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怕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须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惧。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龛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例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龛佛像，系着红缨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象，藏文幛子和经书。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汀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怕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讨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个空荡荡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为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己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象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朋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 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 )、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棵，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笑，说他们不象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始娘，她肩上至少背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接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 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　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陷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伯干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 ”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零四——一零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璋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末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杯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　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离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刚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象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象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人口，不让他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青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弧掌难鸣。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 他也是林彪的堂兄 )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干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