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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我突然想拜读敦煌佛经，便到根岸参观了位于中村不折故居里的书法博物馆——从山手线的莺谷站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事实上我已许久不曾踏足此地了。

中村不折是位西洋画家，名鈼太郎，雅号孔固亭山人。昭和十八年（1943年），也就是松冈让单行本《敦煌往事》出版的那一年，中村不折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中村不仅精通历史画，在日本画和书法方面也造诣颇深。他曾亲自收集中国的书法作品，并在自己家中创办了书法博物馆。

《敦煌往事》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松冈让自己。主人公在一位自称孔固亭的老收藏家的小博物馆里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老收藏家的得意藏品——楼兰经。兴致大发的老收藏家还从书库中取出敦煌写经，说起了英国斯坦因及法国伯希和等列强探险队轮番登场的“文化侵略古战场”——敦煌的故事。

敦煌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就在那个精彩纷呈的舞台上徐徐展开。我也从书架上取下《敦煌往事》，还久违地冒出了去书法博物馆走一趟的念头。遗憾的是正遇上闭馆时间，只能透过藤蔓缠绕的封闭的大门，仰望那栋钢筋混凝土建造的二层楼高的白色博物馆。

“说起来，我收藏的敦煌写经有一百五十本左右，而且基本上都有年号。当初买下来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已经相当高昂了，但起码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勉强买得起，而现在它们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当初这些经卷的价格从一卷五六百日元到一卷一万日元不等，而斯坦因最初从千佛洞的住持王圆箓手中买下了整整二十四箱写经，其中不仅包括汉文的写经，还有用梵文、藏文以及其他西域文字书写的经卷；此外，还有五箱绢画、丝织品、佛像等，共计二十九箱。换句话说，他仅用了不到十锭马蹄银，就买走了足足需要一整个沙漠商队才能运走的宝贝，着实让人震惊。按照当时的行情来换算，他用不到一千日元就骗走了这些宝物，简直是匪夷所思。”

本书便是基于孔固亭老人所述的文化侵略的史实所写就的故事。1908年，以斯坦因为代表的列强探险家们如鬣狗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敦煌出土的经文、佛画、佛像。这些写经“多则一万日元，少则五六百日元”的价格，以及当年斯坦因用骆驼队驮走的近三十箱文物仅“花了不到一千日元”，自然都是指战前的价格。

对于物价的比较，或许最合理的参考物就是大米。若以我们手头的文库书籍价格进行比较，则战前售价二十钱的文库本，如今的售价为约两百日元，即为战前价格的千倍。可想而知，当时价格为一万日元的写经，如今的价值可能已高达一千万日元。而斯坦因以如簧巧舌从敦煌千佛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保管者——目不识丁的文盲住持手中攫取的近三十箱敦煌古籍的代价，若按现在的物价来看，甚至还不到一百万日元。

作者让讲述者将当时的斯坦因等探险队形容成《一千零一夜》中的盗贼团。关于这些被劫掠品，据对伯希和二十四箱古书调查后发现，其中有两千卷善本，五千卷不同程度破损的残本，合计约七千卷；五箱画卷，丝麻画、佛教刺绣共计约五百件，绘画工艺品约一百五十件。

若以今日时值估算当年被斯坦因掠走的那些文物，单就写经类就值数千亿日元了吧。再加上美术工艺品，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不过准确说来，斯坦因掠走的这些藏品早已被妥善存放在大英帝国境内，成了无人知晓究竟身在何方的无价之宝了。

作者一开篇就以讲述者的身份反复强调斯坦因夺走的敦煌古籍“仅用了不到十锭马蹄银便掠走”的行为“令人震惊”，可见作者本人对斯坦因和伯希和等20世纪初的列强丝绸之路探险队是持着批判态度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所谓绅士们”。

归根结底，就是究竟应该羡慕这些丝绸之路探险队，沉醉于他们的浪漫，为他们带回了无尽的珍宝而感动涕零，还是应该站在批判的立场看待这些人的文化侵略？不过在松冈让笔下，从战前的旧版开始，作者便一直使用后一种说法，明确这是彻底的文化侵略。

三四年前，我十分尊敬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邓健吾教授及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曾在一档讲述敦煌的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美国的华尔纳博士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侵略者，也是偷走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像的小偷。这一访谈内容曾在周刊杂志中引发了巨大的轰动。部分敦煌学者也对华尔纳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我们对这种批评之声或许有争议，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来却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无论是斯坦因、伯希和还是华尔纳，其本质上皆为学匪，即“以学问之名行窃匪之事的贼人”。

松冈让在战前的旧版中并未提及华尔纳的行径，但在战后新版中新增的最后一章节，出现了以下状似随意的描述：

“据说美国某所大学的某位博士到了敦煌后，为千佛洞的破败不堪感到痛心不已，不愿放任其自行毁灭，便撬走了几处壁画，又悄悄抬走了几尊佛像，准备带回去捐给某些大学或博物馆。据说当时千佛洞中空无一人。”

“先生，您说的可是华尔纳博士？就是在这次战争中将奈良和京都从轰炸中拯救出来，一度被日本奉为神明的那个人？但我也听说，自壁画事件后，他便被中国人称为美国的大盗了。”

我曾在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见过这些来自敦煌的文物，也在敦煌莫高窟中亲眼见过被华尔纳剥离后留下的墙面，那可真是触目惊心啊。所以我觉得对华尔纳的批判确实言出有据。

近年，同志社大学的奥蒂斯·卡里教授基于详细的调查研究，对于华尔纳是否真是“把奈良和京都从战火中救出的恩人”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文艺春秋》昭和五十年（1975年）九月刊］

此外，除了那些外国探险家外，对列强文化侵略持有批判态度的《敦煌往事》作者还将目光转向了那些成为列强爪牙却扬扬自得的伪中国知识分子。作者借着斯坦因的目光，看到了藏经洞的住持道士王圆箓及斯坦因的秘书蒋孝琬这两类人。

斯坦因此刻才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一直生活着两种人，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是像蒋孝琬这种精通外语、几乎与外国人无异、让人看不出国籍的“精英人才”，这一类人能成为外来者的得力助手，很让外来者省心，可没有鲜明的自我，骨子里尽是软弱，也十分无耻，只要能得利，哪怕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还总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沦为别人的奴隶还沾沾自喜。

而另一种人呢，就是浑身散发着土气的住持那样的，虽然目不识丁，却带着一股执拗的力量的人。他们十分无知，所以才能心安理得地以善人自居。

相比之下，作者似乎对遭受斯坦因与伯希和愚弄、威胁甚至欺骗的无知善人王道士还存有着些许好感；而对蒋孝琬一类人生不出半分好感，或许也是缘于作者自身性格的原因吧。

日本人中恐怕也有不少像蒋孝琬般崇洋媚外、国籍泯灭的知识分子吧，只不过或许没有蒋孝琬那般严重。譬如如今社会就有一些见不得华尔纳被人批判，否则就会立刻出现过激反应的人，就与那蒋孝琬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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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往事》主要讲述20世纪初期在丝绸之路上连番登场的三支探险队进入敦煌后的故事。首先是1907年5月中旬，英国探险队的斯坦因一行首度出现在敦煌大地上，接下来是十个月后的1908年2月底，法国探险队的伯希和一行意气风发地踏入敦煌。尽管作者将最初的两支队伍都称为“文化侵略的绅士”，但对于最后进入敦煌的日本探险队，即1910年进入敦煌的大谷探险队，却没有使用明显的批判性语言，这与对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态度可是有不同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1908年被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派往丝绸之路的大谷探险队青年，其原名应为橘瑞超，但不知为何，在这个故事中却成了“名叫立花的探险家”。

与斯坦因、伯希和一样，“立花”也从王道士的手中得到了藏经洞中的写经。为了与橘瑞超在敦煌会合，大谷探险队的另一位队员吉川小一郎先行一步来到此地。在吉川所著的《支那纪行》中出现了如下记载：橘瑞超威胁王道士，若不顺从就将他告至衙门。就这样，吉川一行人把王道士趁着夜色偷偷带来的两百卷经卷，从开价的三百两一路还价到了五十两。

而在本书中，立花之所以威胁王道士要去衙门告发，是因为经卷当中掺杂了赝品，对于自己恫吓砍价之事则是丝毫未曾提及：

“住持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马蹄银，还意外地得到了慰问费和一些捐赠给千佛洞的善款，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位贵公子‘三藏’的房间。”

这些情节与吉川日记所述内容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与现实中的橘瑞超相比，故事中的立花这一人物形象，很大部分是来自作者松冈让的创造。那么，立花被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立花自己说过：

“住持大人，我曾在伦敦与斯坦因先生亲切会面过。他告诉我，您曾非常大方地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向他和后来的法国伯希和先生出售了经文，您一定还记得这些事吧？这两位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博士，虽然在学术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也只是单纯的学者罢了。而我则不同，我是佛教徒，也就是真正的佛门弟子。您看，除了佛缘外，我们还拥有同样的肤色，而且使用的文字也都是方块字，可见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何等深厚……小僧以我佛的名义起誓，绝不做暗算他人之事。您我皆为佛门弟子，住持大人不也应该为我在做的神圣事业助一臂之力吗？我可一直都是按您的要求供奉香火的。”

从此处立花说的“我是佛教徒，也就是真正的佛门弟子”“以我佛的名义起誓”“为我在做的神圣事业助一臂之力”“我可一直都是按您的要求供奉香火的”等言辞中，都可以看出，立花被塑造成了一副贵公子似的僧人形象。

于是，我突然有了一个推测：立花口中的“我”，莫非不是别人，正是作者自己？是作者将自己投射到了立花这个人物形象之中了。“我这样的佛教徒”会不会就是作者自己呢？而且还是一位敢说“以我佛之名起誓”的虔诚佛教徒。

在此之前，我对松冈让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夏目漱石女婿”的这一身份上。我从小学起就听过这个名字了。某次，我无意中在母亲订阅的女性杂志增刊上读到久米正雄的小说《破船》，并得知松冈让曾与久米争夺过漱石的长女笔子。后来我才知道，松冈与笔子的婚事，也导致他在文坛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对松冈让此人并无太多了解，恰好最近刚刚认识了松冈先生的女婿半藤一利，我便上门拜访，希望他能给我解惑。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猜测全部正确。

半藤先生告诉我，松冈让原本就出身佛门，本名善让。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松冈出生于净土真宗本觉寺，与现在一样，这个寺院当时也属于长冈市。这么说来，大正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那本让松冈在文坛一跃成名的长篇小说《保护法城的人们》，更像是他的一部自传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出生于雪国的净土真宗寺庙中，因无法忍受堕落的寺院生活，与身为寺院住持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向充满虚伪的法门毅然举起了反旗。

在与半藤一利的交谈中，松冈让给昭和十年（1935年）出生的三女儿，也就是现在的半藤夫人，取名为“末利”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末利”原本是一种茉莉花的名字，用这种香气浓郁的白色小花编织而成的花环在汉语中称为“花鬘”。之所以这个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借助祇园精舍而名扬天下的舍卫国波斯匿王的夫人芳名就叫“末利”，《胜鬘义经》中出现的胜鬘夫人之母，便是这位末利夫人。

据说女儿末利出生之时，松冈正在撰写《释迦牟尼的生涯》一书。三年后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松冈首次将《敦煌往事》的初稿刊登在《改造》杂志的十月刊上。

《胜鬘义经》中最让人感动的，便是鲜花般娇嫩芬芳的胜鬘夫人对释迦牟尼那热诚、真切的信仰告白，而让当时的松冈让最受震撼的则是十大受，即胜鬘夫人对释迦牟尼所发的，以“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所受戒，不起犯心”为首的十大弘誓。

至少当时的松冈是十分关注《胜鬘义经》的，这一点从斯坦因掠夺的物品清单中出现的《胜鬘义经》中就可窥探一二，《胜鬘义经》成书于北魏正始元年（504年），对此，松冈做了补充说明：“504年为日本武烈天皇在位期间，该经书大约是千佛洞中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了。”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之所以写这本《敦煌往事》，除了松冈让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丝绸之路心驰神往，对19世纪初的丝路探险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对斯坦因与伯希和等掠夺文物后形成的“敦煌学”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更是由于他对一心求法、朝圣于荒漠丝路、远渡印度的高僧，法显三藏、玄奘三藏、义净三藏，以及佛教东渐后从印度远道而来的弘法大师等高僧，崇高的敬畏之情及深切的追思。

对松冈来说，敦煌既是佛教东传的要地，更是熠熠生辉的佛教兴盛之地。至于大谷探险队，从现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掠夺文物清单中不难发现，大谷探险队的双手并不干净。他们掠来的文物中也不乏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迹中剥下的壁画残片，以及被揪下来的雕像头部。

关于这一点，比任何人更热衷于研究且富有批判精神的松冈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尽管如此，松冈还是将大谷探险队与其他队伍划清了界限，或许是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记述真正的大谷探险队，而是在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大谷使节团”。

松冈将斯坦因、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以及俄国的奥登堡等人所率领的列强丝路探险队皆称为“探险队”，却有意识地将大谷探险队区分开来，单独称为“使节团”。大谷使节团的使命就是追寻法显三藏与玄奘三藏的求法朝圣之迹。与此同时，虚构人物立花也被描绘成一位充满使命感、为修佛道不惜付出生命的青年信徒。作品中立花所说的“我”，其实指的正是松冈本人。不难想象，作者把自己对敦煌的无限憧憬、对丝绸之路求法朝圣的痴梦，都寄托在了这部作品当中。

据说，松冈让生前曾向半藤说道：“有生之年无法踏上敦煌的遗憾，我已尽数写于此书之中。”一句“遗憾”着实让人唏嘘。所以这本《敦煌往事》其实也是一部饱含作者对敦煌挚爱之情的心血之作。

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七月二十二日，松冈让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其名作《敦煌往事》则永留人间。今年，即将迎来他的第十三周年忌日。

上原和（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