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一段关于我身世的简短开场白吧。我妈妈，她非常聪明，是亚拉巴马州最美的姑娘。人人都这么说，也确实如此。她十六岁上嫁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商人，此人出身新奥尔良的好人家。婚姻维持了一年。妈妈太年轻，做不来母亲或妻子，也太有野心—想要上大学，做一番事业。于是她离开了丈夫。至于我，她就交给她在亚拉巴马的大家庭去照看。

那几年里，我很少见到双亲。爸爸在新奥尔良忙得脱不开身。妈妈呢，大学毕业后去了纽约寻求发达。但其实对我而言，这样没什么不好。在那里我很快乐。我有许多好亲戚，舅舅、姨妈和表亲，特别是有一个表亲，一个上了年纪、白头发、微微瘸腿的女人，叫做苏柯。苏柯·佛尔克小姐。我也有别的朋友，但她无疑是我最好的朋友。

苏柯讲给我听圣诞老人的事情，他飘荡的长胡须，红色外套，装满礼物叮当响的雪橇。我很信她，正如我信每个人都出自上帝的意志，或是主的，苏柯总是这样称呼他。如果我踢了脚趾，或者摔下马，或者在小溪里抓到一条大鱼—无论好事坏事，那都是主的意思。苏柯跟我说着这些的时候，她接到了从新奥尔良传来的可怕消息：我爸爸想要我到那里去和他一起过圣诞。

我哭了。不想去。我从来没离开过这个被森林、农场和河流环绕，与世隔绝的亚拉巴马小镇。没有苏柯用手指轻轻帮我梳头，同时给我一个晚安吻，我就无法入睡。并且，我也害怕陌生人，爸爸就是一个陌生人。我见过他几次，可印象很模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正如苏柯所说：“这是主的意思。谁知道呢，巴迪，你也许能看到下雪呢。”

雪！在我自己会读书以前，苏柯给我读过很多故事，似乎差不多所有的故事里都有很多雪。飘扬的闪烁的童话里的雪片。那是我的梦中之物。一种我想要看见、感觉和触摸的神秘而奇幻的东西。当然我还从来没有过，苏柯也没有，谁叫我们住在像亚拉巴马这样热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认为我在新奥尔良能看到雪，因为那里更热。别介意。她只是想给我上路的勇气。

我有一套新衣服。翻领上别了一张卡片，上面是我的名字和地址。这是为了防止我走失。明白吧，我得一个人上路。坐大巴。哦，每个人都认为有了这个标签我就安全了。每个人，除了我。我怕得要死。很愤怒。十分生爸爸的气，那个陌生人迫使我在圣诞节离开家，离开苏柯。

那是一次四百英里的旅行。差不多吧。第一站是牟拜尔。我在那里换了大巴，然后一直一直走，穿过大片松软的湿地，沿着海岸线，来到一个喧闹的城市，有轨电车叮当响，街上满是一些危险的、外国人模样的家伙。

这就是新奥尔良。

我刚一下车，忽然间一个男人过来把我卷进怀里，挤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他笑了，又哭了—一个英俊的高个男子，又是哭又是笑。他说：“你不认得我了？你不认得你爸爸了？”

我无语。我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坐上出租车，我问：“它在哪儿？”

“我们的房子？不远—”

“不是房子，是雪。”

“什么雪？”

“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雪。”

他奇怪地看着我，笑了：“新奥尔良从来不下雪。至少我没听说过。不过你听，听到雷声了吗？肯定要下雨了！”

我不知道什么让我最害怕，是雷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嘶啦嘶啦的曲折闪电，还是我爸爸。那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雨还在下。我做了祈祷，祈祷我可以很快回到家里和苏柯在一起。没有苏柯的晚安吻，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睡着。事实上，因为睡不着，我开始想圣诞老人会带给我什么。我想要一把手柄镶珍珠的小刀、一套大拼图玩具。一顶牛仔帽和配套的套马索。还有一把可以用来打麻雀的b.b.来复枪。（多年后，我真的有了一把b.b.来复枪，打下来一只反舌鸟和一只山鹑，我忘不了当时悔恨的感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杀生，我抓到的每条鱼都放回水里。）我还想要一盒彩笔。不过最最想要的，是收音机，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认识的有收音机的人不超过十个。须知，那时可是大萧条时期，深南诸州[7]有收音机或冰箱的家庭是很少的。

可爸爸两样都有。他似乎什么都有—一辆带后敞座的汽车，更不用说法国区[8]一座古老精致的粉色小别墅，铁镂花阳台，隐蔽的露台花园里点缀着各色鲜花，一个人鱼形状的喷泉喷洒着凉意。他还有半打，哦不，整整一打女朋友。像妈妈一样，爸爸还没有再婚。但他们都有执着的仰慕者，最终，不管情愿与否，他们走向了婚礼的圣坛，实际上，爸爸走了六次。

你由此可见他一定很有魅力。而且，真的，他似乎迷倒了大多数人—每个人，除了我。这是因为他让我很尴尬，总是拖着我去见他的朋友们，从银行家到每天为他修脸的理发师，当然，还有他所有的女朋友们。最要命的是，他总是在抱我亲我并拿我吹牛。我觉得非常丢脸。首先，没什么好吹的。我是个地道的乡下男孩。我相信耶稣，虔诚地祷告。我相信有圣诞老人。在亚拉巴马的家里，除了去教堂的时候，我从来不穿鞋子，无论冬夏。

穿着那些带子紧绷、热得要命、重如沉铅的鞋子，被牵着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实在是一种折磨。而鞋子和食物相比，我又不知道哪样更糟。在家的时候我喜欢吃炸鸡、甘蓝叶、黄油青豆、玉米面包和别的好吃的东西。可是那些新奥尔良的餐馆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吃的那只牡蛎，它就像一个噩梦滑下我的喉咙；过了几百年我才吃下去另一只。至于那些辣辣的克里奥尔菜肴[9]，想想它们是怎么烧灼我的胃的。不，先生，我渴望的是刚下烤架的面饼、新挤的牛奶，还有刚从桶中舀出的家制糖蜜。

我可怜的爸爸不知道我有多么难受，一方面是因为我从来不让他看到，当然更不会告诉他，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妈妈抗议，他已经设法弄到了这个圣诞节期间对我的合法监护权。

他会说：“说实话。你不想过来和我一起住在新奥尔良吗？”

“我不能。”

“你不能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念苏柯。我想念奎妮。我们有一条捕鼠㹴，很滑稽的小东西。可我们都爱她。”

他说：“你不爱我吗？”

我说：“不是的。”但事实是，除了苏柯、奎妮、几个表亲，还有床头美丽妈妈的照片之外，我不知道爱意味着什么。

我很快就明白了。圣诞前一天，我们沿着运河街散步时，我突然定住了，着魔了，我看见一个大玩具店的橱窗里有一个奇妙的玩意。那是一架飞机模型，大得可以坐到里面，像骑自行车一样踩踏板。它是绿色的，有一个红色的螺旋桨。我相信只要踩得足够快，它就能飞起来。那不是很酷吗？我能想见我的表兄妹们站在地上看着我飞进云朵里。谈论着天空中的那点绿！我笑了，笑个不停。这是我做的第一件让我爸爸看上去比较自信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什么让我觉得如此好笑。

那天晚上我祈祷圣诞老人会给我带来飞机。

我爸爸已经买了一棵圣诞树，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五分一毛店里挑选装饰它的东西。然后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一张妈妈的照片放在树下。爸爸一看到，顿时脸色发白，颤抖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他走到一个橱子前，拿出一个高脚杯和一个瓶子。我认得那个瓶子，因为我在亚拉巴马的舅舅们也有很多一样的。私酿威士忌。他把高脚杯倒满了，几乎是一口气咕了下去。然后，那张照片对他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我等待着圣诞前夜，以及圣诞胖爷爷那总是令人兴奋的到来。当然，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沉重的、叮当响的、大腹便便的巨人扑通跳进烟囱，在圣诞树下快活地分发赐赠。我的表弟比利·鲍伯，一个可恶的小矮个，却有着一个铁拳头一样的脑子，他说那全都是胡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我的天！”他说，“谁要是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就会相信骡子是马。”这次争吵发生在法院的小广场上。我说：“圣诞老人是有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主的意志，而主的意志无论如何都是真的。”比利·鲍伯朝地上啐了一口，走开了：“哎呀，看起来我们这里又多了一个牧师了。”

我总是发誓平安夜不睡觉，我想听屋顶上驯鹿奔跃的舞步，想在烟囱根那儿与圣诞老人握手。而这个圣诞节，在我看来，似乎没什么比保持清醒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爸爸的房子有三层楼，七个房间，有几个很大，尤其是那三个通向露台花园的房间：前厅、餐室，还有一个给喜欢跳舞和玩牌的人用的“音乐”室。楼上的两层都带有铁镂花阳台，墨绿的铁花上优雅地缠绕着九重葛和红色千鸟兰的连绵细藤。那种兰花就像蜥蜴吐出的红舌头。这是那种只有配上清漆地板、柳编器具、天鹅绒才相得益彰的房子。它很可能被当成某个富人的家，或者，一个品味高雅的人的住所。对一个贫穷（但很快乐）的亚拉巴马赤脚男孩来说，爸爸如何能设法满足这种欲望，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秘密。

但这对妈妈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大学毕业后，她来到纽约打拼，充分运用了她那木兰花般的美貌，去寻找一个真正合适的未婚夫，他能够买得起萨顿区的公寓和貂皮大衣。不，她很清楚我爸爸的那些经济来源，但从未提起，直到许多年以后，此时她早已穿上貂皮大衣，而珍珠项链在领口闪烁。

她曾到过一所势利的新英格兰寄宿学校来看我（我在那里的学费由她富有而大方的丈夫承担），我说的什么话让她火冒三丈；她高声叫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活得那么滋润？租快艇游希腊群岛？他的老婆！想想他那一长串的老婆！全是寡妇。全是富婆。非常富。全都比他大很多。老到没有正常的年轻人会娶她们。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他唯一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我没能生下别的孩子—我那时还太小，不能要孩子，可他是只野兽，他害了我，他毁了我—”

舞男一个，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停下瞧……月光，迈阿密的月光……我是第一次，请你要好意……嘿，先生，能给上一角吗？……舞男一个，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停下瞧……[10]

她讲这些的时候（我尽量不听，因为讲述我的出世摧毁了她，她也摧毁了我），我心里不禁翻过这些调子，或者类似的调子。它们帮我不去听她，它们让我想起那个新奥尔良的平安夜，爸爸举行的那场奇怪而令人难忘的晚会。

露台上放满了蜡烛，三个与之相通的房间也点上了。大部分客人都聚集在前厅，圣诞树在壁炉里微弱的火光映照下闪烁。还有许多人在音乐室和露台上跳舞，音乐从一个上发条的留声机里传来。在被爸爸向客人们做过介绍，大量的介绍后，我被送回到楼上。但从卧室的法式百叶门外的台阶上，我能看到舞会的全景，看到那一对对的舞伴。我看见父亲和一位优雅的女士围着美人鱼喷泉旁的水池在跳华尔兹。她很优雅，穿一袭银色的纤长礼服，在烛光下闪闪烁烁。但她挺老，至少比爸爸大十岁，爸爸那时三十五。

我忽然意识到爸爸显然是那个晚会上最年轻的人。那些女士，虽然很迷人，却都不比那个银衣荡漾的窈窕舞者年轻。男人也是一样。他们中很多人在抽气息甜润的哈瓦那雪茄，但一半以上老得可以做我爸爸的爸爸了。

然后我看见一件让我不相信自己眼睛的事情。爸爸和他灵巧的舞伴舞到了一处猩红千鸟兰笼罩下的角落里，他们在拥抱，亲吻。我是那么惊讶，那么愤怒，于是跑进房间，跳上床，用被子蒙住头。为什么我英俊的爸爸会想和老女人那样？为什么楼下那些人不回家，好让圣诞老人过来。我醒着躺了几小时，听见他们离开，爸爸说完最后一声再见，我听到他爬上楼，开了我的门，向里窥视。但我装作睡着了。

几样事情让我整夜都醒着。首先是爸爸的脚步声，他跑上跑下，重重地喘气。我得看看他在忙什么。于是我藏在阳台上的九重葛藤蔓中，从那里我能看到前厅的全景、圣诞树，以及还燃着一点暗淡火苗的壁炉。而且，我还能看到爸爸。他趴在树下，把一堆礼盒摆成金字塔状。那些礼盒包着紫色、红色、金色、白色和蓝色的纸，在被移来移去的时候发出窸窣的声响。我感到晕眩，因为眼前所见迫使我重新审视一切事物。如果这些是给我的礼物，那么很显然，他们不是由上帝选定，让圣诞老人送来的。不，这些礼物是爸爸买来和包扎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那些嘲笑我，说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的人，我那讨厌的小表亲比利·鲍伯和其他像他一样讨厌的小孩，他们没有说谎。我最糟糕的想法是，苏柯是否也知道这个，却对我撒谎？不，苏柯从来不会对我说谎。她相信有。就是这样的，虽然，她已经六十来岁了，可在某些方面她还是十足的孩子，像我一样的孩子。

我看着爸爸做完他繁重的家务，吹灭几支还燃着的蜡烛。我等着，直到确定他上床睡熟。然后我潜下楼梯到了前厅，那里还残留着栀子和哈瓦那雪茄的气味。

我坐在那里，思考着：现在该我去告诉苏柯这件事的真相了。一股怒气，一种奇怪的恶意在我心中缭绕升起，那并不是冲着爸爸的，但结果爸爸却成了牺牲品。

黎明来临，我察看着每个礼包上附着的标签带。上面全都写着：“给巴迪。”只有一个，上面写的是：“给伊凡吉兰。”伊凡吉兰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有色人种，成天喝可口可乐，重三百磅。她是爸爸的管家，也像妈妈一样照顾他。我决定拆开包裹：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我醒着，为什么不呢？我不想仔细描述里面的内容，只是一些衬衫、毛衣之类没劲的玩意儿。只有一把相当漂亮的手枪我比较喜欢。于是我想到一个主意，用枪声来叫醒爸爸应该很好玩。于是我开了火，。。。

他跑出房间，瞪大了眼睛。

。。。

“巴迪，你究竟在搞什么鬼啊？”

“。。。”

“停！”

我笑了。“瞧，爸爸。看看圣诞老人给我带来多棒的礼物啊。”

他平静下来，走进前厅抱起我。“你喜欢圣诞老人给你的礼物？”

我对他笑，他也对我笑。但这温馨一刻被打破了，当我说“是的，可是你会给我什么礼物呢，爸爸？”时，他的笑容收敛了，眼睛疑惑地眯起来。你能看出他想我可能是在耍花招。但他接着脸红了，似乎在为自己的想法羞愧。他拍拍我的脑袋，咳嗽了一下，说：“哦，我想我要等等，让你挑选自己想要的。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吗？”

我提醒他我们在运河街的玩具店里看到过的那架飞机。他的脸拉长了。哦，是的，他想起了那架飞机和它有多么贵。不过，第二天在爸爸给那个开心的推销员写支票时，我还是坐进了那架飞机，想象着自己向着天堂飞去，越变越小。关于如何将飞机运到亚拉巴马我们有一些争论。但我很坚定，我坚持要把它带在身边，带上那天下午两点钟我要坐的大巴。推销员给巴士公司打了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巴士公司说他们能很容易处理好。

但我还没有摆脱新奥尔良。问题出在那一大瓶银瓶私酿威士忌上。也许是因为我要走了，但爸爸本来也是终日纵酒的，在去巴士站的路上，他把我吓着了。他紧握我的手腕，嘶哑地低语：“我不会让你走，我不能让你回到那个古怪老房子里的疯癫家庭里去。看看他们把你教成什么样了。一个六岁的男孩，快七岁了，还在说圣诞老人！这全是她们的错。那些只知道《圣经》和打毛衣的尖酸老处女，那些醉醺醺的舅舅！听我的，巴迪。没有上帝，也没有圣诞老人。”他那么用力，弄疼了我的手腕。“哦，天哪，有时我想，让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你妈妈和我，我们两个，应该去自杀—”（他没有自杀，但我妈妈却那么做了，三十年前她吞安眠药走的。）“亲我，亲我。告诉你爸爸你爱他。”但我说不出话来，我很害怕我要误掉巴士了。我还担心绑在出租车顶上的飞机。“说，说‘我爱你’。说啊，巴迪。说啊。”

还好出租车司机是个好心人。因为要不是他，还有几个麻利的行李工和一个和蔼的警察叔叔的帮忙，我都不知道到车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爸爸摇摇晃晃的，路都走不了。但警察跟他说话，让他平静下来，扶他站直，出租车司机答应把他安全送回家。但爸爸不愿走开，直到看见行李工把我放上巴士。

我一上到巴士里，就蜷缩在位子上，闭着眼睛。我感到一种最为莫名的痛楚。紧迫的痛感传遍全身。我想如果脱掉笨重的城市皮靴，那折磨人的妖怪，那种疼痛就会减轻。我脱了鞋，但那神秘的痛楚没有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未消失；永远也不会。

十二个小时后，我回到家躺在了床上，房间很暗。苏柯坐在我旁边，在一把摇椅上摇动，那声音像海浪一样和缓慰人。我试着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她听，却像一只号叫的狗那样嘶声痛哭起来。她用手指轻抚着我的头发，说：“世上当然有圣诞老人。只是因为一个人做不了他得做的那么多事情，所以上帝把任务分给了我们大家。所以每个人都是圣诞老人。我是。你也是。甚至你的表亲比利·鲍伯也是。现在我们睡吧，数星星。想想最安静的事物，比如雪。我很抱歉你没有看到。但现在雪正从星星上落下—”星星闪烁，雪花飘转在我脑海中。最后我记得，主用平静的声音告诉我一些我必须做的事情。第二天我做了。我和苏柯去了邮局，买了一分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现在还在。去年爸爸去世时，我在他的银行保险柜里发现了它。上面是我写给他的话：“嗨爸爸希望你过得很好我也很好我在学习开飞机开得很快马上就可以飞上天了所以你要睁大眼睛看着是的我爱你巴迪。”