生活，丧失自己的自发性和流露感受的能力。
这种阿尼玛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情爱幻想。男人们会看色情电影、脱衣舞表演或者对着色情内容浮想联翩，来填补内心的色情幻想。这是阿尼玛原始、狂野的那一面特征，而只有在男性对自己的情感关系没有进行充分培养的时候，即他对生活的情感还处于婴儿般不成熟状态的时候，这些消极的特征才会具有相当的强迫性。
阿尼玛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阴影中看到，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投射出来，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好像一些特定的女性身上才有的特点。正是由于阿尼玛的存在，男子才会对女子一见钟情，产生瞬间遇到了“她”的感觉。这种情况下，男人会觉得自己跟这个女人似乎相识已久，爱她爱得无法自拔，而在外人看来，这完全是疯狂之举。那些具有“仙女般”特征的女性特别容易被这样的阿尼玛所投射，因为男人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东西都加在这样一个模糊又迷人的尤物身上，于是可以继续围绕着她编织各种幻想。
这种阿尼玛投射发生得非常迅速而且激情四射，这样带来的情感纠葛往往会给男人的婚姻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所谓的“三角恋”问题和相应的诸多麻烦。而只有将阿尼玛看作一种内部的力量，才会发现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无意识之所以会将这一困境带到男人面前，是有其神秘意图的。它要男性更多地整合他人格中的无意识部分，并将其带入现实生活中去，以此迫使他成长，让他的自身(own being)更加成熟和圆满。
关于阿尼玛的消极一面，我已经做了颇多的论述。其实她同样具有很多积极、正面的部分。比如说，阿尼玛可以帮助男性找到适合他的婚姻伴侣。还有一种功能至少也是同样重要：每当男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以识别隐藏在自己无意识中的事实时，阿尼玛可以帮他将其发掘出来。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阿尼玛会协调男性的心智与其内在价值观的关系，从而帮助他开拓出通往内在心灵之旅的道路。这就好像是有个内在的“电台”，它被调到了某个特定的波段上，这样就排除了其他不相关的东西，只允许伟大之人的声音被听到。在建立这种内在的接收“电台”的过程中，阿尼玛承担了导师的角色，或者说是原我与内在世界之间的信使。前文中我所描述的那个萨满进行的成人仪式，就是她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一个例子；比阿特丽斯(beatrice)在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所饰演的就是这样一种阿尼玛的角色；在著名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的作者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梦中，古埃及伊西斯女神(isis)出现在他面前，她的出现是为了让阿普列乌斯上升到一种更高、更有灵性的生命形态。
一名45岁的心理治疗师的梦，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阿尼玛这个内在向导的角色。在做这个梦的当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他思考良多。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支撑，这样孤立无援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发现自己会嫉妒那些有团体组织、可以得到母爱般庇护的人（他出身于新教徒家庭，但后来不再有任何宗教信仰）。下面是他的梦：
在一座古老教堂中，周围满是人。我和母亲、妻子一起坐在走廊的尽头，发现我的座位似乎是额外增设的。
我将作为牧师来举行弥撒仪式，我手持着一本大的弥撒经文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本祈祷书或诗集。我对这本书不熟悉，找不到上面合适的内容。我很激动，因为仪式很快就要开始了，而且更麻烦的是，我的母亲和妻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这时音乐声停止了，人们都在等着我。我故作镇定地站起来，问一个跪在我身后的修女，让她把她的弥撒书递给我，指给我要读的内容，乐于助人的她也这样做了。后来，还是那个修女——她像是教堂的司事——先与我走到圣坛前面。圣坛在我左后方的位置，好像我们是从走廊上走过去的。这本弥撒书就像一本图册，像是某种纸板，约90厘米长、30厘米宽，上面尽是一列一列的古画和文字。
首先，在我开始之前，修女要朗诵一段祷告词，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经文中正确的内容。她告诉我是在第15页，但是书上的页码不清晰，我仍然找不到。然而，我下定决心转向了会众。这时，我找到了第15页（纸板上倒数第2页），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懂，但还是要试试。这时我就醒来了。
这个梦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对做梦者那天晚上的思考给出了来自无意识领域的答案。它实际上是在对他说：“你自己要成为你内心教堂的牧师——成为你灵魂的教堂的牧师。”所以，这个梦表明，他确实是有来自组织的支持；他所在的教堂不是外在的教堂，而是存在于他自己心灵中的教堂。
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斯特凡诺·迪·乔瓦尼的一幅画作，描绘了圣安东尼面对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的情景。但她的蝙蝠翅膀说明她实际上是一个魔鬼。她是给圣安东尼的众多诱惑之一，也是致命阿尼玛形象的另一个化身。
法国电影《夏娃》（1962年）的一张英国宣传海报。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蛇蝎美女（由法国女演员让娜·莫罗饰演）的冒险经历。“蛇蝎美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词，用来指那些具有“危险”的女人，她们在与男人的关系中明显带有阿尼玛的负面意象。下面这些内容（摘自这幅海报）是对这部电影主角的描述（这是一种夸张的描述，但可能符合许多阿尼玛的负面人格化特征）：“神秘……诱惑……迷人……放荡……但在她内心深处，燃烧着足以毁灭一个男人的烈焰。”
男人对理智的过分强调可能源于一种负面的阿尼玛——在传说和神话中经常以女性形象呈现出来，她们会要求猜谜语，要求男人回答，要么答出来，要么死亡。上图是一幅19世纪的法国油画，描绘了俄狄浦斯正在回答斯芬克斯之谜的情景。
传统观点中的恶魔般的阿尼玛——一个丑陋女巫的形象，16世纪德国木刻版画《着魔的新郎》。
梦中的人们（这代表了他自己所有的心理特征）都希望他能像牧师一样行事，亲自为自己举行弥撒。但梦中的并不是真正的弥撒，因为梦中的弥撒经书跟现实中的不一样。梦中出现的弥撒好像被当作了一种象征，因此这是一种牺牲的行为，梦者就得以与自己的神性进行连接。当然，这种象征性的解决方式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它只适用于这个梦者。而这是典型的新教徒的解决方式，因为天主教信徒会将自己的真实信仰包含到天主教的教会信仰中，通常会将自己的阿尼玛体验为教会本身，而她的神圣形象对他来说是无意识的象征。
我们的这个梦者没有这种宗教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跟随自己内在的指引。另外，梦也告诉他该如何去做。梦说：“你跟母亲的关系以及你的外倾性（由外倾的妻子象征出来）让你分心，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她们用扯闲话来让你无法专心做好内心的弥撒。然而，如果你追随那名修女（内倾的阿尼玛），她会既作为侍从又作为牧师，给你以指引。她有一本奇怪的弥撒经书，上面有16幅古画(4×4)。你对宗教阿尼玛呈现出来的心灵意象的沉思，构成了你自己的弥撒之书。”也就是说，如果做梦者克服了由母亲情结带来的内心不安，他会发现，他的人生挑战具有一种宗教服务属性和特点。另外，如果能对自己灵魂深处的象征意象进行深入思考，也将触发他的领悟。
1953年的日本电影《雨月物语》，讲的是一名男子受到了一个美艳女鬼的迷惑（见上图）——阿尼玛意象被投射到一个“仙女般的”女人身上，这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幻想关系。
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中描述了一个被阿尼玛投射而引起的“疯狂的爱情”故事：“她情绪十分多变，时而神秘，时而快乐，时而健谈，时而沉默，时而热情，时而高傲。她知道如何唤起他心中的万千欲望、本能和美好回忆。她是所有小说中最受人喜爱的那种人物，是所有戏剧中的女主角，是所有他读过诗歌中的美丽的‘她’。在她的肩膀上，他发现了贵妃出浴般的‘琥珀色光芒’。她有着骑士时代女性的纤纤细腰，也有巴塞罗那美女那样的洁白肤色。她永远是一位美丽的天使。”上图，1949年电影版剧照，艾玛·包法利和她的丈夫（左）与情人（右）。
男人将阿尼玛投射到女人和其他一些事物上面。比如，船总是被称为“她”。上图，在英国老式快艇“卡蒂·萨克”号船头的女性雕塑。一艘船的船长象征着“她”的丈夫，也就是说，如果“她”沉没了，他（按照传统）就必须和船一起沉没。
汽车是另一种经常被女性化的物品，也就是说，它可以成为许多男性内心阿尼玛投射的焦点。和船一样，汽车也被称为“她”，它们的主人就像对待自己喜欢的情人一样爱抚和宠爱它们（上图）。
这个梦中，阿尼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自我和原我之间沟通往来的信使。书中图画的4×4排列意象，说明这场内在弥撒是在庆祝完整的实现。如荣格所说，心灵的核心（原我）通常以4的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数字4也跟阿尼玛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荣格认为，阿尼玛的发展过程有4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夏娃(eve)，这呈现的完全是本能和生物属性层面的关联。第二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在《浮士德》中的海伦身上看到，她是浪漫和美学的化身，但仍旧有性欲的元素在其中。第三个发展阶段，代表形象则比如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将爱欲(eros)升华到了精神奉献的高度。第四个阶段，便是萨皮安提亚(sapientia)，她是超越了至圣和至纯的智慧的化身，这类阿尼玛的一个例子即《圣经·雅歌》中提到的书拉密新娘(shulamite)（在当代男性的心灵发展中，最后一个智慧女神的阶段鲜有人能触及，最接近的人物形象可能是蒙娜丽莎了）。
在本章节部分，我仅仅指出“四位一体”的概念会频繁出现在不同类型的象征内容中。关于其核心内涵，在下文中我会做详细的论述。
然而，阿尼玛作为个体内在世界的向导，这在实践层面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男人能够真正认认真真地对待阿尼玛所传递出来的感受、情绪、期望和幻想等内容，并且可以通过诸如绘画、雕塑、音乐创作或跳舞等方式来体验、修复它们的时候，阿尼玛的这种积极的作用就会出现。经过缓慢、耐心的体验，其他更深层的无意识内容会从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并与先前那些内容建立联结。某个幻想被以某种具体的形式修复之后，你就必须在理智和道德两个层面上对它进行检视，并做出一种情感评估。我们必须将其看作绝对真实的，不能带有任何这“只是一个幻想”的怀疑。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潜心致力于此，他的个体化过程会逐渐成为唯一现实，并能够以其真实的形式展开。
阿尼玛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女性（上图，高更的一幅画）；
第二阶段，浪漫化的美女，如这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这位被描绘成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拉的少女。
第二阶段的形象经典地体现在特洛伊的海伦（上图，与帕里斯在一起）身上。
上图中，阿尼玛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被拟人化为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凡·艾克的一幅画），她长袍上的红色是情感（或情欲）的象征色，但在此阶段，情欲已经精神化了。
上面两幅图分别是第四阶段的两个例子：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和蒙娜丽莎。
上图是一幅17世纪的版画，主题是阿尼玛的象征意象，作为现实世界（猴子，可能代表人类的原始本能）和另一个世界（上帝之手，从云端伸出）之间的调解者出现。这样的阿尼玛形象还有很多，比如，《启示录》中的女人形象，她也是戴着一顶由12颗星星组成的王冠；古代的月亮女神；《旧约》中的智慧女神（阿尼玛的第四阶段）；古埃及女神伊西斯（她也有着飘逸的头发，子宫位置有半个月亮，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伸到水里）。
威廉·布莱克的画作，阿尼玛作为调解者（或向导）出现：它描绘了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个场景，比阿特丽斯带领但丁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曲折蜿蜒的山路上。
早期一部改编自h.赖德·哈格德小说《她》的电影的剧照，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带领探险者们穿越群山。
在文学作品中有诸多人物形象，体现了阿尼玛作为内在世界的向导或信使的角色。比如，弗朗西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h.赖德·哈格德(h.rider haggard)的《她》(she)，又或者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在一篇中世纪神秘诗歌中，一个阿尼玛人物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特点：
我是田野中的花朵，我是山谷中的百合。我是纯洁的爱情之母，我是恐惧之母、知识之母，也是神圣的希望之母……我是世间万物的调和者，让它们彼此之间和谐共处。我可以将温暖的东西变冷，也可以让寒冷变得温暖；我可以将干枯变得湿润，也可以让潮湿变得干爽；我可以将坚硬变得柔软……我是祭司秉持的律法，我是先知口中的预言，我是圣哲心中的智慧。我手握所有生灵的生杀大权，谁也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
中世纪时期，在宗教、诗歌等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明显为人感知到的精神上的分化，无意识的幻想世界也比以前更加清晰。在当时流行着对女士如骑士般狂热的崇拜，这意味着那个时代的男性在尝试区分自己男性本质中女性的那一面，该本质关系到外在现实的女性，也关系到自己的内在世界。
骑士宣誓对一位女士效忠，包括对她施以拯救、保护等一系列英勇行为，这个女士显然是他自己内心中阿尼玛的化身。在沃尔弗拉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版本的神话故事中，那位圣杯持有者就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爱的向导”(conduir-amour)。起初，她教英雄要将他对女性的感情和行为区分开来。然而，后来当她身上崇高的品质与圣母马利亚融为一体时，这种与阿尼玛发展关系的私人与个体化的尝试便被抛弃了，因为此时的圣母马利亚是无私的爱与赞美的对象。像圣母马利亚这样的阿尼玛被看作完全积极的形象，阿尼玛消极的特征便呈现在了对女巫的信仰当中。
在中国，跟圣母马利亚对应的形象是观音菩萨，还有一个更加大众化的阿尼玛意象，那就是月宫的嫦娥仙女。嫦娥赋予自己的信徒以作诗和谱曲的才能，甚至能长生不老。在印度，象征着这一阿尼玛原型的是原初之母沙克蒂(shakti)、雪山神女帕尔瓦蒂(parvati)以及女爱神拉蒂(rati)等类似的意象。在穆斯林中，阿尼玛的主要意象是圣女法蒂玛(fatima)，她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
将阿尼玛作为正式宗教人物一样来崇拜，这样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会使她丧失自己的个人化特征。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她看作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那也会造成危险：如果她被投射到外部世界，那就只有在外部世界中才能找到她。在这后一种情况下，阿尼玛可能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因为男性要么就沉溺于自己的情欲幻想中无法自拔，要么会难以自制地依附于某位现实世界中的女性。
这个时候，只有下定痛苦的决心（实质上并不难）来慎重地对待情感和幻想，才能防止内心个体化的进程停滞不前。因为只有这样，男性才能发现这些作为内在现实的意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阿尼玛重新回到了她原来的样子，即“内在的女性”，传递着来自原我的重要启示。
关于4与阿尼玛的关联的主题，在瑞士艺术家彼得·比克豪斯的一幅画作中有所呈现（上图）。画中的四眼阿尼玛是一个吞噬性的、可怕的形象。这4只眼睛有一个象征意义，类似于在前面引用的梦中提到的那本16页的图画书，意味着阿尼玛包含着实现完整的可能。
上图这幅画是现代艺术家斯拉夫科的作品，其中，原我与阿尼玛是分离的，但仍然与本性融合在一起。这幅画可以称为“灵魂世界的景观”。画中的左侧坐着一个皮肤黝黑、全身赤裸的女性，即阿尼玛。右边是一只熊，即动物的心灵或原始本能。在阿尼玛旁边是两棵树，象征着在个体化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的双方。在背景中，我们一开始会先看到冰川，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也是一张脸。这张脸即原我（生命之流从这里流出），它有4只眼睛，看起来像动物，因为它是来自本能天性。（因此，这幅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无意识的象征可能会不经意间出现在一个幻想的情景当中。）
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宫廷爱情”的观念受到了对圣母马利亚崇拜的影响：骑士们会认为，他们所追求的女士跟圣母一样纯洁无瑕（上图的洋娃娃模样雕像就是典型的中世纪风格，公元1400年）。
在一块公元15世纪的盾牌上，一名骑士正对他的女士单膝跪地，此刻死神就站在其身后。这种理想化的女性观也造成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观念，即信奉女巫。
当阿尼玛被投射到一个“官方”的化身上时，她可能会分化成双重面相，就像马利亚和女巫。上图呈现的就是另一个对立二元面相的例子（来自一份15世纪的手稿）：基督教会（右侧，呈现为圣母马利亚）和犹太教会（左侧，呈现为有罪的夏娃）的人格化呈现。
阿尼姆斯：内在的男性 the animus: the man within
阿尼姆斯是女性内心无意识部分的男性化身，跟男性内心的阿尼玛一样，同时具有好和坏两面。但是，阿尼姆斯通常不会以情欲的幻想或感受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更倾向于表现成一种隐匿的“神圣”信念。当女人使用豪放、坚定的男性化的声音来宣扬内心的这种信念，或者野蛮地将其强加在别人身上时，就很容易看到隐藏在一个女人身上的那些潜在的男性气质了。然而，即便是外表上看来非常女性化的女子，其内心的阿尼姆斯仍然可以是坚毅、冷酷的力量。一个人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女人竟然是固执、冷漠、完全无法接近的。
阿尼姆斯最喜欢反复出现在女人脑海中的一个主题便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渴望的就是爱，但他就是不爱我”，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只可能有两种结果，但都不好”（阿尼姆斯从来不相信例外）。阿尼姆斯的观点是难以被反驳的，因为它在一般意义上通常都是正确的，但它很少适用于个体的具体情况。它更像一些有道理但是于事无补的想法。
男性内心的阿尼玛的特点主要受到母亲的影响，类似地，阿尼姆斯主要受到女性自己父亲的影响。父亲赋予女儿的阿尼姆斯，其中的信念带有完全不容置疑、绝对“真实”的色彩，而将女儿那个真实的女性的自己排除在外。
这就是为什么跟阿尼玛一样，阿尼姆斯有时会是死神的召唤。比如，有一则吉卜赛童话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孤寂的女子接待了一个陌生男子，他长相十分俊美。女子不能自拔，尽管她的梦曾经警示说他可能是死神的化身。他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女子逼迫男子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起初男子拒绝了，理由是如果他说出来，女子会死掉。但女子坚决要知道真相，男子就突然间告诉女子说他自己就是死神，那女子就这样被吓死了。
圣女贞德（由英格丽·褒曼在1948年的同名电影中饰演），她的阿尼姆斯——女性心灵中的男性一面——以“神圣信念”的形式存在。
两种负面的阿尼姆斯意象：上图是一幅16世纪的画作，描绘了一个与死神共舞的女子；
上图是冥王哈迪斯与珀尔塞福涅，后者是被前者架到冥界的（来自1500年的一份手稿）。
从神话的角度来看，那个陌生的美少年可能象征一个父亲或神的意象，在故事中他是以死神的形象出现的，故事就像冥王哈迪斯(hades)诱拐珀尔塞福涅一样。但是从心理的角度，他代表了某种特殊形式的阿尼姆斯，即引诱女性远离现实中所有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和男性的连接。他代表了一种梦幻的蚕茧，其中充斥着世间万物“应该如何”的愿望和判断，将女性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分隔开来。
消极的阿尼姆斯并不只会以死神的形象出现。在神话故事和童话中，他还会以强盗和凶犯的形象出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蓝胡子(bluebeard)的故事，在一间隐秘小屋里，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每个娶回来做妻子的女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阿尼姆斯象征着那些半意识化、冷酷、毁灭性想法，悄悄地侵入女性头脑中，侵扰她们，尤其是当女性没能意识到某些情感上的义务时。于是，她们就开始算计如何争夺家产之类的事情，变得满腹心机，到处使用恶毒的阴谋诡计，甚至想要置别人于死地。“当我们中的一人死去后，我要搬去里维埃拉(riviera)。”一个女人看到美丽的地中海海岸美景时，对她的丈夫这样说道。这个想法被她说得有理有据，就好像没什么恶意一样！
希斯克利夫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中的反面男主人公，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负面、恶魔般的阿尼姆斯形象，这可能是艾米莉·勃朗特自己心中阿尼姆斯的一种表现。在左边的这个镜头中，希斯克利夫（在1939年的电影中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面对着艾米莉（她哥哥所画的一幅肖像），背景呈现的是如今呼啸山庄的景象。
两个关于阿尼姆斯意象的例子。上图是19世纪法国艺术家居斯塔夫·多雷为蓝胡子的民间传说绘制的插图。图中，蓝胡子正警告他的妻子不要打开那扇门（当然，她还是打开了门，并发现了蓝胡子前妻们的尸体。她被抓住了，然后也成了蓝胡子前妻中的一个）。
上图是一幅19世纪的油画，描绘的是强盗克劳德·杜瓦尔，他拦路抢劫了一名女旅客，但又把她的财物还给了她，条件是她得和他在路边跳舞。
阿尼姆斯通常会化身为一群男子的形象。负面的集体阿尼姆斯意象可能会像是一伙危险的罪犯，如沉船肇事者（一幅18世纪的意大利油画）。他们用灯光引诱船只触礁，杀害幸存者，然后将船只洗劫一空。
带着心中那些隐秘、毁灭性的态度，妻子可能让自己的丈夫生病、遭遇意外甚至丧生，一个母亲也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发生类似的事。或者母亲会决定不让孩子成婚，这是一种极为隐秘的邪恶，很少能够浮现到母亲的意识心理层面。有一次，一个天真无邪的老妇人给我看她儿子的照片，他27岁那年不幸溺水身亡。她跟我说：“其实这样也挺好，总比把他交给另外一个女人强。”
莫名的被动，对所有情感的麻木，引起空虚的不安全感……所有这一切，在很多时候都可能由无意识阿尼姆斯所带来。在女性的心灵深处，阿尼姆斯在低语：“你没希望了！尝试有什么用呢？做什么都没意义了！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不幸的是，每当任何一种类似这样的无意识的化身占有我们头脑的时候，我们自身好像真的有了这样的观念和情感。意识自我完全认同了它们，无法将自身与它们分离开，无法看清其本来面目。个体就会被源自无意识的象征人物“附体”。只有当这种占有解除之后，我们才惊恐地发现，自己所言所行跟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和感受截然相反——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陌生心理因素的牺牲品。
在女性的梦境中，负面集体阿尼姆斯形象常常会化身为一伙浪漫但带来危险的亡命徒。上图是一群凶恶的强盗，图片取自1953年巴西电影《土匪》，讲了一个喜欢冒险的女教师爱上了土匪首领的故事。
上图是富塞利为莎士比亚名著《仲夏夜之梦》所画的一幅插画。仙后（被施了魔法后）爱上了一个（同样因为被施了魔法）脑袋变成驴脑袋的农夫。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好的转折，一个女子的爱将一个男子从魔法诅咒中解救了出来。
歌唱家弗朗茨·格拉斯在瓦格纳的歌剧《飞翔的荷兰人》中饰演主角，这部歌剧改编自一个船长的故事，他被迫一直开着一艘幽灵船，直到有一个女子的爱可以打破他身上的诅咒。
在许多神话传说中，女人的情人是神秘的人物形象，绝不允许她看一眼。上图是18世纪晚期的一幅版画，上面刻着来自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例子。少女赛姬被爱神厄洛斯爱上，却不被允许看到他的相貌。但她还是犯戒了，于是厄洛斯离开了她，赛姬在经历了漫长的寻找和苦难之后，才终于重新获得了这份爱情。
类似阿尼玛，阿尼姆斯除了具有消极的特征，诸如凶残无情、鲁莽轻率、夸夸其谈，还有阴险邪恶、顽固不化等，他同样具有十分积极和有价值的部分，他也可以通过其创造性的举动，来架起一座通往原我的桥梁。下面这个梦来自一名45岁的女性，会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有两个蒙面人爬上阳台，并进入房间。他们身穿黑色夜行衣，好像是要折磨我跟妹妹。妹妹躲在床底下，不过他们用扫帚把她弄了出来，折磨她。接下来轮到我了。领头的那个把我推到墙上，在我面前做了一些魔幻般的手势。同时，他的帮凶在墙上画起了素描。当我看到画时，我说（为表示友好）：“哇，画得太棒了！”突然之间，折磨我的人展现出了艺术家的高贵风范，他昂起头自豪地说：“当然好了！”说完便开始擦自己的眼镜。
梦者清楚地知道梦中那两个人施虐的一面。因为现实生活中，她会频繁地幻想自己所爱之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处境，甚至死去，这些挥之不去的念头让她十分焦虑不安。然而，出现在梦中的阿尼姆斯意象是成对的，这意味着这对匪徒象征了具有双重作用的心理元素，其可能跟这些施虐的想法有很大不同。梦者的妹妹，在梦中想要逃走却还是被抓到，遭到了他们的毒打。她现实中的妹妹早在年幼时就去世了。妹妹现实中很有艺术天赋，不过她没能发挥出来。梦揭示了蒙面匪徒实际上是伪装的艺术家，而如果梦者认可了他们的才能（其实是梦者自己的才能），他们就会放弃做坏事的企图。
这个梦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在阵阵焦虑的背后，确实隐藏着真正致命的危险，不过对梦者来说，也许还有一种创造性的可能。跟自己的妹妹一样，她也具有成为画家的才能，但她自己持有怀疑，不确定从事绘画事业会对自己有什么意义。现在，她的梦是在用一种最真诚的方式来告诉她，必须发挥这个才能。如果她照做了，那种具有毁灭力量、折磨她的阿尼姆斯就会转化成为具有创造性、有意义的活动。
就像在这个梦中呈现出的那样，阿尼姆斯通常以一群男人的形象出现。这样一来，无意识传达出一个事实，即阿尼姆斯所象征的是一种集体特征而不是个人元素。由于这种集体意识的影响，女性们习惯性地（当阿尼姆斯借她们之口来表达时）会说“人们”“他们”或者“所有人”，而且她们言辞中会带着“总是”“应该”和“必须”这样的词语。
在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中都有这样的情节，即一位王子被巫婆施了咒语，变成了野兽或怪兽，后来一位少女对这位王子的爱把他救了回来。这个过程象征着无意识阿尼姆斯意识化的过程（亨德森博士在本书第二章中对“美女与野兽”这一重要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通常，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都不能对她那位神秘、未知的爱人或丈夫提任何问题，他们只能在黑暗中会面，或是她根本看不到他的面貌。这就是说，通过盲目的信任和爱情，可以让她拯救自己的心上人。然而总是不能顺利，因为她总是会违背当初的承诺，最终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痛苦求索之后，才与自己的心上人再次相会。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做到有意识地关注阿尼姆斯，而且这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努力。然而，一旦她能够意识到自身阿尼姆斯是谁，他是什么，对自己有什么价值，一旦她可以面对这些现实而不是让自己沦为被占有的傀儡，那么她的阿尼姆斯就会转变为珍贵的内在伴侣，这位伴侣可以赋予其那些男性化的积极特征，诸如主动、勇气、客观的态度和心灵智慧等。
与阿尼玛类似，阿尼姆斯的发展同样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首先以一种纯生理力量的形象出现，如体育运动冠军或是“肌肉男”。在下一阶段，他富有开创精神，并且可以有计划地做事。第三阶段，阿尼姆斯具有了卓越的“言辞”能力，这时他常常看起来像是教授或牧师的形象。在最后的第四阶段，阿尼姆斯成为“意义”的化身。在阿尼姆斯发展的最高阶段，他（类似阿尼玛）化身为宗教体验的信使，赋予生命全新的意义。他赋予女性内心的坚定，给予她们肉眼看不见的内在支撑，以补偿她们外在的柔弱。发展到此最高形态的阿尼姆斯，可以将女性的心灵与其时代的发展相连接，因此也可以让女性比很多男性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早期，很多民族的先知和预言家都是女性。女性身上的积极阿尼姆斯的这种开创性胆识和气魄，常常以思想和看法的形式不断激发人们从事新的事业，开拓新的征程。
女性内心当中的“内在男性”同样也可能引发婚姻问题，就像上文中阿尼玛的那部分一样。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阿尼姆斯（或阿尼玛）对夫妻中一方的占有会不由自主地刺激另一方，以至于他（她）也不甘心被占有，也会想着要占有对方。阿尼姆斯或阿尼玛，总是倾向于把沟通拉到一个很低级的层面，营造出一种难受、焦虑的情感氛围。
如我在上文所述，阿尼姆斯积极、正面的那部分包括进取心、勇气、真诚。在他最高的发展形态，甚至可以达到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通过阿尼姆斯，女性能够经历她们文化和个人层面的客观情况下的深层发展过程，并能够找到她的方法，以获得一种面对生活的强有力的精神态度。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其阿尼姆斯不再发出那些不容置疑的声音了。只有这样，她才能接收到来自无意识的忠告，特别是那些与自身阿尼姆斯观点相冲突的忠告。也只有此时，原我才会向她显现，她也才能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
阿尼姆斯发展过程四个阶段的化身：第一阶段，完全野性的男人——如一个虚构的人物丛林之王泰山（上图，约翰尼·维斯穆勒饰演）；
第二阶段，“风情万种”的浪漫男子——如19世纪英国诗人雪莱（上图），
或“强悍的行动派”——如既是战争英雄又是猎人的海明威（上图）等；
第三阶段，“语言”的表演者——如伟大的政治演说家劳埃德·乔治（上图）；
第四阶段，通往内心真理的智慧导师——经常被投射到圣雄甘地身上（上图）。
上图是一幅印度小型人像画，画中一个印度女孩正深情地看着一个男子的肖像。一个女子爱上了一张照片（或一个电影明星），这是将她自己内心的阿尼姆斯投射到了这个男人身上。
演员鲁道夫·瓦伦蒂诺（上图，1922年的一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一度成为成千上万女子心中阿尼姆斯投射的焦点，甚至在他去世后也是如此。
1926年，在瓦伦蒂诺的葬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影迷送来大量鲜花，表达对他的哀思之情。
原我：完整的象征 the self: the symbol of totality
如果一个人与阿尼玛（或阿尼姆斯）的相关议题经历了长期的纠缠，也谨慎、认真地予以对待，那就超越了对他们部分、片面的认同。此时，无意识会再次改头换面，将会以象征着原我的崭新意象出现，这是心灵内在最核心的部分。在一个女人的梦中，最核心的这部分往往会表现为一个卓越的女性形象，如女巫师、女祭司、大地母亲、自然女神或者爱情女神。在男性的梦中，这部分通常会将自己化身为一位男性导师，或者守护者，如印度的古鲁(guru)，或者智慧老翁和某种自然精灵等。有两则民间故事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人物形象。首先是一则奥地利民间故事：
一位公主因被人施了魔法而昏迷，人也变得邪恶起来。国王命令他的士兵们要彻夜看守好公主的身体。但是受了诅咒的公主，会每天半夜起床杀死守卫自己的士兵。后来，当轮到一名士兵站岗时，他完全绝望了，便逃到了树林里。在树林中，他遇到了一位“老吉他乐师，即上帝本尊的化身”。这个老音乐家告诉他要躲在教堂的一处地方，还教他要怎么做，邪恶的公主才找不到他。在这神圣的帮助下，士兵后来终于成功地拯救了公主，还娶了公主为妻。
很明显，那位上帝本尊的化身“老吉他乐师”在心理层面即是原我的象征意象。在其帮助下，意识的自我免于被毁灭，战胜了阿尼玛极度危险的那一面，甚至还拯救了她。
如我前文所述，原我在女人的心灵中以一些女性的形象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在以下这则流传于因纽特人中的故事中找到相应的例子：
一个因情感不顺而感到孤独的女孩遇见了一个坐着铜船旅行的男巫师。他是“月亮精灵”，是他将所有的动物赐给人类，也是他给人类在狩猎时带来好运。于是，女孩被诱骗到了天界。一次，在月亮精灵外出时，女孩无意中走到了月神宫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小不点女人，她穿着“海豹肠膜”做成的衣服，那个女人警告这个女孩要小心月亮精灵，因为他打算要杀害她（看来他好像是专门残害女性的蓝胡子那样的恶人）。那个小不点女人用衣服编织成了一条长长的绳索，在新月之时，女孩就可以顺着这条绳索返回地球上去，因为每当新月之时，那个女人就可以削弱月亮精灵的一些法力。女孩爬了下来，但是返回地球之后，她并没有按照那个小不点女人交代的那样快速地睁开眼睛。就因为这样，女孩变成了一只蜘蛛，永远也无法成为人类了。
我们前文中已经说过了，第一则故事中的神圣乐师代表了“智慧老翁”的形象，是原我的一种典型象征意象。他很像中世纪传奇小说中的巫师梅林(merlin)或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故事中那个穿着“古怪肠衣”的小不点女人也是类似的人物形象，她象征着女性心中的原我。老乐师挽救了故事中的男子，让他免于遭受阿尼玛的毁灭；小不点女人也保护女孩逃离了因纽特版“蓝胡子”的魔爪（其阿尼姆斯以月亮精灵的形象呈现出来）。然而，后一个故事进展不那么顺利，这个我后面会再讨论。
原我，作为整个心灵的内在核心，经常在梦中以出众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对女性来说，原我会以智慧和强大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就像古希腊的圣母女神得墨忒尔。上图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幅浮雕画，得墨忒尔与自己的儿子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和女儿科莱(kore)在一起。
许多神话故事中的“神仙教母”人物也都是女性原我在象征层面的化身，如灰姑娘的教母，见上图，居斯塔夫·多雷的一幅插画。
上图是一幅关于安徒生童话的插图，一位乐于助人的老妇人（也是一位神仙教母）救了一个女孩。
在男性的梦中，原我常常以“智慧老人”的形象出现。上图是《亚瑟王传奇》中的魔法师梅林（来自一份14世纪的英国手稿）。
上图画的是一位古鲁（智者），18世纪印度的一幅画。
上图，像这样一位长着翅膀的老人出现在荣格博士自己的一个梦中，也有着重要的含义，根据荣格博士的说法，他代表着“卓越的洞察力”。
原我通常出现在梦者经历人生转折的一些关键时期，即其基本观念和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的转折点上。这种改变本身经常会以渡水行为作为象征。上图是托马斯·萨利画于19世纪的油画《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波士顿美术馆提供），描绘了穿越河流的举动，其伴随着一个历史剧变：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越过了特拉华河。
上图是另一个跟渡水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1944年6月6日，“二战”时期的盟军部队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开启作战行动。
原我并不总是化身成超凡老人的形象。上图是彼得·比克豪斯的一幅画（描绘了一个梦境），其中的原我就以一位非凡少年的形象出现。当艺术家在画这幅作品时，另外的一些联想和观念从他的无意识中涌出。在少年身后圆圆的像太阳一样的物体是整体的象征，男孩的4条胳膊让人想到代表心理完整性的数字“4”的一些其他象征。在男孩的手面前的虚空处盘旋着一枝花，好像只需他轻抬起手，神奇的花就会出现一样。他本人是黑色的，因为他来自夜间（无意识）。
不过，原我也并不总是以智慧老翁或智慧老妪的形象出现。这些彼此冲突的人格化形象，说明一些内容超越了时间本身，他们既可以年轻也可以古老。在一个中年男子的梦中，他的原我以一个少年的形象出现：
一个少年骑着马，他从大街上径直来到了花园里。跟现实中一样，那里没有灌木丛，也没有篱笆或栅栏挡着，花园敞开着门。我不太清楚他是有意过来的，还是他的马没有听他的话驮着他进来的。我站立在通往工作间的路上，愉快地看着来者。少年看着自己那匹骏马的目光，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匹矮小但是凶猛、强壮的马，它是力量的象征（像一头野猪），有着银灰色的浓密毛发。那少年骑马从我身边经过，走到工作间和房子之间。他从马上跳下来，将马小心翼翼地牵着走，这样就不会踩在长满了美丽的红色和橙色郁金香的花坛上了。这座花坛是我妻子最近新打理的（也是在梦中发生的事）。
梦中的少年代表了原我。它的出现使生命得以复苏，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力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方向呈现在人们面前。万物欣欣向荣，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如果一个男性敢于听从来自自己无意识的启迪，那他将会得到这种生命活力。这样一来，之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会突然之间变得多姿多彩，生活中会充满无穷无尽的内心探险，充满各种全新的可能。在女性的心中，同样朝气蓬勃的原我象征意象，可以呈现为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孩的形象。比如下面这个梦，报告者是一位年近五旬的女士：
我站在教堂前面，正在清洗着路面。后来，我在街道上飞奔，这时，高中生们放学了。我来到了一条小河旁，水是死水。河上面架着一块木板，或者树干之类的东西。就在我准备沿着那木板过河的时候，一个调皮的学生在木板上跳来跳去，弄得木板开裂了，这让我差点就掉进水里。“你个白痴！”我大吼道。在河对岸有三个小女孩正在玩耍，其中一个小女孩伸出手像是要帮我一把。我本来还觉得她那弱小的手臂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我一抓住她，她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我拉上了对面的河岸。
梦者有宗教信仰，但是从这个梦来看，她无法再皈依教会（基督教新教）了。事实上，虽然她已经竭尽全力来扫清通往教会的道路，但是她好像已经失去了加入它的可能。在这个梦中，她需要穿过一潭死水，这表明她生命的洪流因为未能解决的信仰上的问题被阻滞了（跨越河流通常象征着一种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关于梦中的那个学生，梦者本人将他理解为代表了自己之前的一种想法——她本来想着可以通过读高中来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很显然这个梦对原本的打算不以为然。当她勇敢地独自穿过河流时，那个小女孩对她施以了援手。小女孩是她原我的化身，外表看起来弱小，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如今许多人会在自己的梦中把原我具象化成著名的公众人物。荣格派分析师发现，在男性的梦中，艾伯特·史怀哲博士（上图）
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上图）就经常出现；
在女性的梦中，会经常出现埃莉诺·罗斯福（上图）
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上图，非洲一所房子上的画）。
然而，至于人物化身的具体形态，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不过是原我在梦中或幻象中呈现的诸多形态中的一种而已。它可以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年龄，这说明它不仅贯穿我们整个生命历程，可能还远远超越了意识所能及的生命之流。也正是这样，才能让我们获得对时间的体验。
原我并不完全局限于我们对时间的意识体验（我们的时空维度）之中，所以它同时亦是无处不在的。另外，它所呈现出的形态往往会带有其独特又无处不在的特点，也就是说，原我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庞大的、象征性的人物，其拥抱并囊括了整个宇宙。当此意象出现在一个人的梦中时，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有希望创造性地解决其遇到的困境，因为为了应对困难，那个至关重要的心灵核心此时已经被激活了（整个生命被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这一“宇宙人”(cosmic man)的形象会在很多神话传说和宗教的教义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他会被描绘成乐善好施、积极正面的人物。他会呈现为《圣经》中的亚当、波斯神话中的迦约玛特(gayomart)或者是古印度文明中的“神我”普鲁沙(purusha)之类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甚至可能会是制定世界万物运行规律的始祖之人。例如，古代中国人就认为，在混沌未开、天地未分之前，有一位叫盘古的巨大天神，是他开创了天和地的形态。他流泪，泪水汇聚，化作黄河与长江；他呼吸，风应运而生；他言语，雷声大作；他举目四望，霹雳四起；他心情舒畅，则晴空万里；他内心不悦，则阴云密布。盘古死后，身体随即四分五裂，华夏大地的五岳山川因此成形。盘古的头部化作东岳泰山，身体化作中岳嵩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脚化作西岳华山。他的双目化为日月。
我们已经看到，跟个体化过程有关的象征结构，倾向于表现出基于数字“4”的主题，如意识具有4种功能，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有4个发展阶段。在盘古这个巨神的例子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特点。只有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其他的数字组合才会出现在心理内容中。源自心灵核心的那些自然本真、未经扭曲的意象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也就是说，会呈现出4个维度或者是4、8、16等这样的数字序列中衍生出来的其他结构。16这个数字就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由4个4组成的。
在西方世界的文明中，类似的这种宇宙万物始祖的形象在《圣经》中的世间第一人亚当身上体现出来。有一个犹太传说是，上帝创造亚当用的是分别取自世界4个角落的红、黑、白、黄四色泥土。这样一来，亚当可以“横贯世界的两端”。他俯下身子时，可以头靠着东方，同时脚踏着西方。根据另一个犹太传说，最初亚当就包含了整个人类的所有部分，其中包含着所有那些将要来到人世间的灵魂。因此，亚当的灵魂“宛如由无数股丝线凝聚成的灯芯”。这一象征超越了所有个体，清楚表现出所有人类完全一体的概念。
在古波斯，同样被奉为人类始祖的人物叫迦约玛特。他被描述成一位闪耀着光芒的巨人。他死去之时，各种各样的金属从他的身体中涌出，从他的灵魂中涌出的是金子。他的精液洒落在大地上，变成了人类最早的一对夫妻，是两株大黄灌木的形状。令人惊叹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的形象竟然也是全身披满树叶的植物。或许是人们觉得始祖人物都应该是自然生长的生命体，他们不需要有任何动物的本能或自我意志。在生活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人中，至今还有人将亚当奉为整个人类的“至高无上的灵魂”或是“神秘守护神”。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生自椰枣树，这同样也是跟植物有关的。
创世天神的人物形象气势宏大、包罗万象，是宇宙万物的化身，也是神话和梦境中原我普遍的一种表现形式。上图是《利维坦》一书的扉页，作者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的天神人物是由所有“联邦”人民组成的，这是霍布斯理想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中央政权（或曰“君主”，因此利维坦有王冠、剑和权杖）。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盘古。他身上穿着树叶，这表示“宇宙人”（或称“原人”）就像植物一样长在自然界。
取自一幅18世纪印度彩绘插画，上面是最高神——宇宙狮子女神手持着太阳（其所骑的狮子神兽由许多人和动物组合而成）。
上图是一幅罗德西亚的岩石画，描绘了一则创世神话：“原人”（月球）与晨星和昏星交配，万物由此而生。“宇宙人”经常会以类似亚当这样的最初人类的形象出现，耶稣基督同样也被认为是原我的化身。
一幅15世纪德国艺术家格鲁内瓦尔德的画作，表现基督的形象以及所有“宇宙人”的威严。
在东方以及西方信仰诺斯替教义的人群中，人们很快意识到“宇宙人”更像是一种内在心灵意象，而不是真实的外在现实。比如，在印度的传统教义中，他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之中的，也是唯一万古永存的部分。通过引导个体来经历、走出磨难，回归到本原的永恒世界，这种内在的伟大之人让个体得以救赎；但只有当个体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存在，愿意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并准备接受他的指引时，才会得到他的启迪。在古印度象征性的神话中，这一意象被称作“普鲁沙”，或者叫“神我”，就是“人”的意思。他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同时也充满了整个宇宙。
从众多神话故事中的例证来看，这一创始神或者始祖人，既是生命的开端，亦是所有生命、世间万物的终极目标。中世纪欧洲哲学大师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说过：“一切粮食的本质都是麦子，一切宝藏的本质都是黄金，一切世代的本质都是人。”如果我们从心理角度来看，肯定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个体的整个心灵内在现实，最终会朝向原我的原型象征。
实际上，这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永远不可能由那些关于本能或目的机械论的孤立的词语来圆满地解释清楚，比如“饿”“权力”“性”“生存”“物种延续”等。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吃喝之类，而是要真正地成为人。在这些本能驱力之上的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现实，它旨在呈现一种只能借由象征才能表现出来的、鲜活的奥秘。无意识往往会选择那些强有力的“宇宙人”的形象将其表现出来。
在西方世界，这种创世神很大程度上被认同为耶稣基督，在东方文明中则是奎师那(krishna)和佛陀的意象。在旧约《圣经》中，类似的象征性人物以“太阳之子”的形象出现；在后来的犹太神话中，这一形象叫原人亚当(adam kadmon)；在古典时期后期的一些宗教运动中，人们直接将其称为anthropos（来自希腊语，指“人类”）。跟所有象征一样，这一意象指向一种永远未知的秘密——终究无法得知的人类存在的意义。
正如我们在一些传统文化上所注意到的那样，“宇宙人”是创造的目的，但这一成就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可能的外部事件。比如印度教文明认为，这个外在世界将来并不会化作原初的“伟大之人”，而自我指向外部世界的外倾倾向则可能消失，以此来为“宇宙人”的到来奠定基础。当自我得以融入原我之中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当与内心的“伟大之人”相遇时，意识自我的曲折表象之流（从一个想法到另一个想法）以及蜿蜒的欲望之流（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便会沉积下来。的确，我们要记住，外部现实只存在于我们所感知到的意识范围之内，我们是无法证明它“自在与自明”的。
来自各种文明和不同时代的例子充分说明，这一“伟大之人”的象征是普遍存在的。他的形象已经化作我们人生基本奥秘的目标或表达，以此存在于人们心灵之中。由于这一象征代表着完整和整体，所以一般都会被看作两性兼具（雌雄同体）。这样一来，“伟大之人”的象征便将“男与女”这一对最为重要的心理对立面联合在一起了。这一联合意象在梦境中经常以一对神圣、高贵或者是知名的夫妻的意象出现。下面这个梦来自一个47岁的中年男子，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了原我的这部分特征：
我站在一个台子上，看到下面有一只漂亮的黑色大母熊，她皮毛粗糙但是梳理得干净整齐。她用自己的后腿站立在一块石板上，正在打磨一块扁平的黑色椭圆形石头，石头变得越来越亮。在不远处，一头母狮和她的幼崽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她们正在打磨一些更大也更圆的石头。过了一会儿，母熊突然变成了一个赤裸身体的胖女人，黑色的头发，有着炯炯发光的眼神。我朝她做出挑逗的动作，突然间她朝我这边过来，要抓住我。我被吓到了，赶忙回到原来我待的台子上面。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周围是一群女人，她们一半是原始人，有着乌黑浓密的头发（她们像是动物变来的）；另一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跟我是同一国籍），有着金色或棕色的头发。那些原始女人用一种悲凉的高音唱诵着一首哀歌。此时，一辆高大华丽的马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一位年轻男子，头戴金色皇冠，上面镶满闪闪发光的红宝石，简直是一幅美妙绝伦的画面。在男子身边坐着一位金发少妇，可能是他的太太，没有戴皇冠。这对夫妻好像是前面那头母狮和她的幼崽变成的，他们属于原始人的那一群。此时，所有的女人（原始女人和其他女人）齐声合唱一首庄严的歌曲。那辆皇家马车朝着地平线缓缓驶去。
在这里，梦者内在的心灵核心在他对皇室夫妻的短暂一瞥中显现出来。而且这是来自他自己的动物本性和无意识的原始层面。最初的那个母熊的意象可能是一种母亲女神的象征，比如在古希腊神话中，阿耳特弥斯(artemis)就是母熊的意象。她在打磨的那块黑色卵石，可能象征着梦者的最内在的生命，即真实的人格部分。打磨、抛光石头是很出名的一种古老的活动。在欧洲，人们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圣石”，这些石头被包裹在树皮里，放在洞窟中，也许是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将其视作蕴藏着神力的容器才被保存起来。时至今日，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居民中仍然有人相信，他们那些逝去的祖先会化作善念与神力永远留在石头中，所以打磨这些石头，就会给自己带来力量（就像是给他们充电一样），而且这对生者和逝者都有好处。
“天神夫妇”的例子（象征心灵整体和原我）：上图，一座公元3世纪的印度雕塑，雌雄同体的西瓦和帕瓦蒂；
上图是印度教的奎师那神和罗陀神在树林中的情景。
荣格博士为我们展示了上图中的希腊头像雕塑，它有着微妙的双面相（即雌雄同体）。在一封写给雕塑主人的书信中，荣格补充说，这个头像“就像他的同类阿多尼斯、塔姆兹还有……巴尔德尔，兼具两种性别的优雅和魅力”。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梦者，一直拒绝跟一个女子进入婚姻之中。他害怕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所挟持，这一恐惧在梦中让他从熊/女人那里逃开，逃到旁观者的台子上，在上面他可以被动地观察情况，而不被牵扯进去。从那块正在被熊打磨的石头来看，无意识想要告诉他，他应该让自己接触到生活中的这一部分了。只有通过婚姻生活中的摩擦，他的内在生命才能得以被塑造，并绽放光彩。
石头被打磨光滑，就可以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那头熊就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这意味着，人只有接纳现实中的真实关系，经历磨砺，灵魂才能转化为一面镜子，神圣的力量才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然而梦者却跑到了一个高处，就像是遁入各种反思一样，借此他可以避免生活中的各种需求。此时这个梦告诉他，如果他继续逃避生活中的种种需求，他灵魂中的一部分（阿尼玛）将始终停留在未分化的状态中。在梦中，这种状态就是那群难以形容的女人，她们分裂成一半原始人和一半文明人的样子。
在瑞士的伯尔尼（berne，意即bear，“熊”）发现的一座前罗马时期的凯尔特熊女神阿蒂奥雕像。她可能是一个大母神的原型，类似上文所引用的梦中的母熊，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梦的象征意象。
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他们的“圣石”，他们相信里面存有逝者的灵魂。
摘自一份17世纪的炼金术书稿，在象征层面化身为一对狮子的天神夫妇。
在梦中，镜子可以象征潜意识的力量，可以客观地“反映”个人——让他以之前从未有过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而且，只有通过无意识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视角（而这往往会冲击和颠覆意识观念）——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妖女美杜莎，她的目光可以将人变成石头，所以人们只能通过镜子看她。上图，一块盾牌上反射出来的美杜莎（17世纪艺术家卡拉瓦乔的一幅画）。
出现在梦中的那头母狮子和幼崽，她们在打磨着圆形石头（圆形石头象征着原我），因此她们象征着那些迈向个体化的神秘驱动力。狮子还有那对皇室夫妻，他们本身即是整体性的象征。在中世纪的象征体系中，象征着人的完整的典型意象“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就经常以一对狮子或者是骑着狮子的一对夫妻的形象呈现。这在象征层面道出了一个事实：那些趋向个体化的动力往往会以改头换面的形态出现，隐藏于我们对他人所产生的强烈爱慕情感之中。事实上，强烈的激情已然超越了爱情的一般范围，其最终目的是要营造融为一体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猛烈地坠入爱河时，他会觉得人生之中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就是和另一个人成为一体。
在这个梦中，只要整体形象呈现出一对狮子的形态，那它就仍然蕴含在一种强大的激情当中。然而，当那一对狮子变幻成了国王和王后，个体化的强烈驱动力也就达到了意识可及的层面，现在它就可以被意识自我转化为生活中的现实目标。
在狮子转化为人类之前，只有原始女人在歌唱，而且是凄婉悲凉地吟唱。也就是说，梦者的感受仍旧停留在原始、伤感的层面。后来，为了向那对化作人形的狮子表达恭敬之意，两群不同的女人齐声合唱一首赞歌。她们共同对内在感受的表达，这说明内在本能的分裂已经转化成了内在的和谐。
另外，在另一位女士所谓“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报告中，出现了原我的另一种具体意象。（主动想象指的是通过想象来进行冥想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可以自主地接触到无意识部分，并与心理内容建立意识连接。主动想象技术是荣格的重要发现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动想象技术类似于佛教禅宗参禅、密宗瑜伽之类的东方式冥想方式，又跟西方耶稣会教徒的宗教方式有些类似，然而与它们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冥想者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意识目的或规划的状态之中。这样一来，冥想就成了个体一种自由、放任的孤立体验，这就跟在指导下控制无意识的做法截然相反了。在此我并不会详细论述主动想象技术，读者们会在荣格的一篇文章《论超越功能》中找到对其的详细阐述。）在这个女士的冥想中，其原我以一头鹿的意象出现，对意识自我说：“我是你的孩子，同时也是你的母亲。他们称我为‘连接性的动物’。因为我一旦进入人、动物甚至是石头的体内，就可以将他们彼此连接在一起。我是你的命运，是你的‘客观的我’。当我出现时，会挽救你走出生命中的危险之地。我内心中燃烧之火会燃遍整个世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它，他就会变得自大、孤独、迷茫、虚弱无力。”
原我常常会化身为一种动物的意象，这代表了我们的本能特征以及与外在环境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在神话和童话中会出现大量前来帮忙的动物）。原我与周围环境特点以及宇宙的联系，或许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心灵的“核型原子”被编织入了这个世界当中，既包括内部世界也包括外部世界。所有的高级生命形态都被转化成了周围环境的时空连续体中的一部分。譬如说动物，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食物，特殊的家园（洞穴、巢穴）建筑材料，以及它们特定的栖息地。这一切都是他们自身的本能属性与之相转化、相适应的结果。时间节律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只需要想到这样一个现象：大部分食草动物都一定在草长得肥美、旺盛的时候产下它们的幼崽。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位著名的动物学者说的一句话：每一种动物的“内向性”已经深深地触及它周围的环境，将时空“心灵化”(psychifies)了。
通常，原我会呈现为一种乐于助人的动物形象（心灵本能基础的一种象征）。上图是格林童话《金鸟》中的魔法狐狸。
印度猴神哈努曼，在他的心中有两个神。
上图是任丁丁，这只英雄狗曾经在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中非常有名气。
石头会经常作为原我的意象（因为它们是完整的，也可以理解为不变的、永恒的）。如今有许多人喜欢寻找特别美丽的石头，比如在海滩上，见上图。
一些印度教教徒会将石头代代相传，他们相信这些石头具有神奇的魔力，见上图。
“宝石”，比如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的宝石，就是财富和地位的外在标志，见上图。
与此类似，我们的无意识也正在通过一些仍然超出我们正常理解的方式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如与我们的团队、社会，还有更高层面的，如跟时空连续体、跟整个自然协调一致。比如，生活在北美的纳斯卡皮印第安人，他们所信奉的创世神就并不仅仅揭示内在真相，还会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打猎”“什么时候去打猎”这些具体的指导和启示。纳斯卡皮人在吸引野兽时所用的魔音曲调，就是他们在梦中推演出来的。
然而，这种来自无意识领域的特殊的指引并不仅仅给原始人以帮助。荣格发现，梦也能给现代人提供他所需要的指引，指引他在内在和外在生活的问题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梦都跟外在世界和周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比如说像窗前的树、自行车、汽车或在漫步时捡起的一块石头之类的这些事物，它们都可以通过梦境上升到象征的层面，从而变得蕴含着某种意义。如果能够多留心观察梦的世界，那我们所生活的将不再是一个冰冷、客观的，由各种毫无意义的概率事件堆积起来的世界，我们会进入一个自己的世界，那里充满了重要且秘密的有序事件。
无论怎样，梦主要也不是我们适应外在世界之规则的反映。在如今的文明社会中，大多数的梦主要跟朝向原我的那些“正确的”（来自自我的）内在发展倾向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我们当代人所使用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给内心的这种关系带来的影响，跟原始人比起来要大得多。原始人往往可以直接依赖内心的明确指引来生存，而现代人的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过度纠缠于那些完全属于外在的事物之中，导致原我很难将其启迪传递给我们。我们的意识心灵会连续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形态清晰的“真实”外部世界的幻象，这幻象阻碍了许多其他的知觉和感受。不过，我们由于无意识天性的存在，还是得以同我们的心灵环境和物理环境神秘地连接在一起。
前文中我已论述过，原我以石头或宝石等类似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频率是很高的，梦中被母熊还有狮子打磨的石头就是一个例子。在很多梦中，心灵内在的核心，即原我，也会以水晶的形式出现。水晶石在几何空间上有着极为精细的排列，这不禁让我产生了一种直觉：即使在那些所谓的“无生命”的物质当中，可能也会具有某种精神运作规律在起着作用。因此，水晶通常在象征层面代表着两个极端对立面的统一，即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或许是因为水晶或石头带有“本原之物”的特性，所以它们非常适合作为原我的象征。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捡一些颜色或者是形状稍微特异的石头，把它们收集起来，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样做，就好像石头中蕴含着某种鲜活的奥秘，让他们为之着迷。人类自远古时代就开始采集石头，显然他们将一些石头当作生命力的载体，其中蕴含着生命的奥秘。例如，古代日耳曼人坚信，那些逝者的亡魂将会在他们的墓碑中得以永生。所以，将一块石头放置在坟墓之上的风俗可能跟这样一种象征性的观念有关：逝者身上永生的那部分将永续存在，而石头最适合被用来代表这一部分。诚然，人类的心灵完全不同于石头，但是人类心灵的内在深处又以某种奇异又特别的方式与石头存在相似，也许因为石头只不过象征了单纯的存在，在自我意识的情绪、感受、幻想和混沌思绪之外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石头似乎象征着那种最单纯、最深刻的体验，也就是说那些带来永恒和不朽的体验。
我们发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喜欢使用立石碑的方式来缅怀英杰人物或者纪念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许这种行为背后的动力也来源于石头所具有的这种象征层面的意义。雅各(jacob)在他自己曾做过神谕之梦的地方放置了块石头，普通人则把一些特殊的石头放在当地的圣哲或英雄的墓前。他们这些做法呈现出了人类内心动机的原始特点，即想要将那些无法表达的内容通过石头象征性地表达出来。这也就难怪很多宗教都会用石头来象征上帝，或用石头来标记崇拜的圣地。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殿堂，就是位于麦加供奉有黑石的克尔白(ka'aba)方形石造殿堂，那是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梦寐以求想要前去朝拜的圣地。
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耶稣基督被认为是“匠人所弃之石”，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第17节）。还有另一种说法，基督还被人们称作是“精神之石”，是生命之水的源泉（《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中世纪的炼金术士通过一种前科学的方法来探寻物质的奥秘，希望发现隐匿于其中的上帝，或者至少能够发现神在其中活动的迹象，因为他们坚信，这个秘密在世人皆知的传说的“贤者之石”中已经被证明了。然而，有一些炼金术士隐约地发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所要探寻的石头，象征着只有在人的内心之中才能找到的某种东西。一名年迈的阿拉伯炼金术士莫里埃努斯(morienus)曾说过：“这东西（贤者之石）来自你的身上。你自己就是原材料，人们可以从你的心中找到它；更为确切地说，他们（炼金术士）从你的身上提炼出贤者之石。如果你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你内心中便会萌生对贤者之石的爱和赞美。你要知道，这千真万确，你不能有半点怀疑。”
我们可以在卵石堆或山上看到石头的“永恒”特质，上图，加利福尼亚威廉姆森山山脚下的石头。
因此，石头一直被用来作纪念之用，就像美国4位总统的头像被雕刻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悬崖上那样，见上图。
石头也经常被用来作为宗教建筑的标志，如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圣石，见上图，它是城市的中心。
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则被许多人视为世界的中心，正如这幅中世纪的地图所示，见上图。
穆罕默德在为麦加黑石赐福（一份阿拉伯书稿中的一幅插图），以将其融入伊斯兰教，黑石由4个部落首领（分立在地毯的4个角上）抬进克尔白圣殿中。
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每年都会去那里进行朝圣。
另一块有象征意义的石头：苏格兰国王以前加冕所用的“司康石”（或称“命运石”）。后来，13世纪时它被送往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它对苏格兰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950年的圣诞节那天，一伙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从教堂偷走了那块石头，把它运到了苏格兰（1951年4月它又被运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一名游客亲吻爱尔兰传说中著名的“巧言石”。据说，只要亲吻了它，就能获得好的口才。
炼金石（lapis，即贤者之石）象征着那些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毁灭的东西，象征着永恒的事物。一些炼金术士将它比作一个人心灵当中跟上帝有关的那些神秘体验。一般来说，要将遮蔽在炼金石上的心灵杂质煅烧殆尽，需要经历长期、痛苦的磨难过程。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一生中的确会经历至少一次关于原我的深刻内在体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宗教信仰态度，其实就蕴含了探索这种独特的体验并与之保持和谐一致的努力（因为石头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此一来，原我就成了内在伴侣，这需要个体不断地给予关注。
原我最常见、最典型的象征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形态，这引出了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另一领域，那就是“无意识心灵”(unconscious psyche)与“物质”(matter)之间仍旧未知的关系，这也正是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领域努力要解决的谜题。我们可能会发现，“心灵”和“物质”实际上属于同一现象，一种是从“内部”观察，另一种则是从“外部”观察。在探究这一尚未得到清晰界定和详细解释的关系的过程中，荣格博士提出一种新的概念，他称之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这个词的意思是，内在与外在事件之间发生的“有意义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但事件本身并没有因果联系。其中，他特别强调了“有意义”这个词。
当代艺术家汉斯·哈芬里希特(hans haffenrichter)的一幅画，画家模仿了一颗水晶的样式——跟一般的石头类似，都象征着完整。
如果我在擤鼻涕的时候，面前刚好发生了一场空难事故，这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巧合。这就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偶然事件而已。可如果我本来订了一件蓝色连衣裙，但是因为商店发错了货，我收到了一件黑色的裙子，而刚好就在那一天我的一个近亲去世了，这就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巧合事件。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因为我们社会赋予黑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它们被联系在了一起。
荣格博士观察到个体生活中发生如此有意义的巧合，似乎（就如个体梦中所呈现出的那样）相关个体的无意识中有原型被激活了。我用刚才黑色裙子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种情况下，那个收到黑色裙子的人可能在那几天做过一个有关死亡的梦。就好像潜在的原型同时在内在和外在事件中将自己呈现了出来。这些共同点在象征层面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在这个例子中便是关于死亡的消息。
只要注意到，一些特定类型的“相似”事件会在特定的时刻汇聚到一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了。他们的医学、哲学甚至建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种有意义巧合的“科学”之上的。中国古代的书籍并不太关注前因后果，而是十分重视相关的“趋势”。我们可以从天文学中发现类似潜在的主题。同样，这也可以从很多文明对神谕、占卜和预言的信奉上看出来。所有这些，都是试图解释那些完全不同于以直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巧合事件的事件。
在构思共时性这个概念的过程中，荣格博士为我们描绘出一个途径，我们可以通过此途径更深入地探析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内在关系。石头的象征似乎正指向了这一关系。另外，这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还有待更多的人去探索的领域，也是未来的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要去面对的问题。
看起来，似乎共时性的问题使我的内容偏离了主题，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对它简单介绍一下至少是必要的，因为荣格的这一理论假设，可能蕴含着将来探索和应用的极大可能。另外，共时性事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个体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中。然而可惜的是，它们往往都被忽略、错过了，因为个体尚未学会如何观察这些巧合事件，如何将梦中的象征意象跟它们联系起来，获得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与原我的关系 the relation to the self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被可怕的空虚感和无聊感所折磨，他们似乎在等待着某些永远无法到来的东西。电影、电视、观赏性运动或政治运动的狂欢，也许可以短暂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感到精疲力竭和幻灭之后，他们不得不重回自己生命的荒凉之地。
对现代人来说，唯一值得的探险在于无意识心灵这一内心领域。脑海中隐约浮现的这一想法，使得许多人如今转向了瑜伽以及其他一些东方修行实践。然而，这些尝试并未带来真正的新探索，因为在这些尝试中，人们只不过接受了那些对印度人或中国人而言早已知晓的东西，而并没有直接与自己内在生活的核心相遇。东方的方法确实帮助人们集中意念并转向内在（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分析性治疗中的内省），但是两者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荣格发展出一条道路——独自地、不依靠外力帮助地进入个体自身的内在中心，与无意识充满生命力的奥秘建立联系——这完全不同于走一条老路。
试图给予原我这一生命实体持续的日常关注，就如同想要同时生活在两个层面或两个世界里。一个人像往常一样关注着外部世界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对梦境和外在事件中显露出的暗示和征兆依然保持着警觉，原我以这些暗示和征兆为象征物揭示出其意图——生命之流徜徉的方向。
如今的城市居民们所遭受的无聊和淡漠的感觉，只是暂时被诸如像冒险电影（上图）
和打发时间的“娱乐游戏”（上图）等人为的刺激所抵消而已。荣格认为，我们唯一真正的冒险之旅便是探索自己的无意识领域。这种探索的最终目的，是与原我建立一种和谐、平衡的关系。
圆形曼陀罗图形呈现了这种完美的平衡——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市的现代大教堂建筑（上两图）中也体现出来。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经常用猫盯着老鼠洞的比喻来形容这类体验。有记载写道，人不应该让其他想法入侵，但一个人的注意力不能太过敏锐，也不能过于迟钝。在这里，存在一个正确的觉知层次：“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训练……随着时间推移，就会卓有成效。而当因化为果，宛如瓜熟蒂落，偶然碰到或接触到的一切，就会在刹那间促成最高的觉悟。这个时刻对修行者而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从对自己的一切怀疑中解脱出来，体验到极大的喜悦，这种喜悦就如同一个人在十字路口遇见自己的父亲。”
因此，在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会突然被带入激动人心的内在探险。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是无法被复制或盗取的。
人们之所以会跟自己灵魂的调节中心失去联结，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中之一是某种单一的本能驱力或情感意象使人陷入片面之中，进入失衡的状态。在动物身上也会如此，比如，一头发情的雄鹿会完全忘掉饥饿和安全。这种片面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衡令原始人感到极度恐惧，他们称之为“灵魂的丧失”。导致内心失衡的另一种威胁来自过度的白日梦，它们通常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围绕着特定的情结。事实上，白日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们把人与其情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它们对意识的专注性和连续性又产生威胁。
第二个障碍则恰好相反，它是由于自我意识的过度固着。虽然要从事文明社会中的活动，井然有序的意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很清楚，假如铁路信号员陷入白日梦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它具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会很容易妨碍人们感受到那些来自内在中心的动力和信息。这也是为何，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们会有如此多与想要恢复这种感受能力有关的梦，人们在梦中往往会试图纠正意识对无意识中心或原我的态度。
在有关原我的神话象征中，人们会发现对“世界的4个角落”的诸多强调。在许多绘画中，“伟大之人”都被放置于一个四等分的圆的中心。荣格用一个来自印度教的词“曼陀罗”（mandala，意为“神秘之圆”）来表述这一秩序的结构，它象征性地表征了人类心灵（其本质我们尚不了解）的“核型原子”。在这一点上，颇为有趣的是，纳斯卡皮族狩猎者们并不以人类形象来描绘他们的“伟大之人”，而是以曼陀罗的图案。
在没有宗教仪式、教义帮助的情况下，纳斯卡皮人以直接、质朴的方式体验其内在中心，其他部落团体则通过运用曼陀罗主题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内在平衡。例如，纳瓦霍印第安人借助曼陀罗结构的沙画，试图让身患疾病的人回到自身以及宇宙的和谐之中，并借此重获健康。
纳瓦霍印第安人将沙画（一种曼陀罗）作为一种治疗仪式，病人坐在沙画中。
上图是一幅沙画的平面图，病人在进入前，必须先绕着画转圈。
上图，一幅由德国艺术家卡斯帕·弗里德里希创作的冬季风景画，表达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复杂“心境”——梦境中的象征性风景也是如此。
在东方文明中，类似的绘画被用以巩固内心存在，或使人得以沉浸在深度冥想之中。关于曼陀罗的冥思是为了获得心灵内在的安宁，感到生命重新找回自身的意义和秩序。当曼陀罗自发出现在当代人的梦中时，也会带来这种感受，即便这个人未曾受到任何这类宗教传统的影响，并且对曼陀罗也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积极影响也许会更大一些，因为知识和传统有时会模糊甚至阻碍这种自发性的体验。下面的例子是关于一位62岁的女士，她的梦中自发地出现了曼陀罗，其出现预示着她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她变得极富创造性。
在微弱的光线中，我看到了眼前的这幅景象。远处是起伏、延绵不断的山丘。一个四角形盘子沿着山脊向上移动，像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在近处，我看到一块犁过的黑色土地，幼苗正在破土而出。此刻，我突然看见一张圆桌，桌面是一块灰色的石板，与此同时，那个四边形盘子突然立在桌子上。它离开了那座山，但是它如何以及为何改变了自己的方位，我一无所知。
上面两幅图是关于内容所引用的梦的画（由梦者所画），曼陀罗主题以四边形而不是以圆圈的形象出现。通常，四边形的形式象征着内在完整性在意识层面的领悟，而整体本身通常以圆形呈现出来，如那张圆桌——在梦中经常出现。
上图是亚瑟王那张传奇的圆桌（来自一份15世纪的手稿），在这张桌上圣杯显现，开启了骑士们著名的寻找圣杯之旅。圣杯本身象征着人们一直在寻找的内在完整性。
梦中（如同艺术作品中）的景象往往象征着某种无法表达的情绪。这个梦中，景象的微弱之光指的是日间的意识已经变得模糊了。“内在本质”现在也许开始在它自身的光芒中显露出来，因此我们获悉，四方形盘子出现在地平线上。至此，原我的象征——那个盘子，在梦者的精神世界里很大程度上是个直觉的概念，但此刻在梦中它改变了位置，成为她心灵景象的中心。许久之前种下的一颗种子开始发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梦者对自己的梦都悉心关注，如今这项工作有了成果（由此我们联想到“伟大之人”的象征与植物生命之间的关系，我在前文曾论述过这种关系）。现在这个金色盘子突然间跑到了“右”(right)侧——事物在这一侧进入意识领域。英语的“right”一词有众多含义，在心理学层面上，最通常的意思是意识的一面、适应的一面和“正确”(right)的一面；而“左”(left)则象征着不适应、无意识反应，甚至有时是“险恶”的部分。接着，金色盘子最终停止了移动，并意味深长地停在了一张圆形石桌上。它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基地。
正如阿尼拉·亚菲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圆形（曼陀罗主题）通常象征着一种天然的完整，而四方形则代表着在意识中获得这种完整。在梦中，这个四方形盘子与圆桌相遇，因此这个中心的意识化实现已经触手可及。顺便说一下，圆桌是著名的完整性象征，在神话中有着一席之地，例如亚瑟王的圆桌，它本身就是从《最后的晚餐》的桌子演变而成的意象。
实际上，一旦人能够真诚地转向内心世界，努力去认识自己——不是通过对自己的主观想法和感受进行反复思索，而是顺应自身客观本质的表征，诸如梦和真实幻想——那么，原我迟早会出现。接着，自我就会找到蕴含着一切新生的可能性的内在力量。
但是，这当中蕴含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迄今为止，我还未直接讨论过它。那就是，无意识的每一种人格化——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以及原我——都兼具光明和阴暗面。我们之前认为阴影也许是卑劣或邪恶的，是一种必须被人们克服的本能驱力，然而，它也许是一种应该被培养、顺应的趋向生长的动力。同样地，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都具有双重特性：他们既能带来让人格生机焕发的发展和创造力，也能导致僵化和肉体死亡。甚至就连“原我”，无意识这一包罗万象的象征，也带有矛盾的作用。这就好比那则因纽特人的传说中，“小不点女人”提出要把女主人公从月亮精灵手中拯救出来，结果却最终把她变成了一只蜘蛛。
原我的阴暗面是最危险的东西，正是因为原我是心灵中最强大的力量。它会使人们“编织”狂妄的或各种虚妄的幻想，这些幻想会抓住并“支配”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会欣喜若狂地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并破解了伟大的宇宙之谜，因而他会失去与人类现实的一切联系。这种状况的确切症状，是一个人幽默感的丧失和人际关系的中断。
因此，原我的出现也许会给意识自我带来更大的危险。原我的双重特性在下面这个古波斯童话故事《虚无城堡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bath bâdgerd)中得到了绝妙的展示：
伟大、高贵的海提姆·泰(hâtim tâi)王子奉国王命令前去调查神秘的虚无城堡（不存在的城堡）。历经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快要到达的时候，他听人说，所有到那儿去的人都一去不返。但是，他坚持继续前行。在一座圆形建筑那里，一个带着面镜子的理发师接待了他，领着他去了浴室。但是，王子刚要进入水中，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传来，四周一下子全黑了，理发师消失不见，水逐渐开始上涨。
海提姆一圈圈拼命地游，直到水最终涨到了圆顶的顶部，也就是浴室的天花板。现在他担心自己就要丢掉性命了，但是他仍然一边祈祷，一边抓住圆顶的中心石。又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一切都变了，海提姆孤零零地站在沙漠中。
在漫长而痛苦的跋涉后，他来到了一座美丽的花园。花园中心是一圈石头雕像。在雕像的中心，他看到了一只笼子里的鹦鹉，天空中传来的声音对他说道：“哦！英雄，你可能无法活着走出这间浴室！有一次，迦约玛特（the first man,“原人”）发现了一颗巨大的钻石，它的光芒盖过了太阳和月亮。他决定把它藏在没有人能发现的地方。于是，他建造了这间神秘浴室来保护它。你看到的鹦鹉构成了魔法的一部分。鹦鹉脚下的金链子上，挂着金弓和金箭，你有3次机会，可以试着用它们来射中鹦鹉。如果你射中它，诅咒就会被解除；否则，你就会像这里其他所有人一样，化成石头。”
海提姆试了一次，失败了。他的双腿变成了石头。他又失败了一次，他的胸部以下都变成了石头。第三次，他直接闭上眼睛，大声呼喊：“上帝是伟大的！”他闭着眼射箭，这次，他射中了鹦鹉。雷声轰鸣，尘土遮天。当一切平静下来，在鹦鹉的所在之处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美丽钻石，所有的石像全都重新活过来了，那些人纷纷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读者可以认出这个故事中的原我的象征——原人迦约玛特、曼陀罗形状的圆形建筑、中心石、钻石。但是钻石被危险包围着。那只有魔法的鹦鹉象征着模仿所具有的邪恶精神，这种模仿使人错失目标，在心理上被石化。正如我之前指出的，个体化过程拒绝一切鹦鹉学舌式的对他人的机械模仿。在所有的国家，人们试图通过“外部”或仪式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模仿他们伟大的宗教导师——耶稣、佛陀或其他大师的原始宗教体验，于是“石化了”。追随伟大精神领袖的步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必须完全照搬以及重复前人个体化过程的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像他一样，试着满怀坦诚和奉献地过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个带着镜子的、消失了的理发师，象征着海提姆在最需要之时丧失了的反思能力；上涨的水代表着人们有可能被无意识淹没并迷失在自身情绪中的危险。为了弄清无意识的象征性表征，人们必须小心不要置身于自我之外或“袖手旁观”，而是要从情感上驻留在自身之中。自我应该继续以正常的方式运作，这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我仍是个普通人，并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时，我才能接受无意识的重要内容和过程。然而，既感觉到自己与整个宇宙合二为一，与此同时，又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可怜的凡夫俗子，一个人如何能承受住如此之大的张力？一方面，假如我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值得过；但另一方面，假如我把自己当作更伟大的那些事物的一部分，我又如何脚踏实地呢？要保持这些内在对立面统一而不陷入任何一个极端，这确实十分困难。
当代法国艺术家安德烈·马松的画作，赫拉克利特斯河湍急的河水淹没了一座古希腊神庙。这幅画可以看作是在隐喻失衡的后果：希腊人过分强调逻辑和理性（神庙）导致本能力量的毁灭性爆发。
这是一个更直接的寓言故事，来自15世纪法国讽喻诗《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中的一幅插图：当面对“自然”时，“逻辑”陷入混乱之中。
17世纪法国艺术家乔治·德拉图尔的一幅画，忏悔的圣玛丽·莫德林在凝视一面镜子。在这里，正如在虚无城堡的童话故事中一样，镜子象征着需要真正内省的“反思”能力。
原我的社会面 the social aspect of the self
如今，人口急速增长，在大城市中尤为明显，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让人沮丧的影响。我们会觉得：“哦，好吧，我只不过是个住在某某地方的无名之辈，跟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假如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被杀了，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不管怎么说，人实在是太多了！”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无数不认识的人死去，就我们个人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的感觉不断加深。这个时刻，对无意识的关注会带来最大的帮助，因为梦会向梦者展示，他的生命的每个细节是如何与最重要的现实交织在一起的。
“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个人。”这个众人皆知的道理，只有通过梦才能变成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时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伟大之人”会对我们有所求，并为我们安排了极为特殊的工作任务。我们对这种体验的反应会帮助我们获得力量，通过认真善待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对抗集体偏见的洪流。
当然，那些工作任务并不总是让人愉快的。例如，你打算下周日和朋友们一起出游，接着，一个梦阻止了这个计划，反而要求你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你如果听从并遵循了无意识的指令，就必须预料到，你的意识计划将会不断受到干扰。你的意愿被其他意图妨碍了——那些你必须臣服或者无论如何都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意图。正因为如此，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那些义务，在某种程度上经常会让人感觉是个负担，而非即刻而至的祝福。
作为所有旅行者的守护神，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就是这一体验的贴切象征。据传说中记载，他力大无比，并对此极为骄傲自负，只愿意为最强大的人效力。最初，他为一位国王效力，但是当他发现国王害怕魔鬼，他就离开国王，成为魔鬼的仆人。后来，有一天，他发现魔鬼害怕十字架，于是他决定如果他能找到基督，就愿意为基督效力。他听从了一位神父的建议，去一处浅滩等候基督。岁月流逝，他帮助许多人渡过那条河流。然而，在一个漆黑、电闪雷鸣的夜晚，有个小孩大声呼叫想让他把自己背过河去。圣克里斯托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小孩扛到自己的肩头，然而，他每走一步都越发缓慢，因为他肩头的负担越来越重。当他走到河的中央，他感到“仿佛自己背负着整个宇宙”。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肩上背着的就是基督——而基督赦免了他的罪并赐予他永恒的生命。
这个不可思议的小孩就是原我的象征，它的确“压抑”了普通人，即便它是他获得救赎的唯一选择。在诸多艺术作品中，少年基督的形象被刻画成世界的天体，或与之同时出现，这毋庸置疑是个原我主题，因为孩子与天体两者都是整体性的普遍象征。
实现心理成熟是一项个体的任务，而这个过程如今变得愈来愈困难，因为人们的个性受到了一致性要求的威胁。上图是英国的一个住宅开发项目，里面的住宅千篇一律；
上图是瑞士的一场体育表演，展示了规模浩大、整齐划一的队形。
威廉·布莱克的诗作《纯真与经验之歌》中的一页，诗中诠释了布莱克“神圣之子”的概念——一个众所周知的原我的象征。
16世纪的一幅画，画中圣克里斯托弗将神圣孩童模样的基督背在自己身上（基督被包裹在一个世界模样的球体中，这是曼陀罗和原我的象征）。
这种负担象征着个体化过程的“艰难”，正如圣克里斯托弗作为旅行者的守护神的角色（上图，一辆汽车的钥匙上的圣克里斯托弗饰物），反映了他与人类找到通往心灵完整性的道路的需要之间的连接。
如我们所见，当一个人想要遵从无意识，他通常无法按自己的喜好去行事。同样地，他往往也难以按照别人对他的期待去行事。例如，为了找到他自己，他必须与自己的群体分离——与他的家庭、伴侣或其他私人关系分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也是为何有时候有人会说，进入无意识会使人变得离群索居和以自我为中心。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因为在这种态度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原我的“集体”（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一面的特性。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一因素本身就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时间跟随自己梦的指引，就会发现梦往往很重视他与别人的关系。他的梦也许会警告他不要过度信任某个人；也许他会梦到与某人有个愉悦而融洽的会面，而这个人是他之前从未注意过的。如果梦确实以这种方式为我们带来另一个意象，那么，也许有两种解释。首先，这个意象可能是种投射，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梦中的意象，象征着梦者自己某个内在面向。例如，有人梦到邻居不诚实，但邻居只是梦用来形容梦者自己的不诚实。进行梦的释义，是为了找出他的不诚实起作用的那个特定领域（这个称作主观层面的释梦）。
但是，有时候梦也会确切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别人的事。无意识通过这种方式起的作用，就很难让人完全理解。如同其他高级生命形态，人类在相当大程度上会与自己周围的生命保持协调。他能够本能地感知到他们的痛苦和困扰，他们的积极、消极特性和价值，这与他意识层面对别人的想法完全无关。
我们的梦使我们可以看清这些下意识知觉，以及它们产生的影响。一旦做了与某个人有关的愉悦的梦，即便不进行梦的释义，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带着更大的兴趣去了解对方。梦中的意象也许会因为我的投射而欺骗我；又或者，它也许给我带来客观信息。想要发现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解释，人们必须带着诚实、专心致志的态度谨慎地思考。然而，如同所有内在过程一样，最终依然是原我在决定和控制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只要意识自我不厌其烦地去识别出那些虚幻的投射，并在自己内部而非外部处理它们的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精神契合、志趣相投的人会找到彼此，建立起一种跨越了人类通常的社会和组织关系的群体。这种群体与其他群体并不冲突，只不过有所不同，且具有独立性。因此，有意识地实现个体化过程改变了一个人的关系。人们所熟悉的由亲缘或共同兴趣而组成的联结，将被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联结所取代，即通过原我而产生的联结。
一切完全属于外部世界的活动和义务，必将有损于无意识的这种隐秘活动。通过这些无意识联结，同类必将汇聚在一起。这也是企图通过广告和政治煽动来影响人们是有害的原因之一，即便是受到理想主义的动机的鼓舞也是如此。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人类心灵的无意识内容是否会被影响？实践经验以及精确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无法影响自己的梦。确实有人声称他们可以对梦施加影响。但是假如你仔细观察他们梦中的材料，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与我对我那只不听话的狗所做的没什么两样：我命令我的狗去做一些我发现它无论如何都会想做的事，如此一来，我就能维持自己权威的假象。只有经过对一个人的梦进行长期的分析，并直面梦所揭示的内容，无意识才有可能逐渐转化。此外，意识态度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
原我的意识化可以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结，这种联结超越了那些更外在意义上的自然群体概念，如家庭，见上图。这种在意识层面上的心理亲缘关系，往往可以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作者团队（包括伏尔泰，图中举右手者）；
马克斯·恩斯特画的一幅20世纪早期的“达达主义”艺术家们；
英国威尔斯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
如今人们所需要的心理上的平衡和统合，体现在曾风靡一时的法国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中的两位主角——法国女子和日本男子的结合所带来的美丽梦境中（上图）。
在同一梦中，完整性的极端对立面（即完全的解离，或发疯），其象征物可以是与之相关的一个20世纪的景象——核爆炸（上图）。
假如一个人想要影响公众舆论，其出于这种目的而滥用了象征，那么，只要它们是真实的象征，就自然会令大众印象深刻。但这些象征能不能从情感上打动大众的无意识是无法提前算计到的，因为有些东西仍然完全是非理性的。比如说，哪怕一首歌会利用流行的意象和曲调，也没有任何音乐出版商能事先判断出它会不会走红。蓄意影响无意识的举动迄今尚未产生任何显著成效，而集体无意识似乎具有自主性，就如同个体无意识一般。
有时候，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无意识可能会使用我们外在世界中的某个主题，因而看起来好像是受到它的影响。例如，我在不经意间发现许多现代人的梦都和柏林有关。在这些梦中，柏林表现为心灵脆弱点的象征——危险之地，出于这个原因，原我便倾向于出现在此处。这个点就是梦者备受冲突折磨之处，因而也是他有可能将内在对立面统一起来的地方。我也碰到过相当多关于电影《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的梦境反应。在这些梦中，最常见的想法是：要么电影中的两个恋人必须结合（象征了内在对立面的统一），要么很可能发生核爆炸（这是完全解离的象征，也就是发疯）。
只有当公众舆论的操纵者往他们的活动中施加了商业利益的压力，或是加入了暴力行为，他们才能取得短暂的成功。然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对无意识真实反应的压抑。而集体无意识的压抑与个体的压抑结果是一样的，即神经性解离和心理疾病。长远来说，一切企图压抑无意识反应的这类努力终将失败，因为它们从根本上与我们的本能背道而驰。
通过研究高等动物的社会行为，我们认识到，小型群体（由10～50个个体组成）可以创造出对单个动物和整个群体而言的最佳生存环境，而人类在这方面似乎也不例外。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此外还有超越动物性范畴的文化效率，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似乎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对个体化过程的认识而言，原我显然倾向于建立起这类小型群体，既在特定的个体之间创造出定义清晰的情感联结，同时也在个体与所有人之间创造联结感。只有当这些联结由原我创造出来，人们才会确保羡慕、嫉妒、争斗以及一切消极投射的方式不会拆散这个群体。因此，一个人无条件地投身于自己的个体化过程，会同时带来最大限度的社会适应。
正如前文所引用的梦中所述，正面的阿尼玛形象经常帮助和引导人们。上图，来自10世纪的一部诗篇集，大卫受到缪斯女神的启发。
来自一幅16世纪的画，一位女神拯救了一个遭遇海难的水手。
一张20世纪初从蒙特卡洛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赌徒们的“幸运女神”——这也是一个有所帮助的阿尼玛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存在意见的冲突和义务的矛盾，也不意味着不会有关于“正确”途径的分歧。面对这些，一个人应该不断退回自身，听从内在的声音，以找到原我希望其持有的个人立场。
狂热的政治活动（这里不包括仅仅履行基本职责的政治行为）似乎与个体化格格不入。一位将自己完全献身于国家解放事业的男士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和一些同胞一起走上楼梯，来到博物馆的顶楼，那里有一间漆成黑色的大厅，看起来像是轮船上的船舱。一位样貌出众的中年女士打开门，她的名字是x，她是x的女儿［x是梦者国家的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几个世纪前就致力于解放这个国家。他或许可以与圣女贞德(joan of arc)或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相提并论。现实中x没有子女］。在大厅里，我们看到两幅肖像，画上是两位身穿绣花锦缎外衣的贵妇。当x小姐给我们讲解这些绘画时，她们突然变得生动起来：首先，眼睛开始转动；接着，胸部似乎开始有了呼吸。人们感到很惊讶，于是去了一间报告厅，x小姐会在那里向他们解释这一现象。她说，借由她的直觉和情感，这些画像活了过来。但是有些人很愤怒，说x小姐疯了；有些人甚至离开了报告厅。
这个梦的重要特征在于，那个阿尼玛人物即x小姐完全是梦的创作。然而，她借用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解放英雄的名字，比如，她可以是威廉·退尔的女儿威廉敏娜·退尔(wilhelmina tell)。通过名字中的寓意，无意识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今梦者不应该效仿x，试图通过外部方式使他的国家获得解放。此刻梦所说的是：解放是通过阿尼玛（通过梦者的灵魂）来实现的，而阿尼玛则是通过让无意识意象获得生命来实现的。
博物馆顶楼的大厅乍看像是被漆成黑色的船舱，这也是富有深意的。黑色暗示着黑暗、黑夜，暗示着转向内在，假如大厅是个船舱，那么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艘船。这意味着当集体意识的大陆被无意识和野蛮淹没，这艘满载着鲜活意象的博物馆之船，可能会变成一艘救世方舟，把船上的人带到另一个精神的彼岸。博物馆里的肖像画通常都是没有生命的过往的遗留物，而无意识中的意象通常也会被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直到我们发现它们是有生命且有意义的。当阿尼玛（她在这里以灵魂向导的正义形象出现）用直觉和情感凝视这些意象时，它们就开始活了过来。
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描绘了阿尼玛借由释放无意识中的内容来帮助个体化。
1925年的科幻电影《大都会》的一幅剧照，一个女人正在激励像机器一般麻木的工人们寻求精神上的“解放”。
梦中那些愤愤不平的人则代表了梦者受集体观念影响的一面，即他的内心深处怀疑乃至否认心灵意象获得生命的那个部分。他们是对无意识产生抗拒的拟人化象征，他们或许会这么说：“但是，假如他们朝我们扔原子弹呢？那时，心理的洞察毫无作用！”
这种抗拒面无法使自己从统计思维和外倾的理性偏见中解脱出来。但是，梦指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解放只能从心理上的转变开始。假如一个人解放了他的国家，之后却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目标，没有一个值得为之争取解放的目标，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假如一个人无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任何意义，那么，无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差别，他都会日渐萎靡。只有当他可以用他的自由去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时，他的自由才会事关重大。正因如此，找到生命的内在意义对个体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个体化过程也因此必须排在第一位。
通过报纸、电台、电视以及广告手段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尝试，基于两种因素。一方面，它们依赖统计抽样技术来揭示“意见”或“需求”的趋势，即集体态度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们表达出公众舆论操纵者的偏见、投射和无意识情结（基本上是权力情结）。但是统计数据对个人来说并不公平。虽然一堆石头的平均大小可能是直径5厘米，但你在石堆中几乎找不到正好是这个大小的石头。
第二个因素则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倘若有人独自一人致力于个体化，那他往往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感染力，恰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在一个人并非存心要去影响他人之时，并且往往是不需要语言的。x小姐想要引导梦者踏上的正是这条内在道路。
几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体系都包含了象征着个体化过程的意象，至少是某些阶段的意象。在基督教国家中，如我之前所说，原我被投射到第二个亚当，即耶稣基督身上；在东方国家中，相关的人物就是奎师那和佛祖。
对那些皈依于某种宗教的人（指那些仍然对这个宗教的内容和教义深信不疑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心理调节受到宗教象征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梦也常常围绕着它们。比如，当已故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Ⅻ)发表《圣母升天宣言》时，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士梦见她自己成了一名天主教女祭司。她的无意识似乎以这样的方式扩展了教理：“如果圣母马利亚如今算得上女神，那她应该拥有女祭司。”另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士，对自己所信奉教义的一些次要和外在的方面有抵触，她梦见她家乡的教堂被推倒重建，但是带有祭神圣体的神龛和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从旧教堂被移到了新教堂。这个梦向她展示了她的宗教中某些人为层面需要革新，但是其基础象征——已经化身成人的上帝和伟大母亲即圣母马利亚——会在变化中幸存下来。
这尊15世纪的圣母马利亚雕像中包含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形象——圣母马利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大母神”原型的例子。
这类梦展示了无意识对于个人意识层面的宗教表征的强烈兴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当代人所有宗教性质的梦中，是否能发现某种普遍倾向？在现代基督教，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文化中发现的无意识表征中，荣格博士经常观察到有一种无意识倾向在起作用，用第四元素来完善我们的神性“三位一体”，而第四元素往往是女性化的、黑暗的，甚至是邪恶的。事实上，第四元素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宗教表征中，但它从上帝的意象中分离出来，以物质本体（或物质之主，即魔鬼）的形式成为上帝的对立面。如今，无意识似乎想要重新统一这两个极端，光明太亮，而黑暗太暗。毋庸置疑，宗教的中心象征，即上帝意象，最容易受到无意识转化倾向的影响。
中国西藏的一位寺院住持曾经告诉荣格博士，在西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曼陀罗图案是通过想象或是受引导的幻想建造出来的，那时，群体的心理平衡被扰动，抑或有些特定思想无法得以呈现，因为它们尚未被神圣的教义所吸纳，所以必须去寻找。在这段话中，曼陀罗象征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基本特征出现了。曼陀罗服务于保守的目的，即恢复既有秩序；与此同时，它又服务于创造性的目的，赋予某些迄今尚未存在的事物，或某些崭新而独特的事物以表达和形式。后者或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却并不与之相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恢复旧秩序的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新创造的元素。在新的秩序中，旧模式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这个过程是螺旋上升的，它向上生长，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点上。
一个在新教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女子画了一幅画，画中是螺旋形的曼陀罗。在梦里，这个女人接到命令，让她画一幅上帝的肖像。后来（也是在梦里）她在一本书里看到了它。关于上帝本人的形象，她只看到了他的斗篷飘过，那斗篷的布料上光影交错，显得分外美丽，这与深蓝色天空中稳定不动的旋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梦者被斗篷和旋梯迷住了，没有仔细看岩石上的另一个人。她醒了之后，反复回想那些神的形象究竟是谁，突然间意识到那就是“上帝本尊”。这让她诚惶诚恐，这种感觉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基督教艺术中，圣灵通常被描绘成一只火轮或一只鸽子，但在这个梦里，是以旋梯的形态出现。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尚未出现在教义中”，它是从无意识中自发产生的。圣灵是我们对宗教发展出更深理解的力量，当然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但以旋梯的形态作为其象征性表征则是全新的。
接着，这个女人画了第二幅画，同样是受到梦的启发，画面中，撒旦下降的羽翼使耶路撒冷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中，梦者与她积极的阿尼姆斯一起站在耶路撒冷之上。撒旦的羽翼让她不由得想起了第一幅画中飘过的上帝的斗篷，但在前一幅画中，观察者像在天上的某个地方，看到她面前的岩石之间有一条可怕的裂缝。上帝斗篷的移动是为了接近基督，即右边那个人，但是并未成功。第二幅画中，同样的景象是从下方看到的，即以人类的视角。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运动和传播的是上帝的一部分；而在此之上升起的旋梯，象征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从我们位于底部的人类现实世界来看，天空中同样的景象则变成黑暗的、神秘骇人的魔鬼之翼。
在梦者的生活中，这两幅画也以某种方式成为现实，在此我们就不赘述。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也包含了超越个人的集体意义。它们也许预示着某种神圣的黑暗降临到基督教世界，然而，这种黑暗指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既然旋梯的轴心不是向上移动，而是进入画面的背景中，那么，进一步的发展既不会迈向更高的精神高度，也不会向下进入物质领域，而是进入另一个维度，或许会进入这些神圣人物的背景——这意味着进入无意识。
当个体无意识中产生的宗教象征与我们所熟知的有所不同，人们经常担心它们会错误地改变或削弱公认的宗教象征。这种担心甚至导致不少人对分析心理学乃至整个无意识的拒绝。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拒绝行为，我不得不说，只要事关宗教，人类就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那些仍然虔诚地信奉他们的宗教教义的人，无论其内容为何。对这类人而言，这些象征和教义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契合”，它们契合得如此令人满意，以至于严重的怀疑丝毫没有机会潜入。当意识和无意识背景的观点相对一致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类人能够毫无偏见地看待新的心理学发现和事实，不必担心他们会因此而失去信仰。即使他们的梦会带来一些与传统相左的细节，这些都可以被他们整合进自己的总体思想观念中。
这是15世纪法国《时令之书》中的一幅微雕画，展示的是圣母马利亚与三位一体神。天主教关于圣母升天的教义，其中圣母马利亚被称为“大自然的女王”，她被宣布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升入天堂——可以说是使三位一体变为四重，这与基本原型的完整性相一致。
关于这些梦中图画的分析在下一章：上图，螺旋（一种曼陀罗的形式）代表着圣灵；
撒旦的黑暗之翼，来自梦者第二个梦境。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个主题都不是熟悉的宗教象征意象（对梦者来说也不是），每个主题都是从无意识中自发地浮现出来的。
第二类是由那些已经彻底失去其信仰，并转而用纯意识、纯理性的思想来代替的人组成的。对这些人来说，深度心理学仅仅意味着心灵领域的新发现的一篇导言，当他们开始新的冒险，对他们的梦进行探究以验证其中的真相时，这应该不会造成麻烦。
接下来是第三类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大概是头脑）不再相信自己的宗教传统，而另一部分则依旧相信。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就是这类人的一个例子。他通过理性辩论对天主教教堂进行激烈攻击，但是据某些报道记载，他在弥留之际祈求临终涂油礼。无论报道是否属实，他的头脑（认知）肯定是不信宗教的，但其情绪情感似乎仍属于正统宗教。这类人使人联想到被夹在公交车自动门里的人，他既不能抽身进入自由空间，也无法重新进入公交车。当然，这类人的梦很有可能帮他们摆脱这种两难困境，但是这类人通常很难转向无意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认真对待无意识，归根结底是个人勇气和诚实的问题。
那些陷入两种思想状态之间的无人区的人，导致其复杂处境的部分原因，是所有官方认可的宗教教义实际上都属于集体意识（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但在很久以前，它们起源于无意识。这点是许多宗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质疑的。他们宁愿相信曾经存在某种“启示”。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具体证据来证明荣格关于这个问题的假设，但是，由于大多数仪式的年代都过于久远，人们无法追溯其本源，因此，很难找到实证。然而于我而言，下面这个例子似乎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
不久前去世的印第安奥格拉拉·苏族(oglala sioux)的药师“黑麋鹿”(black elk)，在他的自传《黑麋鹿如是说》(black elk speaks)中告诉我们，他在9岁时生了重病，在昏迷期间有了惊人的幻象。他看见4群漂亮的骏马分别从世界的4个角落奔腾而来，接着，他坐在云端看见了“6位祖先”，他们是他部落先人的灵魂，也是“全世界的祖先”。他们为了他的族人给了他6个治愈的象征，并向他展示了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6岁时，他突然得了一种恐怖症，每当雷雨来临的时候他就会恐惧，因为他听到“雷电”在叫他“赶快”。这让他想起幻象中那些奔腾而来的骏马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一位年迈的药师向他解释说，他的恐惧实际上是源于他把幻象独自藏在心里，并告诉他，必须把幻象告诉他的部落族人。他照做了，不久他的族人和他在一个仪式中用真马把这个幻象演出来。不仅黑麋鹿自己，他的许多族人在这个表演之后都感到无比舒适。甚至有些人的病还被治好了。黑麋鹿写道：“甚至那些马在舞蹈表演后看起来都更健康、更愉快了。”
这个仪式没有再举行过，因为部落不久之后就被毁灭了。但在下面的例子中，仪式则仍旧被保存下来。居住在阿拉斯加科尔维尔河(the colville river in alaska )附近的几个因纽特部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解释他们鹰节的起源：
一个年轻的猎人射杀了一只非比寻常的老鹰。他对这只死去的鸟儿的美丽印象深刻，于是他将它制成标本，把它当作图腾来崇拜，并用祭品来祭拜。有一天，猎人在狩猎的过程中进入森林深处，突然有两个兽人以信使的身份出现，把他带到了鹰的国度。在那里，他听到一阵低沉的鼓声，信使向他解释，这是那只死去的鹰的妈妈的心跳声。接着，鹰的灵魂化为身穿黑衣的女人现身在猎人面前，她请求猎人在他的族人中发起一个鹰的节日，以纪念其死去的儿子。鹰族的人向他展示了如何操作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筋疲力尽地回到了遇见信使的地方。回到家中，他教自己的族人如何举办盛大的鹰节——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么诚心诚意地进行下去。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仪式或宗教习俗是如何从单个个体所经历的无意识启示中直接发展而来。由此，生活在文化群体中的人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原始材料被语言和行为塑造和重新塑造，被美化，并获得越来越明确的形式。然而，这种结晶的过程也有巨大的缺点。越来越多人对原初的体验缺乏亲身体会，只能相信由长辈和老师告诉他们的内容。他们不再认为这些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明白这件事的亲历者会有什么感受。
这幅画（由埃尔哈德·雅各比所作）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个体的内在心灵来感知外在世界的，每个个体都会与他人稍微有所不同。同一个场景，男人、女人和孩子这些不同的群体会感知到不同的细节。所以只有通过意识的感知，“外部”世界才真正存在：我们被一些完全未知和不可知的东西所包围着（这通过画中的灰色背景呈现出来）。
这些宗教传统以目前的形式运转了漫长而又古老的岁月，因此经常会抗拒无意识进一步的创造性改变。神学家有时甚至会捍卫这些“真正的”宗教符号和象征主义，使其免受无意识心灵中发现的宗教功能的影响，却忘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价值观的存在也应归功于同一功能。人类心灵如果没有接受神的启示，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用艺术塑造它们，就没有任何宗教象征能够进入我们人类生活的现实中（我们只要想想预言家和福音传教士就能明白了）。
倘若有人反对，认为宗教本身是独立于人类心灵之外的实体，我只能用这个问题来回应他：“如果不是人类心灵，那么这话又出自谁之口？”无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心灵的存在，因为我们蕴含在心灵之中，它是我们掌握现实的唯一途径。
因此，对无意识的现代发现，永远地关上了一扇门。它彻底排除了深受某些人喜爱的虚妄观念，即认为人能够认识精神实体本身。同样地，在现代物理领域，海森堡(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也关上了一扇门，从而排除了我们以为可以理解绝对物理现实的错觉。然而，对无意识的发现在我们面前打开一个巨大的、未被探索的、崭新的认知领域，由此弥补了这些深受喜爱的错觉的损失，在这个领域中，客观的科学研究以一种全新而奇特的方式与个人的伦理冒险相结合。
然而，正如我开始所说的，要把一个人在新领域的全部经验传授给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且只有一部分能够通过语言来沟通。同样地，在这里也有一扇门被关上了，防止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一个人可以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告诉他什么对他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同样地，人们在新的经验领域中可以通过原我的社会功能的发现找到这方面的补偿，它以隐秘的方式把有着共同属性的单一个体联合起来。
于是，发生于心灵现实中的富有意义的事件取代了头脑层面的闲谈。因此，对于个体而言，以上述方式慎重地进入个体化过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向。对科学家来说，这也意味着面对外部事实的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科学方法。我们无法预测它将如何在人类知识领域与社会生活中运作，不过在我看来，假如下一代人想避免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他们就必须重视荣格关于个体化过程这一发现，这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